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古文运动”是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等人倡导文章复古、宗经、重政教之用，这一思潮经由梁肃、权德舆而至中唐韩愈、柳宗元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儒学变革和文体革新运动。“古文运动”自唐代以后，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文运动”的研究，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后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极大关注，问题频出，成果卓著。但我们对于“古文运动”本身的发生、发展与递嬗演进详加考察，再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还有很多重要问题没有厘清，也有不少空间有待开拓。故而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交叉的视野之下，立足于中唐的师道运动、儒学革新和古文运动三位一体的考察，希望对“古文运动”这一文学史重要环节产生新的认识。

一、研究现状

（一）学术史回顾

20世纪以来，“古文运动”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点。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出现了几部对古文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如王锡昌的《唐代古文运动》（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5年手抄本）、龚书炽的《唐宋古文运动》（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钱基博的《韩愈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其中以钱基博的《韩愈志》为代表，该书有“古文渊源”、“韩愈行实”、“韩愈佚事”、“韩友四子传”、“韩门弟子记”、“韩文籀讨集”等内容，涉及韩愈研究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研究古文运动的专题论文较具深度的有罗根泽的《唐代早期古文文论》（《学风》第5卷，1935年第8期）、胡怀琛的《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第1卷第2期，1926年10月）、叶圣陶的《略谈韩愈<答李翊书>》（《国文杂志》创刊号，1942年8月）等。整体而言，三四十年代是古文运动研究的起步阶段，一方面专著、论文的数量非常少，另一方面研究的范围非常狭窄，仅限于古文健将韩愈、柳宗元。

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的三十年间由于受时代风潮的影响，古文运动的研究陷于低潮和徘徊之中，尤其是“文革”十年，唐代古文运动被卷进了“批法批儒”的运动中，出现了一大批用“儒法斗争”观念对古文运动进行阶级分析和批判的文章，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刘大杰的《韩愈与古文运动》。而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研究专著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版），该书是章氏研究柳宗元文章数十年的结晶之作，分上下两部，上部“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通要之部”，分专题讨论柳宗元诗文的各种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等。章氏扬柳抑韩，其观念和论点存在不少偏颇，但他视野开阔，时有新见，颇能启迪时贤，沾溉后学。该书体例完备，资料丰富，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此外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中华书局1962年版）叙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并从历史学、政治学角度分析了唐代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开始迎来了全面、健康发展的时期。到21世纪初，古文运动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出现了一批对古文运动进行全面探讨的各具学术个性和学术创见的专著。如陈幼石的《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刘国盈的《唐代古文运动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葛晓音的《唐宋散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李道英的《唐宋古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出现了一批能够充分结合古文运动发生的背景从而对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特征、成就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的专题论文。如蒋凡的《韩愈柳宗元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再评价》（《古代文学理论丛刊》1979年第1期），罗宗强的《古文运动何以要到韩、柳出来才开了新局面》（《商代文学论丛》总第7辑）、《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文史知识》1988年第4期），葛晓音的《论唐宋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吴相洲的《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陶新民的《唐代古文运动再审视》（《学术界》1997年第2期）。第三，出现了一批对韩柳以外的古文作家群进行整体研究的论文。如汪晚香的《论唐代散文革新中的萧李集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屈光的《盛唐李萧古文集团及其与中唐韩愈集团的关系》（《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葛晓音的《中晚唐古文趋向新议》（《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查屏球的《天宝河洛儒士群与复古之风》（《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1辑）。此外还有不少文学史著作涉及古文运动，如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朱世英等的《中国散文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二）研究的缺憾和不足

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权德舆、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主体，同时也是中唐儒学变革的主体、中唐师道运动的主体。他们主张征圣、宗经与以文明道，可以说是古文运动的主体；萧颖士、梁肃倡儒学复兴，韩愈作《五原》，提出系统道统学说，李翱作《复性书》，开启了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可谓儒学革新运动的主体；萧颖士天宝年间讲学授徒，独孤及大历江南授学，韩愈收召后学，作《师说》，可谓中唐师道运动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又是互相关联，彼此渗透的，师道运动是儒学革新和古文运动展开的平台，而儒学的变革又是古文运动理论提出和发展的思想史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唐古文运动是一场集师道运动、儒学革新、古文运动三位一体的文化运动。

迄今为止，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专著、论文数量众多，而且角度新颖，风格多样，但是关于古文运动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诸多缺憾和不足，就大者言之，主要有两个方面：

1．综合研究的缺憾

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着研究路向的选择。古文运动的三位一体性，加大了综合研究尤其是纵向演变梳理和理论深度挖掘的难度。而现有成果虽总体上感觉丰富，但总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憾。譬如文道关系一直是古文运动研究的重点，除上述罗宗强、葛晓音、吴相洲的文章之外，尚有郑国民的《论韩愈的“文以明道”》（《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苏军如的《韩愈文道论》（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1年）、喻见的《“文”、“道”关系演变对唐宋古文创作的影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刘宁的《“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徐中原的《略论韩愈的“文以明道”》（《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戴干明的《浅论中唐初期古文家的文与道》（《安徽文学》2008年第12期）、王祥的《论儒学复兴与晚唐五代古文的新变》（《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张炳尉的《论唐宋时期的文道关系说———从郭绍虞的失误说起》（《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等等。这些文章虽然在范围上都涉及文道关系，在内容上也进行了一些逻辑的分析，但是大多还没有能够深刻阐述唐代古文家文道理论的内涵与演变，甚至对古文家的文道理论还存在着诸多非议，这样的研究往往导致结论的简单化。其实，国学大家钱穆在《唐代古文运动》（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现代新儒家学者徐复观在《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见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等文中所揭示的韩愈以儒学道德为人格修养之资进而开拓文学境界的观点，对韩愈寓道于文的古文成就反而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可惜很少有人关注。我们对钱穆、徐复观的论点加以拓展，并进一步展开综合研究，无疑会弥补上述的缺憾。

2．唐代儒学研究的不足给古文运动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

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和演变与儒学革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于先秦儒学、汉学和宋学，唐代儒学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薄弱。唐代儒学是汉学至宋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宋代理学的诸多问题大多由中唐发轫，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唐代儒学的专著仅有张跃的《唐代后期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程方平的《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陈弱水的《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少数几部，这对于我们认识中晚唐儒学和古文运动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儒学的转型究竟是如何影响古文运动的理论进程的，古文家又是如何处理文道关系的？到底该如何评价古文运动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拷问的问题，有待学者进一步努力研究。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借鉴日本学者有关唐宋社会变革和转型说的研究成果，伴随着新世纪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唐古文运动的研究也期待着产生新的突破。

三、主要论题

本文在文学史、思想史的交叉视野下，研究古文运动的发生、发展与嬗递过程，集中探讨四个问题。

（一）早期古文运动的发生与演变

早期古文运动的发生与演变，影响因素很多，而玄宗好古、复古文化群的形成、安史之乱前后儒学的道德转向是极为重要的方面，也是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

1．玄宗好古与古文运动的发生

古文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复古思潮的出现，相对集中的时间一般可以追溯到开元、天宝时期，因为这一时期，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等人倡导文章复古、征圣宗经、重政教之用。对于这个问题，论者多认为源于天宝政局的恶化及安史之乱的爆发，萧、李等人宗经复古是为了革新政治，寻求救世之道。实际上，这段时间复古思潮的出现还有更重要的背景，就是玄宗好古所造成的文学环境对古文发展的重大影响。笔者从分析初唐以来崇尚三代两汉之王道的思想入手，指出开元年间唐玄宗大举崇古兴礼才是古文运动发生的最初背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古文运动的早期形态及创作特点。

2．早期复古文化群的形成与传承

萧颖士、李华、贾至等人因共同的思想倾向和密切的联系而在开元、天宝年间构成了一个复古文化群。开元年间唐玄宗的崇儒复古文化导向是这一复古文化群形成的历史背景，但在天宝黑暗混乱的政治环境下，复古文化群的士人们大多陷入了不偶时运的困顿境地，他们遂不以仕进为意转而著书立说、开门授徒，以儒学拯俗救世。安史乱后，独孤及继承萧颖士、李华等人继续以自己的儒学思想和文章观念影响后学，为古文运动和儒学革新培养了又一批后继力量，如梁肃、权德舆、崔元翰等。这一传统使复古运动犹如薪火相传，代代相承，终至韩、柳而取得丰硕成就。

（二）中唐儒道内涵的演进

研究中唐古文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文道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虽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中唐儒道的复杂性和具体内涵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挖掘的问题。

1．安史之乱前后儒学的道德转向与文道关系的提出

儒学自礼乐转向道德，是文道关系提出的思想史背景。礼学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儒学的核心，六朝礼学尤兴，这与汉魏以来世家大族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世家大族的渐趋衰落和分化，曾经作为士族标志的礼学也逐渐丧失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而日趋衰落。尽管初盛唐时期，朝廷仍然热衷于制礼作乐，但那仅是帝王们美化盛世的工具而已，并不具有真实的意义。安史乱后，随着藩镇割据局面的逐渐形成，皇权衰落，号令不行，礼乐刑政的一套外在制度已难以奏效，儒学的倡导者和革新者们开始意识到仅有外在的礼乐形式和礼仪规范不足以维系世道人心，他们转而强调儒学的道德内涵。正是在这一思想史背景下，古文运动复古宗经的内涵发生了自礼乐而道德的变化，梁肃将道德置于礼乐之前，首次提出“文本于道”的观点，柳冕更明确地将文与道结合起来。不过这一时期的儒学变革者尚未对儒道内涵作出明确的阐释，而且大多带有士族思想的局限性，这一切尚要留待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来突破和完成。

2．儒学变革背景下的中唐师道运动

师道运动是中唐儒学革新运动展开的平台。笔者认为，自汉代以来延续近几百年的儒学师承传统在唐代逐渐走向终结是中唐师道运动展开的社会背景，师道运动不是韩愈的孤明先发，韩愈之前，复古先驱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已经注意到重建师承传统的重要性，但韩愈是将师与道明确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的师道理论是对汉代儒学师承传统的超越，也是对复古先驱们尊师崇儒理论的总结和提升，更是宋儒以师道对抗君权的先声。

3．中唐士大夫的佛教接受与儒学的心性论转向

心性论是中唐儒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关于这一转向产生的原因，学界多认为是由于儒学学者有见于佛教的压力转而寻求建立自己的心性论体系。实际上，儒学的这一转向首先与中唐士大夫的佛教接受有着密切关联。中唐以后，由于时代的巨变，更多的士大夫开始在佛教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他们与佛教人士的交往也更为密切，这些熟悉佛教典籍和儒学典籍的士大夫们也开始以佛教思想比附儒学思想，权德舆就以“释宗称定慧”比附“儒师诸诚明”，这一理论的提出又恰恰契合了安史之乱以来儒学变革的潮流。贞元年间，以中庸“诚明”为内容的儒学修养论就成为许多士大夫接受的观念。李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了《复性书》，借佛教思想建立儒学的心性论。

4．韩愈的道与道统

韩愈和权德舆、李翱等人不同，他对佛教思想没有过多的研究和接受，不过韩愈仍然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儒道理论体系。他阐释了儒学仁义的内涵，释“博爱”为仁，并创造性地把儒学仁义纳入到心性领域，提出了“其所以为性者五：仁义礼智信”的观点，尽管韩愈及其追随者们的“性三品”说在理论上仍旧不能与佛教心性论相抗衡，但他们创建儒学心性论的努力在思想史上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开创性意义，启发着宋儒理学体系的建立。

（三）韩愈文化群的形成及其要素特征

中唐古文运动是建立在群体基础上的文学和文化运动，古文运动达到繁盛的境地，有赖于其领袖人物韩愈的努力及其文化群体的形成，并表现出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群体的不同特征。

1．韩愈文化群的形成与传承

韩愈是中唐在师道实践上作出最大努力的人，早在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参佐汴州、徐州期间，他就有意识地指引年轻后进，有李翱、张籍等人追随韩愈学问论道。贞元十七年至长庆年间，韩愈多次于国子学、四门学任教职，在此期间，他对年轻士子多有指授，经韩愈指导的年轻士子们被时人称之为“韩门弟子”。韩愈的追随者李翱、皇甫湜等人也以指引后学为务，这些人围绕在韩愈周围，兴儒、排佛、倡古文，在中唐时期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思想倾向的文化群体。

2．韩愈文化群的政治诉求与现实批判

以韩愈为首的文化群具有极强的现实批判性，他们倡道统，归根到底是要挽救中唐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灾难，他们以文明道，并非空言，而是要发挥文章批判现实干预政治的作用。本书总结和论述了韩愈文化群政治诉求和现实批判的三个重要方面：排佛老、反藩镇、倡民本。

3．儒学道德落实于人格修养与文道合一的实现

韩愈是中唐儒学变革的重要人物，不过韩愈不仅从理论上发展了儒家学说，而且落实于自己的道德实践，将儒学仁义的思想渗透到自身的内在精神，使思想的仁义道德，化为人格修养的动力和源泉，而这正是韩愈能够实现文道合一以及古文运动成功的关键所在。

（四）古文运动与骈文发展的关系

唐代文章学的发展，总体上有两条线索，一是古文的发展线索，二是骈文的发展线索。这两条线索有时是交叉发展的，有时是处于对立状态的，故古文与骈文关系的研究，也是研究中唐古文运动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学界对唐代古文运动之“古文”涵义的解释，多以三代两汉之“古文”是与六朝以后之“骈文”相对而言。笔者通过梳理自萧颖士、李华、梁肃、权德舆至韩愈、李翱、柳宗元的文章观念和对前代文章的评价指出，古文家们对魏晋以前文章的评价因其理论的深化时有变化，但无论如何，他们推崇三代两汉之文或者三代秦汉之文的标准都是“道”，批判魏晋以后之文的标准也是“道”，并不是单纯地因为其为骈文。中唐古文家并非单纯地反对骈文，而是反对不顾文章内容一味地追求文章的形式，古文家对骈、散体本身的态度实际上是不拘骈、散。不过，古文家提倡文以明道、转变文章功能的努力以及不拘骈、散的创作态度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唐以后骈、散体创作的格局。

三、研究路径

本书的总体思路是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交叉的视野下，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发生和演变进行探讨，立足于早期形态的特征、文道关系的内涵及演进、文化群体的形成和传承、古文与骈文的关系等核心问题展开研究，重点落实到前人注意不够或虽已注意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全书沿着三条线索展开：第一条线索侧重于史实的梳理和人事关系的演变，包括第一章第二节《早期复古文化群的形成与传承》与第三章第一节《韩愈文化群的形成与传承》，而以第二章第二节《儒学变革背景下的中唐师道运动》为古文家师道实践的理论总结。第二条线索论述中唐儒道内涵的演进，包括为第二章第一节“安史之乱前后儒学的道德转向”、第二章第二节“韩愈道统说的提出”和第二章第三节《中唐士大夫的佛教接受与儒学的心性论转向》。第三条线索为古文运动的演变，包括第一章第一节《玄宗好古与古文运动的发生》、第二章第一节“文道关系的提出”以及第三章第三节《儒学道德落实于人格修养与文道合一的实现》。这三条线索彼此交叉，互相渗透，师道运动是儒学变革和古文运动展开的平台，儒学变革又是古文理论发展的思想史背景，而最终落脚点还是致力于古文运动发生、发展与递嬗的文学史演变的本位研究。但由于本人的学养不足，难以达到较高的理论境界，这还有待于以后的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