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拓展

当前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研究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由于研究年限等原因，多数研究尚未从“生命史”的整体框架来把握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整体性存在，也未充分吸纳21世纪以来陆续增加的大量史料，同时也缺乏文化、生命史及心理学等多种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本书针对这个缺憾，力图从整体来把握这一代作家，把生命史研究与心理学研究融合，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所拓展。

本书尝试以这一群体的“生命史”为结构，纵向梳理其成长历程，横向吸纳精神分析和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他们的精神演进历程，从社会出身、亲子关系、记忆模式、宗教信仰等视角切入，纵横交错，对其创作历程做深度分析。

第一，研究范围：凸显“新北京第三代作家”这一被忽视的“中级群体”。已有研究可分“国家”与“地域”两个层面。前者多取“新北京第三代=新中国第三代”框架，缺点有二：一是研究对象太多，大而化之，不够具体；二是淡化了北京城及北京文化，难免削足适履。除了“新北京第三代作家”，当代还活跃有“陕军”、“湘军”和“海派”等群体，统统归入“新中国第三代”，必然抹杀群体之间的差异。后者多把从老舍到王朔的京味文艺合并起来研究，淡化了革命文化对京味文化的改造，又忽略了老鬼、张承志、王小波、顾城、柯云路等缺乏“京味”的“新北京第三代”。

有鉴于此，本书在空间上以“北京”为“场”，在时间上以“新中国第三代”为“代”，缩小群体研究的范围（目前收集到资料的有一百余名），以准确呈现其具体样态。

第二，研究对象：以“作家群体”为主，但不局限于作家群体，而是适当扩展到“文艺群体”，以贴近这一群体的实际，兼顾内部复杂性。之所以考虑以作家为主，但不局限于作家，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成员多从事不同类型的创作，如阿城是画家，又是编剧，还是小说家；陈凯歌既是作家，又是导演；刘索拉既是音乐家，又是小说家。二是文艺圈的内部交流密切，实为一种松散流派：70年代末的朦胧诗派和星星画派，貌似两家，实为一体；90年代的王朔、冯小刚、叶京等则是“作家—编剧—导演”的集合。不局限于“作家群体”，而研究“文艺群体”，更能全面审视其轨迹。此外，已有研究多偏重大院子弟，忽略霍达、叶广芩、张承志、李龙云等具有重大影响的非大院子弟，淡化了内部差异；本书则关注其族群身份和阶层差异，意图彰显这一群体内部的多元性。

第三，研究框架：依据文化人类学的“生命史”理论设计章节，知人论世，贴近其创作历程。本书本质上属于文学领域的“生命史”研究。对“生命史”的研究，文化人类学有较多理论和实践。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后喻文化、互喻文化、前喻文化三种文化模式，从文化传承和断裂的角度探讨“代沟”现象的延期及发展，对社会人类学及相关学科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曾翻译的民族志《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汲取米德及其他人类学家的养分，探讨了非洲昆族女性的“生命史”，对本书的研究也是一个有益借鉴。在社会人类学中，“生命”是在“心灵”、“行动”和“社会”三者互动中发展的：在“心灵”涉及“知识”、“记忆”及“信念”（无信念也可视为一种信念）；在“行动”涉及“成长”、“受挫”和“克服”（或失败）；在“社会”涉及“家庭”、“社会”和“国家”。这些思想都启发了本书的研究和撰写。本书特别关注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生命史及创作史的互相呼应，以各个生命阶段为节点，观察他们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发展成熟的？如何记忆自己的生命历程？凭借何种网络获取资源？如何应对自身困境？等等。

第四，研究方法：吸纳精神分析和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深入把握其家庭关系和成长阶段。已有的研究，对成员的亲子关系及成长阶段关注不够，难以把握作家创作的来龙去脉。本书吸纳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对之加以考察，加强心理深度。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在《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中提出“人格发展渐成说”，他认为：“一个有活力的人格是如何生长的？又是如何从适应生命需要——保持某种生机勃勃的热情——逐渐增强了能力的各个连续阶段中自然生长起来的？每当我们想对生长要有所了解时，最好不要忘记有机体在子宫内生长的渐成性原则。概括说来，这种原则表明，任何生长的东西都有一个基本方案，各部分从这个方案中发生，每一部分在某一时间各有其特殊优势，直到所有部分都发生，进而形成了一个有功能的整体为止。”[5]他经长期临床观察，把人格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认为每个人的“生命史”进程中，在这八个阶段中都会遭遇种种挑战，并从中获得成长，并对此八个阶段进行了详尽系统的阐述。他所阐述的“八个阶段”是否都能成立，另作别论，但他的理论对我们思考和观察研究对象的“生命史”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还吸纳了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特别是Stuart Hall和Tony Jefferson合编的《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探讨其文艺趣味形成之根源。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伯明翰学派的提倡，亚文化由于凝聚成独特的青年亚文化抵抗话语而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亚文化也演变为青年文化的代名词。[6]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因为经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动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青年文化，特别是以王朔等为代表的新京味作家更是如此。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他们的心灵史具有参考价值。

出于上述目的，本书的章节结构主要由前言、正文八章和附录组成，分别从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整体特征、全托记忆、顽主叙事、胡同视角、时空体验、亲子矛盾、宗教情结及怀旧情绪等切入，对其心灵发展历程开展多角度的考察和剖析。各章内容主要如下：

第一章探讨这一群体的整体特征，简要概括这批作家的生命史、社会史、精神史的整体特征，为后面各章的研究打下基础。

第二章探讨这一群体的全托体验，以老鬼、王小波、毕淑敏、陈凯歌、王朔等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北京作家的全托记忆为材料，与英国精神分析学家鲍尔比（John Bowlby）的依恋理论比照，探讨婴幼期父母缺失对中国儿童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的父母缺失对部分中国幼儿造成一定心理创伤，甚至干扰了亲子关系。但是，由于儿童本身有自我修复能力，中国文化又有心理疏导作用，多数人成年后能克服心理创伤，修复与父母的关系。

第三章探讨王山、王朔、冯小刚等当代北京文艺家们所撰的“顽主”故事，以“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顽主“小混蛋”（周长利）是如何在文艺作品中逐渐被神化的这一视角为切入口，梳理了两个阶层的顽主的形成历程，探讨了两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冲突及文化交融。接着，分析这批出身大院的顽主故事讲述者的精神构成，以及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从怀旧走向寻根的心路历程。最后，本章以此为基础分析，指出他们之所以热衷讲述顽主故事，是为了塑造理想化的“镜像自我”，顽主故事其实是为慰藉自我而创造的“身份神话”。

第四章探讨这一群体中的胡同子弟的身份意识及其文学创作。新北京第三代作家大多数出身大院，出身老北京家庭者寥寥无几，导致后者的整体存在处于被遮蔽状况，其之于大院子弟作家的差异不被世人注意。本章以王学泰、霍达、叶广芩、张承志、李龙云、刘恒、刘一达等老北京子弟作家为研究对象，将他们与大院子弟作家比较，从身份认同、文化融汇和文学想象三个角度切入，探讨他们的整体特征，彰显这一群体的存在，呈现北京文学空间的多元性。

第五章探讨这一群体的时空体验。法国哲学家巴什拉认为：我们的“空间感”受“几何空间”影响，也受“心理空间”影响；我们出于生存需要，把空间乌托邦化，也就是“家宅化”。由此，他倡导对“心理空间”开展精神分析。本章吸纳并拓展巴什拉的上述思想，用于探讨新北京第三代作家之于北京城的“时空体验”特征。

第六章侧重考察新北京第三代作家所撰的亲子矛盾叙事。中国人敬老，讲避讳，谈论亲子矛盾一向有所顾忌，直至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左翼文学）兴起后，直面亲子矛盾，甚至肯定子辈的叛逆行为，才成为一时潮流。新北京第三代作家成长于左翼传统环境，敢直书此类常人不愿书写之事，对亲子矛盾有较多书写。本章以收集到的亲子矛盾叙事为材料，剖析亲子矛盾产生的根源，梳理亲子矛盾化解的历程，探讨了亲子关系的衍化规律。

第七章主要考察新北京第三代作家宗教情结的产生及其衍化过程，据此探讨革命文化对这一代人的宗教情感之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就如何处理跟宗教的关系，经三十年探索，至改革开放始建立起延续至今的稳定模式，而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新北京第三代作家，正成长于这一特殊时期。其中部分作家，如张承志、阿城、史铁生、顾城、王朔等，有着明显宗教情结，甚至对终极关切产生了兴趣。本章综合考察了他们走向宗教的心理动因，随后以此为基础，深入比较了两组作家的宗教情结之差异。

第八章探讨这一群体的怀旧情绪。21世纪以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变化及时代的演变，这一群体的文艺创作出现了强烈的怀旧情绪。本章侧重研究了这样一种怀旧情绪的发生背景，以及这一群体如何逐渐升华和超越怀旧情绪本身，理性探讨自己、家族及群体的来龙去脉。

---

[1][日]三浦展：《团块世代の战后史》，日本：文艺春秋2007年版，第12页。

[2]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3][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欧阳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8页。

[4][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欧阳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8—409页。

[5][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6]崔家新、池忠军：《青年亚文化的概念解析——基于青年亚文化历史流变的发展性考察》,《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