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国语语音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之间是互动共生的关系。但是在中国现代诗歌学研究领域表现得仍然不够充分，对国音标准的近现代化过程的研究成果很少，关于国语语音对新诗形成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成果更少。长期以来，对现代白话新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学方面，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很少选择与语言相关的论题。即使有之，其研究或侧重于从思想史探讨语言观念，或仅仅考察单个作家的文体意识和语言贡献，或只探讨现代文学某一时段的某一具体论争。对民国韵书的研究，则应用性的增注、模仿性的编纂较多；介绍和述评者居多，科学、系统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缺乏，尤其缺乏从国语语音统一的视角，综合分析民国韵书与现代白话新诗音韵的互动共生关系的研究。总之，现当代文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笼统的或者说较为宏观把握的层面，从国语语音统一、韵书编纂入手，以科学实证的语言学方法，讨论它们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之间转相推毂、交互渗透和联合互补的关系，这种交叉综合的研究一直较少引起现当代文学学术界的重视，甚至有时被视为形而下的“技”而予以轻视乃至捐弃。

张建民的《国语语音与现代白话新诗音韵》这部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本书能够以国语语音的统一为切入点，语言和文学结合，熟练地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汉语语言学史的观点和现代文学理论，结合汉语诗律学的理论，从现代白话诗的语音特点出发，审音和考古并重，新诗音韵和韵书纂制互证，史料分析与个案考察契合，深入地分析国语语音标准的确立和民国韵书、现代白话新诗音韵方面的互补共生关系，及其对现代旧体诗音韵的渗透。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讨论虽然以国语语音的统一和民国韵书为切入点，但丝毫不否认韵文创作的音韵实践的反作用：事实上，大量的白话新诗和现代旧体诗创作的音韵实践又反过来为改造旧诗韵，推行国语语音、缩减方音韵和撰制民国韵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语料。这是双向的作用。

本书下了很大工夫，对国语语音、民国国音韵书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之间的种种互动和渗透关系，做了细致深入的个案分析。本书对《尝试集》《死水》和《王贵与李香香》这三部贯穿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跨越老国音和新国音两个阶段的白话新诗音韵特点进行了深入的语言学分析，对它们的韵式、押韵标准及其与国语语音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做了综合考辨。例如第四章为了探讨白话新诗的节奏与国语语音的关系，作者穷尽式地统计了《尝试集》和其中十四首胡适所认为的真正白话新诗的轻声字的使用情况，论述了胡适的自然音节与旧诗的平仄节奏之间的关系，以及胡适新诗节奏理论与国音轻声研究的密切关系。胡适改诗是对白话新诗重轻节奏的自觉强化，以重轻节奏代替平仄节奏，是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必然逻辑。胡适以北方口语里的声调变体——轻声来突破旧体诗平仄的节奏模式，从而使白话新诗的节奏类型自别于旧体诗，客观上拓展了白话新诗的节奏类型。但他过分夸大轻声的作用，欲以流行于欧美的重轻律代替汉语旧诗的平仄律，忽视了汉语诗律的古典传统，这是不妥当的。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作者具体讨论了白话新诗的用韵与民国韵书的通别。分别以胡适《尝试集》、闻一多《死水》和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为例，穷尽式地考察了这三部新诗的用韵实际，并为之做了赅备的韵谱。探讨了其变调相押与国语语音的轻声之间的关系，全面比较了其用韵标准与民国韵书的通别，分析了初期白话诗《尝试集》的押韵对现代白话新诗用韵的深远影响。比如认为《尝试集》时代，白话新诗的用韵标准处于一个过渡状态：旧诗韵已经破坏，而白话新诗的语音标准尚未确立。胡适的押韵标准基本上是按照当时的国音标准，并且符合国音韵书的通别规定，少数诗作以方音或古韵押韵。到了新格律诗的《死水》,28首诗，首首押韵，押韵的语音标准也是根据国语国音。其少量诗里的个别韵段以湖北浠水方音相叶，这是受《尝试集》以方音入韵的影响，但是其数量比《死水》之前的《尝试集》《红烛》等明显要少得多，《死水》押旧诗韵的韵段也比《尝试集》少得多。《死水》继承《尝试集》轻声字入韵的良法，自觉利用现代白话里特有的轻声字，构成韵脚，合辙押韵，成功地表现了新格律诗的音乐美。20世纪40年代延安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其押韵的语音标准仍是根据国语国音。虽然间以陕北方音相叶，但是数量比《尝试集》和《死水》明显要少得多。之前押旧诗韵或词韵的韵段，在这部民族化大众化的长诗里基本退出了。可见，国音的推广和国语韵书的纂制等国语语音统一运动对现代白话新诗音韵深入、持久和广泛的影响。但《王贵与李香香》受诗人押韵思想和陕北方言等影响，忽视了《尝试集》《死水》等白话新诗轻声变调相押的优良传统，应引起新诗作者的注意。

余论部分，以胡适《去国集》、鲁迅和毛泽东旧体诗词用韵为个案，考察了国语语音、民国韵书对现代旧体诗音韵的渗透作用。认为统一的国语语音和编纂精善的民国韵书也渗透到现代旧体诗的音韵实践；而大量的统一了语音标准的白话新诗，以及渗透了国语国音的现代旧体诗音韵的实践，会在南北各方言区普遍流传，广为阅读，这又反过来大大有利于改造旧诗韵，推行国语语音、缩减方音韵和撰制科学的民国韵书。

建民同志长期从事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诗律学的研究，本书对上述现代白话诗韵做了穷尽式的实证考察，论据确凿，新见昭然，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水平，是可信的创作。

此外，本书第一章认为国音统一是语言研究音本位转向的历史必然，国语统一实则国音统一问题；第二章认为民国韵书是国语语音和白话新诗音韵联合的津梁，官韵《中华新韵》是对民国国音韵书的精进和集大成者；第三章对民国学人重造新韵的不同主张的客观分析，对白话新诗的各种韵式的详尽分类，为准确考察三个时期现代白话新诗音韵提供了可操作的规则，也是言之凿凿，可以凭信，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也是很合理的。

希望作者将来能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白话诗歌音韵的价值做进一步的分析。

兰州大学历来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继承与创新，学校在“双一流”建设经费中专门安排资金用于资助出版人文社科类学术图书。建民的著作选入出版之列，得到兰州大学“双一流”建设资金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经费的资助。作者于是将论文做了一些充实、润色，要我写一篇序。这里就写下我对论文的看法。借此机会，我更希望建民继续如同写学位论文那样，一丝不苟，不断努力，坚持和发扬求实和创新的精神，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赵小刚

2017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