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群体经验

1.新北京人

新北京第一代作家中的北京土著代表是老舍。他出身北京社会底层，写的是胡同集市里的市井风情，作品人物也大多属于社会底层，擅长描摹大杂院儿里的人情世故，抒写他们的悲欢离合，苦痛辛酸。新北京第三代作家所面临的历史文化处境则不同。新中国的成立造就了一个“新北京”，新北京人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登场，这是这代作家要描写的新世界。老北京人的平和宽容、忍辱负重的性格，安稳度日的生活追求就此发生了改变。所谓的新，是时代的新，是身份的新，是人生经历的新，正如学者杨东平指出的：“正像城墙和牌楼、茶馆和庙会退出了我们的视野和日常生活，曾经谦逊而多礼、温良恭俭让的老北京人也隐退到了历史的背景之中。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北京人，四分之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进入北京的新北京人及其后代。曾经作为老北京文化载体的胡同、四合院及其孕育出的京味文化，正像在地理空间上一样，退缩到了城市社会的边缘。当代北京的政治风云和文化思潮不再从胡同中升起，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北京人——他们主要生活在大院之中，因而，大院和胡同的分立，构成了新北京的两层文化和两种文化——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和文化能量，登上舞台中心，成为当代北京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真正主角。”[15]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中，老北京人不多，只有霍达、张承志、李龙云、叶广芩、王学泰、刘一达等寥寥数人，其他大多数是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北京人。对“新北京人”身份的强调，以王朔最突出：“我想那不单是语言的差异，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到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寻。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16]这段话虽然不免武断，却也体现出新一代作家对自我身份的界定。跟老舍相比，他们的生活环境、人际交往、知识教育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而这些往往成为作家们写作主题和风格的决定性因素。而新北京文化的强势存在，老北京子弟作家也深受影响。

不少大院子弟作家，如刘心武、徐城北等，沉迷于写老北京，但“老北京写老北京”与“外来者写老北京”，两者的视角有区别。刘心武的《钟鼓楼》虽然描写老北京文化，但叙事身份超越老北京文化，跟上述作家有明显区别。他们熟悉的生活还是新北京人的生活。

2.大院文化

新北京人所带来的文化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但对这一批作家的生活和创作而言，最重要的当数大院及其文化，故提出来单论于此。

大院文化的典型是部队大院。有人指出：“这儿说的大院儿，特指部队大院儿。这种社会组织及人口居住形式，在中国始于建国初期，也即上世纪50年代。几个兵种的司令部盘踞在北京西北部，公主坟沿复兴路向西每每可见此种标语：‘军民团结如一人’、‘军民鱼水情’、‘哨兵神圣不可侵犯’。”[17]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以原有的建筑为基础扩建，或者在空地上建筑，盖起无数办公楼和宿舍，形形色色的高墙大院成为北京城的一景。北京城内分布着海军大院、空军大院、总参大院、总政大院、炮兵装甲兵大院、铁道兵大院、工程兵大院、北京军区大院、北京空军大院等数不清的大院。大批革命干部及家属进京后，大多数住进了大院。成长于协和大院的韩小蕙回忆：“住进这样一座大院中，托福于我父亲。那时我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军官，他所在的部队是北平解放后接管协和医院的部队。1957年，这批军队干部全部脱下军装，留在了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18]

大院不但是一种民居方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社会组织形式，是政治和民居的合体。大院生活是这批作家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基础，也是他们写作素材的来源之一。吴勇主编的《北京大院记忆》评论：

军队大院沿长安街在北京城西郊汇集，国家机关、文教大院则在西郊和西北郊聚集。很多大院整体采用苏军营房图纸设计，有的大院规模宏大，占地面积甚至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每个大院都是一个五脏俱全、功能兼备的小社会，各项附属设施保卫部门、幼儿园、子弟学校、游泳馆、浴室、操场、食堂、礼堂、球场、卖东西的服务社、娱乐场所（“俱乐部”或影剧院）等等，一应俱全。这些设施大多是福利性质的，因此，人们的一般生活需求不出大院就能解决。这一自给自足的生活形态，使得大院人的内部联系更加紧密和频繁，相比之下，大院人和外界的接触与交往则少了许多。[19]

大院的围墙隔离了旧民居，也与胡同文化隔离开来。与生活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不同，这些新市民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操着各种方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而随着第二代大院人的出生与长大，形成了独特的“大院文化”。灰砖灰瓦的胡同是相对封闭的居住区，是老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而大院文化是对老北京传统的胡同文化的一大冲击。某种意义上，胡同文化与大院文化分属旧与新、平民与精英的两种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市民文化的延续，大院文化代表的是新时代的精英文化。

从建筑格局而言，大院的一切生活设施都自成一体，仿佛一个独立王国。从生活保障而言，大院居民的生活水平要好一些，尤其是军队大院里基本上是按需分配，很多市面上难以买到的食物和生活用品都不缺。到了节假日还会发餐券。从社会关系而言，大院里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与当地居民复杂的亲戚社会关系差别很大，连口音都是“普通话化”了：“一个个大院就如同一座座独立的小城，里面各类设施应有尽有，你如整年不想走出院子的大门，也绝不会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大院住户们很少有北京真正的土著居民。”[20]后来成为作家和编剧的邹静之坦承，自己“从小就住在机关大院里，最大的缺憾就是没在胡同里住过。我小时候在大院里只会说普通话，根本不会北京话。”实际上，这批作家使用的写作语言，除了少数大院外子弟，大多数使用的是与北京胡同口语截然有别的大院式口语（如王朔），或者是普适化了的普通话（如史铁生）。

大院子弟就是在大院这种设施齐备、与外界相对独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没有本地的老北京亲戚，朋友都是结识于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内部子弟”。王朔便是典型代表，他来自复兴路西头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那是1949年以后建立的新城，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尽操国语，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自成一体。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绝的七百年传统毫无瓜葛。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地区’。我认为自己是从那儿出来的，一身习气莫不源于此”[21]。“割据地区”一词很是传神，我们可以看到大院生活方式与传统的差异。成长于“老高检”大院的张纯鸣也回忆：

建院时机关里年长且带有家属、子女的干部很少，年轻干部进京时大都还是单身，更多干部在调入机关后才成家。他们的下一代则是在大院内出生，在大院里成长。为解决干部们的后顾之忧，机关的孩子们自小就可以送往条件相当不错、每周接送一次的中央政法机关全托幼儿园。在孩子们的记忆中，那个幼儿园也是大院生活的一部分，儿时园中的玩伴至今仍是朋友。大院的孩子大都在北京没有几个亲戚，与大院之外的日常交往也极为有限，他们最熟悉的是大院的每一个角落，是院内每个孩子有几个兄弟姐妹，甚至知道每一个孩子父母的姓名，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上学以后，孩子们始终认为大院就是他们的家。[22]

出身人艺大院的“人艺二代”濮存昕回忆：“我上的史家胡同小学就在这座祠堂的遗址上，北京人艺的宿舍院儿也在这条胡同。人艺子弟全在这里上学。谁的爸爸、妈妈演哪出戏，扮什么角色，学校老师都门儿清。”[23]

出身大院的杨劲桦这样回忆：“在我幼年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根本就没有出过这个大院的门。我完全不知道高墙外还有另外的世界。……以为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和自己生活的一样，直到他们飞出了那高墙，才知道自己是特殊的一小部分。就说我自己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院的小学就和附近的董四墓小学合并到一起，我们每天要出大门沿着农村的小土路走到学校。当时我一年级，记得第一次看到农村的同学，在凛冽的严冬大雪天里赤着身子空心穿着一件硬邦邦满是油腻的黑旧棉袄，手脚冻得裂着出血的大口子，还有冻疮。我当时吓得都喘不过气来，溜着墙边低头快速地跑走。”[24]

在性情上，大院子弟也有其特色。他们有一定的优越感，较为大胆和不羁，对主流、正统和权威思想敢于质疑，在执行力方面也比较强，获得信息资源也很便利。而且，他们也不必担心前途，如王朔小说所云，“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25]。吴勇认为：“大院孩子的父辈在经历了十年至近三十年不等的艰苦革命斗争后进入了北平城，经历过战火洗礼，他们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也在后辈身上延续了下来。也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大院集中了相对优势的社会及文化资源，大院子弟与大院外的孩子相比，更加见多识广。大院文化在大院子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以至于他们从口音到举止，都与胡同里生活的北京人有着很大不同。”[26]

最擅长表现大院生活的作家是王朔，他最初的小说回避大院背景，以市民的姿态出现，比如电视剧《渴望》和小说《顽主》。直到《动物凶猛》与《看上去很美》两部小说的问世，才流露出他的大院子弟本色。这是因为王朔随着年岁渐长，怀旧情绪越来越重，在《动物凶猛》中，王朔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院子弟生活进行追溯：“‘文化大革命’幻影的轰然倒塌，新时代的来临，使他们心灵空虚几至无所依从，所以王朔作品所描绘的那种巨大现实失落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数年内是整整一代人的总体精神特征。”[27]追溯色彩最强烈的是《看上去很美》，在序言《现在就开始回忆》里，王朔把大院地域明确称为“新北京”。

大院文化的影响，使他们即使投身影视创作，也继承了大院文化的某种气韵，也就是王朔所说的“性格中打下的烙印”。这导致他们编撰拍摄的影视作品，不同于香港台湾电影（比如《大宅门》《五月槐花香》之于台湾琼瑶的《还珠格格》），甚至也不同于上海拍摄的电影，具有新北京文化特有的味道。学者开寅指出：“1990年，改编自刘恒的小说《黑的雪》、由谢飞导演的《本命年》成了京腔文化进入影视作品的前奏。与刘恒的原作稍有一点错位的是，姜文扮演的主角表面是巡行在北京胡同中无所事事的刑满释放人员，但内在气质却更贴近一个失落到谷底的大院子弟。他外表冷峻但内心温柔，面对着一个飞速变化的陌生世界无所适从，不愿意放弃内心的原则，但又无法挽回那个已经逝去的、可以将理想主义付诸实践的时代。姜文内心桀骜不驯的大院子弟个人气质，让这个角色不再是一个北京胡同串子那么简单，他成了整整一代因失去理想而孤身走向落寞的青年的象征。”[28]

这也使他们的作品，如《甲方乙方》《阳光灿烂的日子》《卡拉是条狗》《让子弹飞》等，不是严肃文艺，却也不完全是商业文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产品。叶京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滕文骥的电视剧《血色浪漫》，更以专门拍摄“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院子弟生活著称；而管虎导演、冯小刚主演的《老炮儿》，则以委婉的方式表现了他们进入中老年时期的情绪。

3.知青江湖

1968年底，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下，全国有1700万青年学生先后离开城市，来到边疆和农村插队，他们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这些年轻人从天南海北走到一起，共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活经历、感兴趣的话题让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抱成团，形成一个个“知青江湖”。在这些知青团体中，读书的氛围非常浓郁。除了插队知青在农村组织的团体之外，“文化大革命”时期，知青中不甘寂寞的文学青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其他文学创作团体，或称“沙龙”，或称“圈子”，或称“村落”，或称“读书会”,“是在不同范围、社会层面展开的，却在同一时间浮出地表，构成了新时期的重要景观”[29]。

比如，1968年下半年，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马甸中学、北京四中、五中、一零一中、女一中等多所中学的140多名老三届毕业生，告别父母，离开首都，奔赴山西汾阳县杏花公社的九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其中就有不少热爱文学的知青，包括日后成为著名诗人的郭路生和作家甘铁生。据当事人回忆：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岔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30]

甘铁生回忆：“同队的9个知青每天下了工，吃了饭，已是筋疲力尽，但仍坚持用墨水瓶制成的小油灯读书。灯焰太小，挤不下三两个人，就轮班看，第一拨从晚饭后到十一二点，第二拨从十二点看到三四点钟，再叫醒第三拨看到天明。当外村借来好书，限定两三天还，大家就轮班看，通宵达旦。”[31]同时期在山西插队的李零回忆：“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32]

赵杰兵也回忆知青时期的文艺生活：

下乡前两年半时间，我们的思想有点“野”，如饥似渴、囫囵吞枣地读了一批马列经典著作和若干的“灰皮书”、“黄皮书”（供领导干部参阅的一些国外较有影响的理论或文艺译著）。印象深的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们那时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纵论天下大事。下乡初期，刚刚接触到农村的现实，我们的思想非常活跃，互相通信中有许多针对实际生活的尖锐思考。[33]

当时到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也很多，也留下了诸多读书创作的记忆。比如，到莫力达瓦旗当知青的吴起新回忆：“在知青这个新生的群体中，我们共同劳动，体味做一个普通农民的艰辛。共同生活，感受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同学关系。共同读书学习娱乐，深化我们的文化底蕴，创建新的精神生活。……我们知青点的书真是多呀，可谓世界名著大全。我大概用了半年时间通读了一遍，看着看着感觉就出来了。读名著可不像‘文化大革命’前读国内长篇小说只顾看故事，看情节，而更要看思想看社会背景看人物剖析看人生哲理。我们如饥似渴地读托尔斯泰，读巴尔扎克，读梅里美，读罗曼·罗兰，西方文学的璀璨尽收眼底，西方文学的魅力深感其中，这在当时文化匮乏的时代，可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想当初我最盼的就是下雨不上工，可以悠闲地在家看小说（当然最怕的也是下雨赶上做饭点不着火）。”[34]另一名知青何家琪也回忆：“怪勒生活的5年里，还有一件特殊的事情记忆深刻，那就是怪勒的读书热。受文化革命的影响，书在当时变得非常金贵，我们怪勒却有一大批书。这要感谢衣锡群、叶晓等爱书之人，也正是他们那个时候能从北京带来那么多的书，而且是好书。这不仅给我们知青点的人创造了读书条件，也吸引了附近知青点爱读书的人。”[35]

对那些有文学爱好的知青，这些团体便成为切磋文学、交流心得和进行文学创作实践的最好平台。这一类“知青江湖”，最典型的要数“白洋淀诗群”，主要由一批到河北白洋淀插队的北京知青组成。当时白洋淀的知青由三部分人组成：当地回乡知青、天津知青和北京插队知青，共约600人，其中北京知青差不多占了一半，约300人，而由北京知青组成的文学圈子在当地大概有60人，不少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思想敏锐。[36]白洋淀地处偏僻，在当时却成为地下诗歌的重镇。对此，阿城认为：“七十年代，大家会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控制很严，可为什么恰恰这时思想活跃呢？因为没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乡下的年轻人在想什么。”[37]白洋淀诗群的成员之一宋海泉，对这一现象有更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产生，同它本身的文化传统是没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的，诗歌群落产生在这里，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这种非文化的环境，由于它对文化的疏远和漠不关心，因而造成一个相对宽松、相对封闭的小生态龛。借助于这个生态龛，诗群得以产生和发展。

这个生态龛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首先，它聚集了北京中学生中一些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撞击，时时产生一些闪光的东西。以写诗为例，他们时常就学习体会、书籍、诗稿进行交流，就诗歌理论、写作技巧进行切磋。他们关心的领域非常广泛：哲学、经济、历史、政治、音乐、绘画……不同的领域之间经常相互地启迪、借鉴，这种启迪和借鉴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境界。

其次，每个村的知青基本是以原学校为单位的组合，他们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从中汲取必要的知识信息。白洋淀这个生态龛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第三，新安县距北京三百里，相对山东、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而言，外地的同学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来，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交流。仅就我村而言，接待过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古、北京等地的同学朋友，少说也有几十人。少则几日、多则一两个月的留住，是很平常的事情。

第四，“白洋淀诗群”的根在北京。[38]

还要指出，北京城里出现了不少地下沙龙。尤其在1972年前后，这类文学沙龙影响越来越大，这些沙龙的成员也相互往来、交流，形成了连环式的圈子，促进了各自的文学创作走向成熟。[39]其中最著名的，是徐浩渊主持的沙龙，最初以干部子弟为核心，属于较纯粹的文学青年聚会。对于北京城中的地下沙龙，李零回忆：“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北京有很多沙龙。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饭馆，酒酣耳热扺掌而谈。”[40]

上述群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出现并非个案，而有一定普遍性。对此，叶维丽这样解释：“中国偏远的乡村给反主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各处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城市知青‘部落’。现在文艺作品描写知青生活，不是写怎么革命，就是写一些人怎么偷鸡摸狗。其实当年的生活有各种形态，年轻人也总要想方设法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当时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可钻的空子很多。‘文化大革命’时代充满了悖论，一方面政治似乎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存在着大量‘边缘地区’。我们在雁北就身处边缘，远离了政治中心。应该说，那时中国社会的活力在边缘地带。当然我们那样做，也因为我们处在青春躁动的年龄。”[41]总之，上述群体的出现和存在，为后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