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枚一元硬币。
我没有名字，但我见过很多名字。
我出生在沈阳造币厂，滚落下传送带那一刻，尚且光亮得晃人眼。那时我被装进一个透明塑料袋，袋子又进了箱子，箱子进了车。第一次感受到阳光，是在一个自动售货机的找零槽里。
我第一次为人所用，是被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投进一台贩售冰咖啡的机器。他喝完咖啡，接了个电话，说的是什么“公司裁员名单”。我没听懂，但他手一抖，把我落进了人行道的缝隙。
我在那里待了两天，看过蚂蚁搬家，也听过小学生在上学路上的歌。
一个在建筑工地的工人弯腰把我捡了起来。
他把我放进口袋，我在他口袋里跟着他一起穿过桥洞，经过工地围栏，听着风吹在防尘布上的声音，还有他隐隐的喘息声。回到他租住的平房，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从床上跳下来，扑进他怀里。
他笑着从口袋里掏出几枚零钱，连我一起递给女儿。小女孩把我投进了一个粉色的储蓄罐里，我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月，和许多被珍视的小愿望待在一起。她有时会抱着罐子和我说话，说她想要新彩笔、画本，或者希望爸爸不要再那么累。
直到有一天，储蓄罐被打碎了。女孩蹲在地上哭，碎裂的陶瓷洒了一地。她的妈妈一边收拾一边安慰她：“乖，我们把这些拿去买新铅笔，好不好？”
女孩没有点头，最终我被放在收银员的零钱盒里。
我还去过菜市场、彩票店、公交车投币箱、宾馆前台、夜市烧烤摊。
有一次，我被一个男孩用来许愿。他在学校后门的小水池边，把我扔进水里前，合掌许了个愿。他说：“如果她也喜欢我，就让我明天抽到体育委员。”
第二天，我见他笑了，抱着篮球往食堂跑。
但他没有来捞我。老奶奶是在深冬的一天得到我的。她在一家药店门口捡到了我。
她的手指僵硬，骨节像嵌进风里的铁钉，摸索了好几下才把我从台阶缝里捡起。
她没有立刻用我。而是把我放进了一个帆布口袋里，和几枚硬币挤在一起。
我跟着她去了很多地方。
她每天只买一份小菜，问价格时总说：“少来点菜，我吃不多。”
我曾在她手里被捏过很多次——她数着钱，却总把我留下来。
直到有一天，她穿上最干净的一件旧大衣，走进一家照相馆。
她掏出所有零钱，包括我，说：“给我拍张照片。”
我落在柜台上，发出轻响。她微笑着看着镜头，眼角的褶子像绸缎褶起的褶。
照片洗出来那天，她没来取。店员拿着她留下的零钱叹了口气，把照片挂在了店里墙上“免费拍照老人墙”的最后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