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狄仁杰[1]

武则天与狄仁杰，一个是闻名遐迩、大权独揽的女皇，一个是家喻户晓、为民请命的耿忠直臣，除了年龄相当、祖籍同地（山西人）之外，这两个性别、地位、志趣互不相同的人有幸自始至终君臣过从、同戴天宇，在大唐、武周政权的风云交替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武则天“虽刑罚多枉，而终不杀狄仁杰”[2]，是什么力量从中作用，致使产生这种神奇的效果呢？本篇试作探讨，以就正于诸师友方家。

一

武则天与狄仁杰怎样相识，须先从狄仁杰说起。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自幼聪颖好学，名贯乡里，后考取明经，被授职汴州判佐。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3]，一时声名大震，朝野推崇备至。不久，又由于高宗要判武卫大将军权善才等误斫昭陵柏死罪一案，狄仁杰以身护法，据理直争，终于迫使唐高宗改变主意，权善才等人得以免死。与此同时，武则天协助唐高宗参与执政，宫中号称“二圣”，狄仁杰的直臣风节自然而然地传入武则天的耳内。二十余年后武则天封狄仁杰为内史制书中有“雅达政方，早膺朝寄”[4]之语，足以说明当时武则天对狄仁杰的重视。

武则天协助唐高宗处理政事期间，狄仁杰无论是担任地方官还是中央职事官，解决滞狱、弹劾奸邪、保护百姓权益，充分具备了封建时代忠正干臣的忠直、果敢、豁达、开拓的品德风貌，这就在武则天的心目中镌刻下一个德才兼备、果敢任事的直臣形象。武则天和狄仁杰进一步交往是和武则天临朝称制，乃至称帝相联系的。

弘道元年（683），唐高宗病逝，他的第三子太子李显继位，武则天临朝称制。唐朝自开国至此，形成了极为开放的社会风气，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改变，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武则天的参政意识，促使她从垂帘听政，中经临朝称制，最后努力登上皇帝的宝座。因而，武则天称制，一方面取决于她的胆识、权变；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也赋予她机遇和支持。她称制之后，大肆封赏武氏家族，“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5]，开国元勋李勣（徐世勣）的孙子徐敬业首先起兵发难，传檄四方，声讨武则天“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6]。然而，徐敬业起兵虽打着匡复庐陵王的旗号，但却另有企图，他想割据江南一隅，这与当时“海内承平日久，忽闻狂狡，莫不注心倾耳，以俟其诛”[7]的民心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叛乱很快就被平定。

这时的狄仁杰，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和眼力，审时度势，他没有参与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活动，而是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百姓谋利益。他担任宁州刺史，“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御史郭翰到陇右巡察民情，一到宁州境内，“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8]。郭翰返朝后，即刻上表举荐，武则天于是迁狄仁杰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按使。狄仁杰不负众望，对遭受徐敬业叛乱骚扰的江南百姓安抚慰问。针对当时“吴、楚多淫祠”的弊俗，上奏毁掉祠庙一千七百余所，只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这个时期他还写下了著名的《檄告西楚霸王文》，批评项羽“逞拔山之力，莫测天符所会”，最后失败“盖实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结果是“虽驱百万之众，终弃八千之子”[9]。实际上，狄仁杰是借项羽逆潮流而动招致失败的历史事实，表达了自己对徐敬业等不顺应民心，图谋割据江南一隅的客观批评。

武则天以她博大的胸怀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只有卓越的政治家才会有如此胆略和气魄。而能够理解她的事业，并将其和国家、百姓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恐怕鲜有人在，但狄仁杰却恰恰体会到这一点，他不像那些专靠谗谀献媚过活的小人，更区别于守旧、顽固、保守的唐宗室及其追随者。他以实际行动支持武则天的事业，这怎能不令武则天万分兴奋，视其为知己呢？

徐敬业叛乱虽被镇压，但以唐宗室为主的反对派却仍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反武活动。垂拱四年（688），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没费多大气力就平定了这次李唐宗室叛乱。这时，武则天想到了狄仁杰，派他到叛军作乱最厉害的豫州出任刺史，以安抚百姓稳定局势。

二

与此同时，武则天开始大规模地屠杀唐宗室反对派，“时治越王贞党与，当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10]，面对这种情况，狄仁杰不像其他大臣那样，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而是以政治家特有的变通手段，“密奏”武则天说明原委利害，“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表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采纳了他的建议，赦免这些人死罪，配流丰州。当他们赴流所路经宁州州境时，手抚狄仁杰德政碑，感动得热泪流淌，“斋三日而后行”[11]。这些人感激狄仁杰救命之恩没有什么可深探讨的东西，重要的是狄仁杰能够促使武则天避免打击面的扩大化，对稳定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官军尚在豫州，“将士恃功，多方求取”，大将张光辅更是骄横异常，骚扰地方。狄仁杰对此非常气愤，尖锐地指出张光辅的胆大妄为。张光辅班师回朝后，诬陷仁杰“不逊”。不久，狄仁杰被贬为复州刺史，又迁洛州司马。对于反对派，武则天不择手段，坚决镇压，然而，她能听从狄仁杰劝谏，这说明她并没有被血腥迷障双眼，失去理智，也证明两位政治家在重大问题上确有灵犀相通之处。张光辅诬陷狄仁杰，使其遭贬，证实武则天也有猜忌、多疑、误听谗言的一面，但很快她又调狄仁杰入京任职，再次说明武则天的胸怀和明智。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更为严厉地诛杀反对派。对于新建的武周政权，狄仁杰没有什么表示。次年，他被授予地官（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武则天召见狄仁杰，云：“卿在汝南时，甚有善政，欲知谮卿者乎？”[12]表明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和推崇。而狄仁杰的答语，更增加了武则天对他的敬意。“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这种完美的人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自谦胸怀，无形中缩短了君臣之间的距离，怪不得武则天连连点头，“深叹美之”[13]。狄仁杰又疏请武则天分权于臣僚，认为“彼学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武则天非常赞同他的看法[14]。

告密之风发起于徐敬业起兵之后，酷吏政治使得“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15]，狄仁杰也未能免除酷吏的魔爪。天授三年（692），酷吏来俊臣罗织狄仁杰等六人谋反，将他们关押起来。当时盛行“一问即承，同首例以减死”。来俊臣逼迫仁杰招供反实，仁杰声言“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既表示对改唐为周的首肯，让其抓不住把柄，又注重事实，使人一看就知道承认反叛的真正原因。武则天召见他，问他为什么已承认反叛？狄仁杰答道：“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矣。”[16]武承嗣、来俊臣怂恿武则天杀掉狄仁杰，然而武则天态度相当坚决，“朕好生恶杀，志在恤刑，换汗已行，不可更返”[17]。狄仁杰免死但却被贬为江南彭泽县令。

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贵族李尽忠、奚人孙万荣为反抗武周边将对其侵侮，据营州发动叛乱，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18]，率兵骚扰河北各地。武则天先后派大将张玄遇、曹仁师、麻仁节、王孝杰、苏宏晖等前赴镇压，但都连吃败仗。契丹军队长驱直入“杀掠人吏，侵夺资产”，河北各地百姓处于水火之中。武则天在调集军队的同时，急调狄仁杰出任与契丹相邻的魏州刺史。狄仁杰上任后，一改前任刺史“尽驱百姓入城，缮修守具”[19]的御敌策略，而让百姓返田耕作，安心生产。结果“贼闻之自退，百姓咸歌诵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20]。契丹贵族叛乱平定后，狄仁杰被任命为幽州都督，成为河北地方军政首脑。神功元年（697），武则天调他至神都洛阳，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实际负责中央日常事务的裁决。

圣历元年（698），突厥纵兵侵扰河北赵、定等州，“尽杀所掠男女万余人”。武则天命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临行她亲送狄仁杰出都门，以示信重。仁杰总兵十万，赶走侵扰之突厥骑兵。随后，武则天下制授狄仁杰为河北安抚大使，他上疏请求“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妥善处理“为突厥逼胁”[21]的河北士民。“慰抚百姓，得突厥所驱掠者，悉递还本贯。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很快，赵、定等州百姓安居乐业，“河北遂安”[22]。

狄仁杰回朝后，武则天即刻授予他内史（中书令），在制书中，武则天高度评价了他所建立的赫赫功勋，云：“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入践台阁，得名臣之体。岂惟怀道佐时，见期于管乐；故以竭诚匡主，思致于尧舜。九重肃待，则深怀可否；百辟在庭，则显言行失……”[23]此后，又赐仁杰朝袍一件，上制金字十二，“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24]，以旌其忠。

也许是两位政治家政见同一的缘故，也许是他们在老迈之年，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真正依托，也许是其他难以知晓的原因，武则天和狄仁杰君臣关系表现得极为密切。武则天游幸三阳宫，“王公百僚咸经侍从，唯仁杰特赐宅一区，当时恩宠无比”。行止途中，有一胡僧阻拦车驾，请求武则天从狭道上山观葬佛舍利，武则天欣然应允，而狄仁杰则长跪于马前，苦口劝谏，武则天终于改变主意。武则天“将造浮图大像，度费数百万”[25]。狄仁杰上谏，认为“伏惟圣朝，功德无量，何必要造大像，而以劳费为名”。况且“当今有事，边境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费。设令雇作，皆以利超，既失田时，自然弃本”[26]。武则天览奏惊悟，说：“公叫朕为善，何得相违？”[27]即刻罢除役作。

契丹猛将李楷固等归附，因为这几个人以前曾率军多次打败过武周军队，有关部门商议处斩他们以解恨。狄仁杰急切上奏，要求赦免这些人的罪过，授以官职，予以重用。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不出所料，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擒敌颇多，献俘于含元殿。武则天召公卿将帅合宴庆祝胜利，“举觞属仁杰曰：‘公之功也。’仁杰辞让道：‘此乃陛下威灵，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28]很显然，这些都促进了武周政权的巩固，体现了君臣之间的和睦关系。

三

特别是牵涉到举足轻重的皇位继承问题的时候，狄仁杰又一次以他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人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武则天已经七十多岁，皇嗣问题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立武、还是立李，这是武则天最伤脑筋的事情。在此之前，大臣李昭德、吉顼等人虽也提出过还政李氏的建议，但多失于偏激，不为武则天接受。而狄仁杰却看出了武则天的弱点，他向武则天阐明利害，并且相当注意说话的分寸和策略，“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亦渐醒悟”[29]。同时，他又从另一方面感促武则天，“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袱姑于庙者也。”[30]经过狄仁杰的努力，武则天终将庐陵王李显迎还洛阳，立为太子。至此，这个悬而未解的难题才告一段落。复立庐陵王对于当时国家的安危及唐朝的历史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政治斗争使他们君臣，或者说两位政治家的心再次沟通，达到进一步默契。历代史家往往把狄仁杰说成是匡复唐室的忠臣义士，这当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他们却忽视了其中重要一点，这就是他顺民心，随大势，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只有杰出的政治家才具有这样的眼光、见识、才略和勇气。当然，武则天做得也相当出色，不失政治家的风范。

圣历二年（699）以后，狄仁杰虽重病缠身，却仍然为国操劳。武则天更加信重狄仁杰，“常呼国老而不名”。每当狄仁杰上殿堂参拜之时，她都立加制止，颇带感情地责备道。“见卿如此，朕已身痛。”而狄仁杰的耿直无私不减当年，“好面引庭争，太后每屈意从之”。武则天并减免他平日宿值，告诫其他宰相：“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31]

在告别人世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狄仁杰向武则天举荐张柬之、桓彦范、姚崇、袁恕己等人，武则天都亲自任以官职。这些人在此后武周与唐过渡时期，都曾起过重要作用。久视元年（700）九月，狄仁杰病逝，享年74岁。武则天失去了这位治理国家的辅佐，共同事业的知音，她十分悲痛，情不自禁地说道：“朝堂空矣！”此后，每当宰相们举事优柔难决之时，武则天常默默地怀念狄仁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32]一代贤相名臣为国为民尽瘁而死，一代女皇不时沉浸于长久黯然的怀念之中。

任何历史人物，他们的作为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才能显示出他们的伟大。武则天以政治家特有的韬略、才干和气魄，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这期间，她任用忠直而富于变通的大臣如狄仁杰等，打击守旧反对派官僚，维护中央政权的声威，促进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他们两人之所以前后数十年亲密合作，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位政治家都具有明锐远大的目光和鲜明的时代感，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他们不拘一格，顺应时势。另外，狄仁杰为官清直，为民请命，这在满朝谀媚的气氛中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加之武则天治理安抚地方，根本就缺少不了像狄仁杰这样的得力臣僚。再者，他们两人的性格中也有相互吸引的成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总之，历史将这两位性别各异、年龄相当的三晋儿女推上时代舞台，他们前后共事数十年，弘扬了历代君臣齐心协力，共同治理国家的风尚，的确值得赞颂和褒扬。

（《武则天与文水》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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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是与三秦出版社冯慧福先生共同署名。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五月，中华书局2007年版。

[3]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4] 《唐大诏令集》卷44《狄仁杰内史制》。

[5] 《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光宅元年（684）。

[6] 《旧唐书》卷67《李勣传附徐敬业传》。

[7] 《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

[8]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9] 《全唐文》卷69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文》。

[10] 《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垂拱四年（688）。

[11]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12]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13] 《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二年（691）。

[14] 《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二年（691）。

[15] 《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690）。

[16] 《旧唐书》卷188上《来俊臣传》。

[17]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18] 《旧唐书》卷199下《北狄·契丹传》。

[19]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20]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21] 《全唐文》卷169狄仁杰《请曲赦河北诸州疏》。

[22] 《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元年（698）。

[23] 《唐大诏令集》卷44《狄仁杰内史制》。

[24] 《全唐诗》卷5则天皇后《制袍字赐狄仁杰》。

[25] 《新唐书》卷115《狄仁杰传》。

[26] 《全唐文》卷169狄仁杰《谏造大像疏》。

[27] 《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久视元年（700）。

[28] 《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久视元年（700）。

[29]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30] 《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元年（698）。

[31] 《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久视元年（700）。

[32] 《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久视元年（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