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孟子是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被后世成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孟子所处的时代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城）人，约公元前372—前289年。[1]我们只有了解孟子所处的时代，才能更好地理解孟子的思想。
司马迁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述了孟子的主要事迹及其所处的时代：“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按司马迁的说法，“孟子是‘生不逢时’，没能立功于世，但他恰因‘生逢其时’，才得以立言立德于史”[2]。孟子所处的时代，有所作为的君主大多希望富国强兵，实现霸主梦。因此，孟子倡导仁政王道，但很难得到君主的认可和重用。
孟子在战乱的时代，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沉沦，而是用仁政和王道思想积极参与现实的政治。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刻苦学习和钻研，使自身智能和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将他锻炼成了一个对儒学具有高深造诣和坚定信仰的青年才俊，儒学队伍中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的新星。由于他具备了儒家学派继往开来的卓越禀赋，他也就将在未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节点上，在‘百家争鸣’的舞台上，发出震撼寰宇的世纪长鸣！”[3]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在那战火纷飞、时局动荡不安的特殊年代，孟子才抒发了“浩然之气”，唱出了雄伟的“大丈夫”之歌，为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孟子》一书，是我们目前研究孟子最重要的资料，但《孟子》一书“并非出于其本人之手，故其著作年代难以考订”[4]。
二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复合型文化巨匠。他的思想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人才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农业科学等诸多学科，特别是关于王道仁政、以民为本、性善论、人格论、人才学思想等，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提倡王道的仁政思想
无论是战争抑或是国家治理，是依靠霸权和武力，还是依靠仁政实现王道，这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君主和思想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尺度。
孟子认为，要实行仁政，君主就必须做仁人。因此，《孟子·离娄上》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认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但为政者不能每人而悦之，即仁不能局限于对某个人、某件事的仁，而要从根本上和整体上对百姓都要仁。因此，孟子站在关怀民生的立场上，基于社会治理的儒家思想，他反对霸道和为侵占土地和人口而发动的战争，也反对君主对百姓的残酷剥削和专制。“孟子不仅继承、捍卫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发展了孔子思想。孔子讲仁，孟子讲仁心、仁术、仁义、仁政。性善之说，义利之辨，王霸之争，知言养气之论等，都是孔子所未言，六经所不载，是孟子使儒家学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5]在《孟子》开篇，孟子就回答了梁惠王的问话，直接阐释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张钢认为，“针对梁惠王的问题，孟子的回答，既深刻揭示了梁惠王所持观念及其背后的‘人性’假设可能给组织带来的危害，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儒家的‘仁义’观念”[6]。孟子认为，君主实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所谓仁者无敌。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社会治理和对待战争的观念上，非常明确地主张仁政和王道，但在人生哲学方面，却依旧突破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孟子在理论上坚持儒家立场，在实践中有时又突破了儒家的中庸处世准则，刚直、狷介、迂阔而远于事情。”[7]无论是在一般的论辩中，还是在与君主的对话中，孟子往往直言不讳，甚至不乏尖刻之语，这客观上很难让君主们接受。
（二）倡导性善论的“四心”
孟子是中国古代性善论的主要代表。孟子认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对人性的理解建立在阐释学的“前理解”上，并且用人这“四心”来衡量和要求人性修养。
孟子的“四心”是建立在他对人类感官和价值共同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把人的恻隐之心与仁结合起来，把人的羞恶之心与义结合起来，把辞让之心与礼结合起来，把是非之心与智结合起来，认为人如果没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就把人降低到非人的层面，人成了非人，人把自己降低到动物的层面。孟子在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同情心是仁的开端，羞耻心是义的开端，礼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孟子认为，人应该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四端。
孟子还自觉不自觉地把性善论用于每个人的修身养性方面。他在《孟子·离娄上》中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通过阐释天下与国家、国家与家庭的关系，最终落实到家庭中的成员，即王天下的根本最终需要每个人具有善心，具有仁者爱人的情怀。因此，有学者认为：“仁政、民本和性善是孟子思想的三大基石，是孟子思想中最有价值和影响的部分。”[8]保罗·布鲁姆虽然运用实验心理学，断定婴儿的反应确实带有成人道德判断的某些标志性特征，从而证实了“人天然具有道德感”的假设，但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先天的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人的善与恶更多是后天的修为所致，孟子的性善论虽然建立在他对人性的考察上，但他未能区别人性的“是”与人性“应然”的区别。
（三）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孟子具有深刻丰富的民本思想。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非常具有革命性的主张。从孟子的王道思想来看，君王实行王道，必须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
孟子非常关心民生问题，认为民事不可缓。他关心百姓疾苦，以民为本，这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精华。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进一步表达了孟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孟子看来，为政者应该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官，不能“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为了关心民生，孟子关心百姓种田、纺织和畜牧业等，还多次提出减少赋税的主张。他认为，对于诸侯来说，一定要掌握好三件宝贝：土地、人民、政事。自古以来，土地生长万物，对于百姓和国家都举足轻重；人民的数量和素质能力，民心向背等，是决定诸侯存亡的决定性力量；诸侯还应该管理好政事，即政务。实际上，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来看，土地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政事是对国家的管理。这三者是国家的根本，都是统治者必须高度重视的因素。
孟子的民本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君主的批评上。他认为，君王应该实行仁政，也是实行王道的明君，应该是百姓的“父母”，而不是独夫民贼。按照孟子的内在逻辑，周武王杀的不是殷纣这个君王，而是杀了一个独夫民贼，本质上是为民除害，不但无罪，也不是一般的以下犯上，而是替天行道，符合民心。因此，判断是否杀人，是否以下犯上，关键不是看杀人本身，而是看杀的人是谁。从这个角度来看，孟子的历史观和杀人观客观上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是就事论事，拘泥于杀人本身。
孟子提出君主应该与民同乐，这也是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墨子非乐是因为君王奢侈腐化，不关心百姓疾苦，而孟子反对君主一己之乐，则主张与民同乐。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中告诫梁惠王说：“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认为，君主只有与民同乐，才能够王天下。这一思想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强的社会意义。
（四）弘扬“大丈夫”的浩然之气
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他塑造的“大丈夫”人格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豪言壮语可谓掷地有声，是何等的豪迈与阳刚！又是何等的崇高与壮美！
孟子高扬“舍生取义”的大旗，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意识。他表示自己并非好辩，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说明“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他在忧患意识中，“迸发出浩然大义，舍我其谁的道德勇气，毅然抱负时代使命，以承大禹、周公、孔子三圣之志业自许，弘扬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鼓吹王道仁政，以匡世济人，这是孟子学说的意向”[9]。他在《孟子·公孙丑下》中自信地宣布：“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历经坎坷，心中也会有一丝怨天尤人的情绪掠过，但却从不悲观消沉，总是斗志昂扬，一往无前”[10]。孟子是一位具有豪情壮志和理想抱负的儒家圣贤，“他有着积极的文化意识和责任意识。因此，在传承了原有的儒学生命后，他又结合时代的特性，发展出新的思想，使得儒学的生命，发出新的枝丫，绽放新的花朵”[11]。“尤其是他那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生活态度，关怀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感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和顶天立地的刚毅精神，都是十分可贵的精神财富。它曾鼓舞着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的复兴，祖国的富强，去进行殊死的战斗，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12]郭齐勇认为：“孟子除通过义利之辨以凸显君子人格外，还追求一种独立不倚、弘大刚毅的气节与情操，更有所谓‘舍我其谁’的气魄与承当，这些都表现了孟子大丈夫的气节与操守。”[13]学者们高度赞扬了孟子的精神品格，评价都非常中肯。
孟子的“大丈夫”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孟子·尽心下》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在这里提出了善、信、美、大、圣、神六个概念，体现了丰富的哲学意味和美学内蕴，颇给人以启迪。特别是“充实之为美”，揭示了美的社会内涵。“大”是比一般美更高一级的美，圣人化育天下则展现了人才最高的美；“神”则彰显了大美的形象性、模糊性和神秘性，如《道德经·二十一章》所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这一章，孟子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具有层级结构的审美哲学图：善→信→美→大→圣→神。这个图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真善美，追求理想圆融的人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孟子认为，人生在世，要按照应该做的去做；君子求诸己，遇到问题先从自身找原因；善充溢全身就是美，这是孟子对内在美或者心灵美的肯定；善的心灵外在显现出来，这就是大；君子把善行推及天下，这就是圣人；圣人高深莫测，这就是神。孟子所说的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神，而是体现了人们对圣人的崇敬、崇拜和敬仰之情。
（五）丰富深刻的人才学思想
孟子是儒学大师，也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和人才学家。作为教育家，孟子希望能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才学家，孟子提出了“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等思想。
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必然高度重视人才问题。孟子的人才思想涉及人才成长、人才发现、人才鉴别、人才评价、人才任用和人才的重要性等诸多方面。
关于人才的重要性，《孟子·尽心下》认为仁者贤人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信奉仁者贤人，才能使国家充实，“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孟子充分肯定了百里奚的预见能力，通过百里奚辅佐秦穆公，使秦穆公名扬天下的事实，充分赞扬了百里奚一代大贤的丰功伟绩。
关于尊重和任用人才，《孟子·公孙丑上》:“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看到了尊重人才的集聚效应，《孟子·公孙丑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在《孟子·告子下》中孟子要求：“养老尊贤，俊杰在位。”由此可见，孟子非常重视尊重人才，认为要见贤人，就必须“以其道”,《孟子·万章下》:“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孟子还充分认识到人才发现和人才评价的复杂性，《孟子·梁惠王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也就是说，人才发现与人才评价不能简单采用多数人的意见，而是要“察之”，避免偏信则暗。
关于人才的修行与历练，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精神，“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想愿景，都为人才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在《孟子·告子下》中，孟子赞同曹交所问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人皆可以为尧舜”并非指每个人最终都能够成为尧舜，而是指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尧舜的可能性。《孟子·尽心上》还肯定了修身的重要性：“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一段话非常富有哲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祭韦府君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把孟子原文中的“兼善”改成了“兼济”。实际上，孟子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儒道兼融、儒道互补的内涵，“独善其身”，这既是儒家的修养，也是道家的主张；“兼善天下”，则体现了积极进取的儒家人生观。
孟子认为，人才发展需要励志，认为人们往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有一段经典名言：“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对于青少年励志和成才，提高情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在孟子看来，人生不但需要励志，还需要有所取舍。《孟子·离娄下》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还对君子事君提出了要求。《孟子·告子下》:“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意思是说，君子事君要敢于积极进言进谏，引导君主走正道，决不能阿谀逢迎和委曲求全，没有原则性。
孟子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孟子晚年回到邹国，以孔子为榜样，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同时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一起，把自己的言论编为《孟子》七章，这是后人研究孟子生平和思想的主要资料。[14]孟子尊师重教，非常重视教育，把教育提升到超过善政的高度。其中，《孟子·尽心上》指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充分肯定善教的重要性，认为善教得民心。孟子说明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其中，“一乐”是基础，关乎家庭幸福；“二乐”关乎人格；“三乐”则体现了教育家为国育才的情怀。
孟子还探讨了君子的五种教育方法：“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在教育过程中，非常注重比喻说理，循循善诱，通过对话的方式，在与弟子的互动中，启迪了弟子的智慧和思想。
三 孟子的语言艺术
孟子是语言艺术大师，具有非常高超的论辩能力，不仅善于运用比喻说理，而且还非常善于创造和运用成语来说理论事，妙趣横生，魅力四射，为后世留下了光辉灿烂的语言文化。
孟子对话涉及的成语有：与民偕乐、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野有饿殍、率兽食人、仁者无敌、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明察秋毫、不见舆薪、与民同乐、匹夫之勇、流连忘返、幼而学壮而行、箪食壶浆、浩然之气、拔苗助长、出类拔萃、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力不从心、心悦诚服、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反求诸己、闻过则喜、与人为善、彼一时此一时、舍我其谁、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男女授受不亲、好为人师、左右逢源、赤子之心、声闻过情、夜以继日、集大成、金声玉振、知人论世、一曝十寒、专心致志、鱼与熊掌、舍生取义、心之官则思、杯水车薪、以邻为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兼济天下、独善其身、一毛不拔、摩顶放踵、以身殉道、当务之急、言近旨远、守约施搏，等等。其中，许多成语就出于孟子，有的成语则是孟子在辩论中使用的，为其辩论说理增添了语言魅力和逻辑力量。
“《孟子》七篇……共含260章，35384字。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主旨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它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文笔雄健，语言优美，气势磅礴，浑然天成。”[15]孟子通过这些成语的运用，不仅为当时和后世留下了妙趣横生的语言艺术，也留下了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文化和多维视野的价值观。
四 孟子的巨大影响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家对中国发生的影响最大。孔子是儒学创始人，孟子则是继孔子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集大成者。“其初有周孔并称，其后有孔孟并称，孟子并被后世尊为‘亚圣’，其影响可见一斑。”[16]牟宗三先生认为，孟子上承孔子，下开陆（象山）王（阳明），与孔子一起同为中国文化生命主流精神与智慧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17]
在中国文化史上，“孟子无疑是最受争议的先秦大儒之一”[18]。但总体而言，肯定与认同孟子，则仍然是学界主流。孟子的仁政思想和性善论已经在汉代发挥了重要影响。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汉文帝已经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多有肯定，“这表明汉文帝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存在高度认可，‘文景之治’或是汉初儒术治国的一次成功践行，而这次尝试的成功又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先声”[19]。“汉代思想家继承发展了这些思想元素。仁政、民本无须多说，我们以性善为例，看孟子的思想元素如何被继承和发展。汉代的人性理论主要有贾谊、董仲舒的性三品说，韩婴的性善情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王充的气禀说。”[20]
孟子的思想在唐代引发了论辩。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了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肯定孟子为维护儒家正统地位所做出的贡献，认为孟子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21]。关于孟子是否违背孔子之道，笔者认为，孟子阐述其思想时与孔子不尽相同，但其关于仁政、民本思想等主流与本质则是与孔子一脉相承的。
通观中国历史可见，孟子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得到了彰显。“每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复兴无不是伴随着对前代文献的全面搜集和整理而出现。”[22]而“中国儒学在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发展和突破，都是以对儒家经典的回归、重新梳理、崭新诠释为先导的”[23]。历史的兴衰恰恰证明了人民的力量，“王夫之在对明朝覆灭的反思中，继承、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深刻地认识到了民众在国家兴亡中的重要作用”[24]。
孟子的思想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国外也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地理与政治的原因，《孟子》一书首先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传入亚洲国家。”[25]《孟子》在日本的传播是一个接受、批判与再阐释的动态传播过程，它传入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约730年）。[26]日本学者谷中信一高度评价了孟子思想的价值，认为孟子为了实现其理想中的仁义而力排众议地勇往直前。“孟子的这种激情给予读者以极大的震撼，并产生了颇多的成语故事。即便是在日本，以《孟子》为典故的故事成语亦不胜枚举。总之，在种种褒贬声中，《孟子》作为四书之一，最终在儒学史上占有了重要地位，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严肃的事实。”[27]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将《孟子》译成拉丁文传回本国。随后，《孟子》又相继被译成法、德、英、俄等文，在西方诸国刊行。牛津大学把《孟子》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伦敦大学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28]由此以后，孟子思想开始对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2014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主任齐思敏教授到山东邹城参加“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议开幕式上说：“孟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的思想从18世纪开始启发了伏尔泰等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孟子也是我们老外的祖先”,“因为我们外来学者‘得志行乎中国’”。[29]
孟子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是其性善论、仁政思想与民本思想，还有他倡导的积极向上、舍生取义、舍我其谁的主体意识，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浩然之气。“孟子之君子观对后世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积极向上之人生价值目标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仁人志士无不以这种孟子之君子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塑造自己的人格。他们的精神与气概构成了中华民族崇尚民族气节、坚持正义、具有顽强之民族凝聚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特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孟子心目中之君子，更是我心中向往之君子。”[30]诚如是，王杰先生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孟子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可谓一语中的。
五 本书的写作特点
孟子研究分为孟子思想和孟学史两个方面。“在孟子研究中，孟学史研究与孟子思想研究是不分彼此、等量齐观、美美与共、相得益彰的。……孟子思想研究是半壁江山，孟学史研究是半壁江山，合并在一起，就是孟子研究的整个江山。”[31]拙著不研究孟学史，而是通过对《孟子》的译评，对孟子思想进行研究。
笔者在完成这部书稿以前，曾经出版《论语译评》，借此有利于理解这部《孟子译评》；反过来，由《孟子译评》也有利于回溯《论语译评》。通过撰写《论语译评》和《孟子译评》，笔者进一步加深了对孔孟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解，即可以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也可以由源及流，理清孔孟之间的内在关系。
为了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孟子的思想，笔者根据孟子每一章主题，都拟定了标题；标题来源于孟子原文，或根据具体内容提炼而成。为了提纲挈领，在每一章的章题下，对本章内容的要点进行了概括梳理。为了引起读者对重点内容的关注，笔者在一些重点句子下面加上了着重号。
拙著在译文方面，参考了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刘兆伟先生的《孟子译评》、王治国先生的《孟子译评》和王立民先生的《孟子译注评》等先哲时贤的研究成果。在尊重原文含义的基础上，采取意译的方式，对一些语句进行了重新断句，对一些标点符号也进行了新的标注，以有利于现代读者阅读的流畅性。
[1]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2]刘永佶：《诸子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5页。
[3]孟祥才：《孟子传》，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29页。
[4]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页。
[5]刘培桂主编：《孟子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6]张钢：《孟子的管理解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7]周淑萍：《先秦汉唐孟学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60页。
[8]张小稳：《秦汉时期孟子学研究的滥觞及特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23日。
[9]曾春海：《中国哲学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10]周淑萍：《先秦汉唐孟学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52页。
[11]袁晓晶：《仁心与仁政孟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12]孟祥才：《先秦人物与思想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07页。
[13]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40页。
[14]孟祥才：《先秦人物与思想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97页。
[15]刘培桂主编：《孟子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16]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47页。
[17]王兴国：《孔子之两翼——牟宗三论孟子与荀子》,《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8]张勇：《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东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19]李华：《文景之治与孟子仁政思想的汉初践行——以汉文帝诏令对〈孟子〉的传承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20]张小稳：《秦汉时期孟子学研究的滥觞及特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23日。
[21]张勇：《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东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22]舒大刚主编：《儒学文献通论》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23]舒大刚主编：《儒学文献通论》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24]王其俊主编：《中国孟学史》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26页。
[25]刘培桂主编：《孟子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6]张晓明：《从“汤武放伐”的诠释看〈孟子〉在日本近世的传播——以山鹿素行的古学为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27][日]谷中信一：《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孙佩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
[28]刘培桂主编：《孟子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29]韩振华：《他乡有夫子：西方〈孟子〉研究与儒家伦理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页。
[30]王杰：《孟子心目中的“君子”》,《学习时报》2021年3月12日。
[31]杨海文、张兴：《孟子思想研究与孟学史研究如何相得益彰？——泰山学者杨海文教授访谈录》,《国际儒学论丛》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