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没时间了

最后一次见到戴维德·伊莱·拉波波特的那天是我完整生命的最后一天——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他离开房子的时候，带着破旧琴盒里他那把精致的瓜达尼尼琴，嘴巴里叼着一块吐司。仿佛有预感一样，我冲动地在他身后大喊。“戴维多，”我用儿时的亲昵称呼喊道，“你能行吗？要我跟着一起去吗？”

“没必要，”他喷着吐司含糊不清地说。“不过是音效彩排，不会超过二十分钟的。”他弓着腰钻进等了他半小时的出租车，他的黑发在5月的阳光里耀着光，他那酷似莫迪利亚尼的脸庞微微上扬，迎接阳光些微的暖意。

那是他首演的早晨。这可是桩大事，整个文化圈都议论纷纷。电报员把相关消息传遍了大西洋的两岸。电台艺人成天都在讲这个（“他的小提琴太出色了，能在巴赫面前拉”）。票贩子用很难搞到的消费品（“六双尼龙袜子，哥们儿，或者讨人喜欢的哈瓦那雪茄？”）换一张炙手可热的门票。《新闻纪要》举办了个竞赛，一等奖是两张前排的座位，于是乎它的接线总机瘫痪了两天。

［《每日先驱报》的一篇评论预告道］这名年轻又英俊的小提琴家的首演也许会让下个月拥有崭新音乐厅、能为全家人提供娱乐的英国音乐节黯然失色。过了这么多年定量配给、朴素节俭的生活，政府兴许以为自己知道如何让我们微笑，但一个皇家节日大厅和一座空中桥塔还不足以激发大众的想象力。我们需要的不是政府立立法规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的是天才。

音乐界已经将伊莱·拉波波特称为战后最耀眼的明星。他也许会带出一批本国培养的、卓越的新生代演奏家，他们会走出英国，用才华而不是武力去征服世界。如果事实证明他是新时代（终结战争的时代）第一个英雄，我们疲惫的人民该有多么振奋。

这名现代英雄的诞生是临危不乱的莫蒂默·西蒙兹一手策划的，精度堪比军事活动，媒体可谓有的放矢。一身计谋的他不得不违背自己严守的一条规矩来造声势。“戴维德，”他一天吃晚饭时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也许要改改你的名字了。不是大改变，只是小调整罢了。”

“您觉得什么好呢，西蒙兹先生？”戴维多小心翼翼地问。

“犹太味儿少一点的，”我父亲说。“戴维德这名字，你看，听起来犹太味道太浓。叫戴维德、摩西或亚伯拉罕的音乐人没一个成功的。不知道为什么，犹太巨人走得不是太顺——甚至在美国也是这样。为了让你出头，我们也许得去掉‘戴维德’。”

“我想没有商量的余地吧，”戴维多说。他知道我父亲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伊莱，”莫蒂默·西蒙兹接着说，“看不出宗教派别，这点很好。如你所知，他是犹太主教，可这个名字天主教徒也喜欢，他们会想起复活节仪式上基督最后的话：‘Eli, Eli, lamah sabachtani. [6]’卫理公会派教徒会以为它是威尔士的名字，英国国教徒会觉得它古雅别致。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短，我就能用更大的字体来印刷，引导读者的目光去看下面三四个音节的姓氏。你们觉得怎么样，孩子们？”

我时而会想，父亲判断一切的依据难道是广告牌上的效果？不过戴维多似乎不介意名字里少几个字。在私下的自己和未来扮演的公众角色之间竖起一道栅栏，他越想越喜欢。“那样的话，”他说，“我就能知道哪些人是因为我本身而了解我，哪些人是因为我的角色而认识我了。”

办妥之后，我父亲送他去小城镇的音乐厅里演了几场旨在树立信心的巡回独奏会，事先没竖广告牌，也没邀请评论家。父亲对他半年以来的进步表示满意。他邀请内维尔·卡杜斯在英国百年饭店“萨伏伊”共餐，几杯陈年白兰地下肚后，他向这个享受饕餮大餐的《曼彻斯特卫报》的乐评人提起他麾下一个年轻的希望之星那周末要在布里斯托尔的科斯顿音乐厅举办巴赫作品的独奏会。同时兼任《曼彻斯特卫报》板球记者的卡杜斯略带惊讶地说，他正好要去布里斯托尔报道格罗斯特郡对兰开夏郡的比赛——这个比赛的日子，我父亲早就确认过。

“可能会下雨吧，”我父亲说。

“在布里斯托尔是常事，”卡杜斯附和道。

“我会在售票室留两张票的，”莫蒂默·西蒙兹说，“万一你晚上有空呢。”

接下来的礼拜一，卡杜斯的评论文章取了“西方新星”为大字标题。这类的赞辞一旦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便会被援引不断。板球比分死气沉沉，一小时才得三十分，于是卡杜斯一整天都期待着星星点点、错综复杂的五线谱。戴维多显然让他大吃一惊。他大肆称赞了艺术家那流畅的音质、狂放的演绎、漠然的目光，还有憔悴却美丽的容貌——

如果我能像调鸡尾酒那样打个比方，他便是融合了受伤的阿多尼斯和首次参加灰烬杯板球赛的年轻的唐纳德·布莱德曼。此外，他还有弗朗茨·梅斯梅尔的眼睛和劳伦斯·奥利弗饰演古典角色时的丰富表情——我们在毫无炒作痕迹的巴赫作品独奏会上看到和听到的是一颗新星的诞生：他是我在英国的舞台或类似的所有场合中见到的最完美的青年艺术家。我只担心我们的小星系能否容得下他的初露锋芒的光辉。

那个早上，电话铃像火警一样没完没了。记者吵着要采访，乐团嚷着要约日子。莫蒂默·西蒙兹一视同仁、和颜悦色地推掉了所有的邀请。“那个孩子还没准备好呢，”他坚持说。和料想的一样，他的婉言谢绝只让邀约之人翻了一番。大汽锅开始沸腾了。

1951年1月，政府宣布了英国音乐节的全部计划后，小提琴行业的喉舌《桥》上出现了一篇三整版的报道。报道题为“拉波波特——显而易见的继承人？”，介绍了“一个出生于波兰的天才将在对于任何年轻人而言都有里程碑意义的二十一岁生日的前夜在伦敦首演”。文章写道，“有人说他琥珀般温润的音质颇有弗里兹·克莱斯勒的风范……”（你能猜到是谁把这番比较植入了匿名笔者的脑中）。

［文章继续写道］七十四岁的克莱斯勒在交通事故中颅骨骨折，于近日退役；小提琴爱好者的热情无处宣泄。无与伦比的雅沙·海飞茨激起了崇拜和惊叹，却无法让我们投入情感。精益求精的耶胡迪·梅纽因叫人心生敬畏，只可远观。昙花一现的内森·米尔斯坦、米沙·艾尔曼和其他犹太血统的美籍俄国小提琴家自从战争伊始便似江郎才尽。埃达·亨德尔小姐才华横溢，却是个瘦小的女流之辈。

“我们所期盼的，”我听见有人在威格摩尔音乐厅的大厅里哀叹，“是下一个克莱斯勒，是那种能温暖你心灵的褶皱、有大胆的眼神交流、个性自然流露的艺术家。再没有这样的艺术家了，是么？”

真的没了吗？英国最后一次听到克莱斯勒已是十来年前的事，萦绕在耳边的是迷蒙的怀旧之情。活着的传奇皆是如此：我们遗忘了他们后来的过失，只记得他们的巅峰时期了。伟大的克莱斯勒属于遥远的过去。上一个克莱斯勒离开了舞台，下一个克莱斯勒我们已等待许久。

而现在，我们看到了后继之人的微光。对于那些相信预兆的人而言，他5月3日在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的首演音乐会将让时光倒退三十年，回到琴王克莱斯勒二战后胜利回到伦敦的那个夜晚，回到弦乐器的柔美音色驱散了人类的挣扎、失落和苦痛的那个夜晚。你怀疑即将来临的5月3日或许会是那个夜晚的重演。

西蒙兹先生在贝辛斯托克、吉尔福德和普尔精心安排了几场不同寻常的独奏会。从我在明日之星伊莱·拉波波特身上所见，我敢担保，这般得体的交流互动、这般巧妙的肢体语言、这般的亦庄亦谐，都是德国佬侵入我们的生活（就像咖啡里掺入了奶油，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构造）以来前所未见的。年轻的拉波波特先生有他独树一帜的声音，有他旗鼓相当的风格：半是傲慢，半是迷醉。这一季结束之前，他会走出贝辛斯托克、吉尔福德和普尔，走得远远的；你会觉得，天空的高度对他而言全然不在话下。他演绎的巴赫，寂静却危险，像一条盘绕在岩石上沐浴阳光的眼镜蛇——那毫无预兆的震慑之美。尤其是B小调组曲……

没必要再读下去了。批评性的评价融化成了纯粹的溢美之言，字字珠玑，适于摘引。有人把这篇文章的内容寄给了读者群庞大的《每日快报》的威廉·希基八卦专栏，题为“赞莫蒂默·西蒙兹先生”。两日后，《每日快报》的头版头条便是：“专家称，伦敦小伙可能是下一个克莱斯勒”。对于从未踏入过音乐厅的芸芸众生而言，克莱斯勒仍是电台广播里耳熟能详的名字，是不朽的艺术家。向《每日快报》的读者介绍下一个克莱斯勒，好比在《世界报》上公布罗丹的继承人。

一旦吊起了公众的胃口，媒体便紧跟不放了。我父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维持秩序，可他冷静的做派有时完全不起作用，越来越多的人要戴维多出场。

“你得让这孩子悠着点儿，莫蒂默，”一个清晨的早餐席间，我母亲责备他说。“所有这些刨根问底的访谈、在鬼地方办的没完没了的音乐会，还有每天的练习——对他的健康可不好。瞧瞧他：脸色苍白，黑眼圈，没食欲。如果说他失眠，我也不觉得意外。你昨晚睡了多久，戴维德？”

“至少四个小时，西蒙兹太太，”戴维多吃东西稀里咕噜的，还从他韦奇伍德的蓝茶杯的缺口朝我挤了挤眼。

“看见了吗，莫蒂默？”我母亲感叹道，巧妙地给自己打了圆场。“你要把这孩子逼死了。”

“亲爱的维奥莱特，”我父亲说着把果酱均匀地抹在黑面包上，“你大可放心，我处处是为戴维德着想。你待他像母亲，我待他像父亲，我会凡事小心，不会让他累着。

“可是你得记住，维奥莱特，这孩子是个艺术家，而我是他的经纪人。我把我所有的资源和心血都放在他身上，他专心听从我的意见，这一点我很高兴——我听说他还能挤出足够的时间来点儿娱乐。温特小姐告诉我，这周的早些日子，她瞧见他和‘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小姐’在人人影院排队。”

戴维多得意地咧嘴一笑，喃喃地向我母亲求助，“大学的朋友，非常体面的家庭。”

“所以你看，维奥莱特，”我父亲接着说，“这不再是我们家最该关心的问题了。要关心的是正事。这孩子有很好的环境，即将成为一个男人。男人嘛，得对经纪人言听计从。戴维德，我想提醒你明天早晨摄影的事。九点半准备好。请穿黑西装和白衬衫。维奥莱特，麻烦你确认下衣服都是新熨好的。”

摄影成果出现在《新闻纪要》的第四版和第五版，题为“心弦之上的演奏”。伊莱·拉波波特穿着领口处大胆裸露的白亮衬衫，坐在公园长椅的扶手上，凝望着汉普斯特德西斯公园光秃秃的山坡。他日渐走进他崭新的公众身份，离我认识的戴维多越来越远。

3月份，我父亲通知《泰晤士报》，说除了巴赫的曲子，伊莱·拉波波特还要进行一首新曲——“和平协奏曲”的世界首演，谱曲人是旋律优美的现代作曲家弗拉基米尔·库兹涅索夫。新音乐往往是票房灾难，但库兹涅索夫刚刚战胜日落西山的威廉·沃尔顿，被劳伦斯·奥利弗钦点，制作《失乐园》的电影配乐；大众对拉波波特的兴趣颇高，以至于他在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处女秀变成了为期一周的系列活动。3月31日，我被派去在巨大的海报上贴上“只办理退票业务”的饰带，小心翼翼地避开戴维多平视前方、迷惑着肯辛顿路人的深邃眼眸。

接下来的那周，皇家亨德尔学会（资助人是国王陛下）推出了一场演出，学会的主席大人哈罗德·布鲁克称之为“失传已久的大协奏曲”。“大协奏曲”可以追溯到1724年，根据亨德尔写给汉堡作曲家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的一封信，它现在或可被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小提琴协奏曲的雏形，比巴赫还要早几年。协奏曲中小提琴独奏的部分并没有完全施展，但有了西蒙兹有限公司的慷慨赞助，哈罗德先生正着手改编一个“表演版”：振奋人心的青年才俊伊莱·拉波波特先生不久之后就将携它踏上欧洲六国的首演之路。

“石破天惊”是对他的宣传。要推这么一个带着两部新作的艺术新星，可谓史无前例，有品位低俗之嫌。可我的父亲对戴维多的才华无比自信，于是“谨慎”没了影，“大胆”篡了位。媒体也尽善尽美地发挥了作用。伊莱·拉波波特的第一次专题访谈被刊登在《每日电讯报》上。他被描写为纳粹占领期间惨遭屠杀的一个波兰犹太家庭中唯一的幸存者；他从小就在音乐制作人兼发行人西蒙兹先生的家里长大。

“我能活下来，要感谢西蒙兹一家和英国的人民，”有人引用戴维多的话。“这笔债我永远也偿还不了。但若我有幸拥有什么才华，我愿推崇这个国家教给我的价值——自由、宽容和个人的尊严。”换作更为轻松的笔调后，这位年轻的小提琴家被报“凌晨三点在科文特花园蔬果市场享受着佳人的簇拥、蓝草爵士乐和浓咖啡”。在那过分规矩的年代，记者们不会进一步打探受访对象的夜生活癖好。

因为重磅的媒体宣传，西蒙兹总部需要更多的人手。剑桥大学的复活节假期里，我一面修改毕业论文，一面被拉去前台工作，应付各种各样打电话来的人。有闲聊之人、泼妇、票贩子；瑞士通讯社的记者、回形针销售员、为犹太人复国筹措资金的人；没拿到薪水的乐队音乐家、衣衫褴褛的作曲家，还有一个爱丁堡的学者主动提出为所有的音乐作品提供曲目简介，并在多家报纸或期刊上同时发表——“煽情的文章能促进音乐会门票的销售，”他满怀希望地冲我保证。

对这些胡搅蛮缠的人，我态度礼貌、语气坚决。没人能过我这关，没人能让我的注意力从艾萨克·多伊彻写的斯大林传记中离开三分钟以上——不管谁想在1951年春的冷战初期拿到现代历史的学位，它都是必读书目。

更缠人的是政府工作人员——艺术委员会审核员、地方政府稽查员和外国使馆专员，他们差不多都冲着同一样东西而来——两张十年一遇的首演的门票。我唯一没能打发走的是一个浑身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范儿、穿着晨礼服和条纹裤的瘦长条子。一天下午四点，走廊里正好在送茶点的时候，他出现了，要求见大股东。“我叫亚历山大·霍奈曼-费奇，外交部的，”他语速缓慢却傲慢十足。

“很抱歉西蒙兹先生整个下午都要开会，不能打扰，”我答道。

“那我就等到他空的时候，”官员说着，啪啪拍了两下手，稍稍整了整他的珍珠领带扣针，在我旁边的桌子找了个空座位坐。我还从没见过活的外交官。被占了座位的临时秘书罗莎琳似乎也没见过——她是经济学毕业生，长笛吹得不错。在他高傲的凝视下，她融化成一个屁颠颠儿的女仆，扔下所有的活儿沿着走廊一路小跑，去给我们完美得无懈可击的客人找“合适的”茶杯和茶碟。霍奈曼-费奇噘嘴啜饮他的茶水，对她的服务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接下来的话是冲着离他最近的管事儿的人说的——也就是我了。

“也许你可以给你们的，呃……公司的主管提提意见，”他说，“因为没法通过电话谈，常任秘书长已经给这个地址写了好几封信了，很想得到回复。”

我含糊其辞地说了些核实文件之类的话，溜进了父亲的办公室——他就在里面，通常在两个电话上滔滔不绝。若要搜他的桌子找几封不知去向、花里胡哨的信，根本就是徒劳，所以他一撂下一个听筒，我就提醒他一个外交部的公务员正守在他的门槛上。

“他要什么，我猜都猜得出来，”父亲微笑着。“带他进来。”

“能接待我真是太好了，西-蒙兹先生，”入侵者拉长了调子，还加重了第一个音节以强调它是个以色列名字，以及和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基因鸿沟。“我的上司常任秘书长，”他接下去说，“曾代表他的上司——国务大臣先生给你写过信，要你组织的一场音乐晚会的门票，要是我没弄错的话，是下周四在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我们知道出于个人娱乐的原因是不能索票的——虽说国务大臣先生是个狂热的音乐迷——可我们是为了取悦三个关系不错的国家的外交部长，他们称很希望出席晚会。

“我被授权秘密告知你，国务大臣大人的政府正和这几个国家商榷极为棘手的问题。几个欧洲国家正在组建的一个经济联合体，我们得确保和它有合作关系。为在会谈期间形成和谐的氛围，下周四的音乐会，我的上司希望能拿到十二张最好座位的票子。”

莫蒂默·西蒙兹把手指压得紧紧的，贴在下巴下面，对他了解颇深的人都知道，这架势可不是个好兆头。“你知道么，呃……费奇先生，”——他极尽怠慢之术——“这些音乐会都是商业行为，担风险的是我们自己，公家的钱可是一分都没有的。”

使节点了点头。

“那您也许也理解，我们在说的这个晚上，国王陛下要参加皇家节日音乐厅的揭幕音乐会，修建皇家节日音乐厅用的可是大笔的公共开支，还有源源不断的津贴供养着。我能否提议，陪着你们的贵宾去国务大臣大人的政府统筹和赞助的地方奢侈享乐呢，而不是我们这种不大的私人企业？”

外交官从外套的内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烟盒，给我俩各发了一根高级的土耳其香烟。我们都不抽，他问我们介不介意他抽。一阵微香的烟雾中，他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谈判。

“也许我该说得更清楚些，西蒙兹先生，”他这次倒是把姓氏念清楚了。“我们来自布鲁塞尔的贵宾——冯·弗利科特先生本人就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手，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陛下要他亲自向她汇报这位卓越的青年艺术家——伊莱·拉波波特先生的情况。他的音乐会是你在管理。你也许知道，伊丽莎白女王是传奇艺术大师尤金·伊萨伊的学生，为了纪念他，女王陛下创办了一个重要的小提琴大赛。

“国务大臣大人的政府非常希望能招待我们的比利时朋友——在欧洲的会议上，他们对我们可是大有帮助。当然，外交部会全价购买这些门票——以及，”他放低了声音，“给你带来不便所导致的任何额外费用。”

“或许，我应该说清楚，”父亲的语调又多了一分生硬，“所有三场音乐会的门票都卖光了。”严格说来，这并非事实。从来没有哪场音乐会能卖光所有的票：总有所谓的“管理用票”，以备不时之需——不过那是商业秘密，普通百姓和政府官员都不会知道。

“他们还让我告诉你，”霍奈曼-费奇不动声色地接下去说，“西蒙兹有限公司对英国的文化生活所作的贡献并没有付诸流水。实际上，公司的大股东或许应该在国王寿辰荣誉榜上得到适当的认可——有些人觉得早就应该这样了。”

到了最后，如此激励才算说到了点子上。和大多数自力更生的人一样，我父亲渴望公众地位；我母亲渴望受邀前往白金汉宫。骑士的头衔，哪怕是大英帝国的勋爵身份，对浮士德这样的人而言都是诱惑——恐怕是足以穿透他道德盔甲的强大诱惑了。

他把一堆纸从桌子的左侧挪到右侧，一束阳光不早不晚划开了尘土飞扬的空气。“霍奈曼-费奇先生，”莫蒂默·西蒙兹语气温和，“我能问个不成熟的问题吗？”

“洗耳恭听，西蒙兹先生。”

“您进入常任秘书长办公室之前是外交部哪个部门的？”

“近东和北非部，先生，”官员毫无戒备，沾沾自喜地用土耳其上等烟喷云吐雾。

“外交部的近东和北非部负责巴勒斯坦的问题，我说得对么？”

“确实如此，先生。”

“有人说您所在的部门坚决反对建立犹太人的国家，而且继续支持对以色列实施贸易禁运。”

“确有此事，先生，”霍奈曼-费奇说。

“另外一桩事情，”莫蒂默·西蒙兹叹了口气，“在近东和北非，大家知道贵部门的官员会给当地的权贵和官员付小费、塞红包，以此促进国际间理解，不知我的了解是否正确。”

条纹裤子听出了弦外之音，却无处可逃。“对于个案，我无法加以评论，”他没有正面回答，“但那种事情可不合政策，是要受纪律处分的——不过其他欧洲国家可没我们这么谨慎，确实动不动就用这种手段。”

莫蒂默·西蒙兹站直了他五英尺六英寸的身子。“请转告常任秘书长先生，”他义正词严，“他的部门又是扯谎，又是伪善。您，先生，刚才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金钱和名望向我行贿，还是受托行贿。我给个建议吧，贵部门平时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去和伦敦皮卡迪利黑市有瓜葛的黎巴嫩军火贩子手里买你们的票吧。现在，先生，我得请您离开了。法国文化部部长还等着我通话呢。”

这场对话的每个字都印在我心头，因为这是我父亲最棒的一刻（用流行的丘吉尔式的表达法），也是最后一次。目送权贵之身败阵离开，莫蒂默·西蒙兹深吸一口气，觉得自己取得了小小的胜利：摩西式的正直赢了英国式的妥协，沙漠的严厉胜了客厅的谦恭。第二天一早，他就派特别信使往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大使馆各送了两张免费门票，另有两张给外交部长自己用。法国人的两张票是全价买的。我父亲对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看法是在一战期间形成的。

最后一周，压力爆发了。罗莎琳昏倒在自己的桌子上，我主动把她送回位于温布尔登的家，新鲜空气和一杯茶水马上就让她恢复过来。过去的两星期里，我对这个相貌平平、双腿却修长的临时文秘日久生情，她无甚特色的外表下隐藏着惊人的分析能力和情感偏见。一天我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她在快速翻阅我的书——艾萨克·多伊彻写斯大林的小册子。“不知廉耻的诡辩，”她嗤之以鼻，把书扔在我那半边的桌子上。

“什么意思？”

“他给斯大林动用武力的集体化进程所找的借口——更高的效率、公正性、生产力、社会和谐度——全是骗局。无论天真的自由主义者想怎么假装，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经济学的依据。废除土地私有制，你就打击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它预示着饥荒，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饥荒。”

“但思想动机呢？”

“依我看，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散播财富，而不是让数以百万计的人挨饿。斯大林是戴着仁爱面具的希特勒；而这本书根本就是从理论上为大屠杀开脱。烧了吧！”

在大多数人都用“心”思考、支持左翼路线的音乐公司里，扯着嗓门喊出这些话来还真是大胆莽撞、感情用事。对于我们很多人而言，斯大林仍是老好人的形象，长着亲切的海象胡子，是我们的战时同盟。罗莎琳可不这么想。她继续抨击他在人们心中的每条功绩，用她激光制导的头脑将它们撕得粉碎。每一天，我都喜欢她多一点。在远离办公室的郊区赖在沙发里啜饮中国产的上等红茶“正山小种”时，我感觉到了她的邀请，试探性地把手臂绕到她的肩头。我问她以后是否愿意和我出去共度良宵。她弄乱了我的头发，半笑半不笑地同意了。然后我们接吻了，她认真起来，抚摸着我的脸颊，抓紧了我的前臂。毛手毛脚之际，她母亲回家了，于是我心满意足地告辞。罗莎琳是我第一个有胆邀请的妞儿。

实际上，我从来都没能跟她约会。过了一星期，我们的世界崩塌了，罗莎琳接受了英格兰银行外币结算部门的一个职位。她晋升到了副经理的位子，没结婚。在那些个偏见满天飞的年代，人们认为高层女领导没法拥有家庭生活。若干年后，我再次遇着她是在一个受诫礼[7]上，她站得笔直，穿着素色的衣服。我们小心翼翼，说了些酸溜溜的客套话。

音乐会前夕的紧张气氛还造成了其他伤亡。曲作家库兹涅索夫因为高血压被紧急送去了医院，我父亲带着他新谱的协奏曲中遗失的一页刚一出现，他的血压又神奇地恢复到了正常值。指挥叫马提亚·弗洛伊登斯坦，是个性情暴躁的难民，他说乐谱从头到尾都看不清是什么玩意儿，一怒之下被指挥棒戳伤了手。一个长号手烂醉如泥；找来的替补说吹这么长的独奏要加钱。爱尔伯特音乐厅故作忧郁的酒吧服务生想往外走，可他们的出口却被哥帝·米尔斯堵住了——他是我们花钱雇来在艺术家入场处站岗、半退役状态的重量级拳手——于是又只好径直折回来。

伦敦警察厅派来一个戴着平顶帽子的巡视员，讨论控制人群聚集的事宜。圣约翰救伤队提供的急救人员翻了一番。音乐会结束后还有个接待工作，女王陛下诺福克的一个远亲答应要出席，于是我母亲开始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我什么时候行屈膝礼？”她颤抖着说。“我该称呼她为‘殿下’么？”

形势愈发疯狂，最镇定的人却是所有目光的焦点——（戴维德）伊莱·拉波波特。就我所知（我知道得可比别人清楚），戴维多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他风趣十足、面露微笑，排练和访谈都不费吹灰之力。他上午有时间喝咖啡，晚上有时间逛小镇。

“睡眠够吗？”我半是取笑半是关心。

“男人嘛，得……”他眨眨眼。

“对经理人言听计从。”我笑了。

回过头看看，我问过自己一千遍了，他的镇定是否异常，是不是在掩饰有预谋的背叛？我能试的都试了——我试过了催眠师、全身治疗师和两个信奉荣格精神分析法的家伙——可我一点儿也想不起他最后那段时光里的所作所为有凶险或灾难的预兆。不过，那时的戴维多很淡漠，像是要把自己保护起来。他完全不似那些神经高度紧张的艺术家，老妇人在音乐会上咳嗽一声或双簧管没赶上拍子都能火冒三丈。戴维多似乎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过他想过的生活，让我去对付其他事。

因此，他在那个白茫茫的5月清晨从地球表面蒸发之后，警察和其他人询问起来时，我作为他最亲近的知己却对他们的问题爱莫能助。我和其他人一样，被他的消失吓得手足无措，失落、内疚和背叛的打击摧毁了我。他人间蒸发的时候我去了哪？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正卖力地让他红。坏苗头我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也没有觉察到——除了他爬进出租车时我感到一阵烦躁，我大声喊，“戴维多，你能行吗？”他让我放心，说他一个人没问题，马上就回来。

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播这一片段，直到电影胶片的滚筒都滚烂了。若我当初坚持陪他一起坐出租车又会如何？或许我能把他从诱拐、发狂甚至谋杀中拯救出来？我还不敢去想他也许是故意潜逃，我从未见过他坏的一面。我见过不少小缺点；但毫无动机的背叛肯定不是他的所为。

然而当时，我看他的目光总带着倾慕之情。他是一道光芒，让我无趣的生活闪耀起来，让我最好的品质展现出来。我依靠他证明自身的价值，（他说）他通过我与其他人沟通。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或者说他是让我这么认为的。

突然间，我们分开了，毫无原因，毫无征兆。华丽的首演上，他没有现身，我一头扎进去收拾残局，拖延着悲惨结局的到来。过了几个礼拜我才明白：我生命的一部分——美好的一部分已被截了肢，而我眼前的未来也成了漫无目的的空虚。自那以后，我一直在找寻他，找寻我自己，找寻在那一晚死去的生命。

拉丁语，意为：我的主，我的主，为何离弃我。其中“Eli”发音为“伊莱”，意为“我的主”。

犹太人庆祝男子满13周岁、成为犹太教徒的成人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