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探索与北京的定位
- 程宝栋 李芳芳等
- 14723字
- 2025-04-08 15:49:55
国内篇 “一带一路”倡议下区域发展再平衡
第一章 “一带一路”倡议的缘起与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各国交往日益密切，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开放和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而任何层面的国际合作，要想富有成效，都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既是高效合作的重要基础，也是满足各国“获得感”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从公元前就形成了与世界共谋发展的对外交往格局，丝绸之路便是中国走向世界、拥抱世界、发展世界的集中体现。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局面，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底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形成和平与发展新常态。该倡议的提出，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发展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缘起与意义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缘起
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之一。借助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其精神的继承和拓展。倡议的理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与以往经济全球化不同的是，这一倡议更加强调参与主体间的协调共赢，而这也正是几千年丝路文化的本质内涵。
1.倡议的提出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1]。2014年5月，习总书记在上海亚信峰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并指出将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同年10月，21个亚投行意向成员国在京签署亚投行《筹建备忘录》，年底“丝路基金”完成工商注册，丝路基金正式成立。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由概念议题、宣传推动正式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为充分发挥标准化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同年10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12月亚投行正式成立。至此，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两大金融平台已经形成。2016年，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被提出，与相关国家的政策对接合作规划落地实施。2017年5月，《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发布。同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成功举办。这一系列的成果和实践都证明，“一带一路”倡议虽然由中国提出，但它并非中国自己的“独奏曲”，而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参与的“交响乐”，是致力于谋求各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重要发展平台[2]。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举措，这一倡议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中国背景。
2.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早在远古时期，天然险峻的地势和遥不可及的距离就不曾阻止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探索，欧亚大陆东西之间也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地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一条由众多彼此间不连续的小规模贸易路线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即早期丝绸之路的雏形。“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亦可简称“丝路”，一般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是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过甘肃、新疆，经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该条道路也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以区别于日后另外两条以“丝绸之路”命名的交通路线。因为在这条路线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1）北线：从长安（东汉时由洛阳至关中）出发，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后翻越六盘山，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北线路程较短，沿途供给条件较差，是早期的路线。
（2）南线：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临夏），由永靖渡黄河，过西宁，越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掖。南线沿途补给条件相对较好，但路程较长。
（3）中线：中线与南线前期路线相同，在上邽开始分道，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中线后来成为主要干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时期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繁盛时囊括北非和东非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因此，除了上述路线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北丝绸之路，以及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陆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朝中期由于海禁而日渐衰落。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番禺（后改称广州）、登州（今烟台）、扬州、明州、泉州、刘家港等。同一朝代的海上丝路起点可能有两处乃至更多。其中，广州和泉州位列众多港口规模前列。广州从秦汉至唐宋时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商港。明清时期实行海禁，广州借机发展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泉州发端于唐朝，宋元时期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历代海上丝路，亦可分三大航线。
（1）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
（2）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
（3）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
丝绸之路的形成开辟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纪元，也是古代东西方之间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由丝路沿线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受益、共同发展，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和交融，也为当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交流奠定了基础[3]。之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起源于古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地理范围上是高度重合的，还因为古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古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积淀告诉我们，无论何时，经济的繁荣都会是引领者，和平稳定是重要的前提，互利共赢是最终的目的，而政府间的机制设计则是重要保障。“一带一路”汲取古丝绸之路重要的实践精华，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这充分体现了古丝绸之路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实践价值。另外，还因为古丝绸之路所传承下来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符合当前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承的理念，也是倡议顺利实施的重大支撑。只不过不同的是，与古丝绸之路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在内容和形式上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3.倡议提出的现实背景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偶然，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演变的产物。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新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与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快速演变客观要求中国主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逐步提升，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密切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中国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大幅提升，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以2005年中国官方对经济前景的预测为例：预计到2020年，中国GDP将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但实际上，2014年中国GDP就突破了10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2018年，中国GDP达到了90.03万亿元，人均GDP更是上升至6.46万元，[4]约合9780美元。
中国经济的追赶提速是21世纪初世界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虽然位次没有改变，但在此期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持续提升：2012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1.4%；2018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5.9%。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进入21世纪，发达国家受深层结构问题制约，经济发展或复苏略显乏力，甚至徘徊于衰退的边缘，难以引领和带动全球经济的增长。而对比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明显提升，而且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全新的经济格局下，迫切需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积极作为，应对上述趋势性转变，更加清晰并具有前瞻性地引领潮流转变，从而实现中国及亚洲乃至全球经济持续共同发展的目标。
第二，中国“遍地开花”的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基础。中国走进世界、拥抱世界、发展世界的愿景并非一朝一夕。如前所述，古代丝绸之路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见证。后来，虽久经风雨，历经各种磨难，但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导向始终未变。[5]1994年，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四国时就提出“共建现代丝绸之路，扩大亚欧文化交流”的主张，[6]表示中国愿与中亚各国一道，致力于“用现代化的铁路把中亚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通过这条纽带增进亚欧两大洲之间的联系”。1996年，由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提出的《新钢铁丝路方案》明确指出，支持新亚欧大陆桥的建设。1998年10月，从中国上海起步，向西至德国法兰克福，横穿中亚、西亚、东欧、西欧等20多个国家，全长2700公里，被誉为“现代通信丝绸之路”的亚欧陆地光缆系统全线开通。1999年8月，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第四次会晤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推动复兴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倡议。2000年7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中国举办的“新亚欧大陆桥东西部发展与合作战略研讨会”在中国河北省秦皇岛市召开。会议以西部大开发与新亚欧大陆桥的开发和开放为主题，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联合发表了《秦皇岛宣言》。2007年欧亚经济论坛上，中国同哈萨克斯坦、阿富汗等七国达成协议。协议指出，于2008年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条现代丝绸之路。2011年11月，在第十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宣布将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致力于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海上合作格局。诸如此类的外交活动和国际合作不胜枚举，推动了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众多国家的面前，逐渐向世界舞台中央走近，这既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体现，也是作为世界大国履行的大国责任与担当。这些合作增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深厚情谊，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经营周边、稳定周边、和谐周边”的政策导向使得中国边境地区整体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邻国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普遍上升。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总体布局中始终处于首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将“睦邻友好”和“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作为中国的周边外交原则。十六大报告又在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中加入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的意愿。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了中国周边外交原则，即“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从上述政策中可以看出，中国非常重视以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进一步维护国家的边境环境。在此背景下，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意愿稳步上升，“以经促政”“经营周边”的外交主题为众多邻国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赋予现有的周边外交方针更深层次的含义，“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言外之意即要与周边国家共谋发展，而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将这一理念具体化，提出了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等概念，着力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寻求各国利益汇合点，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点，也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开展多边外交、公共外交最重要的出发点。
第四，国内丰富的优势产能和外汇资产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提供了重要支撑。[7]丰富的优势产能是中国情境下产业高速发展的结果。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标志着新时期中央对国家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部署的序幕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是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这就要求不仅要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和无效产能、降低过剩产能，还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社会需求，进而逐步实现供求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动态平衡。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过剩产能，不都是落后的产能，这其中包含大量的优势产能，例如钢铁、有色、轻工、纺织、玻璃等。这些企业“走出去”，不仅能有效将产能优势转化为建设水平高、技术相对成熟、质优价廉的内在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互利共赢。如何借助外部市场消化丰富的优势、优质产能，在实现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同时，基于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契合点和强烈合作意愿来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良性互动成为党和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使得我国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资源，开放宏观经济领域的特点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关键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着国内储蓄不足的境况。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资金投入密集、投资周期较长，这些国家自行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短板面临着很多困难。实践上，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来解决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致力于这些方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远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的现实需要。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先行投入与融资安排，且中国人口结构和发展阶段特点使得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结构呈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特点，最有能力协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缓解储蓄与投资能力不足的瓶颈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带一路”倡议在助力国际优势产能合作持续稳步推进的同时，更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助推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梦想，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是一种共赢的选择。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共商、共建、共赢”的原则下主动提出的旨在推动区域共同发展的倡议，是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体现，对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的转型升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此后，中国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和上海浦东新区，接着又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并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这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领头羊”和最先受益者，拥有众多人口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却获益甚少，这种对外开放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失衡。“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能够将西部众多欠发达地区与西亚和欧洲相连，这是我国对外开放地理格局的重大调整。[8]“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中西部地区这片有着2/3国土面积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引擎，有利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中国“走出去”的重任。
2.“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
中国地大物博，邻国众多，如何与邻国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是每个国家都会思考的问题。现阶段中国虽然与邻国关系已经较好，但只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努力方向，旨在以中国经验推动国内和国际区域发展，这一倡议符合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方向。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内正式成员的中亚国家、俄罗斯等国家同样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历史任务，而区域经济合作已逐渐成为该组织元首峰会和总理会议的重要议题。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在某些功能上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特别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分布在欧亚、南亚、西亚等，大都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加强合作，沿线国家可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3.“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一带一路”是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合作框架，从整个国际视角而言，这一构想展现了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谋求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新蓝图、新途径和新模式。[9]“一带一路”倡议以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主旨，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新途径，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和平发展的礼仪之邦，与邻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合作，拥有政治互信的基础，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部分与中国距离较近，拥有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的优势。但由于综合国力、世界政治格局动荡等因素，以往中国与周围国家的合作并未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当今情境下，“一带一路”倡议将引导中国以带状经济、走廊经济、贸易便利化、技术援助、经济援助、经济一体化等各种可选择的方式与沿线国家共同推进欧亚区域经贸发展，这种创新的合作模式，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的优势，有利于密切欧亚各国的经济联系，使得沿线国家乃至世界更多国家的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4.“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国更好地承担和履行大国责任和义务
当今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日益激烈。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前提下，始终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国际上所有伙伴开放。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主流。建设“一带一路”，将让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更多国家或地区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克时艰、共创辉煌。这充分展示了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姿态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表明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为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可以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自身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发展，而且惠及亚洲、欧洲、非洲乃至世界，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繁荣与和平进步具有深远意义。
二 “一带一路”倡议基本架构
《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是促进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横跨亚、欧、非大陆，连接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也为中部广大腹地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机遇。
（一）“一带一路”线路及版图
“一带一路”共有5条线路。其中，“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在陆地，有三个走向：一是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从中国出发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有：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具体线路及沿线地区如下：
（1）北线A：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海参崴、斯拉夫扬卡等）—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欧、中欧、东欧、西欧、南欧）；
（2）北线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
（3）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4）南线：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
（5）中心线：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
从上述线路可以看出，“一带一路”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另一端是极具潜力的东亚经济圈，两者的联通能够充分带动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到非洲地区。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依据中国一带一路网，并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认为，除中国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共64个，按地理区位可分类如下。[10]
（1）东北亚（板块）2国：蒙古国、俄罗斯；
（2）东南亚（板块）11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缅甸、老挝、文莱、东帝汶；
（3）南亚（板块）8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富汗、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不丹；
（4）西亚中东（板块）19国：阿联酋、科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林、以色列、也门、埃及、伊朗、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
（5）中东欧（板块）19国：波兰、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马其顿、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波黑、黑山、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6）中亚（板块）5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三）“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区域及其定位
在“一带一路”终极版面中，圈定了国内重点涉及的18个省份，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西北6省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3省，广西、云南、西藏西南3省区，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5省市，内陆地区则是重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意在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对于西北、东北地区，可积极发挥各省份的地理优势，如新疆作为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国内省份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区域交流的重要门路，可以将其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可充分发挥陕西、甘肃的综合经济文化优势和宁夏、青海的民族人文优势，将西安打造为内陆型改革开放的典范；可以加快兰州、西宁等城市的开发开放，推动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内蒙古与俄罗斯交界的地理优势，加强其与俄罗斯的交流和合作；可以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对于西南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地理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通道；可以发挥云南的地理优势，大力推进云南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还可以推进西藏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对于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可以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可以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快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使其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妥善安排。
对于其他内陆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内陆地区的人力、资源以及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区域的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加快推动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合作。建立健全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
（四）“一带一路”建设成就
自2013年底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1]
1.政策沟通
自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截至2019年8月底，已有136个国家或地区以及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2]商签范围由亚欧地区扩展至非洲、拉美、南太平洋、西欧等相关国家或地区。同时与诸多国家实现了规划对接，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匈牙利的“向东开放”、菲律宾的“大建特建计划”、蒙古国的“发展之路”以及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等。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与合作基础坚实、合作体量较大、合作意愿强烈的国家联合制定合作计划；成功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且同首届论坛相比，第二届论坛的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参与国家更多、成果更丰硕。
2.设施联通
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赛铁路等项目有序推进。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哈利法港等港口建设稳步进行。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加快，目前我国已与126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此外，与沿线国家在能源、资源、通信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力度同步加强，中俄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保持稳定运营，中缅油气管道全线贯通。六大经济走廊均取得重要进展，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截至2018年底，走廊框架下已启动或建成项目19个，总投资接近200亿美元；截至2019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近1.7万列，国内开行城市达62个，境外联通16个国家的53个城市。
3.贸易畅通
在贸易投资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逐年攀升。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6万亿美元，该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由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4%。在此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双向投资升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超过了900亿美元。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贸易方面，如表1-1所示，根据海上丝路贸易指数（Maritime Silk Road Trade Index）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海上丝路对外贸易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9年8月，海上丝路贸易指数中进出口贸易指数为138.05，出口贸易指数为148.92，进口贸易指数为126.99。三者与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相比均有明显的上升。2019年1～8月，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29536.81亿美元，同比下跌2%。其中，出口贸易总额16079.70亿美元，同比上涨0.40%，进口贸易总额13457.11亿美元，同比下跌4.73%，贸易顺差额2622.59亿美元，同比上涨38.73%。如图1-1所示，从“一带一路”海上航贸指数可知，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一带一路”贸易额指数和货运量指数总体均呈动态缓慢上升趋势，海上丝绸之路运价指数则维持平稳。
表1-1 2014年1月至2019年8月海上丝路贸易指数
表1-1 2014年1月至2019年8月海上丝路贸易指数-续表
图1-1 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一带一路”海上航贸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上海航运交易所。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共有172个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参与，3617家企业参展，超80万人次进馆洽谈采购，成交总额超过578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境外园区合作，中国各类企业遵循市场化、法制化原则，自主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合作园区，如中白工业园、中阿（阿联酋）产能合作园、中埃苏伊士合作区等，在加强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同时，也为沿线国家创造了新的税收来源和就业渠道。
4.资金融通
中国金融机构围绕推动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致力于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充足、安全的资金保障。为此，国家制定和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成立了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设立丝路基金、发起成立亚投行，推动各类银行和保险机构等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实现保额约7704亿美元，支付赔款约28.7亿美元，丝路基金实际出资额近100亿美元。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我国先后与21个沿线国家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与7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与35个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合作文件。人民币国际支付、投资、交易、储备功能稳步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业务范围已覆盖60多个沿线国家或地区。
5.民心相通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合作不断深入。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互办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文物展、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图书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和互译互播；“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建设积极推进，联盟理事会由来自25个国家的40家主流媒体组成。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成员达300余家，成为推动民间友好合作的重要平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奖学金。在科技创新合作方面，中国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成立科技伙伴计划，先后启动中国—东盟、中国—南亚等科技伙伴计划。在区域技术转移平台建设上，我国先后与东盟、南亚、阿拉伯国家、中亚、中东欧共建5个技术转移平台；在对外援助方面，首届高峰论坛以来，中国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幸福家园”“爱心助困”“康复助医”等项目各100个。
（五）“一带一路”峰会及取得的成就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峰会，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参与国家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500多名各界嘉宾参会。论坛期间，达成五大类76大项279项具体成果，包括签署多项合作协议、达成多个合作项目、提出一系列合作举措等。在展现中国担当方面，中国政府承诺，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提供25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进出口银行将提供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向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同时承诺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利好：包括未来三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资助，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加强创新合作，促进人文交流，未来五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建设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打造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等其他人文合作新平台等。
2019年4月25～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高峰论坛的主题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包括近40位外方领导人在内的上百位国家代表与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会议。论坛期间，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中国作为东道国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汇总，形成了第二届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清单包括中方推出的举措或发起的合作倡议，在高峰论坛期间或前夕签署的多双边合作文件，在高峰论坛框架下建立的多边合作平台、投资类项目及项目清单、融资类项目、中外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的合作项目，共6大类283项。[13]其中，中方打出的举措或发起的合作倡议26项，在高峰论坛期间或前夕签署的多双边合作文件42项，在高峰论坛框架下建立的多边合作平台27个，投资类项目及项目清单17项，融资类项目4项，中外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的合作项目16项。
三 本章小结
“一带一路”倡议起源于中国古丝绸之路，以传承丝路精神为理念，旨在推动沿线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它抓住互联互通这个关键环节，聚焦经济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契合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需要，体现着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对中国自身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出至今，“一带一路”倡议在“五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系列成果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区域平衡发展、谋求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方面的带动作用。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外交政策，借助国内外已有的区域合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等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平台的未来，值得全世界期待。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安晓明：《我国“一带一路”研究脉络与进展》，《区域经济评论》2016年第2期。
范映渊、张晓红：《“一带一路”历史演进的逻辑生成》，《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裴长洪、于燕：《“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扩大开放》，《国际经贸探索》2015年第10期。
田惠敏、曹红辉：《“一带一路”的动因与挑战》，《全球化》2015年第6期。
张宏志：《古路新生与民族复兴——从“一带一路”建设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
张业遂：《建设“一带一路”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4期。
[1] 张宏志：《古路新生与民族复兴——从“一带一路”建设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
[2] 田惠敏、曹红辉：《“一带一路”的动因与挑战》，《全球化》2015年第6期。
[3] 范映渊、张晓红：《“一带一路”历史演进的逻辑生成》，《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4]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5] 张业遂：《建设“一带一路”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4期。
[6] 《新亚欧大陆桥十五年发展历程》，大陆桥物流联盟公共信息平台，2012年7月13日。
[7] 安晓明：《我国“一带一路”研究脉络与进展》，《区域经济评论》2016年第2期。
[8] 裴长洪、于燕：《“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扩大开放》，《国际经贸探索》2015年第10期。
[9] 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
[10] 以下章节除特殊说明外，基本遵循这个分类方法。
[11] 数据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网。
[12] 数据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网、国家统计局，下同。
[13] 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n100/2019/0427/c24-13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