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主要研究内容

1．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研究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求真、求善、求美当是永恒的主题。本研究通过对康德实践理性、黑格尔反思哲学、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和生活世界范式的系统梳理和研究，结合哈贝马斯认识论的核心概念——“兴趣”及其所建立的用以建构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兴趣”框架：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和解放的认识兴趣，借助康德、黑格尔关于积极的、真正的自由和消极的、形式的自由的区分，致力于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的研究及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本研究认为，文化原动力的核心要素可以包括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自由意志”(主要是求“善”)，黑格尔“对事物作思维着的考察”——“反思”(主要是求“真”)，哈贝马斯“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可批判性”(主要是求“美”)等几个重要方面。当然，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960)第一版、第二版序中强调，他所说的“批判”乃一方法论，目的在于通过批判通常所说的理性能力，以警示人类理性越出经验限界所可能导致的风险。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批判(求美)，从根本意义上说，也是一方法论，是在求取文化动力的经验限界。因为，在我们看来，丧失或丢弃了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批判(求美)精神和能力，则文化动力将无从谈起，也因此而成为经验世界具有经验限界的文化原动力。对此，我们可以从方法论意义上加以提取，以作为文化原动力的核心要素，而在世界观上，作为文化动力核心要素的自由意志、反思、批判三者，则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和自由观，对其加以批判地吸收。本研究将系统阐述其理论渊源及其内在逻辑，为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基本规律的研究奠定基础。

2．文化动力的功能性研究

结合杨曾宪的价值论和杜威的价值哲学，本研究认为正如商品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一切的文化品也有价值和效用价值。所谓“文化价值”，是人类生命创造力区别于动物本能力量的一种属性，是人类在一切文明创造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力量”或“文化力”。由于这种“文化力”直接体现了人类的创造力，体现了原创性，因此，它是“最纯正”的价值；而蕴含这种文化力的文化质，便是“最纯正的”文化价值因素(杨曾宪，2002)。文化价值在一种文化质、文化品被创造的那一刻，便凝固于其中，并在不同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时间里，散发出人类文明的辉光，体现着人类的价值追求。正如商品那样，我们一般更关注的是其“使用价值”一样，任何一个文化实体，通常情况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当然也可以是其所体现的“文化效用价值”。然而，鉴于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因而很多时候更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当是其价值。无视文化的价值，唯求其效用或使用价值，事实上已经在文化实践中造成了诸多的问题和困境。

3．文化动力的规律性研究

本研究偏向于这样一个文化定义，即把文化看成是由价值、信仰、习俗、习惯等相当于内在或者说是潜在的规则，即内在制度(潜规则)和知识、语言、法律、礼仪、符号等大体上处于物化或者是外化状态的外在制度(显规则)所构成的规则系统“互动的和”(吴福平，2006;2012)。任何一个文化机体，在其外在制度(显规则)和内在制度(潜规则)互动的过程中，首先是都必然有一个“初因”或“基因”，文化的“初因”是一种文化形态发生、发展、繁荣的出发点，是每一种文化规则系统所依赖的基本点。不同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里呈现的文化机体，正是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的文化“初因”衍生或者在交杂互动中产生的“混血儿”。文化的“初因”就如生命科学中的“基因”，正是因为生命科学发现了基因的活动原理，使我们可以有重新设计生命的可能，找到了文化的“初因”，将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理解所有与文化相关联的生活方式、行动方式、思维模式，以及理解事物的方式等；而且，也很有可能对任一文化时空中呈现着的文化机体进行重组或重构，以及必要时的整合和提升。也因此，“文化动力”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要找到某文化机体运行的“初因”(或“基因”)。在此基础上，摸清文化流变的形态，把握其流动、迁变、衍生和活动的规律等，进而展开关于文化动力机制、基本规律的研究。通过本研究的努力，可以发现，一般性的文化初因或基因，并非都是本研究所论及的文化原动力，而只有那些具有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批判(求美)精神的初因，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化原动力，并且实时地、动态地发挥出文化动力的功能和效用。

基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初因的文化实体中，所创设或滋长的内在制度(潜规则)与外在制度(显规则)，在互动中将产生四种“文化形态”。简要地说，在不同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中流变的文化机体，文化的内在制度(潜规则)与外在制度(显规则)在互动中可以表现为：不相容(或完全不相容)；基本相容；相容；完全相容，也因此表现出“超”文化态(Super cultual state，简称为“S”态文化)、“合”文化态(Integrated cultural state，简称“I”态文化)、“和”文化态(Harmonious cultural state，简称“H”态文化)、“纯”文化态(Pure cultural state，简称“P”态文化)这四种文化形态(吴福平，2006;2012)。考察一个文化机体在不同的文化原动力和文化软实力状态下文化形态的流变趋向，以及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下文化原动力及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变化状况，是本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4．多国视角下的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研究

本研究在构建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的基础上，结合从价值“认同—认异”、“内敛—外张”两个对立维度建立坐标系，区分出的凝聚力、传播力、学习力、革新力等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软实力(吴福平，2014)，试图揭示文化原动力的核心要素：自由意志、批判和反思及其在“超”(S)文化态、“合”(I)文化态、“和”(H)文化态、“纯”(P)文化态等四种“文化形态”，以及其在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等四种文化软实力中的传导机制和基本规律，揭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的传播路径及其功能和效用等。进而，把文化原动力、文化形态、文化软实力视作文化动力系统分析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因素，并展开多国视角下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二)主要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梳理，揭示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提出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努力方向和实施步骤。

2．逻辑归纳法：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归纳整理和分析研究，努力使本研究在逻辑、结构和思路上显得严密、合理和清晰。

3．案例分析法：选取典型案例，努力寻找能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运用本研究所构建的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理论模型，对所观察到的事实和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试图描述通常的实证研究不容易度量的问题，例如“关系”“面子”等(赵莉，乔鹏程，2013)，以及本研究涉及的“自由”“批判”和“反思”等。

4．系统研究法：文化和文化动力都是如哈耶克所说的具有“动态有机性复杂”的系统，要对文化和文化动力问题展开研究，揭示其本质和内涵，都需要采取系统研究的方法。本研究力图从更宽广的视野、更深入地探讨文化原动力、文化形态、文化软实力等文化动力系统的基本要素及其运行机理、传导机制和基本规律。

5．比较研究法：通过对不同国家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的案例研究，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及在不同文化形态和文化软实力中的传播路径、基本规律，揭示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模型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本研究技术路线(见图0-1)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1．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开展文化的实践性定义、文化动力内涵以及文化内部性动力与外部性动力区别和联系等问题的研究。二是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及其模型构建，旨在阐明以自由意志(求善)为核心、以反思(求真)、批判(求美)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三是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理论模型构建，旨在揭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和批判(求美)在“超”(S)文化态、“合”(I)文化态、“和”(H)文化态、“纯”(P)文化态等四种“文化形态”，以及在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等四种文化软实力中的传导机制和基本规律，揭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的传播路径及其功能和效用。

2．研究的难点

本研究的难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本研究将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确定为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批判(求美)等几个重要方面；由于真、善、美三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内在地统一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真、善、美以及真、善、美的统一对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具有根本意义，因而，共产主义的真、善、美的理想才是真正的不竭的而且是内容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要阐述这些问题，就必须从西方古典哲学、现代哲学乃至于后现代哲学中寻找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这在事实上几乎又涉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史和人类思想史。二是对美国、德国、日本及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的案例分析，主要运用“历史—哲学”的方法，由于第一手材料奇缺，只能依靠解读文献为主，如自由意志、批判和反思能力的强弱等，也难以展开数据统计和分析，因此解读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同时，由于条件所限，作者也没能亲赴美、德、日等国家展开实地文化考察，只停留在间接认知，很难做到准确无误。

3．研究的创新点

第一，进一步阐发了“文化的实践定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运用“文化的实践性定义”，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治理视阈的“文化”的特质和特性，如潜在性、公共性、动态性、自足性、遗传性、主体间性，等等；同时，用以深入剖析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深入解读哈耶克所阐发的“第三范畴”，并试图与“社会资本”“社会质量”等当代社会理论概念深度接域，进而，努力使文化研究深入到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区域，成为如托尼·本尼特所强调的特殊的“文化治理区域”。

第二，基于“文化的实践性定义”，对文化动力的内涵作了新的解读，严格区分了文化的内部性动力和外部性动力，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性。

第三，就精神动力而论，如果说康德仅仅考察了意志的自决力量是不够的，那么，黑格尔仅仅考察意志内容的规定性问题，同样也暴露了不足。因此，仍有进一步考察意志内容的发生机制、传导路径和基本规律的迫切需要。这是因为，一方面，康德的“纯粹理性”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更侧重于探究精神的自我创造、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过程；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把知识的知识、观念的观念、思维的思维冒充为“自身的他物”，企图把精神加以神秘化，不仅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必然导致“绝对精神”的腐败(马克思，1961)。也正因为此，哈贝马斯指出，“我所感兴趣的只是精神进入历史这个主题”(哈贝马斯，2012)。考察意志内容的发生机制、传导路径和基本规律，亦即是考察历史和实践中的精神的具体过程，既有利于有效防范“绝对精神”或“观念的观念”可持续的“腐败”，也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即便如康德所说的“无条件地实践”的纯粹理性以及黑格尔所阐发的一直处于自我创造、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中的“绝对精神”，在有条件的以及马克思主义所创造性地揭示的具体的历史和实践中的运作机制、运行机理和流变规律，显见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四，揭示了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及其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构建了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模型；同时，对文化原动力及其核心要素在“超”文化态、“合”文化态、“和”文化态、“纯”文化态等不同文化流变形态中的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等文化软实力的具体表现、作用机制、传播路径等，进行了较为严密的逻辑演绎，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在“文化原动力模型”的四个象限中，基于四种理性，似乎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每一种重要的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固有的位置和特定的坐标，进而似乎可给予这些重要思想以更客观的估价和评议。进而，或者可以大大减少我们在思想领域和认识实践中陷于盲动或者是持续性地“瞎子摸象”。

第五，运用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进行分析，得出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基本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先民决定论”。“先民决定论”正是美国人类学家莱斯特·怀特所强调的独立于“某一社会性中出生和死亡的众多个体而存在的”、“本质上是非生物性的”文化实质性地存在的重要体现(怀特，1959)。这一方面说明，任何一种文化“初因”或“基因”，一旦成形定格，就可能具有极强的稳恒性、稳固性；另一方面，则又恰恰说明，迄今为止，在管理或治理领域对于文化或文化动力的运行机理、流变机制和基本规律等仍然缺乏研究，对于究竟以什么“文”来化特别是如何“化”等问题，仍缺乏基本的了解和理解，对于任何一种文化形成的“初因”或者本研究所说的“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更是迟滞于浅层或浅表。究其原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未能找到文化形成的“初因”或“基因”。因而，文化的“初因”就可以进而看成是文化的“原动力”；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先民决定论”的存在，则又说明，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可能迄今也未能找到正确的和积极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

本研究是拙著《文化全面质量管理——从机械人到生态和谐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文化管理的视阈：效用与价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文化测量：原理与方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的继续和深化。笔者认为，前三部拙著，基于本研究提及的“文化的实践性定义”，基本解决了关于“文化”如何“化”的问题，包括“化”的主要途径、基本规律以及如何评估测量等问题。本研究的重点则在于解决以什么“文”来“化”的问题。

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涉及整个思想史。中西哲学史、思想史上下数千年思考探索中集成的思想宝库，有着取之不尽的思想原料和素材，一个个思想巨人，就是一座座丰碑，为本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时，要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厘清思想巨人们的思想脉络，并梳理出一个关于以什么“文”来“化”的问题，显然给本研究带来了重重的负担，也几乎为笔者力所不能及。好在本研究似乎找到了一个化繁就简的办法，就是找到了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批判(求美)等几个如哈耶克在论及“社会的”一词时所说的“小小的词汇”，通过对这些日常运用的词汇的深入剖析，我们看到了“有时候不仅能够凸显出诸多理念的进化过程和人类犯错误的轨迹，而且还常常会产生一种人们意识不到的力量(irrational power)”(哈耶克，2001)。本研究进而试图阐明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批判(求美)原生地是、也一直是人类文化和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同时，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将按如下思路和步骤展开。

首先，如果文化的衍生、发展、迁变和演化是从洛特曼所阐发的“符号的零状态”开始的，而且，洛特曼意义上的“‘零’状态”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零’存在”，其经验直观即当是“自由”。由此深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1995)。就公共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言之，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性”，必然地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初动力的动力”，也是“最后动力的动力”。于是，“‘零’存在机制”或许不仅应当成为中西哲学研究的可能的思路和进路，也可以成为文化哲学、文化动力研究的一种全新视角(第1章)。

其次，建立以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批判(求美)为核心要素的文化原动力模型。关于该模型图，需要特别指出并且也值得高度重视的是，本质上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思想，似乎都可以在这个文化原动力模型中，准确地找到其固有的位置或坐标。这进而也为本研究力图解决的以什么“文”来“化”的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思考路径(第2章)。

第三，深化文化实践性定义的研究，努力使文化研究成为如托尼·本尼特所强调的特殊的“文化治理区域”。运用文化的实践性定义，深入剖析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深入解读哈耶克所阐发的“第三范畴”，并试图与“社会资本”“社会质量”等当代社会理论概念深度接域，进而，努力使文化研究深入到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区域，成为特殊的“文化治理区域”；同时，运用笔者前三部拙著提出的文化实践性定义，以及基于该定义的深入阐发而得到的“超”文化态、“合”文化态、“和”文化态、“纯”文化态等四种文化形态，基于价值“认同—认异”和“内敛—外张”两个对立维度而析分出来的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等四种文化软实力，建立了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较为严密的逻辑演绎，阐明了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批判(求美)等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在上述四种“文化形态”及上述四种“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机理、传播路径及互动关系等(第3章)。

第四，运用该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通过对如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国”及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动力进行对比分析，试图奠定从文化原动力、文化形态、文化软实力等三个维度对国家文化动力展开研究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新中国等当前国际舞台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国强国，展开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文化动力分析及探索性案例研究(第4、第5、第6章)。

就公共领域的文化和文化治理而言，如既能解决如何“化”，又能得出以什么“文”来化的问题，那么，基于文化的实践性定义，通过对文化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特别是其“互动的和”部分的深入剖析和解读，以及基于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传播路径、基本规律等的全面揭示，马林诺夫斯基所希望建立的“一个审慎严谨的文化论”，莱斯利·怀特所希望致力于构建的能够关注文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展示文化的普遍性方面的文化科学，可能可以期待。无论如何，尽管人类的文化长征依然任重而道远，然而，文化不能任由其继续“飘零”在各学科的边缘地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这应当可以成为一种共识(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