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本书第一部分为《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舞鹤（1951—），一个公认重要而又难以解读的台湾当代小说家。出生于台南，毕业于成功大学中文系。这个1990年代让文坛惊艳的“新”面孔，其实早在“乡土文学论战”——1970年代末以文学之名掀起的重要思想、政治论争——的同时，就曾以“陈镜花”之名，发表过一个透露了写作潜力和野心的短篇《微细的一线香》（1978），同时入选艺术与思想标准不同的两本年度小说选。但在接下来被认为是台湾社会“民主转型”、文学解禁、众声喧哗的1980年代，舞鹤不是弄潮儿，反倒从文坛消失，在台北边缘的淡水小镇，一隐十年。十年孤独历练，舞鹤一飞惊人：不只是他书写方式与“众”不同，乡土、新乡土、本土、现代、后现代……文坛的新旧潮流符号，似乎都难以概括；更重要的，他从个人生命经验出发的书写，奇崛而丰饶，贯穿了197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重大转折与现代性问题。本书往返文献的案头与社会生活的田野，探讨舞鹤创作的文学、历史内涵及其折射的台湾现代性问题的曲折：包括殖民史的反思、戒严体制下自由意识的生成、本土政治与本土文化叙述的兴起、乡土/都市的现代化景观与批判、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乌托邦想象等。

透过舞鹤，眺望台湾。在台湾当代文学的脉络中，舞鹤上承七等生、王文兴等现代主义与乡土情境融合的一脉，下又被新生代作家骆以军等奉为“恶汉”、“私小说”写作的前辈。舞鹤早期习作，多充满现代主义的前卫色彩——寄寓了文艺青年虚无缥缈的反叛意识，但到《微细的一线香》，他已经以“家族史”追寻台湾的殖民历史与乡土现实，显示了1970年代“乡土文学”兴起后，“关怀现实/认识历史”作为一种道统，与现代主义产生的交错、绵延的关系；1990年代发表的《逃兵二哥》，以逃兵故事敷衍成一则反体制的现代神话，道出30年戒严体制下知识分子“自由”意识的生成与扭曲；《调查：叙述》以解严后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调查为题，从中可见台湾悲情叙事的由来与限度，本书并将其置于“二二八事件”的文学书写脉络，解析本土政治与本土文化叙述的运作。《拾骨》、《悲伤》以恣肆的黑色幽默描摹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都市变貌，同时指向知识分子现代化批判话语的苍白。此后，舞鹤走入高山海边的少数民族部落，长篇小说《思索阿邦．卡露斯》和《余生》对少数民族的当下生存和历史记忆的探访，既体现，也试图超越逐渐流行的多元文化论和“弱势关怀”。在《舞鹤淡水》这一带有自传意味的“肉欲书”中，他自大学时代的现代主义习作中即见端倪、其后其实一路贯穿，以肉体情欲之解放为个人“自由”的最后堡垒的执念，得到极致展现。此后长篇《乱迷》有意以书写规则的颠覆，来进一步实现他文学形式与自由信仰的统一：“流畅中文”的规范被彻底抛弃，呓语胡言，包裹的是他自早年写“家族史”以来，身而为人、为台湾人、为世纪末台湾人的不断自我寻求与自我割弃，以求抖落意识形态加诸个人的“执迷”。在此意义上，书写就是求自由之路。舞鹤的创作，由此成为二战后台湾现代化经验激发为个人意识的一个完整、酣畅而饱满的个案，看似特殊、极端，但实则具有“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特别认知价值。

概言之，光复后的儒家教化、反共教育，以及深入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的“美援”文化，催生了一种保守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这是舞鹤成长的环境，也是他不断叛逆、逃离的对象。移民传统、乡土社会中未被收编的率性、真气乃至“邪魔”之力，处于主流美学、政治、思潮之外的另类立场，则被他作为在现代台湾的困局中左冲右突的依靠。但他追寻的“绝对自由”和“乱迷”美学，并不能打破这一“现代台湾”对人的深刻限定，更难以开展切实的社会进步的想象。《余生》中，浪荡部落的主角与泰雅姑娘溯溪而上，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美善的呼唤，停留于（最本土的）祖灵乌托邦。或可以说，以个人反抗为旨归的“舞鹤台湾”，虽然在文学美学上独树一帜；但在社会历史的思考上，只是提供了一个激进版的虚无文本，而这也透露了个人主义的“人道”与“自由”的局限。也就是，“最具诺贝尔奖之姿”的舞鹤，体现了战后台湾“婴儿潮”世代作家融汇“本土经验”与“现代主义”所达致的美学高度与思想困境。

本书的第二部分《细读六家》，收入论及旅台马华小说，陈映真、郭松棻，白先勇的昆曲改编，以及日据末期张文环、吕赫若对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反省等六篇论文，一方面为延伸讨论台湾现代性问题的更多层面，特别是，日据时代以来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左翼思想在文学中的沉潜与再生；另一方面，也期待读者通过这些作家笔下的台湾，与舞鹤台湾相对照，以打开更多认识、理解、思考台湾的空间。

关键词：舞鹤创作 现代台湾 殖民地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