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

大文化视野中的昆仑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赵宗福

昆仑文化是近年来由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界策划推动兴起的一种地方文化现象，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在地方文化发展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有广泛影响和有现实功能的学术活动个案，其中的得失是值得关注的。本文即从民俗学角度对昆仑文化与青海地方文化建设的关系进行回顾，进而对民俗学与国家文化发展做一些思考。

一 海内外对昆仑神话的研究

昆仑文化的主要源头是昆仑神话，而昆仑神话是我国古典神话中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影响最深远的神话体系，一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从中国神话学发轫期至今，运用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民俗学的理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田野调查方法，还有叶舒宪等提倡“四重证据法”等，对之进行了不懈探索。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一书，从人种学视角提出“西王母，今为东西各国研究支那学者，热心考察之一问题。盖以西王母为窥测中国古史，与外域交通之一要件”的观点，并引用《山海经》等文献论证“昆仑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西王母是黄种的氏族”等，对史家考证华夏族的起源，一直有较大影响，此书成为现代研究昆仑神话的拓荒之作，对昆仑神话体系的建立和华夏族起源研究产生了影响。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开篇述神话内容，认为“中国自黄帝以上，包牺、女娲、神农诸帝，其之形貌，事业，年龄，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具备了基本的神话观。此后，刘师培、鲁迅、茅盾、钟敬文、吕思勉、吴晗、方诗铭、朱芳圃、丁山、卫聚贤、苏雪林、程发韧、凌纯声、顾颉刚、杜而未、徐高阮、袁珂、任乃强等学者从文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和神话学等学科，对昆仑神话进行了关注研究和相关文献整理，成果颇多。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中国文学史源起探讨原始神话，探求初民精神和昆仑神话、西王母神话等话题，将神话定为文学之源。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具有拓荒性意义，首次提出了昆仑神话中西王母神话演化的三阶段观点，并论述了神话演化的历史文化原因。闻一多的《伏羲考》立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高度以文化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灵活结合中国传统小说考证方法，论证了女娲、伏羲神话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并对相关文化做了广泛深刻的研究，通过这两位创世大神和龙蛇的渊源关系，探讨了昆仑神话在早期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程憬的《古代神话中的天、地及昆仑》、《山海经考》、《西王母传说的演变》、《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等论文颇有分量，提出了中国有系统神话的观点，并对中国神话尤其是昆仑神话进行“全貌素描”式专门研究，从巫药、巫术、祭祀礼和神话四方面论证了《山海经》是古代巫觋宝典的观点，形成了独特的神话理论和研究个性。之后，钟敬文的《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研究系列论文、吴晗的《西王母与西戎——西王母与昆仑山之一》、郑德坤的《山海经及其神话》、吕思勉的《昆仑考》和《西王母考》、凌纯声的《山海经新论》、王以中的《山海经图与外国图》、丁山的《论炎帝大岳与昆仑山》等，从神话研究层面关注了神话与边疆问题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饶宗颐、丁山、卫聚贤、苏雪林、程发韧、杜而未、徐高阮、凌纯声等学者对昆仑神话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他们提出的论点可归纳为昆仑“七说”，这使昆仑神话的整体研究区域更为丰富和充实。

顾颉刚是中国史学“古史辨派”的开创者，由于古史与神话之间存在难分难解的关系，“古史即神话”是该学派信奉的原则，所以他们在古史“辨伪”的学术探索和争论之下阐明其神话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率先从理论上系统完整地建构了昆仑神话理论体系。他在《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的民族——羌族》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首先是羌人的祖先，然后才是华夏族的祖先”，“不仅以炎帝为宗神的古代羌人生活在今青海祁连山南北河湟之地，而且青、甘、陕、川一带，主要是炎黄部落联盟活动，成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他在昆仑神话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还有：《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禹贡中的昆仑》、《昆仑和河源的实定》等。《庄子、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一文提出在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重要的系统：一个是发源于西部的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受昆仑神话影响而形成于东部沿海地区的蓬莱神话系统。古史辨派神话学家们以“层累”和“演变”的理论结合传统考据辨伪方法，他们不仅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神话研究的开拓者，而且他们对昆仑神话研究亦贡献颇多。

袁珂是中国大陆一直坚持神话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老一辈学者，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史》等。他尤其对《山海经》做了独到的研究。《山海经校注》在对1181年以来的16种版本及各家注释仔细比较鉴别的基础上，第一次专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给予系统解释。他的学术思想可主要概括为中华多民族整体神话观，主要内容是“广义神话论”、古籍记载与民族传闻并重、少数民族神话和汉民族神话同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和香港地区神话学界对昆仑文化的扎实研究而形成的一批重要论著，有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芮逸夫的《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苏雪林的《昆仑之谜》和《屈赋之谜》等重要论著。1960年之后杜而未的《山海经的神话系统》、《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和《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等相继问世，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世神话研究、古帝系神话研究、虚拟动物神话研究、易经研究、古代宗教研究等方面。他借助月亮崇拜模式对昆仑神话进行了阐释，第一个提出“昆仑文化”学术命题，认为“文化越古老雄厚，越需要解释”，“昆仑文化是昆仑神话连带出来的人生哲学”。尽管他并没有从文化学理论对“昆仑文化”概念做进一步学理性阐释，而且仅仅局限于对《山海经》等文献的梳理，但提出这个命题并研究昆仑神话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当属开创性论说。王孝廉的《中国的神话世界——各族的创世神话及信仰》（大陆作家出版社出版时只出版了下册，并题为《中国的神话世界》）多次修订出版，主要内容是对中原各部族的神话与信仰研究、对东北西南族群的创世神话的梳理，尝试对中华各民族神话做整体性、历史性的研究。所发表的《绝地天通神话——昆仑神话主题解说》一文，提出了昆仑的原始源于古代羌族的圣岳信仰的观点。此外，李亦园、李丰懋、朱传誉、杨希枚、谭达先、陈炳良等学者关涉昆仑文化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些论著的发表和积累的学术观点，大大拓展了昆仑文化研究的领域和思路。

凌纯声的《昆仑丘与西王母》一文，对学界的“昆仑七说”进行了梳理，认为分别是：1、丁山的《论炎帝大岳与昆仑山》一文认为昆仑神话源自须弥山。2、卫聚贤的《昆仑与陆浑》一文认为昆仑山就是今天新疆与青海的昆仑山脉。3、苏雪林的《昆仑之谜》一文认为昆仑是指两河流域之帝都。4、程发轫的《昆仑之谜读后感》认为“昆仑”一词出于西域，有崇高与玄色二义。5、杜而未的《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是月山。6、徐高阮的《昆仑丘和禹神话》一文认为古籍所载昆仑丘（墟）应为古代两河流域各城通有的多层庙塔。而凌纯声则认为源于两河的昆仑，在中国则被称为坛，又可名曰封禅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如刘魁立、连树声、萧兵、叶舒宪、董晓萍、何新、邓启耀、陶思炎、杨利慧等，分别对神话原型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表演理论，或对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欧达伟、萨姆纳、鲍曼等人的著作进行了翻译、介绍或运用。特别是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运用考古学成果，并结合文献记载、田野调查和语源学资料“四重证据法”，将研究视角置于河西走廊文化空间（包括今青海东部区域），探寻夏商周华夏文化源流，以此阐明古代西部氐羌民族对中华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所有这些成果对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研究都有着理论架构和方法论的启示性意义。

此外，有关昆仑神话的文献经过学者们的精心校注、考证不断问世，如2006年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了《历代山海经文献集成》一书，收录晋唐明清以来注本、校订本、绘本等18种，堪称昆仑神话资料的集成式汇编。2008～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迟文杰、陆志红主编的《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系列丛书，通过收集、整理、刊布古代关于西王母的文献记载、考古资料、文物图片等，系统介绍了迄今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西王母的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套集成”和“十套集成”的有关文本化的口头文献，也为昆仑文化的研究积淀了厚重的资料基础。

与此同时，台湾学界与大陆学界来往密切，在昆仑文化的研究与交流方面也表现出空前的热情，王秋桂、曾永义、鹿忆鹿、钟宗宪、高莉芬、刘惠萍、鲁瑞菁、郑灿山、彭衍伦、唐蕙韵、李秀华、罗美兰等一大批学者先后甚至多次到青海、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考察和研讨，发表了一批高质量论著。尤其是高莉芬致力于昆仑神话的研究和热心于昆仑文化的演讲，在台湾学界对昆仑文化的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国际学术界对昆仑神话也早有关注，并取得了诸多成绩。如法国学者于1836年发表了最早的有关中国神话的文章，并且最早翻译了《山海经》。E. Burnof在1875年翻译了《山海经》的《西山经》, L. deRosny在1889年发表了《山海经》部分译文。俄罗斯学者齐奥杰维斯基（S. M. Georgievskij）于189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一书，首次对中国古代神话作了分类，详细分析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宇宙形成的观念、宇宙神话、古代帝王神奇诞生的传说等。认为古代中国人有了星空明显倾斜的观念后，才会出现共工与祝融交战，共工不胜而怒触不周山，天柱折断东南倾斜的神话；还认为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尧、舜、大禹等帝王形象是在神话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于民间的神话形象，后来被孔子加以利用，塑造成“指导中国未来的生活”的理想人物。李福清（B. Riftin）在1979年出版的《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肖像的演变》一书，主要根据中国古文献即古代石像中所载有关神话人物的奇异肖像，力图重建上古神话概念，以揭示神话形象中从兽形到人形共体，直至全部人形化的过程。李福清还将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中国神话的成果辑录成《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包括跨境民族神话）》一书出版，较为系统地整理了自19世纪以来国外神话学者用俄、英、法、德等15种语言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成果，为研究昆仑神话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文献。

日本学者研究昆仑神话颇有见地和成果，早在1904年，高木敏雄即出版了《比较神话学》一书，这是东方汉文化圈中涉及中国神话研究的第一部著作。白鸟库吉分别在1909年和1912年发表了《支那古神话的研究》《〈尚书〉的高等批判》，成为日本研究中国古神话奠基人。加藤常贤、贝冢茂树、池田末利、御手洗胜、白川静、森安太郎等，在研究中国神话方法上，都曾经是或一直是以中国古文献中文字考证而见长的学者，从文字的原初音义的解明去构架中国神话的秩序，相继发表有关中国神话研究的专著，积累中国本土之外最丰厚的亚洲神话学传统。御手洗胜的《古代中国昆仑思想的展开》、《昆仑传承与永劫回归》等著作，对昆仑的思想传承做了较多的考证，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伊藤清司等从人物、咒术、山岳神祭祀、民间医疗等多角度对《山海经》进行研究，近20年来，白川静等学者侧重于上古祭仪研究，认为古代铭文反映了一部分祭仪的情况，提出禹属夏系神话，共工为姜姓部族的神，属于藏系的羌人，女娲、伏羲则属于所谓屈家岭文化等观点。日本神话学家吉田敦彦的《神话考古学》、《绳文土偶的神话学》等论著，突破了传统的文本化的神话观念，将神像、陶器图像及纹饰、玉石器造型等实物与民族志资料相结合，深入解读了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一书，收录了《昆仑传说试论》、《道家思想乐园思想》等论文，另有小南一郎的《西王母与七夕传说》、松田稔的《山海经之比较研究》、下斗米晟的《西王母研究》、栃尾武的《精卫传说资料汇编》等论著和资料。

俄罗斯学者S. M. Georgievskij于1892年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版《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一书，认为古代中国人有了星空明显倾斜的观念后，才会出现共工与祝融交战，共工不胜而怒触不周山，天柱折断东南倾斜的神话。法国汉学家H. Maspero的《书经中的神话传说》（1924）和《上古中国史》（1927, 1959）, M. Granet的《中国古代的祭礼和歌谣》（1919）和《古代中国的舞蹈和传说》（1926）等著述都涉及中国神话的问题，二者分别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在汉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20世纪西欧汉学家如英国汉学家H. Giles、德国汉学家A. Forke、法国汉学大师P. Pelliot对西王母形象的起源进行了专门讨论。

二 青海对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的研究

由于昆仑山主峰在青海以及历史上对青海昆仑西王母的普遍认同，青海地方学界对昆仑神话尤其关注。李文实、赵宗福、汤惠生、崔永红、米海萍、鄂崇荣、李措吉、刘永红、王伟章等一批青海本土学者对昆仑神话的研究不遗余力。李文实认为“西王母神话来源于昆仑之丘，而这昆仑之丘，其地就在今青海地区。而这块地区，则是古氐羌生息活动的主要所在”。与此同时，汤惠生《神话中之昆仑山考述——昆仑山神话与萨满教宇宙观》一文通过对昆仑山神话和萨满教宇宙观的比较以及对“昆仑”二字的训诂学考察，认为“昆仑”乃古代匈奴语“天”之谓，古代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和部落都可以拥有自己联系天地的宇宙山，考虑到文化传播的特性，提出“昆仑山就是宇宙山”的概念。此外，卢耀光、朱世奎等学者从考古学、地方文化等角度，阐述西王母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青海，及其与羌戎民族的关系。

青海地方学界还进而提出了“昆仑文化”的概念并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就在《青海远古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论文中提出“昆仑文化”（当时还没有接触到杜而未的著作），后来在《青海史纲》中把昆仑神话作为青海远古文化源头进行了专节描述，但这些并没有马上引起关注。之后由于在一些学术会议上的呼吁和一批学术论文的发表，“昆仑文化”的概念逐渐被地方学界接受。进入新世纪，笔者的《昆仑神话》一书运用神话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结合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志等材料，第一次对昆仑神话做了系统的梳理和科学的评价，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昆仑神话体系和学术构架。提出昆仑神话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并就神话昆仑山的风貌、主要传说故事及其文化意象、西王母信仰的历史流变、昆仑神话与青海的文化关系、昆仑神话的传播等做出了诸多新颖可信的诠释，被学术文化界普遍采纳。而《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论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等论文，认为“河源”就是昆仑山地理所在的标志。从我国古籍中“河出昆仑”的反复记载和历代对河源昆仑的寻求，表明国人千百年来有一个共识，就是昆仑山在黄河源头，也就是今天以三江源为中心的青海高原地区。根据《山海经》、《穆天子传》和王充《论衡》中的记载以及藏族关于青海湖起源的传说，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国和西王母就在今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青海高原地区，这些都可以从各种神话传说遗迹、民族志与民俗志和历代文人墨客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西王母的原型就是远古以青海湖为中心地带的原始部落酋长兼大女巫。这些观点被学界广泛认同和采用。

但是，我们研究昆仑文化的视野不应仅拘囿于某一行政区域，而是应把它放置在整个中华文化的环境中予以考量，这也许正是我们不同于很多“地方文化中心主义”绝对论者的特点之一。概而言之，我们的主要观点有：

1．昆仑神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从现存的古籍文献看，昆仑神话的形态最朴野最原始、故事系统最完整最丰富、资料保存最多，她是中华民族在童年时期的以神格信仰为核心的综合体创作，是中华民族最初的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的整体反映，因此昆仑神话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早期的昆仑文化，她与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密切相关。

2．神话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祖居地。“赫赫我祖，来自昆仑”，文献上反复出现的这句话正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民族起源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强调。而“河源昆仑”是中国人千万年不变的文化情结，从屈原对昆仑山的向往到汉晋以来几十次对黄河源头和昆仑山的探索追寻，就反映了这一文化心理。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昆仑山是母亲河的源头，是中华大地（文化意义上）的巨乳。

3．西王母是昆仑神话中的女主神，历史上影响巨大，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演变，如在神话、历史传说、国家祭祀、道家与道教、明清民间秘密宗教、民间信仰中各有不同，但产生着影响，至今为民间称为“王母娘娘”，台湾新兴宗教称之为“瑶池金母”。但在最初，其原型是青藏高原上的羌人部落大首领兼大女巫，故有“西王母国”、“西王母之邦”。以此推之，昆仑神话发祥地在以青海高原为中心的西部地区。

4．昆仑山作为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的标志性地理圣山，历史上有一个发展互动的文化过程。神话昆仑是原始先民根据现实地理想象出来的神圣大山，而现实的昆仑山又是神话昆仑的神圣延续，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既不可混为一谈，也不能截然割裂。昆仑山的神话世界是在文化史上逐渐丰富起来的。

5．昆仑神话与西南民族及其地区民族关系密切。从目前掌握的可靠资料看，西南地区至少有20个民族来源于青海高原，都与昆仑文化和古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在他们的口承记忆和民俗文化中仍然保存着大量昆仑文化的元素，且与汉文献中的昆仑神话及其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录可以相印证。同时与西北历史上的一些民族如月氏、西夏党项、吐蕃（藏族）等具有源流关系。有人研究，我国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民族与昆仑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昆仑文化是我国多民族共同传承享有的精神财富，对于促进多民族对祖国大家庭共同的文化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6．昆仑神话不仅影响了中华民族，而且进一步辐射到周边国家民族，深深地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文化，如圣山信仰、海外亦有昆仑、西王母神灵等。同时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移，昆仑文化意象走向世界。因此，昆仑文化具有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与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相媲美。

7．昆仑神话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如对中华天文、地文、人文的影响，具体如对宗教信仰、天文地理观念、文学艺术、社会制度、民俗习惯等的影响，昆仑文化弥散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之中。我们“总是处在传统的掌心之中”（希尔斯语），但又往往不知所以然。今天对之进行细致的梳理，对于正确认知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很有意义。

8．昆仑文化在当代还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尤其是和谐大爱、无私奉献、勇于担当、敢于拼搏、锐意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不仅激励着各族人民团结进步共建小康，而且与当代主流精神相吻合。昆仑文化是增强文化软实力、辐射力、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中不可或缺的传统资源。

9．昆仑文化在当代地域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有些地方还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从近年青海、新疆、甘肃等省区的文化建设成效来看，昆仑（西王母）文化几乎成了金色品牌。特别是青海省把昆仑文化定位为地域文化的标志，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在地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值得关注借鉴。

10．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现象，所以古来受到学术界、文化界的重视，一大批名家研究昆仑神话，诸说纷纭，成果累累，但是还没有提升到昆仑文化的层面上予以研究，也缺乏学术史的系统梳理和有效运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当代，应予以重点研究。

三 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研究的重点评价

近百年来的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研究，为我们积累了文献资料，提供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视角，一些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为我们系统研究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手段。其中这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1．茅盾西王母神话演化“三阶段”观点的提出。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第一次提出了西王母神话演化“三阶段”看法，认为第一个阶段是《山海经》，第二个阶段是《穆天子传》，第三个阶段是《汉武故事》，由半人半兽的怪异之神蜕变为女王，再成为雍容王母，论证了西王母形象由野到文、由简到繁的神话演进过程，认为西王母是古代西域一带以虎、豹为图腾的女酋长的形象。所谓三青鸟，说明凶禽猛兽相伴，还处于啖食充饥的原始狩猎阶段。西王母怪异可怕的形貌，正是当时人与动物不分、人神不辨观念的反映，虽然不合理，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神话的本相。认为昆仑是帝之下都，居住着西王母、陆吾、开明兽、猛兽、怪鸟、奇树等众神，“大概中国神话里的昆仑的最初观念，……正好代表了北方民族的严肃的现实的气味”；而昆仑神话传到南方民族，便在《离骚》里被塑造成了“昆仑玄圃”。作者自己宣称按照人类学的观点考察神话，又强调神话是文学的源头，重视其艺术价值，通过神话对《楚辞》的影响，论证神话在中国文学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关涉昆仑神话的内容和深层结构，从中华文学艺术之起源中分析昆仑文化所起的影响和作用，还是大有文章可做。

2．袁珂对神话的定义和神话“广义论”观点的提出。袁珂早年有关昆仑神话的研究有《山海经里的诸神》等文章，专著《中国古代神话》一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刊印了7次之多，该书将神话梳理与研究相结合，在古代神话文献的整理和考释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代表作《山海经校释》，以郭璞《山海经注》为基础，对《山海经》进行全面校勘，恢复其原始面貌，为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研究昆仑文化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他的《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为神话研究者及普通的神话爱好者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神话提供了一把钥匙。专著《中国神话史》堪称中国第一部神话史，对中国神话从上古迄于明清的神话材料作了纵贯的系统论述，透彻分析了中国神话发展演变的轨迹，并体现和实践了广义神话观的理论，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有新的神话产生，新神话又随着社会发展仍在不停地演变。尽管他没有明确说研究昆仑神话，但用了很大篇幅论述昆仑神话及昆仑神话传播于后世的影响，认为西王母在《大荒西经》的形象是男性，到了《海内北经》才初步女性化和王者化，秦汉之际西王母是国名（部落名），由野而文是不可抗拒的演化公例。源于古羌先民的昆仑文化对古今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深远，在古代的大月氏、匈奴等古老民族中，都有西王母和昆仑山的文化记忆和文化事象；含有昆仑文化元素的创世神话、盘瓠神话、伏羲兄妹结婚神话、始祖诞生神话等至今仍保存在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中，这些在袁珂的神话史著中多有论述，具有开拓昆仑文化研究思路的启示意义。

3．顾颉刚关于“昆仑神话系统”的理论建构。顾颉刚《庄子、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一文，提出昆仑的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此后，这两个神话系统各自在流传中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并指出了昆仑神话的传播路径，一是由于秦国向西拓地与羌、戎的接触日益密切，从而流传了进来；一是由于这时的楚国疆域，已发展到古代盛产黄金的四川丽水地区，和羌、戎的接触也很频繁，并在云南的楚雄、四川的荥经先后设置官吏，经管黄金的开采和东运，因而昆仑的神话也随着黄金的不断运往郢都而在楚国广泛传播。他认为昆仑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神话中心，很多古代的神话，如夸父逐日、共工触不周山及振滔洪水、禹杀相柳及布土、黄帝食玉投玉、稷与叔均作耕、魃除蚩尤、鼓与钦鸥杀葆江、烛龙烛九阴、建木与若木、恒山与有穷鬼、羿杀凿齿与窫窳、巫彭等活窫窳、西王母与三青鸟、姮娥窃药、黄帝娶嫘祖、窜三苗于三危等故事，都来源于昆仑。有了这样的神山和中心，才能形成独特的神话世界，称得上完整的神话。顾颉刚先生第一次从理论上建构了完整的昆仑神话体系。

4．杜而未“昆仑文化”命题提出的学术史意义。“昆仑文化”一词是台湾学者杜而未率先在1960年左右提出的，其《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正式出版于1977年，在该书中提出“昆仑文化是昆仑神话连带出来的人生哲学，当然，先当说明昆仑神话本身的原义，然后才可以谈属于昆仑的文化”的概念。他从宗教学视角论证昆仑是仙山，昆仑、仙、道都和月亮神话相关，昆仑神话中的不死观念也和月亮神话相关，且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是在月神宗教中发展的，举凡与月山、仙山、修仙相关者，都可归于昆仑文化，为“月亮崇拜一元论”鼓吹者。为此依据《山海经》等文献，从字义、状貌等入手解析昆仑神话意义的同时，认为《山海经》等所载均为月山神话系统，从月亮神话中反映了古代民众追求理想美满生活、美满社会，并和神灵取得联系希冀康乐长寿的心理；又认为研究古代宗教离不开神话，于是从仙道文化观论述仙山、仙者与历代人们之仙意、不死观念，强调不死观念是一种人生观，和昆仑文化密不可分。尽管杜而未的有些提法在当时的台湾学界有些非议，在大陆学界的影响力也不是很大，甚至不被人们所知，但是他提出“昆仑文化”概念有首创之功。

5．神话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论。这方面的成果很多，仅以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例，该书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已出版，书中将文献材料、古史传说与史前考古发现相结合，探讨史前时期历史面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试图将考古学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明与中国古史传说对应起来研究，从而使带有神话色彩的古史传说，在纳入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范畴的同时，依据这样的史学观和研究方法，对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洪水内容、尧舜禹的事迹以及图腾崇拜等问题，给予历史学意义上的界定。这样的研究成果，严格说来属于历史学范畴，但此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仍然给昆仑文化和昆仑神话的研究以启发，其学术上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低估。

昆仑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古文献，运用文献学和考据学的理论与方法，追溯昆仑神话文本的演变及其与中华文明源头研究、与少数民族共融互动研究等重大课题，是本课题采用的分析视角和手段之一，而综合运用多学科资料，从多种视角进行昆仑文化的研究，无疑是方法论的提高和更好的选择。叶舒宪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就是在方法论上的新的推动。如《鲧禹启化熊神话通释——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等系列论文，着重说明了“四重证据法”的具体内容：一是传世文献，二是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三是民俗学、民族学所提供的相关参照材料，包括口头的神话传说、活态的民俗礼仪、祭祀象征等，四是专指考古发掘或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结合此四种证据，可帮助神话研究者乃至古史研究者走出文字研究的老路，并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宏阔视野和跨学科的知识谱系，“获得多方参照和交叉透视的‘打通’效果，使得传世古文献中误解的和无解的难题获得重新审视的新契机”。这一方法的提出和具体运用，既是中国神话学在21世纪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果之一，也是在昆仑文化研究的实践中得以运用的重要利器。

国际神话学权威罗伯特·西格尔（Robert A. Segal）在1996年主编出版了六卷本《神话理论》（Theories of Myth），其中文学方面的神话学研究只占六卷书中的一卷而已，即不到神话学研究全貌的百分之二十。而占据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内容都是从哲学、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对神话进行研究。这为我们如何运用多学科进行神话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方法。在研究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课题中，我们必须广泛汲取人文学科的各种前沿知识，不断拓展研究的疆界。

6．赵宗福关于“昆仑文化”及昆仑神话基本概念、内涵价值梳理和概括的论证。其系列学术论文和专著《昆仑神话》等，运用神话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结合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志等材料，相互参考，相互佐证，对“昆仑”及昆仑神话的基本概念、内涵价值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概括，认为昆仑神话是中华早期文明的曙光，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昆仑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昆仑山既是万山之宗、河岳之根，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因此鲜明地提出，昆仑山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最初源泉，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而黄河的源头就在昆仑山。他还从昆仑山的内部结构、风物与外围世界等方面对神话昆仑山的基本风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昆仑山的具体形胜是逐渐丰富起来的，它具有丰富的神物异景，是先民的理想乐园，被视为沟通天地的通道。认为华夏民族千百年来一直围绕着黄河源头来探求昆仑山，“河源”是昆仑山地理所在的标志，寻求“河源昆仑”是中国人一个不可磨灭的精神情结。提出神话昆仑是现实地理的折射表述，现实昆仑是神话昆仑的神圣延续，二者结合起来看才是完整准确的。还通过对汉藏文献、蒙藏民族民间传说的论证比较，认为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原型很可能就是远古时期率部游牧于青海湖地区的羌人女首领兼大女巫。还运用大量的民族志和民俗学田野调查资料作为旁证，证明西王母“虎齿豹尾”的形象与古老的青海民族文化密切相关。这些观点得到学界认同，被不断反复引用，甚至变成了文化界的“公共语言”。

四 青海对昆仑文化的建设实践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历来是多民族文化交汇碰撞之区，至今有46个民族生活工作于此，其中汉、藏、回、土、撒拉、蒙古族等6个民族是世居民族。正由于这种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性和边缘性，青海始终无法确定一个具有全涵盖性的标志性文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和学界都在不同层面上试图寻找出一个能够完全至少基本涵盖青海特色文化的标志性文化，先后提出了诸如“青藏文化”、“青海文化”、“青藏高原安多文化”、“江河源文化”、“三江源文化”、“西羌文化”、“吐谷浑文化”、“青唐文化”、“南丝绸之路文化”、“中国昆仑江河文化”、“青海三江源文化”、“昆仑江源文化”等文化概念，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进入21世纪后，根据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青海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名省的发展目标。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省内外有识之士的支持下，青海民俗学界本着立足青海特色文化和学术文化建设积累，放眼国内国际文化大语境、着力于未来文化软实力竞争力的思考，毅然提出了“以昆仑文化为青海多元文化的标志性文化”的主张。

关于“昆仑文化”这一概念，虽然杜而未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是杜先生仅仅局限在《山海经》中的昆仑山及其月山信仰以及文化影响中，还没有放到整个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讨论。加之当时以及后来几十年两岸学术的交流极其有限，大陆学界并没有接受甚至不知道“昆仑文化”一说。70年代末，顾颉刚先生研究昆仑神话，给学界带来了诸多启发，一批地方学者以其地缘关系而尤其注意昆仑神话的研究。90年代初，笔者在一些文章中把昆仑神话延伸为“昆仑文化”，当时还仅仅属于联想性的表述，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整体思考；同时还没有机会参考杜而未的昆仑文化说，因此基本内涵上完全不同，当时所说的昆仑文化仅仅指以昆仑神话等远古文化为源头的青海及其周边地域的区域文化。后来随着“昆仑文化”概念的逐渐推广开来，到2000年时，青海省文化厅等单位在格尔木举办“海峡两岸昆仑文化研讨会”，标志着“昆仑文化”被青海官方文化机构认同和正式使用。

但是把昆仑文化真正作为大文化进行科学研究，进而把昆仑文化与地方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进行文化战略研究，还经过了一段沉寂。其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以昆仑或西王母命名的书籍、文章或风物建筑，但往往陷入极端地方文化中心主义或宗教迷思之中，缺少战略思维和科学论证，不能与中华整体文化相衔接，也不能与未来文化建设相适应。当然也不可否认，这样的诸多民间个人诠释和自由呈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为昆仑文化的兴起营造了氛围。

2008年4月，笔者担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身份的转换促使我开始逐渐调整研究方向，开始注重研究成果为地方社会文化建设服务的功能。我们认为，昆仑文化是青海文化中的标志性文化，如果做好了，可以从国际国内文化语境上来提升青海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增强青海文化的软实力。尤其是青海省民俗学会成立之后，以学会为中心广泛联系相近及相关学科学者，围绕昆仑文化与民族民俗文化、地方文化建设锐意进取。为此，我们集中精力做了三个方面的学术工作。

一是严格依据学术原理和按照学术规范进行昆仑文化的研究。学术原理与学术规范，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与非学术写作的区别。笔者曾经把二者称为“学院派”和“江湖派”，虽然其逻辑风格和价值取向不同，但也各有价值（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江湖派不仅人多势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学术场域）。但是就真正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话语权而言，科学研究是极为重要的途径。因此我们在学术环境还比较差的青海高原上始终坚守着科学的学术立场。笔者在2010年发表的《论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一文，认为“河源”就是昆仑山地理所在的标志。从中国古籍中“河出昆仑”的反复记载和历代对河源昆仑的寻求，表明国人千百年来有一个共识，就是昆仑山在黄河源头，也就是今天以三江源为中心的青海高原地区。而根据《山海经》、《穆天子传》和王充《论衡》中的记载以及藏族关于青海湖起源的传说，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国和西王母就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青海高原地区。这些都可以从各种神话传说遗迹、民族志与民俗志和历代文人墨客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因此进一步提出，昆仑文化是青海古今各民族文化的最佳概括，是青海的标志性文化。从文化源头看，所谓昆仑文化就是昆仑神话。从区域文化看，所谓昆仑文化就是以昆仑山为标志的青海高原各民族文化，既包括历史文化，也包括现当代文化；既包括各类精英文化，也包括各民族民间文化。昆仑文化应该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整体。昆仑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大美青海”——神圣、神奇、神秘。昆仑文化已成为地域文化的一种符号。这些观点得到了青海学术界、文化界的普遍赞同。当然此间，学会的一大批学者如鄂崇荣、米海萍、文忠祥、唐仲山、霍福、刘永红、王伟章等也发表了很多与昆仑文化有关的学术论文，共同推进了昆仑文化的学术研究。

二是搭建学术平台，把昆仑文化放在国际文化的大语境中讨论，进而赢得国际国内学术界的认同，提升区域文化的影响力。在各类学术平台中，“昆仑文化国际学术论坛”是最为重要的。在中国民俗学会的支持下，2009年开始策划筹备论坛，在筹备过程中意外地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一致支持。尤其是在2010年初向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吉狄马加先生汇报筹备情况时，得到马加先生的高度肯定，并给予鼎力支持。他认为昆仑文化只有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才有竞争力。他还指出，论坛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而且要连续办下去，要办成青海学术文化的品牌。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昆仑文化与西王母神话国际学术论坛”（首届）在2010年8月成功举办。之后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与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国民俗学会、青海民俗学会以及湟源县人民政府、格尔木市人民政府等部门，连续举办四届昆仑文化国际论坛，同时还策划举办了与地方文化相关的“土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格萨尔与世界史诗国际学术论坛”、“人文视野下的昆仑生态国际研讨会”、“中国训诂学与民族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每次学术会议开幕式上，都有省委省政府领导出席并发表演讲。特别是作为著名诗人的吉狄马加先生先后发表了《在神话的思维中感悟未来》等精彩演讲。而先后来自中国、德国、美国、瑞士、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人次的著名学者出席论坛，共同研讨昆仑文化与地域文化、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关系。不同国家与民族、不同学科、不同观点的学者在这里学术碰撞与沟通，取得了诸多共识。每次会议均由海内外媒体集中报道，产生了很大影响。由笔者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昆仑文化与西王母神话论文集》（2011年）、《昆仑神话与世界创世神话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2012年）和《昆仑神话的现实精神与探险之路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2013年）等，集中体现了目前神话、昆仑神话及西王母神话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和最新观点，为昆仑文化、昆仑神话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意义。2013年《昆仑文化与西王母神话论文集》获北方十五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与此同时，我们在《青海社会科学》还开辟了《昆仑文化论坛》专栏，先后发表有关昆仑文化的论文50多篇。青海民俗学会通过协调，中国民俗学会在湟源县设立了“中国西王母文化研究基地”，在格尔木市设立了“中国昆仑文化研究基地”，为昆仑文化研究创建了学术研究平台。

三是重构文化仪式，凸显昆仑文化，力争赢得全社会的参与和认同。从2009年起，我们帮助湟源县连续举办“昆仑文化周”和“西王母祭拜大典”活动，特别是规范祭拜仪式，除笔者外，还邀请李炳海、鲍鹏山、徐正英、高莉芬等海内外知名学者撰写祭文，邀请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海峡两岸道教界负责人参加祭典，极大地丰富了仪式的内涵、提升了仪式的品位，很好地促进了昆仑文化的建设。格尔木人民政府从2012年开始启动昆仑山敬拜大典，特别是2013年8月，由青海省对外交流协会和青海民俗学会策划协办，融进昆仑文化元素，提升仪式的文化品质，神圣而隆重，一举成功。几日之内，海内外百余家媒体进行连续采访报道，影响极大。与此同时，青海民俗学会为青海湖祭海仪式及神圣文化体验旅游策划编制了详尽的建设实施方案，并将其纳入昆仑文化建设的内容，在论证会上赢得省内外专家一致好评。同时学会还为各州县策划昆仑文化建设方案，如刚察县“昆仑神祠”、格尔木市“昆仑文化研究基地”（建筑），均获得成功。

四是论证昆仑文化作为青海区域文化的标志性文化，为青海文化的定位做出努力。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力主昆仑文化是青海及其周边地域的标志性文化。特别是2000年之后，根据文化发展形势，青海民俗学界把昆仑文化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点进行研究，先后完成《关于昆仑文化作为青海省标志性文化的思考》、《关于以昆仑文化定位青海特色文化的补充说明》、《打造昆仑文化品牌的历史回顾与发展思考》、《昆仑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建设的关系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对学界历年提出的各种定位、提法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以“以昆仑文化为源头的青海多民族文化”这一标志性文化来定位青海特色文化，既可兼顾与中华文化的同源性，亦可考虑到青海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既具有世界眼光，又能关照现实。具体而言，一则可以成为反映青海地域地貌特征的象征性标志，承载的大气魄与“大美青海”相辅相成；二则可体现青海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乃至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三则可促进青海各民族“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动力，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树立青海精神。这些观点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在此过程和影响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昆仑文化热也在无形中有力地支撑和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如“昆仑文化研究会”、“昆仑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昆仑玉被镶嵌在奥运会奖牌上，各类与昆仑西王母相关的地方文化设计，民间信仰活动和个体化写作宣传，等等。特别是2010年在昆仑山脚下举办的《圣殿般的雪山》昆仑山交响音乐会，由一大批海内外著名音乐家演奏，成为史上在海拔最高的地方（海拔4150米）举办的交响乐演出，也是史上唯一以昆仑山为歌颂对象的交响音乐会，被列入吉尼斯纪录。201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走遍中国——昆仑神话断想》节目，首次由国家一流媒体讲述昆仑神话。这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疑为昆仑文化在青海文化中的学术定位增加了分量。

尤其在由时任省委书记强卫先后主持的三次小型高层论证会上，笔者代表课题组力排众议，陈述昆仑文化作为标志性文化的理由：1．昆仑文化在青海多民族多元文化中最为古老，最具源头性；2．昆仑文化为源头还可以统领青海多民族文化和古今各种文化；3．昆仑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深远，最具国际性；4．昆仑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影响巨大，最具神圣性；5．昆仑文化在不断影响和吸收各种文化，最具包容性；6．昆仑精神与当代青海精神一脉相承，最具传承性。因此主张以“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青海多元一体民族文化”来定位青海的文化，其鲜明的功能和意义表现为：1．能够提升青海在国内国际上的文化地位，提高青海在世界文化特别是国内各区域文化竞争中的文化软实力。2．能够增强青海人民的文化自豪，真正树立起青海文化精神。3．能够实现青海人民的文化自觉，使全社会自觉地和政府一起来维护和发展青海的文化。4.能够增进青海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和国家的认同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5．能够进一步促进文化和谐和社会和谐，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青海的长治久安。这些观点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的肯定与支持。

在不懈的努力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在2012年全省文化发展改革大会上对青海的地域文化做出了“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的定位，特别强调要精心打造以昆仑文化为重点的系列文化品牌。这是一次把民俗学研究成果转化提升为政府文化建设方略的有效尝试，在中国，这也是地方民俗学为地方文化服务的成功案例。

由此看出，近年来青海的昆仑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政府地方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术活动与地方文化建设融为一体。而且民俗文化学的学术成果在此间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具有主体地位。事实证明，民俗文化学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可以大有作为，而其前提是必须要有开阔创新的文化大视野和科学可信的学术成果，以高层次的学术质量和独特开放的文化战略眼光来赢得话语权。

在笔者看来，作为学术为现实发展服务的原则应当是，我们的民俗学在地方文化建设中不是点缀式的附庸或者一味地追随跟进，甚至是乞怜似的搭车，而是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和时代前沿，以权威的成果话语和高层次的学术活动成为文化发展的引领者和指导者，真正发挥其主体作用。在青海的昆仑文化发展建设中，我们就贯穿了这样的思想，并取得了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

五 昆仑文化与国家民族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

在昆仑文化的发展中我们也认识到一些不足，就是因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难免会把一个本应该在整个中华文化层面上的昆仑文化局限于青海这样一个行政性的地域范围内来界定研究，令人颇有拘囿之感。因为在事实上，昆仑文化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于对周边国家和民族文化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值得在更大范围内予以关注。于是笔者在青海昆仑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开来，着眼于昆仑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研究。2013年9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研究》获准立项，高莉芬、刘宗迪、安德明、米海萍、鄂崇荣等一批对昆仑文化素有研究的海峡两岸学者加盟研究。2014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该项目的开题论证会，根据专家委员会的评议和跟各子课题负责人的沟通，形成了诸多共识。标志着昆仑文化的研究眼光正式从地域文化范围扩大到了中华文化的大视野，也更符合昆仑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文实际。

我们认为，就昆仑神话的文化地位而言，它可与古希腊神话并驾齐驱，可被称为具有创世纪意义的东方文明的源头主体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昆仑神话开创了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和人格理想的历史先河，具有系统化、体系化的特点，是人类社会理性与非理性此消彼长的显著成果。昆仑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影响涉及天文学、政治学、军事学、建筑学、哲学、文学、道学和儒学等多学科领域。所以，昆仑文化的研究必须要突破以往在昆仑文化研究中区域性的视野局限和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相关学科优势，全面探索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以及域外文化的关系及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中的功能，点面结合，宏观把握，进行全局性、系统性的研究。尤其是要在以下六个方面作重点研究。

一是昆仑神话与中华文明源头关系研究。昆仑文化是西部文化的代表，更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昆仑神话是中国乃至东方早期文明的曙光，与希腊神话并驾齐驱，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因而中华文明的繁荣光大，与昆仑神话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华元典“河出昆仑”的反复记载，还经常有“赫赫我祖，来自昆仑”之说，足以说明昆仑是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乡和神圣的精神家园。因此要从民俗学、神话学及文化哲学视角，探索昆仑神话的深层结构及其所呈现出的宇宙观、生命观等，研究昆仑神话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进而研究昆仑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及文化意义。

二是昆仑文化与中国天文、地文和人文的关系研究。昆仑是中国传统宇宙观的核心，而宇宙观的产生与古代天文学和地理学息息相关。在昆仑神话中，昆仑是宇宙中心，为众神所居之地，也是天地相通的地方，与天上的北斗或北极遥相呼应，如此，天文学是神话宇宙观赖以成立的经验基础。因此要重点研究：1．综合运用上古天文学史、天文考古学、神话学等，解释昆仑神话与原始天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以期对昆仑神话的起源和原初内涵做出透彻而全面的解析，进一步阐明昆仑文化在中国古代宇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和神圣意义。昆仑的位置，在古代地理学中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河出昆仑”意识与历代探寻河源等人文活动分不开；2．在对历史上关于昆仑的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就神话昆仑和地理昆仑的关系进行解析，借以对昆仑之所在这一千古聚讼的学术史问题做出中肯的阐释；3．研究以昆仑神话为核心的昆仑文化如何深刻而持久地渗透在中国人文传统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制度等方方面面，揭示昆仑文化在中华人文传统不断发展、演变和充实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是昆仑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遗迹、文献记载、口头传说及文学艺术等多种历史文化事象表明，昆仑文化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源头和精神原型，伴随着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对少数民族影响极大。如在大月氏、匈奴等古代民族中就有昆仑神话、西王母的流传，匈奴人还将祁连山称为“祁连”。当代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诸多少数民族如彝族、普米族、纳西族等的历史文化记忆与昆仑文化息息相关。因此要运用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追寻少数民族对昆仑文化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特点，分析研究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昆仑文化对于少数民族的深刻影响。

四是昆仑文化与域外文明的传播互动研究。自古以来中国与域外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民族迁徙路径的拓展，昆仑文化尤其是昆仑神话的影响亦扩布于域外的西亚、东亚、南亚及欧洲。如在韩国有以昆仑山、西王母为意象的文学作品，在日本有“不死”之仙山信仰，在越南有套用昆仑神话母题情节的传说故事，在印度佛教徒将阿耨达山与昆仑山捏合于一体而崇拜，在马来西亚华人中仍旧有西王母崇拜等。因此要从文化传播学、民俗学视角，将昆仑文化在域外的流播置于中外文化交流语境，分析昆仑文化流播域外的途径，研究昆仑文化在域外扩布所产生的影响和深远的世界文化意义。

五是昆仑神话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沿袭传承研究。昆仑神话是以创世纪和人类起源发展为特征的文化体系，既凝结着中华文化“和谐、和睦”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民族性格，同时又蕴含着敬重生命的忧患意识、自觉担当的厚生爱民意识、追求真理的奋斗精神和抗争精神等文化品格，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源泉之一，也是时代精神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精神基因库。因此要从文化学、社会学视角，对昆仑神话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进行深入系统的挖掘论述，并对昆仑神话精神核心内容、价值传承与中华民族精神弘扬关系进行深入的阐述。

六是当代昆仑文化的重构与传播研究。当下昆仑文化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凝聚了全球华人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认同，而成为黏接中华各民族最牢固的精神纽带之一。当代对于昆仑文化的重新构建，即是对昆仑文化内涵的再次认知和发扬光大。通过对昆仑文化的拣选、提取、重塑等实现文化资源的共同享用，实现文化重构和对传统的再造，从而凝塑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要从文化学、民族学的视角，采用比较法、田野调查法等，对各民族历史记忆和当代发展中对昆仑文化的认同和共享进行动态考察，从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分析昆仑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探讨昆仑文化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重要作用，进而阐述利用传统文化精髓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等深层次问题。

研究这些问题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以民俗文化学为主要学术背景的“昆仑文化学科”体系，同时积极为复兴中华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做理论支撑和战略指导。仅以后者而言，昆仑文化对中华文化建设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一是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提供具有悠久人文历史传统和最广泛民族民俗文化基础的资源依据和发展模式，“在历史的掌心之中”复兴具有传统精神内核的中华文化。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和文明的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根基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的复兴是有根的复兴，有文明之根，历史之根、文化之根。实现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则需要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再认识与再继承、再弘扬。神话是民族文化的源头，昆仑神话是我国古典神话中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影响最深远的神话体系。昆仑山被称为“亚洲脊梁”，它不仅仅是一种自然高度，更是东方精神文化的坐标，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世界上有数百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曾对世界人类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随着历史演进，许多古代文明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依旧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弥新。而昆仑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中华民族的文脉之根、灵魂之乡和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在创世文化方面傲视群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文化基础。昆仑神话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密切相关。昆仑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融汇了众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发展演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根脉象征、文化符号和精神坐标。

昆仑文化辐射地域宽广，融汇不同时空的多元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在历史长河中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不断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昆仑文化资源丰富，除了广为流传的昆仑神话之外，还有许多神奇的故事，或根植昆仑，或枝发昆仑，或源出昆仑，或皈依昆仑。“赫赫我祖，来自昆仑”，人们仰望昆仑，神往昆仑，诠释昆仑，至今昆仑文化仍以其强大的磁力，吸引着许多海内外华夏子孙不舍万里，远渡重洋前来寻根觅祖，顶礼膜拜，以瞻仰昆仑神山为荣。

在中国目前的民族构成中，至少有包括汉族在内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民族，与曾经生息在青海地区的古羌族群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他们的原始神话传说和文化传承脱离不了昆仑文化这一母题。藏族、羌族、彝族、景颇族、普米族、土族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中都有与昆仑文化相关的神话元素。昆仑文化还对亚洲多民族民间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西王母不仅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东方女神，而且受到日本、东南亚以及中亚等许多地区人民的崇拜，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来昆仑山朝觐、观光寻祖的旅游者络绎不绝，尤其是新加坡、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香港等地的道教信徒不远千山万水，不顾旅途艰辛，走进他们日夜向往的昆仑山，走进西王母瑶池顶礼膜拜、寻根拜祖、祈求安康，以了却终身夙愿。2000年8月以来，青海、甘肃等地多次举行海峡两岸昆仑文化考察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地区，以慈惠堂、胜安宫为代表，岛内主祀西王母的庙宇已达数千家，信众已达百万余人。青海省格尔木市、甘肃省泾川县从1992年至今，已接待台湾信众数十万人次。如2008年9月18日，台湾桃园县20名台胞，来到湟中县扎麻隆凤凰山旅游景区，为当地捐赠了一鼎重达1800公斤、价值50余万元人民币的香炉，表达台湾同胞对昆仑文化的探求与崇尚。2013年8月24日（农历七月十八日），甘肃泾川举行公祭“华夏母亲·西王母”大典，台湾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发来贺信，并题词“西王母乃华夏之尊母”。

因此，昆仑文化成为当下和今后凝聚全球华人中华民族大认同的象征，成为连接东部与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最牢固的精神纽带。因此，昆仑文化在中华文化复兴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将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家园与精神家园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是在更高层次上为地方文化服务，提升文化发展品质。昆仑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融汇了不同时空的多元文化，在当今时代不断影响和吸收各种文化，最具包容性和传承性，出现处处为昆仑的现象。由于昆仑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和包容性，具有不可估量的无形价值，因此作为一种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受到不同地域的抢注。如当下青海、新疆、甘肃等省区一些地方政府和学界动用各种社会资源，求助于昆仑文化，依据历史文献、民间传说、文物遗迹，进行文化定位，修建祭拜之所，召开国际会议，提升文化软实力。如2008年，昆仑玉经各方努力成为第29届北京奥运会奖牌用玉。2009年8月，“青海·湟源首届中华昆仑文化周暨西王母祭拜大典”在湟源县宗家沟西王母石室前举行。2010年，青海在昆仑山脚下举办主题为《圣殿般的雪山》的昆仑山交响音乐会。2010年至今，中国民俗学会、青海省社科院、青海民俗学会等单位已联合举办多届昆仑文化国际会议，得到国内乃至国际文化界的广泛认可。2011年11月，青海省文化改革发展大会胜利召开，青海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青海文化定位。2013年，青海格尔木在昆仑山玉珠峰下进行了“昆仑山敬拜大典”，引起广泛关注。甘肃泾川县也认为泾川是西王母文化的故乡，并把农历七月十八西王母降生日确立为“华夏母亲节”，并将泾川王母宫建设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新疆天山天池也被视为西王母瑶池，山腰处还建有西王母祖庙，并举办“西王母文化论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把西王母神话与传说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各地通过对昆仑文化拣选、提取、重塑，实现了文化重构和传统的再造。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则以“昆仑”为注册商标，提高企业品牌，扩大影响，昆仑文化通过多种载体得到了表达。当前昆仑文化的学术研究也已从最初的神话学研究，扩展到符号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产业等更广阔的研究领域。通过对各地继承、重构昆仑文化相关的庆典、仪式、文化产业园、文化遗迹等进行田野调查、归纳分类，深入考察这些活动对当地多元文化互动、文化理解带来的影响，分析其是否在当地提升和凝塑了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由此进而可以得到一点启示：任何一种学术的兴衰命运，都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能否参与到国家民族和政府的文化发展大势中，能否发挥出应有的学术功能，能否体现出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直接关乎一种学术文化甚至是一个学科的存在与发展。民俗学虽然是研究民众的草根文化，我们坚持的自然也是“民间立场”，似乎与政府关注的文化发展（也就是“精英文化”）相对立，但实际上正因为民俗学特有的关注面和研究成果，对习惯于精英文化的政府来说，恰恰是意境大开，风景独好；而对政府文化战略和文化发展来说，民俗文化堪称“柳暗花明又一村”，有着独一无二的资政价值，由此也正可以大有作为。

本文即将定稿的时候，读到了董晓萍教授的《民俗学建设凸显国家文化模式》一文，其中说：“在我国加强文化强国的战略中，民俗学在研究拓展上建立国家文化模式，既是学术目标，也是社会责任。”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关于民俗学建设更大的现实意义。也可以说，民俗学有了这样的学术目标，与政府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文化关系，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中繁荣发展民俗学自身的学术事业，在更高层面上彰显出应有的国家文化建设价值。

原载《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