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陆游的生平

陆游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其时的北宋王朝危机四伏，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女真声势日隆虎视眈眈。两年后，发生“靖康之变”，北宋亡国。康王赵构在群臣的拥戴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政权。南渡士人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与了新生政权的政治重建，士人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两大阵营，党争的焦点在于主战还是主和、恢复中原还是偏安江左。然而南宋的开国之君高宗赵构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有为之主，他因患有严重的“恐金症”而对金人闻风丧胆。因此，他统治的三十六年里，是一贯主和的。他即位不久即罢免主战的李纲的相位，而以主和的黄潜善代之。面对金人咄咄逼人的凌厉攻势，他只会一味仓皇逃跑，甚至一度逃到海上避敌。建炎四年（1130）十月，秦桧自金营逃归，因主张与金议和而迅速获得高宗的信任和重用。绍兴元年（1131），秦桧任参知政事。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与秦桧不顾抗金恢复的大好形势和主战派的反对，罢韩世忠，杀岳飞，与金人议和，许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岁币银帛各二十五万两匹，史称“绍兴和议”。以丧权辱国的巨大代价获得了偏安苟且的政治局面。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禅位于太子赵昚，是为孝宗，次年（1163）改元隆兴。孝宗即位之初，锐意恢复，拜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开府建康，积极准备北伐。宋军开始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旋即因张浚部将李显忠、邵宏渊不和而兵败符离。隆兴二年（1164），宋金再次签订和议，主要内容为：两国君主关系由君臣改为叔侄，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恢复到完颜亮南侵前的绍兴时期，史称“隆兴和议”。

乾道五年（1169），孝宗拜虞允文为相，任王炎为四川宣抚使，为挥师北伐做各方面的积极准备。但当时孝宗面对的局面极其艰难，因为主战派长期以来受到高宗和秦桧的打击和摧抑。秦桧两居相位，前后擅权达十九年之久。他“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朝中尽是一些“顽钝无耻”之徒，“争以诬陷善类为功”[1]。这直接导致纲纪败坏，政治混乱。更为严重的是，秦党打击人才，摧抑士气，“人才之摧抑已极，则天下无才；流及于百年之余，非逢变革，未有能兴者也。故邪臣之恶，莫大于设刑纲以摧士气，国乃渐渐积以亡”[2]。孝宗是南宋诸帝中唯一一位锐意恢复者。有人认为孝宗经符离之败和隆兴和议后，已心灰意冷，其实不确。王夫之对此辩论道：“宋之决于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来，宴寝不忘者兴复之举，岂忍以割地终之。……和者皆其所不得已。”[3]所谓“不得已”，确实道出了孝宗这位奋发有为的英明之主的尴尬处境。孝宗面对的局面极其困难，诸帅老死，代乏其人；士卒怯懦，不肯用力；士风萎靡，安于现状。满朝文武一片文恬武嬉。亡国的耻辱与恢复的雄心日益远去，转而为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所取代。“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4]便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残酷的现实终于让这位励精图治的天子心灰意冷，在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后效法高宗禅位于光宗。

陆游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主战与主和激烈斗争的时代里。面对金人咄咄逼人的侵略，陆游六岁时曾随父离开故乡山阴到东阳山中避乱。在兵荒马乱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陆游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他是“新法”的支持者，但他对于“新法”中不如人意的地方颇有微词，敢于当面指斥“新法”之弊。“熙宁三年，应举入京。适安石当国，首问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5]后陆佃迁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在有关王安石的问题上，他多次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辩，为之晦隐。黄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陆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6]陆佃读书刻苦，《宋史》本传说他“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蹑屩从师，不远千里”。正是这样一种勤学多问的精神使他成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著述宏富，擅长治经，宋神宗评之曰：“自王郑以来，言《礼》未有如佃者”[7]，因此后来陆游颇为自负地说：“经术吾家事，躬行更不疑。”（《诗稿》卷六十三《自儆》之二）陆佃著有《埤雅》，擅长文字训诂之学。受此家风的影响，陆游平时便注重文字训诂的基本训练。《东篱记》（《文集》卷二十）云：“放翁于是考《本草》以见其性质，探《离骚》以得其族类，本之《诗》、《尔雅》及毛氏、郭氏之传，以观其比兴，穷其训诂。”精研《尔雅》，穷其训诂，可见陆游对语言文字确实下过苦功。

陆游的父亲陆宰是个藏书家，与石公弼、诸葛行仁并称为宋代浙中三大藏书家，且为三家之首。绍兴十三年（1143），朝廷下诏求遗书于天下，陆宰进献所藏“凡万三千卷有奇……数人校勘，书手百余人，再阅岁乃毕。”[8]陆宰为人正直无私，精忠爱国，所结交的士大夫如傅子骏、李光、陈宗誉等都是有气节的一时豪杰。他们人人以拥戴王室、恢复中原自期，陆游说：“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文集》卷三十一《跋傅给事帖》）这对少年陆游的影响十分深远，使他从小就立下了“下马草军书，上马击狂胡”（《诗稿》卷四《观大散关图有感》）的豪情壮志。同时，在这个有教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耳濡目染，从小就喜欢读书，在双亲的督促下刻苦读书，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文集》卷二十八《跋渊明集》）。这为陆游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绍兴十二年（1142），陆游拜曾几为师。曾几对他的最大影响，在于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疾恶如仇的品格。陆游晚年撰文回忆说：“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文集》卷三十《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曾几曾因反对秦桧议和而罢官，陆游评他“孝悌忠信，刚毅质直，笃于为义，勇于疾恶，是是非非，终身不假人以色词”（《文集》卷三十二《曾文清公墓志铭》），这种疾恶如仇、是非分明的品格深深激励着陆游，他在编订诗集时将描写老师曾几的诗置于卷首，“皎若月在天”（《诗稿》卷一《别曾学士》）的人格永远照耀着陆游的心灵。

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二十九岁，赴临安省试，考官两浙转运使陈子茂擢置第一。但在第二年赴礼部试时，因喜论恢复，而被秦桧所黜落[9]。绍兴二十八年（1158），秦桧病死三年后，陆游才正式步入仕途，“始赴福州宁德簿”[10]。县主簿是从九品的文职官员，在县衙中地位低下，公务琐碎繁杂，待遇又较差[11]。这距离陆游恢复中原的理想相去甚远。这是陆游一生仕途生涯的开端，也是仕途坎和悲剧一生的开端。孝宗即位后，赐陆游进士出身。陆游趁机提出了许多抗金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主张。隆兴议和后，主和派再次占据上风。其时正如赵翼所说“朝廷之上，无不以画疆守盟、息事宁人为上策”[12]，陆游的言论，自然引起当权者的不满。乾道二年（1166），言官论陆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13]。

乾道六年（1170）十月，陆游出任夔州通判。乾道八年（1172）二月，夔州任满，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陆游向王炎提出许多重要的军事见解。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丰富多彩的军旅活动，跃马前线的飒飒英姿，豪杰云集的幕府，宾主相期的意气，这一切，均给陆游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生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由此丰富了他的创作内容。邱鸣皋曾详细分析了陆游从军南郑时的心态：“这是陆游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从戎’身份投身于抗金收复斗争的最前线。多年的苦苦追求一旦变为现实，他该是何等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他一扫失意时的迟暮之感，陡然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当时他四十八岁，可在诗中偏偏说‘四十从军渭水边’（《排闷》之三）。中国古代计数‘取其成数’的惯例是取具体数字所靠近的上或下的一个‘成数’（或曰‘整数’），如四十八即可称‘五十’，而称‘四十’者极罕见。陆游在这时取四十而不取五十，这不能不说是陆游可贵的‘青春心态’，而这种心态在陆游的一生中，只有南郑时期才出现过。”[14]正是这种“青春心态”使南郑生活充满了希望与激情，成为诗人以后回忆的重要内容，形成了难以割舍的“南郑情结”。乾道八年（1172）九月，时局发生了变化，孝宗皇帝将王炎召回京都，苦心经营的幕府随之遣散，四年的心血付诸东流。王炎幕府遣散后，陆游在成都及其附近的川府辗转宦游。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理想，淳熙元年（1174），陆游在蜀州任上，在写给郑闻、薛良朋和叶衡的贺启中多次提及恢复中原之意。范成大帅蜀，陆游与之“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15]。淳熙五年（1178），陆游奉诏东归后，又先后在建安、抚州和严州等地担任不能施展自己抱负的地方官。最终又因政敌的诬陷而一度罢官[16]。

从绍熙元年（1190）陆游六十六岁以后，直到嘉定二年（1210）去世的二十年间，陆游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闲居。读书和写作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陆游的思想和创作更为成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17]。他关注时局的变化，关心民瘼，写了很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回忆成为陆游晚年生活和创作的重要内容和方式。恢复中原依旧是他创作的重要主题。“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诗稿》卷七十六《感事六言》）许国丹心，至死不渝。“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稿》卷八十五《示儿》）这是陆游最后的呼声，是他苦苦追求一生的夙愿，是他当时代表全体人民的“庄严的誓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