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和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

第一节 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国际舞台上的传统大国、强国，或战败或遭到严重削弱，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苏联和孤悬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崛起，成为两个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的力量尤其强大，成为世界霸主。经济上，到1948年，美国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量的53.4%，出口贸易占资本主义世界的32.4%，其黄金储备甚至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74.5%。英国当时的外交大臣贝文对此感叹说，美国“今天正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地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掌握了全世界财富的30%左右，而今天，美国则掌握了大约50%”[1]。军事上，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武装部队人数达到1210多万人（战后美国武装部队大规模复员，迅速下降到150多万人），美国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有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1200多艘战舰和众多其他船舶，并在56个国家有驻军，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80多个军事基地。更重要的是，美国还垄断了核武器，这成为美国称霸全球的重要资本。同时，美国在科技上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无论是投入的科研经费还是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其他国家都不能望其项背。

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美国开始谋求世界霸权。但苏联的存在阻碍了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尽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重大损失，但最终不仅把法西斯德国赶出了自己的国土，而且乘胜追击，占领了几乎整个东欧和部分中欧，尤其是占领了德国东部。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军队还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占领了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并拥有堪与美国相比肩的强大的武装部队。尤为重要的是，苏联在1949年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并领先美国于1953年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而且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推进，苏联的政治影响力也越出了苏联国界，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得以建立，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大大提高。因此，尽管苏联在经济上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其所拥有的庞大军事力量、巨大战略纵深、丰富的战略资源和高度的计划体制以及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苏联有足够的力量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二战后这两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最大盟国由盟友转变为敌人。美国认为苏联是“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共产主义是……一种国际阴谋，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最远的各个角落”[2]。苏联毫不示弱，斯大林本人公开宣布未来战争将不可避免，认为战争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美国政府开始寻求新的对苏战略。1946年2月，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送了长达8000字的电文，对苏联战后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斯大林对西方的敌意“出自外部威胁养育的种种不安全感”，说苏联的对外政策与西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几乎没有关系，“党的路线并非基于对苏联边界以外的形势的任何客观分析……而主要出自战争以前存在于苏联内部基本的必需”。他断言苏联将努力“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这一立场与他对苏联的认识紧密相关，他在1947年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分析了苏联的威胁。他认为，苏联是美国最主要的威胁，苏联对“原来的意识形态一点也没有放弃”；“莫斯科方面根本不会真诚地设想，在苏联和所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还有共同目标”；“美国必须在政治舞台上把苏联看作对手，而不是伙伴”[3]。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对苏联实行表现出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美国应“划出界线”，阻止苏联扩张。这一建议为美国政府所接受。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制定对苏联的遏制战略，1946年9月24日，包括马歇尔、艾奇逊和杜鲁门总统的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内的一些人讨论了由杜鲁门亲自起草的“美国与苏联关系”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所谓遏制战略，就是“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它目前的地区”。报告表示：“一切在目前尚不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在它们反抗苏联的斗争中都应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4]

以希腊、土耳其危机为契机，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宣称希腊遭到由共产党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一旦希腊作为独立国家陨落，将对其邻国土耳其产生直接的严重影响，并将对整个中东、欧洲，甚至给全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声称世界已经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他说，任何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略而建立起来的极权政权和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危害了美国的安全，因此，美国的政策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实行的征服。杜鲁门在解释咨文时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挑战面前的立场”，并断言“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主义“隐含着一种抵抗苏联扩张的无限义务”[5]。以杜鲁门主义的出笼为标志，美国及其盟国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尽管美国每一位总统都提出了自己的对苏战略，但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战略，还是里根政府的重振国威及其战略防御计划，甚至老布什政府的超越战略，都无一例外地把苏联看作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主要威胁，其手段也没有脱出杜鲁门主义遏制的窠臼，其目标都是阻止苏联扩张。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首先，美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假定就是苏联及其盟国是美国利益的无情敌人，苏联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结构对于民主过程是不可渗透的，苏联的经济结构是不可改变的。美国的安全主要依赖在一个没有发生变化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保持武器的平衡。由于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和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苏联一直致力于在全球与美国争夺霸权，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近10年时间里甚至处于战略攻势地位。冷战后，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大大降低和削弱，根本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除在核武器方面俄罗斯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外，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以及其他各个方面也与美国差距甚大。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无意与美国竞争。因此，在美国看来，虽然冷战结束前后，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的威胁已经急剧减小，而且在本质上已经不同了。苏联后期在军事方面对美国的威胁大大减小，不是因为其武器数量或武器能力的减小，而是因为政治结构和使用武器的决策过程发生了变化。而始于1990年的苏联民主力量的加强和东欧国家开始摆脱对华约的义务也使美国不再把苏联/俄罗斯看作主要威胁。当然，对苏联/俄罗斯的这一定位也是逐步形成的。如在199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老布什说，美苏关系依然是“竞争性的”，美苏“重新对抗”的危险始终存在，但又认为，苏联内部“建立新的合法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痛苦过程”“已经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且“随着过去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让位于新的务实主义”，美苏合作的领域已经大大扩大，“美苏之间军事冲突的危险要低于二战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候”[6]。而克林顿政府基本上不再视俄罗斯为主要威胁。在1994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克林顿虽然明确说“俄罗斯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更为肯定地指出，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帝国的瓦解已急剧改变了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威胁和核毁灭的幽灵都已急剧消退”[7]。在军事上对西方威胁降低的同时，经济上的需要使苏联/俄罗斯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并与西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虽然主要的障碍仍然存在，时间也还具有不确定性，但美国相信，最终让苏联/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还是有可能的。总之，变化中的全球政治形势使苏联/俄罗斯与西方的政治、军事关系更趋向于合作而不是对抗了。

其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日益严重。地区冲突加剧，冲突各方为在冲突摊牌之时或在冲突结束阶段获得更多的讨价还价的资本，越来越倾向于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地区强国为防止美国及其盟国干涉，希望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谓“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希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些国家为弥补在常规力量上与潜在敌人相比处于劣势的不足，希望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一个危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上，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够提供安全保护，同时也被看作提高国家政治地位和声望的方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开始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国家。

最后，冷战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纵深发展，世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整体。全球化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历史过程。大约在2000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1492年至1800年代初期是全球化的第一阶段，特点是国家的全球化；1820～2000年是全球化的第二阶段，特点是公司全球化；2000年开始是全球化的第三阶段，特点是个人全球化。[8]历史学家罗比·罗伯逊（Robbie Robertson）把全球化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500～1800年是贸易全球化；1800～1945年是工业全球化；1945年到现在是战后新世界秩序结构的全球化。[9]其他人从更短的时间段去看，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通过更快和更有效的通信和交通方式加快了民主思想的转播和促进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国际交换。随着更快的资本流动和工业合作、更迅速和更有效的交通方式的出现、日益增加的信息流动和透明性，全球化进一步加速发展，它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影响都是非常明显的。美国政府认识到，全球化不是一个政策选择、政治运动或社会趋势，而是战略决策者必须仔细考虑的无所不在的力量。[10]它是一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将继续发展的力量，对于发展经济和国家安全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总之，冷战后，美国面临与冷战时期很不相同的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