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中西方形态迥异的社会管理体系

一、地理领域对社会管理体系性质的影响

（一）中国：辽阔平原封闭内陆与宗法专制集权

中国内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分布有大规模的江河流域和肥沃平原。这种辽阔的平原大河及近乎封闭状态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于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诱发封闭文明的产生。封闭的生存空间无法借助外部力量，且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古代中国人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艰苦的斗争，为了兴修水利，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建立起了血脉相连的大共同体，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基础上的专制统治就逐渐形成了。同时，辽阔的大平原，统治者极易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统一，建立一个专制主义的大帝国，将每个人都纳入某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中。因此，统一、专制、中央集权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各朝统治者，主要是开国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开田垦地、兴修水利。农业生产是国家生存的根本，统治者并据此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推动农业的发展，以巩固其统治基础。究其原因，地理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以农业立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封闭保守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中国人一系列独特的文化观念，如“知足者常乐”、“中庸”、追求平稳和平的社会环境及“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和专制的官本位思想。中国农耕经济和专制统治的稳定性、持续性，又使得中国文化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忽视逻辑推理，包括许多发明创造都是经验所得，如火药就是道家在炼丹时发明的，许多历法、医术，都是对观察经验的描述和记录。这些都是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并没有进行科学推论和分析，更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中国有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易于统一。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的退路可供周旋。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延绵不绝。

（二）希腊：地域分散狭小与城邦制管理体系

古代希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古代希腊和以后西方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叠的山峦和海洋组成的天然阻隔，把希腊人分割在彼此相对孤立的山谷里和海岛上，从而形成古代希腊天然的政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邦。正是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才有条件建立那种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政治，而且极不容易形成专制。亚里士多德曾论述过这种城邦人口的规模，他认为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应该是足以满足自我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目。一般认为城邦的公民数额不应超过10000人。平原少、土地贫瘠，只利于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粮食不能自给，这使得希腊人只有通过商业贸易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对希腊来说，这种贸易只能是海外贸易，这就决定了古希腊民族从整体上而言绝不是一个农业民族，而是一个工商航海贸易占据重要经济地位的商业民族。古希腊曲折的海岸，众多天然的海湾良港，温和的地中海气候，晴朗的天空，风平浪静的海洋，又为这种工商航海贸易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因此，工商业在古希腊经济结构中占着重要地位。古代希腊的经济结构至少是一种农、工、商并重的经济形式，而且，即使是农业，同古代中国的农业相比，希腊的农业也有面向市场的特点，绝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自然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必须以平等作为交换原则，商业贸易的进行与发展亦要求有相应自由的环境以及顾及商业贸易者整体利益的政策。这一切都有助于古希腊人平等观念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商品经济造成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以财产的多寡而不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划分社会等级。金钱、财产能使人们出现阶级分化，也能使人们趋于平等，雅典政治家梭伦的改革已向人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古希腊三面环水，港湾众多，特别是通向西亚的航路上遍布岛屿，有利于航海与文化交流，有利于它从东方吸收先进文化成果，为创造自己的独特文明奠定了牢固基础。地少人多的古希腊往往凭借地理优势向海外殖民扩张，殖民运动不仅缓和了希腊的社会矛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它还与大规模的航海贸易活动相结合，练就了古希腊民族勇于开拓进取，善于求索的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通过大规模的海上移民运动，使得希腊的城邦制度及社会管理体系、政策传布到地中海沿岸，促进这些地区的社会进步，保证公民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公民根据财产的多寡而不是血缘可以担任各级官员；公民在每年春天都会参加一次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的方式决定是否要举行贝壳放逐法，放逐那些有害于城邦公民自由的人；公民可以参加城邦的各种活动，还会享受观剧津贴；等等。

二、气候和流域对社会管理类型的影响

气候带是地理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及社会管理体系的类型均有重大影响。人类可以粗略分为寒带民族、温带民族及热带民族。暖温带地区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大河流域则往往是一个文明滋生所依托的摇篮。纵观文明史可见，世界上主要的古代文明均发生于大河流域，古代埃及文明诞生于尼罗河流域，故有“埃及是尼罗河的女儿”之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轫得益于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的滋润；古代印度文明发端于印度河流域及恒河中下游流域；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则是黄河、长江两大江河流域。

（一）中国：东亚大陆及其沿海的古气候及专制集权的社会管理

距今六千年前，包括东亚在内的季风区比现在要湿润。距今六千年到五千年中国北方气候已出现干凉化趋势 ，以后进一步的干凉化，但仍然要比现在的气候湿润，比现在要温暖。东亚季风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冬干夏湿，夏季炎热湿闷、多雨且多暴雨，易遭受水旱灾害。但季风气候同时又具有雨热同季的特征，相较而言东亚季风气候对农业生产更为有利。这正如《逸周书·周月解》所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

黑格尔认为，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126中国正处在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地理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物产，这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滋生发达的一个先决条件。

中华文明除大部分属于温带以外，亚热带区域也不小，最南部和最北部还分别深入热带、亚寒带，几乎占有完备的气候带，为农业经济的多样发展提供了地理基础，形成了秦岭淮河以北的以小麦、粟米为主要农作物的旱地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的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加之降雨量的大势是东部丰沛而西部稀少，遂形成东部主要是农耕区，西部则为畜牧区。由于这种气候条件所形成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结构，也就使中华文明从多极状态走向定型化的一元状态的政治结构，形成从先秦时代的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走向“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管理体系，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进而导致专制主义的君主制的社会管理系统。其主要标志有以下三点：

一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嫡长子与非嫡长子的区别，是小至家族，大到国家王位继承权的确立、统治秩序稳定的攸关大事。二是分封制。宗法制直接导致分封制，即嫡长子继承王位，继承天下的全部土地、人民和财产。为了处理好与其他诸子（非嫡长子）的关系，又将若干土地连同居民分封给诸弟，以此巩固嫡长子的最高统治权。宗法制从国家层面来看，它关系到王权政治的强化和社会政治的稳定有序。从家族层面来看，通过析产，使嫡长子继承家长之位，其他庶子服从嫡长子的管理，以此稳定家族的尊卑秩序。三是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宗法制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维系宗族的团结，亦称“尊祖敬宗”，最好的形式就是实行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以此来别亲疏、“序昭穆”、组织团结族人。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依托两大江河流域，大河直接影响了社会管理体系的类型。大河平原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经济结构必定是农耕经济，而且也是灌溉农业。在文明之初，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工灌溉工程只能由一个农村公社或几个公社管理，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灌溉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公社之间往往为了水的使用或分配不均不断发生矛盾，有时合作，有时征战，这就需要一个凌驾于各个农村公社之上的管理机构，对内统治奴隶与平民，对外进行征战掠夺，同时管理好人工灌溉工程的修建及水利资源的调配。于是，国家机构和相应的社会管理机构应运而生。由于水利工程的庞大、复杂，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和管理机构统筹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就决定了国家机构和社会管理机构趋向的专制集权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二）希腊：单一地中海气候及山海相间与单一的社会管理

地中海气候和东亚季风气候，对起源时期的文明选择海上还是陆上发展都会产生影响。

首先看古代环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希腊和拉丁学者的考察论述中一般认为，地中海气候具有长时段的稳定性：冬季多雨、夏季干旱酷热。到古代希腊和罗马历史的早期，有证据表明某些地中海小岛上覆盖着远比现在稠密的植被，显见在较早的时代雨水应较现在更为丰沛。如果这些推理可以成立，古代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地中海气候要较现在的地中海气候湿润和凉爽，与现今的中欧气候比较类似。在气温方面，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地中海地区的气温变化较小，温差不大。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自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以来，地中海气候基本稳定。它的基本特征是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冬季由于西风带气旋活动频繁，降水丰富，温和湿润。冬季降水最多的月份，降水量至少三倍于夏季降水最少的月份 。布罗代尔注意到了地中海和东亚季风气候的不同，他说，对人的生活来说，地中海气候的缺点来自年降雨量的分布不均，大体上讲，这与东亚季风气候相反：东亚季风气候使热天同降雨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而地中海气候却把这两大因素分隔开来，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其次，环地中海地区具有从洋面延伸到内海（地中海）岛屿的同质性特征。整个地中海的沿岸地区之间气候的相似性超过了与之毗邻的内陆地区，这种气候模式影响了迈锡尼文化、腓尼基文化、希腊文化向地中海的海上发展。地中海沿海地区气候相似的特点之有利之处在于殖民，因为凡是地中海人，不论来自何方，只要在地中海沿岸就绝没有身处异乡之感。地中海的这种单一性为创建相同的农业文明铺平了道路。这种根本的统一化，从远古时代起就形成了。这是自然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地中海沿岸气候的同质性和单一性，使它的成长及发展始终伴随着海上殖民而进行，同时形成了地中海沿岸海上民族与北部陆地民族不同的气质和政治诉求，海上民族如雅典人向往自由、平等、独立，热衷于公民组成的城邦民主政治体制和奴隶主民主的城邦管理体系；北部陆上民族如斯巴达人则崇尚集权、军事独裁，建立了保守的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体制和相应的军事独裁的管理体系。希腊文明建立的管理体系——城邦政治——虽然都是城邦形式，但其性质却不尽相同，究其原因在于气候带的不同，其处在地中海各个不同地区的城邦，不是都可以互为补充的。

单一的地中海气候、相对简单的地理环境，加之缺少大河平原的气势，山地破碎、海岛星罗棋布，这些均影响着希腊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管理体系的特点，即公共权力由公民多数人的意志所支配，“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127。这里的“大多数”原则在那么复杂的政治、社会管理事务的决策中使一切都变得简单化了。下面从雅典民主管理机构的原则来看其管理体系的单一性：公民大会是唯一的、不受任何其他公共权力机关制约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公民不分财产的多寡，均享有平等参与公民大会和在大会上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投票权。公民大会的参与者拥有知情权、审议权，即享有自由发表意见、了解讨论内容真相的权利。轮番而治，一切公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任何公职人员获得并保有某些公共权力都是由于选举的结果，除个别例外（荣誉性职务），公职人员实行有限任期制，不存在终身制。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实行集体领导，在做出决定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国家的全部权力，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唯一的“游戏”规则是法律，依法立法、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是“大多数人的政治”能够顺利进行的保证。

在上述公民大会的原则中，有几个特点集中反映了雅典人在社会管理中的简单明了、易于操作性。一是“唯一性”：公民大会是“唯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全部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唯一的游戏规则是法律”；二是简单多数性，“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三是少数服从多数，集体领导，公共权力机关做决定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四是在公职人员遴选的方式上，简单易于操作——公民在公民大会或议事会上，用举手表决或抽签方式从年满30岁以上的公民中选出公职人员。

雅典国家政权及各管理机关经过上述的选举制、限职制、分权制和有限责任制的整体分割，已被破碎化到众多公民个人手中，而个人权力又在三大机构（公民大会、议事会、公民法庭）的严密监控和自身集体领导的制约下，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时间（一年任期）和空间（很小的职权范围）内施展，防止了个人独裁或寡头政治的出现。

三、地形、地势对社会管理体系特点的影响

地形、地势的不同，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性格特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各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管理体系的特性。

（一）中国：复杂的地形和西高东低的地势与社会管理的不平衡性

中国复杂的地形和地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缘文化和区域思想观念，以及各自的社会管理体系。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具有各地特点的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中原地区由于对农业的重视而养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东南沿海一带由于耕地有限，重视海外贸易，思想观念开放；西北的绿洲地区因土地限制和地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较早。以上这些区域，都较早地进入文明时代，建立了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社会管理体系；唯有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环境恶劣，不得不以频繁的迁徙和战争来对付环境的压力，较长时期处于军事民主制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中国的区域文化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又并存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管理体系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管理的一体多元结构。随着中国农耕经济向周边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区域文化相辅相成，渐趋合一。儒、道、佛三教并行而立，盛唐时的胡汉交融，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及包容性，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始终保持着生机与活力以及自己的特性。

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生产力对环境有不同要求，也会产生不同结果。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西高东低，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高原——青藏高原。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同时，东临大海，内陆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大，遂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这种地形、地势特点，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进而影响了自己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相应的管理体系。总结其影响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地形地势特点，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务实的精神，中庸、尚农、重农的品格，使中国形成了分散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封闭型的农耕经济结构。每一个父系家庭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单位，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第二，农耕经济主要集中于河流、平原地区，在它的四周则是“缺乏教化”、“茹毛饮血”的“夷狄蛮族”，这些尚武的游牧民族经常向平原地区的农耕民族进行侵扰，时常打断中原地区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家庭的平静生活，这也成为了当政者担忧的外患。

第三，宗法制度的建立。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每个家庭即为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的单位，而这种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结构就是宗法制的血缘政治结构。宗法制决定了社会最高的统治者是君王——天子（天帝的嫡长子），是天下的共主，臣民的大家长，百姓则是他的臣民，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国同构的制度。

第四，形成了中国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由于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所决定，为了抵御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对内维持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稳定，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专制的帝国。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不能像希腊城邦那样靠以商品经济为纽带形成大一统的帝国，只能依靠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君主集权主义组成大一统的国家。这是中华农业社会的需要，并由此养育了一个君主集权的政体，由此，形成了中国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第五，建立了一套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的社会管理系统。宗法制度和中央集权的结合，使中国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从宗法制度演化而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其实就是君主专制政体和宗法制度互为表里，形成的一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封建社会是宗法封建制。“家国同构”就是将家族伦理推演为国家伦理；将家庭的孝亲推演于“忠君”；将“国”与“家”视为可以彼此沟通。在“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下，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君王是全民的大家长，地位至尊，权力极大；照此推理，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或行政范围中被视为是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权的代表。在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观念中，将对于家庭成员品质要求的“孝”与对国家子民品质要求的“忠”视为“同一”，即“忠孝相通”。128

（二）希腊：相对简单的地形态势与社会管理的迅捷和有效性

希腊简单的地形态势是相对于中国那种复杂的地形态势而言的。就希腊的地形态势来看，虽然也具有复杂性，但与中国比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古希腊是全欧洲山岭最多、地面割裂最破碎的国家，希腊半岛没有空旷无际的大平原和草原，也没有像黄河、长江那样的大河，更没有像喜马拉雅山那样巍峨的高山。山地并未成为足以阻塞各地区之间交通的障碍，且山上通路或狭窄的峡谷，又都成了天然的交通路线。这些天然路线的存在，使政治上各自独立的城邦彼此并不隔绝，从而有利于城邦之间社会管理的迅捷和有效。至于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虽然被海水包围，但海上的航路却较陆上便利。它有良好的可见度和丰富的航海路标，海上的小岛如同跳板，架筑了文明交流的桥梁。其次，建立在相对简单的地形态势基础上的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各地区的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比起古代中国也要简单得多，因而也大大提高了社会管理制度的迅捷性和有效性。古代希腊是由三大地区组成：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诸岛、巴尔干半岛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海岸，但总面积不过64500平方公里。

建立在分散、狭小、分割、相对简单的地形态势基础之上的希腊各城邦国家，都是小国寡民，在这种弹丸之地上各城邦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国家机构和社会管理制度，而他们的这些制度和机构必然带有弹丸之地和小国寡民的特点：规模小、人口少、机构简单、消息传递迅捷，从而使得管理的迅捷性和有效性自不必赘言。

一般来讲，希腊一个城邦人口不过几千，面积也不过几十平方公里。斯巴达，被认为是最大的城邦，面积8400平方公里，人口30多万。城邦机构由国王（2位）、长老会议（28人）、公民会议（由30岁以上成年男子组成）、监察官（5人）组成。公民会议表决时，只是简单地以喧闹之声对提交的议案或人选表示赞成与否。繁荣时期的雅典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超过40万，最少时10余万。具有公民权的公民只有2.3万人，所以，能有资格参加会议的人最多时也就6000多人。雅典的国家机构由三大权力机关所组成：公民大会、附属于公民大会的议事会、各级权力执行部门，即行政、司法和军事部门。公民大会不仅是唯一的立法机关，而且具有对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权，具有执法、行政、军事、财政、宗教事务的决定权，它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国家机关。公民大会每年定期召开40次，大会由选举出的9个值班主席团轮流主持，每个主席团任内共主持4次大会，每次会议间隔时间平均约为9天。但在军国大事需立即处理时，主席团可随时召集公民大会，以免贻误良机。在公民大会召开的前4天由值班主席团在市场上发出会议通告，公布会议的议题、时间地点，以便公民有准备地参会，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在公民大会上，首先是对大会主要议题进行发言或演说，接下来是热烈、公开、有序的辩论，最后是举手表决。凡大会通过的议案均属必须遵循和执行的法律，重要法律要委托大会秘书刻碑，以此保证公民大会及所通过的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