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帕提亚与丝路贸易初兴
从时间上看，帕提亚由王国发展为帝国与丝绸之路全线贯通大体相当。随着帕提亚崛起为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的帝国，丝绸之路也逐渐发展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国际贸易路线。从贸易路线的走向来看，与塞琉古时期差别不大。从汉文史籍和古典作家的记载看，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以后，汉与西域诸国，以及罗马与东方，尤其是与印度、帕提亚之间的贸易逐渐发展扩大。就帕提亚帝国自身而言，帝国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与丝绸之路贸易的关系。与此同时，帕提亚与罗马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又时刻影响着丝路西段贸易的发展趋势与稳定。在罗马、帕提亚与汉帝国构成的贸易体系中，帕提亚主要扮演了中转商的历史角色。细加分析，可知这一角色持续的时间和发挥的作用也明显地受到帝国自身发展的制约，以及外部政治实力如罗马和贵霜的影响。
一 途径帕提亚的丝路走向
丝绸之路从中国至地中海，地理环境复杂，但大致的走向仍依照传统的路线。要考察帕提亚与丝路贸易的关系，势必先要明了帕提亚境内丝路的大致走向。
安条克至木鹿段：根据伊西多尔在《帕提亚驿程志》中的描述，可知米特里达特二世时期这一路线的大致走向。从塞琉古都城即奥伦河畔的安条克城（Antioch on Orontes）出发，东北行至宙格玛（Zeugma），由此越幼发拉底河后南下抵达尼波里斯（Neapolis），再由此东行至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塞琉西亚是帕提亚时期整个国际贸易的中心。从此去木鹿，又可分两条大的路线，即所谓的“伊朗北道”和“伊朗南道”。
伊朗北道是帕提亚时期国际贸易的主干道，也是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之一。由塞琉西亚出发，东行至米底的埃克巴塔纳，由此东去分别经拉盖、里海门和赫卡通皮洛斯，最后抵达木鹿。[35]
伊朗南道是帕提亚时期沿帝国南缘形成的丝路贸易交通线。从塞琉西亚南下波斯湾，在经过卡拉克斯和苏萨后，可至波斯波利斯，由此东南行可经卡尔马尼亚（Carmania）和格德罗西亚（Gedrosia）地区、锡斯坦。自此北上，经阿里亚的赫拉特（Herat），可达木鹿。在帕提亚时期，由于波斯湾贸易的发展，伊朗南道的重要性日益明显。[36]
黑海至里海段：该线的行进方向，大致也循着早期的路线，主要有两个走向，其一即从黑海北岸出发，经里海北部，再穿过亚奥西（Aorsi）地区可至马尔基亚纳和巴克特里亚地区；[37]其二是从黑海沿岸出发，向东南行，由此可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阿特洛帕特奈（Atropatene）地区，自此经埃克巴塔纳、苏萨、波斯波利斯，又可至帕提亚帝国的东南和印度西北地区。[38]
在帕提亚时期，由于罗马与帕提亚争夺亚美尼亚的原因，所以该段路线西端的地理位置显得极为重要。从地缘上分析，亚美尼亚地区恰好是连接黑海和里海的必经地区。若占据了亚美尼亚，货物可从阿姆河运抵里海，过里海后再经库拉河（Kura River）运至小亚细亚。因此，对于亚美尼亚地区的控制成了帕提亚和罗马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根据查尔斯沃斯的分析，如果罗马控制了亚美尼亚通往里海的路线，也就为罗马商人与中国的商人进行交易开拓了更为直接的路径。若此，罗马帝国时期丝绸的西运，除了凭借印度商人中转外，亦可借助于黑海里海一线来完成。所谓“丝之运入罗马，固不需由帕提亚而来。”[39]这也意味着，如果罗马成功占有该段路线，便会避开帕提亚的重税盘剥。
考古发掘证实，伊朗高原和南俄地区早已存在着贸易往来。就帕提亚时期的情况而言，从库班（Kuban）盆地出土的献给“帕克鲁斯国王”的银杯、奥尔比亚（Olbia）发现的帕提亚象牙莱通（Rhyton）以及其他地区出土的带有帕提亚国王形象的小刀等器物来看，帕提亚与高加索地区的贸易关系应该也是比较活跃的。[40]
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至巴尔米拉段：该线是丝路西段向地中海方向的延伸路线，主要兴起于帕提亚时期，由于帕提亚与罗马的战与和时断时续，这一段的贸易受军事冲突的影响最大。具体路线是，从塞琉西亚向西行，跨过幼发拉底河西北行可至杜拉-欧罗普斯，由此继续西行可至叙利亚北部绿洲巴尔米拉。至此，道路可分两个走向，北行可至安条克，南行经大马士革后，可至西顿（Sidon）、推罗（Tyre）等港口城市，亦可南至佩特拉。该线在历史上较为有名，但繁荣时间较短。公元156年，罗马摧毁杜拉-欧罗普斯，该线贸易大受影响。萨珊初期的公元273年，罗马摧毁巴尔米拉，该线贸易最终衰落。[41]在整个由帕提亚和罗马结成的西段贸易体系中，巴尔米拉因为享有一定的自治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旅国家，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商品中转站的角色。
二 帕提亚时期丝路贸易的发展
（一）帝国结构与参与贸易的模式
帕提亚帝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过境贸易的发展趋势。在政权组织层面，帕提亚国王的权力不是很大，王权的运作体现出一种权力并不高度集中的大家族首领共同负责的特征，这其实是帕尔尼人游牧生活传统体制对阿尔萨息家族政权统治方式产生影响的结果。帕提亚政治机构中权力最大的是贵族议事会，由各部族的军事首领和国王的亲属组成。该机构在国家的很多重大问题上具有绝对的发言权。如果国王的行为在某些时候违背了某些议事会成员的利益，那么王室的内讧和危机便会随之发生。帕提亚王室内部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引起的。
在帝国政治权力的分配体系中，帝国内部贵族大家族势力的分散性存在，构成了帕提亚帝国最大的一个特征。上层贵族大部分是王室的亲戚，国王往往会让他们统治帝国内部的某一个省区。据塔西陀，沃洛加西斯（Vologases）曾将米底的统治权给了他兄弟帕克鲁斯（Pacorus），又将亚美尼亚的统治权给予他的小兄弟提里达特斯（Tiridates）。[42]贵族大家族的首领掌握着大量的财产。有学者认为，在帕提亚王朝势力扩张的时候，贵族大家族的数目多达400个。[43]由于边境关卡收入往往不会直接进入国库，各省的税收并不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地方贵族大家族对于国境的一些奢侈品贸易往往课以重税。实际上，这些贵族大家族势力相当于地方的小王。
此外，帕提亚帝国还存在若干羁縻附属国，这些附属王国遍布帕提亚帝国境内，对帕提亚时期丝路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普林尼，帕提亚帝国由18个王国所构成，其中11个在上省，7个在下省。[44]根据费耐生的解释，这就意味着11个分布于高原地带，7个在新月平原地带。在高原地区，除了帕提亚和米底本土外，其中有7个王国臣属于亚美尼亚、赫卡尼亚以及阿塞拜疆等地的帕提亚人。此外，还有一个可能在塔巴里斯坦（Tabaristan）的山区。在南部地区，有波西斯（Persis）、埃兰（Elymais）等国。克尔曼（Kerman）地区则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区域。至于锡斯坦，有一段时期也是完全臣属帕提亚的。南部的小国中，波斯湾的卡拉塞尼（Characene）则因其特殊地位为帕提亚国王直接统治。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直至沃洛加西斯（Vologases）建立沃洛格西亚斯（Vologesias）城以前，一直是一个特殊的政治辖区。[45]此外，哈特拉（Hatra）在一段时期应该也归附于帕提亚帝国。施密特认为，哈特拉作为独立的小王国不仅包括哈特拉城，其也包括该城周边地区。虽然由当地的王朝统治，但又臣属于帕提亚的“王中之王”。[46]类似的附属国，还有衔接地中海世界和帕提亚的叙利亚北部的重镇巴尔米拉。虽然巴尔米拉位于帕提亚帝国境外，但在罗马的威胁下，巴尔米拉曾请求帕提亚的保护，加之巴尔米拉本身是一个十分著名的商旅城市，因此二者间的特殊关系必然会对帕提亚过境贸易产生相应的影响。
总的来看，帕提亚帝国这种权力分散的结构，给了地方势力分离坐大的机会。从相应的资料来看，帕提亚中央政府也曾想方设法设立税收关卡和相应的机构经营过境贸易，但帝国的这种权力结构和模式也就决定了在税收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过境贸易税收的相当部分不会直接流入王室。这种远途贸易税收的流失对帝国中央政府或许影响不是很大，但沿线的地方政权却可借此壮大实力，以致尾大不掉，形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
（二）帕提亚时期丝路贸易发展趋势
前文已论及，汉帝国与安息建立正式的外交或贸易关系大致始于张骞二次通西域之时，约为公元前119—前115年间。从帕提亚自身的历史发展看，这时是帝国秩序得以确立的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帕提亚与周边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也进一步紧密联系了起来。丝路贸易是远途贸易，不仅受自然环境和沿途民族迁徙的影响，而且也时常因沿途国家政策、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出现相应的变动。[47]对于帕提亚帝国而言，其境内的丝路贸易自然会受到它与罗马、汉帝国以及后期兴起的贵霜等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
从公元前115年汉帝国与帕提亚确立贸易关系起，至公元224年帕提亚帝国灭亡，前后近3个半世纪。在此期间，帕提亚与塞琉古、罗马以及贵霜和汉帝国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丝路贸易也因此出现同步性的变化。
1.丝路贸易的初兴阶段（约公元前115—公元10年）。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至米特里达特二世时期，帕提亚帝国稳固确立，疆域达于极盛。其在位期间，东抗塞人，西吞塞琉古王朝领地，威震西亚、中亚。约公元前115年，帕提亚与汉帝国友好关系确立，帕提亚帝国的丝路贸易亦由此而起步。因此，可将米特里达特二世统治的中期视为帕提亚帝国丝路贸易正式开始的起点。这一阶段，帕提亚帝国内部虽存在局部的分裂，但整体局势尚算安稳。在东境，印度—希腊人和印度—斯基泰人的势力范围在帕提亚帝国东南外围地带，大月氏势力尚不足以构成威胁；在西境，罗马虽然屡次进犯，但多以惨败告终。[48]因此，奥古斯都时期一改往日态度，对帕提亚采取怀柔政策。
虽然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一些零星的信息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张骞首次西使时，就已听说帕提亚“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49]这说明帕提亚的商人在丝路拓通之前就已经通过水陆两路积极对外经商了。公元前2世纪末期（约前113年），征服杜拉欧罗普斯后，帕提亚进一步控制了两河流域地区的过境贸易。[50]帝国内部的统一和对于贸易交通网的控制，使得帕提亚人成了这一历史时期丝路贸易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同时，帕提亚与罗马和平外交关系的确立，也带来了帕提亚丝路贸易的初步繁荣。屋大维与帕提亚友善关系的建立，不仅使罗马的东部边界有了保障，也满足了罗马商业扩张的需要。[51]这一外交政策，也保障了罗马商人可以进入帕提亚帝国进行贸易，伊西多尔的活动似乎说明了这一点。
2.西部贸易臻于繁荣，东部贸易趋于下滑（约公元10—105年）。这百年间，罗马与帕提亚虽有小冲突，但和平的局势基本延续，因此，丝路一线西段的贸易得以继续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态势。但在帝国的东境，贵霜势力的崛起及其对河中地区过境贸易的干涉，明显地削减了帕提亚境内的贸易量。与此同时，随着季风的发现，罗马与印度海路贸易的兴起，帕提亚帝国丝路贸易受到了直接的影响。
西部贸易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段商旅重镇巴尔米拉的兴起及其与帕提亚贸易关系的上升。公元前1时候中后期，巴尔米拉曾受罗马军事上的威胁，因而请求内附，从而促使帕提亚与巴尔米拉贸易关系的形成。巴尔米拉居于罗马与帕提亚之间，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加之它靠近纳巴泰人（Nabataeans）的贸易势力范围，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与纳巴泰人的贸易。考古发现的铭文证实，巴尔米拉的大部分商人往往都参与帕提亚帝国的贸易活动。他们在很多时候会前往巴比伦尼亚的沃洛格西亚斯、波斯湾的卡拉塞尼以及杜拉、哈特拉，甚至是帕提亚帝国的东境的木鹿进行贸易活动。[52]材料显示，巴尔米拉商人的商业利益也往往受到贸易对方的保护。在相当的时期内，巴尔米拉充当着帕提亚与罗马贸易的中转商。二是两河流域地区北部至亚美尼亚一线贸易的升温。公元1世纪期间，罗马与帕提亚的和平也促使了帕提亚与高加索地区贸易的发展。考古学家在外高加索地区发现了大量公元1世纪以后的帕提亚钱币。[53]此外，这一线的一些城市，如哈特拉、宙格玛也因此获得了发展的良机。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在由帕提亚人操控的宙格玛年度交易市场上，当地的商人皆竞相购买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品。这也意味着，帕提亚人在这一段的贸易活动中占据着最为有利的地位。[54]
相比于西部贸易的繁荣势头，东部的贸易则出现了下滑。由于贵霜在帝国东境的崛起，从河中撒马尔罕至木鹿而入帕提亚的贸易路线发生了改变。从中国新疆地区来的商人在达到巴克特里亚后，往往绕行至阿拉科西亚和阿里亚。[55]《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曾提及，中国的丝绸从巴克特里亚通过陆路被运至巴里加扎这一路线。[56]这正好说明从中国境内的丝路越过帕米尔到了巴克特里亚后，不一定西运帕提亚，也可南越兴都库什山至印度河口与罗马商人交易。[57]因此，贵霜的介入直接削减了帕提亚境内的贸易量，从而造成了帕提亚帝国东部贸易陷入低潮。
3.丝路贸易渐趋衰落（约公元105年至帕提亚帝国灭亡）。在沃洛加西斯三世（Vologases III，约105—147年）统治的时期，罗马又因为亚美尼亚问题拉开了进攻帕提亚的序幕。和平贸易局面的终结，使得西部原有贸易格局的平衡被打破，最终造成了帕提亚丝路贸易的进一步下滑。同时，加之海路贸易的兴起，帕提亚的陆路贸易渐趋衰落。
公元106年，罗马的叙利亚总督兼并了与帕提亚有着密切贸易关系的纳巴泰王国。为了进一步控制这一地区，罗马人还兴建了“佩特拉—罗马大道（Petra Roman Road）”。公元116年，图拉真侵入塞琉西亚、泰西封（Ctesiphon）以及波斯湾的卡拉塞尼。[58]不久，罗马人在被占领的区域里引入了自己的行省管理体制，征收赋税。[59]沃洛加西斯四世即位后，虽力图拯救帝国危局，但由内部的冲突而引发的连年战争，局势也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扭转。公元165年，罗马人摧毁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的宫殿，并深入米底。30年后，罗马又占领尼西比斯（Nisibis）城，不久，泰西封又遭劫难，10万居民被俘虏至叙利亚，贩卖为奴。[60]连年的混战必然导致贸易的萎缩。
罗马在军事上的优势，自然也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罗马向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以及阿拉伯的推进，最终也使得经巴尔米拉的贸易朝着有利于罗马的方向发展。[61]与此同时，“自公元2世纪起，尤其是在公元162—165年间的帕提亚人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丝绸被印度人通过海路带到了罗马。经过帕提亚的昂贵陆路通道就这样被逐渐避开了。”[62]罗马与印度海上贸易关系的确立，极大地削弱了帕提亚的陆路贸易量。
综上可知，在这300多年间，帕提亚丝路贸易经历了一个由初兴到逐步繁荣，再由逐渐下滑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帕提亚的中转优势，往往因为帝国内部结构和外部贸易环境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凭借地利优势而确立的中转贸易本身也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
（三）帕提亚在丝路贸易中的角色
帕提亚帝国是汉帝国在西域建立外交关系最早和交往最频繁的大国，也是丝路一线连接中国和罗马的最大中介国。因此，对于帕提亚在丝路贸易中角色的定性也就成了丝路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中文史料主要见于《后汉书》、《三国志》。此外，《文献通考》和《通典》亦有类似的记载，但应该是沿袭两汉史籍而已。在对帕提亚丝路贸易角色定性前，我们先来对这两条史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做一点必要的探讨。两条史料皆涉及大秦，传统观点多遵循夏德的结论，即认为大秦乃罗马帝国东部的叙利亚地区。[63]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64]
“大秦国一号黎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65]
“条支”一名，虽然争论也很多，但近年来更多的学者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条支即波斯湾头的安条克，即卡拉塞尼的首府卡拉克斯（Spasinu Charax）。[66]学界多根据上文两条史料提及的信息，简单地形成这样的认识，即大秦想与中国通商，但帕提亚人从中“遮阂”，因而认定帕提亚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体系中是一个作梗者。此外，持此看法者还经常引用《后汉书·西域传》甘英西使大秦的一段材料来进一步支撑自己的观点：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枝。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67]
学界一般认为，正是帕提亚人恐吓甘英，遂使甘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前面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勇气。由于前面两条史料明显提到帕提亚阻止大秦与汉帝国交往，所以对于第三条史料，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推测甘英西行正是受到了帕提亚人的有意阻挠，最终没有成功抵达大秦。这样的推论不仅符合常理，也更符合分析者的愿望和心理期待。但如果对帕提亚时期丝路贸易的情形细作分析，便会发现这样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商榷空间。
首先，第三条史料中“安息西界船人”极可能不是帕提亚人。从当时的贸易环境来推测，“他们也许是叙利亚船主的雇员，由安息运中国货物至叙利亚以应罗马市场，再由叙利亚回航安息。”[68]因此，安息西界船人有可能是帕提亚与地中海东岸之间叙利亚地区的某个中转国的商人。从帕提亚时期两河流域至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贸易网络中，也只有巴尔米拉和纳巴泰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根据肖夫等人的研究，在帕提亚与罗马和平贸易的公元1世纪期间，纳巴泰人与波斯湾的卡拉塞尼存在着紧密的贸易联盟关系，他们极其有力地充当着中国与罗马丝绸贸易的中间人，获利甚丰。[69]根据相关史料，纳巴泰人在与卡拉塞尼的贸易关系中，税收额度高达25%。[70]这就意味着，甘英的抵达让帕提亚的商人有所顾虑，但顾虑更多的实际上应该是纳巴泰人。
其次，帕提亚与罗马虽存在军事对峙的一面，但也存在和平贸易的另一面。伊西多尔能在帕提亚境内展开自己的考察活动，公元100年左右马其顿商人梅斯（Maes,Maen，一译马埃斯）的代理商能通过帕提亚境内的陆路抵达中亚，皆说明这一时期帕提亚与罗马的贸易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完全对立的格局。[71]从几条简单的信息就认定帕提亚完全作梗于丝路贸易，显然是夸大了帕提亚在这一方面的作用。
再次，之所以从上述材料就认定帕提亚是丝路的作梗者，实际上也是对丝绸之路和丝路贸易模式化和简单化的误解。其一，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路线，而是一个交通网；其二，丝绸之路是长途中转贸易，中国的丝绸要运抵罗马，需要经多次转手，辗转交易方可，不可能一个人走完全程，帕提亚人只是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其三，即使是帕提亚人势力最强盛时期，东方与地中海丝路贸易不一定非得经帕提亚人之手方可完成。即使是在帕提亚丝路贸易最为兴盛的时期，帕提亚人担当着主要的中转商角色，但是这也只是对其中转环节极力控制，并没有形成垄断，也并没有阻断丝路贸易。换言之，在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所构成的这种两极贸易体系中，充当着中转商角色的帕提亚也只是在很短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形成了较大的优势而已。
自米特里达特二世时期丝路贸易启动以来，帕提亚很快便参与到这一国际贸易网中。由于帝国秩序的稳固和国力的强盛，丝路贸易开始之初，帕提亚便很快就显示出其地理优势。后来贵霜势力的崛起导致东部陆路贸易量出现下滑，但与罗马的贸易却相对稳定，帕提亚的丝路垄断地位依然维持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但随着埃及到印度之间直航的实现，罗马与贵霜之间逐渐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贸易关系。此后，大宗的丝绸西入罗马，虽然往往通过印度而非帕提亚的中转，但安息仍然与天竺、大秦“交市于海中”。单以“作梗者”来概括其丝路形象显然有失偏颇。[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