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旨趣

本书以“传统知识人”为向度，注意从独立精神活动主体和社会主体的视角，系统梳理清末书院生徒在入院前、肄业时、离院后三个阶段的心态行为、出处进退，展示清末民初传统知识人身处“仕学之间”“新旧之间”的处境立场与精神风貌，从特定角度分析传统知识人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这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特征的历史进程以及近代社会过渡转型的历史特征。

《论语·子张》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与“学”从一开始就没有处于矛盾对立的两端，而是共同作为传统知识人的最佳出路和终极价值追求。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历来是官学文不分，一身二任，为仕有绩，治学有声，是中国传统知识人一直以来的追求。自科举时代开始以来，处于科举、学术场域中的知识人就一直在思考和处理出仕与治学的关系，并通过一系列努力，实现仕途通达、著作等身的人生目标。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曾指出：“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的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1]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处于清末科举、学术场域中具有“反思能力”的书院生徒。清朝末年，随着书院数量的空前繁荣，大量学人涌入书院肄业，他们以“书院生徒”之名，置身清末书院之中，一如既往地思考和处理出仕与治学的关系。与此同时，时运国运之下，出仕、治学适逢科举停废，新学、西学冲击，传统知识人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科举停废，何以出仕？“西学东渐”，治何之学？书院生徒是传统知识人的代表群体，他们更深刻地面临此困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书院生徒进行举业、治学活动，实现出仕、治学的人生目标时，表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以及与国与时相呼应的时代特征。

对于清代书院的办学取向，学界已有基础认识。“（清代）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2]；“清中叶以后，书院取代官学成为科举教育的主要机构”[3]等。这种认识，大概是基于清代书院类型和教学内容得出的结论。[4]但是，简单的价值判断容易遮蔽事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诚然，单纯从数据比例的统计上看，课时文、应科举的书院占清代书院数量的绝大多数，但亦有以性理、经史词章、新学西学为尚的书院存在，这类书院，虽然数量上只占有清一代书院总数的很小比例，却以其独特鲜明的办学取向，成为清代书院发展史上的耀眼明珠。可以说，清代书院，确实存在以举业为首要办学目的的事实，亦不乏以治学为尚的办学旨趣，即清代书院依附科举的同时，也有学术、文化的追求。近年来，研究者注意到了清代书院，尤其是清末书院办学的复杂性，并逐渐从书院学规、章程、修习内容等史料出发，以书院创建者、管理者、施教者的视角自上而下展开讨论，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而从书院生徒角度，鲜有考察受教育者对出仕、治学的认知和选择的研究，故似难以呈现清代书院的整体面貌。

“当历史研究通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些社会历史中具体的人，或以群体，或以个体为对象，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展开对其‘愿望’、‘动机’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与动力进行深入研究时，就可以从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去发现某些历史时期支配社会的特有的和一般的法则，从而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5]理解近代中国变动特征，除了显而易见的改革、革命这条主线，还不应忽视置身其中的知识人群体研究。过往此类研究，多集中于对新式学堂生、留学生的讨论，但当我们向前追溯，考察近代学生群体从何而来，发现其“前身”——清末书院生徒在既存研究中鲜有论及。实际上，作为非菁英学人的书院生徒们在这段历史中所经历的转型以及转型前的状态也值得关注。清末书院生徒人数庞大。《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数据显示，19世纪末中国尚有书院2000所，在院人数15万，意味着平均每所书院在院生徒75人。[6]书院生徒，多非闻人，处在“士”变“仕”的努力阶段，他们出处进退的选择，不仅影响其个人人生目标的实现，而且与时代潮流交相呼应。

本书将清末书院生徒置于三层相互交织的历史语境，进行综合考察：一是清末社会“大变局”的宏观环境；二是清末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的中观环境；三是清末书院改制与停废的微观环境，通过对书院生徒课作、日记、笔记、书信、回忆录、自订年谱等诸多私人化记录的梳理，结合官书史料，进而回答一个问题：作为变局中的历史当事人，清末书院生徒的自我定位和社会定位会有何种变化？这个问题又可以理解为两方面：一方面，当书院的教学内容已经不仅止于对科举和传统学术的关注时，生徒的行为、心态是否还一如往昔，围绕仕、学展开？另一方面，清末科举制度变化、学术风尚的走向以及时局的动荡所带来的对科举“世俗力量”和学术“精神力量”的冲击和变革，是否如我们想象中一样，激烈地反映在书院生徒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