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构架叙要

一 从“地方性知识”出发的知识观和方法论

由文艺副刊进入马华文学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文艺副刊是一个原生态的文学样态，文学史生成期的新鲜、稚嫩，以及不可避免的浅薄都呈现于此。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份全然陌生的异域的华文报纸，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进入？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命题提供了诸多启发：“地方性知识”命题是一种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观和方法论，强调“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即以小见大，以此类推的观察和认知方式[56]，强调“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57]，去重新审视人们各自的文化，从笼统宏观（global）回到“地方性”（local）的立场[58]，从而重建新的知识结构。“地方性”和反叛大叙述立场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理念是息息相关的。虽然由于地域、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外于马华的论者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拥有一个当地人所拥有的感知，即如庄子所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地方性知识”可作为外于马华的论者反思自身的偏执与盲点的一种借镜，避免意识形态化地“想象马华”。

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台湾陈光兴在谈到知识生产时，指出文化研究应建立在地关系，回到在地历史的血脉之中，重建亚洲的知识地图，体现出一种明确的“亚洲思考”的特质，并强调“亚洲作为方法”[59]，在寻求如何逐步开启亚洲国家及区域内部的和解与和平的契机时，指出必须重视亚洲地区冷战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长远历史效应及塑造出的民众情绪性“感觉结构”，“必须在情绪性的感觉层次为出发点来面对”。[60]如果说“地方性知识”及其联系的后现代文化视为是一种认识论批判，那么陈光兴提出的情绪性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这一概念对从文艺副刊进入马华文学研究则颇有操作性参考价值，具体来说可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方法，重视散落在副刊文学空间中的偶然事件和细节知识，去触摸流动或淤积在其中的于我们陌生的马华在地的情绪、记忆、感觉等，使文学经验去抽象化，真正感知马华文学的焦虑和自觉，感知马华文学人沉潜的耕耘及背后庞大的创作潜能，感知马华文学并非“中州正韵”的审美独特性，使我们现有的关于马华文学知识的抽象化叙事变得丰满和生动起来，从而真正以在地历史及文学经验为资源，基于在地现实联系抽离“中心—边缘”的认识论框架重新抽象出我们关于马华文学的知识。

回到《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空间，本书拟从事物普遍联系的视点出发，关注文艺副刊同时不将其从整份报纸中抽离出来孤立看待，而是将其还原回《星洲日报》呈现出的鲜活的时代背景和复调的文化氛围中；既看到文艺副刊空间中的文学作品和批评等“显性文本”，但又注意不将这些“显性文本”等同于线性的文学选本材料，而是同时关注到这些“显性文本”发表时所嵌入的版面空间结构，或者说关注文本与文本所置身的空间中各种纵横关系所发生的对话，即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包括编辑、作者、读者和媒体等共同创造的“隐性文本”。也就是说本书充分重视文学研究的空间视角。

文艺副刊并不是一个凝固的空间，相反，它是流动的，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编辑的策划、作家的创作、读者的反映、媒介的选择及放大传播效应，使文艺副刊成为一个话语交集、碰撞的平台，看似静止的空间参与和见证文坛的变迁。专栏的设置及专辑的推出尤其需要编辑根据作者、读者的前馈或后馈反应进行策划，故而能最敏锐回应文坛动态，“要知道一个编辑如何引领文学路向和文艺风气，我们只要审视该位主编在一年里所推出的特辑或专辑的水准成绩，就可知其人功过”[61]，专栏同样如此。透过专栏和专辑能一窥马华文学现象的某些重要侧面，如何与这段时期的作家、文本、现实产生对话/互动，专栏和专辑成为本书观察文学思潮变迁的关键入口。

本书还主要运用媒介研究常用的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献内容作客观系统的定量分析方法。本书涉及的副刊文本量大、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因此，需从不同维度选取有足够代表性的样本，具体来说，根据需要或者选取有代表性、影响力大且持续时间长的专栏为对象进行作者、作品分析；以单一年度或以跨年度为时长、以文学副刊版位为抽样范围对作者、作品、文类等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另以10年花踪文学奖获奖文本为对象，分文类、作者等进行定量分析，目的均是以客观数据为依据，弄清与马华文坛思潮嬗变密切相关的马华文坛代际生成与递进等本质性的事实和趋势。

本书无疑从实证出发，一般实证研究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制定标准和进行文献筛选，那么以“地方性知识”为立场回到纷纭复杂、众声喧哗的马华文学，感知贯注着在地情绪、感觉的“文学记忆”乃至更宽泛层面的“人民记忆”，并与之进行审美的历史的交谈即是本书出入文献的依据，同时试以不同样本的定量分析法及深度的个案描述使立论更具客观性，不拘泥于感性，也不因预设理论而臆测或使材料就范于理论。

另外，本书虽是《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个案研究，但亦将马华文学生长的其他文学空间如《南洋商报》副刊及《蕉风》杂志置于观照视域之中，尽量减少见树不见林的弊端。

“将报刊作为文学及史学研究的‘资料库’，或借以‘触摸历史’，与将报刊及出版本身作为文学史或文化史（新闻出版史除外）的研究对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62]本书则既以深入细读报刊史料为基础，又将报刊本身作为马华文学结构性力量，在内外力量交织的媒介现场重审马华文学思潮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