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反对派研究
- 贺玉高
- 4085字
- 2025-04-27 17:05:45
绪论
中国后殖民批评从来不缺少对立与反对的声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20年来的中国后殖民批评就是一场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过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殖民理论是与中国现实问题、中国经验最具相关性的一种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在涉及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的各个具体批评事件中，都能听到正、反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但这两种声音之间的对话却常常是不平衡的。这里的“不平衡”是指，在反对者对后殖民批评提出反批评之后，后殖民批评家就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一样，不予回应。这既可以理解为反对的声音压倒了后殖民批评的声音，也可以理解为后殖民批评家对这些反批评不屑一顾。于是，争论过后，后殖民批评与反批评都还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着，看似在对话，实际上只是之前意见的重复。
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学术研究：当前对这一思潮的研究多是从批评立场出发进行的研究，罕见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回应的正面立场的研究，或者把反对意见问题化的研究。对中国后殖民批评进行这种批判性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包括徐贲的论文《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1995），赵稀方的论文《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2000），陶东风的著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2001），章辉的论文《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2011），等等。以章辉为例，他在2009年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及其效应”（07CZW008）中的基本观点与立场其实就是对20年来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反对意见的综合。
现在的问题是，20年来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反对意见似乎一直在重复。这些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维度。第一，从现实层面说，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很大程度上面对的是一个伪问题，意即后殖民理论和批评是一种外部引进的东西，不是我们的问题。我国本来就不是西方的殖民地，何来后殖民问题；退一步讲，即使有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也是完成现代化，而非用本质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搞中西二元对抗，反对现代化。第二，从学理层面上说，中国的后殖民批评与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根本不同，西方的后殖民是解构本质主义的，我们的后殖民批评却是要建构一个本质主义的民族中心。第三，从知识分子伦理来讲，中国后殖民批评缺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反而通过为民族代言的方式与之合流，只反外部权威，不反内部权威。第四，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否定革命，淡化政治，强调话语反抗，忽视政治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同谋。这些指责的前三个方面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被章辉集中地表达为，“后殖民理论旅行到中国变成了民族主义的对抗西方的后殖民批评，中国后殖民批评既歪曲了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又背离了后殖民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1]这明显代表了一种新启蒙主义的立场。而来自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指责当然代表了左翼的立场。
重复的批评已经僵化和麻木，这使中国当代后殖民主义的形象固定化，论争无法深入，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各种批评的角度、立场自身的前提没有得到进一步追问，因而也没有被分析和评判。比如，当说到知识分子立场时，批判者往往并不言明，并毫不犹豫地运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所崇尚的知识分子立场来作为其前提。难道这些前提真的是不言自明的吗？缺少了对其立场和前提的追问难免造成某种混乱。又如，在批判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被当作一个原罪和终极判词，而民族主义是什么，它与现代性的关系怎么样等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有效展开。再比如，有人在批判中国后殖民批评时同时采用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而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立场的内在矛盾。当前的情况是，无论是要推进中国后殖民的论争，还是要对中国后殖民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都必须跳出原有的重复批评，把这些批评相对化、问题化。本书的研究正是要把批判中国后殖民主义的各种声音背后的前提、立场与角度问题化、相对化和清晰化，使人们能够更好理解这些批评的针对性和限度，消除学术研究中的混乱，把中国后殖民主义论争推向深入。同时，由于后殖民批评的当下现实性，各种思潮都在此留下了印迹，本书也可以为透视中国当代思想格局提供一扇窗户。
为了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泛，本书紧紧围绕中国后殖民批评实践及其论争，结合具体文化批评事件和议题来展开论述，这些事件和议题包括张艺谋电影、第三世界文化批评、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语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华性、鲁迅的国民性批判问题；等等。同时，为了避免过于纠缠细节而遗失核心问题，本书把反对方的意见进一步概念化为民族主义问题、二元对立问题、政治经济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等，以便于深入研究。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本书还把现代化问题作为这一系列议题背后的隐含的红线，因为无论是后殖民主义所提出的种种议题，还是批判者对它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伦理的指责，都与现代化问题相关。因此本研究就把现代化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线索来贯穿所有议题的讨论，并把后殖民论争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本项研究在语言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后殖民论争中所用的词语都非常宏大，比如“现代性”“文化”“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等。这些词一方面为讨论带来了活力；但另一方面，它难以精确把握，很容易被僵化的观念带走，使讨论变得空泛而乏味。仅“文化”这一概念的界定就涉及文化的演变、文化的不同层面、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不同人在用的时候含义往往十分不同。这就需要对这些表面上同一的概念十分小心，要么落实到具体语境，要么事先有所定义使之前后一致。同样的难题也出现在“中国后殖民批评”这样的概念中，其实这是一个复数的、描述性的概念，并非一个同一体。它的反对派也不是一个同一体。这些概念都必须在论述过程中逐一细分，并通过实例使其含义具体化。
本书在第一章首先围绕着20年来中国后殖民批评实践中的几个最引人瞩目的热点话题，梳理并描绘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的基本轮廓。第二章和第三章则是详细讨论中国后殖民批评所受到的最大指责——民族主义问题。这两章一方面梳理了各个具体议题中反对者所指出的中国后殖民批评民族主义倾向的表现，并分析总结了这些指责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则引入当代世界学术界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深入分析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全面反思中国的“新启蒙”立场对民族主义认识的一些片面之处。第四章主要通过详细解剖一个具体案例——围绕鲁迅“国民性批判”再反思而引起的争论——来揭示中国新启蒙主义立场背后存在的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如何造成了僵化和整体性的误读。第五章讨论与“新启蒙”不同的“新左翼”立场对于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批判，以及这种批判存在的问题。第六章讨论中国后殖民批评受到的伦理方面的指责：依附权力，背叛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我们不但讨论这种指责是否确实，更重要的是讨论这种指责的前提，即关于知识分子伦理的标准。我们通过分析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来探讨知识分子与大众，知识分子与权力，知识分子与学术，知识分子与政治等多方面的关系，质询中国当前流行的知识分子伦理标准。第七章用前文建立的框架整理归纳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其他反对意见，并讨论争论双方的一些学术性/技术性问题。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新启蒙主义”和“新左翼”是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两种主要反对者，它们之间的差异与论战，为我们把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反对者相对化与问题化提供了特别好的契机。新启蒙主义话语强调中国现代性的未完成性，坚持以个人为本位、自由民主为中心的启蒙运动的必要性，批判民族主义对启蒙的压抑，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对国家现代化的阻碍，强调与权力保持距离的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等。这些观点都与中国的具体历史现实紧密相关，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如果不还原它的历史背景，所针对的问题和基本前提，它也可能变成僵化的教条。比如，这种话语倾向于把民族主义看作是现代化的绝对阻碍因素，因此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而这种绝对立场不但阻碍他们去深入了解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而且损害了他们自身的现实行动能力。我们在考察国际学术界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时发现，民族主义是现代性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性也是民族主义的必然目标。把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对立起来，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是一种偏狭的看法。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既可以为某些种类的后殖民批评提供弹药，又可以为另外一些人提供批判后殖民批评的视角。“新左翼”与“新启蒙主义”一样批评中国后殖民批评是一种背离西方后殖民精神、依附主流的民族主义，但另一方面它加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为中国后殖民批评缺乏“政治经济学的临门一脚”而感到遗憾。由于以汪晖为代表“新左翼”把中国后殖民批评和“新启蒙主义”都归入现代化意识形态（“新启蒙”为主，后殖民批评为其补充形式），因此，它对以“新启蒙”为主的现代性批判也成为对后殖民批评批判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并不止于利用“新左翼”与“新启蒙”之间的论争来使二者相对化，我们还跳出他们的论争来分析二者话语背后的矛盾与含混，为突破二元对立思维，为未来进一步的学术讨论扩展了空间。
我们通过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批判者进行的批判性考察，揭示了批判者立场的差异性。我们揭示了这些立场在批评中国后殖民实践的过程中自身的思维方式的历史背景和无意识惯性，它们的二元对立思维与含混矛盾的语义，以及超越二元对立的努力与失败。我们发现，中国后殖民批评的确有“民族主义问题”，但并非所有议题都那么明显与严重，也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有问题，主流的世界学术成果完全不支持把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现代性是一个由众多领域、众多原则共同构成的多元统一体，统一不能否定多元，多元也不能否定统一。同样，中国后殖民批评中也存在依附主流、争夺权力的伦理问题，但是对这些伦理问题的批判者所持的伦理标准也是需要反思的，它的精英主义、浪漫主义等倾向是需要警惕的。所有这些认识都是对原有的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但我们也深刻认识到这种超越的艰难，它只是一个开始，远远不是结束。
[1] 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