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祁的专著《晚商农业及其生产组织研究》能在“博士后文库”出版，很值得高兴。

研究商代农业不属于填补空白，前人已有许多研究，如杨升南先生的《商代经济史》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很值得称道。但是，王祁的《晚商农业及其生产组织研究》却推进了相关的研究，做出了相应的学术创新，难能可贵！

王祁曾说，他是将商代考古、甲骨文、金文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对商代晚期的农业及农业社会进行系统研究。这是一种多学科的结合，而且是有机的结合，其中考古学，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考古，也包括如浮选法在内的植物考古学。王祁在这样的多学科结合中做出了他的学术创新。比如书中利用植物考古材料，特别是王祁亲自对包括安阳殷墟在内的几处重要遗址进行了植物浮选工作，重建晚商时期农作物结构，得出商文化圈居民以粟为主要农作物的结论；然后将这个结论与甲骨文中以黍为主的农作物结构作对比，进而认为祭祀粮食和日用粮食是分开的，甲骨文中之所以重视黍是因为黍主要用于祭祀，这就很好解决了考古材料与卜辞材料的矛盾，是一大创新，也是该论文区别于其他农业史研究的特色之处。

小麦的传入与传播是现今植物考古学的热点，书中认为商代早期商人统治阶层曾有推广小麦种植规模的尝试，但这种推广受中原地区传统饮食文化的抵制，小麦在远离统治中心的地区依旧出土不多，在商代晚期更是彻底失败。王祁抓住了商代各地区小麦出土规模的不均衡性，提出了小麦传播与传统饮食结构的矛盾，是本书的又一创新。

书中从农业生产和管理的角度，对于甲骨文中大量的“受年”卜辞（即甲骨文中对年成占卜的卜辞）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许多新见解：诸如农业收成是早期王权的一个基础，商王朝重视农业与商王是群巫之长也有关系；后期卜辞对农业关注度减弱，与商王世俗王权的增强有关；受年卜辞所涉及的农业生产地分属于国土结构中不同的区域层次及其与内服、外服的关系等。这种多视角思维对今后推进商代农业研究是有启发的。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王祁尝试对商代生产组织进行探索，提出了晚商农业生产组织是二元的，着重从王卜辞中与农事活动有关记载加以论述，进而论述晚商时期社会结构的二元说，即在殷墟之外以血缘的族组织为基础，而在殷墟商都地区，既存在小型的血缘组织，也存在超越血缘组织的地缘组织。

王祁在本科是学理工科的；硕士研究生阶段转入考古学，学习植物考古；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他补学了甲骨文、金文、历史文献和史学理论等。他能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把自己的知识结构调整得如此合理，与他的刻苦密切相关。他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同时，运用甲骨文金文等材料写了好几篇商周史方面的论文，先后都得到发表，这展现出了青年学子的优秀潜质。也许我们对王祁书中的某些论述不一定赞成，但我们一定会为王祁崭露头角而感到高兴。最近，在与王祁的交谈中得知，他准备在博士后出站之后，考虑做原始社会至战国的先秦农业史的研究。这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项目，我期待着王祁做出新的成绩，使自己的学问更上一层楼。

2019年4月25日写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