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学与丝路文化
- 刘洁 丁沂璐主编
- 3571字
- 2025-04-28 11:20:29
一 关于凤凰元典及文化意蕴
龙和凤,同为我国上古先民的民族图腾。龙文化、凤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元典,后来被儒家纳入到自己的圣文化体系中,遂成为儒家思想文化乃至华夏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之一。其实,龙是龙,凤是凤,二者虽然同源但不同质,虽有关联但更有差异,虽有变异但各自的文化基因和内涵寓意分明,切不可笼而统之,更不能混为一谈。关于凤凰元典及文化意蕴,已有的研究成果十分可观。综之,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作为神话意象的凤凰被赋予了下列丰富寓意和特殊象征。
一曰神圣、美丽之鸟——神鸟或圣鸟。
在远古神话中,凤凰是神鸟。在后世儒家圣文化中,圣、凤又同格互义,故凤凰即圣鸟,是传说中鸟族里最神圣、最美丽的鸟儿。
凤凰,典出《山海经》,其《山经》记载:“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是鸟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1]又《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麐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2]唐人李峤《凤》一诗中“有鸟居丹穴,其名曰凤凰。九苞应灵瑞,五色成文章”的诗句即化典于此。诗中所咏“凤凰无疑是一种‘翱翔一万里,来去几千年’的闻天神鸟,是人们心目中美丽不凡之事物的典型化身”。[3]后来儒家将其纳入圣文化体系之中,尊为“圣鸟”或“鸟圣”,以喻圣贤。有《诗》《书》《礼》《易》《春秋》等先秦文化典籍——儒家之“圣书”为证。如《诗经·大雅·卷耳》诗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诗以凤凰喻圣明的周天子,百鸟比济济群臣,勾画出一幅清平之世丹凤朝阳、百鸟朝凤的美好景象。再如《论语·微子》载楚狂接舆过孔子车而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比孔子于凤,意即孔子有圣德,是人中之凤,故后世尊孔子为圣人。另有研究者的考论可资参考和印证:
《大戴礼》:“羽虫三百六十,凤凰为之长。”故古人常以凤凰喻指圣主人君。《论语·子罕》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中文大辞典》释曰:“圣主不出也。”因此凤凰常指圣明之君,含有圣明、至高无上之意趣。[4]
不仅如此,大凡一切神圣、美丽的事物,均可喻之为凤。如凤城、凤阙、凤辇、凤冠、凤仙花等。
二曰祥瑞之鸟——瑞鸟。
在华夏凤文化中,凤凰不仅是神圣、美丽的标志,而且象征天下清明、国家祥瑞,含有国泰民安、幸福吉祥等意趣,是祥瑞的代名词。
前引《山海经》“是鸟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即是。又有《尚书·考灵耀》说:“明王之治,凤凰下之。”《尚书·益谡》记载帝舜之世的乐曲《大韶》时说:“夔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及《春秋元命苞》云“黄帝游玄扈、洛水之上,……凤凰衔图置帝前,帝再拜授图”等文献记载可证。黄帝、尧舜等是儒家尊奉的圣君,三皇五帝时代是儒家盛赞、仰慕的休明之世。以上文献记载均将凤鸣、凤仪、凤猷视为天下太平,国家祥瑞的象征。后杜甫《凤凰台》诗句“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即典出于此。因此,“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凤凰是一种特殊而神奇的鸟儿,它和龙一起,是中国人理想中‘龙凤呈祥’相映生辉的一对事物,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既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一个‘国家吉祥物’。”[5]
三曰高贵、圣洁、不同凡响的稀世之鸟——奇鸟或善鸟。
奇者,孤傲高蹈、不同凡响之意。善者,美善、美好也。概之,凤凰即鸟国里最高洁、最美善的旷世奇鸟。
以凤凰象征高贵、圣洁、美好和比喻孤高傲世、超凡脱俗、高蹈不群之士,典出《庄子·秋水》: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石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耶?”
此则寓言中的鹓鶵,即古书上说的凤凰中的一种。庄子以之自许,意在标榜自己的高贵、高洁和高蹈,表达自己对权欲富贵的极端睥睨与厌恶,进而申发他“无以得殉名”的哲学旨意。同是战国后期的屈原,视凤凰为善鸟,并以凤自诩。其《九章·怀沙》诗云:“变黑为白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雉翔舞。”又其《离骚》中亦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以凤自喻,这与庄子笔下的鹓鶵毫无二致。屈原俨如一只“饮露餐英”,苏世独立的高贵、高洁又高雅的凤凰。后世诗人如刘桢、阮籍、李白、孟浩然等的咏凤之作,多化用庄、屈凤凰意象之旨趣。李白笔下的凤凰总是奇想天外,不同凡响。或“凤飞九千仞,五章备彩珍”(《古风》其四),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或“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古风》其四十),他何其高傲,不可一世,宁为无邻一孤凤,耻做聚族争食鸡;或“孔圣犹闻泣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他孤高傲世,独立不迁,睥睨权贵,自命不凡。这耻与鸱鸮为伍,不与群鸡争食的凤凰,与他笔下那狂放不羁、自由逍遥的大鹏一样,都是李白情有独钟、寄托心志的心灵对应物,亦是李白笔下极具独特魅力和显豁个性的自喻性典型意象。如果说大鹏意象代表的是李白“自由不羁的天才”的一面,那么,凤凰意象体现的则是李白“孤洁独立的天才”的一面。再如孟浩然,他也是庄、屈之凤凰精魂的千年嗣响者。其《送吴悦游韶阳》诗云:“五色怜凤雏,南飞适鹧鸪。楚人不相识,何处求椅梧?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安能与斥鷃,决起但枪榆。”诗人以凤喻人并自喻,托凤抒怀明志,标榜自己高洁高贵,飘逸不群的人格。可见,在“群贤属休明,乘运共跃鳞”的盛唐诗坛,诗人是人中“龙凤”,诗歌是“凤鸣龙吟”,凤凰已然是唐贤心灵中一个高洁、高贵、高傲的通用意象。借用薛世昌教授的识见,即“作为祥瑞的象征,凤凰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是中国民间文化一个常用的吉祥符号。作为光明、进步、美好以及和平与幸福的象征,它同时也深为中国的文化人所喜爱,于是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一个常用的既有横绝四海之精神,复有高雅出尘之神态的美好意象。”[6]
四曰悲悯仁慈之鸟——仁鸟。
凤凰的最早原型应该是我国古代神话典籍《山海经》、《淮南子》等中记载的“日中有踆乌”的“踆乌”(三足乌)、“玄鸟生商”的“玄鸟”(郭沫若先生认为,玄鸟旧说以为燕子不对,而实际应是凤,是日神和生殖器的象征)和“浴火重生”的“火鸟”(火凤凰)。所以,在我国图腾文化、巫觋文化中,凤凰关乎日神崇拜和生殖崇拜,也是殷商部落崇信的始祖炎帝和太阳神帝俊的化身。
历代殷王奉帝俊为祖先,以“日神之子”自居,实乃关乎“玄鸟生商”的殷商部落的民族图腾崇拜。由此可知,《诗经·商颂·玄鸟》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史记·殷本纪》“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记载,实乃渊源有自。后来沿承这一文化的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远裔、火神嫡嗣,及其“尚赤”“尊凤”的民族风尚信仰,也与此相关。据张正明《楚文化》一书介绍,在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中,有一种造型特异的木雕,今称虎座飞鸟,实为虎座立凤。凤两胁有鹿角,通体饰彩纹,昂其首而振其翅,集壮、美、奇于一身,令观者为之神旺。它是已迁于乔木的凤,可视之为楚文化达到鼎盛期的象征。事实上,在氏族部落中,炎帝或帝俊既是众生崇拜的首领,是保护全部落、众苍生的“圣王”,同时,又是主持巫觋祭祀大典的大祭司,其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弗雷泽《金枝》一书中所说的“祭司王”。面对重大天灾人祸,他在献祭时不仅要以自己的身体发肤作为最圣洁的牺牲,而且将一切罪责归于自己,以祈祷鬼神解除灾难,福佑万民,其所担荷的正是为全部落、众苍生消灾免祸的圣王的责任。由此可知,作为众禽之王的凤凰和作为众民之王的圣王,二者具有一种同质对应的关系。亦即,圣鸟也好,圣王也罢,在悲悯仁慈、护佑众生这一点上,二者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凤凰既为上古先民的民族图腾,同时也是最圣洁的牺牲或献祭;凤凰既为众禽之王,因而便是鸟国的护佑神和替众鸟担荷苦难者,俨然鸟国之基督。例之诗人,则诗圣杜甫就是大唐诗国乃至中国古代千年诗史上的一只凤凰。“观凤凰而知杜甫,看杜甫如睹凤凰,双方互为化身,也互为映衬。以凤喻杜,正所谓珠联而璧合。而‘到了杜甫去世的前一年所写的《朱凤行》里,凤凰完全成了他自己的象征’。”[7]
总之,在我国古代神话、儒家圣文化及古代文学创作中,凤凰是最神圣、最美丽的鸟儿,是最高洁、最美善的鸟儿,也是最祥瑞和最悲悯的鸟儿。我国源远流长又美轮美奂的凤文化正是以此为基石、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凤凰的元典及凤凰意象的寓意,大致如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