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外贝娄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综述

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被认为是美国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最有名的作家之一，曾多次蟾宫折桂、荣誉加身。[3] 贝娄是“第一位占据美国文学中心位置的犹太作家”[4]，他的作品被视为“美国城市犹太小说的一颗璀璨的明珠”[5]。英国评论家布拉德布里德认为，贝娄是一个人文主义喜剧作家，其小说探索了当代人的焦虑及其与生活环境的斗争[6]。莱文森（J.C.Levenson）认为，贝娄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晃来晃去的人，是美国传统英雄在新时代和新条件下的再生[7]。巴赫（Gerhard Bach）认为贝娄是20 世纪美国最好作家之一，在他长达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索尔·贝娄坚持记录美国人对自我的不懈探寻，他明确地、持续地言说美国的公众需求和社会弊端，同代作家无人能及[8]。

自第一部作品问世以来，贝娄创作了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当贝娄的第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发表后，美国《党派评论》和《肯庸评论》的评论家们就盛赞该小说表现了在军事和平民世界之间进退维谷的现代人的不确定性，其中的道德教益是不容置疑的[9]。威尔逊（Edmond Wilson）认为，该小说是经济恐慌时代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心理的最忠实的证明[10]。到20世纪50年代时，贝娄已经是美国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作家了。贝娄虽没有享有像他之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海明威和斯坦贝克那样高的声望，也没有像诺曼·梅勒那样成为美国人的偶像，但他却打破了诺贝尔奖终结创作才华的“神话”。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创作势头依然不减。贝娄的创作具有极大的丰富性，突出地反映了美国“熔炉文化”的特性，从犹太知识分子的视角入手，雄辩地展示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其中后期作品更深入地揭示了“丰裕社会”中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危机。

贝娄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作为第一位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犹太作家，更是成为评论热点。依据克罗宁（Gloria L.Cronin）和霍尔（Blaine H.Hall）主编的《索尔·贝娄：文献书目提要》（Saul Bellow：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Second Edition，1987），截至 1987年，研究贝娄的英文著作已有46部，评论性文章有1200多篇。1987年之后，贝娄研究发展更快。到1995年，仅发表的评论性文章、访谈和书评就有近4000篇之多[11]。

从时间维度上看，国外对贝娄的评论研究主要有三次热潮[12]。第一次浪潮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第一批批评家立足于贝娄对现代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否定立场，称其为“肯定的人文主义者”[13]。第二次浪潮大体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贝娄国际影响的扩大，贝娄研究已经发展为一个国际团体。在这期间第一代批评家们开始稍稍修正早期观点，并拓宽了研究思路，但仍然沿袭了“肯定的人文主义”的论断。第三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三代批评家们采用了新的理论进路，拓宽了研究主题范围，对贝娄作品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有些评论家，如威尔逊（Jonathan Wilson）和格兰迪（Michael K.Glenday），开始挑战“肯定的人文主义”这一论断，而海兰德（Peter Hyland）则提出贝娄对其所涉及的20世纪传统和思想观念持有折中主义态度，有力地表明贝娄已经意识到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征。

就研究主题来看，评论家已经对贝娄的作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视角和路径主要有：人物形象分析[14]、道德分析[15]、贝娄式幽默[16]、异化主题[17]、肯定问题[18]、贝娄与欧洲浪漫主义的关系[19]、历史主题[20]、犹太经历研究[21]、宗教观[22]、性别问题[23]、人物关系、主题思想和情节结构分析[24]、人文主义思想分析[25]，以及运用形式主义理论对贝娄作品的解读[26]，还有对贝娄作品不同版本的分析[27]等。

英国文学史家坦纳（Tony Tanner）对贝娄的创作手法与美国现代主义传统进行了比较，详细梳理了贝娄与欧洲传统的关系，并率先将贝娄界定为“肯定的人文主义者”。[28] 俄普代尔（Keith Opdahl）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贝娄的肯定主义立场，他认为贝娄的作品“基本上是形而上的和宗教的，从历史事实转向更大的普遍性问题”。[29]10 克莱顿（John J.Clayton）也论述了贝娄肯定的人文主义立场，并厘清了贝娄所反对的现代主义者对当下所做的三个论断，即文化虚无主义、异化与对个人价值的贬低。[30]1 然而，库尔舍斯塔（Chirantan Kulshrestha）却认为，“肯定问题”是贝娄作品中人物持续性焦虑的来源[31]。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82）中重新检视了索尔·贝娄与欧美思想传统及浪漫主义的关系，并将贝娄重新定位为“创造型或想象型作家”，认为贝娄的“历史自我”超越了上述传统。布拉德伯里认为，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但贝娄作为美国犹太作家从边缘化走向中心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力量，肩负着人文主义的重任，他也认为贝娄是一位“肯定的人文主义者”。[32] 福克斯（Daniel Fuchs）在《索尔·贝娄：修订与再修订》（Saul Bellow：Vision and Revision，1984）给贝娄批评设定了一个新标准。该书通过贝娄每部作品手稿的不同版本的对比，分析了贝娄的创作过程，展示出贝娄的创作就是一个不断地在形式、风格和思想艺术等方面精益求精的过程。福克斯将贝娄的小说描述为人文主义者对普通人的尊严的追寻，并认为贝娄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关于文明的可能性的人文主义[33]，将贝娄稳稳地放置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施尔-舍瓦兹勒（Brigitte Sheer-Schäzler）在其发表于《索尔·贝娄学刊》上的文章（“Saul Bellow and the Values of the Western World”，1989）中重申了约翰·克莱顿的观点，将贝娄的肯定人文主义思想归纳为：“他[贝娄]提出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可通过艺术发现生活的意义，并以此来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主张用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的坚定信念来对抗异化；对于个人价值的贬低，他坚信个人可以通过痛苦和受难变得高贵，获得体面。”[34]

以上这些评论家似乎已经牢牢地将贝娄放置在人文主义的传统之下，但也有一些批评家对此论断提出质疑。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威尔逊（Jonathan Wilson）。威尔逊在其专著《来自黑暗方的解读》（On Bellow’s Planet：Readings From the Dark Side，1985）中，试图解释大多数评论家将贝娄视为小说创作中吹响人文主义美德号角的唯一声音的原因，指出那些认为贝娄的小说体现了社区价值的主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威尔逊认为，贝娄的人物在人文主义梦想与其遭受迫害的现实之间晃来晃去，这些受虐狂式的人物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然而他们的行为又与其理想相冲突，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肯定生命的人文主义思想，因而，贝娄笔下的人物只能依赖他们的才智和想象。[35] 可见，求而不得的人文主义只是贝娄小说的人物逃避现实的一个安全阀。威尔逊对贝娄是人文主义者这一权威论断的挑战很快得到了格兰迪（Michael K.Glenday）的响应。格兰迪在《贝娄与人文主义的衰落》（Saul Bellow and the Decline of Humanism，1990）中指出，他认同威尔逊的观点，但不认同威尔逊对贝娄作品的解读。他指出，贝娄的确放弃了人文主义伦理，美国社会拒绝满足贝娄笔下人物的基本需求，使得他们被迫逃避现实生活、人性的卑劣和精神的匮乏。格兰迪认为，贝娄的人物与外界的斗争体现了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争夺；自《赫索格》问世之后，贝娄其实是在否定人文主义。[36] 贝娄对1960年之后的美国社会的描写，表征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道德堕落和精神崩溃，人们深受物质利益的驱使，他笔下的人物被迫失望地逃避这种庸俗的社会现实。海兰德（Peter Hyland）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92）在分析20世纪40—80 年代的贝娄小说时指出，贝娄对其作品中所涉及的20世纪传统和思想观念的折中主义态度，有力地表明贝娄已经意识到当代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征。[37]

此外，杜登（Robert R.Dutton）在其著作《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71）分析了贝娄九部作品中人物形象，并指出他们与传统人物的区别，即他们就像天使一般，以类似于上帝的形象出现在宇宙万物链中。[38]

司各特（Nathan Scott）在《三位美国道德家：梅勒、贝娄和特里林》（Three American Moralists：Mailer，Bellow，Trilling，1973）中梅勒、贝娄和特里林作品中的道德观。他指出，梅勒、贝娄和特里林这三位犹太裔作家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优雅和荣耀，他们的作品不仅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而且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人性的坚定信念[39]。在《索尔·贝娄的道德观：犹太人的经历研究》（Saul Bellow’s Moral Vision：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1983）中，戈德曼（Liela H.Goldman）揭示了犹太传统对贝娄的影响，指出贝娄是一个笃信犹太教的作家，其创作深深地根植于犹太文化，犹太文化对贝娄小说创作的影响远比他所承认得深远。[40]

科恩（Sarah Blacher Cohen）探讨了贝娄式的幽默，她在其专著《索尔·贝娄的神秘笑声》（Saul Bellow’s Enigmatic Laughter，1974）中探讨了贝娄作品把幽默作为直面绝望时自我拯救的方法。[41]

纽曼（Judie Newman）对贝娄小说中的历史观进行了分析。她在其专著《索尔·贝娄与历史》（Saul Bellow and History，1984）中主张，一种历史感渗透并主宰着贝娄小说的情节发展、人物和主题，主人公完全处于一个历史和经验的连续体中，他们内在的压力和焦虑反映出由瞬间与永恒两极对立造成的外部压力。[42]

毕肖夫（Peter Bischoff）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异化主题。他在其专著《索尔·贝娄的小说：异化与探索》（Saul Bellow’s Novels：Alienation and Exploration，1975）中研究了贝娄作品中主人公在边缘化状态和寻找中心这个框架内的异化和对自我的探索。[43]

皮佛（Ellen Pifer）则分析了贝娄的宗教观。她在《格格不入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 Against the Grain，1990）中较为温和地解读了贝娄小产中所体现的宗教观。她指出，由于贝娄的创作总是背离了当代文化中广为接受的观点，而且置当时的文学创作的正统于不顾，坚持书写人的精神本质，因而贝娄的创作立场基本上是激进的。[44]

克罗宁（Gloria L.Cronin）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贝娄的小说。她在《他自己的房间：寻找索尔·贝娄小说中的女性主义》（A Room of His Own：In Search of the Feminine in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2001）中，从女性主义视角讨论了性别问题，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女性类型，指出以男性为中心的贝娄小说表征了对缺席的母亲、恋人、姐妹、女性好友、女性心理和灵魂的找寻。[45]

而马林（Irving Malin）则从主题、人物、意象、风格特点对贝娄第一篇短篇到《赫索格》等作品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存在主义对贝娄创作的影响及其创作风格的变化。[46]

另外，评论家也注重对贝娄作品中的心理因素的考量。俄普代尔、杜登和哈珀等评论家认为贝娄作品中存在超验性。俄普代尔（Keith Opdahl）认为，贝娄的想象基本上是超验的和宗教的，从历史事实上升到更大的普遍问题，贝娄作品中的人物都在罪恶的精神力量主宰的世界里追寻着宗教的超验性。[47] 在分析《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时，杜登（Robert R.Dutton）指出，贝娄对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历史循环论的运用赋予历史感以一种超验的解读。[48] 哈珀（Howard Harper）提出贝娄的作品表现了两个世界，侧重在人游荡在永远无法取得成功的世界上和人对于超验力量的渴望这两个主题。[49] 哈珀在分析《雨王亨德森》时指出，贝娄的主人公们都在毫无意义的世界中寻求意义，并最终认识到，生活的全部意义应该从“此时此地”获得，人可以通过理性超越生命的局限性。[50] 克莱顿（John Clayton）在其文章《〈洪堡的礼物〉：超验性与逃离死亡》（“Humboldt’s Gift：Transcendence and the Flight from Death”）中认为，《洪堡的礼物》在追问人类是否能被拯救的问题，贝娄的人物都被柏拉图式的家园放逐并被困于喧嚣的世界里。克莱顿提出，《洪堡的礼物》比贝娄之前的小说更充分地展示了人们对超验性的渴求。[51] 施拉艾潘（Edmond Schraepen）在题为《赫索格：断裂与链接》（“Herzog：Disconnection and Connection”）的文章中分析了《赫索格》中的意象模式，他提出，具体的意象有助于赫索格超验地融合入世界，赫索格对往事的回忆是面对其思想焦虑的策略。[52] 俄普代尔在文章《印象：索尔·贝娄的现实主义风格》（“‘Impressions’：Saul Bellow’s Realistic Style”）中提出，贝娄“用现实生活中的细节描绘了一个超验的现实”[53]，超验性赋予具体细节以价值，强化了深度幻觉，而且其宗教主题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皮佛（Ellen Pifer）也注意到贝娄小说对内在自我或超验精神的关注，认为贝娄的小说主人公总在寻找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一种超验的现实。[54] 皮佛还进一步指出，“在贝娄小说研究中，虽然评论界不断地暗示贝娄对超验性的渴望，但除得出‘贝娄作品中宗教意义的重要性’这样的草率结论外，至今还没人进一步论述贝娄作品中的超验性”。[55] 由此可见，这几位学者所说的“超验性”是从宗教意义上来讲的。这不同于本书讨论的主旨——贝娄小说中的超验主义思想。

然而，也有一些评论家对贝娄作品中的超验观持保留态度，如坦纳（Tony Tanner）和纽曼（Judie Newman）。坦纳认为，贝娄作品中存在着超验性，但不占主导地位。他指出，贝娄小说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贝娄用超验性替代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使其作品的情节不连贯，缺乏戏剧性，影响了事件之间的连续性。[56] 纽曼在阐释贝娄作品中的历史观时，承认贝娄作品中的超验性和宗教思想的重要性，但她认为一种历史感弥漫并主宰着贝娄的小说。[57] 也有一些论者认为贝娄对超验性的过分强调是贝娄创作艺术的瑕疵。

就贝娄小说与超验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言，一些重要的评论家如坦纳（Tony Tanner）、俄普代尔（Keith Opdahl）、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波特（M.Gilbert Porter）都曾指出，贝娄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爱默生和惠特曼的超验主义传统。相关文献的述评详见导论第二部分贝娄与超验主义思想研究状况。以上批评家的观点或研究方法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贝娄小说中的超验性及贝娄小说与超验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对本书的撰写很有启发。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索尔·贝娄的译介和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20 世纪90年代之前，贝娄研究主要是对贝娄小说的评介，如陆凡、陈焜和刘象愚的评介性文章。1995年之后，贝娄研究开始逐步成长，自2000年始，随着贝娄的小说《拉威尔斯坦》的发表，贝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研究路径和视角越来越丰富。以下从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犹太文化和创作技巧四个方面对国内贝娄研究的主要评论性文章进行综述。

人物形象：人物塑造是国内贝娄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犹太传统中父亲在家庭中占有主导地位，已有论者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父亲形象。由于贝娄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单薄，国外评论界认为他有“厌女症”，国内研究却比较关注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女性意识和两性关系的分析。因贝娄作品主要以纽约和芝加哥等大城市为背景，塑造了众多异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也有论者注重贝娄作品中的犹太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

主题：国内贝娄研究中，分析贝娄作品的主题思想的文章最多，主要集中在“父与子”主题、荒原主题、历史主题、流浪主题、存在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等。乔国强、孙筱珍等人都写过此类文章。

犹太文化：尽管贝娄不愿意被贴上犹太作家的标签，但他的犹太背景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创作。贝娄作品中的主人公坚持不懈地寻找着自我的民族家园，犹太教就是他们的伦理道德规范，对贝娄作品中的犹太文化的探讨是国内研究的又一个热点。祝平和江宁康等人曾撰文探讨贝娄作品中的犹太文化。

形式研究：贝娄在创作中不断地探索小说的艺术技巧，巧妙地将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和现实主义传统糅合在一起，影响了后代作家的创作。他的艺术特色、创作技巧和创作倾向也是国内研究的一个热点，李知、陈世丹、蓝仁哲等曾撰文分析了索尔·贝娄小说的叙述信息密度、《洪堡的礼物》中的意识流、象征、黑色幽默、蒙太奇等艺术手法、《赫索格》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创作技法、贝娄小说中传统的流浪汉叙述模式与现代的意识流手法的结合、《赫索格》对书信技巧的挖掘与创新、贝娄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倾向、《赫索格》中的戏仿手法、犹太知识分子的心理流变过程等。

除了上述期刊论文外，截至2014年9 月，国内专门研究贝娄作品的博士学位论文和某些章节涉及贝娄作品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16篇，其中13篇主要以贝娄作品为研究对象。这些论文分别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女性表征、女性形象和两性关系、受难意识与犹太伦理取向、早期小说思想命题的一致性和艺术性的螺旋式发展、贝娄小说（1944—1975）的伦理指向、男主人公的受害特征、贝娄小说的文化渊源、贝娄中后期五部小说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贝娄成长小说中引路人的影响作用、女性观的演进、城市小说、早期小说中家族伦理与丛林生存法则的冲突，以及为被承认而斗争的主题。这些博士论文虽从不同视角分析了贝娄小说，但没有一篇涉及贝娄的文学创作与超验主义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也没有论及贝娄小说中的超验主义思想。

从上述国内贝娄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来看，我国对贝娄作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贝娄作品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存在主义主题，人物形象、犹太性、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道德观、心理模式及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等方面。对贝娄小说中的鲜明特色——超验主义思想，却鲜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