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学：历史与文化的投影

冯天瑜

摘要：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词是语言中在意义层面上自由运用的最基本单位，由词方可通道，故考析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许多学人深耕于语义学领域，探寻中西结合发展语义学的路径。注意纠正语义偏差，抓住关键词深入研究，将其与文化史、人文研究相联系，对于语义学的发展是有所补益的。语义学处于各种矛盾的思潮和各类研究学科的汇合处，进行与语义学交织在一起的语言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的语义研究，以及科学方法论中的语义分析方法研究、对于中国各民族语言学的语义研究、建立系统的语义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语义学；中西结合；关键词；概念史

语义学是与整个人文学研究相贯通的研究领域。学人从事该领域的研习已有二十余年，曾出版《新语探源》（中华书局二〇〇三年版）《封建考论》（中国社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中国社科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等书。学界尝试将此种研究定名为历史文化语义学，并以此为题举行多次国内与国际学术会议。二〇〇五年夏天，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学界举行了“东亚诸概念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欧美的学者，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近代诸概念的生成、演变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在武汉大学举行“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过半年，是此一论题的继续与拓展。

为什么现在许多学人关注语义学研究？先哲曾有精辟论述，《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该说法是具有贯通性的卓见，荀子区分了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差异。在有机世界里面，植物和动物的差异在于植物有生命，但它没知觉，动物有知觉，但是不知义理，不知道义。那么，只有人类有知且有义，具有对意义世界的理解。这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掌握，或者说形成概念有直接关系。有概念才有可能产生义理，才能产生道义，产生对于意义的认识。而概念不能够虚悬在世界上，必须要坐实，那就是要实现词化。概念不能够是个漂浮的虚体，要落实到或者是要通过词、词语来固定、确定这个概念。所以，词化是人类能够进入理性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以及稍早于他的梁启超先生都有过类似论断。陈寅恪先生的表述诸君都很熟悉，即“解释一字，便是做一部文化史”。梁启超先生稍早一点也说过，我们的汉字系统中，每个汉字都包含非常丰富的意义，只有通过对字的意义的理解才能够进入文化世界。所以，由字词为基础形成的语义学研究是通向整个历史研究或者文化研究的重要入口。

语义学，既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所以把它称作历史文化语义学。有些学者认为如今的语义学研究全然是从西方引入的，与国学关系不大。实际上，近现代西方语义学的研究对东方语义学研究是有刺激和推动作用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关于语义探讨以及语义学研究，在中国有着非常深厚、悠久的传统。中国古代的训诂学，这是至关紧要、须臾不可忘却的。中国训诂学跟经学的生长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经学从两汉一直到明清可以说是一个主干型的学术系统。经学研究对于经的破解就是利用训诂方法，用通俗的语言诠释艰深词义谓之“训”，用今语解释古词语谓之“诂”，中国学术在这方面是有非常深厚的传统，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在这点上，清儒贡献尤著，将这门解释古书中词语意义的学问发挥到极致，从基础的字词出发向高远的形上之道进发，这就是清人戴震所言：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研究经书经典的正确的、实在的一种路径，必须是字一词一道一以贯之，这就是中国的训诂学，是讨论语义学的本意之所在。

学界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语义学还要走中外结合的思路，要在中国固有的考据学基础上，结合西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概念史或语义学研究。近些年，武汉大学有较多的学者都投入概念史研究之中，也产出一些研究成果，而且跟河南大学人文语义学学科的建立时间相近，也建立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学报》还设置了“历史文化语义学”专栏，相关的文章也会持续刊发。现今语义学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繁荣也是错综复杂的阶段，取得很多新成果，但是在此过程中，在古与今转化和中与外的对接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混乱和偏误。对于这方面问题，是语义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关键词在推演过程中如果发生偏误就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这个后果不仅是语义学问题，也导致了整个文化研究、史学研究，乃至对整个社会形态认识都出现了偏差。比如说“封建”。“封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而且它的内涵一直是比较稳定，是确定无疑的概念。近百年来，却在古今演变和中外对接过程中发生了严重偏误，而这种偏误对于整个史学研究、社会形态界定都造成了影响，所以要对该问题进行辩证思考。

此外，“形而上学”概念也是中国的古典词语，《易·系辞》：“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这个形而上谓之道含义非常清楚，就是指的道义、规律。形而下谓之器，是指具体的器物、具体的事物。这个含义都是很清楚的。在近代中西对接的过程中，开始在正道上向前推进。“形而上学”是翻译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者用“形而上学”来表述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概念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在物理学之后，物理学研究的是什么？是研究形而下谓之器的，在这个之后就是“形而上学”，那就是哲理的研究。这个中西对接是准确的。但是，后来在进一步介绍西方的学说、哲学思想过程中，缺乏有辨析的译介，就产生了问题。包括黑格尔对于前辈学者的哲学思想进行概括时，在批评笛卡儿机械主义或机械唯物论说法时，指出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哲学），是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后来在译介过程中，这样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扩张成为现当代使用“形而上学”时的概念，甚至成为一个影响更大的概念，现在很多人谈到“形而上学”不是想到它是超乎具体事物之上的学问，是研究规律、研究法则、研究哲学问题的学问，而现在一提到形而上都是想到孤立、片面地看问题，这就使得“形而上学”这一概念被曲解了，它既不符合“形而上学”的中华古典意义，也不符合西方意义，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很多，这是在整个翻译过程、在近代译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然直接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源头是《矛盾论》这部名著，因为《矛盾论》讲形而上学，就是专门讲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等。

另外比如“经济”，在译介过程之中也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经济本来在中国的含义基本相当于政治这个范畴，就是经世济民、经邦济国，这个经济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古人一直到近代人写作、论述文章中“经济”都是指这个意思。但是日本翻译“经济”的概念，在与西方概念对应时，产生偏差。后来经济就变成了物资生产、生产交换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的过程，跟经济原本的含义偏移。严复、梁启超等人很不赞成日译“经济学”，而主张用“计学”“平准学”，但终究被影响力强劲的日译经济占据先机。语义在近代转换过程中，必然会有引申、发展、变化。科学也是有变化的，“科学”本来也是中国的古典词。科学是分科之学。原来日本人就是用分科之学的“科学”去翻译西方的“科学”，到近代学术发展后，就发生了分科演变。所以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含义确实是分科之学，所以用“科学”来翻译“science”是可以的。但是后来“科学”在原来的分科之学的这个意义中，要进一步有很多发展，包括实证研究等方面。但是比如像“封建”“经济”“形而上学”，那种演变就完全背离其本义，而这种概念向前的推移就只会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而不是思想的深化和前进。

概念史研究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就是纠正在概念演变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偏误，将其解释清楚后，也还是可以将错就错地用下去。但前提是需要解释清楚概念演变的过程。概念史研究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才可以将错就错地使用下去，不然在汉字文化圈内就产生很多概念陷阱，不利于使用汉字文化的思维向精密化、准确化发展，所以仅仅从小的方面而言，语义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更不要说它对整个社会的选择、道路的选择等更宏观、更重大的问题都有影响。

在从事语义学研究的过程中，由于词汇众多，由字通词，由词通道，在研究之中要抓关键，关键词研究可能是整个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通道与入口。即陈寅恪先生所说，“解释一字，便是做一部文化史”。如果能够在该领域持之以恒、长期坚持，将对我们的文化史研究或整个史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闵祥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