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的历史累积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来源于四个途径：第一，对主流社会学关于女性问题研究的梳理；第二，对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学术成果的借鉴；第三，对港澳台女性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探索；第四，中国女性社会学以往的学术凝炼。

(一) 主流经典社会学关于女性问题的研究视点

经典社会学家对于女性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涂尔干 (Emile Durkheim)、韦伯 (Max Weber)、马克思 (Karl Marx) 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的研究，对女性社会学研究有着极大的指向性作用。无论后人的研究是继承还是批判他们的理论，经典社会学家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与分析都给社会学、特别是女性社会学的研究指出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本研究分别介绍涂尔干、马克思和恩格斯、韦伯对于女性问题的研究。

1．涂尔干对于女性问题的研究

作为强调用科学方法来定义个体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从二分的、分层的视角来审视性别。通过对《自杀论》和《社会劳动分工论》等著作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对婚姻、家庭和性别角色的观点及讨论。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解释了男性和女性的自杀率的不同，以及结婚、离婚、丧偶、单身等不同情况下的自杀率的不同。一般而言，涂尔干认为，尽管自杀率的差别与不同的婚姻状况和身处于不同的国家相关，女性与男性相比有着较低的自杀率，而单身男性和离异男性的自杀率颇高。赛迪(Sydie) 提出，在涂尔干看来，相比于女性，婚姻更有利于男性。婚姻给男性提供了道德平静和安宁。为了减少男性自杀率，婚姻制度应该加强。相比之下，对于女性而言，婚姻的影响更倾向于负面性。这是因为她们的性需求与男性相比是更多生物性和更少心理性的。女性的心理生活是欠发达的和更本能的。与男性相比，女性并不需要同样程度的社会规制。更强的婚姻制度会增加女性的自杀率而减少男性的自杀率。

离婚的人自杀率比其他婚姻形态的人更多。涂尔干进一步提出，婚姻制度的变化而非家庭本身导致离婚男性的自杀率高。离婚削弱了婚姻的规则，而不单是婚姻的解体。伴随着离婚率的增加，男性自杀率的增加不是因为坏丈夫、坏妻子或者不快乐的家庭，相反，这种增长的结果是由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变化——婚姻调控的弱化。这对男性有消极的影响，使他们失去了平静和安宁，男性变得更加不安。相比之下，女性更本能，并不同于男性需要更多以婚姻为形式的社会规范。

在《社会劳动分工论》中，涂尔干认为，由于女性心理和其他方面特点的欠发达，女性应承担社会分工中的情感表达性角色；而男性的心理能力较为发达，能区分本能和道德。对于这一观点，赛迪认为，涂尔干的分析回落到了生物性的论点，即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的不同。对于始终强调从社会性的成因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涂尔干，这种分析是“社会学想象力”的解释的失败。

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女性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对家庭和性别不平等的分析。对于马克思而言，阶级不平等和阶级斗争是任何社会结构中的主要特征，并且在这些结构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提出，女性和男性要得到完全的平等，私有财产必须取消，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被创造出来。马克思对于两性关系的直接评价很少，但是，他的主要观点在于，两性关系的变革需要依赖于资本主义家庭关系的重塑，和将女性纳入生产中。

女性和男性的不平等是因为农业社会中男性主导与私有财产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不平等被替代、并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基本的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压迫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性别不平等进行直接的结构性解释，但是这些往往被视为早期不平等的延续。

此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试图对女性的压迫的根源，和基于物质基础的家庭中的不平等进行解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表述了人类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关系组织。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早期的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社会是财产公有制和群婚制的社会，在家庭之前存在过一种“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其后部落中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对偶家庭开始出现。当一个男人强占一个女人之后，他就入住她的居处。恩格斯认为，“女性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女性的统治地位来源于家庭这个原始的生产中心。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说，“早期的对偶婚社会很可能是母系社会，财产继承权和血缘关系可能是通过母系来追溯的”。其后，随着家庭外生产的兴起，家庭内生产逐渐居于次要地位，而男性的劳动和生产变得逐渐重要，其地位也逐渐高于女性。“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男性统治的根源在于，“他”而不是“她”掌握了财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财产的私人产权和私人财产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同时也是女性压迫的基础。女性压迫将伴随私有制的解体而终止。

恩格斯认为，一夫一妻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只有女性不再对男性有经济依赖，两性关系才能平等。恩格斯提出“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女性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后，“家务的料理……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

恩格斯还对性别分工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恩格斯认为，在农业体系发展之前已经存在劳动的性别分工。男性负责狩猎获得食物和生产性劳动，而女性负责家庭、照顾孩子并操持家务。恩格斯将其看作是劳动的自然分工，因为恩格斯认为劳动的自然分工源自于男性和女性在性机能 (sexual act) 方面的不同。因此，简·弗拉克斯认为，比恩格斯轻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因素更令人沮丧的是恩格斯相信有一种最初的性别分工。此外，一些学者，如坎皮奥利 (Mia Campioni) 和格罗兹 (Elizabeth Grosz) 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本质而言是男性中心论，这种认识论“限定了‘将女性放在首位’以及对让女性认识到意义的自治性形成者和创造者的空间进行概念化”。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及女性问题，并且论及如何解放受剥削和压迫的女性，但他们忽视了对女性的家庭劳动所产生剩余价值的分析。他们在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工作的性质和作用时，把妇女的工作看得无足轻重。同时，“恩格斯关于父权制的经济学解释实际上没有解释力，因为他将男性主导的性别劳动分工作为父权制解释的前提”。恩格斯认为，随着私有财产的废除，家庭将发生变革，资本主义家庭关系延续下来的性别不平等将发生变革。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家庭的首要特点是性别不平等，无论是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实践中，都没有证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性别不平等已经被废除。他们关注于解释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但对结束性别不平等的能力过于乐观。尽管他们的理论存在这些缺陷，但是，他们充分认识到对于女性的压迫，和作为压迫根源的父权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财产关系的剥削性质，并由此来展现其对女性伤害的不同方式。虽然他们的解释存在不足，但是相比韦伯和涂尔干对于这一议题的极少关注，他们的思想为后期马克思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更多的参考。

3．韦伯对女性问题的研究

韦伯关于父权制的讨论，为社会学对于女性问题的分析提出了新的思路。首先，韦伯分析了母亲和孩子的关系。韦伯认为，只有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才是唯一的自然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基于家庭单位的生物性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孩子可以寻找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意义。在韦伯看来，这种关系并不是社会关系，而是自然关系。

韦伯提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是自然的，而父权制颠覆了这种关系，所以女性和孩子成为男性的财产。这种男性具有的自然的、生物性的优势，和实际知识和经验成为其统治的基础。而这种统治形式一旦建立，将通过孩子的社会化来延续。在家庭中“成员之间的差序关系 (differentiation) 是通过女性和孩子的本质 (nature) 来形成的，更通过社会化或他人的经验形成的”。

不同于恩格斯，韦伯认为，从来没有母系社会时期，但是男性总是能够行使更多的权力。韦伯指出，在社会的早期形式，女性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往往被局限于家庭领域中——基于生育 (母亲和孩子) 和与生存所需的生产产品的经济因素。韦伯认为，女性的权力是次于家庭中统治的父权的。韦伯并不认为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因为女性对于男性是从属的，此外还受到家庭成员之间的性关系规则的影响。

韦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分析了早期的劳动的性别分工。女性与生育和家庭劳动相关，而男性往往是猎人、采集者或战士。韦伯指出，在一些有男性成员的社会中有女性酋长，但是这只是基于劳动分工的权力的不同的结果，而不是本质上的母系氏族。女性群体并不能平等地像男性群体一样行使政治权力。

与家庭中男性、女性和孩子的自然关系相对的，家庭之外男性们之间的关系同样存在。男性拥有超越家庭的父权权力，但是他们需要与家庭之外的其他男性分享这些权力。不可能每个男性都处于统治的位置，因而，社会中有权力、统治和权威的存在。但是，韦伯仅仅建立了男性之间关系的模型，而忽视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而将其视为自然的统治和从属。

其次，鉴于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是自然的，韦伯并没有认识到对其进行相关社会化的分析是必要的。韦伯认为，因为女性有生理性的责任去照顾孩子，她们同样有育儿的责任。如此，韦伯将母亲和孩子的关系的分析从社会化降低为自然性。

此外，尽管韦伯讨论了父权和权力，他并没有分析家庭中统治的真正来源。韦伯认为这是自然的，但是，他的观点不能解释男性/女性权力或劳动的性别分工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不同。

总之，韦伯认为男性—女性的劳动分工是自然的，母亲—孩子的关系是自然的，而这些男性—女性关系可以基于生物因素得到解释。这些关系并不真正值得社会调查，因此韦伯并没有对这些形式如何构成以及如何改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解释。但是，如果将韦伯的著作看作是一种分析方法，他提出的许多概念将可以用于分析男性/女性的不平等。韦伯提出的这些概念是性别中立的，即使这些关于统治、权力和权威的概念是源于男性社会结构的分析，它们同样可以用来分析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

4．评价

涂尔干、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韦伯等早期社会学家从家庭、社会分工、父权制等角度对女性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和论述。赛迪认为，之后的女性主义学者对涂尔干、马克思和恩格斯、韦伯的继承和批判，主要基于以下议题：第一，性别之间存在自然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正如罗萨多 (Rosaldo)指出的，“每一个男性都有对于女性的权威……他们对于女性的服从和顺从有着文化性的合法权利”。第二，因为男性和女性生物性的不同，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是普遍的。女性的生育被认为是“自然的”，从而逻辑地解释了女性对于男性的服从。因此，这种生物性的不同“自然地”产生出不可改变的二元的性别关系。因为这种差别是生物性的，毋庸置疑。这些社会学家认为女性的生育是所有时期对所有女性的制约。进一步而言，女性的生育能力自动地或者是自然地使她们有育儿的角色和责任。对于涂尔干、马克思和恩格斯、韦伯而言，生育和育儿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这种不可改变的现象甚至不需要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并不是性别盲点 (sex-blind)，相反，性别关系的本质形成了这些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起源和社会秩序本质的推测的基础。“他们片面的视角基于他们假设若没有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将没有社会，没有文化或文明，剩下的，只是一大群的女人们和孩子们，面对着掠夺成性的男人们。”

涂尔干、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韦伯的理论的不同在于他们对于社会秩序或文明的起源的看法不同。韦伯拒绝母系制作为可见的社会组织形态存在的可能性。在韦伯看来，母系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形式，是一种排除了财产所有权的错误假设下的迷思，在早期社会并不存在。既然在父权制下的女性是男性的财产，而财产是集体关系的标志，那么不可能有一个时期女性是不从属于男性的。恩格斯坚持认为有母系时期，涂尔干同样认为从某种程度而言，无序的母系制是处于社会秩序的起源中的。但是涂尔干又认为，母系制意味着对母亲和孩子的联系的认知，而这种联系并不必须包含基于这种亲属关系的广泛的、正式的社会规则。涂尔干认为，社会的分工，特别是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社会生活“存在的条件”。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涂尔干同样认识到经济结构对于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但是他坚持认为社会的和谐不仅仅是通过经济重组可以达到的。对于涂尔干而言，性别的劳动分工是自然的分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倾向于将女性安置于家庭生活中。但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将女性纳入生产活动将通往性别平等之路，而对涂尔干而言，将女性从经济领域中分离出来并且增加她们家庭的和审美任务的特殊性将使两性趋向于更大的平等。

对于韦伯而言，父权制是一种性别关系系统，而这种系统是形成社会和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基础。因而，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历史形式。在韦伯看来，社会的起源是在共产家庭中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依赖于经济活动的本质而非血缘关系或者两性联系的。事实上，家庭是经济联合的特殊形式，它可能同样规范着两性关系和孩子们基于有共同父母亲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涂尔干，韦伯认为，社会组织发展的开始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父权制的存在。因此，任何关于权力和权威的讨论都在处理男性的主导和控制。

赛迪提出，父权制的最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女性要被男性统治？韦伯认为，男性对于女性的控制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恩格斯也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但是由于阶级分析框架的原因，他的解释存在缺陷。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被纳入到他提出的社会进化的框架中。

涂尔干、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韦伯等早期社会学家对女性问题的看法不同，主要是基于他们认识论的不同，他们对于如何研究社会，以及如何定义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视角。涂尔干代表着实证主义视角，而韦伯是理想主义视角，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现实主义视角。尽管他们对于女性问题的分析基于其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而且他们的分析存在不同的缺陷，却为后来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继续探索的路径和方法。

早期社会学家关于女性 (自然的) 角色的讨论，社会分工的讨论，父权制的讨论，以及压迫和控制的讨论，为后来的女性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分析和研究的问题域和理论靶点。尽管在这些社会学家的理论中，女性仍然作为“他者”被对待和讨论，但是他们对于女性的关注，开启了对于女性问题研究的序幕，引导着女性主义研究者在建构女性角色，争取女性权益，开拓女性空间之路上，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

(二) 西方女性社会学的学术成果

女性社会学一直被西方的社会学界所忽视。因此，在西方国家，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的兴盛是20世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源于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以及西方反主流文化的影响，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介入各学科，其中也包括社会学。因而，女性主义社会学可视为是女性主义思潮向社会学界进军的体现，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学界的一场性别革命。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至少有两个方面为女性主义的介入提供了机遇：第一就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内部形成的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普遍忽视；第二就是社会学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式微和反主流的非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这使得女性主义研究在从政治运动中获得实践资源的同时，也从学科本身获得了学术资源和理论养分，从而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流派的产生和成长酝酿了合适的土壤。

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主旨在于揭示西方传统学术中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的假设。将被忽略和排斥的女性经验有形化、合理化，使女性成为研究的主体和知识获取的主体，并以性别化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现有的知识框架和社会现象，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女性主义学术。

女性主义社会学挑战了原有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开辟了与以往的知识体系所不同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及领域。本研究拟从知识建构的角度，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知识观进行梳理。

1．女性主义对传统社会学的批判

在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发生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后不久，女性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妇女代表不足、妇女在社会学界的人数不多、作为研究主体的妇女数目及创立理论学说的妇女数目偏少这些方面。女性主义在对传统社会学的批判过程中，逐渐过渡到对这个学科的性别歧视的批判，最后对传统社会学的知识论提出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女性主义的知识模式。

(1) 社会学理论中的女性主义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了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批判。早期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理论中的女性主义批判，有沃德 (Kathryn Ward) 和格兰特 (Linda Grant) 在对1974—1983年期间在各种社会学期刊上发表的与性别有关700多篇文章的论述，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中有关性别不平等的批判与下列四个主题有关：

第一，对作为研究主体的妇女的忽视。

第二，对社会生活中男性占统治地位部分的关注。

第三，使用范式、概念、方法和较忠实于男性的描述，而忽视妇女的经验的理论。

第四，使用男人和男性的生活方式作为规范，以反对那些被解释的社会现象。

其中，对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女性的忽视引起了女性主义社会学者的首要关注。奥克利 (Ann Oakley) 便是其中之一。她在1974年指出：“男性本位可以粉饰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组织：说我们之所以在社会学中看不到女人，乃是肇因于一种结构性的男性观点，因此不能说是一种缺陷。这种男性焦点，深入到学科领域的界定中，一开始就将女人的议题放到一边。”

奥克利认为，在社会中对妇女的歧视反映在社会学中对妇女的忽视能在社会学所有主要的课题领域中看到。例如，在异化的课题领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几乎还没有收集到有关妇女的资料。又如，在传统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下列有关阶级成员的未检验过的假设很好地表现了妇女的不显著性和不相关性。第一，家庭是分层的单位；第二，家庭的社会地位是由家庭中男人的地位决定的；第三，仅仅只有在少数罕见的场合下才会有妇女的社会地位不由男性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男人是通过婚姻和家庭起源而依附于女人的。上述三个假设通常没能反映出社会的真实性，因为许多人是不在家庭中生活的，许多家庭是由妇女当家的，还有许多丈夫和妻子没有典型的社会地位分类。奥克利指出，如果作为社会分化和分层的标准的性别显著性得到社会学家的认可的话，上述假设中出现的难题是能够被揭示出来的。假如没有这种认可，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妇女角色和地位将继续被隐藏和歪曲。

另一个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琼·艾克 (Joan Acker) 也对传统分层理论中以家庭作为分层体系的基本单位、以家庭中男性户主的地位替代女性地位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测量方法没有看到性别因素对劳动分工和个人地位产生的影响。其运用双重标准 (即男人以职业、女性以婚姻) 作为测量阶级地位的范畴与标准，是一种“智识上的性别主义”(intellectual sexism)，它不仅抹杀了家庭与劳动力市场上的两性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人们对社会结构和分层的真实境况的歪曲理解。

又如，在家庭领域，传统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认为，大多数家庭都按照工具型—表意型这样的模式来组织，这样的组织方式对保持家庭的有效运转是必需的。通过在家庭外面工作，男人为他的家庭提供了经济支持而承担工具型角色。由于生育和喂养孩子这些活动上的限制，妇女往往待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为家庭提供感情需要。女性主义对此提出质疑，指出不存在任何基于生理需要和所谓天然角色分工基础上的特定的家庭形式。家庭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同时也建构了外在的社会和权力关系。女性在家庭中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体验与男性在家庭中的生活体验各不相同，女人在家庭中受到男人的支配和剥削，家庭本身就是体现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场所。

(2) 对社会学学科中的性别歧视的批判

在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批判过程中，女性主义者逐渐对其中的性别歧视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对于社会学学科中的这种性别歧视，奥克利 (1982) 认为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学有史以来就存在偏见。

第二，社会学主要是一种男性的专业。

第三，由于性别的意识形态，这个世界被以特定的方式建构，造成我们以某些假定来解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

奥克利分析到，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浸淫在性别歧视的假定中。社会学这门学科在19世纪诞生，当时的社会学家想要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变迁，这些变迁有工厂制造业的兴起、新的阶级区分与关系、政治觉醒的劳工阶级的兴起，以及更多成年男人参与了政治事务。对于女人来说，这些变迁的后果主要在于家庭和工作的逐渐隔离、生产与消费和再生产的隔离，以及“女人的位置在家里”这种意识形态的出现。女人逐渐与家和家务关系的家务 (私) 领域息息相关，男人则与政治与市场的公共领域密不可分。当时的社会学家只关心政府与工作场所的公共领域，而忽略了家与家庭关系的私人领域。这种现象的原因，至少有部分出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之间的区别，都被视为基于天生的基础，即生理基础。社会学因此不需要去解释性别划分，社会学接受生物学的解释，所以不认为有必要将性别视为一个解释变量。

伯纳德 (Jessie Bernard) 在《女人的世界》(The Female World) 一书中认为，社会被划分成“单一性别”的世界。到目前为止，社会学、人类学与人文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几乎毫不例外地只涉及男性的世界。他论证说，女性世界在主、客观上都与男性世界有所不同，于是女性世界必须把自己“看作是自身的一个实体而不是看作男性世界的副产品”。伯纳德断言，这种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对女性世界和女性经验的忽视，剥夺了公众争论界的或能为当代问题提供革新式解决办法和途径的众多观点。

为什么社会学信誓旦旦说要保持中立，却有这种男性的偏见？史密斯(Dorothy Smith) 于1979年指出，原因出在女人的关怀与经验被视为主观的、不真实的，男人的关怀与经验则被当作真实知识的基础。于是，社会学知识中的女性图像只不过是男人眼中的女人，而非女人所看到的自己。女人的从属地位与被剥削境况之所以得以持续下去，社会学也是主要帮凶之一。

帕密拉·亚伯特 (Pamela Abbott) 和克劳儿·威勒斯 (Claire Wallace)在《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一书中分析到，女性主义对传统社会学的批判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一向以研究男人为重，并隐含了替男人说话的理论。

第二，把针对男性样本的研究发现概推到全体。

第三，经常漠视女人切身的领域与议题，或认为那不重要。

第四，当研究包括女人在内时，以一种性别歧视的扭曲方式呈现女人。

第五，很少把性别 (sex and gender) 视为重要的解释变项。

她们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把持在男人手中，它的理论、模型、研究与教学无不如此。社会学不仅忽略女人，而且忽略了整个家务关系的私人领域，理论与经验都不涉及女人切身的领域。社会学也没能发展出足以理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及两者关系变迁的分析工具。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认为之所以社会学传统中包含明显的性别主义倾向，就是因为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男性主流 (malestream) 的社会学。

既然忽略了半数人口的经验以及家务关系的私人领域，这种理论与研究就是不恰当的。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学必须探讨这些领域，并从中形成理论，在阶级、种族与年龄之外也应重视性别体制。社会学尽管在处理阶级划分、犯罪与教育成就等问题时认为生物论的解释是不当的或错误的，却仍旧以这种生物论说法在解释女人的家务角色。从而，社会学必须彻底反省整个学科的内容与方法论，社会学必须要认知，除了男人的观点之外，也必须从女人的观点去看社会。

(3) 女性主义对传统社会学知识模式的批判

女性主义者认识到，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就一再强调它的“整体”性的立场和方法，然而，当整体社会始终是一个男子中心/男权主流社会，妇女始终处于社会边缘，往往受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对待，并被轻视、忽视、漠视、无视时，所谓“社会成员普遍性的视角”、“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和意识”、“社会成员普遍性的经验”等只能更多地乃至是男子的视角、男子的价值观和意识、男子的经验，妇女的视角、妇女的价值观和意识、妇女的经验是被淹没与遮蔽的。

女性主义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主流社会的男性权威进行了挑战，在考察性别不平等根源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不在于女人和男人自身，而在于构成整个社会结构基础的性别主义或父权制意识形态内在地认可了对女性的忽略和排斥。因此伴随着“个人的是政治的”著名口号，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以及整个社会的意识觉醒，从而将批判和挑战的对象从现存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推向作为其依据的现有知识权威。

针对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传统知识论模式关于主客二分及价值中立这两方面，女性主义者展开了批判：女性主义者认为，二元分立模式把事物分成对立的两方，如客体/主体、客观/主观、理性/情感、男性/女性等，并赋予前者比后者更高的价值与地位。表现在知识论上则主张客观的知识优于主观的知识，理性优于情感，男性优于女性。这种男优女劣的等级秩序基于父权制文化对性别的规定和诠释。另外，传统知识论主张客观的、理性主义的认知模式，并以普遍的、价值中立的客观性作为最高目标。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所有知识进程和认知者都是具体的并处于一定的境遇中，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反映了作为认知者的我们的社会、历史背景及价值观念。

传统社会学坚持本体论的客观性原则，其研究范式的核心就是对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追求，这一目标直接来自实证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学虽然标榜客观地描述社会世界，但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在三个领域都会受到价值的侵扰：一是选择被研究的问题时，二是决定用什么方式进行研究时，三是对所收集的资料和发现的证据进行解释时。事实不会自己说话，因此研究过程中价值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学家以科学为名，宣称研究过程中不涉入任何主观的价值倾向，实际上是在借此帮助维系一种使女人居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所谓的客观性是代表男性特殊利益、观点和经验的男人的客观性。处于权力中心的男性将自己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带入社会学研究中，就会用男性的思维来表达科学、用男性的价值观定义科学和科学的方法，它不仅不能反映“真理”和“现实”，反而会利用科学固有的理性观对排斥在话语权以外的立场造成压迫。

在这方面，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 (Dorothy Smith) 的批判最为激进，她认为，在对社会生活的男性特色理解与社会学所推崇的概念框架以及统治他人所需要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幸的契合。社会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所需的概念霸权的一部分，它代表着男性的所谓社会普遍性，是被男性占为己有的领地。它不仅缺乏科学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2．女性主义的知识模式

女性主义从对传统学科研究的批判出发，根据对知识来源的不同看法，对知识的确定性、情境性的不同理解，对传统知识论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成因、表现形式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如何将女性主义经验、知识和利益结合到现有的知识体系中，以消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不同主张，形成了不同的女性主义知识模式。

桑德拉·哈丁 (Sandra Harding) 在1986年出版的《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一书中将女性主义知识论分为三种，即女性主义的经验论 (feminism empiricism)，女性主义立场论 (feminism standpoint)，女性主义的后现代论(feminism postmodernism)。

(1) 女性主义的经验论

女性主义的经验论认为，人类知识和科学研究中存在大量的性别歧视和男权中心的偏见，这些偏见可以出现在认识和科学研究的每个环节中。女性主义的研究把女人和女人的经验视为核心和常态的，而非边缘与偏差的，所以他们有可能生产出适当的知识，从而发展出无性别歧视的研究。经验论强调知识的可操作性，强调倾听女性经验的重要性，并赋予这些经验在认知中重要地位。

经验论的目的是要发展出无性别歧视的研究。艾克勒 (Magrit Eichler)提出了这种研究的方向：

第一，标题应该避免性别歧视：标题必须明示出研究的性别 (比如，富裕工人研究的标题应该改成男性富裕工人研究)。

第二，应该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使用语言时要说清楚它发言的对象或所指称的是男人、女人或者两者皆有。

第三，必须消除性别歧视的概念 (比如，以一家之长的职业定义阶级的做法)。

第四，要克服研究计划中的性别歧视，在研究中应同时包括与研究相关的男人与女人。

第五，应该消除方法中的性别歧视。

第六，应该消除资料诠释中的性别歧视——即只从男人或从女人的观点去诠释资料。

第七，应该消除政策评估中的性别歧视，如此才能促进符合男女双方需要的政策。

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同意艾克勒的观点，但同时认为这一主张隐藏了实证主义的立场，并未挑战男性研究固有的深层预设。史坦利和维斯 (Lize Stanley and Sue Wise) 指出，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所进行的研究，不论是“实证主义的”或是“自然主义”的，其研究构架都是事先就选定的——把发现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并把他们所遵循的研究逻辑说得宛如是照着发现一步一步得出的。

经验论研究的中心问题表现在两个明显的矛盾中：首先，偏见的矛盾。经验论反对科学研究的偏见，尤其反对女性是低等的，男性是至上的偏见。她们反对的基础建立在“偏见在认识上是坏的”假设上。然而，女性主义科学观则强调女性价值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这说明科学研究中渗透了某些偏见。其次，社会解释的矛盾。许多经验论者致力于揭示性别、社会和政治的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而科学家之所以提倡男性中心主义，是因为他们受社会中较广泛的男性价值观念的影响。这说明，如果要消除这些社会偏见，女性主义者必然采用一种个人主义的知识论。然而，女性主义知识论又强调知识的社会解释，主张从事科学研究不能把研究者从社会的影响中分离开来。以上两种矛盾都主张价值 (偏见) 与事实 (证据) 的对立，并认为偏见、政治价值和社会因素仅仅当它们代替证据、逻辑以及其他能导致正确理论的纯粹认知因素时，才能影响科学研究。

(2) 女性主义立场论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一种批判的女性主义知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其目的是通过帮助妇女充分发挥她们的自我理解能力，更好地赋予她们谋求自身利益的权力，它是一种关于研究对象并为了研究对象的理论。它以统一的女性主义立场为出发点，以女性和其他边缘人群的生活经验为背景和来源，以强调女性认知特权为手段，力图消灭包括性别压迫在内的一切压迫和等级制度，建构一种真正解放的知识论。

女性主义立场论向主流知识论的性别化倾向进行了全面的挑战，以消除或超越主流知识论的二元模式为前提。它认为，传统认识论倡导的客观、普遍和价值中立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主流的人类知识是建立在西方中产阶级男人的经验和利益之上，它是延续男权统治的一种自主性工具。持立场论观点的女性主义者表明她们意在生产出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知识，一种“适当的”、“够好的”知识，其研究发现应该要对女人有用，可以为女人所用。立场论主张：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我们对世界的说明永远不可能是全面的。人类的活动形塑了人类的理解，也限制了人类的理解，男人和女人分别被形塑出不同的活动结构，他们各自所经历的人类活动也并不相同，因为女人被宰制着。男人的经验永远是不完整的，因为，作为压迫者的女人总是可以看到更多，并且，女人的知识来自她们对男人的反抗，她们对社会世界的说明比起男性说法来较不偏颇、较不扭曲。女性主义的科学不仅能够更真实地反映这个世界，也可以取代男性社会所产出的不当说明，以及易生不当影响力的说法，因此可以提升社会学的知识。

在女性主义立场论观点中，境遇知识和特权立场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哈丁认为，“知识主张总是境遇的。”知识具有社会境遇性是指知识的生产和归因都依赖于具体的境遇。任何知识都是社会境遇的，都是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和特殊的人类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在特殊的社会和历史境遇中，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也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或社会境遇的客观真理。知识包含了历史和社会境遇，并且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多样性的基础上。

女性主义立场论还强调社会处境对认知者“认知什么”和“怎样认知”的作用。哈丁指出：“社会秩序中不同的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和文化立场，为我们提出了不同的‘看’社会秩序如何起作用的机遇和限制。社会提供了一种‘自然的实验室’，它能说明知识主张如何总是社会境遇的。”认知者的社会处境包括社会身份、社会性别、种族、性格、种族特征、社会等级、亲属关系、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等。由于认知者的社会处境不同，她们的权利、义务、被赋予的性别角色的目的和利益以及服从的规范也不同。女性主义者着重研究了作为社会处境的性别在认知中的作用，并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作了区分。

特权立场是指，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边缘化群体的立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具有认知特权和政治优势，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越具有认知上的优越性。

立场论者认为，由于立场论基于实用的价值而非知识的价值，因此它比其他理论更优越。立场论者强调女性在知识论中的特权地位，强调知识应该为女性服务。女性在知识论上的特权表现在：第一，中心性，即妇女在人类再生产中的中心地位。第二，妇女的集体自我意识。妇女集体自我意识的提高有助于她们摆脱传统观念仅把她们看做是性对象的错误。第三，认知风格。由于女性认知风格不仅克服了主客二元对立，而且它是一种大众的伦理关怀，这优于传统占统治地位的对男性关怀的伦理，因此，她们认为，女性认知风格在知识论上是优越的。第四，压迫。妇女的被压迫状态使妇女有双重意识，从而使她们有能力看到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不同立场。

特权立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特权立场的后天获得性。即特权立场是后天的努力获得的，是通过政治斗争而在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先天继承的。女性主义的立场不是某种任何人都宣称能拥有的。第二，特权立场千差万别。立场总是依赖于社会性别、种族、国家、阶级、性倾向、宗教、贫富和其他的社会差异。没有单一的女性主义立场，只有多元的立场。第三，特权立场拥有非完全排他性。哈丁主张，获得边缘人的立场，不必要成为边缘人中的一员，并认为，特权立场不是女性特有的立场，男性也能参与到女性主义的运动中来。

立场论假设每种性别都有各自的立场，立场的差别导致了男女在思考对象和思维方式上的显著差别。另外，由于个人经验的多样性，因此男性和女性立场也具有多样性。这种多元立场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明确女性的立场，而且提醒我们存在其他立场。所有关于社会的知识都反映了认知者的社会地位。正因为有不同的立场影响认知活动，因此没有客观的知识。任何认识都可能有偏见，不可能存在超越个人社会立场的对社会及其社会性别的全面理解。立场论从女性的视角来观察问题。女性主义立场论触及了传统科学的权威地位的根本所在，指出了妇女与男人在认知上的种种差异并不是妇女天生劣等的表现，而是根源于性别二分的等级制，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索了科学中的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其中的境遇知识观已成为当今自然和社会科学家的常识。朗基诺 (Helen E. Longino) 认为：“女性主义立场论已经成了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对知识论的最突出而又最有争议的贡献之一。”正如哈克曼 (Susan Hekman) 所说，“女性主义立场论为知识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转换，这种转换不仅是女性主义理论的转换，而且是知识论本身的转换”。

(3)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是女性主义知识论与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怀疑主义哲学和权力—话语学说、拉康 (Jacques Lacan) 的新精神分析理论、德里达 (J. Jacques Derrida) 的解构主义、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的后现代状态理论、赛义德 (Edward Said) 与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伊利加蕾 (Luce Irigaray) 等人的后现代主义交汇的产物。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对知识的反思是女性主义向知识领域的渗透，表明女性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对启蒙知识论的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她们否定任何形式的宏大叙事，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倡导多元方法论，强调社会性别的流动性与变化性，肯定具有差异性的女性主体在追求平等中的作用。她们质疑诉诸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理性、本质、一致、总体、基础以及终极真理和实在，拒斥力图超越人类境遇的任何尝试。她们强调对世界、自我和善的任何详尽描述的当下性、片面性、偶然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可争论性。

具体而言，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主要观点有：第一，拒斥宏大叙事，主张建立局部的、分散的和小型的理论。她们认为，一切对性别、种族、阶级所作的宏观分析都是无效的，只有那些赋予女性以适应变化和差异的价值的多元性、微观性、边缘性、分散性、局部性，反映事物暂时性的小型理论才有用。她们主张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应该建立在“具体的实践”中，建立在社会和历史的特殊境遇中。第二，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否定任何本质的、固定的或普遍的概念，强调个人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多样性，它不仅肯定性别差异，而且也强调女性之间社会地位、种族、阶级、文化的差异。第三，解构妇女概念。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或通过推论建构的，是可解构的社会实践和意义系统的产物。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社会语境影响的。与此相同，“妇女”概念既非先天固有，也非一成不变，而是流动的和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妇女”这一概念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广义上的“女性经验”是不存在的，“妇女”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是一个无用的女性主义的概念。第四，倡导多元方法论。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倡导多元思维方式，强调多元性、异质性、边缘性。在知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立场，认为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和社会境遇的客观真理，也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

女性主义的三种知识模式挑战了传统的知识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不过，女性主义知识模式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女性主义知识论者贬低抽象的理性而抬高情感的作用，主张“女性知识”更优越，并幻想用“女性知识”取代“男性知识”，这是片面的。还有，在处理知识与境遇、认知过程与社会过程关系问题上具有含糊性。经验主义试图保持知识的价值无涉性、认知过程的纯粹性，捍卫传统认识论追求的客观性目标，但又试图借助妇女运动、通过改变认知主体的性别因素来改变认知实践中的男性化倾向。立场论强调一切知识都是境遇中的，强调认知过程与社会过程的互动和建构，将知识过程还原为本质上是一种立场选择和价值判断。立场论大力渲染文化上的多元论与相对主义。

总的来说，女性主义介入社会学以来，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取向、研究对象和范围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使得社会学不仅仅去关注那些长期以来被遗忘、被忽视的社会现象和人类群体，而且对其本身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中立性、权威性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与修正。女性主义从性别视角出发，对传统的观念和理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开阔了知识的新视野。

(三) 港台女性社会学的学术探索

港台地区有关女性的社会学研究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和学科化问题不能忽视他们的贡献。港台地区有关女性的研究突出体现了女性主义的行动研究取向，因此港台的女性研究并没有遵循单一的学科框架，而是多学科共同介入，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跨学科研究倾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社会学角度来审视他们的女性研究。从研究方法和思想指导来看，这些跨学科的女性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女性主义以及社会学方法的影响，受到了社会学研究取向的影响。因而，归纳和整理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探索相对独立的女性社会学学科的范畴。

从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港台地区的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有较为全面的发展，以女性主义为指引的行动和以女性及其权利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实践是推动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动力。但从学科的角度来看，港台地区的女性研究还没有完全走上学科化的发展路径，而作为分支社会学发展路径也没有得到完全体现。不过这种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恰恰又是学科知识建构的基础和起点，因此，我们在其发展历程中也可以看到：港台地区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正日益呈现学科化的倾向。

对港台地区有关研究文献的整理表明：台湾地区的有关研究相对较多，起步较早，同时体现出较为独立的发展思路；香港地区的有关研究因为其不同时期的背景有所不同，总体上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较大的发展。因而对港台女性社会学研究发展路径的研究基本可以按照以台湾为主体的思路来认识。从港台女性社会学的发展脉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概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从历史时期来看，港台女性社会学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20世纪50—60年代起步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初步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的全面繁荣阶段。

第二，从不同时期的基本特征来看，起步阶段的早期研究大部分从女性的传统生活领域入手，这一时期是女性社会学知识建构的初期，主要是在西方女性研究和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各个学科开始关注女性的基本生活问题，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被不同学科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从而形成了这一阶段的女性社会学研究实践。

初步发展阶段的研究则开始扩展到几乎是所有生活领域的各种现象，这种扩展一方面表明女性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变迁已经促使人们要全面理解女性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和基本研究取向已经开始形成，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渗透到了女性研究的实践之中，基本的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已具雏形。

到全面繁荣阶段之后，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不是研究领域的扩展，而是出现了女性社会学研究的学科化思想，这一时期尽管港台地区仍然没有非常明确提出女性社会学这样的单一学科思路，但在研究取向上更加系统，这体现在对理论和方法以及实际行动研究的全面重视上，表明女性研究的知识体系已得到全面发展，而一种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的未来走向通常就是学科化。在这一阶段，我们也从研究实践中发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在女性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运用，这表明女性社会学的知识已经较为完备，正走向学科化的方向。

1．从女性传统生活领域入手的起步阶段

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地区有关女性的研究开始起步。家庭作为女性最为传统的生活领域，成为最早进入女性研究视野的主题之一。根据对台湾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妇女研究室编《台湾妇女研究文献目录》所载文献数量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大约89篇有关女性研究的主题中，有约62篇文献都和家庭以及相关主题有关。其中约58篇文献集中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家庭财产、生育等问题上，尤其是婚姻法和家庭关系方面的文献达到29篇以上。

其中，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梅仲协的《论结婚与收养》，张雄潮的《台湾省养女问题》，曾软软的《台湾的养女制度》等有关养女和家庭、婚姻关系的论著。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是涉及家庭关系和风俗习惯以及少数民族家庭的研究，如曹东华的《台北市妇女生产习俗》等。

而有关婚姻及亲属法的研究在早期起步中更是占有重要地位。主要的研究文献有桂裕的《从法律上论纳妾重婚与多妻制》，孟萍的《论别居制度》等。此外，有关生育的研究也是早期起步时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如陈绍馨的《台湾妇女生育力调查报告》，陈国钧的《台湾土著社会生育习俗》等。

很明显，有关女性的研究一开始就充满了行动性的色彩，在早期起步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行动就是首先全面认识女性已经非常熟悉的生活领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对推动这一领域的变革无疑非常有用，这使女性研究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并从人们意识培养的基础生活领域开始变革。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之一的家庭无疑是探讨女性问题的良好途径和视角。

2．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初步发展阶段

尽管早期起步阶段的女性研究并没有特别强调所谓社会学的视角，但我们从研究主题的分布已经可以看到以社会学主要概念为核心的多学科研究方式和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天然契合性。

(1) 对早期家庭研究的深入

随着早期起步阶段研究的不断进展，到20世纪70—80年代，港台女性研究已经拓展到了几乎所有的生活领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著。但这种领域的扩展并非随意杂乱的。早期起步阶段的研究主题并没有过时，相反，早期的主题仍然得到重视，并有更深入的发展。根据对台湾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妇女研究室编《台湾妇女研究文献目录》所载文献数量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大约在1430多篇的研究论文中有40%以上仍然是和家庭及婚姻制度、法律、习俗有关的；或者是和家庭生活以及家庭变迁有关，如离婚、单亲家庭等，研究已经变得日渐深入。

这一时期这些方面研究的深入首先表现在数量上，研究文献的数量从20世纪50—60年代的几十篇上升到四五百篇。其次表现在研究主题的细化上，早期有关家庭、婚姻等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婚姻制度方面；而20世纪70—80年代的研究则细分出了十几个方面，除了早期的婚姻亲属法律、婚姻家庭制度以及婚姻关系和生育等主题外，还细化出产妇、避孕、医疗保健、离婚、婚前关系、工作与家庭、个人以及家庭背景研究、老年女性等众多领域。如周治蕙的《传统观念与习俗对孕妇的影响》，李亦园的《传统文化因素对男嗣偏好与其他生育行为之影响》，王聪义的《堕胎问题研究》，詹火生的《台湾离婚问题研究》。

(2) 对性别角色、职业女性以及生活适应的研究

除了早期起步阶段的研究主题以外，性别角色、职业女性以及生活适应方面的研究文献成为第二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和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工作的潮流有关。根据我们对《台湾妇女研究文献目录》所载文献数量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1430多篇文献中，有大约20%左右的文献是有关这些领域的研究。如台湾省劳动力调查所的《台湾地区妇女劳动力调查报告》，李永容的《妇女就业与经济发展》，吴忠吉的《产业就业性别结构的初步研究》，蔡青龙的《妇女劳动再参与的初步分析》，王素弯、连文荣的《台湾地区劳动市场的性别歧视》，李元贞的《从妇女组织的功能论妇女的社会参与》。而在这一时期，香港地区的女性研究则也集中到了女性就业这一主题上，如敖烜宇的《女性就业状况》，伍锡康的《荃湾地区妇女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香港女青年会的《全职家庭主妇生活状况调查报告》等。

(3) 对女性与政治参与的研究

这一时期，女性与政治参与主题开始受到重视并得到初步发展，如马起华的《妇女参政权检论》，梁双莲的《台湾妇女的政治参与现况与发展》和《妇女与政治参与》。此外，女性社会研究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变迁对女性的影响。如张晓春的《现代社会中都市家庭主妇的角色》，徐美惠的《社会变迁中女性角色期望之研究》，廖荣利、郑为元的《蜕变中的台湾妇女》等。教育制度方面也开始涌现大量研究，如谢季宏的《母亲就业就职与国小子女学业成就之关系》，林文达的《教育机会公平性之研究》等。性别隔离和性别歧视也受到重视，如费景汉等的《城乡的工资不平均度与性别歧视》，张天开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理论与实际》，蔡淑铃、文崇一的《性别与社会流动：台湾之实证研究》等。所得与分配也进入研究视野，相关研究如郑为元、廖荣利的《你的、我的、我们的：台湾已婚职业妇女对工作所得的支配》等。妇女史的研究使早期发展以来的女性研究得到梳理，如李又宁、张玉法主编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和后来主编的《中国妇女史论文集》，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合编的《性别学与妇女研究——华人社会的探索》等。

除了以上领域外，20世纪70—80年代台湾的女性研究以及女性社会学研究还拓展到了文学、人口迁移、娼妓和犯罪问题、体能与营养、生活水平、社会组织、宗教、语言等多个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女性研究范畴，同时也促成了初步发展阶段的鼎盛。

3．体系化的全面繁荣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港台地区的女性研究依然延续开放的多学科研究视野，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已经开始全面繁荣。这种繁荣体现在研究的体系化方面。首先，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女性研究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香港地区，本土化的女性研究日益涌现，而且具有典型的社会学视角，从事研究的人员也多以社会学者为主。其次，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体系化的全面繁荣还体现在学者们开始重视理论、方法和实际研究领域三位一体的研究思路。这一时期的研究又重新讨论理论问题，在女性主义的旗帜下回归理论，但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女性社会学研究以及女性研究理论思想的再诠释和再解读。同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也开始发展较为体系化的研究方法，即所谓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在实际研究领域也开始和理论以及方法保持一致。第三，全面繁荣的体系化阶段还表现在对有关女性实际问题的稳定和系统的实证研究上。港台地区都出现了有关女性生活的周期性的全面的实证调查研究以及指标监测。这些都表明：在体系化的研究思路下，女性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开始进入探讨视野。但由于港台地区长期开放视野的女性研究背景的影响，尽管有个别的这种提法，但从总体上来看，这种学科化的讨论并没有被非常明确地提出来。

(1) 对理论体系化研究的重视

从具体研究文献的情况来看，体系化全面繁荣阶段的第一个特征是对理论研究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后，港台地区都出现了这样的潮流，尤其是台湾地区。代表性的文献如顾燕翎主编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该书主要收录了林芳玫、黄淑玲、郑至慧、王瑞香、刘毓秀、范情、张小虹、邱贵芬等主要女性研究学者对女性主义思想的解读，主要内容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女同志理论、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

而顾燕翎、郑至慧主编的《女性主义经典：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二十世纪本土反思》则主要收录玛丽·沃尔思考夫特、西蒙·波夫娃等人作品的经典章节；同时收录台湾学者的有关文章的节录，书中主要是女性研究学者对经典思想进行的再诠释，如杨美惠的《“女性主义”一词的诞生》，张小虹的《当神还是女人的时候》，顾燕翎的《从堕胎到人工流产——社会关系及妇运策略分析》，刘仲冬的《女性的医疗消费经验》，刘毓秀的《强暴：男权社会的正常现象》，何春蕤的《妇女运动、女同性恋、性解放》，林芳玫的《走出干与被干的僵局——女性主义对色情媒介的争议》，陈若璋的《婚姻暴力不是家务事》，王友琴的《伊底帕斯情结与中国的孝道》等。

此外，简瑛瑛主编的《当代文化论述：认同、差异、主体性：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文化想象》主要介绍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与后殖民论述、主体认同与文化想象、女性艺术与文化记忆，有关文学理论/电影/艺术座谈等内容。林丽珊的《女性主义与两性关系》更以大学教材的形式系统整理了女性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思想脉络及其发展，教材回顾了1949年以前中国内地和1949年后台湾地区女权运动的发展。提出东西方的共同困境是：同工同酬以及升迁机会平等问题、男主外女主内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兼顾婚姻与事业的困难、女性依赖成习问题。教材涉及了性别议题的意义、女权运动的发展、东西方共同困境、研究内容与展望、中日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地位与发展、女权运动的成果及其影响、各种类型的女性主义学说、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教育、情欲、爱情与婚姻、同性恋议题、婚姻外遇、性暴力文化、均衡差异和平等的性别正义等多方面的理论研讨。

(2) 对研究方法体系化研究的探讨

这一时期，女性研究开始更加系统的注意方法问题，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同时女性研究者也更加注意挖掘那些和女性研究更有天然契合性的研究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和理论研究的繁荣相得益彰。典型的代表文献就是游鉴明的《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该书简单回顾口述历史研究的发展；以实例说明口述历史研究法的运用。该书主要涉及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省思、女性口述史料的运用、女性口述历史的重要性等内容，收录了江文瑜的《口述史法》，宋锦秀的《策略、情境与伦理》和《妇女“口述历史”研究的几点观察》，叶汉明的《口述史料与妇女研究》和《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等实际操作性文献。

(3) 对实证研究体系化研究的尝试

在实际的研究领域中，社会学取向和视角在女性研究中已经日益明显，当然，这种取向并不排斥女性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但从实际研究领域来看，一方面，除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发展的各个领域依然受到关注之外，更出现了由宏观到微观，由政策到行动的体系化研究取向。

第一，政策层面的研究日益增多，这些研究从宏观到微观都有所涉及。如王丽容的《妇女与社会政策》，该书主要涉及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妇女问题、妇女议题与妇女政策规划、重要妇女福利权益和政策意涵、台湾地区两性工作不平等的检视、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需要与对策、台湾地区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台湾地区妇女劳动参与和劳动再参与分析、妇女劳动政策之前瞻、妇女与社会福利、妇女与儿童照顾、婚姻暴力之成因解释与防治模式、台湾地区妇女参与志愿服务状况分析、妇女团体与妇女福利。主要讨论了妇女人权和妇女问题；妇女教育权和教育性别刻板化问题、妇女参政和参政结构不合理问题、妇女工作权和劳动权益不平等问题、妇女婚姻家庭权和父权文化问题、妇女人身安全权和人身保障问题 (家庭暴力、约会暴力等)、妇女运动。概括了“3d”困境，即否定 (妇女问题被否定)、歧视 (虽然获得某些权利，但歧视依然存在)、去权 (台湾社会仍存在消弭妇女声音和妇女权利的社会机制)；提出“4c”策略，即承诺感 (使命感)、集体感 (集体力量)、关怀感 (关注社会中的妇女问题)、社会契约感 (妇女运动是社会契约的履行)。概括了重要妇女议题：儿童照护 (倡导两性共同照护)、贫穷女性化、妇女受暴、妇女就业等，提出差别、渐进、社会与家庭价值兼顾原则。

而刘毓秀主编的《女性、国家、照顾工作》则主要收录了吕宝静、陈景宁、周月清、王淑英、赖幸媛、胡幼慧等人有关女性和国家政策以及工作的论文，主要包括刘毓秀的《女性、国家、公民身份：欧美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与台湾现况的比较》，吕宝静、陈景宁的《女性家属照顾者的处境与福利建构》，张晋芬、黄玟娟的《两性分工观念下婚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等。

此外，也同时有大量的微观研究支持宏观的政策视角，如王丽容的《台北市妇女就业与儿童福利需求之研究》，陈若璋的《台湾婚姻暴力之本质、历程与影响》等。而同一时期香港也有许多有关研究，如新妇女协进会的《妇女与香港福利政策》，吴俊雄的《妇女就业与家庭变迁》，吕汉光、孙永泉的《男女薪酬结构研究》，陈文懿的《正视被虐妇女的政策保障》等。

第二，遵循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取向的调查研究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体系化繁荣阶段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典型调查研究有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编的《台湾地区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报告》，该调查主要目的在于明了妇女结婚、生育与家庭组成方面的资料及其劳动间之关系，作为规划人力政策的根据。调查对象为年满15岁的女性人口。调查项目包括：理想、现有、同住及希望再生子女数，初婚年龄，所剩子女性别与年龄分配，第一个子女在三岁以前由谁照顾，婚后五年与双方父母同住情况，婚前、婚后至生第一胎及目前有无工作和收入状况，辞职前工作情形及恢复工作状况。

此外，还有王孟平的《青壮妇女处境调查研究：1997》，该调查旨在了解20—45岁青壮妇女之现状与需求，作为政府和学界研究妇女议题的参考。采用电话调查方法，主要调查了性别比例，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生养状况与家庭形态，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倾向，职业与收入，劳动参与率，职业隔离，家庭、婚姻、小孩与妇女工作，家庭婚姻上最担心的问题，对进修教育的看法，生活上最担心的问题，两性差异比较。台湾“内政部”的《妇女生活状况调查报告》，该调查汇集了台湾地区妇女生活状况、对社会福利的参与、对政府妇女福利措施之满意程度等。调查对象是15—64岁的女性，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有效样本数3820人，在95%的置信度下，抽样误差在± 1.6%之间。调查主要内容涉及个人状况 (身心健康、重大困扰、情绪主要支持者、生育子女数、身心障碍)、工作状况 (目前工作状况、妇女从事之行业与从业身份、平均每天工作时数)、收入状况 (妇女平均每月收入、有收入妇女提供家用比例)、家庭状况、社会参与及休闲状况、资讯技能与经验、特殊遭遇、对妇女福利措施的了解与期望。而香港地区则有新妇女协进会出版的《香港妇女档案》，香港屯门妇女会、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屯门妇女就业状况调查报告》等体系化的调查研究。

为了更好地配合政策推动和实证的调查研究，政策白皮书的出版也同样体现了体系化繁荣阶段的特征。典型的白皮书有刘毓秀主编的《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的《妇女政策白皮书》，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妇女教育政策、劳动政策、健康政策、福利政策、人身安全政策、婚姻与家庭权益相关政策、政治参与政策；主要包括政策面、法律面和措施面。并将台湾相关妇女政策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进行了比较。系统总结了1995年以前台湾“政府”有关的妇女政策并对其状况进行了分析。

随着女性研究的不断繁荣和社会学视角日益与女性研究融合，学科化的思考取向在港台地区也有出现。典型的如刘仲冬的《女性医疗社会学》，该书主要从医疗领域定义的女性社会学，总结了女性社会研究与社会学的学术发展阶段，综述了女性研究在医疗领域中的问题和影响；女性照顾者身份和护理职业之间的关系；综述了台湾地区优生保健、堕胎等和女性有密切关系的政策。内容包括女性社会研究与医疗社会学、女性照顾者、女性的医疗消费经验、护理伦理的社会学、护理人力之女性学解析、国家政策下的女性身体等。这实际上表明体系化的繁荣阶段之后的思路和倾向。一方面，跨学科的思路和取向仍然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各个领域女性研究的不断成熟以及社会学方法的深入运用和社会学理论以及思潮和女性主义的天然联系，也促使研究者必须思考独立学科体系的研究框架问题，这正是女性社会学的发展契机。

总的来看，港台地区的女性社会研究在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尤其是台湾地区已经逐渐探索出了适合台湾具体状况的女性社会研究体系，而香港地区尽管其发展没有体现出较大的独立性和全面性，但其研究主体的社会学取向实际上代表了女性研究的未来走向。由于不断受到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以及与社会学的天然亲和性，女性社会研究一方面表现了多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了女性社会学的一种趋向。港台地区由于更倾向于多元化的研究倾向而使这种趋向并不明显，但体系化的女性研究和强大的社会学取向表明这种思路实际上已经出现。从港台地区女性社会学研究的历史来看，行动和理论研究的互动无疑是女性社会学形成的基本动力，而这一点可能也是未来女性社会学发展的基本动力。

(四) 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的学术凝炼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经历了一个累积的过程。这种累积就是学术积累。没有丰富的学术积累，就不可能有学科化建设。在学科化建设中学科建构意识的形成则更是有赖于学术积累。

从历史上看，中国女性社会学还没有过从学科化的角度对本土知识及其建构进行系统研究，而这正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

所谓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的累积过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

广义的理解是指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的探索。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妇女问题研究”的产物，中国女性社会学也包括妇女问题和妇女的研究。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中国女性社会学就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在广义的理解中，上述两个时代的中国女性社会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狭义的理解是指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作为研究主题被正式提出。严格学理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被提出和研究始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因此，女性社会学学科化建构更显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女性社会学学科化建构有了近10年的积累。在这近10年的积累过程中，2006年本课题提出要研究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而与世纪之交提出的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和不同的意义。

是否有明确的学科建构的意识决定了广义和狭义积累过程的区别，前者没有明确的学科建构的意识，而后者具有明确的学科建构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存在，是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建构意识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的转变。

根据对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的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本研究把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的出现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开始，称为前学科化建构时期。而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开始的近10年的学科化建构，称为学科化建构时期，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逐渐形成，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走向科学。以前学界并没有从学科化的角度进行阶段的划分，而这种划分是有必要和有意义的。本研究的重点是在狭义上理解和探讨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

1．前学科化建构时期 (20世纪初—20世纪末)

前学科化建构时期分为萌发阶段和初创阶段。

(1) 萌发阶段 (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末)

妇女解放运动实践、妇女理论研究、社会学是中国女性社会学萌发的重要元素。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实践基础，而妇女理论研究和社会学为中国女性社会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后的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积累历程不断地证明这一点。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萌发始于20世纪初。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良运动中开始有关于妇女问题的公开讨论，如康有为在1892年书写而在1898年刊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观点，其中把家庭和妇女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民主制度、国家等社会问题并行讨论。从20世纪初起，妇女理论开始了半个世纪的对封建牢笼的冲击。“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被普遍视为中国有关妇女研究的第一次浪潮。而西方社会学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又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学传统并存于近代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社会学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一度在世界社会学界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发阶段的中国女性社会学具有两个明显的萌发路向。

第一个萌发路向是在妇女解放运动实践所推动的妇女理论研究中具有社会学的视角。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以妇女理论研究为基点，而妇女理论研究又或多或少包括了以社会学的视角、方法所作的分析探讨。在1904年4月，《妇女界》发表了《女子家庭革命说》, 《神州女报》发表了《女子家庭革命论》，严厉谴责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三从四德”。1909年《女论》出版，大声疾呼“革男尊女卑之恶习”。在辛亥革命中，有许多著作为妇女争取教育权、参政权。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这一时期妇女理论的特点是超前的妇女理论转化成为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反对妇女缠足，抨击男女授受不亲，批判男女分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闻天、董必武都写文章，批判压在妇女头上的“四权”，大声疾呼男女平等。

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女性社会学第一个萌发路向的特征，一是中国男性学者参与研究妇女问题，并取得成果，推动了有关妇女研究的第一次浪潮；二是男性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民族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第二个萌发路向是中国社会学中开始出现对妇女问题的论说。如中国社会学1913年11月成立的北京社会实进会是最早传播社会学的团体，也是最早开始在国内进行社会学调查的机构。在社会学传播的过程中，1913年成立的北京社会实进会是较早传播社会学的团体。1919年11月社会实进会创办会刊《新社会》，刊载大量关于妇女和婚姻问题的文章。1914年《东方杂志》刊登“现实之妇女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保护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社会学杂志》和《社会学界》等刊物，以及中国的一批优秀社会学家开展了对中国人口、家庭、劳工、农村、犯罪和贫穷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开始了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如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雷洁琼的家庭和妇女研究。著名的犯罪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从社会适应角度对犯罪问题的调查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女性犯罪人数、原因、类型和手段进行的研究。

(2) 初创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20世纪末)

从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末，对于妇女研究/妇女学的阶段划分，有不同的争论。一种划分是妇女研究/妇女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初的开始与巩固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扩展与国际化时期。以1993年为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FWCW) 对该领域发展的影响被加以强调。“国际化”一词被用来突显中国与“国际接轨”及融入到跨国妇女运动中的努力与合作。

另一种划分是改革开放后，妇女“问题”凸显，迎来了妇女研究的第一个高峰，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4年左右可称为改革开放后妇女研究的第一阶段，这是妇女问题的呈现阶段，突出特点是将妇女问题化，呈现妇女在就业、婚姻家庭等方面突出的社会敏感问题，但很难提升到“研究”程度。第二阶段是1994年前后至2000年，为了迎接1995年在中国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妇女研究领域迎来了一个广泛吸纳国外理论和反思阶段，可称其为妇女问题理论化阶段，并逐渐引入性别视角，这种理论化广泛涉猎社会学的基础概念和理论。2000年前后到今天，社会性别理念被广泛使用，社会学界出现了将性别视角纳入各类社会学研究的态势，可称其为将社会学问题性别化阶段，其挑战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并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教材出版。

学界对于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女性社会学阶段的划分是不清晰的。本研究认同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不到20年的时间里，妇女研究/妇女学已成为影响社会学学科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所以，根据上述妇女研究/妇女学和女性社会学的发展阶段的划分的不同观点，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初创阶段中，以两个关键转折点为线索划分具体阶段。初创阶段的标志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社会学开始创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女性社会学进入初创阶段，具有两个历史支撑条件，即出现了“妇女学”和“社会学”两个母体的支撑。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妇女学”在中国的诞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妇女理论的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1982年11月26日的《解放日报·新论》所载的《妇女问题杂议》一文指出：“重男轻女思想的回潮，要求我们加倍重视妇女学研究。”此文两次使用“妇女学”这一概念。这是在中国的理论报刊上第一次出现“妇女学”这一学科名称。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变革引发社会学对于妇女群体的学术关怀，即由于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文化变革引发的人们对于妇女生存状况与发展前景的社会学思考及研究，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内地社会学的复兴和快速发展，即使在社会学中断的20年间，妇女研究也一直在继续着。这使中国女性社会学创立成为可能。由此，中国女性社会学发展获得了新起点。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初创阶段，经历了两个关键转折点。

①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诞生

第一个关键转折点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诞生。

经过萌发阶段的孕育，在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和中国社会学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说中结出了果实——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在萌发阶段，上述的两个萌发路向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具有并行支撑的功能。然而，在初创阶段，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和中国社会学关于妇女问题研究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支撑功能具有时间错位的特征，即中国女性社会学并不是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内地社会学的复兴中应运而生的，即“当时所谓的妇女社会学并未出现”。相反，它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妇女问题”研究的产物，中国的女性社会学最先是寄宿于婚姻家庭研究之中，因为全国妇联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婚姻与家庭进行研究。所以，中国的女性社会学的出现晚于社会学重建。

有学者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缘由主要有三条，首先，社会学作为一个考察社会等级制度及变化过程方面有所特长的学科，开始在考察、分析、研究妇女角色和地位及其变迁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其次，妇女问题开始进入社会学视野，女性内容、女性视角、社会性别视角等日益进入社会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之中，性别等级及性别差序格局作为社会学分析的一种视角和途径，使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内容等得到了丰富；最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结构与体系框架的“入侵”、冲击和挑战，使传统社会学开始自我审视与自我调整，原有的理念、立场、方法、内容出现了某种变化，而女性主义理论日积月累的颠覆势能，也使社会学日益处于重构的趋势之中。

中国女性社会学初创阶段的特点：

第一，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与女性研究相互渗透，社会学学者们开始在调查中增加“妇女”内容；呈现妇女问题，如妇女在就业、婚姻家庭等方面突出的社会敏感问题；研究妇女问题的性质、内涵、普遍性和解决方案，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将妇女问题化。

第二，经验性研究多，而理论研究尚显不足。在妇女研究领域，女性社会学也缺乏一种学术意识，往往是激情思辨多于理性分析，工作对策多于理论探讨；描述多于分析，更倾向于改革政策以解决问题而不是理论的建设，很难提升到“研究”程度。

第三，新的领域是由妇女自己开创和大力倡导的，是由妇女自下而上而不是由党和国家自上而下努力的结果，它强调妇女自己的身份和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在这个阶段，妇女自我意识崛起、妇女新组织建立、维护妇女权利和权益的行动创建新形式和开创有关妇女新话语。

第四，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主题广泛，虽然关注了对妇女研究的学科建设，但却没有涉猎系统的学科建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女性社会学源起的“问题研究”特质，及其仍处于无意识学科建构的状态，强化了其所具有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体现为双重性，即无论在社会学还是在妇女研究中都处于依附地位。这是由当时的研究水平所规定的。而且，中国妇女社会学的早期研究者，通常是从其他学科转入，因此有着多种学术背景。

②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深化

第二个关键转折点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逐渐深化，这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深化与当时的“西学东渐”的潮流和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有关。

伴随“西学东渐”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传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出现的许多民间妇女组织和不同类型的妇女研究机构。采用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核心概念的社会性别概念和社会性别分析，这是女性社会学最显著的发展之一。

1992年，中国的妇女研究学者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从社会性别视角看中国”会议 (Engendering China Conference) 上第一次在海外接触到“社会性别”概念。

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1993年对于中国妇女研究/妇女学/女性社会学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年。1993年由海外中华妇女学会 (CSWS) 和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共同在天津组办了“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与就业”国际研讨会，更多的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国内听到这个名词，这一名词从此便与中国的妇女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年，还建立了妇女研究/妇女学支持网络，中国开始积极筹备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

更为重要的一年是1995年，这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 (NGO)论坛在中国举行。这加快和拓宽了中国的妇女学者与世界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有助于女性主义知识介绍到中国和有关妇女的研究进入到主流社会学，同时开创了中国有关妇女议题社会学研究的新阶段，如议题包括国际移民、沿海外贸企业就业、传媒、家庭暴力、健康、性工作者、发展等的研究。举办世界妇女大会对于妇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来自包括政府资金、资源以及国内外对妇女项目和计划等方面的支持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妇女学的发展和社会性别知识的生产。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社会性别概念被大规模应用。《中国妇女报》和《妇女研究论丛》接纳了“社会性别”概念，“将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被提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在不同的领域、针对不同的现象，明确地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考察、分析中国妇女问题和男女两性关系问题，进行理论的思索，形成较具特色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探究特定现象的意义，即现象背后的含义或是社会力量和各种利益的运作较量，并力图去打破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和假定。学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是：这种现象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观念？这种现象基于何种假定和“常识”？这些假定和“常识”又是怎么来的？蕴含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等等。而且学者们多半并不是孤立的对妇女的研究，而是将妇女和社会性别关系置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中来考察；很少追求超越地区与文化的一般理论，而是努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置于中国特定的情境，强调社会性别研究的本土化。“社会性别”概念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深化的“催化剂”和重要元素。

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深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在深化中转向；二是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独立趋势在深化中彰显。两者紧密相关。

第一，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转向。

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转向，具体体现在：

一是研究立场的转向，即以价值中立为主转变成价值中立、女性主义共存，立场出现了由“性别中立”(gender neutral) 向“妇女中心化”(women centered) 的转变。这种转向是与中国的女性社会学实质上包括互相渗透又互相矛盾冲突的妇女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社会学两大倾向，以及女性社会学研究的立场基本可划分为价值中立和女性主义两种立场相联系的。所谓价值中立立场是指研究者自认为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不偏向任何性别地进行研究。坚持价值中立立场实质就是“性别中立”，研究成果多是“无性别偏向”。所谓女性主义立场是指研究者认为在研究中，“客观”与“中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坚持女性主义立场，实质是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偏向于女性”。在“性别”这个价值取向上不能完全保持价值中立，只能是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倾向于女性这个弱势群体。15年前发端时，中国内地的女性社会学最先是寄宿于婚姻家庭研究之中的，女性并不是被研究的主体，所以，研究者的立场也很难说是一种女性社会学的立场。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社会学开始萌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社会学中出现了立场的分野。妇女社会学一直在女性社会学中居于主流地位，在源起更迟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挑战下，在20世纪末中国女性社会学显示出女性主义的倾向。这两种立场共存于当代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中。

在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价值立场由“性别中立”(gender neutral) 向“妇女中心化”的转向中，还存在着一种对立的男性主义的价值立场。这种男性主义的价值立场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妇女回家”的两次大讨论中，尤其是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讨论中的社会学界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发展笔谈”，男性学者对“男女平等”和“妇女回家”所持的维护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和传统的两性关系的男性主义的价值立场，受到女性主义的价值立场的质疑，认为男性主义的价值立场阻碍了男性学者发现妇女利益的合理性和妇女的社会价值，以及认识到经济增长和效益的“社会利益”中的妇女主体性。

二是研究理念的转向，即将妇女视作一种角色的“特殊性”逐渐转变成更多地关注妇女的多种角色，注意把握妇女作为“人”的整体性。实质上是反映出作为“妇女”的特殊性意义正在逐渐被妇女作为“人”的普遍性意义所涵盖。中国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呈现出两种理念的差异与共存的态势。

三是研究方法的转向，即在研究的方法上，对策研究为主的倾向被打破，形成对策研究、纯学术研究、参与式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参与式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质。中国女性社会学方法的演进是，20世纪80年代以对策研究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纯学术研究(Pure Research) 成长，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参与式研究 (Operational Research，也有人称之为运作式研究) 的扩展这三个阶段。问卷调查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但存在着理论假设不足、检验和修正不充分、“本土化”不足等问题。

四是研究内容的转向，即女性社会学从对“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人”的研究，对“人”的研究包括对“女人”和“性别人”的研究，就是更多地将妇女作为一个“人”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问题”的主体进行考察、分析、把握。研究主体也发生转向。这是与整个妇女研究开始了对妇女作为人、作为女人的关注相对应的。20世纪80年代以“妇女问题”为主，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以对“女人”研究为主，而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开始，“性别人”研究成为重点。同时，妇女从作为研究变量也转向到作为研究主题。对妇女问题和妇女的研究几乎涉及妇女生活的各方面，妇女往往或是被作为一个变量包容其中，而不是被作为主题进行研究 (如婚姻家庭研究)，或仍受男性主流文化和相关框架 (如女性形象讨论) 桎梏。

五是研究视角的转向，即单一视角转向了多元视角。与研究内容由“问题”到“人”再到社会性别——“性别人”的转变相伴，即随着妇女研究逐渐转向到性别研究，女性社会学研究所涉及的学科也出现了由单一学科到多学科、跨学科的扩展。而当研究者从整体的“人”和“性别人”的高度对女性进行把握时，其研究的视角也就从单一转向了多重。这一多重视角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研究者在关注女人身为女人的一种身份时，也关注女人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与发展，关注其除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如阶级、阶层、民族、代际、社区等。二是境外视角的引入和借鉴。

六是研究成果的转向，即研究成果从缺乏性别敏感转向具有女性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与成果逐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和成果缺乏性别敏感，属于男性主流社会学体系，有的甚至带有严重的男性性别偏见和歧视，因此对女性社会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社会学的分层/分群研究，处在男性主流社会学的框架与结构中，女性主义分析视角失落。到20世纪90年代末，不少女性社会学的研究者们在研究中强化了女性意识，不少女性社会学范畴的研究以女性的立场向男性主流社会学确认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不少研究者及其成果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与成果了。

第二，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独立的趋势逐渐显露。

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多元转向，为女性社会学学科独立做了充分的准备，也使女性社会学成为独立学科具有了可能性。中国女性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趋势逐渐显露。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和学者、教师学科意识的强化，有关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框架已被提出，女性社会学学科的学科特征日益浓厚，学科的独立性日益凸显。“女性社会学由对社会学、妇女研究的依附走向相对独立，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女性社会学正在形成”。

到20世纪90年代末，女性社会学学科逐渐独立，其标志是：

第一，中国女性社会学从对社会学、妇女研究的双重依附开始走向相对独立。在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女性社会学源起的“问题研究”特质决定了其双重依附性：无论在社会学还是在妇女研究中都处于依附地位。女性社会学研究依附在社会学中，更具体地依附于婚姻家庭问题；女性社会学“尚未从一般社会学和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分支学科”，而且更多地属于在社会学体系中添加“妇女”。女性社会学的依附造成无自己独立的学科意识和研究理论与方法。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与自身的发展，女性社会学研究的特性色彩日益浓厚，独立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女性社会学正在成长，但是中国的女性社会学还未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世纪90年代末，女性社会学逐渐摆脱了在社会学和妇女学中的依附地位的三大特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女性社会学学术化进程逐渐展开。二是女性社会学自身的特征日益凸显。在众多的研究中，妇女不仅不再是研究中的一个变量，而是成为主题/主体；研究采用定量、定性的分析；女性社会学中正在成长着自己特有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三是女性内容、女性视角、社会性别视角等日益进入社会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之中，女性/性正在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甚至显著相关的构件。四是女性的立场、方法、目的、方向开始进入女性社会学中，女性社会学正在成长着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以社会性别视角挑战主流社会学理论和概念，如在职业区隔 (segregation)、妇女的就业选择和工作、有偿就业及无偿家务劳动、妇女生育和工作等优先研究领域对主流/男性社会学进行挑战，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妇女议题。有几项研究获得了主流社会学家充分的肯定。但是，有关妇女的社会学研究进入社会学主流的途径狭窄，只有少数几篇文章能够发表在如《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学年鉴》之类的权威出版物上。五是建构具有女性社会学学科特征的重要概念，已成为女性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且较多的重要概念被应用，阶级分析、女性的分层、社会的分层以及民族、种族的分析方法被运用于女性社会学中。女性社会学正在向依附性告别，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过程。

第二，在主流社会学体系中，女性社会学的“边缘性”有了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男性性别偏见或性别盲点仍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和先天的基础性的缺陷，女性社会学在这样的主流社会学中仍处于边缘地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更多的女性社会学的研究者及其成果是源于男性主流文化的立场与视角和限于分层/分群研究，仍是在传统的男性主流社会学的框架与结构中运作。女性社会学学术化进程较迟滞，女性社会学在主流社会学领域的边缘地位没有实质性改变。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社会转型、妇女觉醒和妇女运动、政府支持、国际社会推动四种力量的推进下，女性社会学的“边缘性”有了改变，在男性主义主流社会学中有了社会性别平等因素的渗透。

第三，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获得关注和开展。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化建设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女性社会学本身发展的双重需求。20世纪90年代初，妇女学学科建设被提出，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与女性研究和妇女学的学科建设进行互动，这对于以后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不无影响。与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展开相伴随，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妇女学学科建设再次出现，使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开始被关注。女性社会学研究从女性的、本土的、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开始构建，学科建设包括基本理论建设和课程建设，如中国女性社会学课程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女性社会学课程建设在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教师、学科地位等三个方面存在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妇女研究机构之间产生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带来的问题，学术界再次聚焦学科建设。开始于2000年的“发展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标志着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进入一个新时期。

在此阶段，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仍是在传统的社会学框架中的运作。二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女性社会学研究，挑战固有的社会学传统和传统的社会性别结构。三是中国女性社会学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在传统的主流社会学框架中进行的研究；二是以社会性别为视角、“以女人的眼睛看世界”的研究。

整个20世纪90年代，学科地位和学科建设发生的变化，开启了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探讨的新时代。

2．学科化建构时期 (21世纪最初10年)

“西学东渐”时期结束，非西方化知识体系的学科化建构时期来临，使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开始走向学科化。学科化建构时期包括初始建构阶段和深化建构阶段。

(1) 初始建构阶段 (2000—2006年)

在本研究的学术视野范围内，中国女性社会学自觉的、明确的学科建构意识的呈现始于学者王金玲在2000年的一篇论文《学科化视野中的中国女性社会学》的论述。论文在对主流社会学审读和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研究现状，认为中国社会学是男性主义主流社会学，男性性别偏见或性别盲点乃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和基础性缺陷，女性的视角、女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女性的经验是被淹没与深埋的。论文提出从女性与本土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出发，对中国女性社会学从理论、方法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建构，并认为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构建尚在进行过程中，而且建构应注意本土化问题，如尊重中国女性的立场、经验和经历，形成自己的有关女性社会学发展规律、进程的理论。

论者自己虽然没有明确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批判主流社会学，但是提出了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对主流社会学的质疑和挑战，表明论者对主流社会学的批判和对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认同。尽管论者提出中国女性社会学应区别于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但是并没有对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进行反思，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研究的一种局限性。然而，这种历史性的局限，并不影响它成为从2000年开始中国女性社会学进入学科化建构时期的标志。正如论者后来提出，在社会需求、学者与教师积极的行动和学科意识的增强、“发展中国内地的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的推进的合力下，从2000年开始，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①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新发展的表现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新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学科化进程迅速，学科化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学科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并且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如从2001年4月直到2004年12月妇女研究召开了五次关于学科建设的学术会议，对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学科意识进一步趋于自觉；学科特征不断明显，学术地位得到发展；研究队伍逐步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日渐丰富，研究更为深入，学术水平更为提高，更多地开展了跨学科研究。第二，关注与社会学主流知识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对话或挑战，对社会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学科越来越显示其女性主义的倾向，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更为系统化、专门化，内容也更为深入，特别是在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运用女性主义话语进行批评实践和理论探讨，展开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批评；聚焦于解释妇女的现实处境和解决妇女的具体问题，对女性社会学学科理论基点问题展开探讨，“妇女+本土”的研究方法崭露头角，知识重构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②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新发展的载体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化新发展借助于学科建设的载体。学科建设载体有两个密切相关的重要形式。第一个载体是国际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发展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是推动学科建设的好契机，在项目推动下，女性社会学在专著、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研讨班与文凭班、专题研讨会以及教学网络的建设等各方面取得很多成果。

学科建设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需要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课程改革、师资和教学材料。课程改革、师资和教学材料是学科建设的第二个载体。女性社会学进入社会学专业教育体制，是其开始学科化和体制化建构的重要标志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女性社会学的课程建设议题被提了出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内地的女性社会学课程建设和课程改革有了较大的发展。很多高校开设了名称不同的课程，如“女性学导论”、“女性社会学”、“性别社会学”、“性别与社会”、“社会性别研究”、“性别与社会学研究”、“妇女与发展”、“性别与发展”、“女性主义方法论”、“妇女与社会性别导论”、“社会性别导论”；同时开设不同层次的课程——本科生课程、研究生课程。许多教师在讲授女性社会学课程时由秉持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转向到运用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授课的动机、内容乃至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在授课内容上质疑、挑战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传播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建构社会性别平等行动成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教学过程更具有学科发展的意义。与课程建设密切相关的是，教师和学者学科意识的强化；女性社会学硕博士点设立；研究在高校专业中正式被确认。出版了一些影响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进程的专著和教材《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女性社会学》、《妇女·家庭·公共政策：全球的视角》、《性别与社会》。通过“社会性别与社会学读书研讨班”、“女性社会学教学研讨班”、妇女学学士后文凭班和教学法研讨会培训师资。

③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提高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地位从边缘开始走向主流。第一，女性社会学研究成为中国内地社会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最高权威学术期刊，如《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专题研究栏目的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获得了主流学界更多的认同与肯定。第二，参与主流社会学学术交流。2004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表明，妇女/性别研究正逐渐成为世界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涉及9个性别、性和妇女问题研究的论坛，如妇女和公共生活中的权力，全球化与妇女问题，酷儿理论，不同社会中的性别，社会运动中的妇女，性关系，民族主义与社会变革，亚洲国家的性别政治，改革中的中国的国家、家庭和性别转型，变迁世界中的家庭、婚姻和儿童。但是，妇女/性别研究论坛只占97个论坛总数的8.8%，各论坛主题之间缺乏一定的逻辑联系。

④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初始建构中国女性社会学与男性主流社会学和国外女性主义理论及女性主义社会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必须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与个性。由此，对于男性主流社会学、国外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它需要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吸取其精华，学习其优点，以利于自己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所以，中国女性社会学要建构女性化加本土化的话语与体系，而建构学科体系有三条路径，一是对主流社会学的社会性别盲点以及缺陷、谬误进行挑战和重构；二是对西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的普适性和女性主义社会学提出质疑；三是对本土女性社会学进行构建。而构建本土女性社会学学科体系，是以前两条路径为前提条件的。作为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及女性社会学内容及分支领域的建构，也遵循这三条路径展开。而本土女性社会学在构建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努力表明，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进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概念和理论的建构。

在此阶段，在对主流社会学概念和理论的盲点和缺陷进行挑战和对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概念和理论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引入社会性别概念；重新定义男性主流社会学的概念，如社会分层、社会化、劳动就业、生育价值、健康、犯罪和发展等，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概念界定，尝试将社会学概念性别化；建构本土的概念和理论，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劳动的性别分工”、“户平等”、“社会性别与发展”等概念；2002年以后，随着学术化和学科化进程的深入和扩展，一些新的、具有本学科和本土特征的重要概念，如“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婚迁妇女”、“性服务妇女”被提出。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男女平等观念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有一种改造力；在“文化内卷”形式下，妇女不仅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也是积极的行动主体；农村妇女的参政已开始由制度安排向主动参与模式转换；异化与抗争是女工工作史的两大特点；婚姻质量是中国内地婚姻稳定性预测的最重要、直接的指标。上述重要概念和理论观点，得到主流社会学的重视并被广泛传播。

第二，研究方法的建构。

一是在方法论层面。随着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进展，方法论问题成为一个重大关切议题。对此，学者们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展开分析和研究：一是引入和推介西方女性主义知识；二是以对国外女性主义理论的应用为基础，依靠本土的知识 (包括妇女的知识)，构建具有本土特征的方法论。而构建具有本土特征的方法论的另一个基础就是挑战主流社会学的方法论。因此，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挑战主流社会学的方法论，建构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方法论成为方法论层面建构的重要方面。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前后，中国社会学界持续地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方法论。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方法论可划分为三大流派：一体性、分离主义、重新概念化。一体性将“妇女”引入现有的社会学体系中，以弥补现有社会学体系的不足，消除社会学体系中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分离主义主张的是脱离现有的社会学体系，构建一个以妇女为基础的、从妇女立场出发的、有关妇女经验和知识的专门的女性社会学体系；重新概念化强调对男性主流社会学进行一次总体的和根本性的再概念化，使“妇女”真正进入社会学体系中。“女性主义社会学对主流社会学的挑战是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革命，即对‘知识’这一概念的重新认识；‘知识’的主体是谁？女性经验有无独特的知识活动特点及规律？其与既有的科学、知识及人类文明史的关系是怎样的？”女性主义期望通过方法论的变革，将社会学改造成成为为女人 (for women) 的社会学，但是却充满分歧。

与传统男性主流社会学的性别偏见与性别歧视、将研究对象客体化、进行纯学术研究及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不同，且作为对主流社会学方法论的挑战，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方法论，其一是“有性人”，即将性别作为一种变量进入社会学研究体系，消除社会学研究的语言、概念、阐释、数据、分析、对策建议等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对主流社会学知识建构中性别等级制的权力关系提出质疑，知识建构中的两种权力关系，即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排斥妇女作为“非主流”的边缘群体的方法和经验，因为女性在性别等级中处于次等的、被忽略的地位，其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其二是证伪，即对男权主义和传统社会学进行证伪，证实男性权力中心制度及男性主流文化的非合理性和无效性。证伪的方法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更注重定量分析的方法，力求以确凿的数据、科学的量化分析对男权中心/主流文化证伪，对中国女性生存与发展状况证实，对妇女在社会运行中的能动作用予以证明，以女性的眼睛来审视社会的运行及规律。这与女性主义社会学主要运用质性方法不同。其三是主体化及责任感，即将被研究妇女视为主体，以及强调研究者在研究和行动过程中的责任。“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亲和性，强调被研究者的参与和知情选择，研究者将研究看作是了解整个女性世界、推进女性解放、促进社会进步的途径，注重自己在其中应负的责任”则是关键点。其四是行动性。中国女性社会学将行动作为重要层面之一，与基础理论研究、普及层面一起共同支撑方法论。一批学者在挑战主流社会学方法论的前提下，其研究为中国妇女社会学方法论的建构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女性社会学在方法论方面对社会学有突出贡献，正是因为这些挑战要求社会学从方法论上反思传统男性的或异性恋的立场，要求关注更多的声音和经验，并深入讨论那些可能被社会学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背后的权力。

二是研究方法层面。传统主流社会学常用定量分析方法，其方法中存在着系统的缺陷；方法是以男性中心为导向，忽视对女性的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进行挑战，使传统主流社会学方法出现变化，传统主流社会学方法得以重构，认为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适合于对妇女的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以其主张和实践证明，以田野调查、口述访谈等为主的定性分析方法是进行社会性别及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更好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存在“本土化”不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女性社会学逐渐形成不同于主流社会学和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方法的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方法系统地探讨妇女议题，使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深入学术层面，开始获得主流社会学的承认。2002年伴随着以女性主义为视角的对各种质性研究的辩护，对定量研究局限性的批评进入主流社会学杂志，质性研究方法被引入和运用，不断成长。

中国女性社会学采用的研究方式有三种——定量研究、定性研究、质性研究。定量研究注重对调查数据的处理，力求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变化方面来掌握事物的状态、特点、变化规律；定性研究注重以现有的知识和经验，通过演绎、归纳、思辨的方法，力求解释社会现象、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一直是中国主流社会学研究的两种主要方式，尤其是定量分析法。自20世纪80年代获得广泛运用以来，在社会学界形成了一种以数据为学术语言来建构社会学知识的倾向。但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两者毋庸置疑的缺陷之一都是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并且由于研究者往往是从既有的知识出发，概念先行或先具有理论假设再加以论证，那些没有被纳入既有知识范畴的知识就很容易被忽视或误解，也很难进入知识积累和传承的常规渠道。作为一种挑战和弥补，新的研究方法即“质性研究”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不同，质性研究是从被研究者的经验、知识出发来分析被研究者及其事件和事物的。所以，那些被既有知识排斥、屏蔽、湮灭的知识和经验就有了发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质性研究采用归纳法的研究论证步骤 (induction approach)，研究者由资料 (data) 出发，找出关键词、概念，再推演理论，从而创造/构建一种新的知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区别是，质性研究往往是从文化、动机、态度、观念等角度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定量研究只能回答“是什么”。

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在初期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在对主流社会学的质疑与挑战中起到过重大的作用。中国女性社会学同时也讲究定量的“思辨”理论研究。但是，在以思辨性的质性分析带来的理论混战中，质性研究日益弱化了它的说服力，这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质性研究不适用于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原因。因此，中国的女性社会学研究应更注重定量分析的方法，力求以确凿的数据、科学的量化分析对男权中心/主流文化证伪，对中国女性生存与发展状况证实，对妇女在社会运行中的能动作用予以证明，以女性的眼睛来审视社会的运行及规律。而作为一种弥补、修正、重构的工具，质性分析的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方法的两大基本点是妇女与本土。所谓“妇女+本土的研究方法”，即一是对社会学领域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结构的挑战，二是对妇女学/女性学领域以西方女性主义为中心的知识结构的挑战。

第三，女性社会学内容及分支领域的建构。

21世纪初，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内容及分支领域的建构被提出。从2000年到2006年，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内容框架。一是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包括社会分层、社会化、就业、文化与教育、健康、公共政策、婚姻家庭、违法犯罪、发展、比较研究与女性社会学史研究等10个方面。二是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由研究方法、流动与分层、劳动与就业、健康、文化与科技、婚姻与家庭、妇女越轨与对妇女的侵害、社会支持等几个部分组成。三是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包括文化、社会化、社会分层与流动、劳动与工作、健康、家庭、妇女犯罪、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等方面。四是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广泛，包括妇女与参政、妇女与经济 (包括就业)、妇女与文化 (包括传媒和宗教)、妇女与人口、妇女与参政、妇女与环境、妇女与法律/权利、妇女与教育/培训、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发展、妇女与贫困、婚姻与家庭、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和性骚扰、民族/族裔妇女、女童、老年妇女、族/族裔妇女、妇女组织与工作、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国际/地区研究及比较研究、妇女社会地位指标体系、性别统计。其中，“妇女与经济”、“妇女组织与工作”、“妇女与文化”、“妇女与教育/培训”、“婚姻与家庭”这五大领域一直是学者最为关注的领域，对“妇女与经济”领域的关注度最高。五是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划分标准是多元的。如按性质，可以分为女性理论社会学、女性应用社会学等；按职业分，可分为女性职工社会学、女性农民社会学等；按区域分，可分为城市女性社会学、农村女性社会学等等。六是从性别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研究内容包括性别与文化、性别与婚姻家庭、性别社会化、性别分层与流动、两性的劳动与工作、性别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性别与健康、性别与犯罪。

总之，关于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内容及分支领域的教学和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研究内容及分支领域不断丰富，但还需要进行整合研究。

综上所述，有学者断言中国“女性社会学”或“性别社会学”已经形成。

(2) 深化建构阶段 (2006年至今)

从2006年开始，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发展已经开始进入制度化和网络化发展阶段，其标志之一是，2006年“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这是中国女性社会学进入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的先声，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知识建构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二是，2006年8月17日，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建立，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三是，2007年9月“中国社会学学会女性/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正式成立，表明这一学科走向了主流社会学界，主流社会学界从制度上确立了中国女性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及其学科地位。而这正是此阶段的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并与世纪之交提出的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和不同的意义之所在。

在上述至关重要的学科发展的环境下，中国女性社会学在对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方面的建构更为深入和系统。

①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此阶段，中国女性社会学从描述性研究转向概念和理论建构。在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探索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妇女解放的密切关系被重新予以重点讨论，这种讨论还增加了新的视角，即从马克思主义和女权/女性主义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正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西方女权/女性主义影响之间历史性的互动与张力下，中国女性社会学获得发展。

第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本土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问题”分析指导下的妇女解放被中国共产党正式制度化，也本土化为“毛主席有关妇女解放的理论与路线”，形成有关妇女的权威理论和意识形态，成为当代妇女研究的理论基础。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市场经济“或抵触或消解了中国共产党早先性别平等政策的结果，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增加并表面化了”，妇女成为社会弱势群体。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女权/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始被西方和中国的女权/女性主义质疑。面对妇女研究西方化的危机，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强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权威性和本土性。1990年3月8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重申全党和全社会应该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不但是中国共产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妇女政治话语的基础，也是支持妇女解放的日常活动的指导原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高举着妇女解放的旗帜；在理论/学术的层面，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权威思想已成为基本理论，是妇女研究的指导原则。全国妇联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地位学术性地合法化，并在日常话语和实践中主流化。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也开展了对妇女实际问题的研究。现实研究针对妇女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展开，诸如失业、移民、孕妇利益、离婚、家庭暴力、犯罪及对妇女的性贩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被不断检验和评判。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多种女性主义思想和方法，尤其是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的观点与立场的大量、密集、广泛地进入中国，社会性别意识和分析方法逐渐被政府、妇女组织和学界接纳，由于这一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批判视角，“女权/女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有益的补充路径”，马克思主义观和西方女权/女性主义被共同秉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占主导地位，而由于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的介入，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的空间被拓展，也避免了妇女研究理论框架的僵化及理论概念的标准化。而且，马克思主义观和西方女权/女性主义都面临本土化的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女权/女性主义之间的互动，以及对社会性别结构、权力关系、社会身份、人的能动性以及妇女在知识生产和转变中的能动性等作为支配体系的社会等级所提出的疑问，推动着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发展和对全球女权/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贡献。

第二，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的概念和理论。还有学者总结自1978年以来30年的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观点，这些概念和理论对于理解中国性别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很有价值。如提出劳动性别分工/公私领域/性别身份等概念，以及与这些概念相关的理论观点包括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延续了传统的分配资源的方式，从而延续了性别利益梯级的格局；市场与父权制结合共同形成对女性的挤压；公私领域会强化男女性别身份，都能造成性别不平等；劳动性别分工的形式演变为“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成为趋势。

30多年的社会主义式的妇女解放，把性别、家庭与国家联系起来，这3个概念也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重要分析单位。与此相关的“社会主义与妇女”的理论，一是“去性别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倡导的男女平等是一种“义务平等”，妇女解放具有工具性。在解放和义务兼容的时代里，妇女解放模式并非模仿男性标准，而是在男女都用“国家人”的去性别化的标准下，城市夫妻的社会性别分工是依照家庭外部“国家人”、家庭内部“男主外、女主内”的双重标准建构的。妇女肩负为国、持家和养家三重负担，而男子只承担为国家作贡献的单一职责。二是“心灵的集体化”理论，该理论从感受和记忆的心灵层面，探讨中国农村妇女在农村集体化变革中作为被动员者和主动参与者所经历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而在妇女被“解放”的感觉背后是国家——社会之间符号权力对性别关系的支配。三是“国家话语下的性别身份转型理论”，该理论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从党—国家通过男女平等政策的社会动员让“妇女走出家门”到妇女站出来质疑种种“让妇女回家”的声音，体现了妇女性别身份从他者叙述向自我叙述的全新转变以及所带来的由传统的性别分工到成为社会劳动者的性别角色的根本性逆转。男女平等的宣传使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更加复杂，被灌输了男女平等思想的妇女拥有强烈的平等要求与男性明显的夫权观念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当今中国内地家庭夫妻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宣传力度的不同，城乡妇女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和认同存在一定的距离，即城市妇女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和运用远超过农村妇女。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再回到农村的女性，经历着婚姻生活中现代与传统的冲突，需要适应身份的改变、地位的变化和婚姻关系的调整，面对的是在传统观念支持下的丈夫的控制甚至虐待，以及面临选择重返城市却不能融入的问题。四是“弱嵌入性理论”，该理论从嵌入者—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程度的描述性分析中，认为保姆、母亲等女性嵌入社会关系的程度较弱，而女性却能动地改变自己所处的微观环境。社会主义的实践构成了女性嵌入的结构，这一结构既具有城乡二元的刚性特点，又具有柔性的特点。

对家庭和国家间的女性的研究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与婚姻、家庭相联系的女性的集体价值和关爱价值被社会所忽略，学者呼唤社会给予女性的家庭价值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只有从养育后代的“自然角色”中解放出来，才能走出性别困扰的最后堡垒，正是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使其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在这种矛盾状态下，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探索：一是“家庭利益掩盖性别利益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自1949年以来家庭被视为社会组织单位和福利单位，家庭也成为应对社会资源紧缺和各种结构限制下的利益共同体，而发展出家庭行动策略，造成家庭利益掩盖性别利益的机制，既强化了家庭内部等级化的性别分工，也加剧了社会的性别不平等。二是“夫妻交换原则理论”，该理论认为以家为本位的中国家庭贡献的衡量尺度是性别规范，即男人以养家为主，女人以持家为主。如果夫妻间的依赖程度减弱，那么市场经济中的直接交换也许会逐渐取代非市场经济中的间接交换，而把夫妻对“扶养”角色的分工的认同与性别不平等相联系，家庭决策权与个人决策权相区分，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夫妻关系相区分则反映夫妻交换原则。

身体、性别与国家的理论观点提出，国家、工作、劳动力市场建构着身体的性别差异。在对职业健康、生育健康、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研究中，对身体的形塑与性别社会化、性别角色、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制度与性别政策密切相关。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对身体的性别不平等，最终构造社会性别等级制度。

个体能动性关注女性的经验。这种观点包括通过关注女性经验，对社会学概念进行重构，如女性的职业发展可被重新定义为人们获取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能力的增长。在这一认识框架下，女性无论是从事正规还是非正规劳动都获得了自我发展空间。中国女工、打工妹、保姆、白领女性等不同的女性群体和阶层具有同样的异化与抗争路径。对中国妇女来说，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解放之路一直给女性带来复杂的影响，既有国家、市场和家庭对女性异化的一面，也有女性在异化中获得激励、发展、独立的一面。有研究也关注女性经验的拓展，如在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中，乡村女性管理者探索出成功经验，向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和在价值观念上的等级序列发出挑战，女性对农村公共生活的影响力在加大。在女性与互联网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女性摆脱性别身份的负面体验，重新再建构性别，这一反性别刻板印象、性别社会态度的建构，使这些女性离不开自己的网站，网站成为这些女性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保护带。

②研究方法体系的建构

此阶段对研究方法的梳理更为全面。通过将妇女的观点作为分析的中心，将妇女多元的心声和经验结合到社会调查中，把妇女作为研究主题加以强调，导致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者采纳不同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被应用在很多研究中，被应用的定量研究方法有调查抽样和统计分析方法，伴随着以女性主义为视角对各种质性研究的辩护，对定量研究局限性的批评进入2002年主流社会学杂志。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有，第一，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它能很好地揭示妇女的生活经历和地方性研究的本土化特性。第二，口述史，作为记录那些常常在已有的历史记载中缺失的妇女生活经历的一种方法得到运用，中国不同地区妇女的生活经历、心声和需求被记录。第三，参与式研究，这种自下而上的作为社会行动者、研究者和践行者的妇女相互合作，以整合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而改善妇女生活状况的方法，在理解不同底层妇女的观点和心声，以及从她们的社会性别需求和利益出发获得研究主题和议事日程方面是有效的。这种研究方法对研究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研究与行动相结合方面具有敏感性：研究是研究、增权和干预。第四，行动研究 (Operation Research, OR; Action Research, AR) 方法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擅长于在本地背景下将妇女的议题转化为需解决的问题，以增进对妇女关切重点和本土性别话语的全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