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晚商北方地区农业气候研究

气候是农业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农业气候研究是农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民国时期，学术界已经开始探讨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用以解释中国南北时势变迁的内在动力，如竺可桢先生《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25]、蒙文通先生《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26]皆为此一时期有影响力的文章，这类文章使得学者认识到历史时期气候常常变化，未必与今日相同。学术界对于晚商气候的研究，始于徐中舒先生1930年发表的《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徐先生通过甲骨文中的“获象”“来象”材料、作为地名的“豫”为象邑合文、甲骨文中“为”字从又（即手形）迁象形等内容论证殷代河南乃大象产地，进而认为殷代河南的气候环境必与今日不同。[27]徐中舒先生以后，学术界对晚商北方地区气候是否与今日北方地区不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争议，至今仍未获得统一认识。一方面，研究晚商气候最主要的材料是传世文献、甲骨卜辞和动物遗存，不同学者对相同材料有着不同的解读，也就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同；另一方面，晚商气候是一个大的研究课题，除了分析文献、卜辞和动物遗存外，土壤磁化率、孢粉分析、木炭分析等也相继成为分析晚商气候的手段和方法，这些不同手段和方法的学术背景并不相同，适用的范围也各有差异，新手段和新方法很可能并没有消弭此前的矛盾，反而让晚商气候更加扑朔迷离，所以需要对各种方法所得结论加以分析。

进入21世纪，随着甲骨文材料的不断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商代考古遗址的不断发掘，以及新手段和新方法的普及，本书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个综合研究，以求得一个相对客观、可靠的答案。基于这个目的，本书从三个方面讨论晚商北方地区农业气候：全新世气候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的气候变化背景，但这一研究领域的多数成果缺乏精细的分期，无法与考古遗址分期体系一一对应；甲骨文中降雨意愿是商人对气候的直观感受，也是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部分，受限于甲骨学的发展阶段，在新时期有必要重新整理和研究；商代喜暖哺乳动物群是气候变化最直观的反映，但这类动物遗存出土情况并不均衡，需要与卜辞材料相互参考。以上三个方面，层层叠加，共同构筑商代气候变化框架，缺一不可。

一 全新世气候大背景下的晚商气候

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国内最先构建全新世中晚期气候序列的文章。在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竺先生从动植物遗存、甲骨卜辞中的记载推导出自仰韶文化到商末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正月的平均气温高3℃—5℃，竺可桢先生认为，“在安阳这样的地方，正月平均气温减低3℃—5℃，一定使冬季的雨雪总量有很大的不同，并使人们很容易察觉”。[28]竺可桢先生得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气候总体偏暖的结论，被学术界称为全新世大暖期[29]，是全新世气候的一个重要特征，具有普遍性。施雅风、孔昭宸等先生利用孢粉、冰芯、古湖泊、古土壤等材料把中国的大暖期时间定为8.5—3.0ka BP[30]，印证了竺可桢先生关于仰韶文化到夏商比现今气温更高的结论。后来，王绍武先生根据施雅风的数据，对全新世中国的温度做了定量的计算，用孢粉和冰芯记录建立了中国10个区的全新世温度，进一步确定8.5—3.0ka BP期间的温度比现今温度更高。[31]最近，方修琦、侯光良两位先生利用校正数据重建了中国全新世气温序列，把全新世气温分为波动升温期（11.5—8.9ka BP），气温总体低于现代；暖期（8.9—4.0ka BP），气温整体高于现代，其中鼎盛期出现在8.0—6.4ka BP，气温最高时高出现代1.5℃左右；变冷期（4.0ka BP以来），气温略低于现代水平。[32]可见，学术界一般认为大暖期结束于4.0—3.0ka BP，这囊括了商代的历史年代。

在大暖期结束时，气候趋于干旱，除了文献中普遍存在的三代大旱的记载外，近十余年发表的高分辨率古环境序列成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王绍武先生将10个地点的孢粉、泥炭δ13O、有机碳总量（TOC）和磁化率数据作为代用材料，构建了中国全新世气候湿润度的对比曲线[33]，如图1—1所示。

从图1—1可以看出，约距今四千年是一个节点，4.0—2.0ka之间气候持续干旱。在此期间，一方面，干旱化过程中也存在逆向湿润的时段；另一方面，这段时间的湿润度总体还是要高于今日。这是商代气候的大背景。

就晚商气候而言，洹河流域的全新世气候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可以考察晚商都城附近的气候状况。唐际根、周昆叔两位先生对安阳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进行了磁化率分析和孢粉分析，磁化率分析结果显示，大致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后磁粒增加，气候逐渐转好，到商末周初又有变坏的趋势；孢粉分析显示，木本花粉大约在西周早期阶段明显较少，喜干凉的蒿、藜、禾本科花粉与卷柏孢子的数量增加，表明此时期气候转凉。[34]另外，李贶家等先生对安阳附近的濮阳地区的钻探结果显示，虽然进入4.0ka后，豫北平原气候整体干冷，但在约3300年前后，该地区气温有转暖的趋势，湿度也在增加，直到晚商中晚期又急剧变坏。[35]从土壤孢粉与磁化率分析结果来看，晚商都城附近的气候应该有一个由湿暖到干冷的转变，湿暖时期的气温应该比现今安阳地区更高。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王树芝先生对殷墟刘家庄北地出土木炭遗存的树种进行共存因子分析，认为晚商时期总体气候与现今并无多大不同，且晚商末期降雨量增加，易发洪水。[36]这种判断可能是有偏差的。遗址中常见的木炭可能是古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出来的木材，所以它们并不总是能够反映遗址的气候，比如刘家庄北地中没有出土竹子遗存，并不等于殷墟周边没有竹子的存在（如殷墟郭家庄M160就出土过细竹编织的小竹篓）。而刘家庄北地遗址出土栎属木炭最多，这或许与当时居民喜欢把它们作为薪炭材有关。所以，本书赞同晚商时期殷墟附近气候更加湿热的观点。

图1—1 全新世中国气候湿润度的变化曲线
序列：1.哈尼 2.阿拉善高原 3.青海湖 4.巴谢 5.洪源 6.若尔盖 7.西藏 8.洱海 9.湛江 10.南海 所有曲线向上表示湿润，向下表示干旱。
（采自《中国气候变化》第233页）

二 由甲骨文中降雨意愿推测晚商气候

随着甲骨文考释、断代研究的进步，学术界开始系统利用甲骨文中的气候材料研究殷代气候，如1938年胡厚宣先生在《卜辞所见之殷代农业》“农业环境”一节中就利用甲骨文中的“雨”“雪”等气候现象的记载，及法国的德日进和中国的杨钟健两位先生所鉴定之殷墟热带、亚热带动物遗骸推测殷代黄河流域的气候必远较今日为热。[37]1940年，德国学者魏特夫作《商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系统收集殷墟卜辞中与气候有关者，通过考察商代雨雪、农业、征伐、游田、骨化石等内容，证明殷代气候较之现今稍微为暖和。[38]不过，董作宾先生并不赞同胡厚宣、魏特夫二氏论文中的研究方法及所得结论。董先生谓魏氏的研究中缺乏对卜辞的经验性了解，而执着于不甚靠谱的统计，以致得到不甚可靠的“结论”。[39]董作宾先生这种批评，连带着也否定了胡厚宣先生《卜辞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中与气候有关的研究成果，再加上当时学术界多有认为商代北方气候并未见与今日有显著不同，所以胡厚宣先生乃重论此问题，在《卜辞所见之殷代农业》“农业环境”一节的基础上作《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以答复学界。

胡厚宣先生从八个方面论证了殷代的气候：第一，卜辞中殷历一月到十三月都有雨或雪之记载，表明殷代终年存在降雨之可能，可见殷代多雨；第二，屡见联雨刻辞，则殷代雨量较为充沛；第三，卜辞中的农作物栽培，黍、稻一年栽培两季，近乎无冬日之状态；第四，稻米之丰富；第五，水牛（即甲骨文中最常见之“牛”字）之普遍；第六，卜辞兕、象之生长；第七，殷墟发掘所得之哺乳动物群，如貘、獐、竹鼠、印度象等；第八，卜辞中田猎之兽众多，可见殷代森林与草原较为茂盛。[40]基于此八方面的原因，胡先生认为殷代的气候至少当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这一结论，对商代气候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学术界在讨论商代气候卜辞时往往都要引用胡先生的这一篇文章。

与之相对，董作宾先生很快又写了《再谈殷代气候》以回应，申明他与胡厚宣、魏特夫二氏利用卜辞的不同处。[41]董作宾先生认为，证明殷代气候是否与现今不同，不在于殷墟有无热带、亚热带动物群，关键在卜辞。就卜辞而言，不能笼统的把“雨”“不雨”视为降雨之可能，要联系全版关键文辞，探求占卜者的意愿，明了“雨”“不雨”究竟是想要下雨（对应雨少），还是不想下雨（对应雨多）。董作宾先生统计卜辞中往往不下雨的“卜月雨”与常常会下雨的“卜遘雨”，发现前者集中在一年中的十月到三月，后者集中在四月到九月，所以董作宾先生认为殷代十月至三月雨少、四月至九月雨多天热，殷代气候并不比现今暖、热。

除了董作宾、胡厚宣二位先生，还有学者对卜辞材料能否还原晚商气候表示怀疑，如陈梦家先生认为：“关于华北平原的古代气候，虽有人根据卜辞记雨月分加以推测，这些推测既不很准确，对于讨论殷代农业也没有很大的帮助。”[42]这种观点看到了利用卜辞重建晚商气候的困难，但因为困难就一票否决，是较为偷懒的方法。就民国学术界的成就而言，利用卜辞复原晚商气候虽然存在方法上的问题，如胡厚宣、魏特夫二位先生的统计材料错漏颇多，且没有考虑殷人占卜雨雪时期的“经验”与“意愿”；而董作宾先生的“卜月雨”“卜遘雨”的区分也并不仅限于他所区分的月份内，二者的月份实际上常常交叉，这点杨升南先生已经做了很好的说明[43]。但民国学者的研究经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若我们能够在当今甲骨学成果的背景下，寻找到一个相对可靠的判断占卜者是否希望下雨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来判断每一个月份雨水的相对多寡，还是对复原晚商气候有帮助的。

使用甲骨文探索晚商气候，难点在于利用经验判断占卜者求雨的意愿，我们比董作宾、胡厚宣两位先生幸运之处在于，有学者在董、胡之后较好地解决了占卜者意愿问题。比利时裔美国籍学者司礼义神父曾经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看法：在一对正反对贞卜辞中，如果一条卜辞用了“其”字，另一条卜辞则不用，用“其”的那条卜辞所说的事情，往往是占卜者所不愿意看到的。[44]这就是甲骨学界著名的司礼义法则。这一观点对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裘锡圭先生就认为“这一敏锐的观点也是可信的”。[45]具体到与求雨有关的卜辞上，若卜辞以“不其雨/雨”对贞，那么占卜者应该是希望下雨的；若卜辞以“其雨/不雨”对贞，那么占卜者应该是不希望下雨的。我们举个胡厚宣、董作宾两位先生都曾关注的例子，来说明卜辞“其”字的意愿：

□□〔卜〕，□贞：今十三月雨。一

己未卜，贞：今十三月不其雨。一

己未卜，贞：今十三月雨。二

贞：十三月不其雨。二

贞：今十三月〔雨〕。〔三〕

贞：今十三月不其雨。三 二告

贞：今十三月不其雨。四

今十三月雨。五

今十三月不其雨。五

唯上甲害雨。

不唯上甲。

《合集》12648【典宾】

这是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所得一个较为完整的龟腹甲卜辞，董作宾先生已经指出这条卜辞是同一事项占卜五次，不能把求雨之事统计五次。根据司礼义对“其”字研究的结论，“今十三月不其雨”与“今十三月雨”形成对贞，“不其雨”中的“其”字表示不是不想下雨，即这条卜辞有希望下雨的意愿。作为证明司礼义结论的正确性，这条卜辞中的“唯上甲害雨/不唯上甲”是“不下雨是上甲导致/不下雨不是上甲导致”的意思，“害雨”证明“今十三月雨/今十三月不其雨”表达的是当时天气久不下雨、占卜者希望下雨的意愿。可见，司礼义对“其”字的研究适用于本书所要讨论的气候卜辞，所以本书以此作为判定占卜者是否希望下雨的基础，来探讨甲骨文中不同月份雨多雨少。

商王常常外出田猎，贞人要占卜当日会不会遇雨，如：

乙王其田，不雨。

其雨。

《合集》28549【无名组】

勿省宫田，其雨。

惠丧田省，不雨。

勿省丧田，其雨。

王其田，□入，亡〔灾〕，不遘大雨。

《合集》28993【无名组】

壬王其〔省〕宫田，不雨。

勿省宫田，其雨。吉

《合集》29177【无名组】

□未卜，在，贞：王步于□，不遘〔雨〕。

《合集》36630【黄类】

乙丑〔卜〕，贞：今〔日王田〕□，不雨。〔兹〕孚。

其雨。

戊辰卜，贞：今日王田，不遘雨。

其遘雨。

壬申卜，贞：今日不雨。

《合集》37647【黄类】

以上卜辞中的“其雨”“其遘雨”，很明显是说商王外出不会遇到大雨，贞人的意愿是不希望下雨。商代的雨，常常是商王忧愁的对象，卜辞把不下雨视为“亡忧”，这大概是因为雨水阻碍了商王的某些活动。正是因为雨水可能是商王活动的阻碍，所以商王才不断占卜，表达不希望下雨的意愿，这种愿景是可以视作占卜的月份可能存在降雨状态。从经验出发，如果一段时日内，气候干燥无雨，贞人很可能不会特意占卜天气是否下雨，这种时候胡厚宣先生提出的下雨之可能是成立的。如果某一月份这种不下雨的意愿重复出现，就更有说服力，足以视为当月降雨多少的参考系；反之，对于没有反复出现不下雨意愿的月份，虽然不能证明当月不可能下雨，但足以说明当月下雨可能性较其他月份为小。

本书统计了甲骨文中有明确月份的不希望下雨卜辞，见附表一。在附表一中，宾组卜辞的数量并不很多，师宾间、典宾类、宾三类合计有7辞，其中五月与七月各2辞，二月、三月、六月各1辞，只能表明五月到七月下雨可能性最大，而二、三、六月也都有下雨之可能。

七月前后多雨，这点也可以由没有确凿月份的部分卜辞来证明，如：

戊辰卜，争贞：其雨。

贞：不雨。

庚午卜，内：屯呼步。八月。

《合集》14201【典宾】

戊辰与庚午相差两日，这条不希望下雨卜辞的时间应该也是八月。再有：

丁未〔卜〕，王贞：余不获。六月。

辛酉卜，贞：乙丑其雨，不唯我忧。

贞：乙丑其雨，唯我忧。

辛酉卜，贞：自今至于乙丑其雨。壬戌雨；乙丑阴，不雨。

辛酉卜，：自今至于乙丑不雨。

壬申卜，贞：亘戎，不我翦。七月。

《合集》6943【宾一】

乙丑日与壬申日在一旬之内，应该同为七月；而辛酉与壬申日分在两旬，辛酉或为六月，或为七月。“自今至于乙丑其雨/自今至于乙丑不雨”，暗示六月末或七月不希望下雨。这条卜辞的验辞是“壬戌雨，乙丑阴，不雨”，表明乙丑日不下雨，但壬戌日下雨。可见，七月前后的月份常见雨水，是较为明了的。

出组卜辞是附表一中的大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相较于延续时间较长的宾组卜辞，出组卜辞年代较为集中，主要出现于祖庚、祖甲时期。我们按月份把宾出类、出组二类以及无法分类的出组卜辞一起统计，制成出组卜辞不同月份不希望下雨的意愿图，如图1—2所示。由图1—2可知，不希望下雨的意愿在七月份达到顶峰，这与宾组卜辞的结果大致相符。

图1—2 出组卜辞不同（殷历）月份出现不希望下雨卜辞的次数

对于图1—2，值得注意的是二、三、四、十、十一、十二几个月份，都有不希望下雨的愿望，仅十三月与一月不存在这种意愿。这暗示晚商前期（指武丁、祖庚、祖甲时期）殷墟附近几乎全年都有降雨可能，且降雨量必不会太小，不然占卜者不会产生不希望下雨的愿望。

杨升南先生曾经统计过卜辞中验辞的降雨情况，如表1—1所示[46]：

表1—1 杨升南先生统计卜辞中降雨月份表

从验辞入手，确实可以看出占卜的结果，但验辞往往是占卜者希望得到结果的验证，如一到五月的“已雨”与“不雨”都是一年中较多的月份，一个月不可能同时雨多、雨少，表1—1中的“已雨”与“不雨”出现的多寡只能代表占卜者意愿得以实现的多寡。

结合表1—1与图1—2，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七月是占卜者最不希望下雨的月份，“不雨”的验辞也不是很多，表明七月的雨水确实十分充沛；其他月份的雨水也不少，从验辞来看，一月到五月虽然是最常见的“不雨”月份，但这几个月也是验辞“已雨”最多的月份，表明这些月份的降雨量常常符合占卜者的意愿。

据《安阳县志》，安阳1950—1980年平均降水为606.1毫米，夏季（6—8月）降水最多，平均达391.6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65%，尤以7、8月最集中；秋季（9—11月）降水最少，平均为112.3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19%；冬春二季（12月到次年5月）雨雪稀少，两季仅占全年降水量的16%。[47]如果把安阳这30年的降雨情况与卜辞降雨意愿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卜辞中的四月到十月（殷历[48]）的降雨情况相当于现今夏秋两季降水，其中七月降雨情况对应现今夏季7、8月（公历）降水。所不同者，安阳地区现今降雨量呈现明显的夏多、冬少，二者差异极大，冬季降雨十分稀少，仅占年平均降水量的3%左右[49]，但晚商早期（即宾组与出组卜辞年代）殷墟附近其他月份也不少，与殷历七月相对的殷历一二月份的降雨量并不十分稀少。可见，从晚商早期殷墟附近全年降雨量来看，它与现今安阳地区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从晚商早期殷墟附近降雨情况来看，虽然每月的降雨量有所差异，但总体较为充沛，这与现今安阳地区不同，而与如今江淮地区或长江流域中下游沿岸可能更为接近，如江苏的苏南地区冬季降水量占全年的13%左右，江淮间降雨量约占全年的10%左右[50]，冬季也并不十分缺雨。所以，从甲骨文中的降雨情况来看，本书赞同胡厚宣、魏特夫等先生的结论，晚商早期殷墟附近降雨较现今安阳地区要多，而略似于淮河流域或长江流域。至于晚商晚期的降雨情况，因为缺乏有记月“其雨”“不其雨”卜辞，本节暂时搁置不论。

三 晚商大象的种属与分布

因为大型哺乳动物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所以在讨论晚商气候时，学术界一直很关注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类与分布，这其中大象就是研究的重点。关于晚商大象，目前学术界最关注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晚商大象遗存的种属；其二，北方地区晚商大象遗存是否为本地来源。下面本书从这两个方面讨论晚商大象。

（一）晚商大象遗存的种属

不同种类大象具有差异较大的环境指示意义，如现代的亚洲象栖息于亚洲南部热带、亚热带气候区，若历史上的亚洲象曾出现在北方地区，那么当时北方地区的气候与现代的气候必然不同；而已经灭绝的古菱齿象曾经与披毛犀共存，说明古菱齿象生活在温凉的半干旱半湿润环境[51]，若晚商北方地区曾适合古菱齿象生存，那么就不能说明晚商北方地区气候与今日气候有较大差异。

殷墟出土的大象遗骸，法国的德日进、中国的杨钟健两位先生鉴定为印度象[52]，是亚洲象的一种，所以持商代北方也有亚洲象这一观点的学者自然认为商代气候较今日温暖。但最近李冀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先秦时期中国北方野象并不是亚洲象，而应该是古菱齿象，先秦时期北方气候并不适合亚洲象。[53]这种观点虽然获得一定的支持[54]，不过笔者并不赞同李冀先生的观点。

李冀先生所持观点的理由有这样三条：第一，中国的古菱齿象存在于上新世晚期到更新世晚期，没有理由不延续到全新世；第二，先秦时期北方地区气温只比现代高几度，尚达不到亚洲象的生存气候；第三，现有的亚洲象遗骸不仅稀少，且多为破损材料，古生物专家据此作出的种属鉴定是有问题的。对于李冀先生所说的第一条，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古菱齿象灭绝于更新世晚期[55]，这或许与更新世晚期向全新世过渡期间气候异常有关。在末次冰消期，北半球气温持续升高，降水增加，但距今约一万两千多年前的新仙女木事件造成全球性气温骤降，在短短十年内，地球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7℃、8℃，之后进入长达千年的严寒期。这期间，古菱齿象可能由于无法适应这种骤然降温、缺乏食物等原因，最终灭绝。[56]李冀先生提出古菱齿象可能进入全新世期间，却没有考虑到全新世末期气候异常，故此与学术界普遍观点相矛盾。

关于李冀先生提到的第二点与第三点，可以通过梳理新石器时期大象遗存[57]及其共存动物遗存一并回答。中国新石器时代大象遗存主要有：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早期文化层肱骨近端一件，被鉴定为真象属，肱骨尺寸接近印度象。[58]秦安大地湾遗址还出土苏门犀、中华竹鼠、獐等喜暖动物遗存。

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仰韶文化早期象臼齿遗存，贾兰坡先生鉴定为亚洲象。[59]下王岗遗址共出的动物遗存还有孔雀、苏门犀、水牛等喜暖动物。

湖北巴东楠木园遗址新石器时期晚于大溪文化的地层中出土象骨六件，被鉴定为亚洲象。[60]

浙江宁波河姆渡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地层出土象的臼齿一枚，左距骨一件，髋臼骨两件，被鉴定为亚洲象。[61]河姆渡遗址共出的喜暖动物遗存还有苏门犀、爪哇犀、水牛、獐等。

浙江菱湖全新统地层中出土一件象的第三右下臼齿，被鉴定为亚洲象。[62]

上海马桥遗址也出土大象遗骸，被鉴定为亚洲象。[63]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一件完好的左上第三臼齿，据鉴定，该臼齿不是我国更新世时期广泛存在的纳玛象臼齿（古菱齿象亚属），与现生的亚洲象牙齿仍有一定区别，或可能为现生亚洲象的近代直系祖先。[64]

广西百色革新桥遗址第五层（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两件象牙残片，可能是亚洲象。[65]百色革新桥遗址第五层还出土犀牛骨骼七件。

福建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件象的左侧尺骨，被认为是印度象。[66]

以上是中国大陆出土的部分新石器时期亚洲象遗骸，其中有些遗骸因为破损严重，无法进行细致鉴定，只能根据时代与地理位置推测种属，但大部分遗骸都经过正规鉴定。这些大象遗存与新石器时代其他动物遗存相比，固然不多，但也称不上稀少，若按李冀先生所说，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全部可疑，实在难以服众。而且，甘肃与河南出土的大象遗存竟然与苏门犀等喜暖动物群共存，这说明当时大象的生存环境是较为暖热的。我们知道，现生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热带地区，与苏门犀分布范围的气候带大致相当，既然新石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发现与苏门犀共存的大象遗存，实在没有理由认定这种大象遗存不是亚洲象。实际上，中国北方地区苏门犀遗存不独见于大地湾与下王岗两处遗址，陕西宝鸡关桃园遗址前仰韶第三期[67]、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半坡地层[68]都有苏门犀遗存，可见新石器时期早中期北方地区气候足以支持苏门犀的活动，那么出现亚洲象踪迹也是毫不奇怪的。李冀先生为了论证先秦时期北方地区气候不适宜亚洲象生存，以至于认定出现在北方地区的苏门犀具有耐寒能力[69]，存在逻辑矛盾。与其认定苏门犀耐寒，何不如直接认定亚洲象耐寒？可见李冀先生的观点不仅缺乏证据，且缺乏必要的逻辑性，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大象遗存应该是亚洲象。

就晚商而言，唐际根先生在《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一书中明确指出殷墟出土的幼象被鉴定为亚洲象[70]，鉴定者是周本雄先生。除此之外，古菱齿象头骨高、弯形，有较大的额部突起[71]，但晚商遗址出土的大象艺术形象（如玉象、铜象）中的头部并没有古菱齿象那么高，额部突起也不明显，二者明显不是一个种类。而且，古菱齿象属的象牙异常巨大，苏皖北部发现的晚更新世淮河古菱齿象象牙化石可达4米左右[72]，象牙与象身长度之比较大，这点也不见于晚商出土的大象艺术形象身上。所以，从已有的种属鉴定，以及大象艺术品形象来看，晚商北方大象遗存的种属应该是亚洲象。

（二）北方地区晚商大象遗存的产地

目前，北方地区晚商时期亚洲象遗存主要发现于殷墟遗址。1935年春季第十一次发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王陵东区祭祀坑中发现一兽坑，南北宽3.1米，东西长5.7米，底深4.6米，埋象一匹。[73]1935年秋季第十二次发掘，史语所在王陵东区又发现一长方形象坑，南北长5.2米，东西宽3.7米，深2.3米，埋葬大象一匹，象奴一人。[74]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王陵东区发掘近40座祭祀坑，其中有一座长方形象坑，长2.4米，宽1.68米，深1.8米，埋葬一匹身长2米的幼象，脊背处有一铜铃；象的前肢处埋有一小猪，与幼象四肢相对。[75]除这三处象坑外，1936年法国的德日进和中国的杨钟健两位先生鉴定殷墟出土一枚破损象臼齿为印度象，这是殷墟发现零碎象骨遗存的例子。[76]

本书一开始提到，徐中舒先生认为殷代河南地区存在大象，随着北方地区晚商大象遗存出土的增多，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徐中舒先生的观点。[77]但是，法国的德日进和中国的杨钟健两位先生在鉴定殷墟大象遗存的同时，明确提出安阳的大象系“自外搬运而来者”，这种观点也有相当多的支持者。[78]最近，陈絜先生根据他对甲骨文中“泰山田猎区”的研究，认为甲骨文中狩猎大象与“泰山田猎区”地名共版的事实证明商代大象产自今山东泰山附近，而将殷墟出土的大象骨骼视为外来进贡者。[79]可见学术界对商代北方大象产地的解释不尽相同。

就目前的考古材料来说，安阳殷墟是都城遗址，所以很多学者怀疑该遗址出土的大象遗存或许可能是进贡或贸易所得，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故此我们判断晚商北方地区大象遗存产地时还需要别的证据，本书认为甲骨文材料可以提供大象本地来源说的关键证据。

关于甲骨文中的大象问题，王宇信先生做过很好的研究，他令人信服地从甲骨文中证实了殷墟大象本地来源说。[80]但是，王先生的研究中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他所引用的甲骨卜辞中，有一些与“象”是无关的。正是从这些有问题的卜辞出发，陈絜先生得出大象来自山东地区的结论。[81]下面卜辞出现在王宇信先生和陈絜先生的论文中：

辛未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获十，雉十又一。

《合集》37364【黄组】

乙亥王卜，贞：田丧，往来亡灾。王占曰：“吉。”获七，雉三十。

《合集》37365【黄组】

丁亥卜，贞：王田，往来亡灾。擒。唯百三十八，二，雉五。

《合集》37367【黄组】

〔获〕狐十、麑䱷一，求一，雉十一。

《合集》37368【黄组】

□□王卜，贞：田梌，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兹孚百四十八，二。

《合集》37372【黄组】

壬午卜，贞：王田梌，往来亡灾。获隹一百四十八，二。

《合集》37513+《合集》37373【黄组】

壬戌王卜，贞：田，往来亡灾。王占曰：吉。获麇五、一、雉六。

《英藏》2539【黄组】

以上是学术界常常引用的商王狩猎获象卜辞，其中写作“”形的字，被认为是黄组卜辞中“象”字突出长鼻、身作单线的结果。上举卜辞中，“获”地点包括丧、、梌等地，属于陈絜先生划定的“泰山田猎区”，所以陈先生认为商代北方大象的产地在山东泰山附近。但是，本书认为这个“”形字是不能释为“象”的，这点可以由甲骨文中确凿无疑的“象”字字形来证明。

在甲骨文中，“象”字区别其他兽类，在其明显的长鼻、张口、垂尾，如：“”（《合集》21472正），习刻，“子象随妊娠之母象”形。象鼻常常上卷，所以“象”字可以写作“”（《合集》1052正）、“”（《合集》10223）；象鼻或可以向下，“象”字由此写作“”（《合集》4611）、“”（《合集》4612）。无名组卜辞中，“象”字写作“”（《屯南》2539）、“”（《屯南》577），这是突出长鼻的字形，但象尾依旧下垂，且象的嘴巴依旧张开，与宾组卜辞“象”字一脉相承。反观黄组卜辞中的“”字，它的尾巴一般笔直上翘，头部呈长方形，与宾组卜辞和无名组卜辞“象”字造型差异较大，不符合大象形体特征。从尾巴与头部两点特征来说，“”字是不应该释为“象”的。而且，这个“”形有一例较为清晰的拓片，作“”（《合集》37372），可以很明显看出两脚有爪，这与大象四肢无爪是不同的。另外，我们看甲骨文中从“象”的“为”字，其所从之“象”也没有写作“”“”等形，也可以为证。故此，《新甲骨文编》《甲骨文字编》等书“象”字条下并没有收录“”“”等字形。[82]是以，将“”“”释为象，进而据此判断商代大象的产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我们不仅不能据黄组卜辞中与“”字有关卜辞认定商代北方大象产自泰山周围，也不能引这些卜辞证明晚商晚期获象的多少。虽然如此，甲骨文中依旧有可以证明大象来源的记载。

甲骨文中的“象”字主要有两种用法。第一种用法是用为本义，表示大象这种动物，如：

获象。

《合集》10222【典宾】

遘获象

《怀特》306【典宾】

这是捕获大象的记载。

贞：不其来象。

壬辰贞：来。

《合集》9173【典宾】

这是进贡大象的记载。

丁酉卜，争贞：象。

贞：不其象。

《合集》1052正【宾组】

这是用大象祭祀祖先神的意思，上举殷墟三座象坑即是这类祭祀祖先的证据。

甲骨文中“象”的第二种用法是用为人名，如：

〔贞〕：惠象令。

贞：惠象令比仓侯。

贞：惠象令比仓侯。

《合集》3291【典宾】

这条卜辞中的“象”字是人名，此人可以“比仓侯”，当是武丁时期重要贵族。按照商代人名、族名同一的原则[83]，这一贵族所属家族的族徽很可能就是金文中的“象”字，如河南安阳薛家庄东南M3出土的象觚、象爵[84]或许与此家族有关。

卜辞还有：

于癸亥省象，易日。

壬戌卜：今日王省。

《合集》32954【师历间】

这条卜辞中的“省象”，可能是商王亲至贵族象的领地进行视察的意思，但更可能是省查大象，与卜辞中常见的“省牛”“省黍”相似。若是后者，那么商王所“省”之象很可能是豢养之象，管理这群大象的家族或即《合集》3291中“比仓侯”的象族。

在可以确定的“象”字卜辞中，有两条卜辞值得注意：

贞：生月象至。

不其至。

贞：令亢目象，若。

《合集》4611正【典宾】

丁未卜：象来涉，其呼射。吉。

射。

己未卜：象既其呼。吉。

《屯南》2539【无名组】

《合集》4611中“生月象至”“令亢目象”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贵族象来王都，商王命令亢观察、侦查象，如卜辞中的“目方”（《合集》6194）；另一种可能是大象向王都走来（“至”，应该指至于商的近畿），商王命令亢侦查大象，如卜辞中的“目麋”（《合集》28374）。根据贵族象与商王之间良好的关系，“目象”更可能是侦查大象，而不是侦查贵族象。《屯南》2539是较为明确的田猎卜辞，“象来涉”是大象涉水过河的意思，本辞没有点明所涉之河，据“来”字，大象所涉之河很可能就是王都附近的洹河或王都东部的黄河古道。这两条卜辞可以说明，晚商王都附近有野象存在。

卜辞还有：

象其即

于盂。

《屯南》577【无名组】

此条卜辞与上举《屯南》2539组类相同、用词相关，或为相关联的事类，不过，虽然此辞出现“盂”地，却无法据此残辞确定大象产地。这是因为，其一，同版卜辞中的地名相互关联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地名同版，地理位置一定接近；其二，目前学术界对甲骨文中“盂”地地理位置的认识争议极大，有“沁阳田猎区”[85]“泰山田猎区”[86]河南睢县[87]等重要观点，目前很难确定“盂”地具体地望。无论如何，《屯南》577不失为证明晚商北方地区有大象的有力证据。

综上，根据《合集》4611与《屯南》2539，殷墟附近有野生大象，这足以证明殷墟出土的大象遗存可能来自本地，而不是来自南方或东方。需要注意的是，甲骨文中的大象事类只见于殷墟早中期，黄组卜辞不见与大象有关之记载，这是否暗示殷墟末期安阳附近已经不见大象踪迹了？这尚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四 商代喜暖哺乳动物群分布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农业气候的长时段性，以及动物遗存年代的模糊性，这里把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商代北方地区出土喜暖哺乳动物群。在商代北方遗址发现的动物遗骸中，除大象外还有大量热带或亚热带动物，如野生水牛、犀牛、竹鼠、獐、貘、鳄等。其中，多数商代遗址中的鳄鱼遗存都是鳄鱼的骨板，是鼍鼓的原材料，且出土这些骨板的遗址等级较高，这些制作礼器的鳄鱼骨板并不一定是当地所产。貘仅在殷墟遗址有过发现，数量太少，也不做介绍。所以本书只讨论野生水牛、犀牛、竹鼠、獐，这些动物与大象一起，构成喜暖动物群，是证明商代北方地区气候极好的材料。

本书根据商代遗址是否发现过喜暖动物，按动物种类制成表1—2：

表1—2 商代遗址中的喜暖动物遗存

续表

在表1—2中，部分遗址的动物遗存介绍较为简单，没有出土背景，但也有少量遗址介绍了较为清晰的动物遗存出土背景或骨骼描述，如山东阳信李屋遗址出土82件獐骨，至少代表22个个体，部分骨骼上有食肉动物咬痕，同出的动物骨骼往往成百数千，这表明该遗址内大量的动物堆积可能与宴享有关。如果表1—2喜暖动物与饮食关联密切，那么这些动物很可能是本地的，而不是由外地进贡或贸易而来。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分析表1—2中每一类动物的种属、习性和分布区域，来探索它们与晚商气候的关系。

1.水牛

现生野生水牛多活动在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不丹、泰国等热带地区，中国的家养水牛普遍存在于淮河以南地区，这表明水牛需要一个相对温热的生存环境。

中国早期水牛有八个种属，进入全新世后，只有圣水牛广泛分布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表1—2中的水牛遗存也多被鉴定为圣水牛。目前，学术界对于早期遗址中圣水牛是否是家养的问题争议较大。自德日进、杨钟健鉴定出圣水牛后，学术界普遍认为新石器时代到商代水牛是家养水牛，并与稻作农业相联系，但这一观点在刘莉等人的研究中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美国学者刘莉、加拿大学者杨东亚和中国学者陈星灿三位先生注意到本土水牛的死亡年龄集中在青年/成年阶段，也有较高比例的幼年和少年个体，这种屠宰模式更近似于野生动物，而不同于家养水牛；而且，陕西临潼康家遗址10个样品DNA的D-环形序列属于不同序列组，与现生水牛有明显的不同。[88]刘莉等先生还在陕西渭河流域自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七个遗址中的水牛身上成功提取了DNA信息，进一步证明这些水牛并不是现代水牛的祖先，DNA序列单倍型多样性显示这些水牛可能为野生动物。[89]陈星灿师指出，水牛是商周青铜器最为常见的纹饰形象，而商周青铜器纹饰往往来源于野生动物形象，罕见家养动物形象，这也说明商周水牛是野生水牛。

据法国学者德日进的鉴定，殷墟曾发现千只以上的圣水牛，这说明殷墟曾经大规模捕猎野生水牛，这必然可以为甲骨文所证明。在甲骨文中，有一个被释为“兕”或“”[90]（为方便计，本书使用“兕”）的字形，写作“”（《合集》10407正）、“”（《合集》10450）、“”（《合集》190）、“”（《合补》2472）、“”（《合集》24358）等，这种形态主要见于师祖、宾组和出组卜辞，年代偏早；也可把腹部省成线条，写为“”（《合集》33374反）、“”（《合集》28391）、“”（《合集》37383）等，这种形态主要见于历组、何组、无名组、黄组卜辞，年代偏晚。“兕”字的字形虽然随着时代有日益简化的趋势，但它的特征是不变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带有纹理的角。“兕”，过去学术界多从唐兰先生的考释，认为是犀牛，而否定陈梦家先生野牛的看法。[91]后来，法国学者雷焕章从“兕”字的字形特征、“兕”字形态与商代艺术品上牛的造型、字音、卜辞用例等方面论证“兕”指的是野生水牛，而不是犀牛。[92]雷氏论据充足，不独考古学家多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93]，且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也赞同这一结论[94]。目前看来，“兕”为野生水牛的证据越来越充足，法国学者雷焕章的考证结果应该是没有问题。

在甲骨文中，商王常常捕获兕，这种捕猎活动极其频繁，且持续到黄组卜辞，说明商代殷墟附近田猎地中的野生水牛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数量，直到商末也没有消失。在田猎卜辞中，获兕的月份较为分散，有一月（2次）、二月（3次）、五月（1次）、六月（1次）、七月（2次）、八月（1次）、十月（3次）、十一月（2次）、十二月（1次），几乎全年都有获兕记载。水牛喜欢暖热气候，卜辞全年可以猎兕，排除了华北平原的水牛是迁徙而来的可能，进一步证明晚商华北平原气候较今日暖热。

结合甲骨文中的猎兕记载与藁城台西出土的水牛遗存，可以确定商代野生水牛的北界大约在太行山东麓平原一线。

2.犀牛

亚洲现生犀牛多分布在南亚、东南亚温暖区，有大独角犀（印度犀）、小独角犀（爪哇犀）、双角犀（苏门犀）三个种属，在我国全新世时期都有分布。[95]那么商代的犀牛属于哪一种呢？目前缺乏商代犀牛遗存的种属鉴定材料，幸好有青铜器上的犀牛形象，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商代犀牛的种属。

在商代青铜器中，有一件著名的小臣艅尊（《中国青铜器全集·4》图134），是犀牛的写生造型，其头部两角，当是双角犀。商代青铜提梁卣上，有装饰犀首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四祀邲其卣（《中国青铜器全集·3》图130）、日本出光美术馆藏（《中国の工艺：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图71），额上都有两角，也当是双角犀。故此，学者多认为商代的犀牛是双角犀，即苏门犀。[96]过去，学术界认为商代北方地区有很多犀牛，并引甲骨文中获兕记载为证，卜辞中常有猎获十多头，甚至二十头犀牛的记载。但苏门犀是独居动物，仅在发情与抚养幼仔时相聚，这决定了狩猎时很难同时猎获多只苏门犀，所以法国学者雷焕章关于兕是野生水牛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排除掉“兕”，甲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犀牛信息，但殷墟出土的犀牛遗存、晚商时期以犀牛为饰的殷墟风格铜器都可以证明商代华北平原曾经存在过苏门犀。苏门犀栖息于沼泽或距离水源很近的丘陵，每天可吃掉50千克的植物，它的存在，说明晚商华北平原不仅气候温暖，且有足够的植被。

3.竹鼠

竹鼠因吃竹子而得名，它的分布与气候关系密切，现今的竹鼠最北只能抵达甘肃、陕西南部，止于暖温带的南界。中国早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竹鼠遗存一般被认为是中华竹鼠[97]，可以食用。《本草纲目》谓“竹鼠肉甘，平，无毒，补中益气，解毒”，但中华竹鼠成兽体重不到一公斤，实在算不上什么珍稀佳肴。所以，商代北方地区的竹鼠遗存，应该是本地来源，而不是外地贡纳。从这一点看，竹鼠较之其他大中型喜暖动物，是反映当地气候的最好指标。

商代的竹鼠，最北界可以到河南北部与山东北部，远比现生竹鼠分布范围更广，这说明商代豫北和鲁北一线有着丰富茂密的竹子，可以供竹鼠食用。根据现生竹鼠分布的范围，中国现生竹子主要分布在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秦岭以北虽然可以种竹，但量少个矮，并不适合竹鼠生存。所以，商代竹林的北界既然可以延伸至豫北、鲁北一线，则商代华北地区的气温大体相当今日长江中下游沿岸。

4.獐

獐是小型鹿科动物，其现生种主要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的近水地，也是喜暖动物。史前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流行用獐牙器随葬[98]，龙山末期出现频率减少，王青先生认为獐的出现、繁盛与消亡过程与气候变迁大体一致[99]。所以，商代獐遗存的出土频率重新增多，暗示商代气温有变暖趋势。就商代獐遗存分布情况来看，林西县井沟子西梁遗址位置较为特殊，远远偏离獐的活动范围，不好定论，其他遗址集中在河南、山东两地，进一步说明商代河南、山东气温比今日暖热。

《说文·鹿部》：“麇，麞也。从鹿，囷省声。”麇在古书上指獐子。麇所从的“鹿”指的是没有角的鹿，在甲骨文中写作“”，它加上角，写作形，就形成了“麋”，代表麋鹿；写作形，就形成了“鹿”，表示梅花鹿。甲骨文有从鹿从禾的字，写作“”，是在鹿的形象上加了声符，成为“麇”，但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多用为人名或地名，而没有用为动物名称的例子。从这点看，“”字是有可能表示没有角的獐。最近，杨杨先生提出，甲骨文中被隶定为“”（）的字形应该就是獐[100]，但“”并不是在“”基础上产生的字，也与“麇”的字形相距甚远，应该不可以表示獐。

如果我们把“”视为獐，那么甲骨文中捕获獐的记载就不算少了。如师小字类卜辞有获獐百头（《合集》20723）的记载、师宾间类卜辞有获獐127头（《合集》10197）的记载、宾组卜辞有获獐159头（《合集》10199）、300头（《合集》10970）的记载；宾组以后，黄组卜辞也有获獐的记载，但数量较少，往往低于3头，少数卜辞有获得5头（《英藏》2539）、8头（《合集》37380）的记载。有两种可能的原因造成了早晚卜辞获獐数量的差异：其一，因为早期大规模狩猎，晚期獐的数量锐减；其二，因为气候变冷，獐的分布线向南退却。无论哪种理由，獐在晚商确实存在于华北平原，且数量不少。

可见，除大象外，诸如野生水牛、犀牛、竹鼠、獐等喜暖动物也会频繁出现在商代的华北平原，并为商人所捕杀，这暗示当时的气候比今日华北平原更为暖热。

五 关于晚商北方地区农业气候的几点认识

通过对晚商北方地区气候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全新世气候研究成果显示，晚商是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时期，气候复杂多变，但仍然比现在要温暖。

第二，甲骨文的材料可以证明，晚商前期的贞人不仅长年有不希望下雨的意愿，且殷墟附近有长年降雨的事实，所以晚商前期殷墟附近的雨量实在要比今日安阳地区更多，而与今日长江下游、淮河一带的降雨相似。

第三，晚商大象的艺术形象和象骨遗存可以证明，大象遗存的种属确实是亚洲象，而不是古菱齿象，这对我们研究晚商气候是有意义的。

第四，在甲骨文中，只有长鼻垂尾的一类字形是“象”，“”字并不是象字。甲骨文中存在狩猎大象的记载，还有大象出没于殷墟附近的记载，这足以证明晚商北方地区的大象遗存是本地来源的。

第五，除亚洲象外，商代北方地区不仅普遍存在圣水牛、苏门犀、中华竹鼠、獐遗存，且青铜器或甲骨文材料足以证明这些喜热动物是本地来源。

以上五点，构成了相互关联的证据链，共同证明晚商气候较今日更为温暖。所以本书赞同胡厚宣、竺可桢等先生对商代气候的判断。

到了商末，卜辞中猎获的喜暖动物日趋减少，这固然可能是人口增加、动物减少的结果，也有可能有气候转冷因素存在。所以，《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曰：“太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淮南子·俶真训》说：“逮至殷纣，峣山崩，三川涸。”《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可见商末气候有转冷的趋势，以致殷墟附近几条大河都有干涸的记载，甚至成为商亡的标志。唐际根、周昆叔对安阳古土壤的孢粉分析和磁化率分析也可以较好地显示商末周初气温日趋干冷的事实。是以，本书认为晚商气候是一个由暖热转干冷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