贺兰山情话
宁夏有个镇北堡
一
宁夏在哪里？坐在王府井或淮海路上的星巴克咖啡馆，你很难想象宁夏是什么样子。宁夏甚至比内蒙古和青海还更少进入外地人的视野。你翻遍全国各地报纸的旅行社广告，很少见到一条来宁夏旅游的线路。1983年，那时出国几乎全部由组织部门外派，中国作家协会指派我跟严文井和陆文夫到北欧访问，文件居然下发到甘肃省宣传部。20多年后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来宁夏做我的一个节目，摄制组在银川还住了几天，节目播出时，解说词竟是：“张贤亮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银川市。”难怪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是从甘肃、青海或内蒙古转来的。有时碰到多年没见的朋友，也会问，“甘肃那边怎么样？”“你在内蒙古还好吧？”常常令我十分惭愧，似乎不是别人的错而是我的错。
其实，我自己在20岁之前，也不知道“宁夏”二字是什么意思。1954年我18岁时在北京上高中，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毕业前夕学校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开除。当时我家已完全败落，父亲身陷囹圄，母亲靠给人编织毛衣维持生计。我成了“待业青年”后，到刻印店去揽刻蜡纸的活儿，刻一张蜡纸五毛钱，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两毛。我一天能刻五张蜡纸，得一块钱，用以维持母亲、妹妹和我的生活。现在，刻蜡版已是“绝活”，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中大概还有那么少数几个会，我就是掌握这种“绝活”的人之一。
1954年，北京就开始建设“新北京”，首先是要把北京市里无业的、待业的、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在旧中国体制内做过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去，名曰“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肃、青海和新疆。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迁移的对象。于是，在1955年7月，我携老母弱妹与1000多人一批，先乘火车到包头，再转乘几十辆大卡车长途跋涉了三天，才到当时称为“甘肃省银川专区”贺兰县的一处黄河边的农村。县政府已给我们这些“北京移民”盖好了土坯房，并且单独成立了一个乡的行政建制，名为“京星乡”，好像这里的人都是北京落下的闪亮之星，或说是陨石吧。乡分为四个村，每个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的和兵营一样，前后来了数千人在这个乡居住。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土炕，散发着霉味的潮气。房屋在夏季怎么会发霉呢？后来我也成了老宁夏人时才知道，抹墙的泥一定要用当年的麦秸或稻草，如果用陈年发了霉的草秸和泥，肯定会有霉味。人们以为现代装饰涂料会有污染，殊不知古代的装饰涂料也会有污染。可是并没有人因为住在这种空气污染的房子里而得病，使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脆弱。
用麦草和稻草秸和泥抹墙，大概是人类从树上的巢爬下来开始盖房子就发明的，泥一直是古代的装饰涂料，数千年来沿用至今。那时，我在宁夏农村举目望去，几乎无一不是古代场景的再现。犁田还用“二牛抬扛”，连犁头也是木制的，春种秋收、脱粒扬场等等农业劳动，都和汉唐古墓刻石上的“农家乐”一样，洋溢着原始的淳朴。土坯房里虽然味道难闻，可是田野上纯净的空气仿佛争先恐后地要往你鼻子里钻，不可抗拒地要将你的肺腑充满；天蓝得透明，让你觉得一下子长高了许多，不用翅膀也会飞起来。
我终生难忘第一次看到黄河的情景。正在夏日，那年雨水充沛，河水用通俗的“浩浩荡荡，汹涌澎湃”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在河湾的回流处，一个一个漩涡冲刷着堤岸的泥土，不时响起堤岸坍塌的轰隆声，使黄河在晴空下显得极富张力，伟岸而森严。岸边一棵棵老柳树，裸露的根须紧紧抓住悬崖似的泥土，坚定又沉着，表现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顽强。移民们都是北京市民，不少是在旧社会混过事儿的，虽然不会农业劳动，却会玩耍，不乏会钓鱼的人。他们用一根细木棍（宁夏没有竹子）系根棉线，棉线一端再挽根弯铁丝，连鱼饵都不用，垂在河湾浅滩边上，居然能把几斤甚至十几斤的鲤鱼或鲇鱼钓上来，令我煞是羡慕。
我们用的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一次我打水时不小心把木桶掉在井里了。政府给我们移民只发了生产性的农具，除铁锹、锄头、镰刀外别无长物，用什么东西把水桶捞上来呢？我只好到不远处的一个村子去借钩子一类的器具。宁夏人把村子叫“庄子”。进了庄子找到一户敞着门的人家，见两个穿对襟系绊小褂的小媳妇盘腿坐在炕上缝被子。我说：“对不起，我想借你们的钩子用一下。”没想到两个小媳妇先是互相惊诧地对望了一眼，突然笑得前仰后合，连声叫：“妈哟，肚子疼！”然后这个推那个，那个搡这个，“你把你钩子借给他。”“你才想把钩子借给他。”……两人并不理会我，在炕上嬉笑着互相撕扯起来。我在一旁莫名其妙，她们家用树杈做成的钩子明明放在门边的水桶上，不借就不借，有什么可笑的呢？最后她们懂得了我的意思，一个年纪大点的小媳妇红着脸扭扭捏捏地下了炕，别过脸把钩子递到我手上。在我还钩子的时候，她们又笑得拍手跳脚。后来，我才知道，宁夏方言把钩子的“钩”口语说成“须”，钩子在口语中叫“须子”或“须须子”。“钩子”的发音与“沟子”相同，而“沟子”在宁夏方言中却是屁股的意思，比如普通话中的“拍马屁”，宁夏人说是“溜沟子”。向一个女人借“沟子”，无疑是严重的性骚扰，上海人说“吃豆腐”，宁夏人叫做“骚情”。
宁夏的自然和人情，对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完完全全弥补了失落感。况且，我在大城市也不过是一个既无业、“出身成分”又不好的“贱民”。宁夏的空阔、粗犷、奔放及原始的裸露美，竟使我不知不觉喜欢上它。并且，这两个面色红润的小媳妇的笑靥，给19岁的我印象之深，从此决定了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直到今天，我还是比较欣赏有点乡土味的质朴的女孩子。
这个我原来非常陌生的地方，竟成了我半个多世纪一直到今天还在此生活的家园。
二
宁夏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化外番邦”，是西戎人的聚居地。秦代列入中央政权管辖，自汉代设“郡”，称为“朔方”。公元1038年至1227年，党项贵族凭借宁夏地区雄厚的经济力量，建立起以“兴庆府”即今日的银川市为中心的“大夏国”，统治了现今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青海部分地区近200年之久。“大夏”曾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王朝，与宋王朝和辽国鼎足而立，还以汉文字为基础独创了一套文字系统。“大夏国”公元13世纪被蒙古消灭。成吉思汗就死在宁夏境内和“大夏”的战争中，所以蒙古人攻占这一片土地后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不仅把党项族人赶尽杀绝，彻底焚毁了西夏王朝的宫殿陵墓，还丝毫不留地消灭了党项人创造的文化。辉煌了一个多世纪的大夏王朝和党项族从此在历史上仿佛是一片空白，这就是今天宁夏的旅游业能打出“神秘西夏”品牌的原因。
清朝时宁夏还是一个“府”的建制，归甘肃管辖。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才成为一个行省。1953年，国务院又将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宁夏全境成了甘肃的“银川专区”。所以，我当时不是移民到宁夏而是移民到甘肃的。
因宁夏离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这些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一向被看作“边陲之地”，也一直是历朝历代移民的目的地。即使今天占宁夏人口三分之一的回族，也是从唐代开始陆续从中亚细亚辗转迁徙过来的，特别在取代了元朝统治的明朝，中央政权从江浙一带迁移来大量人口“屯垦戍边”，所以说，宁夏基本上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地区。有关宁夏的各种地方志上，都注明此地“有江左遗风”。移民构成的地区最大特点是开放，没有排外意识，有点像美国的西部。不管是北京来的，江浙来的，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来的，到这里的人很快就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我和母亲妹妹到了宁夏，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不习惯，移民群体中哪家都有“污点”，谁也别说谁，再也没有在北京经常遭受的冷眼，所以反而有一种解放感。
今天的宁夏首府银川市，那时是银川专区的行署所在地。我第一次进银川市是在1955年秋季。一天夜里，同村的一个移民的妻子突然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这个移民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原先在旧政府里做过事。乡里尽管都是“北京之星”，却没有一个有医疗常识的人，更别说医务所了。我们几个帮忙的人七手八脚用木棒绑了副担架，拉来两头毛驴，前一头后一头，将担架驮在驴背上，找个老乡给领路，往银川市去求医。那夜没有月亮，天很黑，我们连手电筒也没有，逢沟过沟，遇坎跨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无路的田野中穿行，前面那头驴的尾巴不停地扫着病妇的头。颠簸了几个小时，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乡向前一指说：“银川快到了。”我们这才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一堵黑咕隆咚的仿佛土墙的东西横在前面，果然那就是银川的城墙了。
天渐渐亮了，晨风徐来，空气格外清新，这时病妇的精神居然好了，肚子也不疼了，从被窝里伸出头，在驴屁股后面竟然唱起了歌。唱的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曲家陈歌辛作的流行歌曲《凤凰于飞》，这首歌曾风靡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也是我少年时很喜欢的一首歌。歌中唱道：
柳媚花妍莺声儿娇
春色又到人间报到
山媚水眼盈盈地笑
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花月良宵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青春年少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地逍遥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地轻飘……
病妇在旧社会的北平当过舞女，歌喉婉转而娇柔。别人都在急急赶路，又困又疲乏，对歌声无动于衷，而我好像一下子在晨光中腾飞起来，耳边响起交响乐的华彩乐章，在时空中穿行。飞呀飞呀！游呀游呀！觉得自己像凤凰似的有一种通贯全身的自由逍遥！当时，这算是首黄色的反动歌曲，但我弄不明白它究竟反动在哪里。领悟到“革命”就是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消灭，还是十多年后“文革”的事了。
而巧合的是：银川自古以来就有“凤凰城”的美称，凤凰直到今天还作为银川市的城标高耸在西门的转盘中间。当然，我们那时不知道，病妇更不会知道。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好像真有什么鬼使神差：我们一行风尘仆仆、衣衫褴褛、赶着瘦驴、护着担架的外来移民，在朝霞中伴着《凤凰于飞》的歌声进入了“凤凰城”。40多年后，中央电视台来我这里做系列专题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我就将反映银川市的这一集命名为《凤凰于飞》。
1959年9月，宁夏从甘肃省划出单列为回族自治区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了。成立自治区的那天夜里，我们劳改犯人还在田间“夜战”，一个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撅着屁股割水稻。想抬起头看看远处沉浸在欢乐中的银川市放的五彩缤纷的烟花，就会招来队长一顿臭骂。我们明白了：这里，就在我们立足的这一方土地，究竟归什么地方管辖，它叫“宁夏”还是叫“甘肃”，都与我们无关了。
三
宁夏与我真正结下不解之缘并不是在长达22年的劳改时期。那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劳改都一样，“天下老鸹一般黑”，我不论跑在哪个省区市县乡都逃不脱出生入死的命运。当我成为一名作家，有更多的诱惑让我离开宁夏，我的祖籍江苏、我青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城市包括北京，都有单位向我招手。我也曾动摇犹豫过。进入80年代，宁夏已非50年代的宁夏，黄河已非50年代我初识的黄河。宁夏人口从不足100万膨胀到近600万，与全国其他所有城市相同，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原始质朴的面貌，变得摩登时尚起来。很多朋友来宁夏，都会惊奇在他们印象中偏僻荒凉的地方竟也如此“现代”。而他们赞赏的东西在我这个老宁夏人来看，却是我失去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了。我把青春全部埋葬在这里，埋葬我青春的土壤却被剧烈地翻动而使我的灵魂不安，再迁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无所谓了。但命运却给了我这么一块土地，终于牢牢地将我固定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镇北堡”。
我想，再没有一个作家像我这样，不但改写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还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景观，使周围数千人靠它吃饭。镇北堡虽然不大，却对宁夏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被宁夏领导人和老百姓称为“宁夏之宝”；是宁夏首府银川市唯一的国家AAAA级景区，各种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凡介绍宁夏一定会将“镇北堡西部影城”列为首选之一。我常常觉得这比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还值得欣慰。
第一次到镇北堡在1962年春。1961年12月，我第一次劳改释放，经过“低标准瓜菜代”饿死了数千万人的全民大饥荒，我万分侥幸地活了下来。公职早被开除了，释放了也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只能听从分配到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当农业工人。两个农场是紧邻，只隔一条渠沟（22年中我就在这条渠沟间过来过去，反复劳改，反复就业），但场部与场部之间却有50多里地的广阔田野，步行要六七个小时。从劳改农场到南梁农场的路途，完全和我的小说《绿化树》中所描写的相同。到南梁农场报到时已是黄昏，傍晚又被分到生产队。队长看我这个年轻人骨瘦如柴，风也吹得倒，再叫我到农田劳动等于要我命，就叫我去看管菜窖。北方地区冬季不生产蔬菜，在秋天就需把萝卜、白菜、土豆这类可以储存的蔬菜窖藏起来，以备整个冬季食用。萝卜、白菜、土豆自己不会跑，派人看管是怕人偷，可是我就监守自盗，首先偷吃起来。我甚至认为队长的用意就是叫我偷吃，和今天某些贪官体会领导的意图相似。每天，进了菜窖，先用镰刀切满满一脸盆白菜土豆放在土炉子上煮。我的破脸盆既洗脸又洗脚洗衣服还用来煮菜，用现在的词汇可叫“多功能盆”。开始享受的时候只知道拼命往肚子里填，大快朵颐。吃了几顿就觉得寡味的蔬菜噎在嗓子眼难以下咽，吃多了还会发呕，才发觉盐对人的重要，难怪历朝历代政府都要垄断食盐贸易。
到哪里找盐呢？我就业的南梁农场有个小卖部，但就为了防止农工偷来蔬菜在自己家里开小灶，偏偏不卖盐，让我不得不佩服经济的高度垄断与专制政体配合得天衣无缝。问农场的老住户，说是农场南边有个叫“镇北堡”的地方有个集市，可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于是我就在一个难得的假日去镇北堡赶集。反正到处是荒野，连一条羊肠小道也没有，一直往南走就行了。
这里，为了介绍镇北堡当年的面貌，我要引用小说《绿化树》中的一段文字。小说中这段文字完全是写实的，只是因为文学创作的需要把“镇北堡”改成了“镇南堡”。小说中这样写道：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30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
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橘黄色。问那偎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羼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沙石厂的工人用150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对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感到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门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
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
“两块。”
“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
“你别耍你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人老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问他。
“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我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 ”
“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18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秤。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那天，我当然还买到了盐，是与宁夏相邻的内蒙古吉兰泰盐池晒出的土盐，宁夏人叫做“大青盐”。一块块比拳头还要大，最小的颗粒也和鸽子蛋差不多。我只能买一点麻袋底下的碎渣，一把碎碴就要一元钱，这么算来，今天的物价好像还不太贵。土盐里含有大量的硝，其他的有害物质也肯定超标，但在那年月，我只见过饿死的人，从来没听过有人因食品污染中毒而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绿化树》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对镇北堡还没有研究，错把镇北堡当作“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其实，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边陲陆续修筑的两百多座兵营中的一座，是一处军事建筑物。“堡”有三种读音，一是“bǎo（保）”，意思是土筑的小城，“据险筑堡以自固”，即边防戍塞；一是“bǔ”，常用为地名，又念“pù”，与“铺”相通，本为“驿站”，也用为地名。镇北堡原是边防戍塞，“堡”应该念“保”，但辛亥革命后清兵作鸟兽散，城堡的防御功能完全丧失，很快被周边老百姓占据，军事要塞民用化了，天长日久，堡垒的“堡”也就逐渐念成了作为地名的“bǔ”。所以，宁夏人都知道“镇北堡（bǔ）西部影城”，如果你叫出租汽车说到“镇北堡（bǎo）”，司机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1962年春我第一次去镇北堡的时候，正如《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那时，镇北堡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从我就业的南梁农场到镇北堡，途中除了蜥蜴就没有其他动物。宁夏人形象地把蜥蜴叫“沙扑扑”，它在沙滩上打洞居住，像蛇一样爬行时发出“扑扑”的声响。我正在荒无人迹的沙滩上孤独地走着走着，走了大约30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沙滩中一下子冒出地面，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一股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
可以想象，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里面应该是有很多规模化建筑的，但大概在清兵解散以后，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得一干二净，连城门垛的砖也拆得一块不剩，所以我形容它“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堡内的“邮政代办所”“派出所”是民国时期盖的土坯房，牧民的房屋就更加简陋了。歪七扭八地随意搭建了一些羊圈，实际上，当时的镇北堡整个就是一座大羊圈。我去赶集那天，镇北堡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活动，充其量不到200人，也没有多少摊点，只有那么二三十个瘦老头在卖和他们一样干瘪的土豆、黄萝卜。可是，有那么多卖东西的摊点，有那么多人熙熙攘攘做生意，在刚劳改释放的我眼中，简直比今天城市里的“步行街”还热闹，令我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耳边还似乎响起了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那种带有阿拉伯风格的音乐，于是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中东电影。这里要说明的是，《碧血黄沙》并不是以阿拉伯为背景的电影而是一部描写西班牙斗牛士的电影，但奇怪的是第一个进入我脑海中的影片名就是《碧血黄沙》。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年代，尽管没有战争却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艰难地跋涉在这一片黄沙之上，展开的任何想象都会自然地带有死亡的血色。还有，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理解砂石厂的工人买了羊为什么不牵着让它自己走，却要像抱娃娃一样抱着它，很简单，叫只有十几斤肉的老羊自己走到沙石厂，至少又会减掉二两肉。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年代计算得都非常精明，所以我上面虚构了一段小说主人公“我”，用卖方的一种商品换同一卖方的另一种商品而获得价格差的故事。
一切都因偷吃蔬菜而起，都因买盐而起，我这一次赶集，改变了镇北堡的命运，决定了镇北堡的前景。从当前最强大的经济支柱之一的旅游业上说，我这次赶集，也决定了今天宁夏旅游线路的布局。
一撮盐，竟对宁夏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四
为什么说我改变了这个地方的命运呢？因为在宁夏像镇北堡这样明、清时代修筑的边防戍塞不止一处，“文革”前，仅银川市附近至少就有四座，有的比镇北堡保存得还完整。如果那天我不是去镇北堡赶集而是去另一个古堡赶集，那么今天繁荣的就不是镇北堡而是其他什么“堡”或“营”了。
据史料记载，明朝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即明孝宗皇帝到神宗皇帝这一时期（1488～1619年），明朝中央政府一方面在西北地区大修长城，即包括嘉峪关在内的现在所称的“明长城”，同时还沿着黄河与贺兰山之间狭长的平原地带修建了许多关隘，以防蒙古部族入侵。那时，宁夏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是中卫县以东的胜金关。《银川小志》说：“胜金关在中卫东六十里。山河相逼，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夫扼之，万夫莫过，诚卫之吭也。弘治六年参将韩玉筑，谓其过于金陵关，故名。”取名胜金关的意思是其坚固程度胜过了南京石头城的金陵关。韩玉将军从胜金关开始修筑关隘，向北逶迤到贺兰山东麓这处天然屏障，分为“南路”、“西路”、“北路”。“南路”的隘口有10处，西路的隘口有4处，北路的隘口有17处。位于贺兰山下的镇北堡就属北路中的1座。如果今天这17座军事要塞都完好无损，我们站在贺兰山上就可看到它们都能遥相呼应，彼此支援。韩玉将军的布置还是非常符合军事科学的。
可能就因为有这么严密的军事布防，对外敌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宁夏这条战线始终与蒙古部族相安无事，所有的关隘包括镇北堡在内都没有经历过一次战争。原先修筑得非常坚固的长城、兵营、要塞、城堡还有放狼烟的斥堠，就在风雨时光中渐渐消融。辛亥革命后，更变成农牧民的居住点。1949年再一次革命以后，在“广积肥多产粮”的号召下，农业社员纷纷把城墙土挖下来当肥料撒到地里，耸立的城堡又一点点融化进黄土地（宁夏人有把久经日晒的土当肥料的习惯）。1958年“大跃进”时，公社社员（农业社员变成公社社员了）竟在残存的城堡的墙体上挖出一个个垂直的大洞当作“土高炉”，燃起煤火来“大炼钢铁”。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旧时代的遗物更成了眼中钉，对它们的破坏不遗余力，一座座城堡连同很长一段古长城都被“革命”掉了，坚固程度超过南京金陵关的中卫胜金关也不见了踪影。
现在，只有在当时的“革命”波及不到的偏远地区还残留了几座古堡，但也都体无完肤。镇北堡之所以幸存就在于它坐落在一片荒凉之中。我20世纪60年代发现它时虽已残破不堪，像我在《绿化树》里描写的那样，20年后的80年代我将它介绍给电影界时，也并没有更加残破，可见它还躲过了“文革”的浩劫。而在西北地区包括宁夏的所有如镇北堡一样的要塞古堡中，现存的镇北堡有其不同于其他古堡的特点。古代军事要塞或牧主地主军阀修筑的城堡，全都是独立的一座，唯独镇北堡是两座，一座比较完整，一座是废墟。原来，明代的镇北堡巍然屹立了200多年后的一天，到清朝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公元1739年一月三日，宁夏突然发生了强烈地震。《银川小志》里记载：“是夜更初，太守方宴客，地忽震，有声在地下如雷，来自西北往东南。地摇荡掀簸，衙署即倾倒。太守顾尔昌，苏州人，全家死焉。宁夏地苦寒，冬夜家设火盆，屋倒火燃，城中如昼。地多裂，涌出黑水，高丈余。是夜，动不止，城堞、官廨、屋宇无不尽倒。震后继以水火，民死伤十之八九，积尸遍野。暴风作，数十里皆成冰海。宁夏前称‘小江南’，所谓‘塞上江南’也。民饶富，石坊极多，民屋栉比无隙地，百货俱集，贸易最盛。自震后，武臣府第，如赵府、马府，俱不存，地多闲旷，非复向时饶洽之象。”现在读起来还凛然发悚，连我的江苏老乡顾尔昌太守都“全家死焉”。市民死伤百分之八九十，在世界地震史上也算最高的死亡率。从此号称“塞上江南”的宁夏元气大伤，直到今天还是经济比较滞后的地区。读了地方志我才知道银川市原来“石坊极多”，可是今天跑遍全城再也找不到一座了。
“有声在地下如雷，来自西北往东南”。镇北堡正在银川市的西北方，首当其冲受到毁灭性的破坏，8米厚的城墙连同城门楼及城内所有的建筑物几乎全部坍塌，作为要塞的防御功能也随同消失。然而，我们从明朝韩玉将军“北路”的布防上可以看出，镇北堡所在地正是军事要冲，所以“北路”的戍塞竟有17座之多。到清代，此地仍有不可替代的军事价值，于是在乾隆五年，就在原镇北堡的旁边不到200米的地方，又修筑起一座同样的城堡，统称为镇北堡。
可以想象，当年被地震摧毁的边防戍塞不止镇北堡一处，“北路”的17座中肯定还有受灾的城堡。可是其他受灾的边防戍塞仅仅做了些修复工程，有的还因清政府与蒙古的关系已与明朝时期不同干脆撤销了建制，唯独镇北堡又建了一座新城堡。200多年前乾隆皇帝就给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打下了基础。
一片荒凉，两座废墟，构成了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五
镇北堡给我的深刻印象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绿化树》中到“镇南堡”赶集的一章可说是专为镇北堡写的。我总觉得它巍然挺拔在一片荒原上，背后衬托着碧空白云，那种残破而不失雄伟的气势是一幅优美的画面，特别有银幕上的审美价值，所以进入古城堡时才会联想到好莱坞电影。1980年，我平反后分配到宁夏文联工作，恰巧广西电影厂的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摄制组从陕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宁夏，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银川，他们请宁夏文联的干部协助他们找。文联干部也不清楚宁夏境内有什么古城堡，想起我是刚从农村上来的“出土文物”，就向我打听。我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文联干部，叫人领摄制组去看。这一看，就看上了。《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现在被电影评论家评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开山作，是所谓新时期电影的经典之一。谁也想不到中国当代明星竟一个个冉冉地从这座城堡的废墟中升起。当年默默无闻的电影学院的学生陈道明现在已成了“国际级影星”，陶泽如也是“大腕”了，而张艺谋那时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
从此，镇北堡与电影电视结缘。谢晋要拍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也领他们到这里；原西安电影厂厂长、著名导演吴天明要拍我的小说，我也把他带了来。那时电影场景一般都搭制在电影厂的摄影棚里，需要外景，就到工厂农村城市山野找个合适地方，还没有专为影视拍摄而建的拍摄基地，现在四处都有的影视城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建成的。于是，镇北堡以其古朴、荒凉、原始、粗犷的独特面貌，成了最理想的以中国西部为背景的影视片的拍摄场所。我来赶集时它给我留下的印象，竟然和影视艺术家们“英雄所见略同”。从《一个和八个》开始，谢晋的《牧马人》《老人与狗》、滕文骥的《黄河谣》《征服者》、陈凯歌的《边走边唱》、张艺谋的《红高粱》、冯小宁的《红河谷》《黄河绝恋》、黄建新的《五魁》《关中刀客》、何平的《双旗镇刀客》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有的在大陆放映、有的没在大陆放映过的港台影视剧组千里迢迢跑来取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应是刘镇伟、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上下两集《仙履奇缘》和《月光宝盒》，现在已被称为“20世纪后现代的经典”。第一部到中国本土来拍摄的韩剧，也是以镇北堡为背景的。那部电视连续剧叫《战争与爱》，可惜没在大陆电视台播放，不然也会汇入到“韩流”当中。
这里顺便说件《大话西游》的轶事，据我手下的工作人员说，著名导演刘镇伟来镇北堡拍《大话西游》时根本没有像大陆导演那样有个已完成的剧本，只有一个提纲。到了镇北堡正式拍摄时，刘镇伟看到这个景好，就临时调动周星驰、朱茵、莫文蔚、吴孟达等等演员“加一场”，后来被他看上的景非常多，就“加”个没完没了，本来只计划拍一部的变成了两部。可见这座古堡废墟对艺术家的吸引力。
乾隆五年重修镇北堡这座边防戍塞时，为什么不在震塌的地基上就地取材，而要耗费人力财力物力在它旁边另建一座新城堡呢？其实，当时以清政府和蒙古的关系来讲已没有加强边防的必要。当地老百姓有个传说，就是修建城堡前按习俗请了位风水先生来勘测，风水先生一看，这里有三条自然泄洪沟环绕，如在倒塌的城堡旁边隔水再建一座，正好形成太极图，新旧两座城堡就是一对阴阳鱼。据说，风水先生预言，此地暗合太极，背后是贺兰山，被山环抱，成“卧龙怀珠”之势，风水极佳，是块吉祥宝地，将来必出帝王将相。可是，到清朝廷垮台，镇北堡连个秀才、连长都没出来，住户代代受穷，老子放羊，儿子放羊，孙子还放羊。要不是我为了建设镇北堡西部影城妥善地重新安置了他们，改善了牧民的生活生产条件，他们至今还在放羊。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我把它介绍给电影界后，所有今天称为“影帝影后”的明星，包括几乎囊括了港台“影帝影后”、由著名导演王家卫执导的《东邪西毒》，都要来镇北堡。这座残破的土堡竟然成了中国影视界的圣地。
至今，镇北堡已拍摄了80多部电影电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影就是从镇北堡登上国际影坛的。从上面列举的影片可以看到，有许多影星就是在这里开始他们的从影生涯以后进入“国际级”的，除了前面说的张艺谋（《红高粱》是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陈凯歌、陈道明，还有今天已名闻遐迩的葛优、姜文和巩俐。我当年为偷来蔬菜自己悄悄煮着吃非得去买一撮盐的破败的土城堡废墟，如今竟然到处星光灿烂，一连串数不胜数、让“追星族”神魂颠倒的名字都与镇北堡有关系。镇北堡成就了他们，镇北堡也因他们的成就获得了“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称誉。也就是因为银川市有镇北堡西部影城，才能在众多争办“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城市中夺得2004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举办权。
今天的镇北堡已经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外来游客的计量器，银川市一年来了多少外地人，从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游客量就能统计出来。
我不想在这里唠唠叨叨地叙述创建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艰辛，那和我的劳改生活一样是我一段珍贵的生活积累，可说“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况且人们只喜欢观赏景物，并不太在意景物的制作过程。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引述蒋子龙的一段话。子龙虽是我的好友，但谁都知道他是不轻易夸奖人的，在这里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第八次主席团会议”时他来了镇北堡西部影城，他写下这样的话：
“在我参加过的中国作协的会议中，这是最具精神冲击力的一次。这冲击力来自贤亮兄，因为零距离地感受了中国文坛上独一无二的‘张贤亮现象’，或曰‘张贤亮效应’。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能创造一种令世人瞩目的现象，形成一种强烈的文化经济效应，非常难得，堪称是奇迹。是宁夏这片土地成全了他的文化世界，他的文学才华又成全他创造了‘荒凉中的神话’。宁夏称他是‘宁夏之宝’，同时他也是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宝、一绝！”
子龙会说这样的话，我就感到满足了。实际上，镇北堡西部影城可说是我的另类文学作品。
我也不想详细描绘今天镇北堡的图景，镇北堡西部影城一年一个变化，即使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也在变。镇北堡西部影城范围内有大大小小100多处场景。来宁夏视察的国家领导人、省部级官员和名人都要到此一游，都曾留下题词或签名，这里只举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的一句话，我认为他的话是给镇北堡西部影城最好的褒扬，也等于权威鉴定。他的题词是：
“真好玩！”
六
一座荒凉的土城堡废墟有什么“好玩”？这种土城堡遍布西北各地，俗称“土围子”。即使拍了一些著名影片，也只是留下些土房、小院、栅栏、作坊、街景、楼台罢了。影星们虽然灿烂，也仅像流星似的在空中一闪而过，人去楼空。不像好莱坞的“环球影城”，用科技手段打造出的那些场景：山崩地裂、房屋燃烧、洪水猛兽、海中鲨鱼、星球大战、刀光剑影、空中飞行……种种惊险的电影场景让游客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在1985年就去好莱坞“环球影城”参观过，1992年底我开始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时候就知道，不要说我没有能力建造那样的影城，整个中国当时都没有条件打造那种主题公园。一个作家有多少钱？我把我译本的外汇版税抵押给银行，加上少量“集资”一共只有78万元。78万元人民币，还不够盖一间公共厕所。而这就是我创办一个旅游企业的启动资金。我只有另辟蹊径，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首先，我特别注意保持镇北堡的原生态，本来是座残破的古堡，就让它继续以其残破的面貌展示给众人。需要维修的地方，譬如《绿化树》中描写的那“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再不修复就会塌下来砸伤人。我是怎样修的呢？宁夏固原地区在“文革”中拆毁了明代的城墙，城砖全部流落到老百姓家里盖院墙砌猪圈用了。我就叫人去从老百姓手里一一收购回来，用明朝的砖修清朝的城，不仅“修旧如旧”，简直比“旧”还旧。为了保持镇北堡原来的地貌，在游客游览的300多亩的范围内，上水、下水、电力、暖气、通讯设备等等线路，全部埋入地下，地下铺设的各种管线纵横交错有8000多米。100多处景点内部都有现代设施，但外观上游客看不见一点现代的痕迹。
到镇北堡西部影城来拍摄的每部影片都会留下一些由摄制组搭建的场景。他们当然首先是看上了这里的原始、古朴、荒凉，所拍的影片肯定是古代题材的，搭建的场景自然也要和镇北堡的原生态相配，很多场景虽然简单，但都是电影美工师精心设计的艺术造型，哪怕是一个卖肉的小摊也要和古代留下的资料一模一样，并且便于影视片的拍摄。这些艺术造型不是古代建筑物的再现，它本身就具有生活气息，比其他影视城高薪聘请来仿古建筑师建造的楼台亭阁、深宅大院、皇宫王府等等专供影视拍摄的场景还要高明。当然，摄制组搭建的场景很简陋，有很多可以说是纸糊的。等他们拍摄完成走了以后，我看可以利用的就进一步加工，没有利用价值的就拆掉，腾出场地供下一个剧组使用。进一步加工并不是简单的加固，而是在剧组搭制的场景中加入更多更深的文化内涵。譬如张艺谋的《红高粱》里有处“酒作坊”，那本来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棚子，我在加固完善的同时，就在里面展示出古代烧酒工艺的整个流程；腾文骥的《黄河谣》留下座“铁匠营”，我也在那里再现了古代打铁的工艺；由陈红、马景涛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新龙门客栈》有处“赌坊”，我就搜集了所能收购到的中国古代赌具在里面集中展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也就是说，镇北堡西部影城已不仅仅是一处供影视剧组拍摄影视片的基地，更是一座古代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另类”博物馆。所谓“另类”就在于城里陈列的瓜果梨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等等所有道具都可让游客玩，要织一段土布也行，想亲自操作擀毡也可以。进了镇北堡，等于通过了一段时光隧道进入到另一个时代，体验了一把古人生活，对年轻人来说，还增加了历史常识。我早就让镇北堡西部影城从一种参观型的旅游景区悄悄地转变为体验型的游乐景区，所以它才“好玩”。
20世纪90年代我看了美国大片《星球大战》和《侏罗纪公园》，就发现未来的电影不会再是拍摄出来的而会走电脑制作的路子，并且会越来越电脑制作化，根本扬弃找个外景地，拉出大队人马去现场拍摄的方式。供影视拍摄用的影视城绝对是个夕阳产业，存活期不会超过20年。所以，一开始，我就想到要逐步地把镇北堡西部影城打造成一座“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我必须使镇北堡保持“可持续性发展”。接待影视剧组，只不过为了借明星、名导的号召力，主要是借他们美工师的设计。影视美工师等于我不花一分钱请来的设计师。初期我还要收点剧组的“场租费”，有了知名度以后，我不仅不向他们收“场租费”，还动员所有员工来伺候他们，让每个剧组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因为我早有打算，下手早，我才能花较低的价钱从山西、陕西、北京、山东各地搜集来明清时代的老家具、老门窗、老雕刻，老戏台、老私塾用品、老的烧酒器具、老的纺织工具来一一替换影视美工师设计搭制的布景片及道具。在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中被拆除的老建筑物，我尽可能地整个搬来。有些地方有我的“眼线”，我会让镇北堡西部影城内充满了真正的古董。很多老旧物具，连文化部长和国家文物局长都啧啧称奇，不知我从哪儿弄来的。现在，城堡内四处摆放着27口口径1米以上的大“太平缸”，即古代灭火用具，都是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铸造的铸铁缸，与著名的清官海瑞同期。78万元的原始资金滚动到今天的固定资产数以亿计，证明了文化产业是特别能生产高附加值的产业。我不止搜集保存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还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引进来：拉洋片、皮影戏、旧式婚礼以及各种古代制造业的工艺……2004年第1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召开的时候，银川举办了一次“影人回家”活动，导演、影星、美工师、摄影师们乘坐的车辆还没有进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范围，就远远地看到斥堠燃起的“狼烟”升到空中，几百名身穿明朝盔甲的士兵在路边列队欢迎，他们的车队由一匹白马引导，完全用古代的仪仗举行了一场“入城仪式”。
现在，你进了古城堡，还会听见中国其他地方已消失了的各种叫卖声，尽管所谓“影视一条街”上没有人，但一片热闹异常的叫卖不绝于耳。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现代，镇北堡却越来越复古。有评论者说我在熬一锅“老汤”，镇北堡的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升值。作为一个主题公园，它将会越来越“好玩”！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曾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男人的风格》等多部作品出版，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是很有影响的中国作家。
小中见大说银川
天上有银河，地上有银川。银河大，银川小。
银川之小，也是很有名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传一句顺口溜，道是“一条街，两座楼，一个警察管两头”，据说讲的就是银川。这当然未必可靠。就算是，也是过去。现在的银川，虽非高楼林立，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却也突飞猛进，今非昔比，旧貌换了新颜，让人刮目相看。
但这并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小城市也有大手笔。这回我到银川，就很是看到了几笔，比如回族博物馆，比如西部影视城，比如自治区文联的版画展。博物馆，我走马观花没看清楚，就说影视城和版画展。
西部影视城的全称，叫“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这是张贤亮先生的杰作。为什么说是“杰作”呢？因为那影视城，原本是个废弃了的土围子，此前一直被老乡们用来圈羊。甭管这土围子以前是干什么的，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辉煌，反正在变成影视城之前，就是羊圈，破败不堪，一片荒凉。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事情都有辩证法。正因为破败，正因为荒凉，反倒值钱了。值什么钱呢？拍电影，拍电视剧！电影、电视有这个需要，镇北堡这地方又正合适。于是一拍即合。也于是，一个被老乡们用来圈羊的废弃了的土围子，就变成了驰名中外的影视城，变成了文化产业的典型范例，也变成了四方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点。它是银川的摇钱树，也是银川的风景线。
这事现在说来不过一句话，可惜做了的只有一个人。想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也有人说没什么了不起。航海，谁不会！哥伦布便问：谁能把煮熟了的鸡蛋竖在桌上？没人说会。哥伦布把鸡蛋的一头敲扁，就竖起来了。旁边的人说，这有什么！我们也会。哥伦布平静地说，是的，谁都会。但是你没做，我做了。西部影视城这事，我看也一样。它的成功靠什么？一靠智慧，二靠实干。我在影视城，第一感觉就是：亏他想得出！但如果只是想想而己，那影视城也仍然还是土围子，还是羊圈。所以我在感慨万千之余，便赠诗贤亮先生曰：“荒野一堆土，居然八阵图。捉刀写世界，仗剑走江湖。大隐何妨市，立言未必书。壮哉镇北堡，真是不含糊！”为什么不含糊？因为智慧，因为实干。也就是说，要做成一件事，没有智慧不行，不能实干更不行。这是我在银川得到的第一个启示。
如果说西部影视城的成功，靠的是智慧和实干，那么，宁夏和银川版画的成功，靠的就是挚爱和坚持。版画是一个小画种，银川也不是大城市。当艺术不得不面对市场时，在边远地区坚持小画种的创作，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清贫，意味着孤独，意味着寂寞，意味着不被人理解，意味着不能出人头地发家致富。这时，成为艺术家精神支柱的，就只有爱和信念了。
我在宁夏和银川版画家的作品中，看到的正是这份爱。这是对艺术的爱，也是对乡土的爱。于是我知道了那里的天是透明的，天上有一弯新月；我知道了那里的地是厚重的，地上有点点春光；我知道了那里的人是善良的，他们脸上刻着沧桑，心中藏着希望；我还知道了那里的步伐是沉稳而轻盈的，犹如版画家手中的笔和刀。我甚至认为这些版画家们是怀着虔诚的感恩的心情来描绘那些山水、村落和人物的。这里面有历史也有现实，有欢乐也有沉思，但无一例外地都有那样一份情感。正是这情感，或者说，正是这虔诚、感恩和爱，让人感动。也正是这虔诚、感恩和爱，让他们坚持。
坚持来自信念，信念来自挚爱。于是小银川做出了大版画。这就是银川给我的第二个启示：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不但要有智慧，要有实干，更要有信念和挚爱。爱能产生信念，信念能产生智慧。有此前提，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做下去，就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由此想到贺兰山上的岩画，那是宁夏和银川远古先民的大手笔啊！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在白雪皑皑的冬日，在春寒料峭的早晨，在烈日炎炎的酷暑，他们用最简单的工具，刻啊画啊，终于留下能够超越时空的印痕。他们要告诉我们的，不正是这样一些道理吗？
银川，不该忘记！
银川，不会忘记！
易中天，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厦门大学教授。著有《易中天品三国》。
鹊雀为邻
鹊是喜鹊。喜鹊与我为邻，是许久以前的事了。
十几年前，搬进唐徕渠畔现在的住处。新住处房头有三棵大杨树。正当四月，毛茸茸的紫穗铺出满地春意，树上的枝杈间，架着一个鸟巢，那就是喜鹊的家了。喜鹊比我先来，老住户了。俗话说先入为主，喜鹊向我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自此，喜鹊在树我在楼，朝夕相望，声气互闻，我与喜鹊比邻而居。
我的芳邻是很漂亮的一对，它们以黑白两色为依，显得俊俏而又华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是一对恩爱夫妻，每日里双进双出，比翼齐飞。有时，一只静静地站着，另一只则在枝叶间跳来跳去，那是丈夫在向妻子显示自己的矫健强壮吧？有时，一只在另一只面前轻轻梳理羽毛，显得无比温柔，那一定是妻子在为丈夫打扮自己了。它们每日在绿叶间出出进进，飞来飞去，十分忙碌的样子。三春之鸟，猜想它们正在忙着生儿育女吧！果然，不久后那树上的小巢便明显地热闹起来，又不久后，绿叶间飞进飞出的身影也明显地增多。邻居不讲计划生育，如今那树上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了。
热热闹闹的大家庭的成员们个个喜欢热闹，它们一天到晚喳喳叫个不停。就像京剧团的司鼓能把只有节奏没有旋律的鼓点敲出各种花样一般，我的邻居们能把一个“喳”字叫出多种感觉。喳——喳——单音节带点拖腔，这是慢板；喳喳喳喳，这是急急风；更多的时候，是喳喳喳喳一路喳将下去，大有江河行地，一泻千里之势。赶上我的邻居们高兴，来个家庭大合唱，那可就简直是振聋发聩，气冲霄汉了。
严格说来，我的邻居们不是音乐家，它们的叫声缺少抑扬顿挫，缺少婉转曲折。但它们绝不缺少热情。它们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它们叫得无忧无虑，叫得欢天喜地，叫得昂扬激越。似乎它们有着一肚子的高兴事要与人分享，因此它们的叫声极富感染力。听着它们的叫声，你不知不觉地也无忧无虑，欢天喜地起来。
喜鹊，喜鹊，难怪人们送给它这样一个喜气洋洋的名号呢。
喜鹊伴我，清晨，它用欢快的叫声送给我一天的好心情。傍晚，又用欢快的叫声扫去我一天劳作的疲惫。
既是邻居，便免不了有些来往，准确地说，是来而不往。喜鹊有时会来我的小院造访。它有时停在阳台的栏杆上，好奇地向房里张望。我在院子里看书时，它又会文文静静站在院墙上，小脑袋左一歪右一歪，长长的尾巴向上一翘一翘的，像给我的阅读打拍子。我想起那个古老的童谣：“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我问喜鹊：“你是不是那个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坏小子？”喜鹊不理我，拍拍翅膀飞走了。哈，生气了，害羞了，这个小东西！
我的邻居挺大度，不因为我的玩笑记仇，一如既往地时常来我的小院走走，或是停在阳台的栏杆上探头探脑地看我伏案工作，或是文静地站在院墙上伴我读书。
喜鹊解我寂寞，给我以欢乐，有这样一群勤劳、热情的喜鹊为邻，着实让我高兴。
像一些好故事却有个坏结局一样，悲剧终于发生了。
喜鹊温馨的家被毁掉了。
毁掉喜鹊家园的是我的同类。
是我外出三天后归来。房头空空荡荡，三棵树不见了，只余下三个白森森的树茬，慢慢渗出一滴滴黏稠的汁液，那是树的眼泪吗？那是树的血液吗？这里发生过一场怎样的杀伐？大树轰隆隆地，枝断叶残，满地狼藉。喜鹊的家就这样被粉碎了，失去了家的喜鹊该是怎样凄惶悲伤，它们一定在这里流连徘徊过，它们一定是一去三回头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绕树三匝，无枝可栖”，那是择木而栖的悲哀。而我的喜鹊却无树可绕，那才是真正的大悲哀。从此，这里没有绿荫，没有鸟鸣，没有满地毛茸茸的紫穗。白花花的太阳照着白花花的水泥楼群。
不知道我的邻居们如今在哪里。
雀自然是麻雀。
说与麻雀为邻，不太确切，准确地说，麻雀只是我的半个食客而已。
对麻雀，我一直怀着一种说不清的感情。都知道那场关于麻雀的冤案。40年前吧，把麻雀与苍蝇蚊子老鼠一起并称为“四害”，都在消灭之列。不管城市农村，人们拿着脸盆竹竿赶，敲脸盆轰。这样麻雀被到处轰赶着，无法落脚，只能不停地飞呀飞，直飞到力尽气绝，落地身亡。不久后，科学家出面为麻雀平反，说麻雀吃粮食也吃田里的害虫，保护庄稼，功过相抵，功大于过。于是麻雀才得昭雪，摘掉了“四害”的帽子。
虽遭此大劫，麻雀家族却依然人丁兴旺，昌盛繁荣。如今，身居闹市的人们已经很难再见到别的鸟类了，唯有麻雀还不时来看看被钢筋水泥囚禁着的人类。
我为人类曾经强加给麻雀的冤假错案歉疚，又佩服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不计前嫌的态度。
我很想为麻雀们做点什么。
冬天了，田里的庄稼收进人的粮仓了，虫儿躲进泥土里冬眠了。吃粮食又吃害虫的麻雀们靠什么生存呢，它们该是又饥又冷的吧？
我赠麻雀以食物。怕白色的大米不醒目，不容易引起注意，便抓一把黄灿灿的小米，怕把米放在地上它们不容易发现，我把黄灿灿的小米放在高高的院墙上。我想象那黄灿灿的小米会立刻被饥饿的麻雀们一扫而空。
竟没有，几天过去了，黄灿灿的小米依然完好无缺地堆在院墙上。
小东西们很高傲，拒绝我的馈赠。几个冬天了，我为麻雀们高傲的拒绝感到丢面子。
今冬，麻雀终于来了，而且是在我还没有把小米摆上院墙的时候，而且是成群结队，而且是一日数次，光临我的小院。
把麻雀邀请来作客的，是院子里那一架葡萄树。初冬时节，我外出数日。突然到来的寒流，把一些还未来得及采摘的葡萄就那样冻在枝上。一只巡游的麻雀发现了，于是它呼喊上父母兄弟，浩浩荡荡飞进小院，来赴盛宴。
小院前从未有地热闹起来了。麻雀们像古代文人雅士一样且吃且舞。叽叽喳喳的叫声，卟卟索索的扇动翅膀声，跳上跳下时枝条弹动的咔咔声，还有碰翻落叶金属般的响声，构成一个多声部的交响曲。麻雀们也爱唱，它们有时以个体为单位，叽叽喳喳，低吟浅唱。有时则是齐声大合唱。这是个训练有素的合唱队，队员们个个纪律严明。唱时则齐声高歌，声遏行云，停时则戛然而止，鸦雀无声。
吃着我的葡萄且歌且舞的麻雀们却不愿看见我这个主人，我刚在窗前站下，它们就呼啦一声全飞走了。如是者三，也许是禁不住葡萄甜美的诱惑，也许是见我这个人并没有伤害它们的意思，麻雀们试试探探地回来继续它们的歌舞盛宴。
我不失时机地趁黑夜在院子里撒上大米小米，请麻雀们第二天食用。
我的食客们高兴了，饿了就落在地上，啄食雪白的大米，金黄的小米。渴了就飞上枝头，吮吸葡萄甘甜的汁液。以粟米为肴，以果汁为酒，我的食客们心满意足，小院里歌舞升平，一片祥和。
儿子送我一副对联：
孟尝君食客三千
冯剑华食客一群
横批：麻雀乐园
只是我的食客们依然与我保持着一定距离。我只可以隔着玻璃，远远观望，却不能走到它们中间，一层玻璃，如同一道三八线，隔开了我与麻雀。但是至少，它们不再拒绝我的赠予。
按儿子说法，人对鸟好或者不好，鸟是知道的。
我说，我对麻雀那么好，麻雀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亲近呢？
儿子说，它们怕的是整个人类，只你一个人对它们好有什么用呢？
我默然。
但我知道，善待鸟类的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冯剑华，女，著名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朔方》杂志主编，宁夏政协常委。
在历史与文化的长河中穿越
一
西夏其实是一个残梦，遗留在宁夏平原遥远而模糊的记忆中。
这是2007年8月。燥中带凉的西北风从腾格里沙漠吹来，将我送到素有“东方金字塔”美称的西夏王陵，在历史与文化的长河中，在迢迢千里之外，作一次千年的穿越。
总面积达50多平方公里的西夏王陵坐落在距银川市区大约35公里的西郊，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堪比北京的明十三陵。9座王陵宛如太阳系9大行星，140多座王公大臣的陪葬墓则仿佛140多颗大大小小的流星群，将贺兰山东麓这片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约10公里的冲积扇地带点缀得星光灿烂。
据志书载：“李王墓贺兰山之东，数字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每座帝陵占地约10万平方米，均有地下陵寝、墓室、地面建筑和园林，呈纵向长方形制，自成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陵台以夯土筑成，七层八角，逐层内收，每层收分处为檐木结构，并挂有瓦当、滴水和屋脊兽；夯土台外部有砌砖包裹，陵台外形呈塔状。陵园平面总体布局，按照我国传统的以南北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局排列，兼容了唐宋帝陵形制的建筑布局和基本特点，而在陵台、墓室、碑亭、角台方面，又具备了西夏独有的建筑风格，形成了汉文化、党项文化和佛教文化并蓄的特色。
正是秋夏之交，脚下的银川平原见不着南方的麦浪滚滚稻谷飘香。站在人流如蚁之中向上望去，最高最大的三号陵——昊王陵在空廓辽远中尽显笃朴厚重，斑驳陆离的夯土陵台、残垣断壁和遍地瓦砾好似一道天堑，在北方特有的酸枣树厚实油亮的绿叶和郁郁葱葱针尖麦芒般的松枝杉叶掩映下，在“绝壁千仞，松林如海”的贺兰山苍劲而雄浑的背影里，无言矗立。此时，清秋的晨曦银丝一般飘洒过来，将“头戴黑冠、身佩弓矢、长袖白衣”的李元昊“旗手开道、自骑骏马”的英武身影，从南到北，从碑亭、月城到宫城，拖得好长好长，让我在无端的惊悸中，一下梦回西夏。
二
800多年前的今天，即公元1227年夏，注定有两件大事震惊世界：一是“全人类的皇帝”成吉思汗在清水行宫染病身亡；二是随着66岁的铁木真临终前的剧烈咳嗽，强大的西夏王朝终于在更为强大的蒙古铁骑下轰然坍塌。
这是一个属于个人和时代的悲剧。所以，当10万蒙古大军踏过巍巍贺兰山，连破西夏军事重镇黑水、兀剌海、沙州城后，又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亲率下自北路浩浩荡荡穿过沙漠，至黄河九渡，攻占应理（今宁夏中卫县）、灵州，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时，我好像听到一声重重的叹息，从1048年的缝隙中穿空而至——那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发自内心的忏悔与警告。事实是：半年后，中兴府城内粮尽援绝，瘟疫流行，即位才1年的西夏末帝李
绝望中不得已遣使乞降。此时，已身患斑疹伤寒且日趋严重的成吉思汗表示同意。七月，帝族人随同蒙古军行至萨里川，成吉思汗卒，但密不发丧，刚继承汗位的窝阔台为了防止西夏反悔，按成吉思汗遗嘱将他杀死，党项族随后被全部灭掉。这样，曾经与宋、辽“三足鼎立”、号称“宋代三国”之一的西夏，在经历了190年的风云后，连同它强悍的民族精神，以及被称为“天书”“绝学”的西夏文字，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只留下西夏王陵、承天寺塔、拜寺口双塔、黑水城等为数不多的神秘遗址，供后人凭吊。
再往前，即公元1038年十月十一日，作为我国北方古代羌族中的一支——党项羌族拓跋氏最杰出的人物——34岁的李元昊在英姿勃发间，不经意地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在兴庆府（今银川）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因其地处西北又在黄河以西，故名西夏，疆域“东临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据史书记载，李元昊系西夏王李德明之子，小字嵬理，后更名为曩霄，“幼读诗书，对兵书更是手不释卷”，好法律、佛法、汉文等等，20岁便领军作战，英勇机智，善于谋断，称帝前改唐、宋所赐李、赵姓，为嵬名氏，自诩为青天子，即所谓兀卒。
元昊在位的10年，继续对大宋、吐蕃、回鹘作战，连续夺得胜利，扩展并确立了西夏的疆域；实行了许多利于发展的政策，倡导农业生产，注重手工业，尤其是冶铁业的生产发展，将西夏推向了最繁荣的时刻。此外，在原有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将12个部落武装改编为12个军事行政区，分别在各驻地置十二监军司，诸军兵总计50万。除步兵外，常备军性质的还有骑兵、炮兵、“擒生军”，至于从出身豪族而擅长弓马技术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5000侍卫亲军，则由他亲自掌握。当时的西夏由此一跃成为西北地区一大军事强国。
三
元昊一方面忙于统军治国，号令天下，另一方面却不忘将贪恋女色的本事演绎到极致——这也直接导致他最终落得没有倒在敌人手下而是死于自己亲生儿子刀下的滑稽结局。皇帝三宫六院佳丽3000本无可厚非，可一代英豪偏偏要学靠搞“公媳恋”名垂青史的唐明皇，梦想着自己也能像隆基兄一样，与爱妃杨玉环在幽幽华清池演绎一段“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浪漫传奇，在45岁的时候他霸占了太子宁令哥年轻貌美的媳妇没
氏，立其为新皇后，并废了宁令哥的母亲野利皇后。他当然做梦也没想到，这一丧失理智的行为，不但没有让自己流芳百世，反而丢掉了老命，闹出个千古笑谈。
宁令哥可不像李隆基第18子寿王李瑁那样忍气吞声，党项人剽悍的血性让他不堪受此大辱。为报废母之仇、夺妻之恨，在国相没藏讹庞的挑唆下，公元1048年一月十五日深夜，怒火中烧的宁令哥携手老舅野利狼烈，提刀直奔李元昊耗尽巨资精心打造的奢华寝宫——天都山离宫。大门外一阵走石飞沙剑影刀光后，狼烈老舅倒在持刀侍卫脚下，宁令哥只身闯进内宅。此时，正与新欢尽享惬意、已喝得酩酊大醉的元昊还没反应过来，那只硕大高挺的狮鼻便被一刀砍落。第二天，元昊因失血过多，在又羞又恼中一命呜呼。
所以，在公元1227年夏天来临的那个特殊日子，我分明听到元昊那一声穿越时空的叹息，只是不知是对历史宿命的默认或者哀叹，还是对成吉思汗的忌妒或者仰慕？是对自己荒诞行径的忏悔与嘲讽，还是对后来者的暗喻与警示？
四
风雨西夏，党项烈歌。西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被誉为“天书”“绝学”的西夏文字则是西夏文化中最为耀眼的明珠。
“ABCD，甲乙丙丁”，近年在央视春节晚会中由宁夏台送出的灯谜，或许曾让人记忆犹新，而它的谜底“西夏文字”从神秘的宁夏跳出，在眼睛一亮的同时，给世人一种全新的文化展示。
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建国前的公元1036年左右，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而成。西夏文字的创制参照了汉字创制的“六书”理论，即先创造了一些文字元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字根或母字，然后再用合成法繁衍出更多的西夏字。在构成上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其笔画多在十画左右，撇、捺等斜笔较多，结构均匀，格局周正，有比较完整的构成体系和规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凉州《宋史·夏国传》: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书，收颇繁复，教国人记事用蕃书。”“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书事》）。可见，西夏文字创制后，元昊即下令推行国中，诏令国民悉用蕃书。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西夏文的地位，并于建国初期设立“蕃字院”，选拔西夏贵族子弟加以教之，以期传播。因此西夏文字很快就在西夏国中通行。
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一直到明代中期尚有少数党项后裔还在使用，此后便被历史所湮没，变成了一种死亡的文字。清嘉庆九年（1804年），在凉州发现被中外学者称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活“字典”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凉州籍学者张澍根据该碑上的汉字与西夏文对照及纪年，才重新确认了这种文字即是衰亡已久的西夏文，此后，他著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二卷并序，成为研究当时西夏文字的绝对权威。
五
西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内蒙古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窑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在额济纳旗黑城、绿城子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等，则是西北荒漠的重大发现。
另外，不得不提到敦煌莫高窟。元昊大庆二年（1037年），西夏人攻占瓜州、沙州的归义军政权，开始统辖大敦煌。此时，西夏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增添了几分神秘光辉。从景宗到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了几分中原文化，还有一些畏兀儿、吐鲁番风格。西夏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异域文化渗透进去，也让这座佛教建筑熠熠生辉。
西夏建国历史不短，但历史上记载西夏的史料很少或很不完整，主要是元朝和后代学者只承认正统地位而把西夏看作是“属国”。直到公元1908年，俄国学者柯兹洛夫在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包括佛像、法器、钱币、典籍等等，其中重点是典籍，约有2.4万卷，一下填补了研究西夏历史的许多不足，自此，西夏学开始兴起，并成为国际显学。
余秋雨第一次对西夏文化发表看法是在参观西夏文字展区时，当陪同人员谈到西夏文字太复杂不易推广时，余秋雨认为西夏文字的复杂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说明这在当时是一种贵族文明，世界上很多文明形态只有贵族和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能够掌握；第二，西夏文字很可能有创建密码的含义，有好多法律条文、命令不希望懂汉文的人破解。在当时连年征战，甚至全民皆兵的时代背景下，军事情报的传递和保密是很重要的工作，假设一名传递情报的士兵被捕，用西夏文字书写的情报也不至于泄密。第三，西夏文字是一个族群心理自立的标志，有自己的话语系统。
看到西夏王朝有如此丰富的文明遗存，余秋雨感慨：“西夏文化产生了对中国历史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批评，我们浩浩荡荡的二十四史里没有留下多少西夏的记录，由此证明，我们的书面文本看上去很完整，实际上有很多残缺。一代王朝，金戈铁马，就消失在文人非常随意的笔墨之中，这一点，非常遗憾！
六
但觉那少女吹气如兰，口脂香阵阵袭来，不由得天旋地转，全身发抖。适才黑暗之中，虚竹看不到那少女的半分容貌，但肌肤相接，柔音入耳，想象起来也必是个十分绝色的美女，听（天山）童姥说她“端丽秀雅，无双无对”，不由得长长叹了口气。唉，说是梦，又不像梦，说不像梦，又像是梦。昨晚上做了这个奇梦，今儿晚上又做，难道……难道，我真的和你是前世因缘吗？
金庸先生在小说《天龙八部》第36章的描述，以24岁的少林和尚虚竹的视觉，给我们揭开“梦姑”——西夏公主神秘莫测、美轮美奂的冰山一角。随着故事的演绎，我们的“梦郎”虚竹经历了“在少林寺里，便如在地；在灵鹫宫里，就像飞天；在西夏皇宫冰窑中，梦里真语真幻，当是虚空”这人生三部曲，步入最高境界——武功盖世风流俊朗的“夜叉”，不仅与“梦姑”喜结连理，组成真正意义上的梦幻情侣，且比肩“天的代表”乔峰、“龙的化身”段誉，变身为义结金兰、冠绝天下的“武林三杰”……
因此，“梦姑”“梦郎”，梦圆梦缺，梦回西夏——在历史的拍案与文化的惊奇中，在千年浪迹与红尘一笑之间，追问或者穿越，不唯是我，而是埋藏在全人类内心深处最大的秘密。
有钱没钱你回来
走出了省文联的大门，我没有显示像是无家可归的样子。尽管我的工作关系是在省城，可如今这里还没有我的哪怕是只能摆下一张床的栖身之地。记得，在我的工作可否调往省城的时候，省文联的一位老领导曾既像是慷慨大度又像是颇为难地对我谈起过，文联欢迎我到其下属部门的作协当专业作家，只是住房问题恐怕一时难以解决。我了解目前这年头像文联一类单位的处境，我也知道老领导的为人，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出老人刚刚说这番话的时候，那心里是曾攒足了怎样的一番劲。看得明白，说罢话的老人，那眉目、耳式也可以说是全副的神情，都处在一种等待之中。我能感觉到，那种等待时间愈长，对老领导来说将意味着什么。于是，我连忙表态，我不要房子，我在省城不要房子。
其实我的这番话，并不是要讨什么暂且之好的骗语，也并非是其他性质的戏言，而全然是发自由衷。因为我知道，当专业作家主要是出作品，一般来说是不怎么提倡坐班的。这些年里，我能到省城工作的机会也不算少，但我却唯有盯住了专业作家。对其他单位不愿问津的主要原因，倘认真理一理，恐怕也还是一来为了爱好，二来舍不得丢掉乡下那个家。所以，当老领导对我的话正表现出疑惑的时候，我便举例说，我在京都求学的那些年，就知道那里有不少人每天仅上下班坐公共车都需要三四个小时。言外之意，我每月从灵州乡下坐车跑几趟省城，那又算得了什么。
除罢偶尔的颇能磨炼人意志的各类长会之外，一般但凡本单位有什么当日就结束的活动，返回时间最晚我也不敢错过下午5点。因为我清楚，到灵州去的末班车是5点30分。30分钟作为从文联到省城汽车站的机动时间，而今天因为我要从钟鼓楼站点所乘的1路和11路车，不知什么缘故都来得太迟，当赶到南门汽车总站时，去往灵州的末班车早已开走。在离车站近些的东环路路口处想拦一辆顺车也未能如愿时，我的心情便顿时沮丧起来。
尽管省城里也有我的亲戚朋友，尽管文联虽经费紧张但领导还是同意特殊情况之下可以给我报销一些住宿费，可我仍是没有住下来的决心。依然站在东环路路口处的暮色里和寒风中，渴望能有所新的发现。此时此刻，那灵州乡下家里的情景又不时地在脑际浮现。亦土亦穷的家，亦土亦穷的人，唯一能够让我引以所谓自豪的小果园，这时不也是杆光枝秃了吗？即使连那被我常常幽默为是最富有的由小果园所制造出的新鲜空气，这时不也是随着那杆光枝秃而飘光散尽了吗？眼前面临的是可谓豪华的都市，而人一味思念的却是那穷乡僻壤。人的感情原来是混沌的，而当它偏执到哪一方的时候，竟连人的极清醒的理性，也不能不感到不可思议和莫名其妙。
细想想，人也真是一个怪物。每每我在乡下呆得久了，竟感到大自然那玩意儿还是太过于自然了，是那样地渴望着人为，当然是人为的程度愈浓愈好，渴望着去进一趟城，最好是大大的城，去到那里大些的图书馆里泡一泡，去到那里大点的电影院里坐一坐，去到那里大大的舞场里哪怕只是溜达上一圈，去到那里找几位有深刻见解的人哪怕只是进行一时半刻的思想交流以至交锋。而当一旦扑入到她的怀抱，我却又不能够久呆。这里人多得竟然不能不让人开始讨嫌起了人，包括极漂亮和潇洒的人；这里车多得竟然不能不让人开始讨嫌起了车，包括极豪华的车；这里声音多得竟然不能不让人开始讨嫌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那极有些名气的歌唱家的声音。还有那很不怎样的空气，以及比那空气还要差劲得多的是是非非。
天色渐渐暗将下来，这时行进中的车号已很难认得准确了。更何况这种时辰回灵州的便车也是很稀少了。无奈中我便不能不决定要住下来。随着这种决定，我的心便立刻像是罩上了一层痛苦的阴影。我像个幽灵一样，在省城的街上毫无目的地飘来荡去。我不想打搅亲戚或朋友，我也不想去住旅舍以至宾馆，为本就很拮据的文联增加额外的负担。大概快11点钟了吧，我在一家影院门口遇见了我的学生小王。如今他已大学毕业并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近期被省城一家单位借调来编写一部极其重要的辞典。他带着我住进了专家小楼的宿舍。这里条件自然是很好的，但这一夜，毫不夸张地说我简直像是小死了一次。因为怎么也睡不惯那极软的床，我糊里糊涂地像是总要寻找什么实在，也因为怎么也嗅不惯那由于离锅炉房太近而被极燥热的暖气处理过的空气，我像是得了夜游症似的总要捕捉什么清新，于是好几年再未犯过的重感冒，便像是恶狠狠地报复了我一次。好不容易盼到天刚刚有了一些亮色，我服了他给我找来的药，便趔趔趄趄地出了门，去赶返回灵州的客车。
由于多种干扰，而当回到我家所在的村庄附近时，暮色已经来临。可我还是大老远地就发现了我们家房上那烟囱里冒出的烟柱儿。瞅着它，我浑身的病痛顿时好像减轻了许多，眼睛也灵敏起来了，呼吸也流畅起来了。就连心境，也明显感到敞亮了许多。于是，我便立刻加快了脚步。随着这冬日颇像是想来就随便而来的小小晚风，那烟柱儿就朝着我这边弥漫开来，而当被她缠绕着和轻轻抚摸着的时候，而当我情不自禁慢慢吮吸一口进入到胸腔里的时候，我便有了一种被她那极质朴的爱意深深陶醉了的感觉。醉意中，无疑又是他们拉拉扯扯的缘故，便将我交给了我的妻。
妻正在用柴禾烧着炕。屋里散发着唯高温里的柴禾才能创造出的那种淡淡奇香。明明灭灭的火光里，丝丝缕缕的香味中，妻对我说，昨一夜她的神也像是被我带走了。她没有戴眼镜，但她却说，你像是病了，还不轻呢。我不知是妻的母亲给妻曾教下的，还是她本人的一种悟觉，她最关心我的，仿佛第一就是吃喝。不一会儿，小碟子大碗便都摆上了炕桌。家里有的是地桌和凳子，但她从不让多用，尤其是冬天，我坐在靠炕桌里边的炕上，已经感觉到炕已有了些热上来的劲儿，靠炕桌的其他边儿，坐着妻和儿女。我说，我怎么俨然像个皇帝了。妻说，家里是该有个主儿，威威风风的。你一天不当主儿，这家里的活泛气儿，连人的心儿，也像是全蔫了呢。
一顿极合口味的酸汤辣面疯疯乍乍地吃下，一盅漂着许多种泡头的盖碗碗花茶一气儿继着一气儿地品罢，额上和鼻尖上也似乎是周身那一茬儿续着一茬儿的微汗出过，我竟感觉不到了病的存在。而妻却又给我找来了药，还伸出两把颇像是满有力的手对我说，头痛脊背胀的话，她就上炕给我好好生生地按按捋捋。我说，算了算了，你快别趁机沾咱的便宜了。
晚间，睡在妻烧的温度极合适的热炕上，我竟是那样的惬意。正因为借助了它，尽管屋外到处的大地都冻得结结实实，而我的身心依稀仍和大地的深处以及地气保持着通融和联系。也因为屋里只有关闭了门儿的简易炉子，空气里便没有什么燥热暖气的因素，我不论醒着还是睡熟，所面对的仍是一个比较扎实的冬的季节，我所呼吸到的也仍是真真格格的冬的气息。因此，一年四季对于我确没有白来。我，我的生命里我的年华中那许多确也没有白去。我们都尽量给了对方真切的体验。
就在即将熟睡而去的时候，也许正是妻给我往严实掖被角的原因，我又醒明白过来。大概也正是妻方才那举动启示的缘故吧，我便猛地想起了她曾给我唱过的一首民歌里的两句词：有钱没钱你回来，尕妹妹的热炕你睡来。尤其在人和人的关系都涂抹上了极浓重的商业色彩的岁月里，在有吃有花好夫妻没吃没花没分离的现象司空见惯的年代里，想起这样的歌词来，无不叫人心动。我让妻现在时刻就给我唱，她说不能唱。我说，这就怪了，刚结婚过来那些年，你怎老爱给我唱哩。她说，那时候嘛也还傻傻的呢。现在人上些岁数了，才猛然想起来，怪不得做姑娘那阵，每当学唱到那两句歌词时，娘总要嗔怪地说，傻子，那话里头可是有那种话呢，丫头人家唱使不得。我轻轻地噢了一声，心里头便顿时涌出一股股甜甜的暖流来。
查舜，回族，宁夏灵武市人。毕业于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鲁迅文学院创作专业本科班、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学位。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作品和个人曾6次获省级文学奖，2次获全国性奖。
塞上江南美如画
像是从锦绣江南裁来一段春色，镶在辽阔的西北黄土高原上。看吧，水田里稻秧漫绿，仿佛铺开巨大的翡翠地毯；旱地上麦浪翻滚，汇成一片金色的海洋。渠水结网，似银链闪闪发亮；果实挂枝，像玛瑙晶莹鲜红。宁夏一向以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土特产驰名，那是指枸杞、甘草、贺兰石、滩羊皮、发菜，而塞上的山川，却比这些产品的色彩更为鲜艳多姿！
“塞上江南”是古老的。这里，有至今长流不息的秦渠、汉渠和唐徕渠。它们的名称表示了年代的久远，是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留下来的水利工程。建于南北朝的海宝塔，形状奇特，风格迥异；公元1050年初建的承天寺塔，呈八角形，塔顶翠绿，造型美观。多少年来它们阅尽人间沧桑，现在仍然挺立着，为自治区首府银川这座塞上名城增添了秀色。1200多年前唐肃宗李亨即位的灵武和11世纪西夏建立的“昊王城”遗址，也都在黄河之滨、贺兰山下。悠悠长渠、巍巍宝塔和古城遗迹不仅证明宁夏川古来就是一个好地方，更证明长城以北的广阔土地自古就已划入我们祖国的神圣版图。
但是，宁夏古老的历史，浸渍了多少血泪呵！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尽管也同样有黄河灌溉之利，然而千百年中，反动统治阶级只知残害人民，哪里会有心思去发展生产呢？许多地方积水难排，年深月久，使塞上江南的锦绣山川变成了许多盐碱湖滩，茫茫白色，满目荒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谚语，徒然反映了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已。旧社会，军阀、地主榨尽了人民的血汗，却没有建一座像样的工厂，没有修过一条像样的公路。那时的宁夏，炼不出一斤铁，贺兰山中丰富的地下宝藏也只能昏然沉睡。军阀们为了抢夺地盘而连年火拼。胡笳悲吟，塞马嘶呜，一片萧条冷落的气氛。贫苦的各族劳动人民生活在漫漫黑夜里，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美丽的“塞上江南”啊，山河凄冷无颜色，回汉村庄半凋零……直到解放的歌声唱遍了黄河两岸的时候，宁夏川才永远地结束了它的悲惨历史，逐步恢复了它的青春。
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一个世纪的五分之一，连接起来，好像是一轴长画卷，不，它不是静止的画，却像一大卷能活动的彩色影片，上面有灿烂的阳光，也有雷电风云，有火热斗争的镜头，也有沸腾建设的场景，每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便一幕幕在脑海里映现出来。自治区成立时欢庆的情景还依稀在目。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之下，一批批支援边疆建设的人们从天安门前、海河两岸、黄浦江畔、东海之滨来到这里，“把青春献给美丽富饶的宁夏”——就是当时各种乡音表达出来的共同心声。1961年9月，毛泽东同志“应宁夏同志嘱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给了人们多大的激励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铿锵诗句，化作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宁夏的巨大动力。于是，回族、汉族、蒙古族……同胞，本地的、外来的同志，一同用智慧的头脑，灵巧的双手，精心地描山绣水，装扮着塞上江南新家乡，使得它宛如孔雀开屏一样，展现出美丽动人的身姿。如果你是一个曾参加过自治区成立庆典的远方客人，此番重游，一定会惊喜地发现，虽然一样是巍巍贺兰、滔滔黄河，然而巨大的变化又怎能不使一个阔别了20多年的人眼花缭乱啊！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沿着黄河游历一番吧。最近，传来了大型扬水工程胜利建成的喜讯，在自治区境内的黄河南段，人们把河水引上了山头，让它染绿回族聚居的同心县赭红色的干旱山野。这里世世代代盼水的回族同胞啊，激动得从心里迸发出“感谢党和政府送来幸福水”的欢呼。30多年前，除了省城银川有一部破旧的小发电机供少数官僚富商照明以外，整个宁夏是一个漆黑的世界。而今，青铜古峡筑起了横跨黄河的大坝，坝上，高高的输电塔，仿佛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伸出的巨大手臂，把千斗星星、万斛明珠撒遍大小城镇、千村万户，用光和热给工业插上双翼，催农业向机械化展翅飞翔。从青铜峡沿河向北，在西夏时未能修成的“昊王渠”的废址上，东、西两大干渠水流汩汩，浪花飞溅，把贺兰山麓的亘古沙原变成肥田沃土，把吴忠、青铜峡、灵武的湖坑碱地，改造成一档档整齐的机耕条田和一块块精致的小畦园田。
银川市在解放前，不过是一个8万人口的小城，从那时到现在，市区面积扩大了5倍，人口增至30多万，成为一座新兴城市。你看，许多直矗云空的大楼拔地而起，和前朝遗留下来的鼓楼、玉皇阁、南城楼等古式建筑相映成趣。在一条条大街上，汽车飞梭，行人如织，头戴白帽、飘拂长髯的回族老人悠闲地散步。身穿花衣裙的年轻姑娘，神采飞扬，骑着自行车疾驰而过。1958年还是寂寂荒滩、杳无人烟的铁路西，如今已经是工厂林立、马路纵横的新市区了。此外，还有几十里长、林荫夹道的银新路，绿树重重、繁花似锦的人民公园，还有体育馆、游泳池和宾馆，这一切一切，构成了这座社会主义城市的新风貌。
由银川顺黄河北行，便是煤城石嘴山市。在那起伏的山峦中间，矿井星罗棋布。20多万矿工和家属正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战。从这里翻越贺兰山，便是著名的吉兰泰盐湖，它像一面明镜嵌在戈壁的瀚海里。卤水泛波，盐山泻玉，又是一番风光。原煤和吉盐从贺兰山内外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经过从南到北纵贯塞上江南的旅行之后，亲爱的同志啊，你也许会更深切地理解“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含义吧？2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前跃进，“塞上江南”的范围也扩大了，黄河携着春色从中宁流到了同心，还将继续流到固原、海原等南部山区；盐瀑和铁路把锦缎从贺兰山铺向瀚海，铺向蓝色的吉兰泰。同时，“塞上江南”也变得更美了。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如果把前面说到过的传统的红、黄、蓝、白、黑五种土特产换成同样颜色的另外五种事物——炼铁炉的熊熊火焰，引黄灌区的稻海麦浪，银川新市区工厂夜空的闪闪弧光，吉兰泰的玉瀑银流，石嘴山的滚滚乌金，不是更能确切地显现出“塞上江南”今天瑰丽的画面吗！
“塞上江南”啊，过去你徒具虚名；今天，才名副其实。那么，明天呢？明天，在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进军行列中，你将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吴淮生，1929年生，安徽泾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高级专家联合会会员，一级作家。曾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宁夏诗词学会名誉会长。著有《梦里青山》等诗集、散文集7种。
（写于1982年）
今非昔比话银川
前些日子，宁夏作家协会举办文学研讨活动，请了20世纪60年代曾在宁夏工作、现任《中国作家》副主编的张凤珠同志。她在参加会议，给作家讲文学之余，要我带她去看以前文联办公的旧址，寻找她当年住过的宿舍。可是到哪里去找？凭我在银川生活多年的经验，陪同她游览市容的时候，顺便指了指民族北街的供销社大楼和民航售票处，那就是当年文联办公的所在。老大姐无限感慨地说，银川到处是高楼，变化真大啊！
单就城市建设而言，银川的变化的确不小。像我们这些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人，产生如此感慨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是银川人，也不是宁夏人。但早在1957年就认识了银川市。那年夏天，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银川地区工作，屈指已是40余载。开始在一个县城，60年代初调自治区党委，在银川工作、生活已有35个年头，也算得上是银川老资格的市民了。
我初识银川的时候，自治区还未成立，但筹备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已经有了，在兰州办公。银川尚是甘肃辖区。那时包兰铁路还未通车，我和另外4位同学坐卡车，早早从兰州出发，三渡黄河（兰州、靖远的安宁、永宁的仁存），两天半才到银川。地委组织部早已接到通知，很周详地将我们安排在招待所里，即现在公安厅盖了办公楼和家属楼的地盘（1958～1972年是自治区党委的办公所在地），当时是一大片土木结构的平房，一排又一排，分成若干小院，宛若迷宫。我们在招待所住了20多天，等待分配。之所以等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机关干部正在进行激烈的反右斗争，顾不上讨论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好在吃住有人管，一日三餐，饭来张口，生活不成问题。当时银川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物价便宜，生活优裕。天下黄河富宁夏，银川是最肥的一块。天天大米白面，没有杂粮。街上有人叫卖热玉米，三分钱一个大棒子，你得鼓劲才能吃完它。西瓜二分钱一斤，五毛钱的大西瓜，五个人享用不完。我们的伙食究竟是什么标准，没有过问，但顿顿“四菜一汤”，感到掉进福窝一般。银川的市容却不值一提。到处是低矮的小平房，窄窄的街道，没有沥青路面，凹凸不平，风来扬尘，下雨泥泞，和我们山区的小县城没有什么区别。好处是行人稀少，基本上看不到汽车，小孩子单独上街，用不着担心。我们也成天在空旷的街道上走来走去，直到分配结果公布，这才离开银川，到中卫县工作。
在县里工作6年。1964年春天，奉命调到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那时党风纯正，没有现在这样的人事关系。我一个毫无背景的小青年，突然接到上调的通知，自己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只能服从命令到新单位报到。
阔别6年，再次来到银川，难免有些兴奋。但细看街道，却没有什么变化。要说发展，就是市中心的那两座大楼——邮电大楼、百货大楼。这就是民谣“一条街道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产生的时代背景。即使这样，楼房毕竟是楼房。由于周围小平房的衬托，两座楼如鹤立鸡群，显得格外高大雄伟，银川人也因此而骄傲，到了北京逛王府井，自觉不自觉地拿着银川百货大楼比较，也仅此而已。除这两座楼外，还有个红旗剧院，其他地方仍是老样子。特别是党政机关，全部是旧平房。自治区人民政府用的是民国省政府的旧址，即现在的计委和怡园的地盘。自治区党委在路南的对面，就是1957年我来银川等待分配工作时住的地委招待所。更凑巧的是，我的新工作单位——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处的办公室就是我当初住过的那个大房子，只不过重新粉刷，床铺换成了办公桌。后院增添了一座工字型的“书记楼”，实则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尽管办公室条件简陋，但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很好，没有任何怨言。
那时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正是经济建设的恢复时期，哪有多余的钱改造城市？楼、堂、馆、所更是明令禁止的，这就是当时党和国家大力提倡并切实执行的艰苦奋斗精神。对这样的口号和指导思想，大家都是心甘情愿，身体力行。这只要看看高级干部和我们这些小干部在一个食堂排队就餐，在同样低矮的土坯房子里办公，就可略知一二。
当然不是说抱残守缺就好。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城市建设，作为文明的象征，也应大力发展。新时期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作为自治区首府的银川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也是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早先的两座大楼，已被后起更高更新颖的楼厦淹没。不仅主要街道，居民区也是大楼林立，天天有鞭炮鸣响，庆贺乔迁之喜。至于互相攀高比级的星级饭店，更是数不胜数，我们不能不为银川的发展欢呼叫好。
称道银川变化的也不仅仅是我们银川本地人，外地来客，面对如今宽敞整洁的街道，漂亮的建筑物，也是赞叹不已。
最近我们作家协会又有重大文学活动，在银川召开全区文学创作会议。除了本区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外，还邀请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陕西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白鹿原》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著名作家越熙等名家来讲学。会议之余，少不了请外地客人“游山玩水”，看看宁夏的景色，也就那么几个去处，沙湖、贺兰山岩画、西夏王陵、“两塔一寺”之类。对这些景致，客人们固然新奇，但挂在嘴边不住称赞的还是银川的街面，有说小巧玲珑的，有说整洁干净的，有说……尽管心里明白这是人家客气，但还是听得高兴。饭后空闲，不管客人有没有兴致，拉着他们去“步行街”，去新建成的光明广场，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不无夸张地向人家炫耀。北京、西安的大作家经常出进国门，什么景致没见过！但还是不住口地说，不错不错。雷达用评论家的口气说，城市虽小，但改革开放的成绩却看得十分明显。陈忠实先生用他那沙哑的嗓子说，我虽在西安市工作，却喜爱乡居。我的《白鹿原》就是在白鹿原下面的坝桥村完成的，西安城市那么大，却让人感到没有个去处。来银川就不一样了，一伸腿就到了郊外，夜晚站在阳台上就可以听到水田里的蛙声，多么惬意！这话是说给我们几个搞文学创作的作家的，要是银川市的市长听到，不知会怎么受用，说不准会授予他们荣誉市民的称号。作家赵熙又是书法家，临行给我留下墨宝，写的是他自己的诗句：
跋涉千里塞上行
老友相会凤凰城
同是原上芨芨草
有雨无雨亦常青
虽是抒发个人情宜，却也表达了作家在银川的美好心境。
有时在街上步行，客人也会婉转地说，看得出来，这些街道都是刚刚改造出来，往后绿化工作跟上来配些树木花草就更美了！
这正是银川建设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大兴高楼的时候忽略了路面、铺地、行道树、绿篱、草坪、花坛、栏杆等建筑学上必需的设施。玉皇阁面对的宁园、唐徕公园、怡园、凤凰园等等，就是颇具眼光的安排。最近为了迎接自治区40周年庆典，全面整修中山公园的同时，又在好几个地方开辟绿地，这不能不说是文明之举。是的，城市建设应当有些美学意识，除了高楼，还必须有些别的东西，精神物质珠联璧合，相互生辉，城市才会更加美丽，老百姓既可以自由地仰视瓦蓝纯净的天空，又能俯视郁郁葱葱的绿地，日常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不也就多起来了吗？
张武，一级作家。曾任宁夏文联党组副书记、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作协副主席，主持常务工作。曾出席全国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四、五、六届代表，五届全委委员。
紫花沟纪事（外二章）
紫花沟无水，但却生得一种湿润润的石头。把这硬物磨成粉末，上到庄稼地里，是可以肥田的哩。
于是，便有众多的青年人，结了帮伙进得沟来采矿。先来的一伙便先客为主，选好矿点盖房子，放炮轰石修矿路，矿路就修在山脚处，选下的矿脉很丰厚，是十年百年也采不完的了。
后来的一伙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后来者居上，后来者只有把矿路修在山上面，矿点也选在山腰里，山腰里的矿脉浅而薄，且上山下山多有不便。于是，山上的就怨恨了山下的。骂山下的不该把好矿点都抢了去，占山为王，是土匪嘛。
山下的一伙原本就属一军马场，这些曾经骑马挎枪驰骋草原的家伙们，想当初是何等的风光啊。无奈天地变了，现代化武器的高速度发展，是任何马队也追不上的，骑兵落后了。落伍的骑兵被永远地从军队的序列中裁减了出来。军队不要马了，马场便改了农场，这些昔日的马上骄子们，是彻底失了威风的。这些着装混杂，有的穿的是半旧的军服，有的着的蓝帆布工装，有的干脆挂的是光板羊皮，是这样的一支队伍，武器还是要有的，眼下称为民兵，一色儿用的都是一种老式步枪，且说话蛮横气粗，一身子的匪气。
山上的一只狗子，跑下来偷吃了山下人啃过的肉骨，山下的人就用枪把那狗子放倒了，狗肉吃进了肚里，狗皮挂在树上。山上的就来寻事，山下的就把狗皮挂在百步开外的树上，一枪打去，狗皮应声落地。山上的便惊呆了，待清醒过来，便拎起狗皮慌慌逃去。从此，两家结怨，势不两立，成了仇家。
山上的有意无意地往山下放石头，心想，狗日的山下人再日能，你还能把石头给推到山顶上来。
山上放下的石头砸弯了山下的路轨。矿车路过时就翻了几回，山下的就扯了嗓子骂山上的无德。山上的就扯开裤带对着山下的撒尿，是那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一排齐射，心想你们有枪我们也有“枪”；又想你狗日的再日能，你还能把尿水尿到天上来吗？
山下的便恼羞成怒，恼怒了却不说话，终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挟了崩矿石的炸药，潜上山，轰的一声响，把山上的矿路炸塌了好长的一段。于是，山上的队长就约定了山下的队长，两个队长坐在那塌陷的矿路上举行了一次外交会晤。山上的队长是共产党员，山下的队长也是共产党员。山上的就骂山下的是土匪，只有土匪才破坏生产的。山下的则骂山上的是流氓，只有流氓才耍流氓的。
两个队长话不投机，谈判终于破裂，山下的队长就被山上的队长从山上抬着胳膊腿儿扔了下来。
山下的队长伤筋动骨，卧在床上十天半月动不了窝儿，两家的怨恨愈结愈深，两家的人路途上相遇了，便冤家路窄怒目而视。
山上的又养了一只狗子，山下的也养了只狗子。山上的狗子是母狗，山下的狗子是公狗。狗子不懂人类的仇怨，却偏要不顾羞丑，偷偷地约会了，做了些苟且交合的事。山下的见了很解气，又觉得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谁料得一年以后，山上的狗子就繁衍成了一群，且个个凶猛如狼，见了山下的人就追着撕咬。山上的人就立在山上开心地笑了，山下的人这才明白最终还是上了山上人的当了。
受了气的山下人就找了山下的狗子出气，把狗子踢了两脚砸了一石，责骂狗子的无耻。狗子负气，便叛逃而去，跑到山上和它的那些狗儿女厮会了，长长久久不肯再回来。
过了一些日子又过了一些日子，是丁香花盛开的日子，山下的终于发现山上的人群里多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有风从山上吹过来，山下的便伸长鼻子嗅出一股淡淡的似花而不是花的香味儿，有笑声歌声从山上流下来，清脆悦耳，山下的惊呆了，分不清了那是溪涧的水声还是塔楼的铃声。
紫花沟无水，紫花沟的男人都是焦渴焦渴的，俗话说女儿是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紫花沟的山啊树啊花啊为之一新。
山下的原本有一架望远镜，是当年牧马时找马用的。马放南山军马转业为民马以后，此物已尘封多年，这一年就派上了用场，他们拿着那物对准了山上不住地看，在那万山之中搜寻着那一点红。他们把望远镜的倍数调到了极限，一下子就把那着红装的女孩儿拉到了近前。那女孩儿眉眼儿俊美，且身姿窈窕。女孩笑时，就像是对着你笑的。山下的被倾倒了一片。
山下的队长就骂属下没有出息，不停地赶打那些露着呆相的后生娃儿。把属下赶着干活去了，队长便也拿那望远镜瞄了一眼，这一瞄不打紧，活活儿地把个队长软到石头上半天没能起来。
山下的多数都做了叛徒，背过队长偷偷潜到山上去，到山上不是出卖什么机密，而是专一地找了那女孩去瞧病的。
山上的红衣女孩是个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在医生眼里，只有病人没有敌人，且红衣女孩天性随和，见了山下来人依然以礼相待，伸出手来号脉，挽起衣袖打针。红衣女孩的手是温温的、柔柔的，山下的后生娃子心里就很美了。
山下的都学了乖，有了病的上山去看病，没有病的找个病由儿也往山上跑，唯有队长不去，队长心里也想去，但因了上次谈判决裂，脸面上的事儿抹不开，队长不能去。
但队长有队长的办法，队长就叫了电影队来放电影。在这山野里，文化生活原本就贫乏，看电影是比过大年娶媳妇还要景致的哩。山下的队长向山上的队长发出了友好邀请。山上的队长就笑了，笑着下山来看电影了。山下的就都忙乎起来了，他们备了茶水，掀了床铺，把支床板的木凳都腾出让给山上的客人坐，木凳不够了，就自家坐在石头上，客人坐得舒坦了，他们也就舒坦了。他们一面看电影，一面看那红衣女孩儿，女孩儿坐在场子中央的一把椅子上，皇后娘子一样地尊贵着。
两个队长也坐在场子中央，两个队长坐的是一条板凳。山上的从腰里掏出了香烟，山下的也掏了香烟，山下的说抽我的，山上的说抽我的。两个队长就交换着抽了对方的香烟，抽着烟的工夫，一项和平共处的协议就达成了。
国庆节要到了，山下的队长和山上的队长就商议着这节日是个大节日，山上山下就来个联欢会吧，普天同庆。于是，山下的到山上去猎了两只野羊下来，山上的则到山下去弄得几箱酒来。联欢会气氛十分地热烈，大碗的酒大块的肉。吃饱了喝醉了，山上的山下的就倒成了一片。
红衣女孩儿不喝酒，红衣女孩儿就抱了个醋瓶子，扯了一帮醉鬼的耳朵往嘴里灌醋。山上的队长首先清醒了，指着山下的队长笑着骂道：“狗日的一准是狗子转世，喝醉了就是喝醉了，咋就抱着我的脚咬了一口呢。”挽起裤脚看时，果真就有一排青紫的牙印。山下的队长就笑了，笑着说：“我还以为我啃的是一个猪蹄子呢。”
山上的山下的便都开心地笑了，自此山下山上再无事生矣。
游干沟赏皇城玫瑰
要进得干沟，必要经过那山门，那山生得奇绝，鬼斧神工般的惊险。两厢高耸壁立的崖体，像两个思盼已久的恋人，急匆匆走来。走来了，就要相拥在一起了，相拥着的那一瞬间，却突然凝立，是这样相向而立了千百万年。
两崖之间，只留得窄窄陡陡的一隙，从下往上看时，天就成了清亮亮一条小溪，脚下是鸡卵大的、鹅卵大的砾石，马蹄踏上去，发出一种金石的响声，并时有火花从那蹄铁和石头之间迸出。
一马惊鸣，嘶叫声从这面的石壁撞击出去，又从那面的石壁弹射回来，几经折射便声声不已。
不时有山鸡从石壁中窜出，惊翅扇动，噼噼啪啪地响。总让人惊心了会有险石从天顶坠下，抬头看时，那禽鸟已飞得远了。
正是夏日，从谷底吹出的风，到这里变得急劲而有力，且极凉爽了，直到逼出人一身的冷汗来。
干沟无水，行三二十里，终不闻水声，那草木便生得艰难。山上也有树，树是杂树，山榆居多，且多不成形。直到到了皇城台子，那山便猛地绿了一下，空气也湿润起来，山坡上便有了野百合，红红艳艳地开着，由不得让人的心为之激动起来。
顺了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行。马是不能再骑了，轻了装的马却突然激奋起来，是感受到了皇城台子的那股泉水了吗？
走遍干沟，就这一个皇城台子生得好，宛如一把坐椅，后面的山陡高大，作了这椅的靠背，面前的坡台平坦，作了这椅的面儿。一脉清泉从石隙中涌出，出来就跳下山去，在石壁上形成一个小小的瀑布，哗哗哗地笑着，一派欢快的样子。只是那水路极短，终行不到数百步，便倏尔逝去了。
皇城台下多松树，密匝匝结成一个阵，总疑心是千百兵士手持了戈矛卫护了这森严的皇城。
同行的某君就说：皇城乃古时皇家宫苑呢。一语惊人，细观这皇城山水，果真是一个好去处哩。
站在这皇城台上放眼长望，天高云阔，整个银川平原，尽收眼底，如面对了一巨幅山水长卷，茫茫苍苍，气象万千。临风抒怀，令人激动不已。
皇城台上绿草如茵，草莽深处，残砖碎瓦历历可数。偶拾得一瓦当，观之，上有拙朴的纹饰；击之，似有钟磬之声。
微风入怀，暗香袭人，循香四顾，便觅得玫瑰数株。皆秀骨丽质、花繁枝疏，似有孤傲独立之态。想这荒僻之地，人迹罕至，竟有如此花事，实乃一奇矣。
花世界中若有隐士，这便是花中的隐士啊；花世界中若讲静修，她们便都是修女了。世间唯隐士唯恐距尘世不远，唯静修之人唯恐居世不静。干沟皇城既远且静，生活着的这群玫瑰，是怎样的一颗颗傲洁清雅的女儿身心呢！
某君朋友，折得玫瑰花一枝，却被玫瑰刺扎了一下，伤处有豆大的血珠渗出。我笑着说这花乃千百年精魂，高洁之极，岂是汝等花贼所能亵渎的吗！
皇城草厚密且松软，人躺在上面，如卧毡毯之上，草香花香，诱人入醉。不知不觉，便酣然入梦。
梦醒时，红日西沉，霞光染山。有鸟鸣于枝间，其声清脆而婉转。再看那玫瑰时，在晚风中怜怜地开，让人由不得顿生一种怜惜之情。
两匹骏马，两位少年，歌咏而归，归而作《皇城玫瑰》一文。
银湖岸边的那一头牛
这湖不大，岸是用青石砌过的，曲折有致的样子，水清澈如镜，映出岸上的绿柳以及草坪上卧着的那一头。牛是头好牛，有着一身丰腴有力的筋肉，似乎那每一块肌腱里，所包含着的都是一种无穷尽的耐力。牛很忠厚，很亲近人的。尤其是那些乡下的农民，站在这牛的面前，就倍感亲切呢。如今乡下的牛也不多见了，那些拉车的犁田的已不再是牛了，是一种被人们称作“铁牛”的拖拉机。人们把那物件也冠以“牛”的名称，并不仅仅是它所负担的是牛的活儿，而实际上也是人们对牛的一种怀念。千百年来，是牛和人相依为命，度过了那漫长而寂寞的岁月。至今，人们相亲相近的依然是牛啊。
这头牛最初是作为一种象征走进城市里来的。牛驻足的地方是一处公园，有很好的风景。一方花砖草坪，长满了水嫩的青草，草丛里开满了各色的小花，星星点点的。牛对人们把它安置在这地方很满意，牛知道这是因为人们敬重它才把它放到这儿来的。这地方最醒目，使所有来公园游览的人都能看到它，像看一座纪念碑似的。
牛面对着的这座湖，有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银湖。冬天里，湖面上结了冰，冰上面又覆盖了一层银白的雪，湖岸上的柳树枝儿上也结满了冰雪树挂，风儿一吹，琼枝相触，就有一种清脆悦耳的玉音。啊，牛终于明白了，这湖为什么叫做银湖了。
当然，牛最喜欢的季节还是夏天。夏天里，湖里生满了荷，田田连连的荷叶上便有了许多晶莹透亮的水珠儿，风儿推动荷叶时，那些水珠儿就活了，在荷叶上团团地动着，任你怎样碰撞，水珠却不碎不散。太阳出来时，你可以看到水珠儿里有一颗闪光的核儿呢，这是那荷的魂灵儿吗？
如今的银湖已是扩大了好多了，新开挖了几处水湾河汊，使得那些泛舟于湖面的游人，终也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了。
变化似乎还不仅仅是这些，就在牛反刍着往事迷糊着两眼打盹儿时候，蓦地一睁眼，发现身边的拱桥也变了，那座旧桥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新桥，新桥比旧桥更美更趋于艺术化了。这就让那牛惊叹不已了。那时候的它欢快地叫了一声，尽管那叫声里充满了激动之情，但那些前来游园的人都没能听到。游园的人很多，红男绿女，老少长幼，摩肩接踵不止。那些大路小径已不再是路，是一条条胀满了潮的河流了。
这头牛自然知道，这么多的人到这里来，是要来参加一项节日庆典的啊。
就在银湖的南岸，穿过那片树林，那里原本有一片低矮的平房，如今平房拆了，建了一个广场，人们叫它光明广场。广场很大，也很美。左边一座大厦是体育场。广场设有灯光喷泉，有花池、有草坪。草坪上的草又肥又嫩，站在草坪的边上，就能闻到一种甜甜的草香味儿。一想到那些草，牛就垂涎三尺了。
到了晚间，广场上灯光辉煌，人声鼎沸，天空中礼花四射，是万紫千红的一个世界了。
那头牛原本也是喜好热闹的，想当初在乡下的时候，牛就喜欢看农民在麦场上闹社火，为那些激越欢快的鼓乐所激动，牛也会踏出一种舞蹈来的。
当然，乡下自然是不能和城市相比的了，城里人闹起社火来要比乡下人更热闹更红火。牛多少是有些待不住了，牛就想走到那广场去和人们一同欢乐，可几经努力，牛却没能站起身来。那头牛这才意识到，现如今的它已不是往日的在田野里拉车耕耘的那头牛了，现在的它只有牛的身形，却没有了牛的那一身活络的骨肉，是一座铁铸的牛啊。铁铸的牛是能走动的吗？
那头牛，由不得就叹息起来。
葛林，祖籍河南省夏邑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银川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银川文学院院长，著有《大气炜黄》《远去的马群》《天鹅海》《年轻的太阳谷》《鲜花盛开的村庄》等小说、诗歌多部。
梦中的湖——散记银川郊县曾有的湖泊与湿地
前些日子在《银川晚报》上读到一则新闻，说市政府已出台了新的政策，将下大力气保护和开发湖泊湿地。实乃明智之举。世间事大抵是呈轮回状的。儿时所经历的，长大后所留恋向往的，又被今天的社会重视起来。好，好！
小时候，真正是生活在湖泊的包围中，是在珍珠般的大小湖泊以及与坑坑洼洼的湿地亲近中长大的。懂事起，就听当地人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地讲说宁夏有名的七十二连湖。而我居住的地方，竟也是七十二连湖之一的“张亮广湖”。
关于家乡的湖，我曾经在一些散文中提及：
“三十年前的郑家坊是一个微缩了的‘半岛’。那时的郑家坊四面环水。东、南面濒临水波浩渺的大湖。水涨时，浅湖的水齐腰深，长有繁密的芦草、三菱草或萍草，湖心处没人敢涉足，水面上有点点苇墩，如坟丘矗立，挺瘽人的。盛夏季节，于万籁俱寂的中午，能听到如瓮罐里发出来的低沉的嗡鸣声。听老人们说那是水怪在叫，抑或是被‘陷’（方言读‘hàn'）死在湖心里的牲畜的灵魂的呼喊。面对那如镜的湖面，让放牛娃以及暑假里结伴来湖畔找鸟蛋的学生娃娃们既充满了好奇，又陡增了恐惧，但没人敢去涉险探秘。”（《家乡的土地》）
“新结的冰晶莹剔透，薄得像玻璃。湖边水浅，冰下景物历历在目。小鱼一群群安闲游荡，泛出青青的脊；深绿的水藻一动不动，像养在药瓶里的标本。湖心是不毛之地，湖底是黑渍泥，有成串的气泡在冒。后来冰面竟裂开一条宽缝，渐渐拱起，形成一道几里长的‘冰桥’，又像是起脊的一角小屋。‘冰桥’下流水潺潺，气泡汩汩，热气袅袅，霜花朵朵。也有乳状冰凌悬挂。水藻鲜绿，在湖底扶摇，附着晶亮的水珠。小鱼儿团团簇簇，拥挤在气泡外，想必是在暖着身子。放学路上，娃娃们倾身探脑，看那奇异的水底世界，流连忘归。”《十里冰湖入梦来》
今天想起来，那浩渺的湖泊怎能不是当地人的“天堑”呢？北方人个个是“旱鸭子”，不会使用船。对于夏天的人们来说，湖无疑是一道柔软的障碍。冬天那就不同了。四通八达的大小湖泊便是“海阔任‘旱鸭子’跃”的通途。小时候文化生活贫乏，一年里看不上几场“电影子”，指望电影巡回放映队下乡，还不等到“猴年马月”？一到冬闲，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就合伙打堆地吆喝着到县城去看电影子。后几年斗争闹得紧，公家也时不时地给贫下中农包一些电影让人们接受教育。诸如什么《槐树庄》《李双双》《夺印》之类的。有红火总比没有强，闲着也是闲着。一到元旦、春节，也会成天地往县城里跑，去瞀红火。所走的路就不是路了，那是直接从冰湖上打着“哧溜”滑到的。放到现在，恐怕没人会选择这个走法。虽说是在冰湖上一时哧溜得痛快，但是进湖和出湖，那就不是什么路了。穿过冬日里的荒地，趟过杂草丛生的湖坡，等走上冰面，你再看看你的衣服裤子，已被白花花的盐碱尘土蹭得满是的，架不住乐意不是。
离开郑家坊之前，我曾经放过几年牲口，那浩渺的张亮广湖在我的眼里就是梦中的旅游胜地。一群牲口一鞭子吆到生产渠桥下背靠渠堤，大树下一靠，湖面如镜，水波不兴。绿草如茵，天远地阔，湖光秀色，尽收眼底。但凡是湖，除了有宽广丰沛的水域，在湖的四周也总会延伸出展缓的湿地，当地人称之为“滩”。这对于牲口们来说，其自由度就很大了。想到水里吃，有鲜嫩的苇草；想到滩上吃，有肥美的杂草。有时吃得上口了，牲口们会很安宁的。对于我来说，这一上午或一下午，就舒服极了。你就躺在晒得发热的绵绵的沙子上惬意地睡去吧！头睡扁也没人说你。一到礼拜天或者暑假，这湖就比往常热闹。放了学的娃娃们，打堆儿到湖边来捡鸟蛋。
对于大大小小的湖泊，最深沉最独具魅力的要数秋天了。深秋季节，宁夏农村要在入冬以前对所有的土地进行一次冬灌。当年的人们没有把水看作是商品，用的是“野蛮灌溉法”——不仅让每寸土地喝饱胀足，还会淹滩漫路，最后甚至四溢横流。“水往低处走”，最好的归宿自然是大大小小的湖了。于是这些湖就一个个体态丰腴起来。大美不言，有容乃大，顿显深沉。此时的湖是“只能远观而不能近玩焉”。林林总总的候鸟们成为湖的过客，集聚栖息在湖中，又是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致。只有那些打猎的人才敢涉足湖里，他们先是挖一个窝子，类似士兵的掩体，埋伏在里面，静候野鸭或者大雁游进猎枪的射程之内。随着一声枪响，那中了霰弹的鸟们会“噗噜噜”地飞起，又像喝醉酒似的栽下来。有些鸟受的伤较轻，会飞得很远，这会苦煞打雁客。他们会在没膝盖或没腰深的水里跋涉追撵。有时会因为失去猎物的踪影而徒劳。所以说打大雁或打野鸭是一件看似刺激实际上是十分辛苦的事。但架不住“雁头上有火”（挡不住兴趣），总会让那些猎人流连忘返。
湖泊与滩地不仅风光美，好玩儿，也有一些有用的“矿产”。湖水里碱性大，水质清，清粼粼见底。就有一些婆姨们拿衣服或被子到湖边来洗。如果再唱上一曲《清格粼粼的水蓝格氤氤的天》，那情景就美不胜收了。枯水季节，多在初春。在湖边的滩地上能刨出一窝窝“碱根”，或是“盐根”。听说那些皮匠熟皮子根本不用去买什么硝，就地到滩边专门去寻这样的“碱根”。找着了一窝，刨出来亮晶晶，状如水晶石。透明洁白，煞是爱人。
湖泊珠连，水域广阔，对气候的调节大有好处。当年，哪里有什么沙尘暴，一到初冬，大雾动辄连日不开，树头霜花经久不谢。有一年公路上的电话线被雪挂结住，粗如木橼，以至于把电线都给压断了。空气中的湿度大，冬天里气温也就特别低，因而当年的三九严寒那真叫冷，冷得不等小雪季节河就嘁哩喀喳地茬住了，不等大雪季节那湖面上就结冰走人了。哪像现在，冬天里竟然河面上不结冰。
记得当年湖多水大，只有一样不好，那就是夏天蚊子特别多。癞呱呱（癞蛤蟆）也多。初夏季节，四处是一片直升飞机的大合唱。蚊子多得受不了时，公家竟然出动了“老嫫招招”（蜻蜓）飞机（直升飞机）满湖面上撒。“六六六”粉。
当年农业社的人哪里有机会去闲情逸致地划船，一年大多只逛一次“西马营”（银川市的中山公园），就在端午节。“公园里的人真多，全是农业社的‘老庄户’。”就听见城里人不客气地骂，好像“西马营”是他们家开的。想划个船也轮不上不是？有一年我在县园艺场挖大沟，发现那里的大湖被整修成渔场。水波荡漾，秀美宜人。更诱惑我的是竟然有一条小船“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条小船让我每日憧憬不已，以至于民工散伙回家时我竟滞留不返，溜到湖边偷偷解下小船，在湖上美美地耍了一回。
今天的湖已不见了，大片大片地不见了，也包括当年泛舟的湖。
后查《乾隆宁夏府志》，才知道宁夏黄河灌区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近百个，史书记载的有名可查的湖泊48个。湖泊的丰富形成了宁夏特有的景观。宁夏城当年有“八景”，著名的有“连湖渔歌”。在民间传说的“七十二连湖”中，尤以李俊堡的老鹳湖名气最大。“回环数十里，山光倒影，远树层迎。时有轻舟出没烟波里。过者淼然动江乡之思”。
单说银川府城，也有不少关于湖的记载。200多年前的“古战场”——府城丽景区青阳门外，“垂柳沿岸，青阴蔽日；中有荷芰，画舫荡漾，为北方盛观”。南薰门外永通桥（即今日银川市双城门外红花渠桥）西南的“南塘”，是一个周方百亩的风景区。“植柳千株，缭以短墙，注以河流”。“菰蒲萍藻，鸥鹭凫鱼，杂然于中，泛以楼舡，人目之如西湖”。
景致不再。风光不再。
对于湖泊的消失，我可以充当历史的见证人。20世纪60年代初，我上小学时，大小湖泊依然秀美。人们对自然的进攻尚乏力可陈。对土地索求的贪欲也有限。湖边的野地稍事开垦，“种一葫芦打一瓢”。没做多大指望。也因为地下水位高，种和收都很麻烦。一到收割时节，农人还得卷起裤腿下水里割，然后晾晒在地埂上。我们当学生时就给生产队从水田里背过稻捆。“文革”时，人们对大自然侵略的热情，与当年的政治热情一样高涨。“农田大会战”“农田基本建设”战役一个接一个。在我15岁到22岁这8年时光里，每年我都为此流过汗水。用手中的老茧、锋利的铁锹划破那湖泊丰腴的腔膛。汗水伴随着“三一支沟”“四二干沟”“丰庆沟”的排水流入了滔滔黄河，东流到海不复返。多少水啊！就说我当年放牛时的那个湖，湖心处，我都没敢涉足过，水深，全指望在那里吃草的牛马自觉回来；万一它赖着不上来，我只好不收它回圈。很快，那恣肆汪洋的湖水不见了，只裸露出那白花花的盐碱，在干燥的空气里令人窒息地狞笑。的确，地下水位是降低了不少。也有不少土地被改造了过来，有了前所未有的稳定高产。但那真正的湖泊腹地，至今仍是不毛之地。水是撤干了。今天被走马灯般的承包户用推土机掘出了一个又一个“鱼鳞坑”，重新注上了水，把鱼儿们圈养起来，猛撒那尿素肥，还有那掺拌了添加剂的饲料。把鱼儿们的胃口吊起来了，但却也把人的胃口倒下去了。今天你再到农村，昔日的湖别梦依稀，映入眼帘的只是一方方俗气的鱼池。风景优美的湖也有，想看那要花大价钱——到沙湖去。想当年，到哪一个湖去泛舟荡漾，不都是好去处？
人类在野蛮地掠夺自然，自然也会无情地报复人类。今天，我们被那肆虐横行的沙尘暴困扰，以至于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近日看“央视十套”，介绍说湖泊湿地是地球的肾，起到为自然环境解毒的功能。城乡的一应用水都离不开湿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为此党中央发出动员令。湖泊湿地将以新的姣好的面庞被人们惊奇地打量。“藏在深闺人不识啊！”到九寨沟旅游，路过甘南大草原和川西北大草原，发现那里的湿地依然保存完好，依然有旧日的模样，甚至即将成为新的旅游景点。湖泊湿地正在以新的姿态等待人们撩开她的面纱，迎接以环境保护为使命的崭新世界的到来。
王玮光，宁夏作家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家协会理事，银川市教科所副所长。
大河作证
初秋，一个日头炎炎的午后，我来到位于银川东南25公里黄河东岸的横城堡。这是明朝正德二年（1507年）修筑的一座城堡，西依滔滔黄河，东接万里长城，乃兵家争夺要地。冷落寂寞了数百年的旧城堡，如今居然变为如火如荼的游览胜地。我信步古城堡内外，随意观赏浏览。多是些人造景物，少了些历史掌故文化润泽，看不出兴趣来。便独自去了岸边，选一处阴凉地坐下来看黄河。思绪受了大河流水的影响，止不住顺水流淌，流进昔日康熙帝访宁夏的岁月——
横城古渡，是康熙皇帝御驾西征进入银川渡河的地方。300多年过去了，那件不寻常的事今天也许没有多少人记得了。好在有大河作证，有古渡作证，还有他留下的《横城堡渡黄河》诗句作证：
历尽边山再渡河，
沙平岸阔水无波。
汤汤南去劳疏筑，
唯此分渠利赖多。
从诗的第一句，可以看出康熙帝的辛苦劳累。自京城出发，一路走来，已经是两次渡黄河。当时的条件，渡黄河要冒很大风险的，他却在所不惜。
康熙帝是一位有抱负的皇帝，登基时还不满8岁，就能够向顺治高声保证：“效法皇父，勤勉尽力。”说到做到，亲政大典后不到两年，16岁的康熙面对权倾朝野的重臣鳌拜，镇定自若，显示出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以智擒拿鳌拜，一举粉碎其党羽，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将当务之急的治国大事“三藩、河务、漕运”亲书条幅，悬挂于宫中柱上，时时提醒自己，不忘治国安邦大事要事。三藩削平，又以武力收复了台湾。康熙帝没有罢兵息战，决定亲征平定噶尔丹勾结沙俄制造的分裂祖国的叛乱。朝中多数大臣主张谈判妥协，认为讨伐大军远征茫茫沙漠，胜负难料，尤其反对皇帝亲征。康熙帝认为，噶尔丹一日不除，边陲一日不宁，只有平定叛乱，才是万年之计，才可确保天下大一统和平局面。于是毅然率军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首征叛军告捷；后又一次亲征，叛军大败而逃；第三次亲征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御驾从京城出发，山一程，水一程，鞍马劳顿，备受艰辛。抵达陕北安边，宁夏总兵官殷化行前往接驾，奏请以宁夏官兵迎接境上，并备马军数百于花马池（今盐池县），恭候圣上围猎。康熙帝拒绝曰：“猎兽，细事耳。图噶尔丹为急。”下令速派人制止官兵来花马池迎接。
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自横城渡过黄河。伫立河岸，凝视黄河良久，授意大学士伊桑阿作祭河文：我因念念不忘安抚边境，有幸西巡。单见黄河神水浩浩荡荡，流入汉唐古渠，灌溉着宽广的土地，给朔方百姓带来许多裨益。我乘车扶轼，对河神表示谦恭敬意。为弘扬你的恩泽，我派员奉上祭品，衷心祝你恩德无量，保佑永久。进城途中，闻知赵良栋将军新近去世，康熙帝叹息道，赵良栋是为国家立过功的人，明日路过他府门，皇太子及诸大臣要悼念赐祭。又指示，对在宁夏卫边阵亡的所有将士都要抚恤安慰。并责令议政大臣等人从速办理。
康熙帝下榻后，即召见川陕总督吴赫，说宁夏地域辽阔，又有黄河之水灌溉，宜于农耕。时下正值春播季节，不要因我驾到便调遣丁夫车马，摊派粮草，扰累百姓耕作而影响秋天收获。还命令随从人员一切从简，马匹去草地放牧，不许烦百姓供应草料，如有违者，定行处分……
康熙帝住了几天，噶尔丹内讧毙命。康熙帝决定即日启程回京。宁夏军民和乡绅请求多住几日，康熙帝说，多留一日，便滋扰百姓一日。这时，有官员请皇帝颁赐御文。康熙帝稍作沉思，欣然命笔，御制碑文：我乃一国之君，日以治安为念，虽身在宫廷，而心恒四海。缘边千里，土壤硗瘠，唯宁夏洪流灌溉，诸渠环匝，甚惬朕意。尔等或职居将领，或身隶戎行，尚各厉精锐，一效干城御侮之用，斯国家有厚赖焉。……法纪不可不明，礼教不可不肃。勿以地处边陲，而不治以经术；勿以习尚气力，而不泽以史书。总期上率下从，庶几驯臻雅化。尔等诚能敬体朕言，将吏协恭，民兵咸理，生聚日益厚，风俗日益淳，则疆圉实有攸裨，朕心亦用深慰。留下这篇400余言的谆谆告诫，康熙帝一行就打道回京去了。这位封建帝王在宁夏银川，轻车简从，率先垂范，体恤兵民的言行，看不出是在作秀。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是，康熙帝是一位有历史责任、以社稷江山为重的明君。
讨平噶尔丹后，诸王、贝勒、贝子、文武官员及远近士民来到畅春园，为康熙帝搞了一次大规模请上尊号活动，这已经是第五次为康熙帝请上尊号了。康熙帝仍然坚决拒绝，说：“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陈。”后来借他生日之机，臣下又次请上尊号，均未答应，直到康熙帝去世也未准允此事。由此可知，“康乾盛世”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思绪随着河水继续流淌，又流向唐太宗灵州会百王的年月——
距横城渡不远的黄河东岸，有一座比横城更悠久的古城灵州（今灵武），也曾发生过一件大事，迄今已有1360年，大概早被人们淡忘了。好在也有大河作证，有灵州古城作证，还有太宗灵州赋诗勒石作证：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初，形势并不乐观。东突厥的兴起给西北地区构成相当大的威胁，成为唐初中央政府要着力解决的一大难题。当时的宁夏，东突厥兵马往来驰骋，战火纷飞，灵州、贺兰山一带是唐军与突厥血战的沙场。唐代诗人王维的“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便是真实的写照。太宗决心解除长期以来突厥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和对边境的骚扰。
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唐太宗部署10万大军，分四路进攻东突厥。灵州大都督李道宗初战告捷，俘获突厥人畜甚多。翌年，颉利可汗战败降服，降唐人数10万余众。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不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任命原来的首领为各级官员，管理本地区本部落的人，还送给农具、耕牛、种子等，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对突厥的妥善处理，增强了周边各族的向心力，北方回纥等各部族首领纷纷表示归附唐朝。太宗决定抱病亲赴灵州受降。贞观二十年（646年）八月，太宗从京城长安出发，沿径水北上，翻越陇山（六盘山），在瓦亭巡视了唐军牧马场。再经原州（今固原）继续向北，于九月十五日到达灵州。在此，唐太宗接见并宴请陆续前来赴约的各部落首领及其使节，会盟之日，人数达数千。他们隆重欢迎大唐皇帝，言语恳切，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天之尊”，表示“子子孙孙常为天之尊奴，死无所恨”。并献上最珍贵的礼品。太宗深受感动，爽快地答应了将这些部族列入大唐州县的请求。会盟气氛高潮之际，太宗即兴挥毫，赋诗一首，并令勒石立碑，永久纪念。
遗憾，石碑后来残损，那首五言诗仅留下两句。失去的诗句永远找不回来了，它带走了多少重要的历史密码啊！好在，唐太宗的民族情怀是载入史册的。他说，突厥侵犯，是要打的，不打不足以安民；打完了，降将也是要厚待的，不厚待不足以安国。一时间，大唐朝廷上出现了“五品以上，半是外族”的奇特景观。
唐太宗的宽厚包容，民族和解政策，赢得了各族百姓的尊敬与拥戴。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太宗驾崩，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从长安驰往西郊昭陵。突然，一位高鼻深目的突厥人，从满地鲜血中走出，自残毁容的脸上（本民族习俗，割发、划脸、伤耳，为“天可汗”送行）一片哀恸，恳求新皇帝李治，允许他自杀为太宗殉葬。此乃何许人氏，如此忠烈？他就是突厥王子阿史那杜尔，战败率部归唐，在李世民麾下征战13年，踏平了辽阔的西域。后被委任左骁卫大将军，负责守卫皇宫北门和决定过大唐生死的玄武门。他迎娶了皇帝的亲妹妹衡阳长公主，成为大唐驸马。太宗死后6年，阿史那杜尔病逝。遵照他生前的意愿，长伴于昭陵旁。今天，我们看到李世民墓地竖立的13位“深目大鼻，刀弓杂佩”的石像，就是贞观年间归附大唐的外族首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煌煌中国封建王朝数千年，何以独有唐朝“贞观之治”的太平昌盛：“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民物藩息。”
夕阳西下，该回去了。我却不愿离去，想留守在这历史的世界里。有人喊叫我上车，才站起身慢慢离开。且行且思，觉得银川这段黄河边上的观赏景物应当把唐太宗、康熙帝在这里留下的两起里程碑式的事件补上。这是两个真实而精彩的故事，是两个充分体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故事，是治国之大事，民族之幸事，值得再现于世，昭示后人。唐太宗、康熙帝一生的功过是非可以尽情地评说，但这两个精彩故事，这两笔精神财富，弥足珍贵，我们切不可忘记，更不可抛弃，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高耀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宁夏作协副主席、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银川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散文集、长篇小说等9种。
（写于1997年）
游贺兰山小口子
假若您有机会到塞上古城银川，当地的主人都会很自然地向您介绍贺兰山小口子的秀丽风光。小口子，全名小滚钟口，是贺兰山著名风景区之一。据《重修贺兰山小口子》碑记云：
“去银川西不百里，岗岭负翠，层峦起伏，盖贺兰山之胜观也。”“贺兰山，可驰入者，凡八十余口，唯小滚钟口其神秀，山环泉抱，境界幽深……”这段文字对小口子的地理风光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要想目睹小口子的风采，时间最好选在春意盎然的5月佳节，或是骄阳烂漫的7月盛夏。
乘车出银川城区西行30余分钟，其间，要经过一段宽阔的沙滩绿林，仿佛要在您的意识中制造出一段缓冲和比较的境界似的。使您对愈来愈清晰的挺立于眼前的贺兰山更充满了探索其神秘的勇气和兴趣。山中潮湿温馨的山风用清凉的情意将您迎入蜿蜒崎岖的便道。走不了多远，即被前方的一座陡峭的大山挡住，山顶上凌空而架3座小峰直插云天，形似“山”字，因山下有佳石似砚，故称此山为“砚石笔架山”。据清代赵熊飞在《大悲阁望笔架峰》诗中写道：“仰望笔架峰，三峰插寥廓，何年巨灵辟，疑是鬼斧削。”它不仅是险峻，在您登山时，还会感到山风拂面，山岚萦绕的清爽。山坡上，五颜六色的野花争芳斗妍，那种气势会给人一种无言的鼓励，会在妩媚的启动中，使您一鼓作气登上山峰。站在那峭拔的峰顶上，会使您胸襟顿觉开阔，苍穹格外高远。极目远望，低山像波涛，西北处层峦起伏，林木生辉；东北方平原像风平浪静的海洋，滚滚滔滔。天地交接处，云烟浩渺浑然融为一体……站在笔架峰远眺，会使人临风怀想，遐思悠悠……
若是5月春深，沿着陡峭的山间小路徐行，野丁香花熏人欲醉，山泉叮叮咚咚美妙如琴弦跳荡，百鸟声声婉转的歌喉不绝于耳。口干舌燥之时，可以在奇松秀石扑朔迷离的“榆树坪”里采摘酸溜溜的山杏，品尝甜甜的榆钱。在清风微漾的“樱桃沟”中欣赏颗颗珍珠般闪亮、红玛瑙般通红的樱桃压满枝头的瑰丽风采。这不仅会使您心旷神怡，诗意盎然，而且会使您备感祖国山河的雄伟和壮丽，激发出热爱大自然的激情。
游览了笔架峰，即可去左方观赏“关庙”。“关庙”，即贺兰庙，是小口子主要建筑之一，它介于亭阁相望，庙宇峨嵯的“大悲阁”“小洞天”之间，气魄雄而壮，风韵秀而奇，坐落在山环泉抱的山腰上，很远就能看到“贺兰庙”3字牌匾，笔迹刚健遒劲。贺兰庙共有3层，第二层的大殿里，供奉着关羽和岳飞的塑像。关、岳两人手扶美髯，神情飘逸，威武昂然，栩栩如生。
在层峦叠嶂之上，清泉环绕之中，另有一处清静肃穆之地——清真寺。这所寺的建筑清雅古典，小四合院内经声袅袅，荡漾着圣洁的氛围。寺内诵经的阿訇虽已年过古稀，仍眉清目爽，精神矍铄地尽着自己的职责，小口子自清代以来，不但以它的秀丽吸引着人们，而且也是穆斯林弟兄及善男信女们朝山拜圣的一个香火圣地。
1963年，敬爱的董必武副主席在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参观游览了小口子，并赋诗一首，对小口子的风光作了形象的描绘：“层楼非宏阔，明洁者数处。高杨势插天，细泉清流注。绵亘峰峦香，岳壑有奇趣。左后关庙邻，笔架右前护。”
新中国成立前，马鸿逵统治宁夏时，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享乐欲望，在小口子腹地建起别墅，欢宴游乐，哨戒森严。新中国成立后，小口子才回到了人民手中。彩霞丽日照贺兰，锦绣山河换新装。然而，10年浩劫使山中古迹惨遭破坏，几无一存。近年来，人民政府在这里设立了“贺兰山小口子管理所”，修整了山中的文物古迹，增建了新的建筑设施，小口子真正成了游览胜地。
今日的小口子正像它的规划图上所写的：“贺兰三月花似锦，红妆晴日万象新。千年酣睡方醒日，喜会今朝风流人。”
于秀兰，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出版《兰亭心语》等散文集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