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也称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女作家。[1]盖斯凯尔原名伊丽莎白·克莱格雷恩·斯蒂文森（Elizabeth Cleghorn Stevenson），1810年出生于英格兰切尔西一个牧师家庭，周岁丧母，后被寄养在柴郡纳茨福德镇（Knutsford）的姨妈家，该镇的风土人情后来成为她创作的主要素材。1832年，伊丽莎白和唯一神教派牧师威廉·盖斯凯尔（William Gaskell）结婚，迁居曼彻斯特市。1837年，盖斯凯尔和丈夫合作发表诗歌，之后又发表多部短篇小说。1848年，她的首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一经问世，便引起广泛关注。查尔斯·狄更斯随后邀请她为其主编的期刊《家常话》（Household Words）撰稿，并亲切地称她为“亲爱的山鲁佐德”（dear Scheherezade）。此后，盖斯凯尔又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克兰福德镇》（Cranford,1853）、《露丝》（Ruth,1853）、《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1855）、《西尔维娅的恋人》（Silvia's Lovers,1863）和《妻子和女儿》（Wives and Daughters,1865）。此外，她还创作了包括《拉德洛夫人》（My Lady Ludlow,1859）、《表姐菲利斯》（Cousin Phillis,1864）等在内的大量中短篇小说、为数不少的非虚构作品，以及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传记作品《夏洛蒂·勃朗特传》（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e，1957）。1865年，盖斯凯尔在汉普郡逝世。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1865年意外去世，盖斯凯尔的写作生涯持续了将近20年，此间她一直享有极高的文学声誉。然而，她去世后，声名一度跌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屈居“二流作家”阵营。20世纪中期以后，盖斯凯尔的文学声誉呈回暖之势。20世纪末，维多利亚文学研究界掀起了一股盖斯凯尔研究热潮。

近年来，盖斯凯尔的文学声望再度高涨。2006年英国Pickering & Chatto出版公司整理出版了一套长达五千多页的十卷本《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全集》（The Works of Elizabeth Gaskell），几乎涵盖了她的所有作品，既有备受瞩目的长篇小说，也有不受重视的短篇小说，还包括她撰写的《夏洛蒂·勃朗特传》及其早年创作的诗歌，在报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等。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出版的一部最全面详尽的盖斯凯尔文集。自2006年至2010年，“牛津世界经典系列丛书”先后出版或再版了盖斯凯尔的六部中长篇小说和传记作品。此外，大众影视传媒将盖斯凯尔小说进行改编并搬上银幕，进一步扩大了盖斯凯尔的影响力。英国广播公司（BBC）在1999年、2004年、2007年和2009年相继改编拍摄的系列短剧《锦绣佳人》（改编自《妻子和女儿》）、《南方与北方》、《克兰福德镇》以及《重返克兰福德镇》（圣诞特辑）让盖斯凯尔重新出现在全世界观众和读者的视野中，切实提升了她的知名度。2010年9月25日，盖斯凯尔诞辰两百周年之际，她的名字被绘到了“哈伯德纪念彩绘花窗”（Hubbard）上。[2]进驻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角，则意味着盖斯凯尔经典作家的身份得到了国家官方文化机构的承认。

盖斯凯尔最初凭借她对当时维多利亚社会问题，尤其是劳资冲突这一阶级问题的思考走上文学舞台，并因其工业小说“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而获得了马克思“杰出小说家”的美誉（马克思，1956: 686）。因此，阶级问题和工业化进程始终是盖斯凯尔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

20世纪30年代，维多利亚文学研究专家戴维·塞西尔（David Cecil）在其专著《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小说家》（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 Essays in Revaluation,1934）中将盖斯凯尔称为缺乏天赋的“次要小说家”，认为她身上典型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Cecil,1948: 154-155）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分析盖斯凯尔的工业类小说时，塞西尔严苛地指出，由于工业题材涉及经济学和历史等女性理解力难以企及的知识领域，所以盖斯凯尔再怎么善于讲故事，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因为“整个时代精神都在和她作对”（ibid.: 236）。塞西尔过于专断的言论，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是评判盖斯凯尔文学才能的主要基调。20世纪40年代，弗·雷·利维斯（F.R.Leavis）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中再次将盖斯凯尔贬为“次等小说家”（Leavis,1948: 1-2），这进一步将盖斯凯尔打入文学声誉的冷宫。

不过，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兴起，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等“工业小说”重新受到关注，这极大地促进了盖斯凯尔研究的复兴。凯瑟琳·蒂洛森（Kathleen Tillotson）在《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Novels of the Eighteen-Forties,1954）中通过对《玛丽·巴顿》主题和叙述基调间的复杂统一性的研究，发掘出小说中许多曾受学界低估的优点。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中对盖斯凯尔的两部工业小说做了深入的分析。他的评价褒贬参半。就《玛丽·巴顿》而言，威廉斯一方面批评身为中产阶级的盖斯凯尔对工人阶级暴力的恐惧“破坏了小说主题情感整体所必需的统一性”（Williams,1958:100）；但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她在小说创作初始采用的那种“既满怀同情的去观察，也尝试通过想象力与人物产生认同感”的“情感结构”，对她有关工人日常生活的“特有感受和反应”（ibid.: 98）的描写给予了高度评价。威廉斯对盖斯凯尔未能在《南方与北方》中为劳资冲突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表示遗憾，但他也注意到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明显要优于先前作品”，而且从当时的政治经济观来看，玛格丽特与厂主桑顿的辩论显得“既真实又有趣”（Williams,1958: 101）。长期以来，盖斯凯尔的艺术才能遭到以塞西尔为首的文学评论家的轻视和诋毁，威廉斯的评论无疑是对上述定见的有力反驳。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约翰·卢卡斯（John Lucas）同样将注意力放在了盖斯凯尔的工业小说上。他在《盖斯凯尔夫人和手足情谊》（“Mrs Gaskell and Brotherhood”）一文中着重分析了小说《南方与北方》，认为盖斯凯尔只希望“处于不同阶层的个人”能实现“实际的个人交往”，从未想过要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社会的阶级结构，因此，她试图促成劳资双方和解的梦想只能是“灰色的”（Lucas,1966: 205）。和卢卡斯不同，法国学者路易斯·卡扎米昂（Louis Cazamian）在《英国社会小说，1830—1850年》（The Social Novel in England: 1830-1850）中对盖斯凯尔的“社会小说”[3]做出积极评价，认为盖斯凯尔和狄更斯等人“富有激情且极具挑战性的小说对那些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全面改善人际关系提出了精确的方案，或表达了模糊的愿望”（Cazamian,1973: 4），构成当时干涉主义运动（interventionist movement）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马克思主义者对盖斯凯尔工业小说的关注和重新评价有力地推动了盖斯凯尔的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记式研究逐渐成为盖斯凯尔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一环。随着约翰·查普尔（John Chapple）等人编撰的《盖斯凯尔夫人书信集》（The Letters of Mrs.Gaskell,1966）和《盖斯凯尔书信增补集》（Further Letters of Mrs.Gaskell,2000）的先后出版，盖斯凯尔传记相继问世。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几部著作有威尼弗雷德·格林（Winifred Gerin）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一本传记》（Elizabeth Gas-kell: A Biography,1977）、珍妮·乌格罗（Jenny Uglow）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讲故事的习惯》（Elizabeth Gaskell: A Habit of Stories，1993）和雪莉·福斯特（Shirley Foster）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文学生涯》（Elizabeth Gaskell: A Literary Life,2002）。这些传记在考察盖斯凯尔的文学创作时，大都既重视其生平经历，又不忽视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它们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盖斯凯尔的不同维度的考察。如果说此前盖斯凯尔更多是以传统家庭女性的形象出现，那么随着这些传记的出版，她作为中产阶级女性作家的另一面开始为大众知晓。盖斯凯尔不仅深谙文学市场的运行规则，善于和出版商打交道，而且还能有意识地塑造自身的公众形象。2010年，最新一部传记《生命短暂：伊丽莎白·盖斯凯尔》（Brief Lives: Elizabeth Gaskell,2010）问世，《盖斯凯尔协会杂志》（Gaskell Society Journal）创始人艾伦·谢尔斯顿（Alan Shelston）在书中揭示了盖斯凯尔背后的女性生活：她的文学成就、婚姻生活和人道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动了对盖斯凯尔多面性的研究。

性别问题也是以往盖斯凯尔研究的核心课题。盖斯凯尔的六部长篇小说和最具代表性的几部中短篇，比如《拉德洛夫人》《女巫路易斯》（Lois the Witch）和《表姐菲利斯》的标题都与女性直接相关。[4]塞西尔在20世纪30年代将盖斯凯尔类比为站在“文学之鹰”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身旁的温顺的“鸽子”，认为她心甘情愿地接受父权社会给她设置的种种限制（Cecil,1948: 152）。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评论界都默认了塞西尔的这一评判。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兴盛的年代，然而，盖斯凯尔因无法超越性别和阶级地位为她所划定的界线，依然没能获得足够的关注。知名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其批评名作《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性作家从勃朗特到莱辛》（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1977）中虽多次提及盖斯凯尔，但她依然坚持塞西尔等人的观点，将后者看作安然接受社会限制的“盖斯凯尔夫人”。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与苏珊·古芭（Susan Gubar）的女性主义批评经典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1979）更是对盖斯凯尔只字未提。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盖斯凯尔的女性主义研究才有所突破，评论家们开始重新挖掘其作品中许多曾被忽视的意义。玛格丽特·霍曼斯（Margaret Homans）在《承载文字：19世纪女性写作的语言与女性体验》（Bearing the Word: Language and Female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Women's Writing）中指出，虽然盖斯凯尔和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作家一样，不得不使用当时文化规定的语言，但她敢于“声称自己是以女性身份来写作”（Homans,1986: 226），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男性主导的权威结构。帕西·斯通曼（Patsy Stoneman）在其著作《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中颇有洞见地指出，盖斯凯尔之所以长期不受女性主义批评家的重视，根本原因在于她的小说“既未明确批判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也不像《阁楼上的疯女人》那样设置了一些可供读者进行象征性阐释的虚构场景”（Stoneman,1987: 1）。斯通曼认为，盖斯凯尔在小说中宣扬的“母性思维”（maternal thinking）模式，暴露出父权社会中那种易于将女性“婴儿化”（ibid.: 13）的传统母性观的弊病，从而隐性批判了父权制和父性思维模式。相比之下，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的《欲望和家庭小说：小说的政治史》（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更加强调盖斯凯尔的女性权威。阿姆斯特朗指责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仅关注性别维度，而无视阶级和种族维度的倾向容易把所有女性都看成受害者，并把文本中对女性主体性的一点点再现都当作一种抵抗形式。阿姆斯特朗认为，19世纪的中产阶级女性其实在其所处文化中拥有真正的权力。比如说，女性小说家借助小说这一媒介，获得了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特定的女性权威。具体分析《南方与北方》时，阿姆斯特朗指出，盖斯凯尔既拥有女性权威，也拥有阶级权威。通过将政治冲突置换为两性冲突，用私人婚姻来解决社会问题，盖斯凯尔顺理成章地当上中产阶级的代理人，“把政治抵抗带进了通俗文学领域”（Armstrong,1987: 163）。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菲丽西·波拿巴（Felicia Bonaparte）在《曼彻斯特的吉普赛单身汉：盖斯凯尔夫人的恶魔传》（The Gypsy-Bachelor of Manchester:The Life of Mrs.Gaskell's Demon,1992）中大胆借鉴吉尔伯特和古芭的批评思路，试图从温顺而富有同情心的“盖斯凯尔夫人”身上找出一个“恶魔般的自我”。波拿巴认为，盖斯凯尔的作品中隐藏着她在日常生活、私人信件中刻意遮盖的反叛自我。尽管波拿巴的观点颇有新意，极具震撼力，但书中大量的臆测性论断也为其招来诸多指责。盖斯凯尔研究专家安古斯·伊森（Angus Easson）贬斥该书的“中心论点站不住脚”，尽管“波拿巴本人称其为一种隐喻”，但这“是对一个不存在的存在的虚构描述，缺乏真实性”。（Easson,1995: 285）和波拿巴一样，珍妮·斯宾塞（Jane Spencer）也考察了盖斯凯尔身上的多个“自我”（mes）。[5]不过，她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993）一书并未像前者那样臆测盖斯凯尔对此有意掩饰，而是通过直接引用作家本人在书信里对自己多个“自我”的坦诚，指出盖斯凯尔之所以能创作出大量作品，正是得益于她多个“自我”之间的冲突（Spencer,1993: 6）。斯宾塞承认，盖斯凯尔的确像阿姆斯特朗等学者指出的那样，借助小说获得了一定的文化权威，她自信、宽容、提倡进步、致力于弥合分歧。然而，斯宾塞也敏锐地觉察到，她的权威也具有“妥协的、从属的”（ibid.: 29）性质。作为一名女性和唯一神教徒，盖斯凯尔具有犹豫不定、自我分裂的特质，她常常不得不站在主流社会边缘，用一种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的“隔离和批判的”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世界。显然，斯宾塞的观点较之波拿巴而言，更为客观、冷静，因而也更具说服力。综上，在女性主义研究的推动下，此前学界对盖斯凯尔本人及其作品的简化认识逐渐被抛弃，其作品的丰富内涵开始得到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们将阶级和性别两块研究内容整合起来，不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对阶级问题的重视，同时也对女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进一步深化了对盖斯凯尔作品中的阶级和性别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把文学看作对社会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们认为文学是一种话语构成，积极参与了对社会现实的形塑。盖斯凯尔本人和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就成了新历史主义者们研究的焦点。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在其影响力广泛的著作《英国小说中的工业改革：社会话语与叙事形式，1832—1867年》（The Industrial Refor-mation of English Fiction: Social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Form,1832-1867）中考察了维多利亚时期工业小说的叙事形式与社会话语之间的关系，认为小说叙事能够揭示出社会话语中矛盾的文化意识形态。在评论雷蒙·威廉斯有关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论述时，加拉格尔指出，虽然威廉斯意识到此类小说具有将社会和个人联系起来的特点，但却没有注意到，“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公私两大领域间的联系依赖于一种潜在的假设，即二者首先得是分离的”（Gallagher,1985: 114）。随后，加拉格尔指出《南方与北方》中的一个叙事矛盾：小说一方面试图让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发挥其女性影响，以期连接公私两大领域；而另一方面又暗示，玛格丽特发挥影响的前提有赖于公私领域的分离。对此，加拉格尔敏锐地指出，充满矛盾的工业话语本身是导致这一叙事缺陷的主要原因，“家庭理想的宣扬者们坚持认为，女性只有被关在家中……才能保持其道德优越性”，然而这种“对隔离的坚持却导致了社会和家庭不可逆转的对立，连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转喻方法……悖论地依赖于它们的分离”。（ibid.: 178）[6]

黛博拉·诺德（Deborah Epstein Nord）的《漫步维多利亚时代的街道：女性、表征与城市》（Walking the Victorian Streets: Women,Repre-sentation,and the City）是一部讲述女性作家如何在文学市场上争取权威的著作。诺德以《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为例，将盖斯凯尔的职业生涯比作一场努力获取城市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身份的斗争。她认为，盖斯凯尔在城市街道上被人用“肘部推搡”的经历不仅“为她的小说提供了主题，也隐喻了文学市场中女性作家遭到暴露的身份”（Nord,1995: 137）。通过对喧闹的街景的解读和对盖斯凯尔在表征各种权威时的复杂内心的分析，诺德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家既渴望发声，又担心不为公众接受的矛盾心理。另一位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芭芭拉·李·哈曼（Barbara Leah Harman）同样关注了盖斯凯尔的工业小说。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政治小说》（The Feminine Political Novel in Victorian England）一书中，哈曼声称，《南方与北方》在探索女性问题方面的努力被严重低估。她着重分析了玛格丽特不畏工人暴动，公然站出来保护厂主桑顿的场景，认为盖斯凯尔并未像传统作家那样对女主人公走出家庭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僭越”行为予以谴责，反而对此表示了肯定和赞赏。哈曼认为，小说结尾也不像有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表现了盖斯凯尔意欲回归家庭的保守倾向；相反，该结尾“赋予了私人话题令人不安的公共维度”（Harman,1998: 75）。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们积极探究盖斯凯尔小说虚构叙事与维多利亚时代各类文本的互动，他们对作家创作时具体社会语境的强调有力地挑战了塞西尔不顾当时现实给盖斯凯尔所下的负面论断，为重新确立盖斯凯尔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吉莲·比尔（Gillian Beer）的《达尔文的情节》（Darwin's Plots: E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Darwin,George Eliot and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1983）和乔治·列文（George Levine）的《达尔文和小说家：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科学模式》（Darwin and the Novel-ists: Patterns of Science in Victorian Fiction）等著作的问世，对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科学思想的研究逐渐成为盖斯凯尔研究中的热点课题。列文指出：“维多利亚小说事业愈发像维多利亚科学事业的文化孪生子，小说界的最高美学理想——真理、客观、克制——和当时的科学理想存在许多相通之处。”（Levine,1988: vii）列文的话揭示出科学与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维多利亚时代是科学兴盛的时代，涌现出大量杰出的科学家。[7]不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要属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其进化论思想彻底否定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等传统观念，对哲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达尔文的情节》是一部从文化和语言角度研究达尔文理论的里程碑式著作。比尔在书中阐释了达尔文理论如何渗入维多利亚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及其对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艾略特（George Eliot）和哈代（Thomas Hardy）等维多利亚时期作家思想的影响。列文在《达尔文和小说家》中重点考察了《物种起源》出版前后维多利亚文学中的多种进化论思想对当时作家思想的影响。虽然列文并未研究达尔文对其同时代作家的直接影响，但他特别强调与达尔文重要著作相关的理论话语体系。此后，众多学者开始研究达尔文理论如何对维多利亚小说、诗歌、视觉文化等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

最早将盖斯凯尔作品纳入达尔文研究批评范式的是卡罗尔·马丁（Carol A.Martin）。马丁在《盖斯凯尔、达尔文和〈北方和南方〉》（“Gaskell,Darwin,and North and South”）一文中指出，《南方与北方》发表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之前，却见微知萌地涉及了一些类似于达尔文主义的思想。通过淘汰“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人”，留下“适应能力强的人”，盖斯凯尔预见了“适者生存”这一法则（Martin,1983: 92）。玛丽·德布拉班特（Mary Debrabant）详细分析了《妻子和女儿》中的进化论叙事技巧。詹妮弗·格斯戴尔（Jennifer Gerstel）在博论《达尔文、艾略特、盖斯凯尔和哈代作品中的性选择和择偶现象》（Sextual Selectionand Mate Choice in Darwin,Eliot,Gaskell,and Hardy,2002）中论述了达尔文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性选择”对《妻子和女儿》的叙事影响。劳伦·卡梅伦（Lauren Cameron）的博士论文《与科学的再协商：英国女性小说家和进化论争议，1826—1876年》（“Renegotiating Science:British Women Novelists and Evolution Controversies,1826-1876”，2013）则将注意力投向了《西尔维娅的恋人》这部鲜有学者关注的小说。卡梅伦对小说中涉及的达尔文思想做了考察，认为盖斯凯尔对口头传统和虚构叙事的强调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的生存价值，这是对带有悲观和虚无色彩的达尔文进化叙事的适度反思和修正。玛丽·伊丽莎白·莱顿（Mary Elizabeth Leighton）和丽莎·苏丽奇（Lisa Surridge）在论文《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妻子与女儿〉中的进化论话语和信贷经济》（“Evolutionary Discourse and the Credit Economy in Elizabeth Gaskell's Wives and Daughters”，2013）中探讨了《妻子和女儿》中的进化论话语和信贷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小说人物的命运好坏取决于他们能否处理好信贷、债务等问题。

研究达尔文思想的文化影响当然非常必要。[8]但是，达尔文思想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受益于在他之前的众多博物学家的研究成果，“进化论话语只是更为广博的博物学话语中的一个部分”（Boiko,2005: 90）。

事实上，从博物学视角考察盖斯凯尔作品的学者不乏其人。希拉里·绍尔（Hilary Schor）和迪尔德丽·达尔贝蒂斯（Deirdre D′Albertis）是最早注意到博物学和盖斯凯尔小说《妻子和女儿》之间存在关联性的学者。不过，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识论（福柯认为分类法到19世纪逐渐被生物学所取代）的影响下，两人都把论述重点放在了文本中的达尔文进化论叙述方式上。在《市场中的山鲁佐德：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维多利亚小说》（Scheherezade in the Marketplace:ElizabethGaskell and the Victorian Novel）中，绍尔指出，《妻子和女儿》的主题就是维多利亚生物科学的核心问题——起源、进步以及知识体系等（Schor,1992: 184）。达尔贝蒂斯在《掩饰的小说：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维多利亚社会文本》（Dissembling Fictions: Elizabeth Gaskell and the Victorian Social Text）中称，《妻子和女儿》体现了博物学“分类法”和达尔文的“调查法”之间的张力，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所利用的那些“与机会、概率和推测相关的秘密知识”最终“破坏并改变了分类法这一小说中的主导科学话语”（D′Albertis,1997: 137）。

艾米·金（Amy M.King）在文章《分类学疗法：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小说〈玛丽·巴顿〉中的博物学和草药医学政治》（“Taxonomical Cures: The Politics of Natural History and Herbalist Medicine in Elizabeth Gaskell's Mary Barton”）中着重探讨了小说中的博物学叙事的“政治内涵”（King,2003b: 264）。她区分了两种业余博物学模式：以约伯·李（Job Legh）为代表的19世纪博物学家传统和以艾丽斯·威尔逊（Alice Wilson）为代表的乡村草药采集者或女巫之类更为古老的传统。金认为，艾丽斯的草药医学“与博物学在认知方面有着深层的联系”，这种医学认知“对小说再现社会疾病具有重要意义”（ibid.: 256）。金进一步指出，盖斯凯尔采用“博物学的分类逻辑……旨在提倡用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来看待工人阶级，不是将其视为另一物种或更高一级门类下的某一类型，而是疾患能够得到治疗的个体标本”（ibid.: 258）。金认为，盖斯凯尔用博物学的认知方式来教育两大阶级要把对方看作和本阶级相似的物种，是为了促使他们达成政治上的和解。金从博物学角度考察盖斯凯尔政治观的研究思路别具一格。在新作《平凡中的神圣：虔诚的博物学和英国小说》（The Divine in the Commonplace: Reverent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Novel in Britain,2019）中，金声称，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和博物学在形式上存在共性，两者都推崇微小的细节和平凡的主题。论及盖斯凯尔的《西尔维娅的恋人》和《妻子和女儿》时，金指出，这两部英国乡土现实主义小说类似于博物学，它们“对日常现实细节的观察和描绘体现了对上帝的敬畏”，这是“在平凡事物中表达神性的方式”（King,2019: 206）。

在芭芭拉·盖茨（Barbara T.Gates）等人有关博物学的社会学研究基础上，安妮·西科德（Anne Secord）在文章《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曼彻斯特的技工博物学家》（“Elizabeth Gaskell and the Artisan Naturalists of Manchester”，2005）中进一步追溯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手艺人从事博物学研究的历史。[9]西科德认为，工人博物学家们虽然未能跻身科学家之列，但他们提供的重要观察和标本极大地促进了博物学的发展。西科德重点研究了盖斯凯尔对小说人物约伯的再现方式，认为她之所以将工人约伯塑造为一名业余博物学家，主要是为了强调他的理性思维能力，从而让他成为劳资双方的调解人。

詹妮弗·克里苏克（Jennifer J.Krisuk）同样注意到《玛丽·巴顿》的博物学影响。不过，她的博士论文《19世纪小说中的博物馆、家庭收藏以及知识的性别化》（“Museums,Home Collections,and the Gendering of Knowledg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vel”，2012）主要从性别角度阐释了博物学的政治内涵。她认为，《玛丽·巴顿》中的女性人物和叙事角色在家庭和叙事中通过对博物馆展示技巧的适度调整，有力地挑战了博物馆藏品展览中体现的父权力量，从而获得半独立的身份和权威。

和上述学者不同，凯伦·博伊科（Karen Boiko）将注意力投向盖斯凯尔的另一部小说《妻子和女儿》。在《阅读和（重新）书写阶级：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妻子和女儿〉》（“Reading and（Re）writing Class: Elizabeth Gaskell's Wives and Daughters”，2005）一文中，博伊科从博物学角度研究了该小说的阶级政治叙事，他认为盖斯凯尔在给霍林福德镇的居民进行分类时，将小说中提及的法国博物学家乔弗里·圣·希莱尔（Geoffroy St.Hilaire）的比较解剖学分类法和维多利亚社会的绅士话语结合起来，试图提升中产阶级的文化地位。

丹妮尔·柯丽尔（Danielle Coriale）在博士论文《博物学家想象：英国博物学中的小说形式，1830—1890年》（“The Naturalist Imagination:Novel Forms of British Natural History,1830-1890”，2009）中重点考察了19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期间的英国博物学与维多利亚小说叙事形式之间的关联。柯丽尔将盖斯凯尔和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ries）等人的作品置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博物学文化语境中，研究博物学家们的想象和认知模式对他们的小说叙事产生的影响。具体分析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时，柯丽尔指出，工人约伯的博物学活动虽然能够成为危险的宪章运动的理想替代品，但他掌握的那些艰涩的博物学术语也影响了他和其他工人的正常交往。柯丽尔认为，约伯身上呈现出的矛盾性折射出盖斯凯尔采用博物学策略进行小说叙事时面临的困境。博物学的描述方法的确有利于盖斯凯尔准确再现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但与此同时也揭示了身为中产阶级的作家在为中产阶级读者描写工人阶级人物时无法摆脱的立场局限性。

安妮·德威特（Anne Dewitt）在《道德用途，叙事效果：维多利亚期刊中的博物学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妻子和女儿〉》（“Moral Uses,Narrative Effects: Natural History in Victorian Periodicals and Elizabeth Gaskell's Wives and Daughters”）一文中，从主题层面将博物学与道德话语结合了起来。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博物学期刊，尤其是那些谈论达尔文、牛顿、乔弗里等人的期刊文章都将科学鼓吹为“道德上的努力”。德威特认为，该观点影响了《妻子和女儿》的叙事，盖斯凯尔不仅以达尔文等人为原型，塑造了博物学家罗杰·哈姆利（Roger Hamley），强调其高尚品德，而且还有意让罗杰的道德科学服务于爱情主题。罗杰的科学工作和“其爱情故事交织在一起，直接推动了后者的发展”（Dewitt,2010: 8）。

进入21世纪后，研究盖斯凯尔作品的学术论文及专著的数量有了显著提升，研究视角也更为多样。2007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吉尔·玛图斯（Jill Matus）教授主编的《剑桥文学指南：伊丽莎白·盖斯凯尔》（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lizabeth Gaskell）正式出版。该书收录了多篇由盖斯凯尔研究领域知名学者撰写的文章，极具参考价值。学者们借鉴盖斯凯尔传记和书目研究的最新进展，对其小说、传记、短篇小说以及书信等作品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重点论述她在叙事上的多样性，以及她对当时社会、文化和思想变革的文学反应，为盖斯凯尔研究提供了权威性的指导。2009年，托马斯·雷其奥（Thomas Recchio）出版了专著《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一部出版史》（Elizabeth Gaskell's Cranford: a Publishing History），细致考察了《克兰福德镇》这一文本一百多年来在出版史上的变迁，分别对该作初次在《家常话》上以连载形式发表时的历史语境、不同版本中的插图问题、1905—1966年英美两国多所学校教材改编版本的异同以及1899—2007年《克兰福德镇》的剧本改编史做了深入探讨，试图论证该文学文本出版史上的变迁如何反映了英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身份建构历程。该著作强调文学文本的文化建构功能，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2010年，桑德罗·荣格（Sandro Jung）编撰的文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维多利亚文化和小说艺术：两百周年纪念文章》（Elizabeth Gaskell,Victorian Culture,and the Art of Fiction: Essays for the Bicentenary）出版。乔安妮·夏托克（Joanne Shattock）和艾伦·谢尔斯顿等盖斯凯尔研究的知名学者考察了盖斯凯尔作品（包括信件、日记、短篇和长篇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中的阶级、性别（如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角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子气概）、达尔文进化论、医学、友谊和文学传统（包括华兹华斯对盖斯凯尔早期作品的影响）等维度。该文集重新审视了盖斯凯尔的文学才能，认为她不仅对社会问题感兴趣，而且对小说形式和文类传统也颇为了解。该书为盖斯凯尔学者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为当代人重估其文学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马罗尼·弗朗西斯科（Marroni Francesco）等人主编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的研究》（Victorian and Edwardian Studies）系列丛书的第一卷《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短篇小说的艺术》（Elizabeth Gaskell and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问世，该书首次对盖斯凯尔的短篇小说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同年，安娜·库斯提诺蒂（Anna Koustinoudi）在专著《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第一人称小说中叙述的分裂主题》（The Split Subject of Narration in Elizabeth Gaskell's First-Person Fiction.Lexington Books）中借用精神分析、叙事学、性别等理论，从后现代角度对盖斯凯尔的多部第一人称作品进行了研究，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主体性问题。总之，上述各类批评方法共同推动了盖斯凯尔研究的发展。

国内的盖斯凯尔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在梁启超等一批进步人士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掀起了一股翻译西方文学的热潮。正是在此背景下，盖斯凯尔作品开始进入国人视野。1921年，林家枢将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译成中文，名为《女儿国》。该书的另两个译本——伍光建的《克阑弗》和朱曼华的《女性的禁城》陆续于1927年和1939年出版。1929年，徐灼礼翻译的盖斯凯尔的另一部中篇小说《菲丽斯表妹》问世。

20世纪80年代时，国内的盖斯凯尔研究开始从简单的译介阶段进入真正的学术研究阶段。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玛丽·巴顿》等工业小说成为盖斯凯尔研究者们的重点研究对象。王秋荣和丁子春的《无产者战斗的画卷——评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1984）是该时期评论文章中的代表作。文章褒扬了盖斯凯尔对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英雄主义及道德情操的正面描写，称赞她“极大地扩展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描写人物，表现生活的领域”（王秋荣、丁子春：27）。

从20世纪90年代起，评论界开始从不同角度探讨盖斯凯尔工业小说的艺术特色。朱虹在《从阶级矛盾到文化冲突——〈北方与南方〉赏析》（1992）中比较了盖斯凯尔的两部工业小说，认为《南方与北方》不像《玛丽·巴顿》那样幻想以道德情感来感化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肯定了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倡导以内在价值的完善来实现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这篇文章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较之前有了很大提升。殷企平着重分析了《玛丽·巴顿》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坐火车的细节，指出“当时社会的异化现象是进步车轮飞速运转的必然结果”（殷企平，2005: 91），研究视角颇为新颖。陈娇娥（2006）和樊黎（2010）都借用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对盖斯凯尔的工业小说进行了阐释。前者从创作背景和叙述视点等方面分析了作家在不同时期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不同体验，后者认为《玛丽·巴顿》揭示了19世纪工业社会的社会状况和世人的普遍心理。国内盖斯凯尔研究知名学者陈礼珍在《蝎子与鸦片的政治讽喻——〈玛丽·巴顿〉的殖民与阶级隐喻话语》（2015）一文中通过考察蝎子和鸦片等微观叙事，以小见大地揭示了盖斯凯尔在殖民贸易和阶级斗争等宏大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他认为，书中所描写的有关蝎子的惊惧场景，是对英国殖民事业的警醒，而有关鸦片的论述反映了盖斯凯尔在阶级问题上存在道德和情感两个维度的错位。陈礼珍的研究视角和精彩阐释令人耳目一新。

除阶级层面的研究外，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挖掘盖斯凯尔作品中的女性声音。赵蓉和邓杉在《叛逆的声音——〈妻子和女儿〉中女性形象分析》（2008）一文中将注意力转向了《妻子和女儿》这部国内学界很少涉及的盖斯凯尔小说。文章详细分析了小说中的各类女性形象，认为主人公莫莉·吉布森（Molly Gibson）在多名女性的影响下，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和强烈自主性的女性。赵蓉随后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了《玛丽·巴顿》的女性主义思想。她认为，小说中的阶级斗争叙事和性别斗争叙事交织在一起，表明拥有职业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获得话语权的重要保证。宁媛媛在文章《家庭天使的“堕落”——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中19世纪女性的生存境遇》（2009）中分析了盖斯凯尔笔下那些被当时社会忽视的大众女性的生存境遇，揭示了19世纪工业社会女性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她们一方面表现出自食其力的可贵品质；另一方面却又受制于父权制社会的种种框架，无法真正实现自我。在另一篇文章《盖斯凯尔小说中的单身女性世界解析》（2012）中，宁媛媛分析了盖斯凯尔的两部短篇小说《莉比·玛什一生中的三段时光》和《潘莫法的井》，认为这两个短篇小说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单身女性的生存状况，再现了她们在婚姻之外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发展。

陈礼珍的博士论文《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地位叙事的双重性——盖斯凯尔三部女性主题小说研究》（2011）从叙事角度研究了盖斯凯尔的女性意识。通过对《克兰福德镇》《南方与北方》和《妻子和女儿》中的叙事形式和篇章结构的研究，陈礼珍指出，盖斯凯尔虽然在其作品中致力于建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地位，但有时却又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保守性。她在性别意识形态立场上的不确定直接导致了小说叙事的矛盾，这深刻地反映出维多利亚时期叙述女性地位与力量这一文化议程所面临的重重困境。继博士论文之后，陈礼珍又陆续发表了多篇从性别层面透视盖斯凯尔小说的文章。他在《社会空间分界的性别政治——〈北方和南方〉性别力量背后的意识形态陷阱》中将社会空间分界与性别政治结合起来分析，指出《南方与北方》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在拯救男主人公桑顿的行为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玛格丽特在公共领域中拯救桑顿的力量是“父权制社会的道德机制使然”，而她在小说结尾处对其事业的拯救则是“资本在循环中实现自我增值的内在驱动力”。种种矛盾“暴露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性别力量在冲击社会既有体制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陷阱”（2011: 146）。在文章《〈北方和南方〉的性别政治逻辑：功能性人物与女性发展空间的生成》（2012）中，陈礼珍从叙事角度分析了《南方与北方》中的性别政治，认为黑尔先生的“女性化”人物形象以及黑尔夫人的病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叙事功能的需要，为女主角玛格丽特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女性发展空间。《视线交织的“圆形监狱”——〈妻子和女儿〉的道德驱魔仪式》（2012）是陈礼珍的又一篇佳作。文章着重分析了《妻子和女儿》中描写的一个道德驱魔仪式，研究了该场景中各种交织的视线背后的权力冲突力量，以此揭示盖斯凯尔的性别政治立场和道德价值判断。时隔两年后，陈礼珍发表了一篇题为“欲望·性别·重复：《克兰福德镇》的叙事驱动力量”（2014）的文章，认为《克兰福德镇》的叙事模式和欲望之间存在异体同形的结构关系，摒弃了需求—满足之间简单化的线性时间印记，转而与循环、混乱、分离与恐惧等语意密切联系在一起，反映出盖斯凯尔在性别问题上的复杂状况。在《想象的危险和欲望的压抑——〈克兰福德镇〉癔症与暗恐研究》（2015）中，陈礼珍进一步通过对《克兰福德镇》中女性人物的癔症与暗恐心理的分析，揭示出欲望的复现所蕴含的深层社会文化含义。

2015年出版的《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是陈礼珍研究盖斯凯尔十余年之后推出的一部力作，也是当前国内盖斯凯尔研究的扛鼎之作。他从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理论出发，以文本与历史的循环意义作为立足点，揭示了盖斯凯尔六部小说中的虚构叙事与维多利亚精神的互动，关注她在话语层面如何影响甚至塑形了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价值观。2018年，陈礼珍出版了专著《天使与鸽子：盖斯凯尔小说研究》。该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整理而成。陈礼珍的研究不仅在深度和广度上将国内学界对盖斯凯尔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而且在对国外盖斯凯尔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中进一步促进了国内盖斯凯尔研究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纵观国内外学界，盖斯凯尔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作品分析较为全面，理论视角较为多元，研究重心也从对长篇小说的文本研究逐步过渡到对小说和文化交界处的研究。叙事学、新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宗教、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学等理论纷纷成为批评切入的角度，催生了大批优秀文章。然而，其中尚存不足之处：作品分析虽面面俱到，但专题性研究不多，尤其是国内的盖斯凯尔研究专著和博士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亟待提升。国内的盖斯凯尔专著目前仅有三部：陈礼珍的《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及其新近出版的《天使与鸽子：盖斯凯尔小说研究》（2018）以及温晶晶的《盖斯凯尔夫人作品伦理思想的生态批评》（2016）。博士论文也只有三篇，分别是陈礼珍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地位叙事的双重性——盖斯凯尔三部女性主题小说研究》（2011）、夏文静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以三位代表作家为例》（2013）以及甄艳华的《道德困境与个人成长：盖斯凯尔社会小说中女主人公心路历程》（2014）。其中，夏文静的论文还不是盖斯凯尔的专题研究，而是将其和勃朗特姐妹、艾略特并置起来的综合性研究。此外，《露丝》《西尔维娅的恋人》以及《妻子和女儿》这几部长篇小说在国内并未引起太大关注，她的中短篇小说以及传记更是鲜有学者涉及。无论是盖斯凯尔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宽，就盖斯凯尔作品中的科学思想研究而言，国外学者过于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对维多利亚时期另一重要的文化存在——博物学的文化影响的研究明显不足。尽管有部分学者注意到盖斯凯尔个别小说与博物学之间的关联，但论述散见于博论的某个章节或某篇文章中，缺乏系统研究。国内有关盖斯凯尔小说与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只有陈礼珍在《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中对《南方与北方》和《西尔维娅的恋人》中的达尔文思想做了较为细致的剖析。至于盖斯凯尔小说中的博物学影响，国内研究尚未起步。然而，博物学对于理解盖斯凯尔的作品主题和创作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著名文学批评家大卫·梅森（David Masson）曾在《英国小说家和他们的风格》（British Novelists and Their Styles, 1859）这部最早的英国小说批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英国小说合起来就是一部记录英国生活的博物学文献，小说家们各自书写着不同乡镇、不同教区的自然史”（qtd.in Coriale,2009: 1）。这句话无疑突出了地方在小说中的重要性，近年也已出现不少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10][11]然而，梅森的话同样揭示出维多利亚小说与博物学文献之间的巨大相似性。对于那时的读者而言，阅读一部小说，就如同阅读一部记录了英国生活的博物学文献。盖斯凯尔的小说也不例外。

从盖斯凯尔传记得知，她对博物学话题以及早期维多利亚时代萌芽的科学问题非常熟悉。1830年，盖斯凯尔在亲戚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家小住过一段时间。其间，身为当时科学界重要人物的特纳做了三场宣传博物学的演讲，题目分别是“植物王国”“矿物学和地质学”以及“光学和天文学”（Uglow,1993: 59）。另外，盖斯凯尔所属的唯一神教派大力提倡教育，兴建了众多主日学校。学校里不仅开设了“阅读、写作和宗教课，还教授歌唱和博物学等世俗课程”（Easson,1979: 19）。盖斯凯尔经常在这些学校授课，自然很容易接触到博物学。盖斯凯尔生活的曼彻斯特市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拥有五个科技协会。1842年，该市举办了英国科学协会的年会，盖斯凯尔的丈夫威廉是年会组织者之一。盖斯凯尔本人对科学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从廊柱图书馆（Portico Library）的借阅资料来看，她阅读过大量和博物学相关的科技类书籍。她的多部小说都触及科学主题，《玛丽·巴顿》《表姐菲利斯》和《妻子和女儿》都有博物学家或工程师人物。此外，几乎盖斯凯尔的所有小说中都包含了大量描写大自然的文字，她对人物、对话、情节、背景的处理往往也依赖于其博物学知识。她有时采用博物学家的观察来描写人物、地方，有时则让人物使用自然化的隐喻来描述自己或他人（比如，将人比作动植物）。不论是叙述者，还是小说人物，总有一人占据着博物学家的位置。或许我们可以说，盖斯凯尔的所有小说合起来就是“一部记录英国不同乡镇、不同教区的博物志”。

“博物学”是来自西方的一种科学传统。[12]不少学者声称，自林奈以来，分类法（taxonomy）便成为博物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3]比如，福柯把分类法看作盛行于18世纪、消失于19世纪初的认识型（épistémè）的一个部分。他认为，在该认识型中，生命和复杂有机体的生物学概念尚未出现，人们主要通过“知识的网格”（Foucault,1994: 127-128）来观察生物，并根据它们的可见特征而非生活功能来分类。福柯将分类法视为博物学研究的核心方法，这一观点对于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书重点考察的就是博物学分类法和盖斯凯尔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福柯认为这种与分类法相关的知识，随着19世纪初生物学的兴起突然消失不见。然而，这一看法已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哈利艾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在《鸭嘴兽与美人鱼》（The Platypus and the Mermaid）一书中指出，在18、19世纪的英国，博物学分类法一直“与强劲的地方版本或替代版本或齐头并进，或交替发展”（Ritvo,1997: 187）。[14]基于里特沃的观点，柯丽尔进一步明确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三类地方博物学模式（叙事模式、诗歌化模式和野外笔记散文模式），认为它们“和分类学一道贯穿着整个维多利亚时代”（Coriale,2009: 15）。里特沃和柯丽尔有关博物学的官方科学分类模式和地方模式之间存在张力的论述为本书提供了研究空间。笔者认为，存在于博物学内部的官方分类模式和地方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样体现在盖斯凯尔的小说叙事中，反映了作家本人意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她时而将博物学家人物（比如《玛丽·巴顿》中的工人博物学家约伯·李）的分类法知识置于小说叙事的中心，时而把博物学的地方版本设为小说的主要叙事模式。本书使用的“博物学”概念涵盖了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各类模式，它有时指的是以林奈植物分类性系统为代表的官方科学分类模式，有时则指吉尔伯特·怀特在《塞耳彭自然史》中采用的原型生态学这一可以描述多样化自然群落的地方博物学分类模式。

从前面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金、西科德、博伊科和柯丽尔等学者都从博物学角度考察了盖斯凯尔小说中的阶级叙事，分别做了各具特色的阐释。不过，他们大多将研究重点放在小说中的博物学家人物身上，却忽视对盖斯凯尔的博物学叙事方法的考察。这种过于偏重小说内容、忽视小说形式的做法难免偏颇。约翰·里切蒂（John Richetti）在《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引言中曾高度评价巴赫金对文学批评做出的重大贡献，认为他的文学理论促成文学批评从关注小说主题到重视小说形式的转向（Richetti,2005: vii）。维多利亚文学研究知名学者莎莉·沙特尔沃斯（Sally Shuttleworth）在评论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时指出，艾略特在小说中“扮演了博物学家的角色，她只关心如何记录外部形式不变的细节，是有机生活的被动观察者。她的经验主义方法维持了小说对社会和人物的静态观念”（Shuttleworth,1984: xii）。显然，沙特尔沃斯认为，艾略特所采用的类似于博物学家的经验主义观察方法能揭示她的人物和社会观。事实上，盖斯凯尔在小说《玛丽·巴顿》和《妻子和女儿》中采用的两种不同的博物学分类模式也清楚地揭示了她的阶级政治思想。

除了阶级问题，女性问题也是盖斯凯尔的关注焦点。著名的盖斯凯尔传记作者乌格罗和盖斯凯尔研究专家绍尔、达尔贝蒂斯在分析《妻子和女儿》这部小说时，纷纷指出达尔文进化论叙事模式和作家性别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她们认为盖斯凯尔之所以在该小说中引入进化论叙事模式，旨在批判维多利亚社会传统的性别结构。上述学者的分析固然都颇为精彩，但在福柯认识论的影响下，她们忽略了及至19世纪仍广泛存在的博物学分类法对盖斯凯尔小说叙事的影响。艾米·金在《开花：英国小说中的植物学俗语》（Bloom: The Botanical Vernacular in the English Novel）一书中考察了林奈植物性体系这一官方博物学分类法对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等19世纪经典小说家作品中的婚恋叙事的影响。金追溯了植物学词汇“开花”（bloom）的文化意义在林奈植物分类学出现前后的衍变史，指出该词在林奈植物性系统出现以前，只能隐晦地传达出“性”的含义，但当林奈植物性系统在英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该词中的“性”含义得到凸显，婚姻中暗含的“性”由此成为可被再现的合法主题。此前一直囿于维多利亚正统文学界默认的不直接涉及性话题的创作准则，却又极力追求现实主义效果的维多利亚小说家们纷纷在创作中引入“开花叙事”（bloom narrative）。（King,2003a: 43）他们将植物“开花”与年轻女性正在发育（blooming）的身体这类自然事实（puberty）和有关她们婚恋的社会事实（marriageability）勾连起来，借植物“开花”影射年轻女性的身体特征和婚姻状况。小说家们用植物修辞隐喻女性的社会化过程，“在植物生长发育的自然事实和人类婚姻的社会事实之间建构对比关系”（ibid.: 4），旨在探讨可能引发的社会性后果。虽然金在书中并未提及盖斯凯尔，但从后者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植物意象和大量的风景描写以及贯穿小说始终的婚恋叙事来看，林奈植物性系统同样对盖斯凯尔的婚恋叙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其再现年轻女性的性意识及婚姻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话语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盖斯凯尔并不是简单套用林奈的植物学性话语，她也通过文学想象适度拓展了“开花叙事”的范围。

对其小说中地方元素的考察同样构成盖斯凯尔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盖斯凯尔再现地方的小说常被批评家们定性为乡土小说（provincial novel）[15][16]。然而，“乡土”一词所暗含的消极意义很容易导致其小说的文学价值遭到低估。[17][18]也有学者从地方主义（regionalism）视角研究盖斯凯尔小说，并且注意到博物学是有助于再现某地的科学方法（如地质学、人种志、古玩研究等）之一。[19][20]不过，仅从地方主义视角审视博物学实践会导致人为地将其活动范围限定在某一疆域中，从而忽视博物学家的实践常常超越空间界限这一事实（Coriale,2009: 18）。

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考察博物学对19世纪早期文学作品有关地方的表征的影响。玛莎·亚当斯·伯雷尔（Martha Adams Bohrer）在《地方故事：〈塞耳彭自然史〉和〈拉克伦特堡〉》（“Tales of Local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and Castle Rackrent”，2003）一文中将玛利亚·艾奇沃斯（Maria Edgeworth）的《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1800）和乔治·克拉布（George Crabbe）的《自治市镇》（The Borough,1810）称为“地方故事”（tales of locale），认为它们都受到吉尔伯特·怀特在《塞耳彭自然史》中采用的博物学方法论的影响。几年后，伯雷尔在其另一篇文章《地方思维：乡土小说中的小说世界》（“Thinking Locally：Novelistic Worlds in Provincial Fiction”）中进一步指出，在怀特之后，“一种将地方（place）视为特定的地点（locality）的全新概念开始进入文学景观”（Bohrer,2008: 90）。她从19世纪乡土作家米特福德（MaryRussell Mitford）的观点[博物学在提升人们将乡村生活再现为地方（localities）的兴趣方面，起着中心作用]出发，考察艾奇沃斯、克拉布和高尔特（John Galt）这三位乡土作家如何利用博物学经验主义的话语形式，实现了乡村视角和品味的重大变化。虽然伯雷尔声称博物学对此后两代乡土作家和小说家们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还提到盖斯凯尔，但遗憾的是，她并未在博物学和盖斯凯尔的地方小说之间建立关联。[21]

艾米·金在《探究科学与文学：杂糅叙述，新方法论以及玛丽·拉塞尔·密特福德的〈我们的村庄〉》（Searching out Science and Literature:Hybrid Narratives,New Methodological Directions,and Mary Russell Mitford's Our Village,2007）中考察了怀特的博物学方法论对密特福德的《我们的村庄》（Our Village,1824）的影响，但她同样没有注意到怀特与盖斯凯尔作品之间的关系，而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一直被公认为受到《我们的村庄》的影响。事实上，正如柯丽尔所言：“怀特的方法论创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得到了同样深刻的体现。”（Coriale,2009: 15）

《塞耳彭自然史》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因为怀特看待自然的视角新颖独特。他对塞耳彭地区不同物种间联系的强调、对相互依赖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自然社群的关注使得泰德·达斯维尔（Ted Dadswell）将其视为生态学的鼻祖，并将他的方法称为“原型生态学”（proto-ecological）（Dadswell,2002: 147）的方法。怀特观察和描述塞耳彭地区的“原型生态学”方法在盖斯凯尔描写地方的小说中得到了回应。无论是克兰福德镇、米尔顿、惠特比还是霍林福德镇，它们都以其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人物的日常生活习惯、家族史以及人物间独特的社会关系为读者所熟知。这些“地方”就是伯雷尔所言的locale[22]，是一种类似于塞耳彭教区这一生物“栖息地”（habitat）的空间建构。伯雷尔指出，“地方”（locale）和“栖息地”（habitat）是同一概念。这两个词最早出现在浪漫主义时期，与当时人们希望重新理解自然和乡村有关。根据牛津英语字典，“地方”一词包含了三层含义：其一，一个地方（place）或地区（locality）；其二，尤指有特别事件或情况发生的地方；其三，专门被指定用来做某事的地方。伯雷尔研究了与该词相关的一些例句后发现，“地方（locale）不是空间上的抽象位置，而是通过其中的大量细节，比如，只能在那儿见到的独特事物、只会在那里发生的活动或事件的组合等被确认和识别出来”（Bohrer,2003: 403）。[23]换言之，“地方”是个经验主义概念，是人们可以通过其独特之处将其识别出来的“栖息地”或“居所”（habitations）。只有那些愿意对其所处环境进行长年观察的当地人才能真正了解这种“居所”（ibid.: 404）。盖斯凯尔笔下的“地方”、怀特笔下的“栖息地”，都不是抽象的空间概念，而是以其独特的物种关系以及物种与环境间的关系被识别出来的地方。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借用的理论框架主要有以下三类：博物学分类法、林奈植物分类学性系统和“开花叙事”以及吉尔伯特·怀特的原型生态学。

博物学分类法（taxonomy）

福柯在《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1966）中将西方社会文化划分为三类不同的认识型：出现在17世纪之前，以相似性为知识建构原则的文艺复兴时期认识型、17世纪到19世纪初以同一性和差异性为知识建构原则的古典时期认识型以及19世纪初以来以有机结构作为知识建构原则的现代认识型。

在文艺复兴时期认识型中，历史就是为了发现物的相似性、物固有的特征，以及关于物的神奇传说和故事。这一时期的博物学“从属于人文主义的百科全书式写作传统，还不是日后以客观观察、中性描述为特征的博物学”，其“任务是去发现和破解自然界事物的相似性，因为并不关心也无须关心分类问题”。（吴国盛，2016: 230）博物学家在撰写动植物的历史时，除了描述其结构或器官外，也会描述“与它们相关的传说和故事、它们在讽刺诗（les blasons）中的位置、从它的实体中制造出来的药物、它所提供的食物、古人对它的记载，以及旅行者关于它可能说的一切”（福柯，2002: 170）。此时的博物学研究显然还不具有后来的专业特征，博物学著作与其说像科学作品，不如说更像文学作品，它们往往带有很强的道德教化功能。

然而，到了18世纪，随着古典时期认识型的到来，博物学的研究主体、对象和方法都出现了许多变化，严格意义上的博物学正式出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博物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主要由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三大学科组成。博物学家们开始接受专门化训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职业化共同体。在此期间，博物学家们接触到了海量的自然物种信息，对自然物进行普遍命名和分类的需要应运而生。博物学逐渐丧失了此前的道德教化功能，开始转向对自然事物本身的精确描述，一个致力于建立自然秩序的博物学新范式开始形成（吴国盛，2016: 235-239）。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倾向于将词语“毫无中介地应用于物本身”，会讲述有关自然物的神奇传说，那么古典时期的博物学，尤其是林奈的植物学，更为强调“物与物并置在一起的清晰的空间”，在这个“无时间性的矩形”空间中，看得见的存在物“依照各自的共同特征而被集合在一起”，以“一种把物与目光和话语联结在一起的新方式”被依次有序地呈现出来。（福柯，2002: 173）在这一时期的博物学中，“时间系列”无法“被整合进存在物的渐变中心”，“存在物的内在时间和它们的连续性”尚未得到规定，“时间”从来没有被当作“生物在其内部结构中的发展原则”。（福柯，2002: 200）博物学家并不关注“生命”，他仅关注“可见世界的结构及其依照特性而作出的命名”。（福柯，2002: 215）显然，对于福柯而言，古典时期认识型的博物学尚不具有现代意义上那种与时间密切相关的“历史”含义。空间而非时间才是该时期博物学真正关注的内容。博物学家的主要工作是从“可见世界的结构”出发，依据自然物的“特性”对它们进行描述并加以分类。他们强调外在形式的细节，不会在动态或静态事物中做出区分。博物学意味着既不研究生物实际的生命进程，也不考察其进化发展史。

这种理解事物秩序的分类法，福柯认为，在进入19世纪的现代认识型时期后，开始被比较解剖学所取代。也就是说，根据四种人为选择的变量（要素的形式、数量、各要素分布在空间的方式以及各要素的相对尺寸）来为动植物进行分类的林奈体系逐渐被那种考察有机物器官功能以及器官部分与整体间的关系的研究所取代。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在福柯看来，是西方文化自然领域的一个“突变”，“通过用解剖来取代分类，用有机体来取代结构，用内在的从属来取代可见的特性，用系列来取代图表”，居维叶“使得全部深远的时间（人们赋予它历史这个崭新的名词）突然陷入古老的、乏味的、黑白相间的动植物世界中”。（福柯，2002: 183）福柯认为，“真实的”历史从此开始，“这部历史是向时间之突然侵入的暴力恢复的”。（福柯，2002: 174）换言之，在现代认识型中，“同一和差异的图表将被撕裂并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将是起源、因果性和历史。不再是空间，而是时间将居于知识的核心地位”（吴猛、和新风，2003: 161）。对于福柯而言，正是在这一阶段，时间开始取代空间，进化取代分类，自然的“历史”（a“history”of nature）取代了博物学（natural history）（Foucault,1994: 275）。

福柯的上述分类相当清晰，有助于我们了解博物学发展的大致走向。但是，正如刘华杰教授所言，我们不能“本质主义”地理解博物学概念（刘华杰，2016b: 77）。也就是说，福柯划分出来的每个阶段并非铁板一块，各阶段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边界明晰。比如，福柯将古典时期认识型的博物学文献类比为“无时间性的矩形”空间，认为该时期的博物学仅关注空间而非时间，尚不具有现代意义上那种与时间密切相关的“历史”含义。但从科学史上看，早在17世纪后半叶，随着化石研究的深入，博物学的时间化就开始了。[24]此外，在追溯18世纪博物史时，福柯过于侧重论述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博物学分类法，却忽视了法国博物学家布封的博物学分类法。事实上，林奈和布封都是18世纪博物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不过两人的研究路径迥然有别。被誉为“分类学之父”的林奈为分类学做出两个重要贡献：其一是建立了以植物的性器官为分类依据的植物分类法，其二是为一切物种建立了拉丁语双名法。[25]正是在林奈分类法的影响下，博物学开始“摆脱业余的、民间的、地方性的知识形态，进入职业的、专门化的、普遍的科学形态”（吴国盛，2016: 241）。然而，受培根经验主义的影响，布封对林奈那种依据纲、目、科、属、种来为植物进行分类的人为分类模式非常不满，因为“自然界中只有个体，纲、目、科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qtd.in Jacob,1973: 47）。对于布封来说，自然界有多少个体，就有多少类别，所谓的纲、目、科等不过是为分类方便而人为设计的概念。因此，布封主张去寻找自然界自身运作的秩序，而不是像林奈那样人为地制定秩序。如果说“林奈的工作是博物学走向专业化、学科化的里程碑”，那么“布封的工作则是博物学之百科全书传统的延续”，两人的工作“共同构成了18世纪博物学的鼎盛景象”，但他们之间那种“专业化趋势与百科全书式人文传统的内在冲突，孕育了博物学的内在危机”。（吴国盛，2016: 244）显然，为求简便清晰，福柯有意突出了林奈在18世纪博物学中的卓越成就，忽视了以布封所代表的博物学传统，部分掩盖了博物学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最后，福柯有关19世纪博物学的某些论断也与科学发展史不符。他认为，到了19世纪，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取代了分类法，标志着西方文化自然领域的转折和“突变”，意味着现代认识型的诞生。然而，科学发展史表明，尽管博物学在学术体制中逐渐被边缘化，但以分类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博物学在当时仍是一项民众参与度相当高的休闲活动，并未完全消失。

事实上，福柯本人也很清楚自己对西方文化三种认识型的区分有简化历史之嫌，他在《词与物》的英文版前言中坦诚，自己的“分析并不属于思想史或科学史，而是一种探究，其目的在于重新发现知识和理论的基础是什么，知识是在什么样的秩序空间（space of order）中被构成的”（Foucault,1994: xxi-xxii）。因此，本书在论述博物学话语对盖斯凯尔阶级叙事所产生的影响时，既会重视福柯在《词与物》中对西方博物学的衍变所做的考古式探究，又会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考察博物学在不同时期的真实状况。比如，在分析《玛丽·巴顿》时，本书会借鉴福柯涉及18世纪博物学分类法的相关论述，而在分析《妻子和女儿》时，本书则认为，某些学者因过于倚重福柯有关19世纪博物学发展的论述，无视科学史中描述的真实情况，导致了对文本的误读。

林奈植物分类学性系统和“开花叙事”[26]

在18世纪的欧洲，植物学是博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参与人数众多。不过，真正“定义它并为它指明方向的”重要人物之一当属“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法伯，2017: 1）。卡尔·冯·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不仅被称为“分类学之父”“植物学之父”，甚至还被美誉为“第二个亚当”（徐保军，2011: 27）。林奈在博物学领域享有的崇高声望主要来自他在其经典著作《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1735）中提出的人工分类体系。[27]

在《自然系统》一书中，林奈提出了一种根据植物性器官来为植物分类的新方法。他借用希腊语中表示“丈夫”和“妻子”的词汇“andria”和“gynia”来分别指称植物花朵的雄蕊和雌蕊，并把它们作为纲和目的词根，给植物命名，如单雄蕊纲叫作monandria，单雌蕊目叫作monogynia。由于许多植物雄蕊、雌蕊数量并不对等，于是就出现了两夫制（diandria）、三夫制（triandria）等各类无法与人类社会中的传统婚姻形式相对应的名称。为方便人们区分和记忆，林奈又依据不同标准对这些婚姻形式进行归类。其中，最主要的区分是将植物分为“公开婚姻”（public marriage）和“私密婚姻”（clandestine marriage）两大类。大部分植物是显花植物，它们的花朵能被肉眼观察到，林奈将其归于合法的“公开婚姻”类；而一小部分诸如蕨类、苔藓类和藻类的隐花植物，则因其花朵难以被肉眼观察到而被纳入非法的“私密婚姻”范畴。由于“公开婚姻”类别下的植物数量过于庞杂，林奈便按照“夫妻”双方是“同床共枕”（同一朵花中既有雄蕊，也有雌蕊）还是“分床而睡”（雄蕊和雌蕊不在同一朵花中）的标准对它们进行细分。[28]

林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为植物设计分类系统的博物学家，但他的分类体系通俗易懂，简单实用，“大大降低了自然研究的教育门槛”（Koerner,1996: 145），极大地促进了博物学在全世界的传播。[29]林奈分类体系出现后，博物学开始超越职业科学家的学术圈，逐渐成为普通民众了解和熟悉的话题。从18世纪中叶起，林奈分类学开始在英国流行。那种认为植物学能提升道德、培养情操的观点以及当时将植物学研究与自然神学结合起来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林奈植物学在英国的传播。[30]

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当林奈的植物学分类法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时候，现实主义正逐渐发展为经典小说的主要体裁。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引起了学者艾米·金的注意，她在《开花：英国小说中的植物学俗语》一书中指出，林奈植物学和现实主义小说这两大体系在叙事方面有着极为相似的表征方式。首先，两者都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客观世界。林奈植物分类体系旨在通过对植物的命名和分类来了解整个植物世界；小说则力图以虚构的方式再现整个人类的“可知社群”（Williams,1973a: 165）。其次，两者都非常重视对客观事物形态的精准描述。植物学家不仅要了解植物本身的特性，还须识别它与其他类似物种的差异性，也就是要弄清楚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林奈反对面面俱到的描述方式，主张将植物的“性”作为其植物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依据植物的性别（花朵），而不是诸如叶子或根茎等部位来描述植物，给它们分类。[31]莫顿（A.G.Morton）对此评价道：“果实是植物精华，是其本质特征。因此，按照果实属性标准来为植物分类就显得最为合理。”（Morton,1981: 272）林奈首先根据开花植物雄蕊的数目和相对位置把它们分成24纲（class），其中隐花植物为单独一纲；接着他又根据植物的雌蕊数目和位置将其分成65目（order）。随后，他依据植物的其他特征将其区分为属（genera）、种（species）等（Blunt,2001: 247）。林奈认为自己的描述方式简洁实用，且能更准确地把握植物特征，他甚至预测，语言在未来能精确到几乎可以如实再现植物本来形态的程度。也就是说，“在相同的个体面前，每个人都将能够做出相同的描述；并且，反之，从这样一个描述出发，每个人都将能够认出这个与描述相符合的个体”（福柯，2002: 178）。同样，小说自诞生之初就致力于摹仿现实世界，提倡精确细腻地描写生活的本来样态，“逼真”（verisimilitude）更是现实主义小说一再引以为傲的创作理念。[32]再次，两者的再现对象也颇为相似。林奈对植物生殖系统或“开花”行为的重视在小说家那里得到了回应。稍微对小说史有所了解的人就会发现，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始终为历代小说家所青睐，那些已达婚龄的青年男女，尤其是“花季少女”（the blooming girl）或者在金眼里所谓的“可以结婚的女孩”（the marriageable girl）也由此成为小说家们的理想主人公，老人或孩子则像那些被林奈忽视的植物叶子或根茎一样沦为次要人物。[33]婚恋小说在情节安排上也有类似倾向，常常重点叙述人物的恋爱过程，而对其婚姻生活则一笔带过或干脆不置一词。[34]显然，林奈植物分类体系和小说都非常关注“开花”现象，只不过前者重点考察植物的性行为；后者则力图再现那些待字闺中的少女们的恋爱故事。最后，林奈体系和小说背后存在相似的分类逻辑。在林奈之前，植物界没有统一的命名规则，植物名称复杂难记。为方便记忆，林奈创立了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他建议用斜体拉丁字母表示植物的种名和属名，属名在前，名词，大写；种名在后，形容词，小写；种名之后再用正体写上命名者的姓或名。林奈的双名法“标志着分类学的重大转向”，它“既能将某物表征为总体的一部分，又能客观科学地彰显其个性”。（King,2003a: 33）林奈植物体系这种既强调相似又重视差异的分类逻辑同样能在当时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找到。比如，奥斯丁笔下的年轻姑娘们既同属“花季少女”这一社会群体，也因各自鲜明的个性而迥异于群体中的其他人。爱玛·伍德豪斯（Emma Woodhouse）当然属于“花季少女”这一群体，但她自命不凡的个性和对别人婚姻的过度热心又让她显得与众不同，几乎让读者忘掉她本人也是位待嫁的姑娘。

金考察了18、19世纪经典小说中的“开花”一词，发现该词的文化意义在林奈植物性体系出现前后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林奈体系出现之前的18世纪经典小说中，bloom仅具有描述功能，不具有叙事功能。它或被用来形容女性的纯洁天真，或被用来描述女性的身体，暗指一种“非法的性”。[35]从18世纪末开始至19世纪，随着林奈分类法的普及和其他园艺学的发展，花冠或花朵（the corolla/flower）这类指代植物性器官的词汇慢慢被通俗化为bloom（“开花”），该词顺理成章地成为性的别称，指代一种“潜在的性”（sexual potential）。当林奈把花朵的性繁殖比作人类的婚姻，将这种“潜在的性”直接与婚姻勾连起来时，性的自然意义或者说非法的含义就被社会化、合法化了。自此，小说家们开始将“开花”和婚姻叙事结合起来，正大光明地使用该词来表征女性身体的性吸引力，“开花”这一林奈植物体系出现之前的描述性词汇便逐渐发展为带有叙事功能的词汇。[36]如果林奈之后的小说家用“开花”来形容某个年轻女孩，那么读者除了会意识到该女孩的身体极富性魅力这一自然事实之外，还会联想到有关其婚姻状况的社会事实。

金重点研究了19世纪经典小说家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等人小说中的“开花叙事”（bloom narrative），考察他们如何利用“开花”一词再现已达婚龄的年轻女性（the girl“in bloom”）的身体特征及其婚姻状况。金认为，到了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开花叙事……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形式和体裁特点”（King,2003a: 43）。奥斯丁小说主要叙述了合法恋爱框架内的性吸引力（bloom），艾略特则通过探讨合法婚姻之外的性吸引力拓宽了开花叙事的范围。与艾略特相比，詹姆斯对传统的开花叙事更为不满，虽然他也用“开花”来形容“花季少女”，但他对与此相关的婚恋情节不感兴趣。对于詹姆斯来说，主要的叙事问题是面对自己的表征史时，“女孩应该会是什么样呢——或者如《贵妇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 1881）中所说的：她会怎样做呢？”（ibid.: 46）[37]显然，詹姆斯关心的是19世纪小说在表征“花季少女”时所能产生的文化效果。

金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提到盖斯凯尔，但后者作品中大量的植物、风景等意象总是和女性身体及其婚恋叙事交织在一起的事实不断地提醒我们，林奈植物性体系对于我们理解盖斯凯尔如何再现花季少女的婚恋状况以及她在女性地位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盖斯凯尔不仅像奥斯丁那样再现了林奈所谓的“公开婚姻”中的性吸引力，而且还探讨了合法婚姻之外，也就是林奈口中的“私密婚姻”中存在的性吸引力。金认为“有着‘私密婚姻’的妙龄女郎在爱略特的《亚当·比德》（Adam Bede,1859）被创作出来前从未进入现实主义小说的再现视阈中”（ibid.: 105），但盖斯凯尔早在小说《露丝》（Ruth,1853）中就已经尝试将奥斯丁等传统作家避而不谈的“私密婚姻”作为其创作主题。而且，让詹姆斯颇为着迷的再现问题在19世纪中期就已受到盖斯凯尔的关注，她在《露丝》中有意识地挑战了该世纪早期时浪漫主义小说对“花季少女”的再现方式。

吉尔伯特·怀特的原型生态学

地方博物学研究传统肇始于罗伯特·普洛特（Robert Plot）的《牛津郡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Oxfordshire,1677）和《斯塔福德郡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Staffordshire,1686）。有关地方博物学的研究论著数量众多，但影响最为深远、流传最为广泛的还属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erne,1789）。

怀特是一位乡村牧师，1720年出生于汉普郡的塞耳彭村。1746年从牛津奥瑞勒学院硕士毕业后没多久就回到了塞耳彭，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塞耳彭自然史》是一部书信集，怀特将自己收集到的有关塞耳彭自然环境的一手资料，以书信方式传递给了另外两位博物学家：托马斯·本南德（Thomas Pennant）和丹尼斯·巴林顿（Daines Barrington）。后来在这两位通信者的鼓励下，怀特将这些信件集结出版，《塞耳彭自然史》由此诞生。该书出版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到了19世纪早期，开始受到热烈追捧，一版再版，截至2016年，已成为“英语世界印刷频率第四的图书”（刘华杰，2016a: 145）。[38]

《塞耳彭自然史》的独特之处首先体现在它的书信体形式上。[39]怀特采用书信方式记录、描述观察到的事物和现象，文字读起来亲切、自然，如听面谈。[40]不过，该书之所以能从众多博物学著作中脱颖而出，威廉斯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那种“独特的、投入的观察……这是一种新的纪录，不仅是对事实的新的记录，而且是对一种新的观测事实的方式的记录：一种将被称作科学观察的方式”（Williams,1973a: 118）。以普洛特为代表的传统地方博物学家在描述某地时，通常会先概述当地的地形特征，然后分门别类地描述各类物体和现象。对于这类静态的、无所不包的“光秃秃的描述”方式（怀特，2002: 222），怀特极为不满。在他看来，这些从书本中即可获得的二手、抽象的知识远没有从田野调查中获得一手资料和经验性知识真实可靠。

在和本南德等人通信的过程中，怀特逐渐意识到自己方法的独特性。在写给本南德的最后几封信中，怀特似乎是应其请求，简单描述了某些物种的生活习性：盛夏时节，蝗虫云雀的啾啾声终夜不止。天鹅两岁变白，三岁孵卵。鼬鼠攫拿田鼠（怀特，2002: 155-156）。对于自己的上述记录，怀特相当不满：“回头看这长信，才发觉它的文气古怪，有教师的口吻，而且断烂不成篇章”（怀特，2002: 159）。怀特的不满其实源于他和本南德方法论上的差异性。以本南德为代表的伦敦绅士博物学家们致力于获取全国范围的博物学知识，仅需要和物种相关的简洁事实；而具有地方视角的地方绅士博物学家代表怀特则更为强调那种细致入微的行为描述方式。[41]

在后期写给巴林顿的信中，怀特既对老鼠、蟋蟀等单一物种的“家庭经济”做了简要描述，也对燕子家族中的不同种类做了系统介绍。伯雷尔认为，这两种描述形式都和18世纪博物学的“自然经济”（the economy of nature）概念有关。[42]“总体自然经济（the global economy of nature）是指所有具有‘繁殖、生存、死亡’生命周期的生物在等级链中存在食物交换关系……‘家庭经济’（domestic economy）是其子集，专指某一物种的‘繁衍、生存和死亡’”。[43]无论是“总体自然经济”还是“家庭经济”，都是一种“功利主义或者物质主义”（utilitarian or materialistic）的概念，体现在怀特对动物大量行为细节的描述中。（Bohrer,2003: 402）[44]

怀特在描写物种的行为细节时，尤为重视“栖息地”的作用。他曾对塞耳彭的几个湖塘做了细致描绘，其中有段文字常被引用来阐释其原生态思想[45]：

有一件事，虽非这些湖塘独有的，但不落一笔，在我却是不可。那就是在夏天里，不论公牛、奶牛、牛犊子、或不曾下崽的小母牛们，都经常出于本能而躲进这湖水中来，消磨一天里酷热的时光；这里少蚊虻，有水的凉气可吸纳，故上午十点许，牛即入水来，或深至齐肚子，或浅到没下半条腿，悠然地反刍、取乐；下午四点钟，又回岸头吃草去。一天在水里呆这么久，湖中的遗矢，便饶是不少，一旦虫子们营为自己的家，鱼便有了食源；倘不打这秋风，它总是食不果腹的。所以说，一种动物的娱乐，变成了另一种动物的食粮，大化之撙节，竟有如此者！”（怀特，2002: 41-42）

大自然“最丰富的多样性”（White,1993: 55）在这段充满崇敬和赞美之情的文字中得到完美呈现。这段描述中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怀特是在湖塘这一特定的栖息地中描述物种间的关系；其次，在描绘湖塘中的牛群时，怀特除了关注它们的日常作息时间外，还详细记录了它们的娱乐行为——“躲进这湖水中来，消磨一天里酷热的时光……悠然地反刍、取乐”；尤为重要的是，怀特注意到它们和虫子、鱼等各类物种之间的食物链联系：“（牛）一天在水里呆这么久，湖中的遗矢，便饶是不少，一旦虫子们营为自己的家，鱼便有了食源；倘不打这秋风，它总是食不果腹的。”在怀特看来，任何生命形式都会对其他物种行为及整个栖息地的经济状况产生深远影响。这段文字既强调了物种间的联系，也凸显了它们和环境间的关联，体现了一种强调联系的功能性再现方式。[46]

怀特这种强调“关系、后果和累积效应”（Mullett,1969: 372）的功能式再现方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将人们对栖息地的理解从单一物种所处的有利位置……提升到将生态系统理解为特定物种在特定物理环境中的物质和行为相互依赖的组合”（Bohrer,2003: 403）。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怀特“把塞耳彭近郊视为一个复杂的处在变换中的统一生态整体”，已经“超出了日常观察和娱乐的层次”，他的《塞耳彭自然史》“的确是英国科学中对生态学领域最重要的早期贡献之一”。（沃斯特，1999: 25）达斯维尔（Ted Dadswell）在《塞耳彭先驱：对博物学家兼科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再思考》（The Selborne Pioneer:Gilbert White as Naturalist and Scientist,a Re-Examination）一书中将怀特视为生态学的鼻祖，认为他的“原型生态学”方法，即对不同物种间联系的强调、对相互依赖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自然社群的关注，预见了后来生态学的发展（Dadswell,2002: 147）。[47]

怀特具有实证精神，反对传统地方博物学家们的书斋式研究方式。在撰写地方史时，他既会参考当地有关习俗和制度史的文本，更会直接参与田野调查。怀特对田野调查、经验性知识的重视得到了盖斯凯尔的回应，后者笔下的地方往往都是其生活过或亲自到访过的地方。克兰福德、霍林福德等乡村小镇的原型是其童年居住的纳茨小镇，米尔顿的原型是其婚后定居的曼彻斯特，蒙克沙汶镇的原型则是她多次前往的惠特比地区。就连她的小说人物（比如，《克兰福德镇》中的玛丽·史密斯）在考察某地时，也善于将当地的重要文本（比如旧书信）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

怀特重视实证调查，力求准确再现塞尔彭地区物种的行为细节、物种间的交往关系以及物种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原型生态学再现模式，同样体现在盖斯凯尔的地方小说中。纳茨小镇、曼彻斯特以及惠特比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人物的日常生活习惯、家族史以及人物之间独特的社会关系，都是盖斯凯尔地方小说重点再现的对象。无论是对克兰福德镇女人们的规律生活、行为举止以及各类奇闻轶事的描绘，还是对米尔顿当地社会、自然环境、人物交往的书写，抑或是对蒙克沙汶镇历史、地理环境、自然经济以及人物关系的再现，都很容易让人想起怀特笔下的塞尔彭地区。上述叙述与怀特的生物发展话语构成同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盖斯凯尔不仅利用其博物学知识来表现克兰福德、曼彻斯特、蒙克沙汶等地的独特性，而且还发挥其博物学家的想象，在描述某地的同时，也不忽略对其他地方的关注，有机地将地方自然经济体系与全球自然经济体系联系起来。

基于前文理论梳理，同时结合阶级分析、女性主义、叙事学、如画美学、园林美学、地方研究等其他理论，本书试从阶级、性别、地方三个维度考察盖斯凯尔小说中的博物学叙事，探讨作家如何运用博物学话语思考阶级、性别、地方等她所关切的话题、如何展示了用旨在研究自然的博物学分类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优势和局限性以及博物学和其现实主义创作美学之间的关联。从博物学角度研究盖斯凯尔小说有利于打破学界对其作品的人为分类模式。无论是工业/社会问题小说，还是田园/家庭小说，抑或是历史小说，盖斯凯尔都在其中精心描绘了英国社会生活的博物志。[48]

选取阶级、性别、地方三个维度，除了基于前文的文献梳理之外，还考虑到三者间的共性和相关性。阶级、性别、地方都是盖斯凯尔小说重点审视和考察的主题，构成一种平行的并列关系。此外，三者都蕴含一种“差异间的交往关系（Lipscomb,2007: 72）。[49]阶级、性别维度涉及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人群之间的关系，地方维度则涉及某个地方中不同阶级、性别、文化、宗教的人群之间、人物与地方环境以及地方与都市的关系等。三者间的交叉关系也使得它们成为盖斯凯尔博物学叙事研究中的多维视角。

本书主体共分三章。第一章结合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对西方博物学发展脉络的考古式探究，讨论盖斯凯尔如何借用不同的博物学分类法进行阶级叙事，围绕其首尾两部小说《玛丽·巴顿》和《妻子和女儿》展开论证。如果说初涉文坛，尚未建立叙事权威的中产阶级女性作家盖斯凯尔在其处女作《玛丽·巴顿》中借博物学这一自然学科来建立自身叙事权威，采用了福柯所言的那种产生并盛行于18世纪的严格博物学分类法，将以巴顿父女为代表的工人阶层描述为可供她和中产阶级读者观察审视的静态标本，以期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那么她在最后一部小说《妻子和女儿》中，则巧妙地将19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圣·希莱尔超验式的比较解剖学分类法和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及工作福音思想勾连起来，借希莱尔强调联系和统一的博物学话语暗示中产阶级与贵族之间关联性和连续性的同时，又通过引入卡莱尔的英雄崇拜思想和工作福音观念，有意识地对真诚、热爱工作等中产阶级引以为傲的道德品行予以褒扬，对贵族阶层的虚伪以及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工作和生活态度进行了讥讽，从而借文学想象最大程度地提升了中产阶级的身份和地位。

第二章探讨林奈植物性体系在修辞层面的意义及其与小说之间的关联，揭示林奈体系中所谓的“植物婚姻”如何使得两性间带有性意味的恋爱成为小说表征的合法主题。本章重点考察林奈通俗植物学以及受其影响的如画风景美学、园林美学等研究自然的分类学科，如何对盖斯凯尔围绕“花季少女”展开的婚恋叙事产生影响，着重分析《露丝》《南方与北方》以及《妻子和女儿》这三部小说。盖斯凯尔在《露丝》中充分关注被林奈忽视的“私密婚姻”范畴，反思他将“自然界开花现象等同于人类婚姻”的观点。将露丝和贝林汉的性爱关系置于林奈植物学“私密婚姻”框架内考察，盖斯凯尔彰显了露丝的纯真，有力地挑战了关于“堕落女性”的传统叙事。在《南方与北方》中，盖斯凯尔借花园、如画风景以及“开花”（bloom）这一看似不太明显却最为重要的修辞体系，影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性吸引力，同时揭示出那些最终导向婚姻的过程和行动。通过将玛格丽特的性吸引力置于婚姻叙事的框架中，盖斯凯尔让她成为弥合公私领域裂缝的关键性人物。把表征人物婚恋状况的开花叙事和当时维多利亚社会迫切关注的工业问题结合起来，既体现了盖斯凯尔叙事上的创新，也反映了她试图模糊公私领域边界的愿望。《妻子和女儿》中男女主人公之间未得到正面描写的“消极恋情”在自然叙事中得到补偿。盖斯凯尔不仅运用如画美学、园林理论的常用语和相关原则表现女性人物的个性特点及人物间的微妙关系，还采用开花叙事将女主人公逐渐获得性吸引力这一身体上的自然事实和其地位的提高以及得到男主人公的爱情等社会事实巧妙地联系起来。

第三章研究盖斯凯尔对“地方”（locale）的再现方式如何回应了吉尔伯特·怀特的原型生态学再现模式，重点分析《克兰福德镇》和《西尔维娅的恋人》这两部小说。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中再现了当地居民/物种的“繁衍、保存、死亡”等生命事实，并通过对居民/物种之间独特的行为交往模式——克兰福德式“同情经济”模式的精心刻画，建构了一个有别于以德伦布尔为代表的英格兰大都市的独特“地方”——克兰福德镇。同时，盖斯凯尔也具有怀特的“世界性地方观”，她运用博物学家的想象力，巧妙地把克兰福德镇的自然经济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联系起来，将该地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英国的殖民事业编织到了一起。在《西尔维娅的恋人》中，盖斯凯尔想象了一个类似于塞耳彭那样的多元化生物群落——蒙克沙汶镇。该地居民/物种在语言、文化、宗教、性别以及阶级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虽然盖斯凯尔强调了该地环境的异质性，但她也通过引入一种生物间的“非语言式交流”模式，试图削弱上述差异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此外，盖斯凯尔把和鲸鱼相关的传奇故事置于现实主义小说框架内，创造出了一种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为一体的“混合体”，作品由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诗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