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末二十年

以后的一段岁月，他按部就班地参加了县试、府试和院试，考试的地点，分别在吴江县、苏州府以及金陵。

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通过这三轮考试，才能获得诸生的资格，否则不管年龄多大，也只是个童生。十八岁那年，也就是嘉靖戊午（1623）年，他来南京参加院试，主试的学使孙某对他格外垂青，他居然荣获南京地区十三府四州的第一名。[6]这对他无疑是极大的鼓励，意味着他可以在府学享受国家发给的廪饩，经济上实惠不少，即使将来未能中举成为举人，也从此有了诸生的身份，摆脱了童生的民籍身份，可以穿着蓝色长袍，免除差役，跨入绅衿之列。这是他有生之年最高的政治待遇，所以晚年的回忆，还是历历在目。

接着是在苏州府学的继续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一批青年才俊，如国变以后隐逸的俞安期、史玄、章梦易、周安，以及后来中举并抗清殉国的顾之俊、吴昜。

但随后的乡试很不顺利。据朱鹤龄自己回忆，是“以高等五试棘闱，皆报罢”[7]。明代的惯例，乡试的时间定于子、午、卯、酉之年。朱鹤龄自苏州府学肄业至国变弃举，有六个举行乡试的年份，即丁卯（1627）、庚午（1630）、癸酉（1633）、丙子（1636）、己卯（1639）、壬午（1642），他共参加了五次，但皆以失败告终。失败的缘由，除科举制度本身的局限，朱鹤龄自己说“四十以前，半荒弃于疢疾”，疾病是个重要的阻因。另外，按照明末乡试的名额，即以南京这样的大区，录取也不过区区一百六七十人，所以清初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出身多为诸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从天启末年到国变之际近二十年沉重而压抑的科举日子中，明末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外部的后金势力快速扩张，已经逐渐威胁明王权的生存；内部的阉党如日中天，大兴冤狱，搞得腥风血雨，人人自危；朝廷的党争唱罢登场，此起彼伏；陕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规模逐渐壮大，已渐渐发展为明朝的心腹大患；各地的结社运动高潮迭起，波澜壮阔，形成一股改革的思潮。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正值朱鹤龄由二十岁的青年成长为四十岁的壮年时期，经历了这段风雨的洗礼，朱鹤龄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在多方面起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他的《愚庵小集》没有一首国变之前的作品，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唱酬、回忆、反思中看出时代的影子，勾勒出他大致的心迹。这可分几方面叙述。

一 人生道路的初步确立

朱鹤龄以经学名家，其以笺注经书为终身事业的人生道路，是在惊隐诗社与顾炎武密切交往后逐步确立的，明末二十年是朱鹤龄确立人生道路的关键期。

首先是明末社团尤其是复社的影响。科举时代，士子热衷于所谓“制艺”，作为博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寻师觅友，互相切磋，交流心得，形成一个小圈子，多则数百人，少则十余人，称为文社。文社的本意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勤学者把它看作求学问的地方，投机者把它当作获取功名的捷径。结社是明朝一代的文坛风尚，明末尤甚。

崇祯二年（1629），复社成立于朱鹤龄的家乡吴江，它由云间应社、浙西闻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主要领导人张溥、张采都是太仓人。复社的主要任务固然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几次大规模活动，或在朱鹤龄故里吴江，或在苏州，或在金陵。朱鹤龄目睹了“舟车之会，几遍海内”的苏州聚会，虽然始终没有加入复社，但他与复社有较密切的渊源，他对两社的几个代表人物，如张溥、张采、杨廷枢、周钟、吴昌时、顾梦麟均耳熟能详，与顾梦麟的交往还较密切，顾氏对《诗经》甚有心得，曾在应社开设《诗经》讲座。朱鹤龄后来著述《诗经通义》，多少受其影响。其他几个人物，在经学方面皆有造诣，如张溥的《易》学，张采的《礼》学，周钟的《春秋》学，杨廷枢、吴昌时的《书》学。尤其是张溥，遍注群经，卷帙浩繁。他们以复古相尚，一人各专一经，然后每月会讲，各出所长，相互切磋，达到“五经皆通”的目的，引领了一时的学界潮流。这种风气波及浙江，黄宗羲成立了“五经会”，万斯大、斯同兄弟参加。清初的经学复兴，经学家以遗民居多，地域又以吴、皖为主，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应社和复社当居首功，它奠定了清初经学的学术基础和传统。朱鹤龄的中青年，就生活在这种复古气氛浓厚的吴下地区，所以成为经学家有其深刻的社会渊源。

其次是明末著名经学家何楷的影响。朱鹤龄说：“余甲申岁读书金陵瓦官寺，窃网罗诸说，荟萃一编。……间以质之闽漳何玄子先生，先生跃然印可。时先生方著《春秋》，比事属词，未及《尚书》，遂命余卒成之。”[8]甲申岁是明亡的1644年，朱鹤龄正在南京参加科举，因屡举不中，开始肆力于经学，问学者是明末经学家何楷。何楷，天启五年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崇祯时，授户部主事等职，因勇于言事，弹劾权臣，于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被贬为南京国子监丞。顺治二年（1645）从唐王入闽，为郑芝龙倾轧。漳州破，郁郁而终。著有《古周易订诂》十六卷、《毛诗世本古义》二十八卷、《孝经集传》二卷。前二书为《四库全书》所著录。何楷是个博学好古之士，他对经学日趋混淆肤浅感到不满，倡古学，反俗学，曰：

古者经、传各为一书，如《春秋》三传不与经连，故石经《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亦与经别。及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而就经为注。郑玄与马融同时，玄以《易》传合经，盖仿融例，而弼又援玄例也。魏晋而下，去古日远，学者不见古文。唐太宗诏名儒定《九经正义》，孔颖达奉诏与诸儒参议，于《易》独取王弼、不本正义者，以为异说，于是后学惟弼是从，莫敢移动。吕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岩、吕伯恭、朱元晦皆以分经合传为非古，吴仁杰、税与权编《周易古经》，亦皆极论王弼之失。愚故别异经传，以还田何之旧，窃谓夫子之注《易》，备矣，学者因而求之，则思过半。[9]

为了复古学，甚至对《春秋》“三传”也颇不以为然，可见态度之激烈。《古周易订诂》书末附录了一篇《答客问》，借诂经以言时事，表达通经致用的为学宗旨。据《古周易订诂》何楷的自序，说此书成于崇祯六年（1633），《四库提要》认为“盖其管榷吴中时所作”，大概何楷在中进士“不谒选而归”后，曾游历吴下。朱鹤龄这时二十七八岁，是否曾向何楷请益，不能断定。但何楷五年后（1638）任南京国子监丞，朱鹤龄这时从事江南乡试已十三四年，久踬场屋，困顿不堪，于是就赁居于金陵的瓦官寺，一边读书，一边向何楷问学。何楷在国子监丞任上，潜心著述，成《诗经世本古义》，此书是明末有关《诗经》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明末经学复兴的标志性著作之一。凡二十八卷，依时代为次，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而殿以“曹风”《下泉》，计三代有诗之世，始夏少康，终周敬王，凡二十八王，因配以二十八宿，各为序目。其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该书以《诗》配史，以史说《诗》，虽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彻底颠覆了两千多年以来古人认定的孔子所删《诗经》的篇次顺序，因而被乾隆指斥为“不师古训，妄兴异议，实索隐行怪之徒，不可为训，徒供考证，正宜束之高阁耳”[10]，但因其勇于疑古、恢复古学的指导精神，以及发覆索隐、考据精博远在宋儒之上的价值，还是受到汉学家四库馆臣的垂青。

在何楷的悉心指导下，朱鹤龄对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千年以来经书的笺注情况有了一定的认识，掌握了笺经的体例和方法，初步走上了笺注经书的人生道路。到了明亡的甲申之年（1644），朱鹤龄已开始独立笺注《禹贡》，并得到何楷的肯定。作为学术的导师，朱鹤龄对何楷充满崇敬之情。在明亡不久，朱鹤龄就托付将要游闽的友人，让其搜访何楷抗清的悲壮事迹，欲为其作传扬名。晚年的经学笺注，如《诗经通义》一书，引用何楷之说多达109条，表明其经学思想与何楷是一脉相承的。

二 文学才能的长进和交游范围的扩大

朱鹤龄的文学才能在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他曾回忆说：“余少婴沉瘵，勉习举子业，弗好也。顾独喜谈说《骚》、《选》及西京大家之文，见有服奇嗜古、不牵世俗趋舍者，必折节而与之游。”[11]到了崇祯初年，复社兴起，吴江正处于江浙地区社团风潮的中心，受到文人结社风气的影响，朱鹤龄在准备科举的同时，也不时显露出诗酒清狂、洒脱不羁的一面。吴江东面大约二十里的同里，是个人文荟萃的小镇，也是风景优美、名迹众多的地方，朱鹤龄与好友经常在梅花盛开的季节，来此踏青赏梅，引觞赋诗。《同里顾氏默林记》一文回忆道：“当花发时，高高下下，弥望积雪，清香闻数里外，居其侧者，章子两生、顾子仲容。余昔寓同里，与二子为文酒会，晨夕过从，每至春日暄妍，香风馥郁，必提壶造其地，痛饮狂歌，不烛跋不止，翩翩致足乐也。”章两生即章梦易，顾仲容即顾之俊。章梦易诗文皆擅，晚年著有《读易鱼筌》、《诗经说略》、《同里闺德志》等数种著作；顾之俊也颇负时名，十数年后中举，随即中进士，在抗清的民族斗争中英勇就义。

除此之外，朱鹤龄还结识了号称“松陵五子”的史玄、潘一桂、沈自然、徐白、俞南史，以及吴昜、赵庾等人。朱鹤龄与这几人交往的过程已不可知，但朱鹤龄对数人甚为推崇，可知他们都是吴江的能文之士。《愚庵小集》卷二《答赠吴慎思七十韵》中说：“木公有俊声潘一桂，中道俄夭折。沈生工西昆（沈自然），徐史耽幽寂（徐白、史玄）。偏长颇自矜，大山一丘垤。”表达了对亡友才华的无限缅怀。朱鹤龄与史玄的交往尤其深厚。史玄天才隽拔，学有根底，诗歌宗法少陵，老健无敌，尤工古体。青年时期，游历大江南北，及至1635年左右，陕西兵兴，中原震荡，“弱翁感时讽讥，刺刺不休。每过余萧斋，出所作相示，谈及门户箝结、盗贼披猖之故，未尝不太息欷歔，继之以泣也”。[12]但史玄在明亡不久，即因贫悴而英年早逝，著述散佚，幸得朱鹤龄的搜集整理，才大体保存。好友周安对朱鹤龄及史玄等人的文学才能称赞说：“湖山带孤城，人文递璀璨。史君秉异质，弱冠弄柔翰。前有俞与潘，词坛相炳焕。汲古著鸿文，研经协幽赞。风诗祖六代，结撰有条贯。”[13]从这个时期的交往来看，朱鹤龄在文学方面造诣精进，与一时名流唱酬颇多。

三 与复社的关系

可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他对复社是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

他晚年回忆复社说：

庚午、辛未（1630、1631）间，复社盛兴，舟车之会，几遍海内。每邑以一二人主其事，招致才隽之士，大集虎丘，其中负盛名、矜节概者固多，而借此钻营竿牍，奔竞科场，亦实繁有徒。至廑天子下诏严禁，然终明之世不能绝也。余时居同川，与章子两生皆不与。

复社的成立，固然有复兴古学的宗旨，但也夹杂了文人自造声势，挟持科举的功利目的，所以是个学术、社会、科举的混合体。朱鹤龄没有加入其中，他从开始就看不惯这种鱼龙混杂的局面，这也表明了他自视甚高、狷介不羁的性格。

崇祯十年（1637），刚三十出头的朱鹤龄结识了新任吴江县县令的唐阶泰，时时请益，并拜之为师。唐阶泰是复社中的著名人士，出黄道周之门，交游广泛，爱才下士，希望朱鹤龄通过复社的捷径，博取功名，“唐师荐于张天如（溥）先生，先生欲得余一见，然余卒不往也”。[14]复社当时如日中天，其主要领导人物如张溥、张采、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都先后成了进士，一般在朝的要人也来拉拢复社，培植自己的势力，凡是士子只要进了复社就有得中的希望。一般的读书人呼天如为西张先生，呼张采为南张先生，不敢直呼其名，以获得两张的接见为“登龙门”。而两张拉拢士子，谋取科名，又有公荐、独荐、转荐等各种名目，与明末科举“关节”盛行以及清初的科场狱不无干系。朱鹤龄拒绝引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交太广则酬应繁，名太高则造物忌。语云：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由今观之，大社果非美事，而余之不往，亦不失为自立骨脊也”[15]。说“交太广则酬应繁”，是因为他已师从何楷，需要避免无谓的应酬；说“名太高则造物忌”，正是许多复社人物的切身遭遇。复社的高层领袖，造作声势，暴得大名，又月旦人物，拉帮结派，卷入了明末激烈的门户之争，结果深受其害，鲜有善终者，国家也因此朝纲紊乱，最终覆灭。正是有鉴于明末文人结社的祸之烈，害之深，朱鹤龄始终“自立骨脊”，拒不参与复社，这一点是有先见之明的。

（二）结交复社创始人和成员

他结识了张溥、张采、顾梦麟、吴伟业、顾炎武、归庄、陆世仪、黄宗羲、陈子龙、沈寿民、陆世仪、王光承、方文、钱澄之、叶绍袁、徐枋、顾与治、邢昉等人，并且应多有唱和。比如吴伟业是复社的领袖之一，曾主持复社的虎丘大会，在明亡后过访鹤龄，鹤龄《梅村先生过访》诗中说：“感往莫论吴社事，耆英今已半雕亡。”自注：“时先生述吴社始末”，说明两人在复社时期即十分熟悉。其余大部分均入清不仕，成为著名的遗民诗人。从朱鹤龄与上述人士唱酬的语气来看，应该早在明末就已结识。

朱鹤龄当在明末成婚。妻室计氏，出自吴江盛湖。妻兄计名，字青辚，诸生，崇祯末年参与复社，著名诗人，积学有识，曾师授吴兆骞，国变后的第三年离世。内侄计东，也是吴江学者和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