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女性学学科化所带来的启示

目前，国内学者基本认同女性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是女性学和社会学交叉所形成的一门独立学科。本研究认为女性社会学与女性学的关系较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更为密切。女性学与女性社会学是具有不同的学科化取向，对女性学学科化的探讨无疑会给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女性学的学科化历程

西方女性学 (women's studies) 和中国女性学的学科化历程不同，对西方女性学学科化的回顾，可以为中国女性学和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化提供借鉴。

1．西方女性学学科化的历程

西方女性学发轫于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美国女性学的学科化过程可以作为西方女性学发展的典型代表。有学者认为美国女性学学科化过程经历了以机构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推动课程建设和以“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课程建设”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发展阶段。也有学者提出美国女性学学科化分为蛰伏期、诞生期和合法化时期。早在1892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学系就开设过有关美国妇女地位的课程，但总体上女性学研究处于蛰伏期，提供给女性的教育是隔离的或不平等的。

20世纪60年代末，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浪潮席卷美国的学生运动 (要求女性高等教育课程与大纲有根本性变革) 是美国女性学产生的主要社会背景。20世纪70—80年代期间是美国女性学研究合法化的形成时期，女性学研究者所面对并积极着手解决的问题是获得合法化资格并谋取发展空间，女性学研究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和全球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到20世纪80年代，有关妇女的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女性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变成了学科主流化的表现。美国女性学研究经过40年的发展成为一个制度化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可见，女性学作为一门独立新兴学科、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形成于美国，也正是美国使得女性学成为颇具规模且发达的学科。

美国女性学学科化成果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1) 美国女性学学科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模式

美国女性学学科化的模式是以机构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推动课程建设、以“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的互动来推动学科化发展。首先，从不同层面设置研究机构进行人才培养。美国女性学从院校和国家两个层面设置研究机构，在人才培养方面以院校层面的组织和机构为主，国家层面的组织则对女性学研究起着重要的协调和信息沟通的作用，两者为女性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女性学存在不同的教育和课程形式，如学位课程，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它们分别有不同的课程体系；专业课程包括主修和辅修；非学位的课程，如专业证书课程。最后，研究机构、女性学人才培养、女性学课程和女性学学科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国，女性学这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作为高等教育中一个新的增长点而建立起来，并以相对独立的学科性质纳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

(2) 美国女性学研究和教学合法化、多元化和主流化

以合法的学科进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是美国女性学研究和教学合法化的最初途径之一，并通过妇女的论坛及运动 (196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女性研究中心)、女性学教学大纲 (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圣地亚哥大学) 及课程明确了女性学研究的基本途径：尝试摆脱传统学科划分的限制，用比较的观点和跨学科的方法来分析、研究女性以及关于女性的各种问题。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女性学研究合法化的形成时期，超过50家大学校园提供600多门女性学课程，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女性研究档案馆和研究中心迅速发展的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美就已有大约350个女性研究中心和2万多门女性学课程。1982年一些政策与研究中心联合起来组成的妇女研究全国委员会 (NCRW)，以便共享资源和促进协作研究。女性学研究从最初的教育领域进入到决策领域，进一步凸显其行动特征。女性学研究的兴起带来了真正认识女性，并对女性在高等教育、从政和就业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学理上的解释。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对于女性学这一学科的建立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女性学也因此被视作是女性主义运动以及女性主义思潮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女性学逐渐主流化。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68%的大学都开设了女性学方面的课程，6所大学可授予女性学的跨学科博士学位。到2000年，美国的大学几乎都有妇女研究中心且有人员编制和运行经费，与其他学科具有同等地位。全美已有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有250家，1000多所大学有700个女性学中心 (相当于系，可开设各级课程)，每年开设3万多门与女性有关的课程。在美国，女性学已成为主流学科。此外，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其他学科也开辟了研究分支，如女性社会学、妇女心理学等。学者们还把女性主义研究引入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生态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促进了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学学科的发展。在美国女性学研究所走过的40年，它以授课、教学、会议、出版等多元化方式，教育妇女，启人心智，探讨妇女问题，发展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学术界、政策制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女性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的、广泛存在的、有大量教师和学生参与的、蓬勃发展的教学与研究领域。

随着20世纪70年代女性学在美国的迅速兴起，世界上许多国家也相继开始创建这一学科。女性学或性别学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2．中国女性学学科化的历程

有关妇女问题的公开讨论始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良运动，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1915—1925) 被普遍视为中国妇女研究的第一次浪潮。

由于世界妇女运动与妇女理论研究的影响和中国社会改革与女性问题的兴起，中国的女性学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正式起步。这是中国妇女研究的新浪潮，它基于城市的妇女运动，具有新特征。在中国，女性学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中国，不到20年的时间里，妇女研究/妇女学已成为影响各学科领域和妇女运动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社会学就是重要学科领域之一。

有学者认为妇女研究/妇女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初的开始与巩固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扩展与国际化时期。

也有学者提出女性学学科建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简称“世妇会”) 之前，这是中国妇女学的起步阶段。该阶段以介绍国外的“社会学”概念、提出本土社会学框架和研究现实妇女问题为重点，学科建设和课程开设并未引起关注。第二阶段是指世妇会前后，大约在1995—2000年。这一时期，学界引进社会性别概念，进入“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阶段，以现实问题和项目运作为主，学科建设仍被搁置。第三阶段从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女性学真正进入高等教育，开始规模化的学科化探索阶段。这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也是妇女学学者逐步提高学科意识的结果，亦认识到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极为关键的层面——学术研究、学院建制、师资培训、课程建设以及相关的社会建制、资金资助。

还有学者提出妇女学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1982—1998年妇女学从理论探讨到教学实践的飞跃。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妇女学的思维方法的变革，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妇女学既具本土特色，又有全球化视野，是一次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飞跃。第二次飞跃是1999年到现在的社会性别视角使中国妇女学具有全球视野的飞跃。妇女学的两次飞跃，使妇女学既具全球视野又有本土化特色，既为中国的知识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又为世界妇女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更有些学者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大致经过了问题研究、项目运作和向学科化的努力的阶段，或有人认为女性学经历了在既有的学科内的女性研究到既有学科融合和交叉的女性研究再到独立建立女性学学科的女性研究等三个阶段。

本研究认为，伴随着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女性学学科化逐渐形成。如果按照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划分，女性学学科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女性学学科建设开始，女性学学科化进入初始阶段。20世纪80年代，女性学开始了学科建设的进程。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杂志刊登日本学者白井原的《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妇女学》的文章，首次把Women's studies译作“妇女学”。以“女性学”作译名的现象也很普遍。邓伟志分析了1984年提出中国妇女学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在中国妇女学这一述语的提出上，他个人和全国妇联都起了重要作用。1984年，在举办第一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时，也有人就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的妇女学，同年，中华女子学院 (原名中华全国妇联管理干部学院) 首先设立妇女运动系。1986年邓伟志在《中国妇女报》上发表了《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的文章，“妇女学”这一概念开始流传。同年，召开全国第二次妇女研讨会时，女性学就开始以专题项目进行讨论；并在全国妇联组织的促动下，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妇女学会、研究会；李小江在《中国妇女》第9期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了妇女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框架。1987年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妇女研究机构“妇女学研究中心”在郑州大学成立；贺正时主编的《妇女学概论》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妇女学的学术专著。1988年，由李敏、王福康编写的《中国妇女学》也出版了。到1989年时，开始出版女性学方面的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女性学著作已经出版了十几部，论文约有一百多篇。

在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初妇女研究/妇女学起步时，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就是一个热点讨论的话题。当时，学科建设的焦点是展望和概念化：这门学科是什么样的，它的指导理论框架该是什么，应包括什么？

第二阶段：女性学学科建设重新开始，女性学学科化进入不断成熟阶段。1992年之后，由于经济改革的深入引起众多的社会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使妇女学学科建设被置于次要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科建设重新受到重视，学科建设的第二次热潮开始。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女性学尚属于发展的起步阶段，真正学科意义上的女性学学科建设在21世纪初才具雏形。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女性学研究向深度、广度发展，女性学学科化有了新进展，如1991年全国妇联成立了妇女研究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把全球的女性学资源带到中国，新的观念和思想，新的视野和社会机制，多元文化的交汇，推动了中国女性学的前进。女性学界成为明显而重要的受益者。会后中国的女性研究者们提出开展中国妇女理论建设已经到了关键时刻。1996年，部分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的妇女研究者们又一次呼吁“妇女研究要学科化”。

对妇女学学科建设的重新重视是在1998年由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举办的“21世纪女性研究与发展的国际研讨会”上，因为女性学基本理论建设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魏国英做了以《试论女性学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为题目的主旨发言。她评析了女性学的界定，阐明了女性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等重大问题。李小江的论文《妇女研究“学科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则重点论述了妇女研究学科化的必要性，妇女研究的“学科化”是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由“边缘”进入社会主流、在制度化轨道上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还探讨了妇女研究的方法和制度化问题。

同年，在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全国、北京市妇联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教育部批准了北京大学将女性学作为三级学科纳入国家研究生专业目录，随之北京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女性学的硕士研究生。从此，女性学在国家设立的学科中取得了合法席位。而20世纪90年代末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 更是将在高校开设女性学课程作为重要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一些高校，如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近20所高校以不同形式大胆地进行了女性学的教学实践。2001年中华女子学院设立了女性学系，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一所开展女性学本科生教育的高校。可见，女性学正在稳步地进入国家的教育体制，成为高等院校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一个正式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学的学科建设、教学方法、教材编写以及理论研究已经成为女性学在中国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1999年，全国妇联在彭珮云主席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国妇女研究会。2000年的“发展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标志着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项目是跨学科跨校际的，致力于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校系统内，建立以课程建设为重点的全国性联网和跨校际合作，全面开展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活动，以推进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主流化。2004年以来连续举办了将性别纳入教育和社科主流的系列高层论坛；2006年，顾秀莲主席又倡导建立“四位一体”(妇联、党校、社科院和高校) 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由全国妇联及中国妇女研究会组织、评选、授牌。建立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只是妇联推动性别主流化的一部分，真正的性别主流化应当包括将性别纳入教育、社科研究、立法、决策等领域且重点在决策和立法研究方面。

综上可知中国女性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我国女性学的教学机构和学术领域中尚属初创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女性学的学科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二) 对“女性学”的概念辨析

女性学的一些概念目前在使用上比较混乱，对女性学专业的名称至今还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见解。学者使用的名称有“女性学”、“妇女学”、“女性研究”、“妇女研究”、“性别学”、“社会性别学”或“女性/性别学”、“女性主义”。这既反映出女性学研究范围正在不断扩展，也体现出女性学学科化的不成熟。

本研究赞同采用“女性学”的称谓，但也尊重一些学者使用“妇女学”等名称，在引用时仍然按照学者的提法，以表明学者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文化与学术背景下，这些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 “妇女学”与“妇女研究”或“女性研究”的区别

“妇女学”(women's studies) 是以妇女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但并非是孤立地研究妇女，而是研究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学”这个名称不是非常贴切，美国大学里也有叫做“女权主义学”(Feminist Studies)。所以，妇女学一词专指国内外大学中女权/女性主义教学和研究，而使用“妇女研究”一词来指称除此之外中国其他的关于妇女的研究行动，很遗憾，“妇女研究”正在成为“所有与妇女相关的议题的研究”，因而课程改革和知识生产对该领域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妇女学”可以说是“妇女研究”概念的延续。

杜芳琴认为妇女研究 (women's research) 主要是针对现实妇女状况和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妇女学主要是由学界发起，从学术领域和知识改造入手，解构、分析男权中心的知识体系如何建构、如何传承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等级表现，在批判、解构的过程中创立自己新学科的同时，还需要通过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使这门学科薪火相传并影响社会——这些都需要通过学校的场所和教育的途径完成。

王政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社会中的妇女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其着眼点在于干预政策，希望政府能在决策中关注到与妇女利益相关的问题。因为翻译上的不准确，造成了一些误解。“妇女学”在国内经常翻成“妇女研究”，国内在做妇女研究项目 (与教学无关) 的人，也以为自己就是在做“妇女学”。同样，把国外的妇女学翻译成妇女研究，便以为人家所做的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妇女研究。其实在国外，妇女学是高等教育中的教学内容，属于学术研究领域。

还有学者指出“女性学”与一般“女性研究”的区别在于，“学”者，乃相对系统、完整、逻辑地阐释其研究对象的知识系统与理论体系之谓也。简言之，它是一门关于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整体性科学。而“女性研究”一般是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出发 (比如心理、文学、历史、教育等)，对女性某一方面的行为或特征、生存发展面临的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个别、局部的研究。它一般是在既有学科范围内进行的，并逐步形成了该学科中以女性为对象的分支学科，例如，女性心理学、女性文学与批评、女性教育学、断代妇女史等。当然，“女性学”与“女性研究”之间，是既相互“自治”又相互“整合”的。首先，两者的学科特点不尽一致，其次，“女性研究”的成果，经过转化和提升，应该成为女性学的某种理论元素。“女性学”与各学科的女性研究，是互补、互动的。“女性学”是对“女性的科学”中各个分学科研究成果的综合性、系统性和批判性的理论概括，是从各种具体的女性问题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关于女性一般问题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相对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特点。

2. “女性学”与“妇女学”的区别

有些学者认为Women's Studies翻译为“妇女学”更为贴切，因为“妇女学”是“以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也是实现男女平等，发挥妇女作用的应用科学”。而且，“妇女学是特指在高等教育领域以社会性别为首要分析框架，进行知识和机制的批判与重建、生产与传承的研究、教学活动。而中国女性学并不只是单一的在教育机构中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知识生产与传承活动，而是独具本土特色的关于妇女与性别知识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国妇女学由于缺乏女权运动的社会基础和知识批判的学术背景，因而从起步、发展到理论概念的形成及运作都颇具特点”。

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把Women's Studies翻译为“女性学”更科学、更准确。“女性学”是近年来的提法。

也有学者提出“妇女学”名称沿用许久，应改称为“女性学”。因为，其一，这门学科是从性别的角度，把女性作为客体对象来研究。其二，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女性”是一个超越社会关系泛指“女人”的概念。应该说，在当下习惯话语中，“女性”与“妇女”两词在内涵上没有本质的区分，但是，在外延上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英语中，对“woman”、“female”、“feminism”等词语的界说，有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在使用时，也应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在我国的语境中，“妇女”多指有婚史或成年的女人，而“女性”则可以是已婚的女人、成年的女人，也可以指那些未婚的年轻女子和未成年的少女、女童、女婴。可见，“女性”比较“妇女”而言，是一个超越社会关系的更为广泛的概念，可包含所有的女性在内。

3. “女性学”与“社会性别学”的区别

“社会性别学”(Gender Studies) 的词意强调的是对社会性别制度、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建构的研究。美国的教学机构大多用“妇女学”，研究机构多采用“社会性别学”。

西方的学者逐步将妇女研究扩大为性别研究，即将研究对象从妇女(Women) 转向性别 (Gender)，将妇女研究 (Women's Studies) 扩大为性别研究 (Gender)，这标志着妇女研究完成了从传统的思维方法到符合时代发展的跨越。美国并未将性别研究 (Gender Studies) 冠以性别学或女性学，或许他们认为性别研究的定义更加有利于改造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

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视角对学术影响力的增强，有些研究者开始质疑女性学学科所彰显的女性主体性，误认为以女性为研究核心会遮蔽性别维度中的两性视角，担心会产生女性中心主义的嫌疑，纷纷将“女性学”改为“社会性别学”。还有学者主张建立“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然而，“女性学”与“社会性别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和概念。“社会性别学”是以性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强调的是对社会性别制度、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建构的研究”，与“女性学”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越俎代庖。毋庸置疑，在“社会性别”这个大概念下，实际涵盖了男性与女性两个基本分类，倘若把一个子概念与母概念并列起来加以阐述，这个学科逻辑起点的规定就将遇到麻烦，它的概念与体系也将出现某种混乱。

也有论者提出，虽然研究女性离不开社会性别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性别研究也不能忽略对女性的解析，但作为两个相关学科，它们毕竟是由不同的“元问题”生发出的不同系统，虽有交叉渗透，互为依存，密切关联，但还是不宜相互替代。如果说在学科初创时期，理论、概念和命名的歧出甚至混乱是难以避免的，那么在日后的建设发展中，准确与科学地界定基本概念，则是学科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前提。

妇女学，从2000年启动的由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开始，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为在中国新兴的women's studies命名，认为两者的关系只是阶段发展和认识上的深化，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不能就妇女论妇女，而是要看到性别的关系及其与其他关系的联系。“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命名也是吸取了国外妇女学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关注妇女但又不拘泥一个性别，将男女置于社会性别关系与其他系统的关联中去考察；另一方面在关注社会性别议题时不至于将妇女淹没，而是要看到围绕着性别议题形成的各种权利关系，还要顾及到用社会性别作为基本观察视角和分析范畴时，不致忽视其他分析范畴如阶级、阶层、民族、地域、年龄、教育等因素。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一种创造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对贴着“真理”标签的权威敢于质疑，敢于提出问题：“谁在说话？”“为谁说话？”“权力关系是什么？”“背后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4．女性学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区别

“女性主义”(feminism)，准确地说应称之为“西方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它是泛指西方争取男女平等的理想、理论和实践于一身的社会运动。其内容包括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两个部分，这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女性学与女性主义是不能等同的，二者在女性问题研究和争取女性权益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女性主义为研究女性问题提供了许多研究线索和目标，为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共同成为推动女性学产生与发展的动力。而女性学是在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一门新的科学，是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在学术上的延伸。女性学以女性主义的立场为研究基点，关注女性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但女性学的内涵比女性主义更为宽广。作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系统和理论学科，女性学更多的是从宏观以及整体的学理致思上研究女性的本质、特征及发展的规律。我国的女性学，既吸收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营养，又在完成着对女性本体认识的更集中、更系统的概括。

(三) 女性学的学科性质

对女性学的学科性质有着不同的表述。

1．女性学是独立的、应用的学科

女性学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关于女性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系统的一门独立学科。它是在女性的社会实践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反过来，它又是观察、分析、研究、解决社会女性问题的理论指导。独特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理论体系，使女性学具有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依据。

同时，“妇女学是以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也是实现男女平等、发挥妇女作用的应用科学”。

2．女性学是综合的、整体的学科

女性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这不仅因为它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客体——作为整体的女性，而且因其通过调查、统计、分析、归纳和推理，通过严密的抽象与提升，可以探求到有秩序的合乎逻辑和实际的理论框架系统。

“女性学是研究女性本质以及女性生存发展现象与规律的综合性科学”，其学科内涵包括：第一，女性学的研究视角是“社会性别”；第二，女性学的研究对象是“女性的本质、女性生存发展的现象与规律”；第三，女性学强调宏观性与整体性，是一门综合学科。

“女性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理论基础，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华，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跨学科地研究女性的本质、生存状态与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女性是女性学的元问题，是女性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女性学研究对象的核心是女性，研究的关键是女性的本质。

尽管对女性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具体表述不同，但是作为综合性学科的女性学的内涵和特点是基本一致的。

妇女学是一门关于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整体性的科学。

3．女性学是交叉学科

“女性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的观点，越来越被学界广泛认同。有学者提出：妇女学，是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门边缘学科。其研究主体是从事妇女研究的人；研究客体是人类女性。理论框架系统使女性学具有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

4．女性学是人文科学也是社会科学

李小江 (1987) 所理解的妇女学是一个在现有学科中增添了妇女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群 (如妇女史、妇女社会学)。她认为应该使妇女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她提出，妇女学研究方法之一是从“有性人 (sexed being)”的视角检视整个人类的存在。

贺正时 (1987) 认为以促进妇女解放为目标，应将妇女面临的问题作为妇女研究的主题。她提出妇女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5．女性学是边缘学科

至今中国妇女学的学科地位基本上没有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与尊重。妇女学仍然处于自说自话的怪圈，没有和诸多经典学科建立起对话的平台，没有摆脱“边缘学科”的地位。还有另一种观点是认为妇女学是一门有独立体系和内涵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这里的“边缘”具有交叉和跨学科的意涵。

6．女性学是跨学科或多学科

女性学作为一个边缘性综合性学科。妇女学/女性学是一个新兴的多学科、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在学者中，一种意见认为“女性学是一门关于作为整体的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妇女学是“重新审视人类以往创造的知识”，是“从妇女和社会性别以及多元文化等视角重新检验与论证”。有学者试图结合以上两种角度，认为女性学“是从女性人格的立场出发，跨学科地研究女性及妇女问题，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既有学问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提出，所谓的跨学科特征是女性学更多的表现为学科领域的相对性、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正是女性学的跨学科性带来了人们对其学科性的质疑，与专业性的难以相容。

有学者认为，跨学科是女性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一种必要的观察思考方式，跨学科不是多学科。女性学提出和论证的问题，都处于那些已有学科的边缘或边界上，超出了一些既有的特定学科的范围，没有一个单独的学科可以完全解答，因此，跨学科是女性学必然的要求。跨学科不是多个相关学科的简单的“叠加”、“集合”或“汇总”，而是要跨越学科界限，打破单一的研究模式，学科间相互进行借鉴、对话、协作，通过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多元、多层面、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女性学研究的“女性”是对各学科女性研究中的“女性”概念的综合提升，是对女性本体认识更集中、更系统、更具高度的抽象和理论概括，从而体现女性学跨学科思考与观察的视角与规则。

还有学者提出，妇女学处在从一个多学科 (multidisciplinary) 研究领域走向一门跨学科 (interdisciplinary) 的过程中。妇女研究以多学科研究起家，妇女学曾一度认为多学科研究就是自己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 (论)。但是，学者很快就发现，情况绝非如此。多学科不是任何一个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论)，它只代表了一种研究方法的取向。在这种认识下，妇女学便开始了从多学科向跨学科的转变。其理想不再是从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转变为一门拥有独特研究方法论的传统学科，而是要成为一门新的跨学科学科。对于妇女学而言，由于跨学科研究将问题作为关注焦点，又倾向于改革创新，不囿于学科的束缚，所以它能够产生新发现、新理论或新方法。跨学科需要大量反思、创新、改革与有效的战略计划相结合，并且要构建广泛的建设性的体制上的盟友关系。

(四) 女性学的研究对象

独特的研究对象是学科建立的首要条件。然而，在女性学界，对于女性学研究对象的系统讨论和参与讨论的学者并不多，这反映了女性学在学科化过程中缺少争鸣的不足之处。

1．从建构中国女性学理论体系的角度，归纳关于女性学研究对象探讨的纵向发展脉络

有学者提出，女性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从“运动”到“问题”再到“人”的转变，可见“运动”、“问题”和“人”，都在女性学研究范围之内。众所周知，我国的女性理论研究是与妇女运动相伴而生的，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研究的焦点是“妇女运动”。20世纪80年代后，女性研究开始更多的关注“妇女和女性问题”，集中在女性发展及事实上的男女平等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则较多转入从“人”的角度，即从作为人的一半的“女人”的角度来研究女性问题。

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妇女”，较之定位于“妇女问题”，显然是一个进步，更接近学科的本来面目。因为相比较而言，从“人”的视角切入，揭示女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和有别于男性的自身特征，显然更接近女性研究和女性学学科建构的逻辑起点。女性是女性学的胚胎，是生发学科系统的逻辑起点。从这一原点出发，可孕育出并生长成该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女性问题”则是女性存在状态的一种反射，它是多侧面的、纷繁复杂的。女性学应是一门关于作为整体的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状态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它应该回答“女性是什么”、“女性什么样”、“女性怎样存在”、“女性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当然，任何女性问题的产生、演变和解决，诸如男女平等和女性社会解放的彻底实现，都是需要以女性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为依据的。

基于对女性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女性”的界定，一部分学者探索了女性学的研究范围，认为女性学研究范围是“由女性这一原点出发”，逐次探讨女性的本质、女性的存在和生存状态、女性的外涉关系、女性现象、妇女运动、女性观念和女性未来发展等问题，“从而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体系建设任务”。而且只有解决了女性的本体论问题，才能解决女性的价值论和发展论问题。

2．对学界关于女性学研究对象的探讨进行横向梳理，形成比较分析

有学者提出，关于女性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种观点认为妇女学是以妇女和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属于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包括妇女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学是以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妇女的各种社会属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学是以现实中的女人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研究女人作为人的所有的属性和自身特征，女性学是“人学”。

在女性学成长过程中，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首先，女性群体既具有同一性也具有差异性。其次，女性是由不同子群体构成的，由于地域、阶级、民族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生存状况的差异，自由与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这表明，女性学研究的对象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另外，女性学研究的女性位于性别关系之中。事实上，女性学只有在宽泛的两性关系的背景中，通过考察性别结构、性别文化和性别制度，描述和分析女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研究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探索女性生存发展规律，才能确立自己的专业特征。将女性和女性的生存及发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女性学区别于其他学科专业的主要标志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女性的忽视，造成了有关女性知识和认识的匮乏，造成了人类知识系统中女性以及女性话语的缺失。直到如今，学术界部分学者仍然难以正视这一缺憾，仍然难以超越历史的局限。在这种意义上讲，女性学以女性为研究的核心，探讨女性生存、发展现象及其规律，其研究对象本身已经跨越了原有的学科分界，它是在一个不同的平台上开辟人类学术探索的新领域，扩展人类的认识视野。

3．从多学科的视角对女性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对象的提出，凸显了女性学的多学科性并通过多学科介入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的探索，而只用特殊的研究客体来确立一个学科，是不科学的。除了女性学以外，很多学科也在研究女性，如女性社会学、女性经济学、女性政治学、女性生理学等。因此，对女性这样一个多学科都可以参与而且应该参与的研究领域来说，用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是很难把自己从其他学科中区分出来的。因此，要建设一个独立的女性学学科，应该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下工夫，在借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努力去建构和发展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工具。

(五) 女性学的理论体系

女性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的依据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讨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女性学理论基础

在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处于独特的地位：它既是重要的指导原则，又是重要的理论内容。

从外在形态上看，中国女性学应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做出的科学分析和概括。这种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女性学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性的思想框架，而当下女性学建设则应进一步向内探究，向外张扬，揭示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状态、变迁的轨迹及其发展的规律。从内在本质上看，中国女性学依然是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女性及各种女性现象、女性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女性学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这种内在联系是有其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的。在中国，女性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土壤上生长是客观的事实。创建中国特色的女性学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把握其精神实质，而不是僵化地照搬经典作家的原著，也不是机械地去解释个别论点，断章取义。而且，要针对中国现阶段女性面临的实际问题，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进行科学地解析和论证，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传入中国要“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现实的妇女问题相结合，中国女性学理论要创造新观念、新体系，这些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理论，其基本概念和原理在中国妇女运动实践中的发展，用以解释性别歧视现象。同时，它也是中国女性学的理论基础，但不排斥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是中国女性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时要坚持性别分析与阶级、权力等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这是女性学的学科建设可供利用的理论资源所呈现出的多元化趋势。

2．女性学元理论

女性学在近30年来，逐步形成了理论系统。社会性别立场的确立是女性学元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之一。1975年美国的盖尔·卢宾发表了《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她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 (The sex/gender system) 这一概念。“社会性别制度”是女性学的理论基石，它直指父权制的非理性。对社会性别的研究不只局限于家庭婚姻和家族，而是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必须分析的一个新范畴。如今“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已同“种族”、“阶级”等概念一起作为社会分析的重要理论武器。

3．女性学理论基本知识系统

有学者从知识体系构成的角度探讨女性学理论系统。每一种知识都可以分解为“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发生的条件和过程”等三个部分。

有学者提出，从女性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出发分析女性学的理论体系。认为要在对以往片面的男性化的认识论、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研究视角的批判、修正和完善的基础上，构建具有女性学特色的理论体系。女性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颠覆以往的男性认识论，创建以女性为中心的认识论；改变原来的知识体系，提出更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创建女性学理论；肯定女性这一主体的价值和地位；以社会性别视角建构和发展理论。提出女性学四大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女权主义理论、性别和谐理论。

4．女性学理论框架

女性学理论框架首先要回答“研究女性、建立女性学学科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女性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女性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进而达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对于女性的社会身份的准确认识，还离不开阶级分析模式、种族分析模式。阶级、性别、种族的“三维”互动，制约着女性的存在与发展，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三维”模式既揭示了女性群体中差异性的建构，又确立了女性群体一体化的视角，它对各种女性与女性问题，具有普遍的阐释和解说能力。因此，可以用这一模式作为基本理论框架进行女性学研究。

也有学者提出，女性学有自己的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女性主义的理论体系。而女性主义其实只是一个分析问题的视野，在这一个层面上，它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因为它改变了在分析社会问题时男性视角对性别的垄断，不论是忽视女性问题的存在，还是对制造性别歧视责任的推诿。然而，一旦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女性主义科学底气不足的缺陷就会比较明显地表露出来。其中最为致命的是它单一的性别取向，犯了与它立志要解构或颠覆的“男性主义”的一样的不能性别中立的错误。因此，可以用性别互动理论来取代女性主义，这样也许更能解释一系列女性问题。

5．女性学理论的本土性研究

进入21世纪，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理论已成当务之急。中国女性学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其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基础。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理论体系，必须走民族化、本土化的道路。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女性学基本理论话语，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理论体系。

有学者认为，需要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系统中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要分解这个大系统，发现其中的性别关系，又要将其“嵌入”这个系统中去发现联系和影响，寻找原因和对策，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本土”的研究。如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当今世界女性就业的状况，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嵌入”中国现实社会系统中，寻找中国女性就业面临的焦点问题，包括女性就业层次低、男女收入差距大、劳动力市场入口的性别歧视、职场中的性骚扰、退休年龄不平等等问题，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促进女性就业的策略。

6．女性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存在的问题

女性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女性学缺乏基本理论以及理论建构。这是不争的事实，是学术界一直难以接纳女性学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难点。女性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了女性学内容的不同，也决定了女性学理论的不同。只有经过中西文化融合后在本土上生长出来的女性学理论，才能为研究中国女性、中国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足够的学科基础。因此，中国女性学亟须开展学科意义上的理论梳理、总结，亟须对实证研究、对各领域成果进行抽象并创造出本土化的女性学理论，从而为中国女性学各类探索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持。而中国女性学缺乏基本理论的事实表现之一就是至今未见一本中国妇女学理论专著面世，这与中国妇女学的学科化进程有关。在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异的、复杂的女性生存与发展的困惑现象时，缺乏提炼、升华、概括到理论高度的能力。究其实质，是缺乏系统的一以贯之又比较彻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缺乏自己的理论建构。中国妇女理论遗产在西方女性主义面前，缺乏超越和原创的功力。此外，对于妇女问题的探讨，缺乏学科理论上的抽象。如对家庭暴力、大众传媒、妇女就业、妇女健康、妇女教育、妇女发展等仍处于问题研究的层面。

第二，对既有的研究成果没有系统的梳理，用于课堂教学的理论储备明显不足。首先是动力不足，即教学需求不足，使诸多妇女学的研究成果自然边缘化。这种状况的存在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女性学边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掣肘女性学进入体制。

第三，女性学与主流学科以及女性学内部也没有形成充分的理论对话。

(六) 女性学的研究方法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女性学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区别于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逐渐形成。

1．对女性学研究方法主要研究成果的梳理

第一，提出女性学方法论的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女性学的方法包括现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第二，提出妇女研究方法论的起点就是思想和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女性学研究必须遵守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价值中立”原则，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区分开来，不能用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第三，提出解构式的女性学研究方法论，指出女性学研究人员不能随意搬用现有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倡导使用解释主义的方法，在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研究者本人的主观态度或价值不仅要介入研究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积极地介入，尤其是在女性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女性的主观感受经验和声音都被忽视的女性问题的研究方面。第四，认为质性研究更适用于以社会性别为分析框架的女性学研究。第五，提出具体的“性别统计”方法。

2．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从妇女运动发展而来的女性学学科建设使过去主要侧重于对妇女运动的舆论宣传和经验总结转化为一场在方法论上的革命，这就是女性主义及其社会性别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被引入到对女性问题的研究中来。这是女性学研究方法的第一个转折点。女性主义拒绝和否定由男性一手建构起来的包括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在内的知识体系，在具体研究方法使用上带有明显的女性研究人员介入式的解释主义和质性研究方法，完全取代了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方法，女性的主观意识、情感和经验在解释女性生存状态和性别问题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介入女性学研究，特别是随着各个学科研究方法在社会性别分析框架下的成功应用和发挥越来越大的工具作用，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转折时期，也就是从初始的全盘否定转化为在社会性别研究框架下，有选择地使用与研究目的相一致，并且能够为顺利达到研究目的服务的现成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

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和选择性使用到对这些方法有意识的改造，并逐步形成跨学科的或者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女性学研究方法在发展中经历的第三个转折点，目前这种转折还在继续进行。

3．女性学研究方法系统

魏国英、康沛竹等人提出研究方法自高而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哲学的方法、一般科学的方法和特殊科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属于最高层次，支配着一般科学的方法和特殊科学的方法。

特殊科学的方法是基本观察和思考方法，是从历时态的性别—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的研究方法，亦即从“人”切入，以男性作参照，对女性聚焦，从而解答女性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方法。有学者认为，“性别—社会性别”分析法是认识女性，尤其是揭示两性异同的重要手段。西方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传播有其积极意义，对推进我国女性学的“理论多元化”、“视角多样化”以及揭示当今世界把男人塑造成男人、把女人塑造成女人的“社会文化中的许多不合理之处”，有其独到的作用。然而，社会性别理论有其自身的“适用域”问题，是有局限的。例如，它本身存在“忽视社会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夸大其不合理性”的偏颇。有学者指出，“社会性别结构分析方法尽管填补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话语的缺失，但现行的研究有一种将社会性别理论作用夸大化的倾向，研究中必称社会性别，以为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是性别视角缺失造成的，这可能会导致妇女学研究与学科化的僵化。”我们应注意发挥社会性别理论的长处，克服其弱点。

女性学研究中的一般科学的方法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角度对女性和各种女性现象普遍具有的性质的研究，这是研究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普遍采用的方法。

女性学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是哲学方法，指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要解析社会性别是如何被建构的，性别等级制度是怎样产生的，怎样被复制、被再生产的，男性中心文化构成要素是什么，它与权力、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是什么关系等，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范畴之内，去考察它的历史起源、前提、经历的主要阶段，并以此为根据去认识它的现在，推断它的未来。同时，还必须分析当时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经济关系和文化状况，这样才能得到动态的、多维的、完整的女性图景。

叶文振提出女性学的理论建构方法。传统的知识或理论产生主要是通过两种办法，一是演绎法，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概念化的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概念化的假设是否与事实相符，一旦通过检验，新的理论就形成了；二是归纳法，它直接对事实进行观察、描述并由此总结出对事实发生和存在的解释。女性学的理论建构法就是对这两种方法改造而来的。

性别归纳法就是女性研究者和被调查研究的女性对象一起参与到研究过程中，对所关心或感兴趣的被研究女性生存状况的某个问题首先进行全面详尽的观察和描述，并以此为基础或依据，再对这个问题如何产生给出理论解释。

性别演绎法则是带着女性的性别假设，如女性主义思想或社会性别理论进入实际的观察过程，借用女性自己的观察结果来证实先前提出的理论假设。性别演绎法具有两大重要改进：一是所提出的概念和所要检验的理论假设是女性学的，是和过去的男性知识架构相对立的；二是后续的检验过程不是“价值中立”的，它是按照研究的需要，选择怎么收集资料、收集什么样的资料以及怎么分析资料。

另外，女性学的资料收集方法包括女性学实地观察法、口述采集法、性别访谈法、性别统计法。女性学的假设检验方法是对女性学者提出的社会性别理论假设进行实际检验的各种方法和手段，包括性别比较法、文化比较法、实证检验法。

从具体的研究方法看，当女性学的研究方法发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特别是还大量借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的情况下，重申社会性别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学科意义。作为还处于发展中的女性学学科不能无视和拒绝已经积累下来的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方法，但也不能无原则无选择地套用。用女性学方法论指导对现有研究方法资源的改造性地使用，既可以在保持学科间学术对话的前提下开展女性学的研究活动，又能够在学科的借鉴和比较中，通过融合和创新，发展跨学科的、属于女性学本学科的研究方法。

孟宪范提出，将社会性别分析范畴与其他分析范畴结合起来，并从本土的角度提出“弱嵌入”分析方法，认为“我们需要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系统中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无论是思考问题、分析原因还是寻找对策，都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社会系统”。“我们需要分解这个大系统，发现其中的性别关系”, “又要将其‘嵌入’回这个系统中去发现联系和影响，寻找原因和对策。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本土’的研究。孤立地分析性别关系或将其他社会系统的理论研究简单化地翻译或套用的所谓‘本土化’的研究，常常只是理论游戏”。

魏国英、谭琳进一步分析了“弱嵌入”分析方法。认为“所谓‘弱嵌入性’还提示我们关注社会系统中的性别关系需要注意的‘度’，既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现实孤立地讨论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也不能将社会经济关系对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的影响绝对化，或理解成‘强嵌入性’。否则，性别关系就可能被埋没在社会经济关系之中”。我们既要克服对西方女性理论的盲目遵从，又要切实回答中国女性发展的实际问题，这样，中国的女性学才有自己的未来。

祝平燕等结合国内外的研究和本土经验，详细介绍了女性学收集资料的四种常用方法：半结构式性别访谈，实地观察法，口述史研究法，性别统计法。

4．女性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女性学研究方法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跨学科性，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首先，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也是女性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社会性别方法因其独特性而使女性学获得了“学科性”。其次，女性学具有多视角的研究格局。除了社会性别分析这一独特的视角之外，女性学同时采用多种方法，如女性学研究方法划分为定性—思辨方法、定量—实证方法两大类。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在方法上都同时具有定性—思辨研究和定量—实证研究两种范式。女性学研究也可以采用其他领域的方法和知识。

有学者提出，从研究方法层面来看，兼顾对社会性别方法论的坚持和对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但以坚持社会性别的方法论为先；从收集资料来看，兼顾描述是怎么样和解释为什么这样，但以解释为什么这样为重；从分析手段来看，兼顾实证或定量分析和解释或质性研究，但以解释主义的质性研究为主；从研究方法发展来看，兼顾多学科吸收和跨学科创新，但以发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首。

还有学者认为，目前国内的女性学研究方法还处在探索起步阶段。女性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从一般的方法论原则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女性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第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看，女性主义及社会性别视角是女性学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第三，从女性学的分析手段来看，把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与以解释主义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二者结合，但以解释主义的质性研究方法为主；第四，从收集资料的具体方法来看，女性学主张社会性别框架下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根据女性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即要在教学中坚持贯彻“三大基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方法的原则；吸取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华，建设中国特色的女性学概论的原则；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完善女性学概论的原则。

还有学者指出，女性学研究程式的最大特点是社会性别认识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尽可能地排除男性化传统学科研究范式的影响和对女性问题研究的扭曲，或者在社会性别思想指导下对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改造性的使用，以满足女性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5．女性学研究方法探索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从方法论看，女性主义只是一个分析问题的视野，一旦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女性主义学科底气不足的缺陷就会比较明显地表露出来。其中最为致命的是它的单一的性别取向，犯了与它立志要解构或颠覆的“男性主义”的一样的不能性别中立的错误。

第二，从女性学学科建设看，女性学研究方法明显地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学界很少涉及女性学的研究方法。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是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在追求学科独立的女性学还面临着研究方法滞后于理论建构的不协调发展格局，而理论与方法却是一个学科站立起来的两个重要支柱。

第三，从学术界的认同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女性学没有方法”，没有自身独创的研究方法，几乎全是其他学科的舶来品。这种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依赖不仅淡化了女性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立性，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学科的发展后劲。

(七) 女性学的研究内容和分支学科

有学者认为，女性学的研究范围是女性本身及其与女性相关的问题。因此，女性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十个方面：女性学的概念与体系；女性学的理论与流派；女性与历史；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女性与教育；女性的劳动与就业；女性与政治参与；女性与婚姻家庭；女性与健康；女性与发展。

有学者提出，女性学可以分为女性文学、女性社会学、女性伦理学、女性法学、女性教育学、女性历史学、女性哲学、女性神学、女性人类学、女性人口研究等分支。

有学者认为，由于研究对象的开放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女性学与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交叉，它可以萌芽和生长于每一门学科中。如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心理学、人口学、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文学、发展研究、文化研究，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中，以女性的某个论题为生长点，产生了许多新学问，出现了一批批的研究成果，诸如有中国特色的性别平等理论、妇女史学、妇女心理学、女性人类学、性别与发展、女性人口学、女性与教育、女性人才学、女性社会学、女性伦理学、女性主义文学、妇女法学、性学、婚姻家庭学、女性与健康等。这些成果，既分属于原母学科，又是女性学的成就，因为它们以女性、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为研究对象。

有学者从学位教育的角度提出女性学的11个分支领域。这些分支领域包括妇女史研究、女性心理学、女性与教育研究、性别与媒介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女性社会学、妇女人权与妇女法研究、女性人口学、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女性主义哲学、“性别与发展”和“性别与公共政策”。这11个女性学分支领域的形成，均经历了“由外向内”的发育过程：起初是其他既有学科专业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渐次发育成女性学分支。学术领域生成和确立的历程，即是学科建设的历程。它既是学术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又是学术资源聚集的过程，还是学术规范建立的过程，而学位教育承载着整个过程。学位教育对于确立新研究方向的学术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必须经由学位教育才能健康和充分地发展成某一学术领域。学位教育是某一研究方向发育为学术分支领域的必要条件，也是全面开展学科建设的有效途径。

有学者从女性学理论扩展的方面讨论女性学分支学科。认为女性学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扩展，一是和女性学的方法相结合研究其他学科关注的问题，延伸出更多的女性学学科分支，如社会女性学、经济女性学、政治女性学、心理女性学等，并在这些分支的基础上构建和充实女性学的学科体系；二是直接进入各学科领域，用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的视角影响、改造该学科对女性问题的研究，使这些学科在女性领域的延伸不再走传统的、男性化的老路，让女性哲学、女性政治学、女性经济学、女性社会学、女性文学、女性史学、女性美学等学科分支，都能自觉地从社会性别、两性的视野展开分析和研究。

(八) 女性学的学科建设/学科化/制度化

1．女性学学科化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

女性学学科化具有重要意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学科化即是推进女性学知识的系统化、规范化和向主流学科的迈进，它不仅涉及学科本身的认同程度，也涉及资源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女性学学科化将有助于总结妇女运动的规律，正确回答我国现阶段凸显的女性问题，指导21世纪妇女解放运动进一步走向深入。学科化的女性学有利于进入我国教育体制。女性学只有在教育体制中立足，“在社会体制中有研究讨论社会性别问题的场所，有传播现代社会性别观念的阵地，让青少年有觉悟，有分析、辨别、批判能力，具有挑战、抵制陈腐性观念的能力，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性别公正”。

第三，女性学的核心理论——社会性别理论，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人类社会，可以使人类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制度。成熟、完善的女性学能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与交流，相互影响、互相学习。崭新的女性学会给科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气息与活力，女性学的学科化，有利于地区间、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吸收海内外最新女性研究成果，促进中国女性学的健康发展。

第四，女性学能促进学科文化的发展。学科是文化的凝聚点和生长点，学科文化是伴随当代新学科迅速发展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学科文化的内容包括：创建一门新学科的客观历史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学科意识的孕育和相关知识的凝聚；学科孕育由“潜”到“显”，以及促使学科新思想脱颖而出的“非模式”的创造活动；老学科的演进而导致新的发展，抓住新老学科转折的契机，及时引进新学科。女性学纳入到学校教育的体系是学科文化发展的必然。

创建中国妇女学的有利条件是：第一，十多年妇女研究的成果，可以成为知识结晶进入大学教程；第二，政府所提倡的男女平等话语是一直存在的，如江泽民总书记在世界妇女大会上声明：“男女平等是一项基本国策”。高校创立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也是落实基本国策，让社会性别进入教育主流的体现。大学培养的是以后的决策者，女性学教学可以改变未来决策者的头脑，使未来决策者早一些走进性别平等的大课堂；第三，有公正、公平理念的政策作为基础。总之，21世纪的人才培养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在这样的大目标中，妇女学可以起到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和变革的重要作用。

2．女性学学科化的内容

关于女性学学科化的内容，女性学界也有很多的讨论，这些讨论展现出女性学界虽有争鸣的局面但缺乏共识。有如下一些观点：

第一，按照传统的定义经典学科范式的标准，女性学无疑难以被“尊称”为学科，然而从西方女性学的发展来看，女性学学者也并未刻意谋求这种经典学科范式，而是从知识批判的角度对传统学科制度提出质疑，并把“跨学科性”作为女性学存在的重要方式，女性学要获得“学术性学科”身份，就要在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分析范畴、公认的专门术语、方法论原则、思维方式、叙述方法等学术规范方面加强建设，这是女性学获得认可的必要条件，也是女性学进行自身内在学理建设的必然要求。

第二，女性学学科化建设更多地是指在高等教育中的学位教育，将这个学科真正独立出来。中国的女性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还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真正的以社区为主的女性教育将成为中国女性学科发展与建设的基础，中国女性学科建设与发展也会有一些独特的理念和特征。学科建设内容包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科学研究是任何一个学科的主体内容之一，女性学学科的建设中也不例外。在女性学学科发展中，女性研究的份额较大，这也是目前国内各大专院校和学术团体的共同点之一。女性学人才培养是使女性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女性学是一个社会性极强的学科，其内容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这是中国现阶段的女性学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

第三，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妇女研究/妇女学的起始之时，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就是讨论的热点。当时，学科建设的焦点是展望和概念化，即女性学的学科属性，理论框架，学科内涵等。女性学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学科认证、理论建设、课程建设、专业队伍建设和学风建设等都是学科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女性学学科建设的自主性是规范性的基础。有学者认为，女性学学科建设包括三个方面：学术规范、社会建制和女性学教育。社会建制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有学者认为，女性学学科建设有三大要素：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关键，课程建设是前提，教材建设是基础，三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和浩繁的过程，女性学在学术规范方面，需要以跨学科的思路和方法，不断积累、总结、提升已有的科研成果，实现基本理论的创新，在跨越学科界域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其专业性；在社会建制方面，推动女性学机构设置、专业刊物发展和解决经费来源，仍然是迫切需求。在女性学教育方面，还需要加快专业性教育和非专业性教育的建设，努力健全和完善专业教育机制。女性学学科建设的速度和水平取决于专业力量和社会支持等多种因素，而专业的工作人员是建设主体力量。

第四，创立一个学科应该认真地弄清楚，什么是学科以及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如何创立起来的。拥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以及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体现妇女学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最重要依据。先不要急于颠覆已有的男性知识体系，而应该努力配置和壮大自己真正的学科阵营；先不要急于构筑庞大的女性学学科体系，而应该全力以赴于开展女性学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创新。因此，除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以外，组成一个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中，还应该包括它所专用的、用以建构自己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变量。但是，即使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这三要素来看，要使女性学独自站立起来，还是有点力不从心。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是树立一种科学的关于学科建设的态度，了解学科建设的规范要求、正常步骤和一般规律性，总结和正视女性学科创建的得失和难度，借鉴其他学科建立和发展的经验，在理论体系建构和研究方法创造方面有所突破，并通过二者的积极互动，把女性学学科建设引入真正的科学轨道。注意联合其他相关学科，一起推动女性研究的进程。

第五，中国妇女学正在发展的过程中。成熟的妇女学应当具备：在研究方面，学理、方法、内容缺一不可；在课程建设方面，不同级别层面 (本科、研究生以及非学历的)、类别 (必修、选修、专业、基础等) 的课程齐头并进，还要形成系统和系列；在机制建设方面，研究与教学、校内与全国、学科与跨学科甚至打破各种障碍和边际将妇女学的成果推向社会和引入政府决策。在以上三者的关系中，研究是前提和关键，课程是核心，而机制是实施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第六，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启示和借鉴。英国给中国女性学的学科建设带来的启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建立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女性学教学和研究要有本土特色；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我国女性学发展，可以美国为借鉴，遵循学科内在的逻辑性与规律性。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等都依赖于中国女性学学科化的前景，要得到长足发展，其学科化追求特别是学科社会合法化的努力更为重要也更迫切。其发展和需求学科归属，并取得学科和专业地位，进而在高等教育体系内获得建制是必然的取向。一个学科要在大学获得建制，要生存发展，就必然诉诸行政性的学科设置，并且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作为一个三级学科的行政合法性，而应该努力以二级学科的身份存在，成为事实上的一门“学科”，使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课程建设获得行政合法化地位。只有这样，中国女性学的发展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综上，女性学学科化对实现性别平等、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学在众多成熟的学科中孕育、成长，伴着各种各样的评价沿着学科化的道路前进。

3．女性学学科化的研究拓展

中国的女性学学科建设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以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目前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女性学学科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动，在中国目前的学术体制和政治体制下，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第一，对女性学学科建设有争议。有的研究者不提倡建设女性学学科，认为至少现在或在一段时间内不适宜进行相对独立的女性学学科建设，认为现在尚不具备学科建设的条件，如“教师不足、研究不足、时机不成熟”，但是，女性学作为独立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在我国大陆女性学尚未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既有认识上的差距，也有实际问题。女性学学科建设过程始终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性别规则的变革和先进文化的建设。

第二，对女性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创新。1995年到2005年，女性学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正在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一个新的综合交叉学科。10年间，逐步走向成熟的中国女性学研究正在努力有所超越和创新，即超越国外女性学既有的发展尺度，创建对中国女性问题有阐释和解说能力的知识与理论，正在变“照着说”为“接着说”、变“别人说”为“自己说”、变“说别人”为“说自己”，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女性学进入高等教育序列，高校女性学学位教育得以设立；女性学学科体系逐步构建，女性学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如果说此前的女性学研究多侧重于概念、范畴等局部问题的探讨，那么这10年的研究则在学科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有所推进；如果说此前学界对女性学理论架构的探究多侧重于借鉴和吸收，那么这10年的研究则在“综合创新”和“本土化”上有所前进；如果说此前学者对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开掘多侧重于各既有学科内，那么这10年学者更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与交叉，尤其是从既有学科的研究方法到女性学研究方法的“转换”。

第三，女性学的制度化。根据学科制度化的历史经验，一门学科能否被冠之以“学科”的尊称，主要是看其学科制度和学科建制两个层面。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学科。学科制度应主要指学科的内在制度，即学科的规范化、制度化问题，意在强调学科的思想传统、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与之对应，学科建制则主要是指学科组织机构、行政编制、资金资助等方面的建设，意在强调学科的学术组织性与行政合法性。而所谓“女性学制度化”主要是指在女性学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身份在高等教育中获得建制，并实行“系科化”，成为教育实体机构，进入高等教育主流。

第四，女性学的发展对策。杜芳琴提出：一是加强妇女学教师队伍的专业培训。将广泛的联合与分学科的深入研究以及培训专业队伍结合起来，尤其注重学者和教师在社会性别与本专业研究、教学结合的能力培养，这是提高妇女学学术层次进入主流的必然途径。二是从深、高、广三个维度扩大妇女学的成果与影响。“深”是深入研究，以取得更多有质量的成果；“高”是课程建设从本科向研究生学位系列推进；“广”是推广妇女学的成果以影响更多地域和覆盖、渗透更多学科专业。妇女学应该一边建设，一边走出妇女学界，走出高校，影响社会，影响决策；与发展界、妇联界密切合作，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与公正；当然，更直接的是影响教育决策和学校领导层。三是机制建设——建立高校妇女学基地、国内妇女学网络机制。从2005年7月开始，以课题现有的信息资源、组织网络为基础，建立更广泛的，高效、公开、可持续的妇女/社会性别学网络，探索为学科和地区性妇女/社会性别学提供资讯服务的模式。

4．女性学学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在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后，逐渐从不成熟走向比较成熟。然而，女性学学科化进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第一，传统观念作祟，传统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结果，中国女子解放的“立法超前”。我国女性在男女平等的法律保障和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保护政策之下出现自我迷失、自我满足等现象。

第二，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欠缺，尽管国家社科研究基金对妇女/性别研究项目的支持逐年增加，但是对以委托项目的形式开展的项目的支持不高。

第三，女性学学科建设尚未走上制度化轨道。如自上而下的社科院系统中尚没有妇女学研究所。全国高校中妇女教学研究机构的数目少，且基本上都是虚体，没有固定的人员编制，“三无”体制以及不稳定的专业队伍。没有固定的教育科研经费，也极少有妇女学硕士点与博士点，与欧美女性研究教学科研的规模、数量相比，差距甚大。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较少。女性学仍处于边缘学科的地位，女性学受到其他学科的歧视和排挤，使女性学的学科设置阻力重重。

第四，女性学的知识系统与理论体系尚不成熟与不够规范，对女性学的基本概念、范围、理论框架的界定仍是“散乱的”，有待进一步完善。非常缺乏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容易照搬、移植、复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忽略其他异质声音，尚未从反女性主义及其他质疑、对抗女性主义的多元理论中去发现女性学及女性研究未来可能存在的发展空间。

第五，高校所开设的妇女学课程，内容不固定，设置不仅不合理，范畴宽泛繁杂，特性不鲜明，脉络体系不清晰。女性学分支学科课程中的交叉重复现象仍然存在。这些在一定程度影响女性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研究和教学坚持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原则立场”很难在实践层面“统一行动”。表现在学科建设和课堂教学中，虽然充分体现了“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但教学内容在方向上的相反或相背，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更新传统知识、推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合力”作用。理论上的“百花齐放”具有创新思维的显著功效，能带给研究与教学更多的观点、话语和课题，但也会对研究的总体目标造成不利影响，尤其在一些关键和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导致传播内容与发展目标的背离。

第六，女性学学科建设的自主性较强，规范性较弱。在推进女性学进入教育体制和学科主流化过程中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坚持女性学进入主流学科 (化) 的观点，是否仍然会传承学科为本的知识体系？坚持女性学规范化的观点，是否仍然有可能建立起来一个“强制”的和“专业”的话语系统？另一方面，如不坚持规范化，没有足够明晰的学科界限，那么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将面临有宽度而无深度的困难。况且，游离于主流之外，最终也不可能完成女性学梳理、解构和挑战以男性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知识体系这一目标。

第七，学科制度的规范性较为欠缺。在女性学研究领域，关于学科性质及学科建设的探讨已日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将女性学研究领域本身作为对象进行反省的研究却鲜少看见，既缺乏将现有的女性学研究文献进行搜集、汇总和比较分析，也缺乏对研究者的角色、身份、立场等进行比较。虽然相比一般高校，女子院校在推进女性学学科建制方面存在着一些便利条件，但也有一些学者缺乏自觉主体意识，认为在女子院校，只要围绕女性学开展学术研究，将研究成果汇集起来，建立知识体系，就是在进行女性学学科建设，而不是积极地推动学科建制的深入。

总之，努力探索和实践进入学术主流和教育主流的途径，最终形成更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学理论体系。不断探讨女性学教学体系的规范化本土经验。推动女性学的学术合法化。这些都是女性学学科化中至关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