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确立

一 马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媒介语境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1919年10月初新加坡《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一向被视为马华新文学的起点。马华文学指“华裔马来西亚人在马来西亚境内或境外用华文书写的文学作品”[1]，其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又主要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根据2010年马来西亚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大马全国人口为2833.4万人。其中华裔人口逾639万人，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4.6%[2]，在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族裔组成的马来西亚，为少数族裔中的多数。马来西亚华人相当重视母语教育，当中大约80%的华人接受华文教育或能够掌握华语的应用。马来西亚国家教育政策将国语（马来语）作为所有类型学校（即各源流学校）的统一教学媒介语，但在马来西亚境内，有1294所华文小学，60所华文独立中学，三所民办华教高等学府[3]，马来西亚是除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大专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正因为系统完整的华文教育，马来西亚是中国地区以外华文报纸最多的国家，共约20多种，重要的包括《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明日报》《东方日报》等等，这些报纸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那么，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华文学在马华社会的生产传播媒介如何？

由于1971年8月马来文化大会决议了国家文化概念，从官方立场边缘化了华文、英文及淡米尔文书写品，贬低了非马来文的市场与经济价值，相应地华文阅读的市场规模狭小，且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图书占据了马来西亚华文阅读市场的主要份额。这样被排斥在国家文化之外作为少数族裔书写的马华文学，其读者更加有限，导致个人文集的印刷和出版在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支持及成本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非常受限。以1990年代为例，根据马来西亚大将书行调查报告，1992年是大马国内马华文学出版品的巅峰期，亦仅仅有87本马华文学著作在本地问市。至1990年代末三年，马华文学出版品甚至显著减少，维持在每年30—35本之间[4]；进入2000年代，以2006年为例，根据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及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各语文出版社共申请了18262本书的国际书号，其中华文书籍1067本，占5.84%。若以内容分类，课辅书及儿童书约占七成（748本）；历史书90本，占8.43%；文学书79本，占7.4%。[5]总体来看，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出版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加之马来西亚国内出版华文读物的大多为同人出版社，缺乏专业的经营观念，严格的审稿制度，印量有限，发行渠道亦不畅通导致销售量更小，一些书甚至只是朋友熟人间的馈赠礼品。这样马华文学作品及评论发表的主要渠道不是依赖专书的出版，马华文学读者群主要不是聚集文学单行本图书周围。据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通过报章的副刊（包括文艺副刊）阅读马华篇章，作为他们的课外消遣读物。副刊成为中学生阅读马华篇章最重要的管道。[6]

实际上，马来西亚华文报纸副刊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文人或作家主编副刊的传统，所以副刊一直以来有着很强的文学文化传统。在马来西亚，中文报纸的文艺副刊，既是报业传播文艺思想的一部分，也是文坛结构的一部分。[7]虽然在马华文坛还有一份重要的纯文学期刊《蕉风》及阶段性出现的少量同人杂志如《椰子屋》《青梳小站》等提供文学作品与批评园地[8]，但以文学读者群的量来说，报纸的文艺副刊无疑占有最大的优势，1980年代以来，两大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各自的文艺副刊“南洋文艺”“文艺春秋”，“其影响力可能已经超越了马华文学杂志或任何文艺刊物的地位”[9]，“在文学体制中，文艺副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在文学杂志缺乏的地方），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域和世代的文学成就，也是文学知识贫乏的地方最基本的文学营养的来源，是文学接班人陶养和试炼的舞台”[10]。在文学单行本出版不活跃，文学期刊缺乏的马华社会，文艺副刊与马华文学的关系如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所说，在马来西亚，“文坛就是副刊，副刊就是文坛”[11]。故而“透过探讨中文报纸的文学副刊，我们能够把握某个时期马华文学的生态秩序与书写形式”[12]。总之，文艺副刊于马华文学的长远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