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现代文学史分期与现代性^[1]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的讨论开始，学界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讨论的序幕。许多知名学者加入了这场讨论，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取得了一些重要共识。学界一致认为，应该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界限，从20世纪的整体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且他们都认为，追寻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动力。但是对于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等问题，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正是因为这些分歧，致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标准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凸显出来。

一 文学史分期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书中，从“科举制度的废除”“模仿西洋”“小说词曲之登大雅之堂”“语言的解放”及“文学的平民化”等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国当时出现的新文学。他将清末近20年的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进行描述。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将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以来的晚清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新文学”的名目，一并叙述。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各个历史时期编撰写作的主流现代文学史都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格在发生于1917年的“五四”文学^[2]，而文学创作成就上则以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如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王瑶先生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史稿》；70年代末，唐弢先生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80年代末期，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先生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位于1917年的“五四”文学。但是到1985年，现代文学研究者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在《文学评论》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率先在国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成定论的“中国现代文学”公开提出质疑。这种质疑引发了国内学者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和起点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清末民初与“五四”以来的文学进行打通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主流共识。陈平原、章培恒、范伯群、刘纳、吴福辉、袁进等都认为，应该将清末民初的文学纳入现代文学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应该向前延伸到清末民初。

在国内，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最早撰文专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之分期问题。章培恒先生在21世纪初提出，根据“人性解放”作为文学史分期标准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这一争议很大的问题。这是他依据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分期标准。他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一文中，试图对“现代文学”与“新文学”做出区分，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应始于20世纪初而非始于1917年。“五四新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开端，只是20世纪初文学的发展。他先是从文学精神和艺术特征入手，界定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一是人性解放的要求；二是自觉融入世界潮流的要求；三是文学本身艺术特征的追求。接下来，他考察了20世纪初至文学革命前这一阶段的文学，认为此一时期已经存在与上述三个特征相通的因素，“把它视为新文学的酝酿期而列入现代文学的范畴似乎是适宜的”^[3]。其后，柳珊《民初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文，赞同对“新文学”与“现代文学”进行区分，并对章文所述的三个特征进行了补充，论述了民初新闻出版等“边缘性因素”，进一步论证了“20世纪初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理由。^[4]

范伯群通过清末民初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两个界面的大量实例，有力地论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应立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观点。他认为，应以文学自身的发展进程为依据，说明在某个时段，文学已初具了现代文学的形质。中国现代文学滥觞期是以“文学观念更新”为启动发力点，而1897年几道（严复）、别士（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10月16日至11月18日上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与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两篇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文章。^[5]栾梅健《社会形态的变更与文学的转型》^[6]以及杨联芬的专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7]等都将现代文学的上限移至清末时期，他们甚至给出了1892年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的时间起点。范伯群先生和他的弟子栾梅健先后在不同的论文里指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起点（范伯群观点）或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栾梅健观点）即是1892年开始在自办的刊物上连载问世的韩邦庆的长篇章回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吴福辉也认为，清末民初文学对于“五四”文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清末”只能是现代文学的发生期，而“五四”才是现代文学跨时代的转折之期。^[8]

王铁仙教授认为：中国文学的转型并不是从“五四”突然开始的。自1898年至“五四”前，在一些文学文本内，从内容到形式，都已含有一些现代性因素。但在此时期，现代性没有成为作品的主要因素，而新旧杂糅，半是“现代”半是传统，缺少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性作品，但谈不上形成现代性文学创作的潮流。^[9]

这些学者都认为，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把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是以中国文学追寻现代性为内核。其实，在国内学者以“现代性”打通近代、现代文学的边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之前，海外的汉学家如王德威，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其著作中展现了清末文学的现代性，并发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疑。王德威在专著《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中认为，“五四”文学单一的现实主义追求，压抑了晚清开创的多元的现代性局面。“此一时期的小说（晚清小说——引者注）所显现的活力及复杂面向，都足以让人大开眼界。尤其对治现代文学者而言，晚清小说岂止仅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有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他认为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不仅开启了“五四”文学的文学现代性追求，而且还包含着比“五四”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对我而言，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但这多重的现代性在‘五四’期间反被压抑下来，以遵从某种单一的现代性”^[10]。王德威的论述是针对关于“五四”文学的流行说法展开的：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批小说家以新白话文写作之后，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才开始出现。由于这个广为人知的说法，王德威书中所讨论的晚清小说中的现代性也就变成了“被压抑的现代性”了。王德威认为，与明显以西方小说为样板的“五四”小说不同，晚清小说独特的现代性基本上产生于中国内部的文化进程。不能用线性的发展模式来理解现代性。现代性并非产生于某一处，然后其他地方接着发生后起现代性。李欧梵在著作《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末，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五年。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这个阶段，若干‘现代’形态表现得愈来愈引人瞩目”^[11]。李欧梵更运用安德森“想象的社群”理论、现代性理论以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其论证的支点，从理论到文学创作实践详细论述了晚清文化、文学与中国的现代都市想象、都市现代性之开创等方面的历史关联。^[12]

从上述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学界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问题时，愈来愈趋向于取得某种共识：从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大量研究和深入探讨中，概括出贯穿其中的一条基本线索，那就是对现代性的不断追求与逐步获取。“如果说这一判断大致不错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的推断就是：决定和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质的乃是扎根并生长于其中的现代性。”^[13]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渐进性的而不是断裂的现代性，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种非正常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外力作用下而被动发生的现代变革，所以这种变革形成的由外而内的社会发展变革方式，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如果我们硬搬西方的标准来理解分析中国社会，将会出现水土不服。西方的启蒙运动，它侧重的是人的发现和解放，但中国的现代化，却有一个“民族的发现”的重要环节，“民族的发现”甚至早于“人的发现”，并比人的发现更为迫切。这就使中国文学体现出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特征：中国文学额外地承担起救亡图存的一种社会现实责任。也就是说，通过文学来构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发现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被抬升到最为优先的地位，成为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主题。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以另一种价值标准来理解现代性，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看出现存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观念存在多么大的缺陷与不足，将清末民初维新运动及与之联系的“三界革命”排除在现代文学之外是何等偏见。

二 何为现代性

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理解文学现代性是学界应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论题。早在1985年秋天，杰姆逊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4个月的学术演讲。杰姆逊在演讲中，重点谈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他的演讲后来经整理出版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随之，大量关于现代性的西方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理解现代性？是我们探讨问题前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学理论界关于现代性并无统一的立场和观点，还没形成统一的定义。梳理各位专家的观点大致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现代性即启蒙现代性。比如童庆炳先生认为，“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及其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与反作用，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14]他这里沿用的是一种历史分期的概念，是在与前现代社会断裂而产生的一种历史的质的分期，强调的是现代性的反传统性，隐隐约约包含着启蒙现代性。钱中文先生认为，“当今中国的历史语境来理解现代性的问题，可以说，所谓的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15]钱中文先生的定义是一种含混的定义，是一种含混着启蒙现代性的定义。他的这种阐述是以社会历史进化的史学观点为支撑。他们都认为，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具体实现；现代性代表着与传统性的不同理念和因素。现代化代表着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崭新的时代和社会形态。启蒙运动开启的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即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西方现代化观念。西方启蒙文化所带来的科学意识、进化观念和理性精神，是现代化的原动力，也是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在这个层面上讲，现代性通常指启蒙现代性。^[16]二是将现代性理解成一种二律背反，是现代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形成的张力。逄增玉认为，“现代性是从现代化的问题中演化派生而来的。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各个领域所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或者说，是在现代化的促进下，在社会各个领域（物质、制度、精神文化）发生全面变革过程中所形成的应和现代化的属性。他在对西方现代化的溯源后，认为在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中，产生了两种现代性：一种是作为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产物，以进步的、理性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现代性。一种是对此予以否定的批判的‘美学现代性’”^[17]。实际上，他所界定的仍然是现代性的正反两面：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

他们的这些认识，将现代性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阐释，认为现代性是对传统的一种反叛。这种反叛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即启蒙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他们认为，启蒙现代性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之后，对理性精神的张扬。通过理性精神，西方社会依靠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实现了现代文明，经济社会出现了全面的现代化，取得了超过过去200年成就的总和的成就。这种现代性是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以进步、理性、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启蒙现代性。另一种现代性就是针对理性精神旗帜下，启蒙现代性在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所露出的为社会难以接受的负面的东西，即工具理性对社会和自然的极大破坏的反拨，对人的信仰和终极关怀的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构成了现代性的张力。^[18]

我们从这些学者的认识理解中可以发现，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改造与批判。启蒙现代性就是利用理性精神的力量，以科学与民主为武器，为人生而要改造人生，自觉地投身于对社会现代性的改造，其目的意图在于建立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化社会。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膨胀，理性精神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为对其进行批判与反拨，重新构建人的信仰、价值系统，审美现代性又出现了。它针对的是启蒙现代性的负面价值并对其进行批判与超越。

但这些对现代性的认识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在面对现代世俗社会时，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都是一种改造与批判的态度。但我们要明白，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现代性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在时空上是错位。中国现代性是我们追求现代化的国家过程中从西方借鉴而来的。我们追求现代性的目的和前提在于使国家强大，使民众富足，人民过上物质丰足的世俗生活是中国追求现代性的前提条件和出发点，因此，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世俗性。但在以上学者的论述与理解之中，对现代世俗生活的肯定与向往，却完全被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所人为遗忘和遮蔽，更有甚者，认为应该将世俗的现代性从文学中剔除出去。^[19]

我们认为，要理解和认清现代性，必须在与前现代性的比较中，来区分其特征和性质。现代性是在反前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的，作为前现代性的精神内涵的封建主义，其本源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专制的、封闭的。作为其批判者身份出现的现代性，必然是以个人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与之相应的是，作为前现代社会，即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前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身份、血缘、服从、依附、家族至上、等级观念、特权意识、人情关系、神权崇拜等。”^[20]在此，我们可以确认现代性这个概念：中国现代性是由于中国封建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时，作为其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以人道主义和理性为精神内核，批判前现代性的传统、制度、思想、风俗、习惯。它的落脚点在于现代的人及其所拥有的主体意识、开放意识、民主意识和科学意识、理性精神。

清末民初时期，文学领域较早开始现代性追求的，主要是林纾的小说翻译。他通过大量的翻译小说，将西方文学中西方人的生活情状、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等，潜移默化地传达给中国的读者，影响甚大。但比较早系统地提出文艺启蒙观念应是严复和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该文利用西方社会进化论的思想观点来讨论中国的文学，提出可以利用小说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来开发民智。“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质之地，宗旨之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21]随后梁启超撰写了系列论文，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小说丛语〉发刊词》等，在借鉴西方人文思想来讨论文学的同时，比较强调文学对世道人心及社会进化的功用。“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22]

在启蒙的现代性被大力提倡的时候，审美的现代性也在功利性的启蒙与救亡图存的时代紧要关头被提出来。王国维是第一个提出以“唯美”文学观念的学者。1905年，也就是梁启超提出文艺启蒙口号后的第三年，王国维发表了系列专业理论文章，如《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在论文中强调的是文学与哲学的独立性，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还原文学本身的审美功能。“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全存于使人物我之关系也。”他在此强调的是“审美自治”，来保持文学艺术本身残存的独立品格。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23]。在这个时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文学观念与王国维的看法较为近似。1908年，周树人发表了《摩罗诗力说》，他在该论文中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要文学就是因为“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亦当然”。“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饮食、宫室、宗教、道德。”“涵养之人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24]

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意义显得很重要。这是因为，清末民初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何挽救国家的危亡，已经成为当时各界精英普遍思考的问题。在文学思想界，激进知识分子倡导的启蒙现代性和自由知识分子坚守的审美现代性成为当时精英的两种取向。

在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有着对现代世俗生活的肯定与认同。这种肯定、认同与批判、超越，构成中国现代性的多维度。现代性既包括世俗现代性，即现代性的肯定方面，也包括超越批判的现代性，即现代性的否定方面。现代世俗生活推动着社会现代化，批判的现代性改造着社会。而超越的现代性则抵制这现代社会的弊端，维护人的精神自由。所以现代性是在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三个维度上展开的。但我们同时要注意，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历史具体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指向，在各个历史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25]

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出于对浮华的世俗生活的厌恶，对感性世界的轻蔑，转而转向神性的沉思，转向对宗教的彼岸世界的追寻，使得大众逐步对世俗世界丧失兴趣。当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人的个性得到张扬，世俗欲望汹涌澎湃，所有的这一切都解放了人们的感性与理性，使人们的视觉、触觉、听觉等各种感觉器官的功能开始觉醒。这种感性解放反映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就是在更深层面上，对基督教神性的放逐，放弃对上层社会生活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功能，开始追求一种大众的、游戏的平民娱乐的世俗生活方式、这种生存的基本特质就是走向感性，走向本能。这种走向，我们可以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找到明确的佐证。这部作品对神性的放逐集中在大众对“性”的世俗趣味上。例如，《十日谈》中，第三天的故事里，一名基督教徒修士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修行。但是，当一遇到跑来的少女，他便抵挡不住少女那香艳的肉体带来的原始生命冲动的煎熬，不顾一切地抛开基督教条要求的神性禁欲的束缚，屈从于生命本我的内在要求，与少女进行爱欲的缠绵。这些在小说中虽然写得很淫秽，很低俗，但这也充分说明了人性的正常的生理需求及世俗生活对人的重要性。这种对世俗生活的赤裸裸的追求，直接瓦解了中世纪的“神性”对人性的压制，从而使人从神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这个过程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即神走下神坛的世俗化过程。

文艺复兴运动开启的世俗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感性的肯定；二是对自然的肯定。感性主要体现为人类的生存欲望，对物质生活的追寻。这也成为现代化的动力之源。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由人的物质欲望和人的感官欲望的追求驱动中前进的。马克思在他的论著认为，物质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种动力在传统的中世纪社会中受到了教会所倡导的光辉神性抑制。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城邦经济和海上贸易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逐步开始剥离宗教的教条教义，融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这种被压制的物质欲望便慢慢地苏醒、膨胀，进而走到事物的另一端：贪婪。这是后话。松巴特也认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能兴起并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以奢侈生活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文化。这种文化直接促进了商品的社会化生活，从而使资本主义从中世纪封建经济中萌芽发展壮大。^[26]通过这些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这种现代化伴随着世俗化的现代化过程在中国的语境中也极为相似。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在开放的通商口岸倾销他们的商品。这些通商口岸及原来手工业本身就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商业贸易非常繁荣。另外，清廷统治阶层内部的一批先觉者企图以“师夷长技”来挽救国家危亡，遂开展洋务运动，兴办现代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开始兴盛。“在1904—1908年期间，向该局登记的公司约272家，它们的核准资本总额接近一亿两银子。不过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因为实收到的大概只是核准的资本的半数或不足半数。这些公司也不都是近代企业。这272家公司中有44家是传统的个体经营的当铺、钱庄、中药铺，或其他批发和零售商店。不过大多数（272家中的153家）都是近代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们占全部资本积累额中的绝大部分。到1908年，它们事实上的确形成了全部中国现代化的企业。”^[27]商业的繁荣就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推动了市民阶层生活的世俗化。与之相呼应的通俗文学创作非常繁荣，只不过在以往的正统文学史中被遮蔽。“被压抑的现代性亦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在后续的年代里，为了服从某种单一的、可预言的进化论通途，它们曾被不少作家与读者、批评家与历史学者、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与弗洛伊德的信徒，否决、置换、削弱，或者嘲笑着。从科幻到狭邪、从鸳鸯蝴蝶到新感觉派、从沈从文到张爱玲，种种创作，苟若不感时忧国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28]这一长期被压抑的通俗现代性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却占据着主流。这是因为当时文化保守主义在整个社会中占有大多数，同时又因为通俗文学与商品经济结合得比较紧密，迎合中下层民众的需求，因而它的读者数量非常庞大。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归纳起来，现代性起码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现代性的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性。它对应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工业发展、商品经济、市民社会为三个基本支撑点，构成世俗现代性。第二个层次就是批判的层面，批判前现代性的传统、制度、思想、风俗、习惯。它的落脚点在于现代的人及其所拥有的主体意识、开放意识、民主意识和科学意识、理性精神。我们称为启蒙现代性。第三个层面就是对的是启蒙现代性的负面价值并对其进行批判与超越。我们称为审美现代性。

在此，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多维度的。现代性首先是物质技术的现代性，这是现代性的最为表层的特性，也是现代性其他维度得以表现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是现代性的制度层面。现代性开启了现代工业社会，并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这是现代性的中观层面。最后是现代性的精神层面。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商业模式所要求的现代科学精神、民主意识、自由精神，这是现代性的精神内核。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性是由于中国封建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时，作为其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以人道主义和理性为精神内核，批判前现代性的传统、制度、思想、风俗、习惯。它的落脚点在于现代的人及其所拥有的主体意识、开放意识、民主意识和科学意识、理性精神。

现代性的多维度使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必须抛弃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代之以多元共生的价值观念来理解中国文学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体现的多元价值取向，重新发掘五四以来被主流文学史压抑和遮蔽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真实状态。“中国现代文学也不像西方文学那样，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和民族现代化对文学的要求。”^[29]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西方欧美文化的冲击及中国社会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外力作用下，被动地做出反应，进而诞生出一种新质的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外力主要有三个方面：社会革命、西方影响、报刊传媒。这三种因素相互关联、共同促成现代文学的发生。”^[30]过去，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往往注重于社会革命和西方的影响，而轻视传播媒介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体现出的具有进步性的意义。特别是以报纸杂志等为中心的现代传媒，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来说，不仅仅是提供了传播的平台，传播的中介，作为文学的载体的形态而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媒体本身也是一种文本。在外力作用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三个要素中，报刊传媒成为勾连社会革命和西方影响的中介，从而发挥社会革命和西方影响的媒体功能的体现作用。因此，我们将现代传媒引入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视角的转化，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改变原来固化的研究理论构建，重新树立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如何进行现代转型。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当前学界关于近代报刊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报刊作为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报刊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探讨其方法和意义，在最初构建新文学史的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就存在。老一辈学者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就注意到了报刊对晚清小说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影响，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考察、汇编了1872年至1911年出现的20多种文艺期刊，为我们研究清末民初的文学转型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唐弢非常注重现代文学报刊文献的收藏与收集；王瑶特别强调对报刊阅读的重要性。当然前辈学者对文学报刊的重视和研究，主要是为了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他们都注意到了近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与繁荣和文学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严家炎、钱理群、王富仁等一批学者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他们每天在枯黄的旧报纸第一手资料的研读中发展与形成的，如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王富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报刊生产过程以及报刊对文学的影响展开了初步的探讨，进一步深化了老一代学者的观念，拓展了文学史的写作思路。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还只是从宏观层面上做出战略设想，还没有将这种思考，具体细化到某一种文学期刊或者报纸是如何影响近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如何对作者与读者产生影响等这样具体细微程度来进行深入检视和阐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平原就在博士论文中明确指出，文学传播媒介的变革会对文学的形式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他说：“记录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大的突破，都不能不或隐或现地影响文学形式的发展。”^[31]进入9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近代报刊和清末民初文学的关系，如黄霖、郭延礼、陈大康、袁进、夏晓红等。袁进的《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中国小说的近代突围》《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等系列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一书中，袁进具体分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次传播技术的变革对于文学变革的影响，并在对中国文学观念近代转型的具体研究中，提出机器印刷和报刊的商业经营带来了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32]郭延礼的《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就是从近代报刊的角度切入，考察稿酬与文学关系的近代化，研究现代文学的转型。但是，他的转型研究主要还是在宏观整体上，只是用了一个章节讨论具体问题，没有进一步深入阐释。

其实，西方学者很早就通过研究发现了现代传播媒介对于现代文学的重要影响，如尹恩·瓦特的《近代小说的兴起》通过对笛福、理查逊、菲尔丁三位英国重要作家的分析指出，在西方近代小说兴起的过程中，近代报刊及商业化的现代经营理念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近代英国小说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近代报刊引起的小说读者队伍的扩大以及报刊所带来的阅读方式的变革导致现代小说叙事方式的变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布尔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更是从理论上总结并强调了这种影响，更加强调报刊等印刷媒介形成的商业环境对于构建公共文化领域和文学场域的重要意义。他们的理论著作在2000年左右被陆续翻译到国内，引起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

海外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时，关注和研究的视角之一就是从晚清的文学传播机制来切入。李欧梵、王德威等论证晚清文学具有现代性意义时，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近代报刊传媒对文学现代性生成产生了重要意义。李欧梵在论述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的过程中，借用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近代报刊和小说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将现代性与晚清小说、报刊连接起来的最为重要的方式是文学的叙述，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把故事叙述出来”^[33]。他在这里强调的是近代报刊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影响文学的叙事方式。李欧梵特别强调了报纸的副刊的重要作用，认为“它非但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传统，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媒体’理论：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和印刷媒体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报章杂志特别重要”^[34]。在《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中，李欧梵更是以《申报》“自由谈”为例来分析中国近代批评空间是如何经由近代报刊构建出来。他认为，正是由近代报刊开辟的批评空间，清末民初才出现了哈贝马斯所界定的公共空间。叶凯蒂在研究中国清末民初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的关系时，特别注意到知识分子通过近代娱乐报刊与上海的名妓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商业关系。她认为，近代商业化出版业的繁荣给文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增加了他们的发声机会。她进一步认为，当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文学技能用于新的事业时，新的文学类型和媒体也就应运而生。这些娱乐文化对现代通俗文学的叙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5]他们的外部研究视角，对国内学界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到21世纪后，西方的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特别是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繁荣，如文学社会学、公共空间理论、文学场、大众文化研究等种种理论的影响下，这使得学者对于文学期刊、报纸的研究更加具体深入，产生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郭延礼、武润婷在《中国文学精神》一书中阐述了近代报刊这种新的传播载体对平民文学的兴起产生的重要影响。他认为，晚清文学以近代报刊为新的载体，不仅改变了“古人以抄书、刻书为主的手工业方式，而且也促进了近代文学的革新及其平民意识的生成”^[36]。他在《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一书中再次认为，近代报刊这种新的传播载体对文学的现代变革产生了影响。他认为，近代报刊这一文学载体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创作主体的职业化。

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一书在论述晚清文人的边缘化与现代文学审美观念的萌生的过程中发现，晚清一部分文人已经有意识在寻找一条不同于传统文人进仕的人生道路。这些文人开始进入大都市，创办报刊或加入外国人创办的报刊，寻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职业。她进一步认为，正是这种全新的职业使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与世界的体验完全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得与主流社会疏离走向近代报刊的文人能够寻求到另外一种人生价值的支撑。这对于现代审美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栾梅健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一书中，提出传播媒介的变革与现代文学的兴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他认为，记录工具与传播媒介每一次重大变革，会极大地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他甚至进一步断言：“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就根本不可能有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20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37]他进而认为，传播媒介的变革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它促进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但是，栾梅健研究的目的在于论证文化市场对于通俗文学的重要性。在《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一书中，栾梅健进一步阐述了近代报刊对文化市场的开拓及对文学新文体兴起的影响，以及近代报刊对现代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

胡全章在分析晚清小说与文学转型时，也看到了近代报刊的兴起对中国文学传播方式转型的影响。他认为，通俗文学借助近代报刊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介获得了再生的机会，也极大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使得各种文类的关系和地位发生了变化。^[38]

总之，这一时期学界关于报纸杂志的的研究，大多数还是从文学外部研究切入，他们侧重于为文学史写作服务，报纸杂志只是他们论证的史料库；而且他们主要是从文艺报刊的研究角度研究文学思潮的形成及其如何对作者、读者产生影响，并没有将报纸杂志与中国文学整体的现代转型结合起来研究。

近些年，一批学者在研究近现代文学及其现代转型时，开始引进传播学的理论，从近代报刊引入文学引起的文学传播方式变革的角度来研究其对文学转型重要作用。李春雨的《出版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出版文化的角度，阐释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她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文学的外部，但没有进一步具体阐述文学的外部机制，如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读者是如何获得现代转型，更没有关注到报刊与文学观念、文学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宋莉华在研究明代江南文化的时候，也关注到了图书出版业在江南文化出版业中的重要作用，并做了详细的史料考证。蒋晓丽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和徐萍的博士论文《从晚清至民初：媒介环境中的文学变革》引进了传播学的媒介生态环境理论，探讨这一时期文学媒介生态环境的变革对于文学的影响。

还有一批学者将研究的视点转向具体的文学期刊，探讨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付建舟以清末四大小说期刊为中心来研究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他通过分析小说期刊的作者群及期刊小说的生产与小说期刊的传播，阐述了清末小说界革命是如何展开的。^[39]刘铁群的《礼拜六杂志研究》一书，从该杂志的基本情况、评价史、创刊背景、创作主体、文化风貌、文体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她认为，以《礼拜六》杂志为代表的市民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与五四新文学同时存在、互相竞争，努力适应普通市民读者的阅读需求，它推动了市民文学的发展，因此不能用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市民文学。这些研究将前辈学者关于文学期刊、报纸研究的思考进一步向前推向实践，开始了关于具体文学期刊、杂志的研究，开创了新的研究维度，在学界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二）作家现代转型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中国作家研究，特别是关于清末民初（1897—1917）这一段时期的研究，虽然开展得比较早，但研究大多集中于单个的作家研究，如关于刘鹗、韩邦庆等作家研究；或集中于某个作家群的研究，如关于礼拜六、蝴蝶鸳鸯派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但对作家、作品产生了特别重要影响的现代传媒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学界关注不够。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当当网、亚马逊网站等，暂时还没有查询到高水平的有关专门从“传媒”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作家现代转型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但笔者发现，与中国作家现代转型相关联的研究却开展得比较充分，如对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研究。在对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研究过程中，有部分专家学者将其放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但是这些研究有的将中国作家的现代转型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进行阐述，如栾梅健在《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一书第二章，“作家：彷徨歧路”，着力揭示近现代以来作家的地位与命运，以及由此引发的在文学上的不同特征。他认为，科举制度的终结是社会形态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结果。依附于科举制度衍生出的作家自然失去了适宜的土壤。工业化进程导致人们的生活观念、人才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这些观念的转变导致现代科学技术事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价值选择：崇尚科技实业而轻文学。从而导致众多一流人才并没有参与到作家队伍中来，使百余年来中国缺乏一流的文学巨著和一流作家。他的研究只有一个章节，没用充分展开。

有的研究即使将研究的重心放在现代作家（小说家）上，但切入的角度还是传统的分析方法。如汤克勤的《近代转型视域下的晚清小说家——从传统的士到近代知识分子》一书是近些年来笔者所见到的第一部以晚清小说家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他把晚清小说家群体大致分为三类：士大夫出身的小说家、以报人身份为主的职业或半职业小说家和新学生（包括留学生）小说家。通过分类对比，作者探讨了三类不同的晚清小说家群体的差异和共同之处和差异。这种分析研究的方法没有突破以前传统的研究范式而获得新的突破。

学界部分专家在研究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时候，开始借鉴西方的理论，在研究视角上获得了一定的突破。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就是从现代传媒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获得现代的转型，如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一书，就是从晚清的新式传媒（现代传媒）这个角度来研究晚清一代知识分子。李金铨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一书，收集了14篇论文。这些论文阐述了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通过报刊以言论论政报国，展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与实践。美国学者叶凯蒂在著作《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一书第四节“洋场才子和上海的娱乐出版业”，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文人阶层被充满机遇与拥抱变革的上海所吸引，特别是现代传媒在上海成长起来后，他们由传统文人成为媒体人，成为城市知识分子。他指出，上海发达的现代传媒业给文人提供了许多工作岗位，增加了他们公开发声的机会；传媒业的繁荣解决了现代作家的工作需要和角色认同。叶凯蒂认为，在上海租界的新媒体和各种机构拿薪水上班，标志着文人变成了城市知识分子，当他们把自己的文学技能用于新的事业时，新的文学类型和媒体也应运而生。在这些研究中，还有部分研究者对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学者从报纸副刊的角度切入，如张涛浦《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以《晨报副刊》为切入点，开始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在这种对知识分子研究新视角的影响下，国内文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开始从传媒的角度关注中国作家的现代转型：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一书第三章第二小节，以小说家的专业化为题，详细阐述了中国职业小说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科举路绝和小说创作的有利可图是中国职业作家产生的重要原因。郭延礼《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一书第二章第二小节，阐述了中国现代职业作家产生的过程。他认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是近代的事，是以固定职业收入或稿费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为前提条件。其过程大致是：第一步是报人的出现，第二步是报人小说家，第三步才是职业小说家（作家）的诞生。徐日君、岳凯的《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作家》，从《新青年》到《文艺复兴》，考察了在现代文学30年中对文学影响重大的十种报纸杂志，叙述了这些报刊的成长历史，介绍了它们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介绍了围绕在每一报刊周围的重点作家。这本著作是笔者目前见到的唯一一本明确从现代传媒角度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但这本书对于现代传媒与中国作家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没有进行详细阐述，而是仅仅停留在文学史知识的介绍层面上，相当于一本科普读物，学术水平不是很高。

上述这些研究，虽然引入了现代传媒的这一全新的视角，给予我们研究中国作家的现代转型指明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上，他们的研究毕竟处在一个初步兴起的阶段，还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地方：

一是他们研究大多是将近代报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没有进一步细分不同读者定位的报刊形态和类型，更没有去仔细区分不同读者定位的报刊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不同及其对文学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影响。笔者在收集相关及梳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还未发现有研究者根据报刊的多元化的读者对近代报刊作进一步的细分。在清末民初时期，近代报刊发展繁荣到一定阶段后，随着读者群体的不断扩大，读者的类型也在日益复杂和多元化，同时读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因此，任何一种类型的报刊都不能满足如此多元化读者的需求。为此，报刊不断进行分工，各自侧重一个方面，满足一部分读者的某一部分需求就成为最佳的选择。于是近代报刊的类型就开始多元化了。按照近代报刊的办报方针来看，那一时期出现了政治性报刊、商业性报刊和专业性报刊三种范式。这三种不同范式的报刊的价值取向又截然不同。政治性报刊是以追求政治利益为目的，商业报刊为追求利润，专业性报刊则追求专业。不同范式的近代报刊对文学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而当前的研究没有进行细致区分。

二是他们囿于学科背景的限制，对于近代报刊的理解，存在着明显需要推进的地方。他们大多将近代报刊仅仅理解为现代文学的载体与平台，但事实却不是这么简单。近代报刊不仅仅为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物质载体，同时要注意到，近代报刊它还涉及一整套的商业运行制度及其支撑这套制度背后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关系到新的文学生态环境及这个环境中人的价值认识问题。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媒介不仅是技术，同时也是人的感官和心理的延伸。新的媒介不但改变了文学的生态环境，而且进一步改变了人的认识论。因此，进一步来说，近代报刊不仅仅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范式，重要的是，近代报刊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新闻出版发行制度，如稿酬制度、著作权制度、言论自由制度等的，这一整套制度保障是现代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现代的商业文化市场才得以发展和繁荣。这个繁荣的文化市场才是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文化生态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套制度背后隐藏的现代精神对文学的影响。

三是他们的研究还未涉及近代报刊上的新闻叙事对于文学叙事的影响，而这却涉及近代报刊对文学本体的影响。报刊在本质上是为了向读者及时传递客观真实的信息，因此，新闻叙事侧重的是事而不是人。正是这种以事为中心的新闻叙事方式对于清末民初的文学叙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闻对文学文体的影响，如对文学的语言、对文类格局及形式、文体风格的影响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新闻对文学叙事的影响，如对文学叙事结构、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空间等方面的影响。但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发现有人关注到新闻叙事对于文学叙事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还没有把传播方式的变革对文学影响的研究重点聚焦到文学本体，而这应该是关注的重点。

四是他们对传播媒介与中国文学及其现代转型的关系理解还停留在初步的阶段，没有充分理解现代传媒以及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交互关系，更没有深入探讨现代传媒与中国作家现代转型的深层次互动。其实，现代传媒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及中国作家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应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其研究推进，将重点放在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交互关系上，详细阐述论证现代传媒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如何与中国现代作家进行互动，在什么样的维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对现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重点加以关注的问题。

因此，本书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由外而内的全面转型。更为合理的研究应该是从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出发，从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的文学生产机制与文学的内部机制结合的思路，以现代性为文学内部与外部转型的关联线，从近代报刊这一文学传播方式的角度，来研究清末至民初的中国文学及其如何实现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