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小说：跨越时空的对话

历史小说“是以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1]，也就是说，历史小说必须依据历史事实，人物和事实都要有根据。“在历史小说这一概念中，‘历史’是小说的限定词，构成历史小说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一个基本的历史的事实或根据作为历史小说的起点而去创作历史小说是不可思议的。”[2]因此，历史小说要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史料的纪实性、真实性是其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作家往往从历史中取材，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作为小说的叙事对象，小说中的故事也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如前所述，一些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作家以丝路历史文化为题材创作了历史小说，而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史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种类其创作手法也会有别于史书的写法，不同的作家在历史小说中采用的艺术手法和表达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以丝路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也是如此。

在丝路文化叙事俄语小说中，总体上看中短篇小说相对少些，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成吉思汗的白云》。相比较而言，以丝路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多为长篇小说，且各有特色。需要指出的是，作家们创作历史小说并非仅仅是为了再现历史，卡拉什尼科夫就历史小说创作宗旨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过，“我想创作的作品，其中的事件似乎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最主要的是内在的心理和生活问题，这些问题即便是在七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依然重要”[3]。可见，作家在构思历史小说时，也会充分考虑当代的观念、认识和理想，这样一来，历史与现实、过去与当代往往构成对话关系。

一 长篇三部曲小说的全景叙事

综而观之，与丝路历史文化相关的小说多以长篇为主。更为有趣的是，这些长篇小说往往以三部曲的形式呈现，例如俄罗斯作家瓦西里·扬的《蒙古人入侵》三部曲、沃尔科夫的三部曲《成吉思汗》、加塔波夫的长篇小说《铁木真》，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博罗金创作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也是三部曲。

从小说文体的渊源来看，“三部曲”起源于古希腊悲剧，“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渐成为小说家学习和创造的一种小说作品的类型模式”[4]，在欧洲的小说中陆续出现了多部此类形式的小说。就俄罗斯文学而言，著名的戏剧三部曲是19世纪俄国诗人和剧作家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олстой，1817—1875）创作的历史剧三部曲，包括《伊凡雷帝之死》（Смерть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1866）、《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Царь Фёдор Иванович，1868）、《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1870），主要反映16世纪末17世纪初三个沙皇的悲剧以及当时俄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在小说领域，果戈理（Н.Гоголь，1809—1852）的长篇小说《死魂灵》（Мёртвые души，1842）最初的构思就是三部曲形式，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1828—1910）的自传体三部曲包括《童年》（Детство，1852）、《少年》（Отрочество，1854）和《青年》（Юность，1857），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1868—1936）的自传体三部曲为《童年》（Детство，1913—1914）、《在人间》（В людях，1915—1916）、《我的大学》（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1923），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83—1945）的《苦难的历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1918—1941）三部曲包括《两姐妹》（Сёстры，1918）、《一九一八年》（Во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1928）、《阴暗的早晨》（Хмурое утро，1941），这些三部曲都是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总体上看，在以丝路历史和文化为题材进行创作时，作家们对三部曲的青睐与这种文体形式的特征有关。这类小说的取材“不是人生的一个片断，大抵是人物的整个生涯；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几个、十几个、甚至几百个人物的命运，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落、一个插曲、一条小溪，而往往是它的全部、整体、江河大海，是对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或一个大革命时代作出全方位的艺术概括”[5]。可见，三部曲容量之大为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三部曲并不是三部小说简单叠加之总和，小说的三个部分之间是存在有机联系的。三部曲“不是随便将三部作品凑在一起就成了，而是有它严格的总体结构，每部作品都有它自身结构上的完整性，同时又要考虑到三部之间的内在连续性”[6]。应该说，这些文体特征符合历史小说家宏大的艺术构思和审美需求。在瓦西里·扬、沃尔科夫、加塔波夫以丝路历史为叙事核心的各个三部曲中，“作者善于在众多人物传里交织漫长而壮阔的社会生活史。又在社会生活史的艺术画卷中贯穿着主要人物的性格传。全书的构架既不是历史事件或主人公经历构成单线条发展，又不是史与传两条线索平行布局，而是历史事件与人生命运结合在一起”[7]，从而既具有全景化叙事的特征，也体现着三位作家不同的艺术构思。

（一）俄罗斯作家瓦西里·扬的《蒙古人入侵》三部曲：惊险小说

《蒙古人入侵》三部曲是俄罗斯作家瓦西里·扬的代表作，由《成吉思汗》《拔都汗》《走向“最后的海洋”》组成，是“十分具有史学价值的历史小说”[8]，其中《成吉思汗》成书于1939年并于1942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拔都汗》成书于1942年，《走向“最后的海洋”》成书于1955年。小说以13世纪蒙古帝国西征这一当时震撼世界的事件为描写对象，主要反映了13世纪20—40年代蒙古人远征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这段历史，“所描写的主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均见于史籍记载，并与历史记载基本符合”[9]，可以说最大限度地复原了当时的历史，使读者在几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能透过时光的云雾窥见那波澜壮阔、铁血交织的场面。西方记录和描写蒙古西征的典籍和作品很多，但一般认为其中写作最为成功、在西方文学界及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却非瓦西里·扬的《蒙古人入侵》莫属。

作为典型的三部曲，《蒙古人入侵》的三个部分既各自独立、故事和结构完整，又密切关联，形成严整的一体。《成吉思汗》是三部曲的第一部。13世纪20年代，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征服中亚的花剌子模国，随之派大将哲别和速不台在迦尔迦河畔击破俄罗斯和钦察联军，后来又征讨西夏并于途中病逝，这段历史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线索。作家描写了成吉思汗的大帐、摩诃末的后宫、卡拉库姆沙漠、钦察草原、申河河畔等不同场景，再现了广阔的历史画卷，塑造出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有：威严、野心勃勃的成吉思汗，骁勇善战的蒙古将领哲别和速不台，性格乖戾、不听劝告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目光短浅、各自为战的俄罗斯公爵们，以及草原上神出鬼没的“强盗”和刚正不阿的托钵僧等，揭示了入侵者的凶恶残暴、统治者昏庸无能、老百姓的不甘屈服这一主题，同时也描写了蒙古、中亚、俄罗斯各民族的生活习俗。

《拔都汗》是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成吉思汗去世15年之后，即13世纪30年代。拔都汗承继祖父之志率领蒙古大军继续西征，占领现今俄罗斯境内的不里阿耳和钦察草原，破袭梁赞、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诸公国。一方面，作家描述了蒙古大军统帅拔都汗的刚毅性格和用兵之计、普通蒙古士兵的吃苦耐劳精神和残忍行为；另一方面，表现了俄罗斯公爵们面对强敌的软弱无能乃至叛变投降、平民的奋起反抗和英勇赴难、勇士的揭竿而起和壮烈就义。小说在呈现宫帐议事和田野激战广阔场面的同时，还插入托钵僧的奇异经历、魔法师的荒唐生活、萨满巫师的乖戾表演等有趣情节，既妙趣横生，又令人深感震撼。

《走向“最后的海洋”》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以13世纪30年代末拔都汗率领蒙古大军继续远征的史实为情节线索：先是征服俄罗斯的基辅公国，40年代初攻占波兰的莱格尼察和莫拉维亚、匈牙利的布达和桑多米尔，抵达塞尔维亚的亚得里亚海滨，接到窝阔台大汗去世的噩耗后退守萨莱。小说描述了拔都汗大军攻占基辅、中欧诸国和基辅市民、中欧山民拼死迎击的经过，呈现了欧洲各国国王和教皇在入侵者面前的争吵不休和恐怖不已、蒙古大军将领在亚得里亚海滨（“最后的海洋”）的欢呼雀跃和撤兵问题上意见分歧、拔都汗撤回萨莱后忧心忡忡和孤独无奈的场面。

综上可见，《蒙古人入侵》三部曲的时间和事件呈线性发展，故事脉络清晰，描写了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画卷，充分展现了历史时代的广度以及作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思考的深度。就小说艺术而言，《蒙古人入侵》三部曲具有明显的惊险小说特征。总体上看，惊险小说在“作品的布局（提出一个悬案再一步步地进行解决，或者先把悬案的解决摆出来再追溯故事的发生等）、写作的手法（故布疑阵、逻辑推理、一环扣一环的紧张情节、时间、地点所起的关键作用等），或是主人公的刻画（英雄式的人物，英雄小流浪汉或海盗式的人物，用一个有些傻气的助手衬托破案主角的精明等）”[10]方面有其特点。惊险小说的这些特点在《蒙古人入侵》三部曲中均可以捕捉到，在小说中，“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充分运用了他擅长写作惊险小说的功力。在每部小说的开头，总是先落笔于一连串乍看起来与小说要描述的主线似无瓜葛的戏剧性场面，造成一种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效果；而后，随着故事情节的向前发展，再将这些场面中出现的人物身份挑明，人物关系一一交代；接着让这些人物在重大事件中登台亮相，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最后，在全书收尾时还要让这些人物重新出现。前后照应，非常得体[11]。”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惊险小说“紧张的气氛、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令人拍案叫绝的结局”[12]的典型特点。

可以说，作家瓦西里·扬运用了惊险小说的外壳，表现的却是严肃而重大的主题。在同类题材的小说作品中，《蒙古人入侵》三部曲是最早的长篇小说，作家也较为关注中心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特征，着力刻画了成吉思汗、拔都汗、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摩诃末之子扎兰丁等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

三部曲的开端描写中世纪的中亚地区，而结尾则展现蒙古社会的内部关系，均服从于揭示主人公形象以及形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艺术目的。瓦西里·扬曾经在文章中指出，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野蛮人，他不会签自己的名字，是从太平洋到第聂伯河两岸最大的游牧帝国的创造者”[13]。然而在小说中，成吉思汗不仅是与其他人、氏族所属的社会发生冲突的人，他还是“震撼世界的人”，到处播种破坏和死亡，他象征着与文明世界发生冲突的野蛮人世界。这无疑是作者的观点，这既决定了评价成吉思汗个性的主要标准，也决定了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体系和诗学特征。三部曲着重塑造主要人物的性格，作家遵循历史小说体裁特征，充分利用历史事实和虚构事件的关系，充分展现成吉思汗和拔都汗的形象。

在成吉思汗形象的塑造上，作家是别具匠心的：在成吉思汗出场之前，充分利用一些人对主人公的评价，其中有认识、了解成吉思汗的人，有见过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也有仅仅听说过他的人，其中使者马合木·牙老瓦赤对成吉思汗外貌和性格的描写较为详细：

他个子很高，虽然已年逾六十，可是还很健壮有力。他稳重的步履和过人的膂力赛过狗熊，狡狯赛过狐狸，凶狠赛过毒蛇，迅猛赛过老虎，吃苦耐劳赛过骆驼，慷慨赏赐赛过抚爱幼崽的渴血雌虎。他长着高高的额头，留着长长的胡须，猫一样的黄眼睛从不眨动。所有的汗和士兵惧怕他甚于大火或雷电。只要他命令十名战士进攻千名敌人，这十名战士就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因为他们深信会取得胜利——成吉思汗永远会取得胜利。[14]

这些人的评价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展现了人物的特征，作家对成吉思汗的描写和塑造自然而然地从介绍传说中的“战无不胜的成吉思汗”[15]过渡到直接描写。这样一来，成吉思汗与周围人的关系，就成为小说的情节和结构基础，而这些人物在保留独立思想和意义的同时，也成为一面面镜子，映照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

三部曲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是拔都，他也是《拔都汗》和《走向“最后的海洋”》中的核心人物。作家描写了拔都从少年成长为蒙古汗王、世界征服者的艰难和不易，以及远征欧洲建立庞大帝国——金帐汗国的过程。与成吉思汗形象的塑造不同，在《拔都汗》的开端，作家直接描写了逃避追杀的拔都的形象：他“面色黑红，身材高大，穿一身蒙古式的服装”，“一举一动都透露着一种自信，一种威严”[16]，此后才逐步通过他的所作所为揭示其性格特征。

在众多人物当中，花剌子模被废黜的王储扎兰丁·蒙布尔尼被作家称为“精神的勇士”，与软弱犹疑的摩诃末形成对比，与成吉思汗构成了对照。据编年史资料记载，扎兰丁是花剌子模贵族中少数坚决抵抗成吉思汗的代表之一，率部反对蒙古人入侵。扎兰丁的形象具有浪漫色彩，他勇敢无畏，忠于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信念。小说中扎兰丁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否定成吉思汗的侵略政策，拒绝任何形式专制主义。小说中的成吉思汗是“万国之灾”、暴君和毁灭者，而扎兰丁则是人民的保护者和祖国的解放者，二者是完全对立的。

在小说的主要人物体系当中，除了上述提到的真实历史人物以外，还有一些虚构的人物。例如第一卷中的强盗哈拉·孔恰尔和突厥少女扎玛尔，第二卷里林中小村的居民们，第三卷中的圣像画工瓦吉姆和治印人杜达，都各具性格、栩栩如生。围绕着这些虚构人物产生的虚构情节生动有趣，同时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小说人物巧妙地结合起来，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虚构的小说细节巧妙糅合起来。虚构人物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哈吉·拉希姆，他是在三部小说中均出现的虚构人物，也是将三部曲结合为严整一体的人物，贯穿三部曲的始终，对小说结构以及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哈吉·拉希姆原本是花剌子模国玉龙杰赤城人，曾云游四方，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获得“哈吉”头衔，成为一名托钵僧，学识渊博，为人善良耿直。在小说中，哈吉·拉希姆扮演着控告者的角色，他代表着人民身上一切最美好的品质：良心、勇气和精神。他的哲学是善的哲学，反对成吉思汗宣扬的残忍、专制和破坏。第一部《成吉思汗》便是以哈吉·拉希姆的《旅途札记》及其本人出场为开端，他向读者致敬，并说明要把成吉思汗及蒙古人入侵的全部情况记载下来的缘由，从而引入小说正文。第三部《走向“最后的海洋”》则以摘自其《旅途札记》的文字结尾，与第一部《成吉思汗》构成呼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走向“最后的海洋”》中，摘自《旅途札记》的篇幅和段落非常之多，这样一来，作家通过哈吉·拉希姆的言行，特别是他的《旅途札记》，可以顺利地交代出不便交代的种种情况，甚至通过他所说所写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力图重现从成吉思汗到拔都远征的总体情况，因而没有详细介绍和描写成吉思汗早期的成长过程和活动，但是通过回顾史前史——青少年时期经历的苦难和困境的方式，揭示了其威严、忍耐和坚毅等主要性格特征形成的背景，阐释了其行为动机和根源。成吉思汗能够把相互敌对的部落统一起来，建立强大的蒙古军队，但是他却无法阻止即将来临的衰老和死亡。这意味着，一方面，任何伟人终有软弱之处，无法逃避生与死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这也符合成吉思汗个性发展的逻辑。应该说，作家对成吉思汗和拔都性格和命运的阐释与历史时代密不可分，这里面包括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成吉思汗和拔都生活的历史时代，一个是作家瓦西里·扬创作小说的时代（1934—1939），后者决定了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对历史主义的看法，并通过小说人物命运和性格折射出来。

不言而喻的是，在瓦西里·扬的小说《蒙古人入侵》三部曲“宏大的艺术构思和统一的艺术整体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内涵”[17]，作家的思想和小说的主题便是深层次内涵的重要方面。从三部曲的名称《蒙古人入侵》可以看出，贯穿于三部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入侵与反抗，这也是将三部曲结合起来的基本要素。毋庸讳言，蒙古人西征是一场侵略性战争，给俄罗斯、中亚和东欧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伤害和损失。各国人民面对战争和蒙古铁骑，在反抗和维护家园的同时，无疑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三部曲分别于1939年、1942年和1955年问世，前两部的问世恰逢苏联反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前夕和激烈进行之时，小说反抗侵略的主题符合时代的背景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时代的产物。可以说，瓦西里·扬的艺术构思和小说布局具有史诗的宏伟，充分发挥了三部曲长篇小说容量大的优势，可谓包罗万象、气势恢宏、波澜壮阔。在《蒙古人入侵》三部曲之前，瓦西里·扬写过游记、侦探小说、中短篇历史小说，例如《腓尼基船》（Финикийский корабль，1931）、《瞭望台上的灯火》（Огни на курганах）、《思巴达克》（Спартак，1933）、《锤工党》（Молотобойцы，1933）等，虽然声名渐显，但是只有在40年代发表三部曲之后才成为著名作家，这无疑要归功于三部曲的艺术成就。三部曲在20世纪80年代译介到中国，瓦西里·扬也随之为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所知，目前三部曲已经出版了多个译本，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关注。

（二）俄罗斯作家加塔波夫的《铁木真》：心理小说

长篇三部曲《铁木真》的作者是俄罗斯作家加塔波夫，蒙古帝国历史是该部小说的基本题材，这与作家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加塔波夫为布里亚特人，现居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市，1965年出生于布里亚特巴尔古金斯克区乌留恩村，1983—1985年曾在蒙古的戈壁沙漠服役，1989年毕业于布里亚特国立班扎罗夫师范学院历史系，1989—1990年在阿尔加金斯克中学任历史老师，1990—1991年在国立巴什基尔师范学院任教，1999年成为俄罗斯作家协会成员，2001毕业于高尔基文学研究所高级文学培训班。2005—2007年担任文学艺术杂志《贝加尔湖》主编，撰写有关历史和其他问题的文章。加塔波夫1995年起开始创作小说，除了长篇三部曲历史小说《铁木真》以外，还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领袖的诞生》（Рождение вождя，1998）、《成吉思汗的第一个亲兵》（Первый нукер Чингисхана），翻译了布里亚特—蒙古史诗《绍诺—巴托尔》（Шоно-Батор）（译为俄文）。2007年出版《蒙古历史词典》，其中收入自古石器时代至20世纪中亚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的基本信息，2015年出版了增补版并更名为《蒙古历史百科》。

作家于2001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铁木真》，2010年8月完稿。2010年首次出版以后，《铁木真》成为极受欢迎的畅销书，几次再版，并译为蒙文出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2012年莫斯科历史悠久的艺术文学出版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出版了这部小说。此外，2011年加塔波夫因《铁木真》俄文版获得卡拉什尼科夫文学奖，2011—2012年《铁木真》被提名为2010—2011年布里亚特共和国文学和艺术国家奖，2015年进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长名单。这些荣誉的获得，无疑与作家高超的小说创作艺术密不可分。

《铁木真》分为三部，第一部和第二部讲的是铁木真9岁失去父亲后到11岁之间的痛苦经历和生活的艰难。第三部中铁木真已经变得强大，积极参与部族政治生活和军事事务，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夺回了掌控父亲军队的权力。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铁木真》中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是基于历史事实之上的。在创作《铁木真》之前，作家首先详细研究了许多蒙古编年史，尤其是《蒙古秘史》（Сокровенное сказание монголов），但《铁木真》所述故事在《蒙古秘史》中只占12页的篇幅，而小说的篇幅则超过700页。在《铁木真》中，加塔波夫遵循了《蒙古秘史》中所记事实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迄今为止，成吉思汗结婚的年龄仍是未知的，因为尚未确定他出生的年份是1155年、1162年还是1167年。据《蒙古秘史》中记载，也速该在儿子9岁时为其求亲，然而拉希德·丁[18]在《编年史集》（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中则称当时成吉思汗是13岁。在小说《铁木真》中，铁木真求亲的时间依据的是《蒙古秘史》，即9岁那年，而结婚是在12岁。成吉思汗在世时间大约为70年，而小说《铁木真》只描写了其中的两年，即铁木真大约9岁到11岁的经历，这是铁木真的成长时期：他失去父亲成为孤儿，全家遭到同族人抛弃，经历了贫困、屈辱、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并在各个部落敌对和仇视的环境中成为伟大的战士和统帅。

总体上看，《铁木真》有别于同类题材的其他小说，它讲述的是未来的成吉思汗成长的故事，作家关注的是铁木真的成长过程、其钢铁般的意志和刚强的性格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一日日、一年年地逐步形成的，小说中的铁木真是颇具浪漫特征和传奇色彩的形象。在小说中，铁木真的出生充满了神秘色彩，他的“右手紧紧握着羊拐子大小的血块，所有人都惊异于这样闻所未闻的事情”[19]。于是整个部族的萨满——白萨满和黑萨满都聚集在一起向天神腾格里求助，白天白萨满向西方诸神祈祷，晚上黑萨满向东方诸神祈祷。在第九天的时候，他们声明想要宣布上天的秘密。在也速该的蒙古包里，赶走不必要的人，找来近亲、叔叔、乞颜部诺颜以及族长，萨满对他们说：“你们这个新生的男孩将成为伟大的可汗和战士。他会把九万九千巴格图尔置于自己的旗帜之下，他能征服九十九个国家，九百九十九个民族将接受他的律法。”[20]成吉思汗出生的传说是《蒙古秘史》中记述的，然而并非所有历史小说都利用了这个传说，比如卡拉什尼科夫在《严酷的年代》中并未提及。毫无疑问，加塔波夫对成吉思汗奇异出生的描写是有意为之，意在说明未来的成吉思汗的出生是上天的意志，他将按照天意团结所有蒙古人，征服半个世界，建立蒙古帝国并永远庇佑自己的人民，这是他的历史使命。铁木真不仅出生带有传奇色彩，他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有别于同龄人，具有与众不同的“超能力”，很多时候都能“心想事成”：他想要骑马去草原，马上就会有人让他去草原狩猎；看到湖中被狩猎者瞄准的几十只鸭子，他希望靠近湖边的一只公鸭和一只绿头鸭不要被射中，于是箭矢就只射其他的鸭子。他在射箭的时候，根本不用眼睛瞄准，只是凭双手的感觉即可射中目标。这一切都非同寻常而又神奇，都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萨满气质”[21]，有神秘的洞察力，甚至会“读心术”，像萨满那样能够洞悉他人的思想。

除此之外，铁木真的形象还具有英雄传奇的浪漫色彩。在父亲被害以后，铁木真遭受了一系列的磨难，而他真正的性格也正是此时表现出来的。无论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使他放弃和屈服，他是信念坚定的人，他要保护母亲和家人，要为父亲复仇，要成为人民的庇护者。这一切只有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只有英雄才能做到。如果说卡拉什尼科夫笔下的成吉思汗是一个残酷的征服者，丧失了人最美好的品质，而加塔波夫笔下的青年铁木真在道德上则是纯洁的，他为正义和争取父亲旗帜的权力而战。这样一来，《铁木真》的诗性特征与《严酷的年代》相比较就更加突出。卡拉什尼科夫在小说《严酷的年代》中将成吉思汗的时代视为个性的悲剧，加塔波夫则在小说中歌颂了这个时代，将其诗意化。

在诗意化的背景之下，小说描写的核心不是成吉思汗率部军事远征、攻克城市和征服各个民族，而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在贫穷、困苦、饥饿、孤独时的心理状态，因而成为一部极有特色的心理长篇小说。广义上而言，心理小说是“一种以直接呈现人物的直觉、感知、印象、记忆、联想、情感、思维等各种心理活动或一定条件下的心理过程为主的小说”[22]，作家把焦点凝聚在人物心理的发展过程上，着意于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铁木真》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中主人公两年的经历基本按时间先后顺序展开，作家主要通过独白、对话、行为等方式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和变化，细致地描写了小铁木真的童年、他的内心感受和与自我的抗争，从而揭示了主人公矛盾的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过程，比如铁木真在也速该死后、射杀别克帖儿时的心理描写都非常细腻。通过这些心理描写，作家阐释了铁木真性格形成的原因及其行为的动机。

对铁木真而言，人生中第一个沉重打击便是父亲也速该之死，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了铁木真得知消息以及此后的心理变化。在刚刚听到这个不幸的时候，铁木真像是被蜜蜂蜇了的孩子一般大哭，此后在从弘吉剌部归家途中的三天里，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默默地骑在马上，茫然望着眼前的道路。途中休息时他下了马，“只是漠然地吞下几口东西，躺下来看着星星，回想着与父亲在一起的旅程，回忆着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23]。回到家以后，铁木真也很少说话，他疏远了原来的朋友，不再参与他们每日的嬉戏，“只是回想最近以及很久以前父亲的样子，想一想他在祖先的世界里正在做什么”[24]。小铁木真一直沉浸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之中，直到札木合劝他不要难过。札木合告诉他，对出色的男人来说死亡是极大的成功，死后可以成为天兵天将，与诸位天神并肩战斗。铁木真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他于是开始思考：

“但是他说的没错！”对这位新结识的人的话，铁木真感到惊讶，细细端详着他，“所有伟大的巴格图尔都生活在天上，父亲也在那里，因为他是部落中最出色的战士，也许在那里他也在受人尊敬的人当中。所以，他在那里，在像叔叔达里泰和阿尔坦这样的人当中，比在这里更好。”

这个想法终于使他一直没有停歇的头脑得到了休息，从那时起，他对父亲去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这话他已经听过很多次了。父亲也速该在人世间的路很短。但是在这里，在平庸的亲戚当中，他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因而很快就在天上的战士中找到了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也要在人世间扬名，以后就能进入天上受尊敬的人之列，”他得出了结论，再次明确了对自己而言的男人生命的意义。[25]

综上可见，《铁木真》无疑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是却是以描写和揭示人的心理为核心的长篇历史小说。除了主人公铁木真以外，加塔波夫还通过描写其他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宗教信仰和仪式、等级制度等多种方式揭示了蒙古人民的心理和思想意识。可以说，《铁木真》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心理长篇小说。在谈到《铁木真》的创作时，加塔波夫指出，“我是蒙古族人，我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主人公的心理和动机、我们祖先的传统和风俗”[26]，这不仅指明了作家的创作主旨，也说明这部小说获得极大成功是不无缘由的。

（三）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博罗金的《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长篇史诗小说

《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是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博罗金创作的长篇三部曲。1902年博罗金出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之家，学过绘画，1914年发表第一篇随笔，1922年发表一些诗歌作品。1926年毕业于勃留索夫高等文学艺术学院，在俄苏著名的民俗学家尤里·马特韦耶维奇·索科洛夫（Юрий Матвеевич Соколов，1889—1941）的指导下研究俄罗斯的民间诗歌，参加了外奥涅加湖地区、卡累利阿和沃洛格达的民间文学考察，也参与过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地区的民族志考察。此后他很多时间逗留在远东地区（1928）、哈萨克斯坦（1929）、塔吉克斯坦（1931）、亚美尼亚（1933）等地。曾参加过文学团体“山隘派”，1931年退出，1951年移居塔什干。作家的上述经历，为其创作历史题材和中亚题材的小说奠定了基础。

20世纪30年代，博罗金根据他在苏联偏远地区逗留期间收集的资料，创作了一些描写中亚、远东、帕米尔、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等地的中短篇小说。1925年成为全俄作家协会成员。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是在旧鲁萨创作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在塔什干定居后创作了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由三卷组成，第一卷名为《瘸子帖木儿》，创作于1953—1954年。第二卷名为《行军的篝火》，1957年末完稿。第三卷名为《闪电王巴耶塞特》，1970年末完稿。此后，作家开始创作名为《白马》的第四卷，遗憾的是只写了四章便不幸病逝。即便如此，《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的规模也相当宏大，堪比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篇幅、内容、主题思想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当之无愧的史诗性长篇小说。

《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详细描写了14—15世纪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历史画卷。小说的第一卷《瘸子帖木儿》共20章，分为两部，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描写帖木儿的活动。第一部《1399年》主要介绍的是帖木儿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他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确立了国家制度，颁行法律和规范，使国家渐趋富强。在这部分当中，作家以花园、市场、商人、商队、蓝色宫殿、工匠为各章节标题，以彰显帖木儿在发展国家经济上所做的努力及其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第二部《苏丹尼耶》以道路、工匠、苏丹尼耶、审判、建设者、王子等为各章节标题，主要讲的是帖木儿为政治上巩固国家所做的努力，在儿子米兰沙犯错之后所做的惩罚：把米兰沙拖到大不里士的城墙边鞭打，继而剥夺其位，任命其子哈里勒接任。第二卷《行军篝火》共20章，分为三部，分别名为《1400年》《星空》《亚美尼亚之石》，主要讲述帖木儿率军入侵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朗、格鲁吉亚等中亚国家以及被奴役国家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反映了帖木儿的专横暴虐。第三卷《闪电王巴耶塞特》由20章组成，分为《众山之脉》《围困大马士革》两部，从1401年春天写起，至帖木儿占领大马士革后结束，描绘了中东各族人民在帖木儿部队入侵前夕的生活，展现了几千年以来中东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文化，也再现了残忍阴险的入侵者所造成的创伤。帖木儿大军所到之处，人民失去了生活的安宁，入侵者帖木儿同样“无论在哪里都得不到安宁，他‘祖国’人民的抗争与他所占领国家的人民的抗争结合为一个整体”[27]。

与《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的内容相关，作家描写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例如帖木儿、脱脱迷失、奥斯曼帝国闪电王巴耶塞特一世、秃忽鲁帖木儿、德里苏丹纳西尔、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等。其中，帖木儿是公认的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征服者之一，被称为“世界征服者”。他一生南征北战、东讨西杀，征服印度、伊朗、阿塞拜疆南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地，在中亚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建立了东起北印度、西达小亚细亚、南濒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北抵里海和咸海的庞大帝国。《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以帖木儿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以真实的历史时代为背景，在帖木儿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中贯穿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倾向。小说涉及的大量历史、经济、文化、民族学信息和资料，作家都参考了编年史、档案文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古老的文献，从而真实再现了中世纪亚洲和欧洲部分民族的生活画面。

博罗金在塑造帖木儿的形象时，采用了其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即“揭示主要人物性格从其完全形成时期开始，绕开漫长的发展过程”[28]。小说第一卷便从1399年写起，而帖木儿生于1336年，卒于1405年，1370年开创帖木儿帝国，小说开端描写的帖木儿已经在位近三十年。也就是说，作家没有描写帖木儿驱逐外族统治者建立统一帝国的过程，而是从其名望极盛时期写起，将已经“定型”的帖木儿及其时代直接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后，作家通过对往事的追溯、小说人物的回忆以及帖木儿与妻子、儿孙之间的关系，完整再现了帖木儿的性格形成史和帝国建立史。

正如作者所说，《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的主人公不仅仅是帖木儿，“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人民，尽管战争和内讧连绵不断，人民并没有停止大规模的创造活动”[29]，可见人民也是作家在小说中重点描写的对象。一方面，面对异族的奴役和本族统治者的压迫，人民勇于奋起抗争；另一方面，在连年的战乱中，各个民族的人民依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此，人民的反抗不仅是为了自由而战，也是为了自古以来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而战。应该说，帖木儿时代亚洲和欧洲人民的生活非常复杂，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无论如何，人民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博罗金也正是这样描写人民的。就博罗金对人民的态度，弗拉基米罗夫（Г.П.Владимиров）指出，“三部曲的第一卷确定了表现人民主题的方法。在其中打了一些思想的结，需要在史诗后续的章节中通过重要的事件阐释这一主题。正是在《瘸子帖木儿》中突出强调人民作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国家不可摧毁的基础的作用[30]。”

作为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确切而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长篇小说，《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对历史人物和时代的细致描写占有很大篇幅，小说开端就详细讲述了帖木儿的印度远征及其从印度返回途中国内后方的情况，紧接着是对撒马尔罕城内市场的细致描写：桌子做的柜台、商人手中叮当作响的铜币、乞丐和托钵僧的祈祷等。作家意在以此展示社会和日常生活情况以及时代精神，因为市场一向是人民富裕生活和情绪的独特的晴雨表。博罗金极为注重细节描写，如对商队的描写历历在目，如在眼前，仿佛亲眼看到商队在行进：

商队队长走在商队最前面，他骑驴而行，端坐在软垫子上，身后是一些受雇为商队服务的人，接着是商队护卫队，而后才是商人们，商人后面则是商队的向导，他牵着穿过领头骆驼鼻孔的绳子。

商队向导有时会唱起古老的长歌，但是唱歌时，他习惯性地侧耳倾听身后骆驼肚皮下铃铛发出均匀的叮叮当当声，而那有节奏的声音稍有错乱，稍有颤抖，他的心也跟着打颤：商队不会是有麻烦了吧？[31]

应该说，这些描写无不与时代和历史事件相呼应。一般而言，“史诗性长篇小说广泛地描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风俗等各个方面”[32]，而《撒马尔罕上空的星辰》反映的正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帖木儿时代的生活全貌，深刻而广泛地概括了当时中亚各国以及欧洲部分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各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人物形象之多，时间和空间跨度之广，是同类题材的小说难以企及的，称其为时代的“百科全书”并不为过。

二 俄罗斯作家卡拉什尼科夫的《严酷的年代》：哲理小说

《严酷的年代》是一部富有哲理意义的长篇小说，作者为俄罗斯作家卡拉什尼科夫，他以这部描写成吉思汗及其历史时代的小说而享誉俄罗斯国内外。

《严酷的年代》的创作与卡拉什尼科夫长期生活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及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作家一生经历颇为丰富，他只读了五年书，当过牧羊人，在拖拉机大队干过活儿，1950年起在木材工业企业的采伐队做木材筏运工、车工。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萨什卡》（Сашка）发表在《布里亚特—蒙古真理报》上。自1954年开始，卡拉什尼科夫一直为《布里亚特—蒙古共青团员报》撰稿，同时在夜校毕业获得中等教育证书。1959年《贝加尔湖上空之光》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后的撤退》（Последнее отступление），小说描写的是国内战争时期发生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事件，以其故乡沙拉尔台村的居民为主人公。此后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幼林》（Подлесок）和《穿越沼泽》（Через топи），不久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63—1965年受布里亚特作家协会派遣到莫斯科高级文学培训班学习，1965年当选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作家协会执行秘书。1970年发表长篇小说《裂草》（Разрыв-трава），描写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徙居到外贝加尔的旧教徒后裔在20世纪上半叶的生活。《裂草》先是在《长篇小说报》上连载，而后由现代人出版社出版，作家因这部小说获得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国家奖。1973年卡拉什尼科夫被授予“布里亚特共和国人民作家”的称号。1978年小说《严酷的年代》出版。卡拉什尼科夫的作品被翻译成布里亚特语、德语、捷克语、爱沙尼亚语等多种语言。

《严酷的年代》是一部以成吉思汗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名为《被追逐者》（гонимые），讲述的是成吉思汗称汗之前处于被追逐者地位时的生活和斗争经历。下部名为《追逐者》（гонители），讲述的是成吉思汗称汗之后处于追逐别人地位时的扩张和征讨过程。下部所述内容，与瓦西里·扬所著《成吉思汗》大体相仿。总体来看，《严酷的年代》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情节遵循了《蒙古秘史》的时间顺序，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来自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物多达数百个，有警惕而阴险的可汗、随时会背叛的诺颜、备受封建主折磨压迫的手工业者以及普通的信使等，展现了从中国内陆到中亚地区的广阔空间里许多民族的生活图景，称得上时代的全景图。就题材而言，《严酷的年代》并无出奇之处，而在体裁上与同类小说比较则是一部富含哲理的历史长篇小说，这既与小说创作的年代有关，更与作家的艺术思维密不可分。

《严酷的年代》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正是文坛对历史小说体裁较为关注的时期，对历史主义的理解日益深化。所谓历史主义，在以往的文艺学中是指所描写事实和事件的可靠性、再现历史人物性格和行为的准确性等历史体裁特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则指与作家世界观直接相关的思想范畴，要反映所描绘历史阶段生活的主要趋势。这就意味着，“历史小说作家最重要的任务往往不仅仅是再现时代精神和时代氛围，还要着重强调观念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33]，因此作家们试图理解历史哲学，深化心理描写，重点关注人的道德面貌，表达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看法。

在创作《严酷的年代》时，卡拉什尼科夫将对历史主义的新观念、新认识融入其中。一方面，作家严格遵循历史事实，为了能够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对成吉思汗的认识，作家认真研究过有关成吉思汗个性的历史和文学作品，而在小说文本中参考和引用了许多编年史资料和文献，并重现时代色彩和语言特征。另一方面，卡拉什尼科夫无疑认真思考了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现实，从自己的艺术视角出发表达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小说中的所有内容完全服从作家的主要艺术任务——展示成吉思汗这个残酷征服者的个性形成过程。也就是说，作家感兴趣的是“民族的歼灭者”出现的原因及其道德“堕落”的缘由。这样一来，作家必然要对所描写人物进行心理、哲学和伦理的分析，从而也克服了对成吉思汗这一历史人物惯有的刻板印象。在作家笔下，他既具有普通人的所有本性特征，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作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追踪一个孩童转变为伟大领袖的过程，展现他走向权力之路的每个阶段。与成吉思汗个性形成与发展过程相关，小说因而分为“被追逐者”与“追逐者”两个部分。作家研究成吉思汗的性格发展，再现了他由被追逐者转变为追逐者，由最初引人同情和怜悯的英雄转变为残酷的征服者的过程及原因，从而既充当了历史学家，也充当了心理分析学家，成吉思汗的个性通过其心理演变过程得到了揭示。通过研究成吉思汗的整个人生历程可以看出，他并非生而为恶，残酷、暴力和冷血并非其天生的性格。可见，卡拉什尼科夫遵循了传统的普遍思想和观念，即“没有哪个民族或者个人生来就是侵略和残酷的，而是存在决定形成这些品质的环境”[34]。小说用“严酷的年代”为名，意在表明这一思想。

小说中的系列人物形象一方面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构成了整个人类的形象。他们追求理性与自然和平的生活，作为独特的象征性形象与成吉思汗形成对照，成吉思汗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便具有了一定的思想结构意义，他们对成吉思汗的不同看法也有助于塑造主人公的完整形象，从而更加凸显成吉思汗主要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是一面重要的镜子，特别鲜明地映照出铁木真身上发生的变化。她的形象体现了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观念，她不赞同铁木真的冷漠残酷，劝说儿子不要使自己的心变硬，越来越不能接受他的变化，而他对母亲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无论是母亲的愤怒还是痛苦都无法触动他，他的残忍也加速了母亲的死亡。札木合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整部小说中与成吉思汗之间存在奇怪的友谊与敌对的矛盾关系。札木合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有关他与成吉思汗之间的友谊、仇恨以及斗争在《蒙古秘史》等许多编年史中都有记录。札木合看到儿时的朋友铁木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他的军事行动、新的政治秩序永远终止了祖先的传统，于是便向从前的朋友宣战，后来遭到护卫背叛和出卖，最终败给了成吉思汗。可见，诃额仑与札木合的形象在小说中都具有特殊的艺术功能。

应该说，“严酷的年代”里的现实法则——“要么征服他人要么被他人征服”[35]无疑是成吉思汗的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作家在小说中逐渐揭示了主人公的心理及其从“被追逐者”到“追逐者”的转变。最初毫无缘由地杀死塔古泰·基里鲁克手下的两名士兵，然后处决了自己亲戚，以及对本族各部落的压制，标志着铁木真最终“黑化”为成吉思汗，成为所有民族和部落的征服者。对成吉思汗来说，战争政策成为一种内在需求，随着他变得越来越残酷，他的权力得以巩固，部族越来越强大。作家通过描写成吉思汗的所思所为，达到了让人物自我塑造、自我揭露的艺术目的，他最终的结局便合情合理，有内在的发展逻辑。应该说，《严酷的年代》中成吉思汗的形象具有悲剧性。成吉思汗到了老年已经掌握了一半的世界，他思考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所作所为，意识到自己是完全孤独的，他试图说服自己是上天赋予了他统治人民的使命，然而在即将来临的死亡面前依然感到完全无能为力，并寻求永生的方式。卡拉什尼科夫一步一步地再现了成吉思汗作为个体、领导人和政治家的形成，以及登上绝对权力的各个阶段，同时进行了道德评价和判断。

在思考和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卡拉什尼科夫将成吉思汗的道德探索与蒙古帝国对许多民族命运的影响相互关联和比照，从而将作品的思想内容置于永恒的普遍价值的背景下，凸显了历史与个性之间无法切割的联系。在小说中，成吉思汗这一艺术形象的情节和结构功能，基于广泛的历史材料，实现了艺术的历史主义原则，从而将个性和共性、个人与民族、传记与历史结合起来，确保了历史小说中历史主义和心理主义的统一，使《严酷的年代》真实再现了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画面，刻画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人物形象，在同类题材的小说中以其丰富的哲理性独树一帜。

三 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的《成吉思汗的白云》：增补长篇的中篇

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他对丝路文化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未完稿的小说《大地与长笛》中，故事在1941年开始的丘伊河大运河建设的背景下展开，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建筑工人，他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尊佛像。在这项工程进行的过程中，当地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因为这条运河流经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

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另外一部与丝路相关的小说是《成吉思汗的白云》，这是作家发表于1990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阿布塔利普·库特巴耶夫原本是萨罗泽基草原一个小车站的教师，二战期间参加了战争，曾在战场上被俘并进过德军的集中营，战后却无故被告发和关押。梦想升职的侦查员坦瑟克巴耶夫企图通过这一案件飞黄腾达，对阿布塔利普刑讯逼供，诬陷他记录的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萨罗泽基的刑罚》别有寓意，阿布塔利普最终因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而卧轨自杀。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极具民族特色，大量使用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是其作品的标志性艺术特征，《白轮船》《花狗崖》《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等许多小说都是鲜明体现这一艺术特征的代表作。在《成吉思汗的白云》中，作家沿用了他一贯的小说叙事手法，即在小说叙事过程中插入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成吉思汗远征欧洲时为保证军队高度的机动性降下一道诏令，禁止在军中生育子女。一名绣旗女工与勇敢的百夫长相爱并诞下一名女婴，成吉思汗得知后下令将二人处死。远征之初，成吉思汗的头顶上空飘浮着一朵白云，在处死这对相爱的青年男女以后，白云消失。这样一来，小说就并存着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阿布塔利普的经历和遭遇，另一条是传说故事中人物的命运和遭遇。神话传说的运用，赋予《成吉思汗的白云》这部小说的结构、内容和主题具有明显的对话性。

就篇幅而言，《成吉思汗的白云》无疑是一部中篇小说，但就其体裁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人称其为短篇小说，也有人称其为中篇小说，作家本人在《成吉思汗的白云》的“序言”中则将其体裁定为“增补长篇的中篇”，是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的一部分，1980年《一日长于百年》发表时为了能够“整个地”通过，这段文字不在最初的版本之中[36]。作者有意识地为《成吉思汗的白云》作如此小序，将这部小说与《一日长于百年》联系起来。阿布塔利普是《一日长于百年》中的人物之一，艾特玛托夫在此处对其交代不多。《成吉思汗的白云》则以阿布塔利普为主人公，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和遭遇，所以作家说这篇小说是对《一日长于百年》的“增补”。事实上，不论《一日长于百年》的出版和发表过程如何曲折，无论作家做过怎样的删改，在时隔九年《成吉思汗的白云》发表时，《一日长于百年》已经作为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为读者所接受和喜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读者看来，两部作品无疑是独立的作品。但是，作家对《成吉思汗的白云》体裁的界定，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联想，把两部作品对照和比较，从而影响了对两部作品的认识。

在人物形象上，两部小说中有三组正面人物：叶吉盖和妻子，阿布塔利普与妻子，百夫长与绣旗女工，三对夫妻之间互相对照、彼此印证。《一日长于百年》中的主人公叶吉盖与妻子正直善良，他们身上保留着民族的传统美德，二人努力守护和延续这种美德，不惜与丧失民族之根的萨比特让和中尉小唐塞克巴耶夫做抗争。《成吉思汗的白云》中，阿布塔利普十分忠诚，他爱祖国，爱家乡，爱妻子儿女，爱生活。他勇敢无畏，不惧怕制造冤假错案的侦讯员坦瑟克巴耶夫的折磨，不惧怕死亡，宁死不屈，不惜以死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勇猛善战的百夫长违抗成吉思汗的禁令，不惧怕成吉思汗的气势，在恋人被行刑时挺身而出，与爱人一起赴死。可见，三组人物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成吉思汗的白云》与《一日长于百年》之间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成吉思汗的白云》作为多年之后对此前出版的《一日长于百年》的增补，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两部作品各自独立成篇，各有艺术价值，又彼此关联，互相照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成吉思汗的白云》中，作家通过现实与神话传说的讲述，构建出三个时空。第一个为传说时空，即成吉思汗时代；第二个时空为历史时空，即斯大林时代；第三个时空是现实时空，即小说作者和读者生活的当代。无论是在关于成吉思汗的神话传说中，还是在阿布塔利普的现实悲剧中，都出现了神权、王权与人权三种力量，它们三者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或激烈交锋，或彼此对立。

在关于成吉思汗的神话传说中，白云是神权的化身，代表着上天的意志；成吉思汗是人世间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王权的代表；相爱的百夫长和绣旗女工则是普通大众，他们的抗争是在维护属于自己的人权。白云与成吉思汗是对立的。成吉思汗是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威震四方的君主、草原的征服者。他亲率大军向西进发，远征欧洲。一路上，他的上方总是飘着一朵营帐大小的白云，为他遮蔽骄阳的照射。在许多民族的宗教当中，白云都是纯洁、美好的象征，是神性的象征。飘在成吉思汗头顶的也并不是一朵普通的白云，它“一如活的生灵”，“那是一种象征，是上天对世界统治者表示的祝福……是上天旨意的标志”[37]。也就是说，白云是上帝或者天意的象征，代表着上天的庇佑。在成吉思汗所作所为都是“人间事”的时候，白云垂青于他，一直在他的头顶上方保护他。然而，成吉思汗也是个暴君，他残忍、专权，不达目的不罢休。“成吉思汗周围那些勇敢无畏的卫士和侍从——他们的生命属于成吉思汗甚于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百里挑一被挑选出来，只是充当一把把利剑。”[38]为了行军之便，他禁止军中生育儿女。一名百夫长和年轻的绣旗女工未听从他的命令，他们二人将爱情置于成吉思汗征服者的目的之上，相爱并诞下女婴。于是，成吉思汗下令将二人处以绞刑。神奇的是，就在成吉思汗开始决定他人生死的时候，白云消失了，飞离了他，不再为他遮蔽阳光，上天不再庇佑他。

一般认为，《成吉思汗的白云》是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小说，20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小说，但是在吉尔吉斯的文学作品中这类小说并不多见，只有几部作品描写过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例如西迪克别科夫（Т.Сыдыкбеков）的《豁达的伊曼拜》（Иманбай Великодушный）、艾特玛托夫的《成吉思汗的白云》、阿克马托夫（К.Акматов）的《环绕太阳的年代》（Годы вокруг солнца）、拉耶夫（С.Рае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Соцреализм）等。应该说，权力与个性之间的关系，是超越时代、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而永恒存在的。因此，《成吉思汗的白云》无疑具有时代性、当代性，其中反映和描写的内容，无疑也具有超越时代的现代性意义。

《成吉思汗的白云》无疑是艾特玛托夫的一部杰作，与《一日长于百年》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神话传说的嵌入，赋予小说丰富的内涵。需要说明的是，作家在《成吉思汗的白云》“序言”中明确指出，小说中关于成吉思汗的口头传说“与历史的实际情况很少相符，却对人民的记忆有着很多表露”[39]。对于传说和神话，艾特玛托夫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在他看来，传说和神话是“无数代前辈遗留给我们的经验”[40]。这就意味着，在神话与传说中，最重要的是世世代代积累的经验、对世界的认知及其承载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而不是历史事实。“整体来说，俄罗斯民间故事都具有或浅或显的道德教诲和伦理功能，都把自由人性、伦理意识和寥廓天地视为最高的审美享受和道德情操。”[41]再进一步而言，神话传说不一定必须或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即便在真实反映历史事件的历史小说中，虚构的因素也不可缺席，否则就称不上是文学作品了。毫厘不差地记述史实是史书的任务，却不是文学的任务，作为重要文学类别的传说和神话也不例外。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是否真实存在，这并不重要，作家透过传说故事要表达的思想，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历史小说并非单纯地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它“并不是给科学中确立的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做插图，而是要以先进的科学成果为基础去独立发现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小说家不仅要细致深入地理解历史时代，还要具体生动地将其描绘出来。艺术创作的本质要求深刻地洞察所描写时代的人们的内心世界，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潜能不断去发现似乎科学已经发现并且研究得相当充分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艺术中的历史画面才能够再现历史时代的具体性和多样性。只有它不仅能够证实科学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予以补充，有时甚至予以驳斥”[42]。也许这就是历史小说创作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为什么艾特玛托夫会通过神话故事来描写和再现成吉思汗及其生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