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宋的陆游是一位诗文兼擅的作家，对自己的文章非常重视，“以诗文自许”[1]。他晚年致力于《渭南文集》的编纂，从命名、体例到次序均按照他本人之意而定。他特意强调诗文有别，应单独编集：“《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名《渭南》。”他唯恐《入蜀记》散佚，特意叮嘱幼子陆子遹仿效庐陵所刊欧阳修集例，将其附于集后[2]。
陆游一生博览群书，善于思考，孜孜以求，创作丰富，其文章数量颇为可观，流传至今的[3]主要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包括《天彭牡丹谱》一卷、《入蜀记》六卷）、《放翁逸稿》二卷、《老学庵笔记》十卷、《老学庵续笔记》二卷、《家世旧闻》二卷、《南唐书》十八卷、《高宗圣政草》一卷、《感知录》一卷、《斋居纪事》、《放翁家训》、《避暑漫抄》。即以《渭南文集》及后人辑佚所得的单篇文而论，陆游文尚有820篇[4]。这个数量，置于唐宋八大家中亦名列前茅[5]。
时人和后人对陆游的文章评价极高。在陆游生前，其文名便广为流传，所谓“身老空山，文传海外”[6]“四海文章陆放翁”[7]。时人杜思恭说他“文章翰墨，凌跨前辈，为一世标准”[8]。明人祝允明称其“文笔简健，有良史风”，“为中兴大家”[9]。近人陈康黼评其文“高华朗畅，有大家风”[10]。
然而，陆游在文章创作领域的成就历来所受关注和重视却远远不够。一般文学史著作在论述陆游时，将笔墨集中于诗歌创作成就，对于他的文章往往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名为其巨大的诗名所掩。陆游在中国诗歌史上可谓是一个声名赫赫的人物。他是中国古代写诗数量最多的一位诗人，素有“诗王”之称；他被认为是有宋一代诗人中最似李白的诗人，有“小太白”之美誉[11]；他被认为是继杜甫和李商隐之后律诗写得最好的诗人[12]；他与北宋的苏轼齐名，并称“苏陆”；他在“中兴四大诗人”中独占鳌头，被评为“中兴之冠”[13]；他被学者称为最爱国的诗人[14]。巨大的诗歌光环掩盖了陆游的文名，使人们在研究陆游时，将注意力集中于他的诗歌成就。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陆游的身份主要是诗人。
第二，“唐宋八大家”古文传统的遮蔽以及宋文研究领域“重北轻南”的研究格局的传统偏颇。朱东润先生曾指明陆游文不被重视的原因即在于研究者过度重视“名家”：“茅坤选《八大家文钞》，不录朱熹、陆游，所见不可谓不偏，后代对于陆游散文的注意不够，可能正由于此。”[15]明人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标举“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奠定了八大家古文正宗的统治地位，对后代散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均为北宋时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代表作家，由于过分重视名家，导致南宋一些散文大家被遮蔽于宋六家的光环之中，宋文研究领域形成了“重北轻南”的失衡格局。如影响颇大的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和《古文观止》，南宋文竟一篇也不入选，可谓失之偏颇。
实际上，南宋文在孝宗隆兴初（1163）至宁宗嘉定末（1224）六十年间，是一个大家辈出的“中兴期”。元人虞集云：“乾、淳之间，东南文士相闻而起者，何啻十数……文运随时，而中兴概可见矣。”[16]王十朋、陆九渊、陈亮、朱熹、陈傅良、周必大、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叶适等，均个性突出且成就斐然。王水照先生指出：“南渡前后徽宗、钦宗及高宗三朝六十余年，由于党禁、靖康之变和南渡等内忧外患，宋文的发展陷入低潮。至孝宗朝，北宋欧苏之文的典范地位得到确认，元祐法度影响既远且深。其时名家众多，各体兼备，文论勃兴，是南宋散文发展的高潮时期。”[17]陆游作为这个时期宋文的代表作家，体现着南宋文的最高成就。
陆游文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就。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朱东润先生在《陆游的散文》（1961）中高扬陆游在南宋文坛的地位，对陆游文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论析，虽篇幅不长，但时见精到的论断。在《陆游选集》（1979）的序言中高标陆游文的成就远在八大家中的苏洵、苏辙之上[18]。该书共收录45篇单篇文，其精要的简析颇具启发意义。新时期以来，有些文章在陆游文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作出了论析。徐志啸《论陆游的散文》[19]从文体入手着重论述了陆游散文的成就与风格，将陆游与苏洵、苏辙、王安石和曾巩作概括比较，认为陆游文成就不在四家之下。王立群《〈入蜀记〉：向文化认同意识的倾斜》[20]将《入蜀记》视作文化型游记的典型，从文化角度论证了《入蜀记》的独特风貌。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21]从文学、文献和文学史等角度论述了《入蜀记》的价值，将《入蜀记》与入蜀诗作比较分析，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张福勋《〈老学庵笔记〉中的诗论》[22]将《老学庵笔记》中的诗论，加以爬梳和类辑，将其放在陆游整个文艺思想中加以考察，分七个方面详尽论证，是较为全面和系统的。2009年出版的王水照主编的《南宋文学史》，关于陆游文的篇幅已由一般文学史著作的几十字增至上千字，显示出陆游文的成就与地位已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
但就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对陆游文的研究尚属薄弱，缺乏系统全面的综合研究。在基本文献和资料方面，陆游文集多为标点本和影印本，缺乏较为精审详赡的笺注本。《陆游资料汇编》所录陆游评价资料以诗为主，关于文的评价资料漏收不少。目前，专门研究陆游文的专著尚付阙如。自1980年至今三十年间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五十余篇，数量虽不算少，但重复现象比较严重，总体水平不高。学界目前对陆游文缺乏总体观照，有些重要方面还没有涉及。关键是缺乏从文体本身出发立足于文学本位的深入研究。朱仲玉《陆游的史学成就》[23]从撰写目的、编撰体例和材料来源三个方面论述了《南唐书》的史学成就，但对陆游的史识、史才和史笔缺乏必要的观照和论述。欧明俊《陆游散文研究》[24]从赋体文、记体文和题跋文三个方面论述了陆游文，作者将着眼点放在思想情感方面而略于艺术方面的阐释。关于陆游文的地位，多是结论性的一般论断，缺乏在纵横比较的基础上，将陆游文置于文学史的宏观背景中深入考察进而作出准确定位。本书立足于文学本位，以审美观照和理性思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抉发陆游文的文学特质和价值，最终归依于文学研究。本书立足于文学研究，一方面着眼于一般文学的特征诸如审美、情感、想象等；另一方面也注重文本身的艺术特征。对此，王水照先生指出：“文学以形象地反映生活为特性，散文的艺术性即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形象性和抒情性上，自不待言；但是，从我国古代散文历史形成的具体特点出发，似不宜把散文艺术性理解得太窄。我国古代文论家强调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强调结构、剪裁、用笔、用字，强调间架、枢纽、脉络、眼目等等，对于述意、状物、表情都是极其重要的手段，理应属于艺术性的范围。”[25]
清人杨大鹤在《剑南诗钞序》中写道：“放翁非诗人也……酒旗鼓，笔刀槊，一饭不忘，没齿不二，临绝《示儿》，使人泪如雨下；此为放翁不可夺之志。论其世，知其人，考其志，以放翁为诗人而已可乎？知放翁之不为诗人，乃可以论放翁之诗。”陆游当然不只是一位诗人，更不只是一位吟风弄月的诗人，而是一位终生以杀敌报国恢复中原为己任的爱国志士。清人卢世
云：“君忆山阴陆放翁，眼穿梦断九州同。可怜数斛英雄血，泼向雕虫汗简中。”[26]梁启超云：“恨煞南朝道学盛，缚将奇士作诗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27]。陆游本人往往以管仲、诸葛亮、刘琨自比，是一位胸怀大志的爱国志士。陆游文是典型的志士之文，据史料记载：“（陆游）天资慷慨，喜任侠，常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结中原豪杰以灭敌，自商贾仙释诗人剑客，无不遍交。”[28]“踞鞍草檄自任”，表明了陆游对写文章的态度，以战士自命的他在创作时追求文章的战斗力。程千帆先生说：“（陆游）更其值得我们效法和称颂的，还在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至死不渝的忠诚，以及燃烧在内心深处的永不熄灭的战斗精神。就这一点上来说，陆游首先是一个战斗者……陆游的诗，也正是一位奇材绝识之士被压抑的精气所铸成的。只有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从他极其繁富的创作中把握住他最主要的精神。”[29]对于陆游之文亦当如此。陆游虽然不能到战场上书写战斗檄文，却转而以写战斗檄文的双手书写与战斗檄文一样的文章。由此构成了他相当一部分文章充满锋芒、是非分明、识见敏锐的特点。
陆游文具有强烈的经世之意。陆游生活的南宋前期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他的文章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以及民生疾苦的关注，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之意。他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恢复之志是陆游文中最有个性的东西，也是经世之意最突出的表现。恢复中原的时代主题，在其文中的表现虽然不如诗中那样充满激情，但亦得到朗畅的表达，它广泛体现于陆游的各种文体之中并且如诗中一样集中而持久。这使得陆游文在立意方面以高远的意境超过同时代的很多同类作品，与那些整日困在书斋中不问世事者的文章绝不相埒。
陆游是宋型文化的典型人物，他是一位热爱读书、学识渊博、善于思考、勤于著述的学者。他曾自述勤学经历与学术积累，“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遗文，先秦古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自《六经》、《左氏》、《离骚》以来，历历分明，皆可指数”（《文集》卷十三《上执政书》）。广博学识为陆游文章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知识基础和深邃的目光识见。
陆游既注重文章干预现实的战斗作用，又重视文章的文采。在文派林立的南宋文坛上，陆游不属于任何派别，他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勤奋创作而自成一家。陆游文既没有道学家的空疏，也没有词苑翰臣的板滞，也不像事功派重议论而轻文采。总体而言，陆游文以言志见长，呈现出题材广泛、立意高远、识见卓异、情感浓郁、文体多样、风格朗畅、文采飞扬的鲜明特征。
齐治平指出：“大抵陆文爱‘放笔为直干’，所以不能雄深，只有雅健。然而他用字非常准确，修词极为洗练，结构又整饬明晰，所以他的散文在所谓古文中也是别具一格的。他既不象有的古文那样貌为高古，诘屈聱牙；也不象有的古文那样玩弄腔调，摇曳作态。他的散文也和他的诗一样，‘清空一气，明白如话’，是极合语言的自然，极其平易近人的。”[30]这种文从字顺、行云流水的散文，显然更切合实用，也更容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
陆游文以深沉的爱国情怀赢得了后世许多读者的青睐和认可，尤其是到近代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陆游的这类作品更是大放异彩。但四库馆臣对陆游文的评价，却与其宋文大家的地位明显不符：“游以诗名一代，而文不甚著。集中诸作，边幅颇狭。然元祐党家世承文献，遣词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洁有余，波澜不必其壮阔，而尺寸不失。士龙清省，庶乎近之，较南宋末流，以鄙俚为真切，以庸沓为详尽者，有云泥之别矣。”[31]这一评价，总体而言是不高的。说陆游文“修洁有余”“尺寸不失”，与南宋末流之鄙俚庸沓有云泥之别，这是符合实际的。“清省”一词，语出陆云《与兄平原书》：“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32]，后来刘勰也以此评价陆云文：“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33]所谓“清省”乃是指与繁缛相对的简净的语言风格。说陆游文与其“庶乎近之”，大抵也是正确的。但说陆游文“边幅颇狭”，若指其文中缺少鸿篇巨制的策论之类尚可；若指其文的立意和境界不高，则显然是错误的。陆游文的立意和境界主要来自对恢复中原的呼唤与追求，在具体表达时往往渗透着深沉的民族意识。这或许是四库馆臣贬低陆游文的重要原因。
朱东润先生说：“爱国的感情，在陆游的诗里，得到充分的抒写；同样在他的散文里，也得到畅达的叙述。”[34]爱国情感是陆游诗文中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而更多的，在陆游文中呈现的是一位与诗中不一样的陆游形象。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抱负、思想识见、胸怀理想、人生思考、情感意志等在其文中有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体现。立足于陆游研究的整体观，加强针对陆游文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陆游以及认识宋代散文史是有重要价值的。本书一则立足于陆游志士之文的本质特征，二则归依于文学本位的文学研究，对陆游文进行初步研究。本人才疏学浅，至于能否搔到痒处，尚祈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1] （明）唐锦：《龙江梦余录》，明弘治刊本。
[2] 陆子遹：《渭南文集原序》，《陆游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91页。
[3] 陆游散佚的文集主要有《山阴诗话》一卷、《会稽志》二十卷、《陆氏续集验方》二卷、《孝宗实录》五百卷（与傅伯寿同修）、《光宗实录》一百卷（与傅伯寿同修）、《禾谱》。
[4] 其中，《渭南文集》收764篇，明人毛晋《放翁逸稿》收9篇，今人孔凡礼辑佚41篇，《全宋文》辑佚6篇。
[5] 据杨庆存统计，唐宋八大家文数量如下：韩愈361篇，柳宗元522篇，欧阳修2416篇，苏洵106篇，王安石1332篇，曾巩799篇（包括辑佚），苏轼4349篇，苏辙1220篇。见《宋代散文研究》一书所列表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陆游文数量在八大家中排名第五，仅次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和苏辙。
[6] 《渭南文集》卷二十二《放翁自赞》其二，本文所引陆文皆依中华书局1978年《陆游集》点校本，以下亦同，且只标明卷数，不备注。
[7] （宋）杜旃：《陆务观赴召》，《癖斋小集》，读画斋重刊本《南宋群贤小集》。
[8] 《广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四引杜思恭《题跋一则》。
[9] 《书新本渭南集后》，四部丛刊本《渭南文集》附录。
[10] 陈康黼：《古今文派述略》，载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68页。
[11]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陆务观，农师之孙，有诗名。寿皇尝谓周益公曰：‘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荐务观，由是擢用，赐出身为南宫舍人。”钱锺书曰：“放翁颇欲以‘学力’为太白飞仙语，每对酒当歌，豪放飘逸……而有宋一代中，要为学太白最似者。”《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页。
[12] （清）舒位《瓶水斋诗话》：“尝论七律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备，为一变；李义山瓣香于杜而易其面目，为一变；至宋陆放翁，专工此体，而集其成，为一变；凡三变，而他家之为是体者，不能出其范围矣。”
[13]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1页。
[14] 朱自清：《爱国诗》：“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朱自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钱锺书《宋诗选注》：“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2页。
[15] 朱东润：《陆游的散文》，《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1页。
[16] 《庐陵刘桂隐存稿序》，《四库全书》本。
[17] 王水照、熊海英主编：《南宋文学史》第二章《中兴之局与文学高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18] 朱东润：《陆游选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19] 载《青大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
[20] 载《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21] 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
[22] 载《包头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23] 载《浙江学刊》1983年第4期。
[24] 见欧明俊《陆游研究》第五章，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25]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26] 《尊水园集略》补遗《酬茅止生》，清顺治刊本。
[27] 《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五（下）《读陆放翁集》其五、其一。
[28] （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乙集》，沈锡林、冯惠民点校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页。明人唐锦《龙江梦余录》中所载与此相似而稍略。
[29]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页。
[30] 齐治平：《陆游传论》，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63页。
[31] （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43页。
[32] （晋）陆云：《陆云集》卷八，黄葵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8页。
[33]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44页。
[34] 朱东润：《陆游的散文》，《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