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意义

以往对清代山西城镇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对城镇发展脉络的梳理、山西商人及票号与山西城镇的互动等方面。而对彼时出现在山西城镇中的产业集聚、资本集聚、人口集聚，及由以上集聚现象最终带来的城镇集聚等问题的关注稍显不足。本书在充分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集聚视角出发，对清代山西城镇集聚进行现象的考察和理论的分析，以期在对清代山西城镇发展进行总体梳理和把握的前提下，为相关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城镇集聚是目前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而清代山西城镇发展已经呈现出集聚化的特点，并促进了当地乃至更为广阔区域的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因此，本书研究的意义在于：

第一，可以丰富清代山西城镇的研究成果。中国地域面积广阔，各区域由于地理和区位不同，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如果从史实入手探讨细节，而后综合，就可以对区域经济、区域社会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因此，历史城镇的区域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山西城镇的发展历史较为久远，在历史城镇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人们就在今山西境内兴建了中国较早的一批城市。位于山西省襄汾市的陶寺城遗址，据考古发掘考证，恰好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吻合。此后，山西城市在多种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均出现了著名的城市。例如，位于垣曲县古城镇境内、黄河北岸高台地上的垣曲商城就是一座商前期的城址，该城三面临河，一面背山，是我国已发现的第五座商前期的城池。再如位于曲沃县西北2公里，与侯马市交界处的凤城村附近的曲沃古城，是一座西周时期的晋国古城址。其他如春秋战国时代晋国的都城——新田（今侯马市），为彼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国七雄之赵国早期的都城——晋阳城（今太原），则位于太原市西南郊古城营村。传说中的禹都——安邑（今夏县），位于今山西夏县西北7000米处，是我国现存战国—秦汉时代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此外，还有北魏时期的平城（今大同），扩建于汉代平城县基础之上。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有97年的时间，历经了六帝七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曾拥有百万人口。太原城，在北齐时期就是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唐代又是地位重要的北都，不仅是龙兴之地，更为北方重镇，是彼时全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蒲州（今永济），在唐代与陕、郑、汴、怀、魏五城并称六大雄城。唐开元九年（721），改蒲州为河中府，升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遥相呼应，位于城西的蒲津渡历来为长安联系北方诸省的必经之地。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临汾盆地西南边缘的绛州（今新绛），在唐代就是陕、晋商品集散中心，直至明清时期，与山西北部的汉蒙交易重镇——代州城被称为“南绛北代”。除此之外，明清两朝的太原、大同、运城、平遥、祁县、太谷、榆次、平阳、凤台、长治等城镇，都各具特色，是古代中国城镇建设的典范，也是山西城市发展水平的代表。

第二，通过从集聚角度对清代山西城镇进行研究，可以以古鉴今，为当代资源型省份未来走集中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及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借鉴。

城市集聚的重要特征就是经济核心城市的出现，经济核心城市是指在经济区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于区域中其他各类城市在经济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城市。著名学者赫希曼（A.O.Hirschman）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的扩散理论，都把城市与区域间各种“力”的消长概括为两种力的作用——“集聚力”和“扩散力”。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进一步用“磁力”理论来阐释城市的集聚与扩散功能。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城市作为一个封闭型容器的本质功能，是将各种社会成分集中起来，并为它们提供一个封闭的场所，使之能最大限度地相互作用。但是城市又不仅仅是一个容器，它的“形状和容量”并不是完全预定好的，必须首先吸引人群和各种组织，否则就无生命可言。对于这一现象，埃比尼泽·霍华德称之为“磁力”。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它通过“磁力线”向外放射出强烈的磁力，吸引着周围众多的人、财、物。这些人、财、物一旦被吸引到城市里来，便会被“磁化”，从而与城市里原来的人、财、物一起放射出更强烈的磁力。通过城市“磁场”磁化了的这些“磁化物”——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即使离开了城市，被抛到偏僻遥远的山乡，依然带着这个城市明显的“烙印”，成为传播城市文明的重要媒介物。磁力理论亦把核心城市的各种“力”高度抽象为两种磁力——集聚力和扩散力。核心城市的集聚主要源于核心城市的规模效益、市场效益、信息效益、人才效益、设施效益等，正是这些效益的吸引，使得区域中的第二、第三产业，人口、人才、原料、资金和科学技术向核心城市集聚。

第三，通过对清代山西城镇集聚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代山西城镇体系形成的特点，增强对清代中国中部地区城镇发展状况的全面了解，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特征。同时，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总体来说，各历史时期的山西城市发展水平随着政治地位及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而提升。特别是清代，随着商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山西境内大批的商业城镇兴起并繁荣。城镇中的雇佣关系得到发展，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城镇的建设得到相当改善，城镇职能亦有显著变化。可以说清代山西的城镇，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城市类型、城市机能，都较前代有显著的发展和变化，有些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呈现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镇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经济活动集聚体，第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城镇从而成为区域经济中发展最快的点。而从集聚视角对彼时山西城镇发展的状况进行考察，则可以为我们研究区域经济史和城市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