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文化，可能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热议、争议和质疑的话题；同时，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摆上了民族国家的重要议题和议程。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研究文化问题和重视文化的作用曾是主流。后来这方面的兴趣降低了。在过去的30多年，文化研究又有了复兴，正接近于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亨廷顿，哈里森，2010)。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新闻媒体、政治家和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戴维·兰德斯(1998)在被誉为“新国富论”的《国富国穷》一书中指出：“文化使局面完全不一样。”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汉斯·摩根索(2006)强调：“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有着持久、并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把新教伦理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帕森斯和斯梅尔塞(1989)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文化对社会具有“系统维持”功能。诺思(1994)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是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在无形中引导人们从事社会交往活动；文化是社会或民族分野的标志，它使我们的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中的人。美国学者约瑟夫·奈(1990)明确地把文化看作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11月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宣称，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体现的是特性、价值观和观念，不应被视为一般的商品或消费品。

就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我们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不光要有经济实力的增长，更需要文化动力的推动。探讨当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突出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意义深远。“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胡锦涛，2007)。我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都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这表明我党对文化和文化动力的认识日趋深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2013;2017)。当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30多年前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那么，改革开放30多年，其中也有些许偏误，虽然是白璧微瑕，但也值得引起高度重视，那就是文化上的缺失。发端于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植根于西方文化的经济理性，是一把双刃剑，从来就是善恶并存的。西方的文化研究大家们早已经指出，必须警惕“市场经济沦落为市场社会”，警惕市场经济在人文精神领域，把人们拖进一个“泛市场化”的涡流之中。也正是因为西方社会，几乎陷于“市场社会”和经济理性而不能自拔，英国学者费夫尔曾毫不留情地宣布了“西方文化的终结”(费夫尔，2004)。这是因为，当一个社会不幸沦落为“市场社会”时，必然无视意义、情感、价值，必然就没有了道德、信仰存活的空间，进而，就有可能造成文化的系统性缺失。张保权(2008)指出，“近现代以后，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在革命年代里，政治对社会发展曾经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政治的作用开始弱化，经济的作用开始增强，文化的导向作用爆发了出来”。文化动力是一种渗透于人类生活中的以价值为中心，以创新为动力，在社会活动中整合而构成的综合能量。文化动力的形成能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在现实中焕发蓬勃的生命力，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李长健，伍文辉，等，2007)。“文化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动力因素”(李云智，2013)。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文献调查结果表明，国内外学者在文化动力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总体来看，由于当前的“文化”研究，一直“飘零”在各学科的边缘地带(陈立旭，2008)。在西方文化研究史上，自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之后，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重要代表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似乎都对给文化概念的准确界定失去了信心，使得“文化”研究陷入了哈耶克(2001)所尖锐批评过的“一种矛盾现象”，即所有关涉文化的研究，事实上正如法律实证主义者那样，跌进了“一门科学竟然明确否定它拥有一个研究对象”的窘境。对于文化概念界定的模糊不清，势必殃及包括文化动力在内的所有关涉文化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看，对文化的运行机制、发展规律，对文化动力的核心要素、传导机制等的研究明显不充分，实证研究也极其匮乏。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和文化动力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传播路径、基本规律和实证研究，旨在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深化和拓展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的研究，拓宽文化动力研究的理论视野。

2．实践意义

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扎实努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分析文化动力的核心要素、作用机制和基本规律，同时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模型与老子“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动力的比较研究，从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分析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国家和国家理论的建构问题，试图奠定国家文化动力系统分析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对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多元文化动力、以“理性”铸就“辉煌”的德意志精神文化动力、以“大和”精神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动力以及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动力的核心要素、运行机制、传播路径展开深入剖析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研究有助于扬长避短，吸收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明成果，丰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领作用，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基本规律，进而努力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提供学理支持和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