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百年来的语言学文献

最近100年 (1912—2012年) 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这100年的前半期是由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型的重要时期，或者说是现代语言学诞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弄清楚这一时期的语言学研究状况对于语言学的当下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100年的后半期是中国语言学大发展时期。

一 语言学文献的百年骨架

有关语言学史的研究，古代语言学史著述多一些，比如说，濮之珍、王力、何九盈、赵振铎等都有著作问世。现代语言学史 (不是指“汉语史”) 的研究十分薄弱，较为扎实、经典的著作，只有《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何九盈) 和《中国理论语言学史》(邵敬敏、方经民) 等极少数论著。除此之外，其他的语言学史著作对近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史关涉不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史有一些，诸如《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等，有些著作的学术质量还相当不错。但是，不按分支学科来书写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成果确实不多，也不够扎实，缺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书写“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史”需要打破分支学科壁垒，避免泛泛而谈、相互抄袭，要深入语言学文献，针尖对麦芒地非常具体地进行书写。我们对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百年语言学史中，1912—1949年之间的民国语言学史可以相对独立，在分期划界上比较容易。但是，1912—1949年和1949—1966年这两段历史之间的继承与变革关系却不太容易处理。人们通常认为语言学可以不具有阶级性 (至迟斯大林既已声明过)，但是，语言学研究却实实在在地受到过政治环境的影响。1957年以前中苏关系亲密，中国语言学受到苏联语言学的影响较大，表现之一是斯大林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当年便在中国翻译并出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下跟风如此之迅速颇值得我们深思。当时受苏联语言学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比如说《苏联语言学走上了新的道路》竟然漏译了一半的文章就发表出来了。即使这样，西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不能把结构主义贴上“西方专利”的标签罢了，有些学者偷偷摸摸地在用结构主义的相关观点研究中国语言。可以说，在大陆1949年以后的语言学不乏不贴“标签”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然而，从1957年开始“左”倾思想逐渐泛滥，“反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科学研究领域，拥护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家也会被“挖掘”成右派 (他们纵使不贴“标签”也难以掩护自己了)，那时的学术界开始不太正常了。语言学在1957年至1962年左右有较为缓慢的发展，1962—1966年语言学基本上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接下来是1966—1976年“文革”十年。基于这样的背景，1949—1966年比1949—1956年划段也许稍微好一些，不过，这样一来1957年前后的不同又体现不出来了。同时，人们把“文革”十年当作“语言学的空白”并不高明，只是“文革”期间的语言学史比较难写。因为涉及政治事件，我们需要再次明确：语言学具有较强的“自然科学”的倾向，语言学可以不具有阶级性。我们不评价百年来的政治问题，只就语言学谈语言学。邵敬敏、方经民对语言学史的划段比较粗略，他们认为，“(1949—1976年) 这一时期西方理论语言学遭到各式各样的批判，但在具体研究中则自觉不自觉有所运用……1979年开始的关于 ‘语言和思维关系’问题的讨论表明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开始摆脱苏联的模式化影响，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邵敬敏、方经民所说的“但在具体研究中则自觉不自觉有所运用”，就是指不贴“西方”标签的“西方”运用。邵敬敏、方经民说1979年中国语言学才摆脱苏联语言学的影响，这应该不太准确，具体的时间节点定在1957年前后应该更为合适一些。

1949—1966年这一时期，“在苏联的影响下，西方理论语言学均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说而加以批判。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语言学界开始重新评价斯大林语言学说，在这种形势下，王力曾发表《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国语文》1957.3) 一文，尖锐地批评道：‘自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出版以后，中国语言学界存在着教条主义。’但是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不但没有能消除教条主义，甚至还出现了以政治斗争代替学术争论的现象……1958—1959年语言学界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1961年以后，中苏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61—1966年我国再也没有公开翻译出版过苏联语言学专著 (论文除外)”。这是关于苏联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发生影响的粗略概况，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语言学受政治气候影响的一个历史见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79年以后，语言学著作的数量有了一个较大的增加，其中1980—1985年这一段时间全国出版的著作很不少。因为“文革”时期的接近荒芜，历史空白、空缺、空仓太多了，改革开放后虽然学术著作多了起来，但是当时的新闻出版审批制度还是很严格，出版一本书确实并不容易。在80年代前期，只要新出版一本学术著作一般都能够产生极大的学术影响，当时的学者出版一本学术著作之后都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位语言学大家。这在一点上，与最近三五年的情形完全相反，近年来出版业基本放开了，人们出版学术著作不再是一件难事，于是，每年的学术著作出版量都可能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十倍，书多了，学术影响却没有增加太多。现在，大多数的学术著作出版了也只是出版了，并没有任何学术影响力。甚至是，许多学术著作的读者只有作者自己，这种情况下的学术出版已经没有了太多的学术意义。

在百年语言学文献阅读方面，我们付出了极为辛苦的劳动。我们不敢保证每本语言学专著、每篇语言学论文都会读到，但是，对于任何重要的论著我们都要有所了解。本书原本计划把绝大部分时间放在语言学文献的阅读上面，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即使我们不吃不喝不睡觉、天天读书所能读到的书也是很有限。我们又不愿意过多地使用语言学论著的各种引介、评价性资料，对所有的“二手资料”我们都相当谨慎地对待、不会随意采信。这样一来，我们工作的重心放在了语言学文献“本身”和语言学思想史这两块上面来了；对于那些我们未能来得及阅读的语言学文献，我们一般不会在本书中提及，这是一种十分审慎的态度。所以，本书中的语言学思想史研究或许有缺漏，但不会有虚假。

我们对百年来的语言学文献有个基本的选择倾向，那就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年) 的语言学文献我们尽量多加阅读，争取重要专著一本不漏，各种论文总体上做到心中有数，这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一大重心。1949—2002年出版的语言学论著，我们会有选择地阅读，尽量覆盖大部分重要著作，少数我们未来得及阅读的论著我们以后再继续阅读。近年来出版的各种专著、论文集，特别是最近10年来 (约2002—2012年) 出版的专著我们尽量少涉及，我们并不是“厚古薄今”，而是最近十多年来出版的论著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多得简直就叫人无所适从了。百年来，1912—1949年、1955年前后、1979—1989年这三大段时间内出版过不少重要的语言学论著，它们大多数都很值得阅读。

二 近年来学术论著的极大丰富

近10年来 (约2002—2012年) 学术专著、论文数量急剧膨胀。近30多年来 (约1979年至今)，语言学学术著作的总数已经相当多了。邢福义、汪国胜在回顾1978—2008年的语言学“标志性成果”时说，“这里作为标志性成果来举例的，是获得历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的著作。事实上，30年中，我国语言学界出现了很多优秀成果，跟这里所举的同样优秀甚至比这里所举更为优秀的著作，不仅还有，而且肯定相当多，只是由于不知道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统一标准来认定，因此只好暂时介绍以下这些”。邢福义、汪国胜的这种苦衷实事求是，如果让我们对近百年来的语言学著作列出一个书单，我们简直就不知道这个书单会有多长。至于是不是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的著作”为标准来举例，这个问题却不再是那么重要了，举例的无所适从和举例标准的无所适从其实都差不多。30多年来，学术著作多，学术论文更多。

2009年，周冰清“利用引文分析法，对语言学论文引用图书进行了统计，推出对该学科领域最有学术影响的121种国内学术著作”。这121种语言学著作，在CSSCI (2000—2007年度) 期刊中被引用次数最少的不低于15次，最高的达到448次。笔者对这121本学术著作均有阅读，有些阅读得还相当细致。这些著作主要包括：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

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张伯江：《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黄伯荣：《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材，多版次)。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教材，多版次)。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王力：《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多卷本，跨年度)。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侯精一：《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多卷本，跨年度)。

束定芳：《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徐烈炯：《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杨伯峻：《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 (教材，多版次)。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多版次)。

李如龙：《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胡壮麟：《系统功能语法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教材，多版次)。

邢福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梁敏：《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 (多版次)。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石毓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 (1966年、2004年)。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 (教材，多版次)。

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商务印书馆 (多卷本、跨年度)。

现代语言学研讨会：《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年版。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徐烈炯：《语义学》，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

伍铁平：《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桂诗春：《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李新魁：《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王辅世：《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刘坚：《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叶蜚声：《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教材、多版次)。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彭聃龄：《汉语认知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Eugene A.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徐烈炯：《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丁邦新：《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俞士汶：《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3年)。

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邓炎昌：《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多版次)。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王均：《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束定芳：《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

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朱永生：《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李运兴：《语篇翻译引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

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陈德鸿：《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多版次)。

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华劭：《语言经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桂诗春：《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胡壮麟：《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著作之外，针对学术论文，笔者曾在博士后出站报告后面附有一个论文索引，对民国时期 (约1912—1949年) 的语言学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枚举。虽然笔者所做的这个索引尚不够全面，尚不能做到无一遗漏，但是，民国时期的语言学的“主要文献”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涵盖了。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笔者有待于进一步的补充、修订、完善、提炼，希望能够最后形成一个让自己感到满意的成果，那时可以作为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语言学史”的结题成果之一。

1949—2012年期间发表的单篇论文，数量十分庞大，对于此期间的重要的经典论文我们都要阅读。对于那些尚未称得上是“公认”的经典的论文，我们在此打算采用一个“简单化”的处理办法，那就是：阅读中国知网中“引用率”排序靠前的1000篇论文。我们不会对这1000篇论文每篇都加以详细分析，但我们保证我们对这1000篇论文全都加以认真阅读，我们还要具体分析其中的具有代表性、选题没有太多重复的部分论文。当然，这种按照引用率排序来选择论文的办法，可能会造成各个分支学科的不平衡，这就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总体协调工作了。比如说，古代汉语的论文一般都是引用率不高，我们在知网引用率前400篇中只发现了1篇古代汉语方面的论文，并且排名很靠后。这1篇论文是：郭锡良《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引用次数为174次 (截至2013年12月31日)。相反，关于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论文，引用率相对较高。其实，这也可以理解，语言学论文在引用时大多是引用其观点、少有引用其材料的情况。正是因为如此，那些个别字词考释类的论文，它们的引用率一般都不会太高。

1949—2012年期间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也是重要的语言学文献，我们在中国知网中也能够找到一些，但很不全面。在知网上，语言学类的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引用率普遍不高，截至2013年12月31日，引用率最高的一篇论文只有107次 (即《汉语“主观量”的表达研究》)，其他的大部分的学位论文的引用率在个位数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引用率排序来“综观”其研究现状就有些很不科学了，引用率数字较小时对它们进行引用率排序的意义也不大。因此，我们只选取少量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介绍，为了学科平衡起见，我们会特别留意古代汉语方面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有些硕博士学位论文在语言学界影响很大，比如说，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丁喜霞《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后来都出版了，但它们或者在知网上的引用率很低或者在知网中查不到。对于这些文献我们把它们放在专著里面来阅读，不再作为学位论文来看待。这样一来，本书中所提及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不会太多。即使在本书中我们不去提及，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硕博士学位论文是语言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程度并不以是否出版为参照标准。

王露杨、顾明月曾运用计量学的相关理论，借助于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III考察了CSSCI (2000—2011年) 所发语言学论文中的关键词，从而统计出相关论文的数量、各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该文作者并未通读多少语言学论文，只是对考查范围内的论文关键词进行机器处理。这个统计对于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并无太大的借鉴意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要研究语言学史最好要从一手的语言学文献做起，要通读语言学著述，而不是仅仅看看论文中的关键词了事；在阅读时要靠学者个人一篇一本地读起，而不是单靠机器统计就可以研究语言学史。

如上所述，近百年来的语言学文献数量庞大，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把语言学史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学科分支 (而不是仅仅靠打酱油的那么几个人临时地、随机地读几篇文献)，需要我们沉入下去，潜心研究，首先对这些文献有一个较为宏观的框架预设，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之下，再细致地深入到每一种文献的细节中去。这样的语言学文献阅读，决不是非常皮毛地随便翻翻就了事了，要做好这样的语言学史研究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语言学文献方面，姚小平曾说，“国外做得好。他们会挖掘，比如说中世纪的语法学派，甚至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也会把他抠出来。另外，有一点他们做得非常好，比如Koemer很了不起，他出的《阿姆斯特丹语言科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丛书》，里面有5个系列，其中一个系列就是专门重印历史上的语言学名著。历代语言学名著重印，那些语言学名著不一定真的很有名，(但是) 他认为有价值。‘名著’是我用的词儿，(其实) 就是一种 ‘旧籍重刊’，比如现在有本书买不到了，他把它从图书馆里找出来重印。我觉得这个在无形中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而我们这类工作做得比较少”。目前来看，我们国内语言学的“旧籍重刊”做得比较好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文库，还有一些著名语言学家全集或者文集系列，但这些重刊数量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在语言学史上有学术价值、但又不是很有名的语言学文献尚未引起今人的重视。这一项工作，是笔者在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笔者计划把这一类型的汇编、研究纳入自己的“‘大’民国语言学史”中去，作为史论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三 早期语言学文献的版本繁多、著者常使用各种笔名

百年来，语言学文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同一种著作的版本往往也异常繁多，有些著作、论文的作者还常常使用各种笔名发表，情况非常复杂。在今天，纵使国家经济非常繁荣，但学术类著作市场萧条，语言学学术书普遍“卖不动”。在民国时期，虽然全国的经济几近崩溃，但是，当时的学术著作销售尚有利润可得，这一点从当时的学术著作再版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有些学术著作不断再版，有些学术著作则改个名字、换个封面重新出版，这在当时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百年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有些语言学著作的版本非常多。比如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到1932年已经存在“订正8版”了，到1955年则有“22版重订”了，该书至今已有多少个版本笔者尚未准确统计。因为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就是连手无寸铁的出版社也常常挨“炮轰”，那些著作的版本问题往往也就更难考证了，就《新著国语文法》而言，我们就很难穷尽地对照各个版本去一一核对。再例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版本也不少，马晓红曾列有一个“附录二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不同版本”，大体如下：

(1) 大江书铺 民国二十一 (1932) 版本：初版 (1932—1944年共出8版，具体不详)。参见李熙宗《从〈修辞学发凡〉不同版本的修改，看陈望道先生的治学精神》，载《修辞学研究》第10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

(2) 文化服务社 民国三十四 (1945) 版本：再版 (第9版，渝初版)

(3) 1946版本：沪一版

(4) 中国文化服务社 民国三十六 (1947) 丛书：青年文库版本：沪二版

(5) 中国文化出版社1947

(6) 开明出版社1950

(7) 新文艺出版社1954.8版本：第一版

(8)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3版本：新一版

(9) 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11版本：新二版

(10) 作家出版社1964

(11)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7

(12) 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9版本：新1版

(13)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二卷) 1980.5第一版 版本：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据1962年本和1975年本参照校订并修正

(14) 上海书店1990.12丛书：民国丛书第二编 语言·文字类57版本：影印本

(15)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2新2版 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65周年 版本：原上海人民版

(16)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7版本：新3版

新中国成立以后，港澳台地区与大陆的相对阻隔，这也造成了某些语言学著作版本繁多。比如说，赵元任的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在中国有好几位学者译过这本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丁邦新全译本《中国话的文法》1980年初版、1982年再版、2002年增订版；在大陆有李荣译本《北京口语语法》开明书店1952年版，吕叔湘节译本《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还有一种情况是语言学教材的版本也非常繁多，王力《古代汉语》课本，郭锡良《古代汉语》课本，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课本，黄廖本《现代汉语》课本，等等，新版、修订版、增订版都非常多。不过呢，我们在本书中一般不会去过多地研究这些教材，我们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各类专著和经典论文上面。

关于语言学著作版本以及著作者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更为复杂。比如说，至少还有如下一些情形：

(1) 有些著作今人以为是独立专著，而实际情况则不尽然，往往有合作者。比如说，《汉语史稿》就有这种情况，“1956—1958年以王力先生为主编成立高等教育部汉语史教材编辑室时，(许绍早被) 借调到该室当王力的助手，参加《汉语史稿》中、下册的编写工作，共执笔编写十六节之多，占本书中、下册的近半篇幅”。王力在《汉语史稿》的《序》和《跋》里都提到过许绍早，但只是限于说“再把各节分派给许绍早、唐作藩、唐钺三位同志执笔改写”、“在编写过程中，杨伯峻先生、唐作藩、许绍早、唐钺三位同志和汉语史研究生们都提了不少好意见”，并未涉及著作权问题。郭锡良说：“‘文革’前搞集体项目好办，大家都是一心一意的。‘文革’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都是各人搞各人的，再搞集体教材编写就有难度了。”这其实也就涉及了“文革”前许多著作的合作者问题，特别是1949—1978年这一段时间的语言学文献，关于著作权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任何一部信实的语言学史、语言学思想史无疑是要解决这其中的某些问题，但是肯定会有某些疑点已经无从下定论了。时至今日，版权意识、权责分割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剽窃、抄袭等行为都被列入学术不端，是独立专著还是有合作者的这个问题也就相对简单明了一些了。

(2) 语言学文献的考证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当有关文献涉及外文古籍的时候。当前，我们国内研究外国“汉文语言学古籍”的学者中，功力最深、著作最为扎实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姚小平先生，姚小平的“海外汉语研究”系列的考证基本上都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基本上可以作为信史。国内也有少数年轻学者在语言学文献考证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说，复旦大学霍四通的《“明斯顿”的修辞观——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一个悬案之解决》，通过“几本东洋、西洋修辞古籍”考证了宗廷虎《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 中所讨论的汤振常《修辞学教科书》中引用的“明斯顿”，认为“明斯顿”误译自Dean Swift, Dean是牧师Swift的头衔。霍四通此处的考证之功颇为有力，读书读到如此细致程度，确实不易！

(3) 少数早期文献的版本已无定论，相关事件年代也无法精确核准，人们通常只能确定在一个大体上的时间范围内。这种情况，在民国初期或者稍早尤甚，国内出版的著作如此，在国外出版的著作也存在版本、年代无法精确认定的问题。比如说，“(维新) 变法失败后，(王照) 遭通缉，逃往日本。在此期间，他仿照日文假名，采取汉字的偏旁或字体的一部分，制订了一份汉字拼音方案，叫做 ‘官话合声字母’。(一说王照创制‘官话合声字母’是在1900年回国后，居住天津期间) 1900年……出版《官话合声字母》，署名芦中穷士 (一说《官话合声字母》1901年由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再比如说，郭沫若在日本时所做的甲骨文、金文研究也很难给出一个年月日 (特别是月、日) 时间确认，其中有些问题在《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中有所涉及。语言学文献版本的考证问题难度大，往往为语言学研究者所忽视，“不屑为之”，常常认为这种研究的价值不大，这实在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误区。版本往往能够体现出语言学家的心路历程，许多语言学大家都曾有过宣布放弃自己先期观点的经历。比如说，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修订前后的两种版本内容差别就很大，这反映了作者语言学思想的某些变化。

(4) 同一著作再版时改了书名，这种情况主要见于语言学大家的著作之中。比如说，“王力的另一部重要语法著作是《中国语法纲要》(1946年，开明书店)。这部书基本上是《中国现代语法》的摘要。1954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了该书的俄语译本。苏联汉学家龙果夫为它写了序文和注评……该书于1957年连同序注一起由新知识出版社再版 (书名改为《汉语语法纲要》) ……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音韵学》(1955年再版时改名《汉语音韵学》) 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著作……王力在该书1955年《新版自序》中说：‘这部书只代表我二十年前的意见，并不代表我现在的意见。’事实上，1957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上册和1963年出版的《汉语音韵》在不少方面对《中国音韵学》的意见进行了修正……王力十分重视汉语知识的普及工作，写了不少普及性读物，主要有：《汉语讲话》 (原名《中国语文概论》, 1939年出版。1950年改名《中国语文讲话》。1956年起改今名) ……”王力的这些著作，由于改名频繁，很容易被我们今天的初学者们搞混、搞错，甚至常常会出现误读、误解的情况。

(5) 早期语言学文献中使用笔名署名的情况较为普遍，特别是民国时期在国统区的报纸副刊上发表的论文，报纸上的那些论文的真实作者有些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有些语言学家的笔名很不少。比如说，“叶籁士(1911—1994)，原名包叔元，世界语名字′Jelezo，汉语笔名叶籁士，是根据俄语 ‘铁’字的读音写成汉字的，后来以此代替了本名。用过的笔名还有：包索原、索原、白山、叶君、吴人、罗甸华、余学文、学文、潘古干、费洛等”。现在，利用笔名发表学术论著的情况要少一些了，这主要涉及著作权、著作责的相关问题。但是，现在还有少数的学者用笔名发表论著。比如说，李智明《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稿》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署的就是笔名，作者是四川师范大学李恕豪教授。

语言学文献是语言学研究的基础，更是语言学史研究的基础，语言学思想史研究也不得不重视语言学文献。深入一手文献，一一仔细阅读，这样才能写出扎实的语言学思想史来。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难点，那就是语言学文献数量庞大，我们究竟能够读完多少文献呢？这个问题无法回避，但也很难回答。我们只能说我们读完了绝大多数的主要著作和经典论文，我们不敢承诺我们读完了全部的著作和论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语言学史的有些问题其实还是语言学文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