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时间匪徒

第一印象会骗人，但我对戴维多的印象在我认识他的十二年中从未改变。跃入脑海的场景是我初见他之时：他径直来到我们的前门，就像他是房子的主人一样（如果不说是整条街的话）。那是1939年8月一个酷热的周日，我们被困在位于圣约翰森林的家里。我们每年都会去诺曼底待上两个礼拜，那年却因为战争迫在眉睫而被迫取消。国会议员被召回。防毒面具发放下来，人们又是检验质量，又是练习使用。我们把准备度假用的箱子清空，重新装箱准备撤离。街角堆起了沙袋，信筒被漆成了绿、棕、黄的伪装色，筒的顶部被涂上了一种化学染料，据说能检测毒气攻击。阻塞气球飘浮在空中。海德公园里挖出了深沟（我们很少知道建造它们的初衷是当巨大的公墓）；樱草花山公园被犁成了蔬菜地。杂务工人在我们的花园底部捣鼓出一个坑坑洼洼的避难所，按规定在上面盖上十八英寸厚的土。所有的窗子都挂上了不透光的窗帘，窗框粘上了胶带以防震。当地的商店，胶水和牛皮纸都断了货。我们的用人弗洛丽和玛莎兴奋不已。父母亲走来走去都是垂着脑袋、皱着眉头。没东西分散我注意力时，我就百无聊赖。

无聊是我孩提时代常有的心情，倒不是因为我专心关注的地理政治事件。一年前“慕尼黑危机”之时我就开始读报纸了，德国佬进军布拉格（这一举动，我早就沮丧地预见到了）那会儿我已经是忠实读者了。从那以后，我都能很有先见之明地论述战争的走向。让希特勒胡作非为去吧：我们的帝国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岛屿是无法攻取的，我们的议会制度是强大的，足以抵御夸夸其谈的暴君。看来，国内的所有报纸都和我一样怀揣着幼稚的幻想，不同的唯有《旁观者》周刊——它的老板兼编辑伊夫林·伦奇深知德国佬四十年了，因而悲痛地作出了最糟糕的预言。我父亲每周五都会看《旁观者》，左翼的《新政治家》和《论坛报》他也读，调和下口味。这些书报，他最多也就是翻翻，接着就潜心于闪米特人的报刊——《犹太纪事报》上的婚丧喜庆栏目了。我偷偷收集周刊，拼着复杂的音节猜测评论的意思，企图寻找政治上的启蒙。在媒体时代尚未到来的日子里，九岁的娃娃会为了找乐子读狄更斯，会因为屋子里没有更好的选择而看《圣经》——这都算不得新鲜。比起同龄人，我更是早熟，早熟得厉害。母亲那些个感春悲秋的小说和客厅玻璃书柜里全新的世界名著，我都不屑一顾。政治周刊是我的向导，带我了解统治着成人世界的无形力量；它们是我的法规，让我识破万千邪恶。

若要希特勒来看，我的立场也算得上“蓄意中立”。有的童年不幸胜过国家大事，有的忧伤苦痛深于世间悲剧。我就是这么可怜。如果读到中国有两百万人死于饥荒，我会觉得，比起我身处圣约翰森林、酒足饭饱的这种折磨来，他们反倒是幸运儿。孤儿、难民和失业者至少可以互问寒暖，可我却深锁于孤独之中，无法进行有意义的人际交往。我觉得希特勒和他那一帮子人已经让我不痛不痒了。不管他怎么看待犹太人，我对即将到来的战争都会保持中立，不过要是哪个大兵宰了我的大敌，那我还是欢迎的——要说我的大敌，首当其冲的就要数隔壁的约翰尼·艾萨克斯，这小子样样都好，在家长聚会上朗诵莎士比亚的作品，在马卡比青少年篮球联盟里打中锋，真是讨厌透了。

而我又近视又个儿矮，超重十磅还衣冠不整，成天把自己埋在书堆里，不交朋友——也没什么人愿意和我交朋友。“书呆子西蒙兹，”他们在学校这么叫我。小子们交换香烟卡的那年纪，我却读着政治传单，梦想着竞选议员——我结结巴巴口吃的毛病让这分雄心显得更为荒谬。最叫我不爽的是，面对患有孩童憎恶症的老师，口吃让我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回答问题——他们手里嗖嗖挥动的藤条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阅读是我的避难所，别人无法到达，我在其中逃避世界的排斥。

父母没人关心我的心境。父亲忙于生意，而我至今也没能明白母亲到底在干什么。她有一个住家的女佣和一个全职的厨子打理着屋子上下，还有一个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儿子和一个很少回家的丈夫。她不找乐子吗？礼拜三和情人在波克夏的小旅馆里幽会？我很怀疑。在正儿八经、还没避孕药的年代里，中产阶级的犹太女人不敢冒险去招惹流言蜚语，否则社会地位和舒适生活会大打折扣。离婚意味着耻辱，这种状态比贫穷更糟糕。母亲有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着清早的咖啡、女人的聚餐、桥牌的派对和升华其生命意义的难民委员会云云。悲剧啊，真的。她要是有个情人，他在她心间唤起的一点儿爱意或许能让她在不知不觉中“爱屋及我”。我渴望她展现母亲的温暖。母亲渴望一个可以向罗斯恰尔兹夫人、桂冠诗人和首席拉比的太太炫耀的儿子。我俩的渴望都落了空。

母亲身强体健，说起话来像贵族。她自命清高，如毫无瑕疵的下凡之仙。她出门总是戴着手套，免受低等人的玷污（她的拉丁语纯正地道，她的西班牙语完美无缺）。音乐会上，她不会降尊纡贵地摘下手套来翻节目单或鼓掌。唯有身处上层社会之时，她才会收起傲慢自大，才会变得阿谀奉承：她自视甚高，但贵族们认可她吗？她害怕圣约翰森林，因为我们是这里的暴发户——1932年，闻名遐迩的艾比路录音室开业后不久，我的父母才从市郊的芬奇利搬来这里。母亲举办家庭招待会，邀请了艺术家，父亲一直陪到他们老死。可她有“付出得有回报”的毛病，急切地巴望得到森林区贵妇的认可——她们的丈夫可用不着为了生计而工作。

她的为母之道让我反感和失望。“马丁，你打领结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它贴近你的喉咙而不是垂在胸口呢？到这儿来，孩子。我给你整整好。早上离家前，在镜子前面多花一分钟，你或许哪天就变成上流社会像模像样的一分子了。天知道，为了让你够体面，我可是尽心了。站稳了，别发出那些叫我作呕的声音。”

让我感到窒息的可不仅仅是我气管上她不耐烦的手，还有她本人，她身上那层宛如北极湖面上的晨雾一般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冰冷。我害怕被她抱，好在她也不常抱我。

戴维多来的那个周日，我在惹她恼火的人中排行老二。和往常一样，父亲午餐迟到了。没人说话，刀叉在瓷器上发出叮当声，打破沉默的唯有对用人下的命令。

“弗洛丽，你能把肉汤递给西蒙兹先生吗？”

“今天的胡萝卜做得不错，玛莎，水分很好。”

“谢谢，西蒙兹先生。”

“弗洛丽，你现在可以收拾桌子了。”

“好的，太太。”

“收拾这孩子的座位周围要格外仔细些。”

冰淇淋甜点后，我的父母起身去他们各自新装修的卧室里打盹。

“我好没劲啊，”我对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说。

“你为什么不去和朋友玩？”父亲叹了口气。

“他没有朋友，”母亲高声说。“他把脑袋埋在《画报》里，不愿意去找朋友。我开始不明白这孩子了。他为什么不拿上我买给他的足球去找隔壁的约翰尼·艾萨克斯，问问他愿不愿意踢球呢？”

“讨厌足球，”我咕哝道。

“懒骨头，这是他的问题所在，”母亲不满地说。

“我醒过来后陪你下棋，”父亲承诺。我知道他是好意，但我不指望他能记得，和往常一样。

“不管他做什么，”母亲说，“我都不想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听见他发牢骚。我觉得我的偏头痛要发作了。”

男人间的一番眼神交流后，父亲和我赶紧各自开溜。一种想得到补偿的冲动驱使我找到了藏在床下的雀巢奇巧巧克力——重塑品牌后的红色包装，难以抗拒、欲罢不能的享受。“奇巧”的前身是朗特里香脆巧克力，唤得出18世纪文学俱乐部的那种慵懒而高贵的气质。在我这双饱读诗书的眼睛看来，它比弗莱公司柔软的“土耳其之悦”巧克力更具异域风情，让人联想到“奇茶”——西北边境那儿的迷幻药。成长的过程中，我对这些牛奶口味的手指巧克力很是上瘾，可这一次，在这个无所事事的周日，我却抵抗住了它们的召唤。

我无精打采地去了后花园，搬来把椅子，找了点更刺激的乐子：越过篱笆偷窥丰满的哈代夫人——她有时在折叠躺椅上打瞌睡的时候，衬衫扣子会解得太多。我的偷窥过程有严格的规矩，最大限度地降低被发现的风险。椅子离开篱笆的距离不得少于三英尺六英寸，每四分钟里的偷看时间不得超过十秒。我从来不知道哈代夫人到底叫什么名字，不过她肯定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皮肤白皙，没有孩子；哈代先生即使是周日下午在家也会穿着三件套西装，是“城里的风云人物”，他坐在二十英尺以外、太阳晒不到的地方，叼着烟斗，读着报纸。两个哈代都没注意到我，更别说我的淫荡趣味了。我从中得不到什么满足，但这个游戏可以消磨掉闲着的一小时，让我的眼睛不再疲劳，接下来又可以读一阵子书了。

偷窥的间隙，我创作了一篇政治演说，想象在大集会上致辞。九岁半的我站在椅子上，反复说着对社会幸福抱有乌托邦幻想的议会报告里那些夸张的词汇。当然啦，是不出声的，因为一开口就会让邻居们知道有个又口吃又脸红的家伙在。

“自由、平等和友爱，”我无声地宣布，“是不能剥夺的人权，我们都会说。可这些权利和茶叶一样，得用烈酒来泡。政府只提供医疗卫生、零失业率和养老金领取权是不够的。政府得让它们发挥最大的价值。我这届政府将帮助无数人实现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无论年纪大小——他们比从前有更多的闲暇，却在饮酒和碌碌无为中浪费了这些宝贵的时间，完全看不到能丰富他们生活的机会——拓宽视野、发掘新兴趣和结交志同道合之人的机会。”

我正要说到我最喜欢的那部分（我党保证建起一个全国性的休闲系统，每位公民都能找到其中意的活动或同伴，没有人再会觉得孤独），透过我家和艾萨克斯家中间的空当，我突然发现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儿正走在暴晒无人的街道上。我最后瞥了一眼胸襟大敞的哈代夫人，然后抱着冰冷的砖头墙跳下椅子，沿着房子的一侧奔跑起来，看看有没有供我胡思乱想的新题材。“难民，”我小声地用电影里的侦探那无所不知的口气说道。那个男人戴着个皱巴巴的软毡帽，穿着冬天的大衣，男孩儿穿着羊毛外套和短裤——裤腿在他膝盖下方甩来甩去，样子很是滑稽。两人的模样就像是从高蒙电影公司的短片里直接走出来的。男孩儿的手臂下夹着个小提琴盒。“准备行动，”我小声说，“他带了家伙。”

男孩儿的年纪看着和我相仿，块头只有我的一半，滑溜的黑发，细竹竿腿。他父亲满头大汗，但似乎很清楚此行的目的。他仔细观察着闷热的布伦海姆别墅的正面，然后断然朝我们这里来了，老天爷。叮咚，门铃响了。弗洛丽拖着脚从厨房走出来。我听见那个男人说要见西蒙兹先生。弗洛丽被他声音里那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儿感动了，把他领到了客厅，让他等着。最好是顺利点，我想。要是被平白无故地吵醒，父亲可不会高兴。

我透过窗帘偷窥，记下了陌生人的外貌特征，以防我得在警察局的犯罪嫌疑人列队或间谍审讯中指认他们。双下巴的男人用一块紫色的大手帕擦了擦后退的发际线。他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和男孩儿说话，听起来像德语可又不是。男孩儿认真地在听，但并不顺从。我父亲走进客厅的时候，男孩儿起身离开，仿佛不愿意参与到成年人的交易中。睡眼惺忪的父亲让弗洛丽去拿点儿冷饮。我蹲伏在窗台下，等着听阴谋。

“我想我告诉过你不要多管闲事，马丁少爷，”弗洛丽责备了我。她说话时带着汉普郡的喉音，她满是泡沫的手拧着我颤抖的耳朵。“你现在就干点儿正经的吧，你父亲接待外国绅士时你照看下这个小伙子。”她把那孩子朝我推了推。“带他上楼，玩个什么游戏，我待会儿给你们拿点午餐时剩下的冰淇淋。”她眨眨眼。我喜欢弗洛丽；她晚上塞我进被窝时，有时会弄乱我的头发。没人这样待过我。

“你叫什么？”一起爬楼去我房间的时候，我问那男孩儿。

“戴维德-伊莱·拉波波特，”他回答。

“戴，戴维多？”我重复时没念准。“那，那是什么名字？”

“是戴维德，你们英语里讲的戴维德——还有伊莱，”他咧嘴一笑。“但我家里人讲戴维多，好念。你就叫我戴维多吧。”

他不合英文规矩的套近乎的话让我听着不自在，我硬邦邦地答道：“我叫马丁·L·西蒙兹。L是‘刘易斯’的缩写。”

“莫丁？”他笑笑。“我叫你莫特。”

介绍完毕，他问起了我的年纪。他和我一样饱读诗书，看起来还更年长更聪明些；事实上，他还比我小三个月，准确说来是9.25岁。

“你音乐家？[8]”这是他下一个问题。

“我会弹弹钢琴，”我承认。

“我，我小提琴家——神童。我来跟弗莱什教授学习。你知道弗莱什吗？”我听说过他；我明白怎么回事了。这少年是个神童，交易的受害者——我听我父亲把这种交易斥责为“奴役儿童”。他发誓说，西蒙兹绝对不会出品还不到喝酒年龄的独奏者。记住这点，马丁，等你接手公司之后。明白了，父亲，我一边说一边想到底多大年纪才能买酒喝。

“弗莱什教授说我天才，”男孩儿接着说。咳，想想看。未来的小奴隶和他望子成龙的爸爸不请自来，父亲难道会高兴？被人吵醒后，他可能会很阴沉：这对父子或许等不到弗洛丽给我们端来冰淇淋，就被径直送到大门口了。真讨厌。

“你下棋吗？”男孩儿问道，他修长的手指摆弄着我的象牙象棋。“来吧，手下败将。”

我真的输了，两盘都输了，每盘都没超过二十步。弗洛丽的草莓冰淇淋和男孩儿令我不解的、并没有因为我的溃不成军而沾沾自喜的态度，缓和了对我的沉重打击。“你走扎实路线的，”他诊断道，“你需要好战术。我么，我天才，我下棋无懈可击。你呢，不那么有天赋，必须耐心点，等待弱点的出现，攻击对方的盲点。”

他的一番分析让我大为吃惊。在残酷的两盘较量中，这个神童分析了我的资质，概括了我的选择，建议我如何将自己的潜能最大化。“玩国际跳棋，你不是我的对手，”我挑衅说。

“来吧，没问题，”戴维多说。“国际跳棋小游戏，可能性少。按部就班执白棋，你就赢。可国际象棋大游戏，没有按部就班的可能。你赢了，你就和上帝一样；你让混沌变得有序。”他的发音像是“馄饨”。“是和音乐一样。你弹得好，音符就形成了结构，有了意义。是好冰淇淋。”

他一匙匙吃着，目光像探照灯一般扫视着我的房间。他一个多余的词都没有，更没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他的词汇库里肯定有一百个有用的名词和动词，可他用的每个词都像是出鞘的剑，没有社交礼节。

他的手指摸遍了我的书架，取下左派图书俱乐部新近关于“波兰走廊”的小册子。“什么新闻？”他问道。

“要打仗了，”我预言。“政府正在酝酿一个《紧急权力法》，如果希特勒先生入侵波兰，我们就要参战了。张伯伦先生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阁下可不情愿，但剩下的内阁成员会迫使他们认同我们的国际职责。”

“你消息灵通，”他说。

“我读很多书，”我带着让人厌恶的优越感答道。

“我们黄金组合，”他宣布。“我理解力好，但没有消息。你消息灵通，但不会分析。”

正在此时，莫蒂默·西蒙兹在我门口咳嗽了声，问我能不能单独谈谈。戴维多机灵地溜了出去。这是我有生以来时间最长、结巴最少的一次谈话，正在兴头上呢，我讨厌被打断——即使是在难得一见的、被父亲单独关注的特殊待遇面前。

“我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父亲说。我摇摇头。

“马丁，”父亲亮明来意，“我需要私下和你商量一件事，我还没和你母亲说，她还在睡觉。这件事需要你同意，也需要我和你母亲的认可。”

我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好让他继续往下说。和我一样，他可不是能言善辩的主。

“楼下的两位来访者，”他继续说，“是来自华沙的拉波波特先生和他的儿子戴维德。你已经见过其中的一位了。拉波波特先生是做人造珠宝饰品生意的。他的儿子戴维德年纪虽小，却是个有天赋的小提琴手，马上要师从著名的弗莱什教授了——你可能听我提起过他。

“弗莱什教授本人就是著名的独奏者，作为私人教师可真叫桃李芬芳。他接收的所有学生几乎都成了羽翼丰满的独奏者。能当弗莱什教授的学生，音乐上保准成功。他住得离这儿不远，就在科芬园，不过他现在去比利时的海滨消暑度假去了。和你一起玩的这个孩子是他最新发现的。

“不过出现了很复杂的情况，弗莱什教授让这孩子的父亲来找我帮忙。在伦敦给自己和孩子找地方住的时候，拉波波特先生接到了华沙来的消息，说他的太太身体有恙。他得回去照顾她，我想还得照顾其他孩子。他订了明天的票，打算带戴维德一起走，因为他还太小，没法丢下他一个人。

“弗莱什教授和我通过电话，他担心在这个阶段，学业上的耽搁会不利于他的艺术发展。他问我们能不能照顾这个孩子——他力荐的未来之星，也许就几个月的光景吧，一旦拉波波特太太的身体恢复到能出远门了，他只要拿到必需的许可文件，就能带上家人和财产回伦敦了。

“九岁的孩子显然不能待在酒店或宿舍里，他在这个大城市里也没其他地方好投靠。弗莱什教授道出了他的不情之请，我印象很深。我很乐意让他住在这儿。我想，你母亲如此致力于难民救济事业，不会反对的。

“不过，招待这个孩子的重担将主要落在你肩上，马丁，因为我和你母亲太忙了。所以没有你的同意，我没法让他住下来。我得说，接收他是仁慈善意的行为。此外，我们的所作所为或许还有艺术价值，因为这个孩子的潜力显然是相当罕见的。不过，我说了这么些个自己的意见，可不是想影响你的决定，毕竟你是最受打扰的人。”

这个下午可不寻常。先是和年龄相仿的男孩儿有了最长的一次聊天；接着是得到了因疑似阑尾炎而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断结果却是雀巢奇巧巧克力吃太多导致严重消化不良的那天之后父亲最正经的关注。那次我在救护车上呕吐了，全呕在我母亲崭新的“利伯蒂”两件套上——连这也没能让她更心疼我些。护士把我弄干净的那当口，她打车回了家，派弗洛丽来接我，就像等洗好了取衣服一样。这场儿戏里，我父亲在哪儿呢？他借用了几分钟护士长的电话，然后就回了办公室。

他对这个男孩儿的兴趣显然是出于商业意图。弗莱什若能栽培他，西蒙兹的手上就会有一个明星了——我们首个具备国际血统的小提琴手。这个机会还带有人道主义的一面，从道义上说也值得一做。为了让我获得精神上的教育，父亲要求我作为企业的继承人出一分力。

男孩儿想从我这里获得什么是显而易见的。他之所以说“黄金组合”，就是迫切地需要我帮他，确保他能有个避风港。我能保证他进入这个宫殿，所以他不得不甜言蜜语。我可能不是天才，可我一眼就望穿了他的阴谋。不过，看明了所有动机的我突然有了能够影响事态的位置——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力量。

回答父亲之前，我默默数到了十。“如果这个男孩儿和我们待在一起，他睡在哪儿呢？他会和我一起上学吗？英语和历史，他不需要家庭教师吗？他上哪儿练琴？”

“那些问题，我还没真正想过。”

“我想我只好放弃我的游戏室了——除非你和妈妈能搬回一个房间住。”

这是不可原谅的，是对婚姻隐私的无耻侵犯。我的父母一年前就不再住一个房间了，徒有婚姻之表，没有夫妻之实。不管两人间最初的火花是什么，如今都已是死灰，我呢，就是这个又枯燥又冰冷的家里沉闷的哀悼者。我嗅到了让他们重修旧好的机会，斗胆踏入禁区，却被可怕的眼神逼了回来。

“说得很对，”父亲说。“你得放弃你的书房，让他睡觉。戴维德可以在会客室里练琴。至于念书的事，我们得先看看接下来几周的情况……”

“你要我多久给你答复？”我问。

“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样子吧，”父亲说。“要我出去吗？”

“不必了，”我说。“他可以留下来。我茶点后就腾出游戏室来。”

换了其他的父亲，或许会给我一个拥抱，或拍拍我的脑袋。可莫蒂默·西蒙兹不会如此。他站起来，严肃地和我握了握手，对我表示感谢，然后下楼把好消息告诉了拉波波特先生，拉波波特先生马上就离开了。就是这样。下来喝茶的母亲发现一个流亡的孩子在小提琴上拉帕格尼尼的《随想曲》，而她的儿子在翻书，还装得挺高兴。

战前风风火火的那个月，我可不觉得无聊了。第二天，我和戴维多一起坐在十三路公共汽车的顶层游览伦敦的中心，向他介绍这个即将在空袭中变得黑暗而恐怖的城市。我们跳下车，快步走进空了一半的博物馆和每人半便士的短片影院。我俩一起看着皇家公园里的玫瑰园被挖了个底朝天，汉普斯特德西斯搭起了军队的帐篷，国王十字车站和卡姆登陶恩的贫民窟里，臆想的齐格菲防线[9]上晾起了洗后的衣物。我们看到蹬着脚踏车、戴着钢盔的警察脖子上挂着告示牌，民防管理员吹着哨子，笨兮兮地装出一副对空袭已经准备就绪的样子。

“别到街上来，你们这些小讨死鬼。没听见警报啊？”

“啊？那吹哨子的声音是警报啊？我还以为是足球裁判在吹哨子。”

周四，我们坐车去了国会大厦，听下议院兴致勃勃地辩论和通过《紧急权力法》，赋予即将到来的暴力以合法性。首相张伯伦先生像一头忧郁的海象从他绿色的席位上起身，说话无精打采，一副败军之容。“戴个大假发的男的是谁？”戴维多小声问。

“是下议院议长。”

“为什么他不说话？他可能比首相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特拉法尔加广场跳下了十三路公共汽车，发现国家美术馆关了门，出于安全保护目的，穿着褐色外套的男人们把馆内珍品搬去了乡下的洞穴里。卫兵换岗的惯例倒是没变，可怀特霍尔街上下，他们都在给政府部门的大楼安装防毒大门和百叶窗。我们在泰晤士河畔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坐在堤墙上晃荡双脚，向路过的拖船挥手致意。我们回去时已近黄昏，灯夫已经上了街，点亮那三角油灯。

父亲领着我们去女王音乐厅听伦敦夏季逍遥音乐会的“贝多芬之夜”，指挥是亨利·伍德爵士。从我们家出发，穿过摄政公园就到，溜达溜达挺高兴。一曲安静的田园交响乐之后，亨利爵士的大胡子转向了听众，宣布说英国广播公司正在遣散乐队，“因此，我很遗憾地说，夏季逍遥音乐会从今晚开始就要歇演了，等待进一步的通知。”我们情绪低落地散了场，走入街灯昏暗的夏夜。那天早上，希特勒入侵了波兰，华沙遭到了轰炸。“不会长久的，”戴维多面无表情地说。

礼拜天早上十一点一刻，我们围挤在收音机前听内维尔·张伯伦大放厥词，“我是在唐宁街十号的内阁会议室发言。”这天早上，首相沮丧地说，“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向德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除非德国政府在十一点之前宣布他们马上准备从波兰撤军，否则英德将进入战争状态。我现在得告诉你们，”他停下来叹了口气，“我方未能收到类似承诺，故与德国开战。”

十一点二十七分时拉起了空袭警报：虽是虚惊一场，却够吓人的了。我和戴维多脖子上架着防毒面具，骑车到尤斯顿，去瞧成千上万的城市孩子如何被疏散到乡下；我父亲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待在家里。夜幕降临后，空袭警报又响了一次；又是虚惊一场，不过我们一群人穿着外套和睡裤去了花园里湿乎乎的防空掩蔽所。街灯六年没再亮。开车也不打前灯。所有的娱乐场所都关了门，无线电只剩下一个频道。伦敦消沉了，等待着无以言说的恐慌。

饭桌上，父母重新说起了客气话。两人谈起了假战[10]，“和上一次一样，一开始就是。”也许是为了我们吧，他们语气轻松，多数时间都在讲各自有多忙。母亲开了个非正式的职业介绍所，把布拉格的牙医和维也纳的建筑师送来填补去服兵役的公车售票员和皮鞋匠的位子。剧场熄了灯，受了挫的父亲把音乐家送去地方上的音乐厅和偏僻的军事基地表演。他在布里斯托尔成立了分公司（英国广播公司的乐队也调去了那儿），还在兰开夏郡的布莱克本创建了一个巡回演出的小型歌剧剧团。他的关系网遍布全国，他的创造力无可匹敌。

9月底的光景，他回家时身着上校的制服。“上头命令我办音乐会，给陛下大人懒散的军队振奋下士气，”他相当自豪地宣布。“我要让他们见识正正经经的东西，给他们个机会开开眼。”在普利茅斯的海军基地，他慎重地在午餐时间推出了贝多芬四重奏系列，结果太受欢迎了，他不得不架起扩音器，让外面的平民大众也听听音乐。担惊受怕的老百姓需要阳春白雪——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赫，一点儿也不介意他们是德国人。到了10月中旬伦敦恢复了夜生活的时候，西蒙兹公司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随叫随到的艺术家和剧团，能去大城市的各个角落开音乐会，场场爆满。

反思的情绪会传染。荣耀褪尽、阴森恐怖的国家美术馆里，上了年纪的犹太钢琴家迈拉·赫斯在午餐时分独奏贝多芬的作品，听众都站着，队伍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排得七绕八弯。亨利·伍德爵士把他的怒火泼向了英国广播公司，喋喋不休地要他们恢复他的夏季逍遥音乐会——他要把音乐会变成叛逆的狂欢。“等战争结束，”父亲一天夜里慎重地说，“政府会承认艺术对赢得胜利的作用。记住我的话：他们会像所有文明开化的欧洲国家一样，把财政的钱投向表演艺术，而不仅仅是让有钱人出钱赞助。”母亲抽了抽鼻子，不太相信——她正勾出要受邀出席她下一场慈善活动的贵妇名单。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她都相信贵族总会施人以恩惠。

没人太在意我们孩子。我们骑着自行车、坐着巴士和笨头笨脑的有轨电车在这个学校放课的城市里闲逛——雷龙般巨大的电车开起来颇有气势，头上还冒着火花，让戴维多乐个没完。“最快能开多快？”他问售票员。

“噢，轨道上空的话能开到每小时二十英里。”

“差不多和自行车一样快，”戴维多俏皮地说，剪票的声音在他耳边掠过。

我们在“莱昂斯街角咖啡厅”跳下车，喝了茶，吃了一便士的面包，手脚勤快的服务生一身洁白，还戴着围裙。“大理石拱门”是我们的最爱，那里有个波兰克拉科来的女服务生会偷偷给我们添果酱，牛奶也是想要多少就给多少。我们赶上了最后一班沿泰晤士河而下的游船，在空无一人的克佑区嗅着温室植物的芬芳。我们甚至还在罗兹板球场观看了一场赛季末的板球比赛，戴维多很快就掌握了规则，吃着午饭就设计出了阻挠击球手的战术：在三柱门外采用中速的缝线投球法，往人多的越位区投。

“如果他失去耐心打飞了，球会被投球方队员接住，”戴维多提出他的理论。“要是他不着急慢慢来，他的队伍就会失去进攻优势。与此同时，那个——你们怎么说的？——投手”——他的发音像是在说“吼手”——“刨一刨三门柱外的泥土，让球旋转。”

“这可不厚道，”我大声说，“这不是板球。”

他目光怜悯地看着我。“我知道一场比赛为啥要持续三天了，”他说。“没人高兴动脑子想着怎么赢。”

他的英语水平每小时都在进步，会用不定冠词了，发音也开始柔和起来。到了11月，他已经能在瑞士小屋站的使馆剧院看《恺撒大帝》了（埃里克·波特曼饰演马克·安东尼，“允许吸烟——Abdullas，您的明智之选”）。周三下午，我们买一先令的票看音乐表演，引座的老妇人告诉我们最近的防空掩蔽所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就在芬奇利路上的中央汽车研究所的对面。“一旦听到空袭警报，”节目提醒道，“观众应起立，但灯亮之前不得走动。”戴维多和我没完没了地唠嗑，对死亡的恐惧变得无所谓起来。我们从海格特墓地晃悠到赫恩山，从贝克街漫游到博街，感受着这个帝国首都的脉搏，而毁灭性的破坏已步步逼近了。

戴维多在伦敦时时都有新发现，或美或丑的街道杂乱地交织在一起，每逢转角都有一番新视野。离我们舒适的联排别墅（有模仿城堡式样的花园精灵像和黄铜配件）两个街区的地方，住着被希特勒驱逐的人，他们挤在卡尔顿山的一室户里，在集电环上烧炸肉排。往西走一条街是汉密尔顿联排别墅，它们属于哈罗不动产，目前住的是拥有土地的绅士和他们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儿。往顺风方向走两分钟的地方住着爱尔兰的工人，还有基尔本和梅达韦尔的大批游民。所有人都在同样的商店买吃的，在同样的人行道上走路，坐同样的五十九路巴士。只有房地产经纪人才看得出他们社会地位的区别。

在戴维多眼里，这样的混住很新鲜。他说，在华沙，富人和穷人住在不同的区域。城市平坦得像条青鱼，直到维斯杜拉河才有所下降。穷困潦倒的犹太人把他们的生活区建在铁门区域，波兰的中产阶级占据着桥那边的市郊，而贵族阶层则独霸城市的中心。戴维多所熟知的街道是贫民窟弯弯曲曲的小巷，被消防和防暴用的宽敞通道所包围。俄式风格的住宅区建造在监视森严的庭院周围，柱廊下的门卫实为警方暗探。里面就是个人肉大锅，薄墙挡不住夫妻扭打的声音，排泄物的恶臭和煨汤的香味混在一起。三代人挤在一间房里，生活极为清苦；洗手间在外面，是共用的，冬天受尽折磨。墙面起皮，阳台下沉，可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长胡子的哈西德派教徒推搡着秃脑门的知识分子。虔诚地戴着假发的已婚妇和爆粗口的卖鱼女开着玩笑。马车车夫和颓废诗人共用一间澡堂子。

大多数街区内，前庭被当成了全天候的犹太教会堂，是举办婚礼、割礼和追悼仪式的圣地。无论白天黑夜，这里永远没有门庭冷清的时候。约柜[11]上方永远都闪着光，总能看见什么人（拉比、哈西德派教徒或募缘会士）在长凳上摇头晃脑，研习《塔木德》[12]，为病人祈福或哀悼耶路撒冷的毁灭。无论是虔诚之人还是无信仰之徒，书房都是拥挤的住所的秘密中心。

在庭院外面闲逛要冒着被施暴、被羞辱的风险——波兰的粗俗之人最喜欢干的事莫过于扯下犹太人的裤子，嘲笑那被割了包皮的阴茎——可一进到门里，你就有了保护，永远不会是一个人。在这个避难所中的某处，年幼的戴维多发现了一把被人丢弃的小提琴，狠狠地拉起来，楼上的一个女人实在受不了噪音了，就把他带去了一个老师那里。五岁的他在爱乐音乐厅举办了独奏会，花束和奖学金扑面而来。

回到家，他在庭院里和几个孩子踢球。姐姐佩西娅大他两岁，是个画画的天才。她憎恨他的才华，在父母听不到的地方偷偷说他的坏话。他的妹妹麦珥柯倒很享受他的天赋，上床睡觉前缠着要他奏一曲勃拉姆斯或舒伯特的摇篮曲。在嫉妒和崇拜之间，他找到了作为排行居中的孩子的平衡点。而庭院中大声喊出的悲伤和喜爱、痛苦和饥饿、祈祷和哀悼，也提升了他的音乐鉴赏力。我带着他在伦敦待一个月，也比不上他在华沙住一天学到的多。在那样的世界里，父母对孩子的成长睁只眼闭只眼，深爱他们却不束缚他们的手脚。

“你要知道，戴维德，”10月里一个周日的午餐时间，父亲突然说，“你的家人或许没办法和预想一样快地和你团聚了。”

戴维多咬着嘴唇，为想出一个精准的回答拖延了一会儿。“他们能来时就会来，”他最后这样回答道。“在那之前，我会在这里等着。”这是作陈述，不是在提要求。父亲仁慈地点点头，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

尽管总也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我猜想拉波波特夫人怀孕的日子不太好过，大概卧床不起了。她到底生了没，一直没有消息，我的父母都很担心。恐怕再也没有比1939年底的华沙更不适合生孩子的时间或地点了。

“我真的希望，戴维德，你能像承诺的那样，每周往家里写一次信，”母亲说话硬邦邦的，不拐弯。

“我一直都遵守诺言，”戴维多撒了谎。

我知道他已经不写了，还知道是何时开始的。一开始，他一天要往前门的信箱那儿跑四趟。有一周，华沙每天都有信寄来，上面贴着盖有免费邮戳的波罗的海国家的邮票。德国的入侵带来了半月之久令人烦躁的寂静。后来来了一大捆欺人的信——每封都在寄出地被人划开，重新盖了印。在那之后便什么都没了。在收音机上听到波兰宣布了投降，戴维多蜡黄色的脸颊变得灰白，他不再熬到夜里听九点钟的新闻。

我听见弗洛丽对母亲说，他的枕头和床的中央早晨多半是湿的。他穿的一直都是来的那天就穿着的手工编织袜，穿到羊毛几乎都散开了。每逢周五晚上，他都打上同一条家里做的领带。我从没问过是谁给他做的。他一个人焦躁和愤怒，拒绝善意的关心。我从没问过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害怕什么，但到处都听得到窃窃的闲谈，我感觉得到他对足不出户的母亲、对沦陷的城市、对老家院子里虚幻的安全感，都充满了极度的想念。

我父亲不止一次地叫他放心，说华沙会受国际公约的保护，说德国人会像一战时一样，虽不情不愿，却做了正确的事。尽管我们恨透了纳粹，却理所当然地觉得德国人是通情达理的。从入侵之日起发生的骇人惨事——巴洛克式的城镇广场上的围捕和大屠杀，1939年9月24日犹太人恕罪日那天被付之一炬的满是人的犹太教堂——若是有人料到这些，我和戴维多的日子就会在悲恸中度过，定是不能和他悠然探索这慢吞吞的伦敦之秋。

我主动担当了让他远离焦虑的避难所，疯狂安排旅行活动，不让他有空胡思乱想。我们气喘吁吁骑车登上海格特山，却被安眠着卡尔·马克思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墓地拒之门外，理由很可笑，说我们还太小。

“你读过马克思？”戴维多问。

“读过短小的摘录，他的东西干巴巴。”

“和拉比的吻一样，”他突然冒出句不敬的话，吓得我倒抽一口凉气。

我们跳上自行车，凭着惯性滑下了山，还差点撞上了送牛奶的马车。戴维多厚着脸皮从车上拎走两品脱的奶，腰里系着绳子的送奶人只好奔来跑去地安抚他受了惊的马。

“你要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对他说。我们靠在长椅上，咕嘟咕嘟喝着战利品，我的胳膊搭在椅背上。

“在英国，也许吧，”戴维多说。“如果你们打赢了的话。波兰就未必了。也许大家能闯过这关，也许不能。”

“你是在英国，”我严肃地说。“你父亲送你来这儿的。你有工作要干。一想到你安安全全地在读书，他们就能挺过这场战争。你再担心也帮不了他们。”

嘚嘚的马蹄声持续不断，送牛奶的马车靠近了，我们最好迅速撤退。我们沿着拱门路快速前行，在停滞不前的车辆中穿进穿出，这回家的路上，薄霭浓重起来，眼看就要变成令人窒息的烟雾。“我们是黄金搭档，”我们转进布伦海姆别墅的时候，戴维多这样说。“我干活儿，而你莫特，让我不去想烦心的事。我们一起合作把活儿干好。”

“那我们算最好的朋友吗？”我不知道答案，脑子里搜索着高低排序的朋友类别。

“不是朋友，”戴维多说。“甚于朋友。”

他向卡尔·弗莱什求师学艺的生活突然终止了，几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这位老教授从比利时的温泉之旅回来后，继续在他汉普斯特德西斯的工作室授课。第一次我是陪着戴维多去的。弗莱什把他领上道，我么就在休息室里看过期的《桥》。翻报纸时，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人大步迈了进来——他是下一个学生。

“约瑟夫·哈西德，”他说着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

“莫特·西蒙兹，”我用了更亲切一点的昵称。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我们离开的时候戴维多小声说。“他是华沙来的约瑟夫·哈西德，是个难以置信的天才。他和他父亲一起住在这里。你看见了吗？他和我打了招呼。”

“我们在休息室聊了很久呢，”我骗他说。

“他听说过我吗？”戴维多说。他已经是个十足的小艺术家了。

“我不记得提到过你的名字，”我伤害了他的感情。

第二周，我们发现弗莱什不见了——有人告诉我们，他去荷兰开巡回音乐会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这话我们说了百八十遍。荷兰是个中立国家，弗莱什不知怎的相信它比英国安全，认为德国人会跟一战时一样绕过它。他给学生们写了封信，为他遥遥无期的离开表示抱歉，并敦促他们努力学习。他承诺会写信的。

德国人在1940年5月入侵荷兰时，弗莱什陷入了困境。他被逮捕了两次，害怕被扔到死亡集中营，于是搞了个回祖国匈牙利的签证。到了匈牙利，他又在指挥家欧内斯特·安塞梅的帮助下抵达了瑞典，1944年在那儿终了一生，留下了一批遍布世界、形形色色的学生：法国的吉内泰·内弗、澳大利亚的阿尔玛·慕迪，还有墨西哥的亨里克·谢霖。在伦敦，三个学生没了老师——埃达·亨德尔、约瑟夫·哈西德，还有年纪最小、小他们三岁的戴维多。

亨德尔和哈西德已经有了惊艳的首演，也早就上了成为老练演奏者的正轨，可戴维多和他们不同，离举办音乐会还差好多年的准备。他缺乏润饰、姿态和应变能力——这些是踏上舞台基本的“安全标准”。他的艺术特点尚处于萌芽阶段，需要像弗莱什这样的造星巨匠若干年的悉心培育。

“我们得再给你找一个老师了，”父亲叹着气。

“绝对不要，”戴维多回应。

“你说什么？”母亲用她最尖锐的音调说。

“我是弗莱什教授的学生，”戴维多说。“我不想搅乱教学方法。换老师是有风险的，即使他们是英国出类拔萃的老师。我等弗莱什教授回来。同时我会练习他留给我的材料，好好进步。”

“我认为进不进步最好是我们说了算，”母亲冷淡地说。

“我能理解你的担心，戴维德，”父亲说。“老师换得太多而毁了优秀的小提琴手，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确实需要寻求指导，你和我都是。我能否建议我们咨询下爱尔伯特·萨蒙斯先生呢？他无疑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棒的小提琴家。看看他怎么说的。”

“我要跟着去吗？”戴维多问。

“当然了。”

“我也可以去吗，爸爸？”我顺势问。

“可能会有帮助，”他同意了。

几日后，我们搭五十九路到了牛津大街，又转七十三路到了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我们绕过维多利亚女王的德裔配偶那肃穆的纪念馆，走下一排陡峭的楼梯，进入了无论是外表还是气氛都一样冰冷的皇家音乐学院。

“这里是艺术学校还是大教堂？”戴维多小声说。

我严肃地让他安静。英国最棒的艺术家让我们颇有压迫感。

爱尔伯特·萨蒙斯原来是个温和的、瘦长脸的男人，一下子就能猜透男孩儿的心思——和我父亲商谈音乐事宜时，他给了我们每人六便士去转角处买糖果吃。回来时我们两手攥满了酒胶糖和口香糖，他领我们去他的私人盥洗室把手搓洗干净，然后让戴维多演奏点儿什么他听听。维尼亚夫斯基的一首小曲子让这位艺术大师高兴地哼出了声。伊萨伊的一小段让他跳了起来。“来，小伙子，”萨蒙斯大声说，“咱俩来一段《克莱采尔奏鸣曲》，我来弹钢琴部分——这曲子好几年没弹了。”戴维多比他那不太记得谱、半眯着眼的伴奏师快了十一个小节，秋风扫落叶般拉到了曲终。这场对贝多芬的亵渎让大家迸出一阵笑。

“我的老天，”萨蒙斯喘着气说，“这孩子让我想起自己这个年龄时的模样了。你懂的，从来都没上过课。我父亲是个鞋匠。我十一岁那年，他送我去一个酒店的乐队工作，我就这么干了十年，直到一天晚上托马斯·比彻姆爵士下突然来沃尔多夫吃饭，听我弹了门德尔松协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就这样，我成名了。始终亮出你最好的水准，孩子，你永远不知道谁在听——这是我能给你的唯一有用的建议。”

戴维多恭敬地点点头。他知道萨蒙斯有真才实学，尽管他抹着发油，操着平民的口音。父亲曾在唱机里给我们放过爱德华·埃尔加爵士的协奏曲。曲子本是写给克莱斯勒的；萨蒙斯在该曲的首张唱片里加入了质朴的英国色调和明显的摇摆音。

“弗莱什是个顶呱呱的好老师，”萨蒙斯若有所思，“让别人擅自教育他的神童，我可不建议。这孩子很自然，和我小时候一样。他需要的是混账德国佬所说的‘教化’，需要一大堆音乐和文化的知识，让他从中发展出一种演绎风格来。我不晓得谁能把他领上道。他需要导师——思想上的导师，而不是技术上的督学；他需要能让他奏出心声的人。看这小伙，他明白我的意思，对不？咱俩是真正的哥们儿，对不，小伙子？

“一年后带他回来，西蒙兹。不，早点儿带他来，我带他拉埃尔加的协奏曲——克莱斯勒眼睛盯着妞儿的时候，我把这曲子偷了过来。我想听这孩子演奏些那样的大玩意儿。”他在我俩脑门上拍了一记，又给了我们每人六便士，好心地领着我们穿过回声阵阵的大理石过道，出了门，走上冷飕飕的大街。

回家的路上，我们坐在七十三路巴士的上层，戴维多俯视欣赏着海德公园的美景，父亲陷入了沉思。现在是戴维多的关键时刻，我得起个头。

“我能提个建议吗？”我壮着胆子说。

“是关于戴维德的吗？”父亲问。

“你还记得新年时来吃饭的那个老先生吗？”我开始说，“他在莱比锡管弦乐队当了四十年的首席小提琴手，后来纳粹揍了他一顿，把他赶了出去。这人你还记得吗？”

“你说的是斯坦纳博士？”

“就是他。呃……他有相当丰富的音乐经验，对吧，而且看起来很博学。他给我讲过歌德、海涅、卡尔·马克思、托马斯·曼——那个写《小鹿斑比》的家伙叫什么？费利克斯·萨尔滕。他能当你要找的精神导师吗？”

“这主意不坏，”父亲说。“斯坦纳博士很熟悉管弦乐和室内乐——他以前有支出名的弦乐四重奏乐队——而且他颇有教养。他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合作过莫扎特的曲子——爱因斯坦是个狂热的业余小提琴手——他还在什么深奥的领域拿了博士学位。我好像记得是冰岛英雄的神话传说。”

“请他当老师是很荣幸的事。如果他上心，我肯定他能拓宽戴维德的视野。可斯坦纳博士上年纪了。你可不能指望他严格要求。他能胜任‘教化’的工作，但‘磨砺’就不行了。”

“谁来关注他技术上的进步？谁来保证他每天都练习，没跳过难处理的部分？他的手指发疼、音符在乐谱上晃荡时，谁来鼓励他和普罗科菲耶夫一样坚持不懈？谁来通知我可能遇到的麻烦？”

“我如何？”我插了嘴。

“你？”父亲说话时礼貌地压抑着不信任的表情。

“我是他的朋友，”我勇敢地说。“他信任我，我还是你的儿子，你一直都说我要继承你的事业。让我来帮助他、监督他，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向你汇报。我倒不觉得他需要太多的鼓励。”

“这可不是儿戏，马丁。”

“就我这个年纪，”我噗的一声漏了气，差点让我企图达到的效果泡了汤，“我是很成熟的。”

“当然是啦，”父亲笑起来，有自豪，也有鼓励。他拍拍口袋找烟抽，拖延些时间考虑我的提议。“这可能会让你陷入对谁忠诚的矛盾中，”他提醒我。“如果我想知道的事偏偏是你的朋友不愿让我知道的，你会怎么做？”

“我知道自己站在谁的一边，爸爸，”我撒了谎。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一到家，我和戴维多就冲进了钢琴室，设计起课程安排来。弗莱什留给他一份曲目指导，所以我们知道从巴赫到阿班·贝尔格，课程中应该涵盖哪些内容。课程结构留给了我们自己来安排，赫尔曼·斯坦纳博士每周指导一次——他在礼拜三晚上见我们，招待我们的有苦咖啡和甜掉牙的蛋糕。“你们能来看看老人，可真好，”他会这么说。这时候，他那因为流放和失落感而患上了轻微痴呆的老伴儿会在杯子和碟子间忙活。蜷缩在卡尔顿山一间阁楼里的单管式煤气取暖器前，穿着破旧的灰色开襟羊毛衫的斯坦纳让我们听得入了迷：北欧英雄的故事、爱因斯坦和他的小提琴的轶事、对量子理论的分析、所有现代雕塑中他最欣赏的帕台农神庙的埃尔金大理石雕、马克斯·莱哈特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以及诸多与音乐有关的邂逅。他是怎么骑着自行车遇见勃拉姆斯的；他的父亲是如何结识了一个医生，医生的父亲曾给贝多芬看过痛风；古斯塔夫·马勒是怎样赞赏他领导莱比锡乐队的才能的。对于受正规教育的英国人而言，斯坦纳博士是个从外太空来的外星人：他博学多才，他的心灵世界浩瀚无边。

我对他的传奇故事没什么兴趣（也不相信贝多芬的宠物猫和《克莱采尔奏鸣曲》的故事），但老人的故事影响了戴维多的演奏方式。究竟是怎样影响的，我不是音乐家，解释不了，但戴维多的音调深沉了，给人以“传达出来的并非烂熟重复”的感觉。正如最优秀的指挥家将其特色印刻在乐队身上，斯坦纳博士也将他的几分文化特色传给了戴维多。它却绕开了我，因为我从老人那里吸收了知识，却没有改变性格。但戴维多却在熏陶中愈发具备艺术气质，斯坦纳在棘手段落的指法方面所给予的极其精准的指导也使他在技巧上日益精进。他们之间是艺术的交流，是精神的传递，艺术家对艺术家。生平第一次，我感觉自己被完全排斥在戴维多的世界之外。“我的孩子，”斯坦纳博士看见我拉长了脸，说道，“别难过。每个艺术家都需要一个私人听众——一双他总能信任的耳朵。你要当他的听众，他衡量进步的标杆。”

回到家，我俩在钢琴房里一起钻研巴赫的奏鸣曲和组曲，莫扎特、门德尔松、布鲁赫和勃拉姆斯的协奏曲和奏鸣曲，还有早期现代派的室内乐。他练习音阶和琶音时，我就学习列奥波德·奥尔、约瑟夫·约阿希姆和弗莱什自己的教学手册。听起来我可能很不正常，可在还没有电视的年代里，聪明的孩子经常贪婪地阅读深奥的书，以此为娱乐。阅读伟大的小提琴教学法并总结其内容时，我的政治阅读底子帮上了大忙。九、十岁时，我们对这项任务的着迷劲儿比得上孩子做沙堆城堡和火车模型的劲头。因为是一起做，所以我们谁也不服输地努力。有些个早上，我们把闹钟设在六点，早餐前能练习两小时的音乐。

戴维多的意志极为坚定。只要他开口，我随时准备好敲出粗略的钢琴伴奏，协助他自学。我吃惊地听到，他练出了能让时间停止的、随意增减音符长度的技巧，并加以完善——如果我记得没错，这个实用的招数是他从海飞茨的老师奥尔那儿学来的。有我当私人听众，他不用傻乎乎地丢脸就在速度和技艺上有了长进。我毫不怀疑他是注定要成为伟人的。

第一个严冬接近了尾声，斯坦纳博士宣布说他已经可以公开首演了。“这些孩子让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这样告诉我父亲，父亲后来才说出来，斯坦纳的女儿和外孙、外孙女没能及时撤离德国。“不仅是小艺术家那个，另外那个也喜欢。”他微笑着，说的是我。我把装了报酬的信封塞给斯坦纳博士，他一直不肯收，我只好把父亲叫了进来。

“斯坦纳博士，我不能让你教他们却什么回报也不给，”他提出这点作为反对的理由。

“不是没回报，”斯坦纳说。“他们是我的未来。”

只好临时想个解决办法了。斯坦纳太太的病情恶化得很快，我们出了钱，二老在我母亲的安排下住到了位于贝尔赛公园的难民养老院里——这是家朴素的、没有地板的养老院，不过比起卡尔顿山漏雨的阁楼，这里更舒适，有人照顾也有人陪。每周三在斯坦纳博士那儿上完课后，戴维多会在养老院的休息室里即兴来一段十分钟的独奏，大家高喊着，“好啊！”“太棒了！”

爱尔伯特·萨蒙斯的再次拜访印证了斯坦纳对戴维多的认可。

“他准备好了，你懂的，”萨蒙斯说。“我会让他拉埃尔加的曲子，西蒙兹，明天就让他站在乐队前面。”

不过莫蒂默·西蒙兹只按自己的步调办事。“还不到时候，”他对导师们说，“时间还很充裕。他还得再成长一些，无论是身体方面还是情感方面。他父亲不在，我要担当起父亲的责任。”

父亲最多也就是允许找个专业的伴奏师（见《钢琴边的艾弗·牛顿》），在我们布伦海姆别墅的钢琴房里私下里办一场独奏。父亲邀请了萨蒙斯和他的得意门生托马斯·马修斯（他最近被委任为伦敦爱乐乐团的负责人）、著名的中提琴手威廉·普利姆罗斯、斯坦纳夫妇和几名移民作曲家、哈利街爱好音乐的医生爱德华·梅，还有指挥家亨利·伍德爵士。

母亲那头要请什么人，可忙活了她一个月。罗斯柴尔德夫妇和首席拉比的太太是她得意的“猎物”；另外还安排了西班牙犹太亲戚和森林区的阔太们。为了那个场面，她专门做了准备。她喊了备办宴会的人，租了个备用钢琴，以防我们的施坦威钢琴临场长出了木蛀虫。能准备的都准备了。

前半场，戴维多先拉了《克莱采尔奏鸣曲》，接着从容不迫地演奏了维厄当、维瓦尔第和勃拉姆斯的选段。德沃夏克的《诙谐曲》和柴可夫斯基的小品是为加演准备的。离开房间时，无人无动于衷、肚子空空。亨利爵士低声说了以后的逍遥音乐会什么的，斯坦纳博士高兴地流下了晶莹的泪水。约翰尼·艾萨克斯的母亲在角落里生闷气。我母亲兴高采烈。“这个可怜的女人今晚从这个难民孩子身上捞着的面子，从她自己的蠢蛋儿子身上永远都捞不着，”我听见艾萨克斯夫人向首席拉比的太太抱怨说。

戴维多无意中听到了她们的话，征求我父亲能不能让他说几句。他用茶匙轻轻敲了敲茶杯，重新登上了临时搭建的舞台，表达他对我父母和我这个陪练琴师的感谢之情。我什么也不用说，他就了解我不被认同的痛苦。他也知道，或者说感觉得到，他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我价值感。在毛虫破茧的痛苦中，他的友情救赎了我。

唯有我的舅妈梅布尔不满地咳嗽了一声。她身材矮胖，说话粗俗，是伦敦东区[13]人，嫁给了母亲当牙医的哥哥肯尼思。她和我是共同抵抗别人傲慢态度的天然同盟，是常坐下席的遭人嫌弃的人。

“我可觉得你的小提琴哥们儿不怎么的，马丁，”梅布尔说。

“舅妈你什么意思？他很棒的。”

“冒牌货，若要我说。我用母语意第绪语和他说话，可他坚持说英语。永远别相信对自己的血统感到羞耻的人，我的孩子。来，在你母亲发现之前，咱俩把这块老鼠巧克力糖分了吧。”

母亲神不知鬼不觉把我们逮了个正着。“梅布尔，我真的希望你别再给孩子塞糖了，”她呵斥道。“牙医的太太更该明白。马丁，请你记住甜品是要给我们所有的客人吃的。你的领带上是一块污渍吗？”

“她以前不这么讨厌的，”母亲阴沉着脸快步离去时，舅妈如是说。“前面那场战争之前，”她吐苦水，“维奥莱特是社交晚会上的交际花，唱些傻乎乎的民歌，一晚上就嬉耍过去了。所有最新的舞步她都知道，还教给年轻男人呢。可是后来埃德温死了，她以为她再也嫁不出去了，直到他们发现了你爸爸这个可怜虫。”

“谁是埃德温？”

“她的第一个未婚夫，姓蒙塔古来着。他跑去兴都库什山探险，回来写了本泼天大胆的书，讲青春期和多配偶制度的，后来索姆河战役刚打起来就丢了小命。维奥莱特的丧服穿了两年，从不出门，肯定是患了那什么玩意儿来着——神经衰弱。小伙儿们成家时——我说真儿就成家的那些，她已经是快三十的黄脸婆了。我总觉得你爸娶她还真有点儿英雄的意思。他从不抱怨吧？够爷们儿，莫蒂·西蒙兹，我总这么说。他家祖宗十八代我都知道。炖安息日的豆子菜，多两粒豆子都拿不出来。”

“马丁，来和客人打打招呼啊，”母亲一边粗声粗气地喊着，一边回到了壁花小姐的角落。“把戴维德得体地介绍给其他家人。”

戴维多和我对望一眼，做出叹气的模样。斯坦纳博士和其他移民把他围在圈子里，他们很爱国地用英语交谈，可基本听不明白。“抱歉，斯坦纳博士，”我礼貌地打断他们，“我能带戴维德离开一会儿吗？”

我们呼吸到公园里的新鲜空气时，戴维多“唷”地一声松了口气。“只要你会来救我，我就能撑下去。”

之后，戴维多总说比起我依赖他，还是他依赖我更多些。他以前和我一样寂寞，天赋让他和别人有了隔阂。和我在一起，他能当个普通男孩儿——或者说是没让他的天才和我的平庸反差太大的普通男孩儿。协调彼此间的那些差异，花了我们几个月的时间。

基于相互依赖的友谊是没有秘密的。戴维多知道我知道他尿床、掏鼻孔、把舔过的手指伸进玛莎的餐具室中第二层架子上的糖霜罐里。我知道他知道我把奇巧巧克力藏在哪儿，童毯不裹着脚趾头就睡不着，还知道霜降把哈代夫人逼入室内后，强烈地渴求着裸体的我只好无耻地透过用人房的钥匙孔偷窥了。

“这可不安全，”弗洛丽为她每周一次的放假着装打扮的一个晚上，我被他撞了个正着。

“你有什么法子？”我请教他。

“你有镜子吗，小的那种？”他问我。我从母亲的手提包里取来一面折叠镜。“来我房间，”他指挥道。

虽然毫无必要，但我们还是蹑手蹑脚地穿过楼上的走廊。弗洛丽每周和她的固定情人约会前都会洗个澡，我们的脚步声湮没在管子的叮当声和水流的声音里了。

“关上门，”戴维多说着打开了卧室的窗户。“应该不难的。”他从衣柜里拿来一根木质挂衣架，用黑胶布把化妆镜粘在挂衣架的边上。“四十五度拿着镜子，伸到窗外，”戴维多说。“浴室的门半开着。只要角度对，你就能看到浴室的镜子。”

他又对了，一如既往。一番调整之后，我在我的小镜子里瞧见了浴室柜，透过飘浮不定的一团团蒸汽，我看见了弗洛丽的上半身。她正迅速地脱掉围裙、白衬衫、衬裙和带钢圈的文胸——我在运动场的一角曾听约翰尼·艾萨克斯和他那帮狐朋狗友小声说起过这个法国牌子。有一刹那，镜子里的弗洛丽仿佛就站在我眼前，俯身之前，她那汉普郡的丰满乳房在雾气中起伏，在我眼皮下弹跳着拨弄着衣物，然后她弯下腰，进了浴盆。

呼吸哽在喉头，像一根鱼刺。这场面令人血脉贲张，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从无邪天真跃入了青春萌动。我知道我懵懂欲望的对象是晚上塞我进被窝的、母亲一般的人，这让我的这场转变显得复杂起来。打破乱伦的禁忌是最糟糕的事，可在老天爷派来的好哥们儿戴维多的帮助下违反禁忌，却让头脑平平的我犯了迷糊。弗洛丽出浴裹上毛巾时，我把挂衣架连同镜子还给了同谋，因为焦虑，我开始颤抖，口吃的毛病也回来了。

“下场表演在下周四，”戴维多咧嘴一笑，打破了紧张的气氛。“或者周二，如果你想看又胖又老的玛莎的话。”

想到我们坏脾气的厨子那松垮垮的裸体，我捂着嘴笑起来。“看见了吧？”戴维多说。“用些小计谋就能搞定，没风险，也不费事。”

“你还真是什么都知道，”我边笑话他边朝他脑袋扔了个靠垫。他用棉被还击，我俩倒在地板上扭作一团，直到打闹声引来了母亲的厉声抗议——她在楼下主持委员会会议呢。她命令我俩把领带捋直，把头发梳好，如果戴维德不介意，就来给女士们演奏点儿好听的。我们共谋成功，没大人知道。

窥视狂的越轨行径没有再次上演。它不知怎的合上了太空舱的门，我们不怕外星生物入侵了。它也证明戴维多所言的“计谋”实用有效，甚至英勇伟大。一个更生动的例子是学校11月份重新开学后，我俩穿着点缀着淡紫色的灰制服一起去豪屋斯学校，这个拘留所一样的地方培养中上层阶级的儿子进入较好的公立学校。对我而言，这个地方意味着每天七小时的恐惧，永远不知何时要被虐待成性的老师和操场上恃强欺弱的家伙侵犯。戴维多又是皮包骨头，又是外国人，我提醒他要做好被人欺负的准备。他笑笑，叫我别担心。

那天的第二堂课，一个长着子弹头、名叫霍罗克斯的数学老师见我答不出什么是“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就很高兴，凶神恶煞地一扭耳朵就把我拎出了座位，开始把我往黑板那头拽——结果却吃惊地大骂，松了手。

“该死的！”他怒视着全班大喊起来。“谁干的？”

“干了什么，先生？”

他在大腿上擦了擦手，又伸手来揪我正在抽痛的耳朵——手刚碰到，他又大叫起来。霍罗克斯迅速转身，正瞅见戴维多缩回握着弹弓的手，手里是圆规的尖头。

“站起来，”霍罗克斯尖声说。“什么名字？”

“拉波波特，先生，”戴维多在一片恐怖之中处变不惊。

“我猜是外国来的小子，对我们的路子还不了解，”霍罗克斯怒骂着。“好吧，我想作为英国人，我有责任教你点规矩。告诉我，兔子屁[14]，你知道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学生攻击老师会有什么后果？”

“不知道，先生，”戴维多说。“不过在我的穷国家里，我们有个专门的名称来称呼折磨儿童却不打仗迎敌的人。”

霍罗克斯惊得哑口无言。他是个三十多岁、身材肥胖的家伙，之前或因为胆小或因为孱弱没参加战时服役。“只要国王陛下下令，我就去打仗，”他咆哮起来。“这期间，有人得待在后方，在军队把苦命的你当成炮灰之前，把一些数学灌进你的厚脑壳里。现在给我过来，拉比的小鬼，来受你的惩罚。”

“你别想碰我，”戴维多说。“我要见校长。”

从汤姆·布朗[15]到安东尼·巴克里奇笔下的吉宁斯[16]，在英国预备教育的光辉历史和浩瀚文献中，第一个早上的课上从来就没有碰到过如此断然的反抗。如果说霍罗克斯是吓呆了，那么我们剩下的人就只能说是被好戏吓得魂出窍了——好戏的结局只可能是壮烈而血腥的。

“你为什么觉得校长会愿意见你？”霍罗克斯低吼着，这个圆滚滚的男人仿佛要把活生生的蝴蝶钉死在相册纸上。

“因为他的上司给了他一封信，告诉他应该如何对待我，”戴维多说着重新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霍罗克斯满脸通红，摔门而去，下课铃响前再也没回来。课重新开始后，戴维多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怎么样？”他回来时我小声问，我以为他会在像一辈子那么漫长的痛打之后，肿成两个人那么大，痛苦不已。

“没什么，”戴维多耸耸肩。“房间里有一架钢琴，所以我走过去弹了会儿舒曼的曲子，打招呼说这不是我擅长的乐器。校长从他的橱柜里拿出个小提琴，我就拉了巴赫的组曲。他想表现得凶一点，可我看见他的眼里有泪，于是我挤了挤音符，直到他眼泪掉下来。他说我和霍罗克斯先生顶嘴应该要挨板子，还有所谓的‘上司的信’是怎么回事？”

“我说那是我从莫蒂默·西蒙兹上校那儿拿来的一张字条——他为国王陛下的军队执行特别任务去了。校长可能还没收到？他擤擤鼻涕，我又拉了些别的。接着他端给我一杯热巧克力，问我认不认识爱尔伯特·萨蒙斯先生，能不能请他在学校的颁奖日上致辞？

“你看到了，莫特。在英国有个等级系统，但不是终生制的。真实的世界有两个等级的人：那些做事的，和那些看着别人做事的。

“我，”他总结说，“属于第一类人。”

听着他对优越身份的声明，我并不意外。戴维多有本事让别人按他的想法做事。根本就没有“上司”的信，也没有要求特殊待遇。在那些权威盛行的年代，没有哪个爹娘或代尽父母责任的人敢告诉校长该怎么对待他的学生。面对威胁，戴维多捏造了那封信，通过流畅的即兴音乐表演把想法迅速付诸行动。在我们其他人诉诸先例来应对问题的时候，戴维多却越过眼前之事，加入不可预料的元素。无论什么危机中，他都全然不可预测，故而不可战胜。

教数学的畜生在圣诞节前离职了，去了皇家陆军财务队，送走了他，大家称赞戴维多是班级里的英雄，而我则分享了这份荣耀，正如安东尼之于他的恺撒，艾登之于他的丘吉尔。甚至是隔壁的约翰尼·艾萨克斯也跑来和我交朋友了。和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一样，人们认可我，与其说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优点，倒不如说是因为从黑暗的中心带出了一个发光体，一个李文斯顿博士这样的人。可我不介意位居第二。我所准备的就是这样的角色——艺术家的代理人、天才的脚凳、舞台背后的修理工。在我记事以来的生命中，这是第一次感到完全的高兴和满足。

一日早晨，我把扶梯当滑梯，在楼梯脚那儿撞上了正在上光的弗洛丽，我挤眉弄眼，嘿嘿傻笑。“你这些日子精神很好嘛，马丁少爷，”她边责备我，边拍了我的屁股把我送到早餐餐桌前。

“什么声音？”母亲从她的《新闻纪要》中抬起眼，厉声问道。

“什么声音，妈妈？”

“那种吱吱嗡嗡的声音，像蜜蜂掉进了果酱罐子里。”

“我听不到啊。”

“好吧，马上停下来，马丁，不管那是什么声音。我脑袋疼，一大早就不舒服。”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唱歌，或许该叫哼歌，虽不成调子却是心安的表现。这是拜戴维多所赐：他给了我声音，一种不协调、不悦耳、不确定的音调，不过却是自我的表现。因为他，我不再被无声的痛苦所困，而能向周围的世界传达我的感觉，不管它是否有意聆听。之于耀眼的戴维多，我成了有声的莫特，成了一个更大的有机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像未来的人造肺一样生活在我的体内，在天然器官衰歇时给我以信心和满足。这就是我眼里的他：他是我的一部分。这就是我对他的情感——不是超越了血缘的兄弟，而是如你爱你的小指，它在，你却注意不到它；或是如你美美地飘入梦乡时你手掌上那弯颧骨的曲线。

英语尚不熟练的戴维多在冠词和谓语的使用上时常有误，译文略有调整。

德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其西部边境地区构筑的防线工程。

指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之间，英法虽然对德宣战，可是双方实际上只有极轻微的军事冲突。

保藏犹太法约的木柜。

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集，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

伦敦东部、港口附近地区，曾是拥挤的贫民区。

在英语中与“拉波波特”发音相似，数学老师借此讽刺戴维多的外国名字。

英国作家托马斯·休斯《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及续集《汤姆·布朗在牛津》中的人物，见证了学校的教学秩序改革。

英国作家巴克里奇笔下的小男孩，天真、机敏，常有花样百出的趣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