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语境主义”的运用：范式·语境·修辞

“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在历经“政治化”“去政治化”与“政治与文学互动研究”的繁盛期后，似乎步入了理论与方法探索的瓶颈期，亟待观念与方法的转型。“古典文学与政治”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特定分支，殊非新话题，只是问题的老旧却并不意味着问题本身的较为彻底的解决。“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在不断开拓古典文学研究之问题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文学史与政治史研究范式的限制，从而在研究对象以及核心问题的选择上表现出高度的交叉甚或雷同。一旦文学史与政治史的相关研究方法受到挑战、而“文学与政治”研究又未能及时加以调整之时，“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在新的学术观念的观照之下，就有了重加讨论的必要。伴随历史语境主义的兴起，关注语境中具体文本的修辞功能之于政治运作的动态影响，遂成为“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又一可能路径。[80]

一 “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三重维度

政治制度是观察社会生活纵向与横向维度的重要支点，思想与文学因此而得以展现其有效内化于社会生活的方式与路径，并可由此展现思想与文学的层次性与复杂度。故而，古典文学与政治制度的研究可视作思想与文学研究的基本构成部分。20世纪以降，“古典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形成了文学的“政治化”“去政治化”与“政治与文学互动研究”三重维度。文学研究的“政治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以阶级中心论的衡量标准，强调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向或负向影响，是为典型的“政治决定论”；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则强调文学与政治的疏离，重在发掘文学非功利的审美特性。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本于“阶级中心论”进行解读与定位文学文本，“政治与文学互动研究”在承认政治语境对解读文本所具有的重要影响的同时，同样关注文本对特定语境所产生的政治效应。

（一）文学研究的“政治化”：阶级中心论的展现

以“阶级分析”为根本的政治标准对文学进行“政治化”研究，曾是国内“政治与文学”研究风靡一时的主流方式。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将文学作品视作“政治的文本”，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被简单化为对政治立场的呼应与传递：文学文本应当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的“正确性”是衡量文学文本价值的主要标准。国内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体系的建立。“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探索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发展期，50—70年代则是其典范地位的确立时期。

“五四”以降，世变不仅需要学人进行文化建设，更需要学人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之外，投身社会政治之中。伴随抗战的兴起，30—40年代的“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浪潮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理解对于几千年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81]。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唯物主义的文学理论，以阶级中心论指导古典文学的研究，是此一时期“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主流。张希之的《中国文学流变史论》[82]以“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为视角，采用阶级中心论的研究方法，考察先秦两汉的文学演变。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83]在论述《诗经》的内容与价值时，对传递民生疾苦与揭露暴政的社会批判诗尤为关注。谭洪的《中国文学史纲》、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84]与郑振铎对《金瓶梅》的研究[85]，均以无产阶级唯物史观为评定标准，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作为评价古典文学价值的基本标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研究正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无产阶级中心论逐步发展的时期，50—70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研究，则是无产阶级中心论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此一时期，从意识形态层面界定文学的本质成为“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伴随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政治标准第一位、艺术标准第二位”的提出，文学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50—70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研究受到极“左”思想的严重影响，以无产阶级中心论为评判准则，划分文学的阶级属性，对古代文学予以政治层面的“清理与整合”，文学的政治功能被逐步异化。过于绝对与生硬的划分标准，使部分文学作品的解读偏离了常态：

自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的一系列关于古典文学的大讨论，都是以此为中心（按：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展开的。也正是在这种讨论中，关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问题，才会越来越清楚……1953年，张芝（李长之笔名）在上海出版了一本《陶渊明传论》，这是建国后第一本陶学专著，也是当时的学人试图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研究陶渊明的开始，显然，这一研究方向是被大家所接受的。但问题是，尽管有了这样的观点，究竟如何判别陶渊明的阶级归属和思想归属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种讨论持续到1958年，又掀起了一个大高潮，讨论的问题也逐步深入，涉及关于陶渊明的归隐问题、如何看待他的桃花源理想问题以及如何评价他的田园诗等问题，尽管大家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仍逃不脱阶级分析的基本框架，只不过是从政治上肯定或否定罢了。[86]

以阶级分析法研究古典文学不仅仅表现在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解读中，同时期的《红楼梦》《水浒传》研究以及词学研究同样展现出以政治定位文学的动向。[87]尽管此一时期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对若干古典文学与政治问题具有不同程度的解释力，对古典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亦有相当创获（如《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出版）；然而，毋庸讳言，文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将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学文本价值的唯一准则，必然会导致“文学与政治”研究范式的僵化。

（二）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文学性的阐发

文学研究在历经“政治化”的畸变后，出现了“去政治化”的反弹，逐渐向对文学性的研究复归。文学性之为文学根本属性的理论命题可上溯至“诗缘情”的文论传统。在古代文论的历时演进过程中，“诗缘情”与“诗言志”共同构成了文学发生论的两大源头。王国维在“诗缘情”与“物感说”的基础上，将“情”与“物”共同纳入作者的审美观照之中；复针对时人所标举的“政治文学”，吸纳康德的审美非功利性观点与西方的悲剧观念，提出文学非功利的审美特性。文学既非利禄之学，则当以非功利的审美特质为旨归：“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由是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是，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88]尽管新文化运动在白话文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对政治泛化之强调所导致的文学性质的背离，亦难辞其咎。[89]王国维在“政治文学”风靡之际，强调文学非功利的审美特质，对于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影响深远。

20世纪80年代以降，古典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伴随阶级斗争的消歇，而展现出复归文学本体的趋势。对文学之审美特性的研究与古典文献的整理，渐成一时之显学。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亦随之水涨船高。自大陆及港台学界而言，如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葛晓音对山水田园诗派与汉魏六朝诗歌的研究，叶嘉莹的古典诗词解读，蒋寅、莫砺锋、卞孝萱、刘学锴的唐诗学研究，周裕锴的宋代诗学研究，唐圭璋的宋词解读，祖保泉、陈尚君的《二十四诗品》研究等均自树一帜，颇具影响。海外汉学界如宇文所安、高友工、顾彬、川合康三、松浦友久、兴膳宏诸人的相关研究，则因“异域之眼”而颇见解读识断之新颖。而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学科特性的有意强化，也多少弱化了对文学作为一种有效介入社会生活之思想方式的认知热情。由此，一种过于追求“文学性”的文学研究，恰恰成为文学研究在问题领域与问题方法拓展上的不易跨越的障碍。

（三）政治与文学的互动研究

考察政治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是目前学界研究古典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主流方式。对制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是政治与文学互动关系研究的重要生长点，此项研究以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开风气之先，三十余年来，与传统文史研究的学术转型密切应和，成为政治与文学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新领域。傅著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将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视作一个文化整体，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与综合考察，探讨科举制度下唐代士人的生存境遇、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90]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举与文学”为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视角与研究方法。

此后，以“政治制度与文学”之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相继涌现：陈飞的《唐代试策考述》在重新廓清唐代之“文学”观念的基础上，考察科举制度与文学书写的关系，吴夏平的《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关注文馆制度与文学的互动，研究文馆制度与文士出身及文学书写的关系；陈元锋的《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探讨宋代馆阁翰苑制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91]叶晔的《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试图跳出主流文学史叙述传统的强大惯性，展现中央通过翰林院建立官方文学标准、从而有效控制官方文学权力的途径，以及中央文官制度对馆阁文学与民间创作的影响。[92]罗时进先生的《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93]一书，立足文学而借由社会学的“摆渡”，由社会阶层、制度、家族、社群、城市等要素走向文本世界，提示着明清诗文研究再深化的可能。

对于政治活动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同样是“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题中之义。尚永亮的《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一书在阐述贬谪之概念、性质、成因、类型等要素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作为政治行为的贬谪之于文人心态及创作的影响。[94]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95]系统阐述了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进而考察北宋党争的特点以及作为具体政治事件的党争对文人群体及文化走向的影响；陈文新主撰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96]透过作为政治活动的“科举”，透视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明代科举制度与馆阁文体演变的互动关系以及政治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科场案。此外，胡可先的《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97]、孙明君的《汉魏文学与政治》[98]、景蜀慧的《魏晋诗人与政治》[99]、朱红霞的《代天子立言——唐代制诰的生成与传播》[100]等著作，均旨在探讨文学与政治活动之互动关系。

政治观念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特定群体或时段的个案考察。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101]一书在考察“竟陵八友”之于永明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作用时，将政局的变幻与“竟陵八友”的政治选择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杨念群的《何处是“江南”?》[102]探讨在江南士人与清朝统治者争夺“道统”的过程中，士林精神如何伴随清朝“正统观”的确立而由“道统”的拥有者转变为“大一统”的协从者。其中对“文质之辨”与清朝“正统观”确立之历史书写的论述，正是基于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研究视角。海外汉学家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103]一书中讨论初唐官方的学术与文学创作以及宋代的文治政策与文学文化时，同样重在考察政治观念对文学写作的导向作用。刘顺的中古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系列研究，既对政治与文学之关系作出了理论探索，复兼及对具体历史语境下文学文本之中政治观念与政治活动之影响的考察，[104]可谓对历史语境主义视域下政治与文学互动关系研究的积极尝试。

传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因问题与观念的限制，而多聚焦于作为文本形态的思想与文学，对于政治权力演变之下的文体演化[105]、文学作用于政治生活的功能及其复杂性则关注有限；在对文学与政治之内在关联（文学之于政治实践的必要性以及文学书写作为政治行动）的考量上，亦尚存待发之覆。当下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研究理路，在“实在论”的假定之外，往往抽离了政治实践的具体场景。研究者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常常易于忽视两者相互连接处的生长空间，错失特定历史场景中政治行动的复杂与精彩。虽然此种研究现状的产生导源于研究范式的限定，但在周边学科的压迫之下，反思以求新变已是“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重现活力的必然要求。

二 范式·语境·修辞：“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可能路径

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阶级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基于语境中心主义的“古典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研究，虽然承认社会语境对问题产生的重要意义，但同样关注问题对社会语境的影响。[106]“历史语境主义”视角下的“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在解读文本时，首先确定何种议题能够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其次考索问题论证时诉诸的思想资源；最后则考察文本在辩论光谱中的位置，即“文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做出了何种介入”[107]。在此过程中，“范式”“语境”与“修辞”成为应当被关注的关键词。

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可能路径之一，在于对政治文本书写范式的关注。“范式”的概念源自托马斯·库恩所提出的“范式理论”。政治文本的写作需要确定规范的语言标准与结构模式，范式则为之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写作程式：“范式，在我的使用中表示构造一个探索领域或其他理智行动的方法，它赋予某些领域和活动的组织以优先性而屏蔽掉其他领域和活动；它鼓励我们假定自己处在某种现实之中，被呼召去以某种方式行动、言说或思考，而非以其他方式。它施加权威和分配权威，以便有利于某些行动模式和从事行动的人；它在理智和政治上，在伦理和审美上，都是有偏向性的。”[108]政治赋予文学语词以特定的意义，并使之合法化。因此，在政治生活中，无论是政权合法性的论证，抑或政治行动中的意图传递或是目的实现，政治共识均为不可逾越的底线，是行动者应当遵守的首要原则。政治文本中对政治共识之书写范式的强调，首先体现为作为文本结构的“冒头”的存在：

惟天为大，七政所以授时；惟辟奉天，三才于是育物。故能弥纶宇宙，经纬乾坤，大庇生民，阐扬洪烈。我大唐诞膺嘉运，载协休期，丕受龙图，肇开凤纪。太上皇徇齐作圣，睿哲钦明，奄有八荒，光宅四表。牢笼轩昊，蹑跨殷周，金镜俯临，玉烛遐被。[109]

以铺排天命、追溯传统与对特定历史语境中政治行动必要性的强调为常规手法的“冒头”书写，是传统社会中政治文本的常见结构。[110]“冒头”的功能不仅在于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说明，同时也能够为具体的政治行动提供合法性论证。尽管“暗箱操作”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但政治既为关乎公众之事，则意味着政治生活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公开化特征；而公开化政治运作的有序展开，则无法脱离对“政治共识”的强调。“冒头”在长时段的模式化写作中逐渐泛化，成为意义空洞而高度形式化的套语。其中程式化的语词在政治生活中的流行，不断形塑着世人对政治运作“规则”的理解，进而形成世人的政治共识。“冒头”书写之外，文本对政治共识的强调，亦表现为对权力展演的描摹：

宝筵初建晓苍苍，大驾躬临礼玉皇。白鹤青鸾昭孝感，庆云甘露兆佳祥。更传圣水符前代，忽讶灵源涌上方。玉窦泛春时脉脉，金罍贮月乍泱泱。荐来只拟羞萍实，挹处浑疑剖蜜房。玄酒奠坛同莹彻，黄流在斝等芬芳。漫夸沆瀣移仙掌，迥谢蒲萄入醉乡。琼液久疏神岛沥，瑶池曾引帝台浆。中元表异还超汉，贞观论功远迈唐。妙绝醍醐班十瑞，嗽余云母已千霜。冰壶泻罢同欣忭，天乳沾回等寿康。自愧涓微无补报，祗应上祝紫霞觞。[111]

皇权的展现，既包括政治生活中对权力的践行，亦体现在具体场景之中的形式化展演。权力的展演常常需要在仪式化的行为中展开。因此，聚焦于政治生活中的仪式场景，也成为以仪式展演强调政治共识的有效方式。拉近距离的焦点呈现与推远距离的全景描写，共同完成了想象中的权力的形式化。全景描写在“垂拱而治”的仪态展演中，通过推远君王与臣民的距离，以构建君主不可进犯的权威：

日为炎精，君实阳德。明至乃照临下土，德盛则光被四国。天垂象，圣作则。候春分之节，时则罔愆；顺《周官》之仪，事乃不忒。于是载青旗，俨翠华；盖留残月，旗拂朝霞。咸济济以皇皇，备礼容于邦家。天子躬整服以待曙，心既诚而望赊。倏而罢严，更辟禁城；五辂齐驾，八鸾启行。风出郊而草偃，泽先路而尘清。卷余霭于林薄，动神光于旆旌。初破镜而半掩，忽成轮而上征。杲耀荣光，分辉于千品万类；烟煴瑞色，均烛于四夷八纮。一人端冕以仰拜，百辟奉璋而竭诚。故曰天为父，日为兄。和气旁通，帝德与日德俱远；清光相对，帝心与日心齐明。[112]

陆贽对人君“躬整服以待曙”“端冕以仰拜”以及其盛德“照临下土”“光被四国”的描摹，均属于推远距离的远焦叙述。远焦叙述放大了描摹对象与读者间身份、地位的悬殊，在呈现人君威仪的同时，也强化了统治者及其政权的合法性。

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可能路径之二，体现为对政治文本之历史语境的考察。“语境”伴随“文本”的在场而存在，而“文本”则是被“语境化”的存在。[113]“只有在一个相关的语境中，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存在。”[114]文本的形成与被理解的过程，皆无法跳脱特定的历史语境与问题域。[115]文本的具体意义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才能确定，脱离语境的文本解读，往往可能错失精彩的历史现场、作者的实际意图乃至文本的具体功能。因此，解读政治文本，首要的是追踪语词特定的使用环境：

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宏济万品，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湛寂，挹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116]

倘若不考虑唐太宗作此序文的政治语境，仅仅以文本语词而论，则此文所传递的李氏对佛教之信奉可谓虔诚。然而，太宗本人在五十岁以前，并未诚心皈依释教；其常以佛教令梁武帝父子国灭身亡之故实为前车之鉴，更斥责佛教乃“弊俗虚术”。[117]贞观二十年（646）太宗作此序文时，恰值朝廷解决北方边疆危机、争夺东亚地区霸主地位之际：郭孝恪率军攻入龟兹；李勣打败薛延陀，铁勒各部入贡；王玄策出使印度，代表李唐王朝与摩揭陀国结盟；李义表率使团抵达印度迦摩缕波国，交流道教；诸多中亚小国主动向李唐王朝示好。贞观二十年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请与大唐通婚，太宗提出西突厥割让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作为交换。此时，朝廷急需精通外语又熟悉西北诸国国情的外交人才。因此，太宗称誉玄奘与佛法的主要目的，是争取玄奘的政治支持，开疆拓边；而非借助玄奘的识见博学弘扬佛法，阐明经义。[118]忽视甚至漠视特定语境的政治文本解读，很可能导致理解文本过程中的断章取义，甚至南辕北辙。

“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可能路径之三，体现为对文本中修辞的关注。政治文本重在强调政治意图或政权与政治行为的合法性，以说服阅读者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而修辞则是政治运作中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策略选择。通过语言修辞，文本的陈述可能改变政治形势的走向，甚至缔造具有影响的政治事件[119]：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120]

《史记·李斯列传》载：“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121]“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122]，遂有《谏逐客书》之作。由于读者（秦王）与作者间存有较大的身份距离，因此，谏言类文字尤须拿捏言说的语气与分寸，稍有不慎，则可能以直言犯上而获罪。尽管李斯名列“逐客”之中，但此文中，李氏并非以一己之遭际为发端，而是以秦王逐客对秦国政治之弊端为主线展开论述，立足于政治共识，把握秦王统一天下的急迫心理，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高地；进而以产自异地的珠玉珍宝类比他国入秦之才士，由浅及深、层次分明而切中问题之要害；排比的使用，则在增强语气的同时，强化了论证的说服力。故而此文能够“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123]。修辞的运用为李斯在秦王逐客事件中的胜利增添了政治筹码。文本修辞能够有效促成政治行动向书写者所预期的方向展开，然运用不当，则会导致情感流于矫饰诈伪：

夫帝王与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饰雄辩，惟在简而当礼。雄辩不足以服奸臣之心，惟能塞诤臣之口。昔田蚡为请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库。”卫将军言郭解家贫，又曰：“布衣权至使将军知，此其家不贫。”殷仲文言音乐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谓简而当理，足使奸臣夺心，邪人破胆矣。余历事六朝，弼谐二主，文宗辞皆文雅，而未尝骋辩，武宗言必简要，而不为文饰，皆得君人之量，能尽臣下之词。岂惟王言如是，人臣亦当然也。其有辩若波澜，辞多枝叶，文经意而饰诈，矫圣言以蔽聪，此乃奸人之雄，游说之士，焉得谓之献替哉?为臣者当戒于斯，慎于斯，必不获罪于天矣。[124]

李德裕以政治活动中君王与人臣之辞令皆以简洁据理为典则，而当避免巧言丽句。政治辞令若“辩若波澜，辞多枝叶”，过分强调修辞技巧的运用，则易导致文过饰非，诈伪萌生，事实被有意模糊，政治事件的发展偏离预期的设想。

范式、语境与修辞提示着“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三种可能路径。对政治共识的强调是传统社会中政治文本写作的首要原则，也是政权合法性确立与政治行动展开的重要依据。对文本中政治共识的强调，既表现为作为文本结构的“冒头”的存在，又表现为拉近聚焦的仪式展演与推远距离的全景描写——二者共同构成了想象中的权力的形式化。对政治文本之历史语境的考察，是“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又一可能路径。政治文本总是应对具体问题而生，因而，考索文本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从而作贴近作者意图的努力，应是“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必由途径。“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的可能路径之三，在于对政治文本中修辞策略的关注。书写者通过政治文本中的修辞运用，推动政治事件向预期的方向发展，进而促成政治目的的实现。以历史语境主义下的“古典文学与政治”研究为视角，对王锡爵文章中的写作范式、生成语境与文学修辞展开研究，不仅是对王锡爵研究有效推进的一种尝试，同样是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文学与政治”研究突破瓶颈的一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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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刘顺《经国之大业：中古文学与政治分析初步兼及张说的政治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2]参见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49页。

[3]“概念并不指涉某种具体事物，也并不代表某个可被明确表述的原理体系；概念是多重声部的织合体，它只代表自身历史。”[阿根廷]埃利亚斯·何塞·帕尔蒂：《从政治观念史到政治语言史：当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理论革命”》，杨光烁、张旭鹏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5年第4期。

[4]“某些文本生来就是文学的，某些文本是后天取得文学性的，还有一些文本是将文学性强加于本身的。从这一点讲，后天远比先天主要。”[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5]高琪：《王锡爵传》，西泠印社2008年版。

[6]徐朔方：《徐朔方文集·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周巩平：《江南曲学世家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8]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陈文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10]郑礼炬：《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第一章“明代翰林院职掌与中央文学权力的掌控·乡会主试与中央科场文风的矫正”，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2]参见[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参见[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4]李静然：《太仓太原王氏家族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交通大学，2017年。

[15]汪琼珍：《王世贞与王锡爵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交通大学，2016年。

[16]原可心：《王锡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2017年。

[17]陈永福：《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8]李佳：《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9]陈广宏：《晚明文学变奏的政治考察——钟惺、谭元春与晚明党争之关系平议》,《南京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0]闫勖、孙敏强：《“文章之道”如何“复归词林”——论明代嘉隆之际的馆阁文学》,《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21]陈文新、郭皓政：《从状元文风看明代台阁体的兴衰演变》,《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

[22]连文萍：《明代馆课评点与庶吉士培育——〈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的评点初探》,《考试与教育》2016年第1期；《明代翰林馆课与儒家经世实政——以王锡爵〈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

[23]姚蓉：《太仓两王氏诗人与晚明清初的诗坛流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24]李忠明：《吴伟业与王时敏父子交游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5]程国赋、吴肖丹：《论王时敏人生和艺术中的“延续”命题——兼考其家族与生平》,《文艺研究》2016年第3期。

[26]参见史伟《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学”概念考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

[27]刘顺：《燕许“大手笔”的成立及其对李唐政治文化的影响——以知制诰的职位要求为视角》（待刊）。

[28]见于《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8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6—13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29]王锡爵诗词作品的散佚，可能是其有意为之。可参见罗时进《焚稿烟燎中的明代文学影像》,《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11—230页。

[30]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8《别集类存目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2页。

[31]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199《艺文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85页。

[32]参见王锡爵《春秋左传释义评苑》，明嘉宾堂刻本；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明刻本；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柳文》，明刻本；王锡爵《荆石王相国叚注百家评林班马英锋选十卷》，万历二十九年周时泰刻本；王锡爵辑《王相国汇注百家评林班马英锋》，万历金陵周氏博古堂刊本。

[33]王锡爵：《历朝尺牍大全》，明刻本；王锡爵辑：《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2册）；王锡爵、陆翀之辑：《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2—93册）。

[34]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72—273页。

[35]参见宋莉华《西方早期汉籍目录的中国文学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36]参见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37]如萧绎《金楼子》卷4《立言》谓“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66页）；刘勰《文心雕龙》卷44《总术》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2页）。

[38]蒋鉴璋：《文学范围略论》,《文学论集》，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年版，第61页。

[39]参见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40]1902年，梁启超于《新小说》首期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标举“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参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页。

[41]在国人之文学观念由“大文学”而逐渐转向“纯文学”的过程中，日人以汉语中“文学”一词译释literature的做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明治维新后，西方的“纯文学”观念传至日本，启蒙者西周在1870年所撰《百学连环》一书中，首将literature译作“文学”。此后，津田仙《英华和译字典》、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均循其例，强调“文学”是文字修辞艺术，而有意削弱“文学”作为“典章学问”的意涵。1906年，深受英国文学批评家德·昆西影响的太田善男在《文学概论》一书中，将“纯文学”与“杂文学”对举，以前者意在动人，后者意在求知。此种“纯文学”观念对于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尤巨。可参看王杰泓《中日近代术语对接的复象现场与历史经验——以“文学”“艺术”“文艺”为例》,《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张健《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42]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页。

[43]朱自清：《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清华学报》1934年第4期。

[44][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45]Quentin Skinner,“Some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on”,Political Theory,No.3,1974,p.279.

[46]参见[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276页。

[47][英]柯林武德：《形而上学论》，宫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48][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49]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ume 1:Regarding Meth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8.

[50]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具体的使用之中，因此，语言的用法即意义。语言是现实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考察语言的意义应将其置于特定的语言游戏——语言产生的具体时空境遇之中加以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参见[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页。

[51]“除了文本所声称的含义外，我们也需要去探究某个思想家在作出某种特定表达的时候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本来想要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处理的并不是文本含义，而是语言行为。并且，如同任何其他的行动类型一样，某种言语行为的特性的确定也是靠发掘其内在意图的方式来实现的。的确，我们总是通过推论来确定言语行为的意图。J.L.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也对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区分。如果你将任何语言行为置于适当的语言学的和社会学的习惯语境下，那么你将能成功地发现言语表达的动力。”李汉松、刘林：《语境中的观念——访昆廷·斯金纳教授》,《哲学动态》2017年第6期。

[52]李宏图：《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参见[芬兰]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53]J.G.A.Pocock,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68.

[54]参见刘顺《诏令中的政治史：高宗武则天时期诏令文之语言维度的考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55]在斯金纳看来，文本作者“以写行事”“文本就是行动”。[英]昆廷·斯金纳：《言语行动的诠释与理解》，任军锋译，参见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56]刘顺：《经国之大业：中古文学与政治分析初步兼及张说的政治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57]参见[英]昆廷·斯金纳《国家与自由：斯金纳访华演讲录》，李强、张新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58]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10，第1909页。

[59]参见第五章第二节有关“语体”的论述。

[60]朱荃宰：《文通》卷10《书记》，参见王水照《历代文话》第3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2页。

[61]参见刘顺《历命在唐：李唐初期的合法性论证》,《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62]张廷玉等：《明史》卷1《太祖本纪》，第1页。

[63]谢守灏：《混元圣纪》卷8,《道藏》第17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854页。

[64]参见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2—44页。

[6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16《大雅·文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6—964页。

[66]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21《礼运第九》，第658—659页。

[67]杜佑：《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2页。

[68]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6《东封赦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32页。

[69]参见李宏图《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芬兰]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70]谭浚：《谭氏集·言文》卷下，明万历刻本。

[71]彭孙贻辑：《平寇志》卷9《李自成檄明臣庶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72]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全唐诗》卷160，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38页。

[73]张籍：《节妇吟》，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卷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54页。

[74]舒亶：《奏知湖州苏轼劄子》，董斯张等编：《吴兴艺文补》卷14,《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78—279页。

[75]李密：《陈情表》，萧统：《文选》卷37，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4—1695页。

[76]参见范晔《后汉书》卷26《韦彪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17页。

[77]令狐楚：《授裴度彰义军节度使制》，李昉等：《文苑英华》卷452，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94页。

[78]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553《词臣部·谬误》，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640页。

[79]参见刘顺《燕许“大手笔”的成立及其对李唐政治文化的影响——以知制诰的职位要求为视角》（待刊）。

[80]J.G.A.Pocock,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68.

[81]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82]张希之：《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北平文化学社1935年版。

[8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

[84]“最近大出风头的是辩证的唯物史观与普罗文学观，本此以写成的有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和谭洪的《中国文学史纲》。”罗根泽：《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图书评论》1934年第10期。

[85]参见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1933年第1卷第1期。

[86]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97—99页。

[87]较有代表性的包括1953年对《水浒传》的讨论、1954年对《红楼梦》《西游记》的讨论、1957年对李清照词的讨论、1962年对金圣叹的讨论。

[88]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3—26页。

[89]“建立起来的文学研究框架，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泛化的框架，或者说是政治发散式的研究框架。这种框架的特点一是把政治参照系作为唯一的参照系；二是把政治标准作为评判文学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三是以政治的分期来代替文学史的分期。”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90]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1]参见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

[92]参见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3]罗时进：《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中华书局2017年版。

[94]参见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5]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6]陈文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97]胡可先：《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98]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9]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

[100]朱红霞：《代天子立言——唐代制诰的生成与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01]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102]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103]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04]参见刘顺《历命在唐：唐初的合法性论证》（《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构建共同体：唐初的尧舜记忆》[《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经国之大业：中古政治与文学分析初步兼及张说的政治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105]“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820—826页）文学形态的演化能够呈现政治权力的变动，其现实基础在于帝制时代的政务运作对于文书的高度依赖。参见刘顺《经国之大业：中古政治与文学分析初步兼及张说的政治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106]参见[英]昆廷·斯金纳《国家与自由：斯金纳访华演讲录》，第19页。

[107]李强：《历史语境主义的生动阐释》,[英]昆廷·斯金纳：《国家与自由：斯金纳访华演讲录》，第3—4页。

[108][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

[109]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2《太宗即位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页。

[110]参见刘顺《经国之大业：中古文学与政治分析初步兼及张说的政治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111]王偁：《醴泉应制时有禧事青禽白鹤先集庆云甘露降》,《虚舟集》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3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76页。

[112]陆贽：《东郊朝日赋》,《陆贽集》补遗，王素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76—777页。

[113]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97.

[114]郭贵春：《欧洲大陆和英美哲学传统之间的区别、关联与融合——记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诺义萨教授的谈话》,《哲学动态》2005年第1期。

[115]Mary Louise Pratt,Toward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p.86.

[116]李世民：《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全集》，吴云、冀宇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41页。

[117]参见刘昫《旧唐书》卷63《萧瑀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03页。

[118]参见葛成雍《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9页。

[119]参见王寅丽《政治语言与语言政治：波考克对共和主义语言的论说》,《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

[120]李斯：《谏逐客书》,《史记》卷87《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43—2545页。

[121]司马迁：《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42页。

[122]司马迁：《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43页。

[123]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4《论说第十八》，第715页。

[124]李德裕：《王言论》，傅璇琮等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外集》卷2，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