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前四轮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几点经验启示

(一)从转移动因看,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交替主导产业转移,并遵循“先市场、后非市场”的顺序

从前面四轮全球产业转移的动因看,每一轮产业转移都离不开经济、技术和政治三方面因素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发挥作用有一定的顺序,往往都是技术、经济等市场因素先起效,政治这一非市场因素后起效。随着技术和经济因素带来的外溢效应下降,市场因素产生了新的不平衡且通过市场化路径难以解决,非市场因素便成为主导。当新一轮技术涌现并达到新的阶段之后,便停止这种“内卷”。由此可见,经济因素是产业转移的基础,技术因素是内核,政治因素则是一种补充。具体表现为:当新技术出现萌发新的利益,则技术领先方会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以集中更多资源获取新的利益;产业转移又深度地改变了承接国原有的产业结构,促使经济增长模式升级。随着产业承接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必将与转出国产生竞争,如果没有出现新技术带来的新增长点,双方的冲突加剧,政治因素成为主导,直至一方掌握新的技术并形成新的利益分配。

例如,日美贸易战就是日本崛起对利益蛋糕重新分配的必然结果。但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难以实现的海量计算得以实现,一系列的衍生金融产品随之出现,加上里根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宽了对金融的管制,互联网和华尔街迅速带给美国新的利益蛋糕,美国与日本之间的争端也暂时告一段落。

(二)从转移结果看,承接国基本完成了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超速发展,但转出国的空心化问题开始暴露

美国、德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均实现了工业化,并保留下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例如,在第二轮产业转移中,美国将钢铁、纺织等行业向外转移,留下了飞机制造、医疗器械、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产业,且至今仍然掌握相关技术发展制高点;德国、日本用了20年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保留了汽车制造、精密仪器、电子等产业。当前,德国、日本制造的精密仪器、光学元件全球领先,汽车产业也分别占据全球的高端市场和中低端市场。“亚洲四小龙”也用了20年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并形成了各自的产业竞争优势:中国香港地区形成了以金融和旅游为主的产业模式;新加坡形成了金融、旅游、造船和石油化工等产业模式;中国台湾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基地,几乎全世界每一台电脑里面都有中国台湾地区制造的产品,光学产品可以和日本同台竞争,联发科的IC设计也是全球一流;韩国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已经超过日本,其他如造船、半导体、液晶面板也都是全球一流。在第四轮产业转移中,中国抓住机遇迈进中等收入国家序列。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在数轮产业转移中不断扩大,成为最终引发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转移方式看,前三轮全球产业转移是商品全球化下的产业整体转移,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是在价值链全球化的影响下,某一生产环节或工序的转移

从价值链视角来看,前三轮全球产业转移都是基于商品全球化的产业整体转移,而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是在价值链全球化影响下,某一生产环节或工序的转移[19]。价值链全球化极大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并在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期间形成超级全球化周期。在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中,传统的“国家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跨国原材料及中间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关键构成。自1990年以来,在全球价值链相关贸易推动下,许多国家的交通和通信成本及各种贸易壁垒显著下降,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都迎来显著增长。1995年WTO成立以后,全球化分工贸易体系进一步拓展,并随着2000年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布局而进一步扩大,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阶段性顶峰。这也带动了产业转移范围的扩大。可以说,第四轮产业转移与“超级全球化时代”相重叠。在这一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游离在全球价值链之外,就将错失经济发展的良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意识到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积极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新的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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