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邦政治中的贵族

与平民地位的提升和公民大会权力的凸显相对应的是对贵族的限制，这同样是历经长时间的政制变革才得以完善。雅典城邦在对贵族进行多重限制的同时，又存在对贵族的紧密依赖。

一 雅典贵族及其特征

在探讨雅典城邦政治中的贵族之前，有必要首先明了雅典贵族及其特征等基本状况。雅典贵族共同以“Eupatridai”而知名，强调其拥有的贵族血统。[45]这些贵族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了出身高贵、品格高尚以及体态优美等特质，而其祖先又通常追溯至荷马史诗中的某一个英雄，甚至是与某位神话人物相联系，从而为自己宗族的谱系涂抹一层神圣和远古的色彩。这诚如芬利在分析希腊的贵族时所指出的那样：“一些家族经常宣称祖先为‘英雄’或神明，这种做法可能指向贵族身份……贵族集团也占有了大部分财富。”[46]可以说，这些贵族当时在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宗教特权以及海外联系等方面都占据优势。显然，血缘和世系是此时贵族赖以立身的主要依据。[47]

正是源于贵族阶层在以上各个方面的优势，所以他们得以垄断城邦的权力与权威。早期雅典社会的特性在于，其共和制开始得较早，因为雅典的贵族通过增加执政官的数额而逐渐篡夺了王权。执政官人数的增加以及任职年限的设置使贵族掌控了城邦政治的统治权。及至公元前7世纪，雅典已经成为贵族共和国。相比之下，无权无势的平民阶层与之形成了强烈对比。正因为如此，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冲突早在梭伦改革之前便已经公开化。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曾提及，无地少地的贫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已经比较激化。[48]诚如芬利在评述希腊城邦与罗马社会结构的相似性时所指出的，“它们都是农业社会，其间在希腊罗马古风历史上起核心作用的公开的阶级冲突，经常爆发于土地贵族和欠债的农民之间，而且总是他们之间的冲突”[49]。

与公开的阶级冲突相伴随，尽管贵族凭借其血缘和世系占据优势地位，但随着希腊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并非唯一的富有者。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晚期，在雅典社会已经存在一批富有但非贵族出身的人。他们被一些贵族称为“kakoi”。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是低贱的出身，但它含有道德责备的成分，我们可以称为“令人厌恶的人”（the nasty men）。[50]尽管在经济上富有，但这些富有者并未进入参与雅典城邦政治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一些贵族尽管在血缘上尚能占据优势，但其财富地位却降低了。例如，梭伦所属的家族本为贵族，但其家道中落，以至于梭伦本人在年轻时便已外出经商。[51]当然，富有者空有经济优势却不能参与城邦政治的局面并非一直不变，转机来自梭伦改革，是梭伦以立法的形式将富有者纳入精英群体中去。具体而言，梭伦以农业收成为基础，将所有雅典公民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即“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以及“塞特级”[52]。该举措在如下两个层面上深具历史意义：一是此举意味着梭伦改变了精英阶层的入选标准，将原来强调血缘和世系改为以财富为标准。雅典精英的基础经历了从出身到财富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无疑是以梭伦立法为发端的。将富有者纳入精英的范围，这直接扩大了雅典精英的范围。二是雅典城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精英的政治地位，根据梭伦的这一制度设计，前两个阶层由于其经济地位上的优势而拥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这在制度层面确立了精英阶层在城邦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尽管梭伦推行了这些改革，但实际上他并未涉及贵族势力的根基——部落，而这正是贵族保持政治影响力的基础。甚至是在梭伦改革后不久，雅典就已经分裂为三个不同的政治派别，而其领导者无一不是贵族。[53]因此，就当时雅典社会的情况而言，传统的雅典贵族依然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持有者和城邦政治权力的掌控者。

在随后庇西特拉图试图建立僭主政治的过程中，他除了依靠本派别追随他的民众外，也能够积极与海岸派的麦加克勒斯以及其他领袖相合作。在经历了两次失败后，终于在第三次建立了稳固的僭主统治。虽然是僭主，但实际上庇西特拉图并没有改变梭伦时期的政制，而仅仅设法使自己的支持者当选为执政官。庇西特拉图及其儿子的主要贡献在于：放逐了一些反对其统治的贵族、扶植自耕农以及通过城邦层面的建筑计划等举措提升雅典公民与城邦的紧密度。[54]在僭主政治结束后，伊萨哥拉斯曾试图重建贵族的统治，但被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所取代。克里斯提尼改革中与贵族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部落改革，即废除了传统上的四个部落，创建了十个新部落。[55]这一变革意味着雅典构建政制的基础由血缘转变为地域，而这意味着贵族控制城邦政治能力的消减。

自梭伦改革以降，雅典的贵族尽管仍然主导着以财富决定的新的统治阶级，但是其对城邦政治的垄断权却已开始逐渐打破。传统贵族所赖以发挥作用的血缘和世系，逐渐被财富所取代。一些原本归于高等级的雅典贵族，其等级地位有可能因为财富的减少而降低。与此同时，一些雅典公民也可以通过积累财富等方式来提高自己所处的等级。如迪菲鲁斯（Diphilus）从雅典的第四等级的“塞特级”而上升为第二等级“骑士级”[56]。当然，雅典社会的这种阶层流动的规模很难准确把握，但从精英分子竭力模糊其身份可管窥一斑。如原本地位较低的人物克里昂的行为方式明显有别于原有贵族，因此被包括修昔底德等在内的古典作家所广泛关注。[57]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外在形式上，一些雅典精英也逐渐地模糊自身在服装、装饰等方面的特征。如修昔底德曾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的富有公民已经摒弃了奢侈的生活方式，不再穿亚麻布的短袍和使用金蚱蜢的饰针盘起他们的长发。[58]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雅典精英分子都会如此，也有一些处于高等级的非贵族公民，他们在等级提升后，通过与雅典贵族通婚以及在行为模式上对其进行模仿等方式，逐步向贵族靠近。尽管在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词中，演说者在陪审法庭中竭力地模糊自己的地位，力争多向民众靠拢，但是演说词中“富有的人”（plousioi）与“劳作的人”（penetes）的大量并列出现，则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两者的对立。[59]实际上，在雅典社会中，精英由于其特殊的性情依然易于辨认，这诚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所总结的：“出身高贵的性情是，拥有高贵出身的人更加热爱名誉……与财富相对应的性情是谁都可以认出来的。富人们暴虐而又傲慢，占有财富给他们的内心造成了某种影响。”[60]总体而言，尽管贵族的血缘与世系更为重要，但在梭伦的立法及其以后的历史中，雅典贵族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不是血缘和世系，而是所拥有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梭伦改革以后的雅典精英首要标准是财富精英。梭伦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精英阶层在雅典城邦政治中的地位，并且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于普通公民的数量优势，包含贵族在内的精英阶层在人数上天然地处于劣势地位。[61]

在特征上，雅典的贵族无疑是以其家族历史的源远流长为首要标志。这一特征在雅典这一“面对面社会”中是具有高度识别性的，因为家族历史或者家族历史的呈现更容易为外界所熟知。但倘若从服饰上对其进行区分可能并不会总是成功，因为修昔底德曾提及，雅典人虽然最早舍弃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并采取随性且更为奢侈的生活方式，但其富有的年长者不久便开始放弃穿亚麻内衣和用金蚱蜢扎束头发的奢侈穿戴。[62]与贵族这种自愿行为不同，梭伦在改革时也对公民的习俗进行了规定，如不允许用全牛作牺牲、装殓死者的衣服不得超过三件等，这些行为虽然是面向公民，但更多地指向贵族。[63]虽然如此判断一名公民是否属于贵族尚有难度，但就作为阶层的贵族而言，他们拥有颇有名望的祖先、共同的价值体系，彼此之间相互交往甚至通婚，因此被其同胞视为独特的集团。他们以其本身与生俱来的权利、对运动竞赛的追求以及对宴饮活动的热衷，而区别于其他阶层。与此同时，他们不从事贬低身份的职业，如以赚钱为目的的手工业和商业。芬利在评述希腊城邦和罗马社会的贵族时曾言：“‘贵族’又是一个意义含糊的词语，但在此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等级，那些贵族家庭这样看待自己，而且亦为其他贵族家庭所认可……不过一些家族经常宣称祖先为‘英雄’或神明，这种做法可能指向贵族身份，对此我们不能轻视。贵族集团也占有了大部分财富，现代学者以其规模不大的理由低估这一点的做法亦应受到抵制。”[64]

二 对贵族的限制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及其日趋激进的进程，伴随着人民权利的增强和城邦政治机构的日趋民主化，与此同时，雅典贵族在城邦政治中的作用日益面临更多的限制。城邦政治对贵族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雅典民主政制中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重视抽签选举与轮番为治。从根本上讲，包括雅典城邦政治在内的所有希腊城邦政治，都是“直接民主制”。在“直接民主制”之下，政治实践的核心观念是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因此要求通过抽签选举的方式实现轮流为治。这种政治理念得到亚里士多德的高度重视。他在总结民主政治的特征时，对抽签选举官员、轮流执政予以了充分肯定。[65]于是，在城邦政治中，除了财务官、将军等技术性特别强以及对城邦极为重要的官职外，几乎剩余的官职都是实行抽签选举和轮番为治。

虽然城邦将财务官以及将军等重要职位留给了贵族，但对他们的限制与制约也很明显，这主要体现为：一是集体领导制和任期有限制，二是接受来自城邦和公民个人的监督。在推行职务的集体领导制和任期有限制方面，早在梭伦时期，当时最为重要的官职执政官就已由九人组成，分别负责不同的事务。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十将军委员会成员的最初组成，是每部落选举一人，在其内部同样实行集体领导。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集体领导制和任期有限制体现了对贵族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非仅针对贵族，还包括一些非贵族群体。如雅典的议事会议员是500人，市场监督为10人，港口监督为10人，而陪审法庭更是从201人到6000人不等。这些职位并非仅仅由贵族担任，因此这种机制并非仅仅适用于贵族，也包括在其中任职的普通雅典民众。

对于官员面临的来自城邦和公民个人的监督方面：在任职前，要接受严格的资格审查；在任职中，要定期接受公民大会的审查和雅典公民的监督；在卸任时，要由城邦对其进行审核。除此之外，在其卸任之时，任何雅典公民都可以以其侵害公民权利而进行控诉。因此，每年夏季都会有30名官员在市场坐镇三天，以便接受公民所呈交的控诉。[66]对在城邦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将军而言，所有将军中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或早或晚都曾面临检举。检举通常是以定罪或者处以死刑而告终，因而很多将军宁愿选择逃亡，而不是接受审判。[67]西西里远征中，将军尼西亚斯的作为和选择，有力地印证了将军的压力和处境。当时雅典军队在埃皮波莱战役中失利，军队内部已经表决要撤退，但尼西亚斯否决了这一点。因为，他认为假如这样回到雅典，他必定会遭到雅典民众的控告。在遭受雅典不公正的审判和在战场上死于敌手之间，他宁愿继续留在战场上。[68]而随着演说家的兴起，演说家的资格也要经过审核。

与此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执政官向第三等级的雅典公民开放，十将军委员会改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也意味着城邦对贵族限制和制约的加深。

对贵族的限制和制约还体现在津贴制的实行和推广上。如前所述，津贴制的实施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通过的，其最初只适用于参加陪审法庭的陪审员。公元前425年，当克里昂当选为将军时，他将参加陪审法庭的津贴由2奥波尔提高到3奥波尔。[69]有学者根据铭文IG I382推测，在公元前429—前421年期间，雅典城邦对议事会成员也开始发放津贴。[70]汉森通过梳理史料，认为在公元前411年四百人政权建立之前，雅典城邦对执政官以及其他官职也是有酬金的。[71]

津贴制的实行与推广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对于贵族势力的限制极为明显。雅典的贵族如伯里克利等，过去还可以利用亲属、朋友以及家族关系等在政治中谋取优势地位。但他也开始逐渐地意识到，这并不足以保证他能够长期拥有政治影响力。因此，他逐渐地疏远了原先的政治关系，转而直接求诸雅典公民。虽然伯里克利的统治如修昔底德所言的那样，是他控制了民众，而不是民众引导了他，并盛赞其治下是第一公民的统治。但必须看到的是，他的政策也并非一直得到民众的理解与认同。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开始时，他为雅典制定的防御政策并没有给雅典带来胜利，他因此遭到罚款，并一度被罢免将军职位。而克里昂等人则可完全通过求助于雅典民众而走上政治舞台，并谋取优势。

除上述限制与制约外，城邦还对包括贵族在内所有公民的私人领域有所限制和制约。早在梭伦时期，城邦就立法限制嫁妆和丧葬花费。[72]除了这种法律上的限制外，雅典在道德领域对公民的行为规范也有所限制，如“Prece hubris”。“hubris”，可译为“傲慢无礼”，它是希腊人行为规范中的一个重要道德概念，指自恃有力而对他人造成侮辱的过分言行，如攻击他人身体、性侵犯、对老人以及妇幼的过分行为、入侵他国等。[73]

在城邦对贵族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发挥了核心作用。就公民大会的作用而言，它主要体现为公民大会不仅主导了陶片放逐法的实施，而且拥有政治审判的司法权。陶片放逐法的本意是防止僭主政治的复辟和避免民主政治遭到僭政的威胁，但它逐渐演化为城邦权力集团清除宿敌的举措。[74]从这个意义上讲，陶片放逐法已经偏离了其早期放逐僭主的本意，而通过放逐政敌逐渐成为一种控制政治家的方式与制度。它实施的整个流程都被公民大会所控制。具体而言，它的实施可分为两步：每年雅典公民在公民大会上举手表决，看是否需要实行陶片放逐法；如果决定要实行，两个月后在阿哥拉广场举行投票，投票时以部落为单位，公民投出刻有被放逐人名字的陶片，最后由城邦统计票数以决定最终放逐人员。[75]阿里斯提德斯等被放逐者的被召回，进一步说明公民大会还掌握着流放人员的召回权。[76]

公民大会的政治审判司法权，是与“告发”（eisangelia）紧密相关的。“告发”起源于梭伦时期，最初主要是针对那些法律没有涉及的犯罪行为，后来这些犯罪行为根据个体法律的不同而又有些差异，它可以向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执政官、陪审法庭提出告发，但最主要的是面向公民大会的告发（eisangelia eis ton demon）和面向议事会的告发（eisangelia eis ten boulen）。[77]

就面向公民大会的告发而言，它是针对犯有政治罪的任何雅典公民。这种告发，可以在公民大会的主会（ekklesia kyria）上，由任何公民担任告发人，并且可在不经议事会进行预议的情况下提出。一旦告发进入公民大会主会的议事议程，就成为必须要处理的事项。在公民大会的主会上之所以如此快捷，主要是因为在每个部落月（Prytany）召开的一次公民大会上，“告发”都是其议题的固定内容。而告发如果是在公民大会的普通会议上提出，则需先向五百人议事会提出，经其预议后列入公民大会的议程。[78]可以说，这种提交到公民大会的告发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这是针对将军和政治领袖控以腐败和欺诈罪时使用最多的程序；另一方面还因为从理论上讲，所有提交给陪审法庭的、针对将军和所有行政官的告发，都可提交给公民大会。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55年的这段时间内，公民大会通常决定亲自听审此类告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森认为公元前355年之前的雅典民主政治并没有变得日益“温和”，而是依然“激进”[79]。

就陪审法庭在雅典城邦政治中的地位而言，无疑它是充当了城邦政府的主宰，因为民众拥有投票的权利。[80]汉森在讨论陪审法庭的政治地位时，曾指出陪审法庭有权审理所有的诉讼和宣判各种违法行为。在描述雅典民主政治的运转时，必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陪审法庭对其他城邦机构以及政治领袖的控制上。对政治领袖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审理因公诉讼中的政治审判来实现的，而政治审判可以被定义为针对“政治人物”的审判。汉森由此认为陪审法庭权力的基础，主要是通过三种重要的诉讼来形成的，即违法提案起诉（graphe paranomon）、因叛国和收受贿赂而向公民大会提起的告发，以及官员任职结束审核账目的检举制度（euthynai）。它们分别针对不同的政治人物：违法提案起诉针对演说家、告发主要是针对将军，而检举制度则面向所有行政官员。[81]在汉森所列举的三类诉讼形式中，“因叛国和收受贿赂而向公民大会提起的告发”似乎修改为“因叛国和收受贿赂而向陪审法庭提起的告发”更为恰当。[82]

除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能对贵族进行控制外，其他机构如五百人议事会等也可发挥类似的作用。[83]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在控制贵族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它们自身并无法主动实现这一功能。在古代希腊没有“公诉人”和“公诉机构”的概念，因此它的诉讼都是由个人发起的，他们可以是公民个人、外邦人甚至是奴隶。由个人提起诉讼要归功于梭伦，他在公元前594年将起诉权赋予了雅典的普通公民。这一举措意味着，所有雅典公民都可以针对伤害城邦公共利益——城邦共同体利益的行为——提出指控。也意味着，雅典公民可以对任何官员的渎职和腐败行为，提出正式指控。城邦为了更好地维护政制的安全，在制度层面上对此是积极鼓励的。例如，将部分罚款和没收的财产奖励给控告人。因此，雅典城邦也出现了一些专门控告违法行为的人，称之为“志愿控告者”（sycophans/sykophantes）。他们的动机在于获取这些奖励的罚金，或者为了博取好的名声，因而常常被讥讽为“诬告者”。为防止诬告，城邦也规定假如控告者没有得到陪审团五分之一票数的支持，他不仅要被科以1000德拉克玛的罚金，而且其部分公民权也要被剥夺。[84]但对于提出告发的控告者而言，则没有此类的惩罚。即使撤回其提出的告发，亦不过是处以1000德拉克玛的罚金。可以说，城邦的这一举措，有鼓励针对损害城邦的任何行为进行告发的意味。其后果是以“告发”方式提起的诉讼是如此众多，以至于汉森把历史学家因此而面临的尴尬境地界定为：要么雅典的公民大会更倾向于选举那些腐败和易于叛国的人当选将军，要么是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惯于以莫须有的罪名审判其品格高尚的将军。[85]总体而言，司法诉讼在雅典城邦是如此之多，甚至因之而被称为“好讼的雅典人”[86]。

从城邦对于贵族的限制与制约而言，其内容的核心或目标在于限制参政者的个人权威的形成，阻止其威胁民主政治的安全。在限制与制约的客体上，城邦针对的是公民个体，陶片放逐法以及城邦的审判都是以个人作为对象。在限制与制约的主体上，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限制与制约的主客体之间，公民个人充分发挥了对于参政者的监督作用，从而通过发起诉讼的方式，使城邦对于参政者的控制和限制能够顺畅地运转起来。正是通过以上限制性举措，贵族阶层所享有的世袭性权力逐渐被剥夺，城邦的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法庭等公共机构的权威逐渐树立起来。

三 对贵族的依赖

在城邦与贵族的关系上，虽然城邦对贵族施以了种种限制和制约，贵族本身也因此深受其害，但这并不意味着雅典城邦政治全面排斥或者拒绝杰出人物。恰恰相反，雅典城邦政治的正常运转离不开贵族的支持与参与。而城邦对于贵族的依赖，可谓是涉及行政、经济以及外交等城邦政治的各个层面。

在行政上，城邦对贵族的依赖主要体现为依赖贵族为其提供政治领袖和提出政治决策。芬利对公元前5世纪末期上层阶级的政治演说家，即平民领袖进行了关注。他认为“平民领袖”是直接民主制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结构和组成部分，公民大会根据政治领袖提供的信息与判断做出选择。[87]芬利的这一分析无疑是一重要的突破，[88]而学者也经常援引以期证明雅典历史上政治领袖存在本质上的一致性。[89]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伯里克利之前的政治领袖大多与某一官职相连。待及克里昂之后，更多的是政治家与演说家身份的合一。而最能体现这一趋势的，莫过于“将军”一职。亚里士多德注意到这一现象，他指出古时候，平民领袖和担任军事领导职务的将军是同一人。这种现象之所以不再适用于当时的雅典，盖因为彼时的平民领袖都选自军事将领，而现在由于修辞技巧的发展，能言善辩的演讲者担任平民领袖，但由于缺乏军事经验使他们不再负责军事事务。[90]

康纳对亚里士多德的论断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该时期正是政治事务日益专业化和军政行业差别逐渐增长的时期。[91]康纳的分析，无疑是充分考虑了外部因素。但问题是，就政治领袖所依赖的“将军”而言，它不仅一直存在，而且职权并无实质性变化。因此，戴维斯从贵族青年接受教育的角度，将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贵族内部因素相结合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他认为，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等政治领袖的后代接受的传统教育已经不合时宜，相反倒是智者提供的训练更占优势。在政治技能层面上的空缺还存在的情况下，由克里昂等为代表的更具必要政治和管理技能的人来弥补则是理所当然的。[92]这意味着十将军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尽管还与过去相同，依然来自同样的社会阶层，但自伯里克利去世之后，将军在影响政策的决定性发言权上，已经开始让位给平民领袖。[93]

除依赖贵族提供政治领袖和政治决策外，城邦还需要贵族出任各种官员。因此城邦将一部分官职，以选举的方式留给了包括贵族在内的高等级公民。早在梭伦改革时期，雅典城邦就依据财富将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四个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第四等级的公民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前三个等级的公民皆可出任官职，而城邦的高级官职如执政官和司库等只能由第一等级担任。此后，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官职逐步向普通公民开放，但梭伦的等级划分一直存在，而部分官职依然只向高等级的公民开放。由于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方式的变革，执政官的地位已经大为下降，这类官职主要是财务官以及将军等职位。一般而言，这些官职具有一定的技术性要求，且对担任者的要求较高。此外，它们大多没有津贴，甚至还要求担任者自己垫付钱财。老寡头在《雅典政制》中注意到该现象，并进行了评述。他指出，雅典民众对于那些从总体上对雅典民众的安危有影响的官职并不感兴趣，因为这取决于他们是否能运用得当，即他们对将军和骑兵长官这样的官职并不想染指，他们意识到这些官职掌握在最有影响的人之手，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除此之外，雅典民众对其不感兴趣的原因，还在于担任这样的官职无利可图。[94]

在财政方面，城邦对贵族依赖的最大体现就是通过公益捐助制度（liturgy/leitourgia）将贵族在财富上的优势转化为他们对于城邦的经济责任。公益捐助制度是雅典城邦指定富有公民负担城邦公共支出的制度。它可以分为常规性公益捐助和非常规性公益捐助。前者在固定的时期重复出现，主要涉及宗教节日和艺术，最为重要的有三种，即歌队捐助（The choregy）、体育竞赛捐助（The gymnasiarchy）以及公共招待捐助（Public entertainment）。后者则是在紧急情况下无规律出现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需要，最为重要的有两种，即三列桨战舰捐助（The trierarchy）和特别财产税（The eisphora）。[95]

对于贵族而言，公益捐助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从城邦对其进行的调整可见一斑。在西西里远征后不久，出现了三列桨战舰联合捐助（syntrierarchy）。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不久，开始施行歌队联合捐助（synchoregia）。[96]特别财产税的征收是以财产而不是收入为基准。[97]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434—前433年就已有类似的举措。[98]但无疑修昔底德所提及的公元前428—前427年对该税种的征收，更反映了当时雅典在财政上所面临的压力，其数额高达200塔兰特。修昔底德本人也称之为雅典历史上第一次征收。[99]虽然学术界对于公元前5世纪战争时期财产税的征收频率和数额颇有争议，[100]但一致认为这对于富有阶层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101]

城邦为了公益捐助的顺利实现也采取了多种举措：一方面通过授予公民相应的荣誉，来引导公民积极参与捐助行为。城邦所授予的荣誉，往往是对积极参加捐助的人员授予金冠和嘉奖，捐助者可相应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102]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采用“财产互换法”，鼓励捐助者之间进行相互监督。该制度的程序是，如果捐助义务的承担者认为有人比他更富裕，且更应该承担此捐助义务，那么他可以要求此人代替其承担捐助义务，否则两者要互换财产。[103]

除在公益捐助上依赖贵族外，在其他方面如税收征收上，雅典也依赖贵族。例如，城邦对进出口货物征收的五十分之一税（pentekoste），其征收的方式即为通过类似现代竞标的方式将其给予出标最高者，对外邦人所征收的个人税（metoukion）以及妓女所缴纳的从业许可费（pornikon telos）也是采取承包的方式。[104]在这些竞标中，包括贵族在内的精英阶层往往是胜利者，然后他们负责代替城邦行使职责。

与雅典贵族对城邦的经济义务相关的问题是，贵族的财富在公元前5世纪的城邦政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论及该问题时，学术界一般强调雅典帝国对于雅典贵族在财富方面的制约和限制，认为由于雅典控制了提洛同盟的金库，使在公共开支方面不必过度依赖富有的贵族阶层。[105]但问题是此类收入很不稳定，且很容易受到战争局势的影响。梅格斯曾指出自公元前454年以来，雅典每年征收的贡金超过400塔兰特是极为可疑的。在公元前431年，虽然伯里克利认为雅典的贡金收入为600塔兰特，其实际上不大可能超过350塔兰特。[106]

三列桨战舰捐助的推行和特别财产税的征收，从侧面证明了公民的财富在紧急时刻对于雅典城邦的重要性。三列桨战舰捐助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已存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其更是持续地使用。[107]特别财产税的征收，说明了提洛同盟以及雅典帝国在公共支出上并不足以完全取代富有公民财富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包括贵族在内的精英阶层的财富，在危急时刻发挥了雪中送炭作用，构成了雅典财政收入的最后一道稳定屏障。可以说，戴维斯认为城邦的政策在早期由于城邦积累了大量财富不受制于上层阶级的制约，而后期则不然的分析，可能更符合雅典的实际状况。[108]而大约是公元前420年所写作的演说词，在阐述贵族在经济上所担负的义务时，曾经谈及：“与我的对手所不同的是，我多次缴付数额庞大的财产税，担任三列桨战舰的指挥官，慷慨地履行戏剧捐助，我经常向朋友提供钱财，为许多人的担保支付颇多。”[109]可以说，这则演说词不仅体现出贵族对于城邦在经济上需要承担责任，而且透露出贵族对其他公民也有经济上的责任。

在外交关系上，城邦对贵族依赖最大的体现就是利用贵族在其他城邦的私人关系去处理和协调各城邦之间的关系。古代希腊社会没有形成正式且系统的外交制度，它在外交事务上主要是以代理人制度（Proxenia）为基础，即在另一个城邦通过任命代理人（Proxenos），由其接待到该城邦的公民，在法庭上代表他们并且在各方面保护其利益。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起源于荷马时代的个人之间以及家族之间友谊关系（xenia-relationship）。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它演变成雅典控制提洛同盟内盟邦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代理人代表雅典的利益，如有反叛雅典的行动其向雅典汇报，并因之获得荣誉或保护。[110]但与此同时，其他城邦在雅典也有类似的代理人存在。仅以斯巴达而言，他们在雅典就与多个家族有联系，让其充当斯巴达代理人。例如，尼西亚斯与斯巴达国王保萨尼阿斯的家族建立了友谊关系。在公元前421年，斯巴达意欲通过尼西亚斯和另一名雅典人拉凯斯（Laches）进行和平谈判。[111]阿尔基比阿德斯曾提及他的祖先是斯巴达任命的代理人，只是他的祖父断绝了这一关系，但他本人曾力图将其恢复。[112]其他贵族家族，如卡里阿斯所属家族、安多基德斯所属家族都是斯巴达在雅典的代理人。贵族个人，如西蒙等人与斯巴达也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公民与外界城邦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极大地便利了城邦开展与其他城邦的谈判等诸多事宜。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为，在公元前451—前450年，城邦甚至是重新召回已经处于流放状态的西蒙，然后派往斯巴达进行和平谈判，并最终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停战协定。[113]城邦除了任命具有朋友关系的公民担任使者外，还会选任此类公民去担任将军职务。[114]就城邦对贵族的这种私人关系的利用而言，犹如米切尔（Mitchell）所指出的：“雅典公民乐于通过贵族的友爱观和朋友的联系，而将其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从而达到为城邦所用，而不是相反。贵族的时代已然结束，但他们的可用之处仍有益于雅典公民。”[115]

最后，城邦在军事、宗教事务以及某些法律方面对贵族也有依赖。在军事上，如雅典城邦一直让前两个等级的公民提供骑兵。他们承担了“三列桨战舰捐助”的义务，而该项捐助的军事属性要远超其经济意味。[116]贵族在宗教事务以及法律上的责任，如波里阿斯的雅典娜神庙（Athena of Polias）和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的波塞冬神庙祭司，总是出自厄特奥布特斯家族（Eteoboutadai）。波优兹盖家族（Bouzygai）担任的祭司与宙斯有关。埃琉西斯密仪的祭司职位，选自该地区的优莫尔皮戴（Eumolpidai）家族和克里克斯（Kerykes）两大家族，其中祭司长选自优莫尔皮戴家族，包括执火炬者在内的三名人员则选自克里克斯家族。[117]除了担任祭司职位外，这些贵族可能还掌握着不成文法的解释权。例如，至少是晚至伯里克利执政时期，优莫尔皮戴家族还对一些不成文法拥有解释权。[118]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虽然雅典城邦政治对贵族施以大量限制，但雅典城邦政治的正常运转实际上离不开贵族。究其原因，除了他们在经济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占据着主导性优势外，还与贵族具备较高知识素养、拥有充足的闲暇等因素密切相关。城邦对贵族施加限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制度性干预将贵族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贵族对于城邦的责任，从而最终达到为城邦所用的目的。虽然随着提洛同盟的建立及其向雅典帝国的转变，似乎使城邦对贵族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由于雅典对帝国控制的削弱以及战争形势的莫测变化，贵族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所面临的压力有上升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