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朱鹤龄及其《杜诗辑注》的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

一 关于朱鹤龄及其《杜诗辑注》

朱鹤龄（1606—1683），字长孺，自号愚庵，吴江松陵人，明末诸生。入清后决意仕进，屏居著述，晨夕不辍。与李颙、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海内四大布衣”。他与当时的一流学者多有交往，特别是与钱谦益、顾炎武、汪琬等过从甚密，在经、史、子、集各方面皆有精深造诣，尤长于笺疏之学。一生著述等身，被《四库全书》所著录者有《尚书埤传》《禹贡长笺》《诗经通义》《读左日钞》《李义山诗集注》《愚庵小集》六部著作。另有《春秋集说》《广易略》《水经注笺》《李义山文集》《寒山集》等几部未能梓行的著作。《清史稿》《清史列传》《国史文苑传稿》《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朝先正事略》《文献征存录》《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明遗民录》《小腆纪传》等皆有其生平记载。

朱鹤龄恰逢“天崩地解”的明末清初，他在明末生活38年（1606—1644），与明末风起云涌的党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结识了吴伟业、张溥等社会名流及大批复社成员。又因经历国亡巨变，精神上受到极大震撼，作品富有悲凉慷慨的反清思想和故国哀音，并因此一洗诗酒流连、呼朋引伴的旧习，决意仕进，沉潜经史，希望通过笺注经史文集的“实学”以“通经致用”。他在清初参与了著名的“惊隐诗社”，是当时遗民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又与朱彝尊、毛奇龄、徐氏兄弟、王士禛、曹榕、汪琬、宋琬、冯班等后辈新进或诗文唱酬，或探讨经义，或借阅藏书，这使他的笺注造诣大进。

《杜诗辑注》是朱鹤龄殚思竭虑的力作之一，前后耗时近三十年之久（1644—1670）。关于此书的缘起，朱氏在许多诗文中均有交代，《答赠吴慎思七十韵》里说：“中岁弃儒冠，时事遭崩坼。兴感少陵诗，崆峒扈羁靮。笺解遂云多，正义颇昭晰。”[1]晚年的《传家质言》说得更清楚：“当变革时，惟手录杜诗过日，每兴感灵武回辕之举，故为之笺解，遂至终帙。”[2]显然，他是抱着以注抒愤的动机来笺解杜诗的。他目睹了明王室的衰亡，见证了南明小王朝的抗争、内讧及其破灭，也耳闻目睹了发生在他身边的亲朋好友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清壮举，所以《辑注》在阐发杜诗的深刻底蕴方面与宋元以来的注本面目自别，蕴含了作者的故国之思。

《辑注》今传康熙年间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卷前有钱谦益序及手简、朱鹤龄识语及自序，次为附录旧集序跋，依次为樊晃序、王洙序、王淇后记、胡宗愈序、王安石序、李纲序、吴若后记、郭知达序、蔡梦弼跋、元稹《墓系铭》，附录后又列“编注杜集姓氏”，即宋诸家注杜者，共24人，之后又依次有杜工部年谱、辑注凡例、《旧唐书·杜甫传》。是书无总目，诗目分置各卷前，二十卷后有“失编一首”，之后又有沈寿民后序。又文集二卷，文集后附“杜诗补注”五十余条。又“集外诗”一卷。《辑注》共收诗1457首，文赋32首。是书各卷前均列参订者两人，各卷均不同，多达四十余人；卷末附有“同郡参订姓氏”一表，列有二百人的大名单，多为苏州著名学者和文人，一时名流大家皆为囊括。

该书的成书过程颇为曲折。尤其是朱氏与钱谦益的纠葛，使该书多少蒙上了神秘乃至不幸的色彩。在两人相遇之前，钱氏声势显赫，享有“东林党魁”之美誉，声势显非朱氏所能颉颃。朱氏乃一诸生，明亡之年，在吴下一带教书为生，一边从事杜诗笺注。在与钱谦益相识之前，已成《杜诗辨注》，受到了吴江学者周灿的赞赏。顺治十一年（1654），钱谦益和朱鹤龄在苏州友人的假我堂见面，席间二人聊起注杜之事，钱氏对朱氏的成果很感兴趣，想起自己的《小笺》和《二笺》毕竟不是全注，遂起使朱氏补足全书之意，于是钱氏先介绍其至著名藏书家毛晋处坐馆。大概过了数月，又邀请朱氏到自己家中坐馆，顺便利用自己的藏书注杜，钱氏“略为发凡起例，摘抉向来沿袭俗学之误”[3]。朱氏在钱家有幸阅读了大量经史秘籍，并时时向钱氏请教，钱氏也倾力襄助。不久完成二稿，钱氏为之作序，此即朱氏《辑注》的钱序。壬寅之年（1662），朱氏又到钱家坐馆，钱氏见到成书，不太满意，提出修改意见。但朱氏坚持己见，希望独立刊行《杜诗辑注》，并请钱氏署名书前。此举惹怒钱氏，他坚辞署名，并欲索回原序，二人反目。中间虽有学者潘柽章调解，但始终未能弥合分歧。钱氏晚年致力于《列朝诗集》和佛典，对杜注并无余力过问，此时亲注全书的想法更加强烈。再后来，流言四起，两人各自矜持，频发意气之语。朱氏《辑注》原欲于次年（1663）付梓，但迫于钱注的精深，也暗存角力之意，所以迟迟未能印行。康熙三年（1664）钱氏离世，康熙六年（1667）《钱注杜诗》在族孙钱曾的主持下出版，卷首《草堂诗笺元本序》语涉含射，正是二氏之争的缩影。康熙九年（1670）朱氏《杜诗辑注》出版，在钱序之后，朱氏回顾了与钱氏的交往经过，表示对钱氏的敬意。钱朱之争，对于当事二人自是不幸，但对杜注却是大幸，客观上造就了杜诗学史上的两个优秀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