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族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 王文光
- 20694字
- 2020-08-29 06:22:54
南诏国国王世系考释
——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1]
南诏国是唐代的一个边疆民族政权，南诏国国王曾经接受过唐王朝的册封；南诏国国王蒙氏的族属是西南夷地区强大的乌蛮，所以国王世系也按照乌蛮的文化习俗使用父子连名制度，这是南诏国国王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南诏国国王又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汉族文化，因此绝大部分国王都有谥号、年号，这就说明南诏国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南诏国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细奴逻开始建国到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舜化灭亡，共有14个国王[2]，时间为270年[3]。文献记载南诏国王族最早的连名从舍龙开始，舍龙生独逻，独逻也称为细奴逻，史学界一般认为南诏国的国王从细奴逻开始，按照父子连名制，南诏国的14个国王分别是：细奴逻、逻晟、晟逻皮、皮逻阁、阁逻凤、凤伽异、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劝丰祐[4]、世隆、隆舜、舜化。
关于南诏国国王的世系，唐人杜佑的《通典》中没有记载，在唐人樊绰的《云南志》中开始有记载，但不是十分具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杜佑生于735年，卒于812年，这段时间恰好是南诏国刚刚与唐王朝建立关系，又与唐王朝发生矛盾冲突的时间，所以关于南诏国的诸多历史杜佑在《通典》中没有记载；而樊绰因为是唐朝晚期的人，而且又在安南都护府任职，对南诏国的认识十分深刻，所以樊绰关于南诏国的记载就更加接近历史实际，但由于南诏国还没有灭亡樊绰可能已经去世，因此《云南志》对南诏国国王世系的记载也就不全面。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对南诏国国王世系的记载比较详细，元代以后云南的地方文献对南诏国国王世系的记载不断在增加，但是不同文本的记载出现了内容的差异，故我们试图综合相关文献进行考释，以求教于方家。在方法论上我们也试图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南诏国国王世系进行阐释。此外，关于南诏国国王的世系还有诸多内容反映了唐王朝与南诏国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
一 南诏国的建立者细奴逻[5]考释
南诏国的第一个国王为细奴逻，按照南诏国自己建构的国王世系，细奴逻是南诏国的建立者[6]，还没有进行比较正式的制度建设，所以细奴逻没有谥号、年号。关于细奴逻的个人历史情况，《新唐书》《旧唐书》都没有记载。
最早系统记载细奴逻的是唐代樊绰的《云南志》：“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贞元年中（按：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年），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南诏八代祖舍龙，生龙独罗，亦名细奴逻。”[7]这一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讲南诏国何以称为南诏，二是讲南诏国国王最早的祖源，三是讲细奴逻。比较有意思的是一开始就把南诏蒙氏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代表天神、王权的龙联系起来[8]，目的是要进行南诏国国王世系的文化建构。所谓的“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在《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中是这样记载细奴逻的：“第一主讳细奴逻，其先永昌哀牢人，兄八人皆化为龙，独避难逃于蒙舍，故以蒙为姓，因号奇王，在位二十一年。”[9]这与《云南志略》相比在内容上有了变化，应该是后人在《云南志略》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首先，在《白国因由·茉莉羌送子与黄龙》当中记载了化龙之事；其次，在《滇云历年传》卷四中倪蜕也说：“南诏蒙氏细奴逻，即习农乐，九隆五族牟苴笃之三十六世孙也。其父蒙迦独，即龙迦独。母摩黎羌，名沙壹，居哀牢山下，捕鱼为生。一日，忽于水中触一沉木，感而有娠。度十月，生子男十人。后，木化龙，出谓沙壹曰：‘若为我生子，今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一小子不去，背龙而坐，龙舐其背。因与龙背坐，名之曰九隆。九译背，隆译坐。习农乐颇有神异，众推为王。又有奴波息，生十女子。习农乐兄弟分娶之。”[10]而倪蜕讲的细奴逻出身是源自《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九隆神话，我们试比较一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11]显然《滇云历年传》中关于九隆的主要情节和结构都源自《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倪蜕自己也说见于《后汉书》。后来倪辂在《南诏野史》当中也说：“古有妇名沙壶（按：‘壶’在其他文献当中也有写为‘壹’的情况，当为二字相似而误），因捕鱼触一沉木，感而生十子，后木化为龙，九子惊走，一子背坐，名曰九隆。又云哀牢有一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龙兄弟各娶之，立为十姓，曰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九隆死，子孙繁衍，各居一方，而南诏出焉。”[12]因此，关于南诏国王族祖先是由龙所化的传说是源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当中的哀牢源流传说。
在《云南志略·云南总序》中对细奴逻的具体记载是：“蒙氏名细奴逻，城蒙舍之龙于图而都之，国号大蒙，自称奇王。云南建国称王始此，唐贞观三年（629年）也。在位二十一年。”[13]唐高宗时代，南诏国蒙氏细奴逻就派遣使者到过长安，唐高宗曾经赐给他锦袍。
关于细奴逻是如何成为南诏国的第一个国王的，《僰古通纪浅述·云南国记》记载：“细奴逻，自在襁褓，至于蒙舍，日渐长成，娶蒙织，生男逻晟（按：《南诏野史》作逻盛炎）。既长，父子一日耕于巍山，妻炊麦饭将馌之。观音所化梵僧来家乞食，蒙织以饭饭僧。再炊而馌夫、男，僧又至。蒙织喜而复斋之。夫、男饥而放牛卧于树下，问曰：‘何晏也？’妻告以饭僧之由，细奴逻甚悦。正食间，前僧又至。细奴逻见其貌像非常，趋而迎之。僧曰：‘今日得汝家斋多矣，不必再饭。我此一来，为救民除罗刹，请汝为王。’细奴逻惊惧。僧乃取刀砍犁耙已，数有十三痕。僧曰：‘自汝至子孙为王一十三代。我乃观音化身，奉天命受记汝也，汝其勉哉！’僧遂去。”[14]这个故事在南诏国国王舜化贞中兴二年（889年）的《南诏中兴图卷》当中已经有记载，这应该是在强调南诏国的政权是观音授予的，表达的是君权神授的文化观念。
虽然观音进行了点化，但是还有一个权力交接的过程，当时洱海地区的政治首领是白子国的张乐进求，《僰古通纪浅述·云南国记》说：“僰国酋长有张乐进求者，为云南诏（按：即云南王，诏即王也），都白崖，闻观音命细奴逻为国王，其心不怿，乃嘱诸部酋长，同约细奴逻，具九鼎牺牲，诣白崖铁柱观效于天，卜其吉者而王之。众皆悦而从之。祭毕将卜，忽有布谷飞在细奴逻右肩，连鸣大鸣于细奴逻者三，返于白檀香树上。众皆惊服，不复占卜，而咸顿首，请细奴逻登国王位。时张乐进求知天命有德，遂避位于罗，而以女妻之。”[15]对此《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又说：“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张乐进求率三十七部酋长，以云南国诏逊位于细奴逻，谦之再四，不得已，告于天地山川、社稷宗庙而即国王位，号大封民，以张乐进求为国老，无言和尚为国师。”[16]张乐进求逊位于细奴逻后，细奴逻以大蒙国为国号。但是，倪辂的《南诏野史·大封民国》说：“奇主蒙氏，唐贞观初，灭南诏，号大蒙国，称王僭号自此始，伪谥高祖。”[17]即细奴逻在贞观年间的国号是“大蒙”，不久之后又改国号为“大封”。倪辂的《南诏野史·大蒙国》又说：“细奴罗，因居蒙舍，以蒙为姓，伪谥奇王。唐太宗贞观初，蒙氏灭南诏。永徽四年（653年），蒙受唐封，即位改元大封。先是奴罗与张乐进求相让，奴罗曰，如我为君，砍石剑入。砍之入三寸，名曰盟石，今存。”[18]关于倪辂的《南诏野史》说的改元“大封”的事件是需要做进一步讨论的，因为是谁改元为“大封”在时间和人物上有差异。
倪辂的《南诏野史·大蒙国》说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细奴逻改元大封，这是错误的，《新唐书·南蛮传》记载说：“酋龙恚、发疽死，伪谥景庄皇帝。子法嗣，改元贞明、承智、大同，自号大封人。”[19]《资治通鉴·唐纪》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记载说：“酋龙卒……子法立……国号鹤拓，亦号大封人。”注引《考异》：“徐云虔《南诏录》曰：‘南诏别名鹤拓，其后亦自称大封人。’是以‘封’为国号也。”[20]可见改元大封的人不是细奴逻，而是酋龙之子隆舜，因为当时避唐太宗李世民“民”字之讳，所以在汉族学者写的历史文献当中，所有的“民”都改为“人”，因此改国号为“大封”的人不是细奴逻，而是南诏国晚期的隆舜，这个事例说明在明代以后云南的地方文献中，关于南诏国的历史记载相互之间多有抵牾，例如署名杨慎编辑的胡蔚刻本《南诏野史》与倪辂的《南诏野史·大蒙国》在这一点上就不同，杨本说：“隆舜，一名法，改国号曰大封民国，伪谥宣武帝。”[21]
明代的蒋彬在他的《南诏源流纪要》当中也对细奴逻的历史进行了与上述文本有一定差异的记述：“奴逻即牟苴笃三十六世孙也。”[22]这一句话的目的是说明细奴逻家族的历史悠久。接下来的记述也与其他文献有不同：“先是父（龙伽独）自哀牢将细奴逻居蒙舍，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滋牧繁衍，部众日盛，寻筑城龙宇图山，自立为奇王。……细奴逻既登位，时高宗命韦仁寿捡校南宁都督，将兵五千人临西洱河，周历数千里，诸夷望风归附，置七州、十七县。奴逻死，伪谥高祖（按：应该是庙号）。”
需要说明的是，《南诏野史》有多种版本，最早的是倪辂的《南诏野史》，其他还有阮元声改定的《南诏野史》、胡蔚刻本《南诏野史》（即卷首题有四川新都杨慎升庵编辑本）、王松刻本《南诏野史》。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当中认为：“抄本流传题倪辂集者，盖先有成本，稍加董理为书，名《南诏野史》，前此述作有《南诏通记》《南诏事略》《南诏源流纪要》，而称野史自倪辂始。后来传抄增杨慎字样，非有根据。杨慎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何至参于万历年间始成之书耶？”[23]方国瑜先生所说甚是。但由于“杨慎编辑”的胡蔚刻本《南诏野史》与其他版本的内容有所不同，所以仍然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参考。
二 逻晟等南诏国国王世系考释
1.逻晟[24]
关于逻晟，晚唐时期樊绰在《云南志》中仅仅说了一句“细奴逻生逻晟”。[25]而其他关于逻晟生活的年代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错乱的，《云南志略·云南总序》说：“景云元年（710年），御史李知古请兵伐南诏，南诏臣服。知古增置郡县而重赋之，诸部皆叛，杀知古，以其尸祭天。罗晟在位三十七年。”[26]对这一段文字当中关于逻晟生活的时间是需要辨析的，唐朝睿宗皇帝有“景云”年号，时间是710～711年，而从细奴逻到逻晟，唐朝皇帝从唐太宗到唐睿宗已经过了60年以上，所以细奴逻与逻晟生活的时间记载是错的，因为细奴逻如果是唐贞观三年（629年）即位，在位二十一年也才是650年，怎么一下子就到了710年，所以当中错乱了60年。因此在一些地方文献当中关于南诏国国王的一些基本历史事实是不太准确的，仅仅可以作为参考。
对于逻晟去世的年代，《僰古通纪浅述·蒙氏世家谱》说：“上元甲戌（674年），主崩（按：即细奴逻去世），世子罗晟即位，年二十一岁，为第二主，讳罗晟。……生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乙卯，封魏绛刺史。在位三十七年，寿五十，僭谥兴宗王（按：也写为兴中王），至景云庚戌（710年）崩。”[27]如果逻晟的确是在景云庚戌（710年）去世，那么时间也是不对的，因为他是生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710年去世，寿应该是五十五岁才对。由于各个关于南诏国的文献不同，所以逻晟的年寿及在位时间差异也不小。
对此，尤中先生认为：“如依倪本《南诏野史》，谓其于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即位，年二十，至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死，则在位三十九年，寿五十八。胡本《南诏野史》言罗晟在位时间与倪本《南诏野史》同。但胡本《南诏野史》谓罗晟即位时年四十，则至其死时已年七十八。此皆与《僰古通纪浅述》所说‘寿五十’不同。又，《僰古通纪浅述》说，罗晟生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至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崩，则寿亦五十五，并非五十。《僰古通纪浅述》的记录亦先后自相矛盾。要之，罗晟年岁难考，可不必考。至于在位的时间，则倪本、胡本《南诏野史》谓为上元元年（674年）至先天元年（712年），似较可靠。”[28]
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对逻晟的记述比较简单，仅说逻晟死后谥号为世宗。
2.晟逻皮（又名炎阁）
逻晟之后是他的儿子晟逻皮继位，谥号为太宗王。樊绰在《云南志》中也仅仅说了一句“逻晟生晟逻皮”。[29]晟逻皮是最早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的南诏国国王，开元二年（714年），晟逻皮派遣大臣张建成到达长安，“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30]晟逻皮在位三十七年。但是，《僰古通纪浅述》的记载与《云南志略》的有差异，《僰古通纪浅述》说：“（罗晟崩）世子晟罗皮即位，为第三主，在位十六年，寿四十，僭谥威成王（按：《云南志略》的谥号为太宗王，而《僰古通纪浅述》为威成王）。”[31]
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对晟逻皮（炎阁）的记述也比较简单：“（罗晟炎）死，……子（炎阁）武后时袭。”[32]上面的《云南志略》《僰古通纪浅述》中都没有说晟逻皮还叫作炎阁，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之所以要叫作炎阁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逻晟又叫作罗晟炎，按照父子连名制度，罗晟炎接炎阁，是没有错的。
按照《云南志》的说法逻晟与晟逻皮是父子关系，即“逻晟生晟逻皮”[33]，但是《南诏源流纪要》则说炎阁死后“开元时（按：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弟（晟逻皮）代之”。[34]因此，关于逻晟与晟逻皮的关系就有了两种说法，当然，一看就可以发现《南诏源流纪要》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只有父子才会有“父子连名”，也就是逻晟与晟逻皮是父子连名，他们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不是兄弟关系。而且《南诏源流纪要》关于晟逻皮在位的时间也是错误的，因为唐玄宗在738年封皮逻阁为云南王。
3.皮逻阁
晟逻皮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皮逻阁继位。樊绰在《云南志》中仍然只说了一句“晟逻皮生皮逻阁”。[35]皮逻阁“赂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朝廷从之，封大酋帅、越国公、云南王，赐名归义，尽有云南之地。自是以后，不可复制。在位五十年”。[36]《南诏源流纪要》又说：“开元末，皮逻阁逐阿蛮取太和城。又袭大釐城守之。天子诏赐皮逻阁名归义。……册为云南王。……伪号神武。”[37]显然南诏国从一开始就是唐朝的一个封国，与唐朝的关系是一种从属关系。唐玄宗时代的初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到了唐玄宗开元末年（741年），唐朝调动姚州都督府的力量，帮助南诏皮逻阁攻灭其他各诏。南诏则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皮逻阁又因为打败了渳蛮，被唐朝封为云南王，而且还“赐锦袍、金钿带”。我们可以认为：南诏之所以能统一洱海地区，与唐朝从政治、经济、文化上给予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南诏国的使者到达长安时“天子亦为加礼”。天宝初年（742年）南诏国派遣阁逻凤的儿子凤伽异到长安“入宿卫，拜鸿胪卿，恩赐良异”。
按照《僰古通纪浅述》的说法，皮逻阁是开元十六年（728年）即位，天宝七年（748年）去世，在位二十年，而《云南志略》认为是在位五十年，当为《云南志略》有误。
738年唐王朝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从历史人类学的观点来看，皮逻阁被册封为云南王这个重大事件反映的是唐朝与南诏国正式建立了臣属的政治关系，虽然后来南诏国与唐王朝发生矛盾冲突，但其性质应该是唐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的矛盾冲突。其冲突的根源是唐朝与渐渐强盛的南诏国之间的利益之争，唐王朝希望利用南诏国控制洱海地区抗击吐蕃，但是因为唐王朝地方官员民族政策的失误，导致双方的矛盾冲突，司马光曾经在《资治通鉴》中说：“（皮逻阁）于是以兵威胁服群蛮，不从者灭之，遂击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后卒为边患。”[38]
4.阁逻凤
樊绰在《云南志》中仅说“皮逻阁生阁逻凤”。[39]李京的《云南志略》记载说皮逻阁是禅位给儿子阁逻凤，谥号为武王，因为与吐蕃的关系，也称为赞普钟，即“改元建钟。云南改元始此”。[40]说明从阁逻凤开始，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也就是在阁逻凤时代，唐朝与南诏国发生了“天宝之战”。阁逻凤在位二十年，禅其子凤伽异，自号“主父”，居住在太和城。但是其他文献并没有记载皮逻阁禅位给儿子阁逻凤。《僰古通纪浅述》说天宝七年（748年），皮逻阁去世，阁逻凤继承了皮逻阁的王位，唐朝任命阁逻凤的儿子凤伽异担任阳瓜州的刺史。
对于阁逻凤继位的时间，《云南志略》与《僰古通纪浅述》的记述也有差异。《僰古通纪浅述》说：“第五主讳阁逻凤，云南王子。以开元九年（721年）辛酉生。在位三十二年，寿九十九。……天宝八年（749年），改元长寿。……天宝十一年壬辰（752年），主始建年号曰赞普钟元年。”[41]不仅仅是《云南志略》与《僰古通纪浅述》有差异，倪辂的《南诏野史》记载说：“神武王，名阁逻凤。《德化碑》云家居阁逻凤，因地名也。石刻名觉乐凤。唐天宝八年（749年）即位，年十九。改元长寿。……吐番以南诏为弟，封为赞普钟，赐金印。”[42]《南诏源流纪要》则认为阁逻凤是天宝七年即位：“天宝七年（748年），皮逻阁死，逻凤袭，以伽异为阳瓜州刺史。”[43]在此，就有天宝七年（748年）和天宝八年（749年）两种说法，但不必一定要考证。
在南诏国所有的国王当中，阁逻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因为，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细奴逻建立南诏国，皮逻阁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受封为云南王，阁逻凤则利用吐蕃和唐朝博弈并且与唐朝进行战争，但是又想好了未来的对策，例如修建“万人冢”、立“南诏德化碑”。所以，阁逻凤是南诏国第一个值得全面关注的国王。
5.凤伽异
从《云南志》的记载来看，凤伽异是没有当过南诏国国王的，《云南志》说：“凤伽异先死。（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阁逻凤卒，伽异长男异牟寻继立，生寻梦凑，一名阁劝。”[44]由于樊绰生活的年代距离阁逻凤时代比元代的李京近，所以樊绰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准确一点的。但是李京的《云南志略》却记载说凤伽异谥号悼惠王，凤伽异有了年号长寿，而且开始向东方扩张，把滇池地区作为另外一个政治中心，名字叫作鄯阐，凤伽异在位十一年。[45]也就是说凤伽异没有早亡，仍然当了南诏国国王。对此，《僰古通纪浅述》也说：“第六主凤伽异，以丁酉年生，任唐鸿胪寺卿驸马都尉。时称上元皇帝，在位二十七年。”[46]但是，在其他历史文献当中是明确记载凤伽异没有当过南诏国国王的，天宝初年（742年），南诏国派遣阁逻凤的儿子凤伽异到长安“入宿卫，拜鸿胪卿，恩赐良异”。[47]到了天宝七年（748年），皮逻阁去世，阁逻凤继承了皮逻阁的王位，唐朝任命阁逻凤的儿子凤伽异担任阳瓜州的刺史。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阁逻凤去世，因为凤伽异已经去世，所以南诏国立阁逻凤的孙子异牟寻为南诏国国王。“异牟寻与智数，善抚众，略知书。”[48]《资治通鉴》也记载说：“（779年）南诏王阁逻凤卒，子凤迦异前死，孙异牟寻立。”[49]因此《云南志略》《僰古通纪浅述》关于凤伽异当过南诏国国王的记载是错误的。准确的历史应该是凤伽异未立而早死，仅仅是担任过阳瓜州的刺史。胡本《南诏野史》在记述了阁逻凤之后，马上记述异牟寻，在记述阁逻凤历史的时候的确讲述了一些凤伽异的事迹。倪蜕的《滇云历年传》也说：“（大历）十四年（779年）九月，阁逻凤死，孙异牟寻立，追谥寻父凤伽异为悼惠王。”[50]以上诸书都认为凤伽异没有当过南诏国国王。由于《云南志略》有相关的记载，我们姑且把凤伽异放在南诏国国王世系当中。
6.异牟寻
关于异牟寻的继位已有前述《云南志》的记载，其后《云南志略》记载说凤伽异的儿子异牟寻谥号为孝桓王，年号改为建龙，异牟寻在位期间是南诏国各种制度建设的时代，而且又重新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共同攻击吐蕃，其在位三十年。[51]《僰古通纪浅述》说：“第七主讳异牟寻，一名劝丰祐，以天宝十年辛卯（751年）生。在位三十年，僭号日东王，又僭号孝桓王。长寿二十六年，主即位。改元见龙（按：即《云南志略》的建龙），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也。”[52]对照《云南志略》和《僰古通纪浅述》，不同点是《云南志略》说改元“建龙”，而《僰古通纪浅述》则说改元“见龙”，从古人改元年号的含义来说应该是“见龙”，不会是“建龙”。此外，在所有的文献中都没有说异牟寻“一名劝丰祐”，这也显然是《僰古通纪浅述》的错误。如果仅以《僰古通纪浅述》为据则可能出现引用的失误。
对于异牟寻，《南诏源流纪要》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阁逻凤死，孙异牟寻袭，伪号孝桓王……僭封五岳四渎，以乌蒙山为东岳，以蒙乐山为南岳（按：今无量山），以高黎贡山为西岳，以玉龙雪山为北岳。以澜沧江、金沙江、黑惠江、潞江为四渎。”[53]异牟寻封南诏国的五岳，从南诏国政治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重大事件，表达了以下几个意思：第一，南诏国到了异牟寻时代，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权观念，与之相随的就是也有了疆域观念；第二，封五岳四渎的行为是南诏国疆域观念的进一步扩展，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仍然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是南诏国国王对中原文化的一种学习与借鉴；第三，南诏国异牟寻所封的五岳四渎如果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反映了南诏国总体上的地理格局，是南诏国地理环境的客观实际在南诏国政治家头脑中的反映。
7.寻阁劝[54]
《云南志》也无寻阁劝王位继承情况记载。《云南志略》记载说异牟寻的儿子寻阁劝继位之后，年号改为应道，在位两年，谥号孝惠王。[55]寻阁劝的名字在其他文献当中多有差异，胡本《南诏野史》说：“寻阁劝，又名新觉劝。袭封南诏王，伪谥孝惠王。寻阁劝唐宪宗戊子元和三年（808年）即位，年三十一岁。”[56]《僰古通纪浅述》则记载为“主（异牟寻）薨，世子寻务券立”。[57]寻阁劝和新觉劝、寻务券等差异，应该是对乌蛮语言发音的记音不同所致。
寻阁劝即位南诏国国王之后，开始自称为“骠信”，是乌蛮语言中对南诏国国王的称呼，唐朝因为地缘政治的需要与南诏国恢复友好关系之后，立即给寻阁劝赐了“元和印章”。[58]对此，《南诏源流纪要》也说：“（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牟寻死，子（寻阁劝）袭，伪号孝惠，自称骠信，骠信华言君也。”[59]
8.劝龙晟
《云南志》也无劝龙晟王位继承情况记载。《云南志略》记载说寻阁劝的儿子劝龙晟继位，年号改为龙兴，因为劝龙晟淫虐无道，所以被弄栋节度使杀死，在位五年，谥号幽王。[60]《僰古通纪浅述》记载说：“第九主券龙成……在位十六年。”[61]显然在《僰古通纪浅述》中又把“劝龙晟”写为“券龙成”，也应该是同音异写，但是仅有《僰古通纪浅述》这样记载。
对于劝龙晟，《新唐书·南诏传下》是这样记载的：“元和三年（808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寻阁劝）明年死，子（劝龙晟）袭。”[62]也就是说寻阁劝仅仅在位一年就去世，儿子劝龙晟即位。对这件事《南诏源流纪要》的记载比较具体：“（寻阁劝）明年死，子劝龙晟袭，淫雪，为臣王嵯巅弑之，立其弟劝利。”[63]这里说因为长时间下雪成为自然灾害，被大臣王嵯巅杀死，如果真有此事，那么可以认为从劝龙晟开始，南诏国国王的权力下降，而一些掌握实际权力的节度使开始控制南诏国的政治大权。此外，也说明南诏国当时流行“天人感应”的理论，所以王嵯巅才会把自然界下雪不止的现象归咎于劝龙晟，认为是劝龙晟的暴虐引发了自然灾害。
9.劝利
《云南志》也无劝利王位继承情况记载。《新唐书·南诏传下》记载说劝龙晟在位9年，“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元和十一年（816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64]唐朝没有对这次南诏国内部的国王更替插手干预，仍然派“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前往南诏国吊祭劝龙晟，但值得关注的是，对新继位的劝利，唐朝没有马上赐印，而是在唐宪宗去世三年之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才赐印，由此可以说明唐朝对节度使王嵯巅杀劝龙晟立劝利是有意见的，是用不马上赐印承认劝利来表示唐朝的政治立场，同时也表达了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是一种隶属关系，对南诏国国内“不合法”的国王不马上承认，其中包含了唐朝处理这一类政治事件的政治智慧，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当时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劝利继位与南诏国内部政治结构发生变化有关。王嵯巅杀劝龙晟立劝利的事件，至少可以说明南诏国内部也已经发生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力量变化，这就是南诏国的国王势力有所减弱，而各地的军事长官的势力有干预国王政治的势头。因为劝利是王嵯巅所立，所以赐王嵯巅姓蒙，封为“大容”，而“大容”是乌蛮语“大哥”的意思，可见南诏国国王的政治势力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因此王嵯巅成了当时的重臣，南诏国的大权有很多落入王嵯巅手中。
《云南志略》记载，劝龙晟被杀死之后，没有进行传统的父子连名制度，而是由他的弟弟劝利继位，劝利改元为全义，在位八年，谥号靖王。[65]《僰古通纪浅述》记载劝利名字有两个：“主（劝龙晟）薨，弟劝利成立，年一十六岁。……第十主劝利晟……在位八年，寿二十三。僭谥靖王。”[66]即劝利成和劝利晟都是指劝利一个人。
10.劝丰祐
《云南志》也无劝丰祐王位继承情况记载。《云南志略》记载说劝利去世之后，他的弟弟劝丰祐继位，改元为保和，之后又改元为天启，劝丰祐在位期间发动了对剑南西川的攻击，进入成都。在位三十六年，谥号为昭成王。[67]《僰古通纪浅述》对劝丰祐的记载是：“第十一主讳丰祐，一名劝丰祐……在位三十六年，寿五十二……僭号昭成王。……改元保和。”[68]据《新唐书·南诏传下》记载，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劝利刚刚得到唐朝的赐印不久去世，他的弟弟劝丰祐为南诏国国王，因为劝丰祐“慕中国，不肯连父名”[69]，唐朝对劝丰祐即位马上有政治表示，唐穆宗立即派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册封，而劝丰祐也马上派人到长安“入谢天子”。对比唐朝于劝利的迟迟不封，更可见唐朝对南诏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关注与政治态度。
由上可见，从异牟寻去世到劝丰祐为南诏国国王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先后有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劝丰祐五个南诏国国王，是南诏国历史上国王更替最频繁的时期，其中还有节度使杀国王的事件，这至少可以说明南诏国的国内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对这种变化唐朝并没有乘人之危，发动对南诏国的攻击，而是对不合法的南诏国国王的即位含蓄地表示了唐朝的政治态度，即不马上赐印，不马上册封。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与唐朝“忠、孝”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有很大关系的，也就是社会发展要有“礼”，要有秩序，不能用杀戮来解决国王王位的继承问题。
11.世隆（又名酋龙）
《云南志》也无世隆王位继承情况记载。世隆在《新唐书·南诏传下》中被称为酋龙。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唐宣宗和劝丰祐去世，唐朝派人到南诏国“告哀”，而南诏国新继位的国王酋龙埋怨唐朝不来吊慰，而且发来的诏书都是给劝丰祐的，对此大为不快，以最粗糙的食物接待唐朝的使者，进而称帝，建元“建极”，号“大礼国”，而唐懿宗认为酋龙的“龙”字犯了唐玄宗李隆基“隆”字的讳，也决定彻底断绝与南诏国的关系。[70]因此在世隆为南诏国国王时期，唐朝与南诏国表面上的友好关系结束。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是“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中亦疲敝”。[71]
《云南志略》记劝丰祐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世隆继位，不再称王，而是称帝，改元为建极，再次攻入成都，占领了大渡河以南地区，最后战死在越巂，在位十八年，谥号景庄。[72]《僰古通纪浅述》对世隆的记载是：“第十二主讳蒙世隆，《纲目》作酋龙。……僭号景庄皇帝，在位十九年……改年号曰建极。”[73]《南诏源流纪要》说：“丰祐死，子（酋龙）袭，僭称皇帝，改号大理国（按：《新唐书》为大礼国）。……龙死，乃伪谥景庄皇帝。”[74]看来除了世隆和酋龙的名字差异之外，其他各书的记载基本一致。
12.隆舜（又名法、世舜、法尧[75]）
《云南志》也无隆舜王位继承情况记载。《新唐书·南诏传下》把隆舜称为“法”：“（高）骈结吐蕃尚延心、嗢末鲁耨月等为间，筑戎州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险，料壮卒为平夷军，南诏气夺。酋龙恚，发疽死，伪谥景庄皇帝。子法嗣，改元贞明、承智、大同，自号大封人。”[76]又载：“法年少，好田猎酣逸，衣绛紫锦罽，镂金带。国事颛决大臣。”[77]显然，宋代欧阳修看到的文献是把隆舜称为“法”的，以后才又有隆舜的记载。
《云南志略》记载，世隆死后，他的儿子法尧继位，改元为贞明，娶了昆仑人作为妻子，但是暴虐无道，被部下杀死，在位二十年，无谥号。[78]《云南志略》说的法尧应该就是隆舜，因为《僰古通纪浅述》中说唐僖宗时蒙世隆去世，“世子法立，年二十一岁，是为第十三主，在位二十年。第十三主讳法，一名世舜；《纲目》作法，又名隆舜”。[79]《南诏源流纪要》也说世隆死后，“子法袭，请和，许之。继请和亲，朝议未决。……（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法上表款附，上以宗室女妻之。后内嬖失道为竖臣杨登所弑，伪谥宣武”。这是第一次记载南诏国希望与唐朝和亲。
综上所述，各种文献当中记载的法、法尧、世舜都是隆舜，这才基本符合南诏国国王绝大多数情况下父子连名的传统。
13.舜化（又名舜化贞）
《云南志》也无舜化王位继承情况记载。《云南志略》记载说法尧（即隆舜）死后，他的儿子舜化继位，改元为中兴，在位三年，被郑买嗣杀死，南诏国灭亡，时间是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80]《僰古通纪浅述》则说隆舜去世之后，“子舜化（贞）立，年十岁。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即位。以郑买嗣为国老，权归买嗣。主幼，只作俑人而已。……于是买嗣杀蒙氏八百人而篡位。蒙氏十三主，在位三百五十一年，国号大蒙、大封”。[81]
三 关于南诏国国王世系文本书写的讨论
关于南诏国国王的世系，在成书于801年的杜佑的《通典》当中是一点都没有记载的，其《通典·边防典三·南蛮》中主要记载的民族有：盘瓠种、廪君种、板楯蛮、南平蛮、东谢、西赵、牂牁、充州、獠、夜郎国、滇、邛都、莋都、冉駹、附国、哀牢、焦侥国、掸国、西爨、昆弥国、尾濮、木绵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松外诸蛮。[82]上述民族基本上还是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夷的民族情况，801年前后是唐朝与南诏国交往十分频繁的时期，但是在杜佑的《通典》中却没有南诏国的具体历史内容，说明汉族历史学家对南诏国国王世系的关注程度不是很高，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杜佑对南诏国国王世系父子连名制度文化的了解不够，因为《通典》的主旨主要是记录制度性的历史，所以《通典》中就没有关于南诏国国王世系的记载。
到了晚唐时期，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樊绰在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完成了一部关于云南历史的著作《云南志》，这个时期是南诏国国王世隆在位时期。在《云南志》的第三卷“六诏”中，记载了南诏国国王的起源问题：“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之南，故称南诏。姓蒙。贞元年中（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年），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按：又作沙壹）之源也。”[83]关于“自言本永昌沙壶”的事迹前已有所论。这是交代蒙氏的起源。接下来，樊绰对南诏国国王世系进行记述：“南诏八代祖舍龙，生龙独罗，亦名细奴逻。……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盛逻皮，盛逻皮生皮逻阁……皮逻阁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赐名归义。……蒙归义卒，阁罗凤立，朝廷册袭云南王。……阁罗凤卒，伽异长男异牟寻继立。”[84]樊绰对南诏国国王的世系基本上记载到了异牟寻，对异牟寻之后的寻阁劝、劝龙晟、劝利、劝丰祐、世隆、隆舜、舜化等南诏国国王都没有记载，而樊绰写作《云南志》的时间就是世隆在位的时间，因为这个原因，后人对南诏国国王世系的记载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但是，南诏国晚期出现的《南诏中兴图卷》是十分珍贵的文献，其重大的价值在于在南诏国快要灭亡的情况下，再次表示南诏国国王的权力是“神授”的，不可能灭亡。
到了宋代，欧阳修写《新唐书·南蛮传》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问题，所以也没有对南诏国国王世系进行系统的记述，几乎就是把樊绰《云南志》当中的内容吸收到《新唐书·南蛮传》中来，因此在《新唐书·南蛮传》中没有南诏国国王世系的新内容。
在《宋史》中根本就没有关于大理国国王世系的任何记载，而是把大理国列入外国传中，内容及其简略，不到一千字。这样的情况可能与《宋史》的编修者脱脱是蒙古人有关，因为脱脱对大理国的历史认识不足，也没有看到大理国与宋朝依然存在的各种关系。
大理国时期段氏编过《僰古通纪》，据说此书最初是用僰文写的。这本书出自释儒之手，略记南诏国、大理国国王世系、年号、谥号，但是当中杂有诸多神话传说。元代还有人见过此书，但是元代以后被不同的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不同的引用、删减、增补，到了明代诸多云南地方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僰古通纪》的影响。清代，《僰古通纪》仍然存在，但是已经很难见到，所以出现了对《僰古通纪》进行阐释的《僰古通纪浅述》。[85]
到了元代，李京写出了云南第一部地方志《云南志略》，由于距离南诏国、大理国的时间还不是太久远，所以李京的《云南志略》的可信度应该比后来诸多云南地方文献要高一些。按照《云南志略》的记载，南诏国共有14个国王，但是在《南诏野史》《滇载记》当中则为13个国王，在现代学者的研究当中也常常认为是13个国王，本文按照《云南志略》列出的14个统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因为南诏国、大理国没有设置专门的史官，也就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本。
到了明代，云南的本土学者和外来学者发现云南没有关于南诏国、大理国系统的历史书写文本，于是开始撰写以南诏国、大理国为中心的云南历史，但是因为在此之前没有系统的文献支持，所以大多采用当地的民间传说、宗教传说作为资料，因此如《滇载记》《滇系》《僰古通纪浅述》等文献在一些历史事实方面多有不同，甚至相互抵牾，故有学者认为《僰古通纪浅述》等书应该是民间文学著作。明代以后编撰的以南诏国、大理国为中心的历史著作有代表性的有：明代杨鼐的《南诏通纪》，但是其内容以佛教为主，讲述的是神僧事迹；明代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虽然记载的是南诏国、大理国的世系，但是仍然以佛教为主，例如蒋彬在《南诏源流纪要》中把天竺国阿育王第三个儿子作为南诏国的创建者；明代杨慎的《滇载记》中有关于南诏国、大理国国王世系的记载，当然学术界对杨慎的学风评价不高，方国瑜先生在评价《滇载记》时引用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的话说“杨慎撰述文章很好，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86]；专门记述南诏国、大理国历史，而且对南诏国、大理国国王世系有系统记载的是明代倪辂的《南诏野史》，与之相关的还有阮元声改定的《南诏野史》、胡蔚刻本和王崧刻本。
清代，云南完成了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改土归流之后，云南在政治上基本实现了内地化，在清代就基本上没有出现系统地记载南诏国、大理国历史和南诏国、大理国国王世系的著作，这是因为清朝又重新建立了大一统多民族的中国，各个地方的历史文本书写必须聚焦到国家的大一统上来，各个地方的历史事迹都可以写入每个地方的地方志书当中，因此作为专门记述南诏国、大理国历史及其国王世系的文献渐渐淡出历史。这与现代专门把南诏国、大理国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综上所述，唐朝中期杜佑的《通典》中没有南诏国国王世系的记载，樊绰第一次在《云南志》中记载了一部分南诏国国王的世系，说明樊绰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樊绰记载的南诏国国王世系也是不完整的，所以在《资治通鉴》《新唐书》当中关于南诏国国王世系的记载也不完整，说明《资治通鉴》《新唐书》等书的作者是引用的《云南志》的相关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志》对南诏国国王世系的记载到了异牟寻以后就没有详细记述，而《资治通鉴·唐纪》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如此记载：“高宗时，蒙舍细奴逻初入朝。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盛逻皮，盛逻皮生皮逻阁。”[87]也是到了皮逻阁之后就没有进一步记载其他国王世系。这可能是因为从皮逻阁之后，南诏国与唐朝发生矛盾冲突，处于独立的状态，而此前的南诏国国王都是唐朝册封的，故详记之。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南诏国本身的文化建设是不充分的。因为南诏国没有一套通行的文字，通常是借用汉字，而汉字不是整个南诏国百姓和官方都通行的文字，所以南诏国诸多历史没有记录下来。此外，南诏国建国之后虽然从唐朝大量学习和引进了诸多唐朝的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却没有学习唐朝培养记录历史的史官，因此诸多历史是靠记忆保存，就没有给后代留下南诏国国王翔实的历史记载。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元明清之后关于南诏国国王世系的记载就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即开始对每一个南诏国国王的历史进行建构，例如细奴逻的观音点化、张乐进求的禅位，其目的不外乎是要表明南诏国的王权是神授的，即所谓的“君权神授”，而张乐进求的禅位也是在观音的启示下进行的，合乎情理，顺乎天意。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关于南诏国的历史及其国王世系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被不断建构的，部分内容是不能作为信史使用的，由此说明了历史文本书写也同样具有情景性，具有文本书写者的诸多主观意识和文化想象。当然，如果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在云南地方文献当中存在的历史故事同样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四 关于南诏国国王年号、谥号、庙号文化属性的讨论
从南诏国的绝大部分国王都存在年号、谥号，以及个别南诏国国王存在庙号的情况来看，南诏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与中原内地的政治制度文化有紧密的联系性和共通性；从年号、谥号、庙号的用词来看，也同样体现了南诏国与中原内地文化的一致性，南诏国的历史及其文化是多民族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各民族的中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历史基础。
年号是中国古代帝王即位后为了纪年而设置的称号，始于西汉武帝即位之年的“建元”（公元前140年）。新君继位，于次年改用新年号，叫“改元”。一个皇帝在位期间，遇到重大事件时常常改元，如武则天在位期间，用了17个年号。年号一般用两个字，也可用四个字，如“建武中元”（光武帝）、“天册万岁”和“万岁通天”（武则天）、“太平兴国”（宋太宗）等。这样的文化传统也被南诏国国王继承，除了细奴逻之外，其他南诏国国王都有年号，而且有的南诏国国王因为各种原因还不断“改元”，例如阁逻凤的年号为长寿、建钟，凤伽异年号为长寿，异牟寻年号为见龙（按：《云南志略》为建龙），寻阁劝年号为应道，劝龙晟年号为龙兴，劝利年号为全义，劝丰祐年号为保和、天启，世隆的年号为建极，隆舜的年号为贞明、承智、大同，舜化年号为中兴，等等。从上述列举的南诏国国王年号来看，基本上都特别讲究用词的文雅，而且字义还被寄予诸多美好的愿望，如凤伽异年号为长寿，劝利年号为全义，等等；与此同时，南诏国国王的年号还表达南诏国国王政权治理稳定、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政治理想，如南诏国最后一个国王舜化就希望南诏国还能够继续存在，所以年号为“中兴”；至于频繁“改元”，就是因为政治动荡，或者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如隆舜在位时，社会动荡不安，所以他多次“改元”，具体有贞明、承智、大同。
谥号是中国华夏族和汉族文化当中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按其生平事迹进行主观的价值判断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在南诏国政治文化中，谥号这种文化也被吸收或者说是借鉴，因此南诏国国王几乎都有谥号。谥号使用诸多固定的词汇，这些词汇的含义可以分为褒奖、贬义、同情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属于褒奖的，有文、武、景、惠、烈、昭、穆、英、成、康等，对这些词汇还有专门的文化阐释，如“经纬天地曰文”“威强睿德曰武”“布义行刚曰景”“柔质慈民曰惠”。南诏国也是按照这样的文化传统对南诏国国王给予谥号的，如阁逻凤谥号为武王，因为在阁逻凤时代，唐朝与南诏国发生了著名的“天宝之战”，而且三次“天宝之战”都以唐朝军队的失败而告终，这在南诏国的价值观中，阁逻凤就应该属于“威强睿德”之人，所以谥号为“武王”；又如寻阁劝之所以谥号为孝惠王，是因为他在唐朝与南诏国建立友好关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性格品行好，属于“柔质慈民”之人。
第二类是属于贬义的，有炀、厉、灵、幽等，对这些词汇也是有文化阐释的，例如“好内远礼曰炀”“杀戮无辜曰厉”等，南诏国的劝龙晟谥号幽王，就是因为劝龙晟淫虐无道所以被弄栋节度使杀死，据《新唐书·南诏传下》记载，劝龙晟在位9年，“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元和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88]
第三类是属于表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对每一个词仍然有文化阐释，例如“恭仁短折曰哀”等。南诏国的凤伽异谥号悼惠王，之所以给凤伽异“悼惠王”的谥号，是因为凤伽异去世很早，值得同情。《资治通鉴》记载说：“（779年）南诏王阁逻凤卒，子凤迦异前死，孙异牟寻立。”[89]凤伽异未立而早死，仅仅担任过阳瓜州的刺史。
庙号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帝王死后，在他后面即位的帝王要立庙奉祀，追尊为“某祖”“某宗”的名号。每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称“祖”，如“高祖”“太祖”“世祖”；之后的嗣君称“帝”或“宗”，如“惠帝”“文帝”“太宗”“高宗”“中宗”“世宗”等。南诏国的部分国王也有庙号，如细奴逻的庙号是高祖，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说逻晟死后庙号为世宗。值得注意的是，在元代以前的文献当中都没有强调细奴逻的庙号是高祖，而明代以后的文献开始强调细奴逻庙号为高祖，目的就是要突出细奴逻是南诏国的建立者，这完全是按照汉族文化的思维模式进行的文化建构，即中原王朝的第一个建立者的庙号都称为高祖。例如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是汉高祖，唐朝的建立者李渊是唐高祖，等等。这说明到了明代，云南的地方汉族学者已经完全按照多民族中国正统的历史观来建构云南的地方民族历史，包括南诏国国王的世系。
五 结语
南诏国国王从没有年号、谥号到普遍有年号和谥号，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长时段的一种趋势，即多民族中国的各民族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各民族还共享一些文化，南诏国国王世系文化当中的年号、谥号、庙号的使用，就是各民族共同的一种政治文化，表明南诏国国王力求与中原文化保持一致性。
虽然说南诏国的文化与中原王朝的文化属于一个文化系统，但是在中原文化的价值观中，南诏国不是正统，仅仅是一个边疆民族政权，所以在相关的文献中凡是提到南诏国国王的年号、谥号、庙号时，都使用“僭谥”或者“伪谥”这两个词。例如：“罗晟……僭谥兴宗王。”[90]“晟罗皮即位……僭谥威成王。”[91]“酋龙……伪谥景庄皇帝。”[92]“异牟寻……在位三十年，僭号日东王，又僭谥孝桓王。”[93]之所以南诏国国王的年号、谥号要被汉族历史学家记载为“僭谥”或者“伪谥”，是因为在中原文化的价值观中，南诏国仅仅是一个王朝国家封的“王”，例如皮逻阁被封为“云南王”，所以南诏国国王使用年号、谥号，就是“僭”，就是超越了本分。汉族的历史学家针对南诏国国王使用年号、谥号的事，指责他们“僭越”的思想，说明在中原汉族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价值观和民族观中，南诏国不是王朝国家的“正统”，所以不能使用年号、谥号。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南诏国国王世系当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文化现象，只能说明在多民族中国，各民族共同拥有大家创造的文化财富，各民族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在不同程度地共享这些文化财富，这就是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从来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本文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按照《云南志略》的记载，南诏国共有14个国王，但是在《南诏野史》《滇载记》当中则为13个国王，在现代学者的研究当中也常常认为是13个国王，通常没有列出《云南志略》记载的“法尧”。
[3]这是按照《云南志略》记载的时间计算出来的，但是在《云南志略》当中说南诏国存在的时间是247年，其他一些历史文献当中又有250年、279年的说法。
[4]据《新唐书·南诏传下》记载，劝丰祐“慕中国，不肯连父名”，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81页。所以劝利和劝丰祐之间没有连名。
[5]亦名独逻、龙独罗。
[6]738年唐王朝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并不能认为这是南诏国正式建立的时间，从历史人类学的观点来看，皮逻阁被册封为云南王这个重大事件反映的是唐朝与南诏国正式建立了臣属的政治关系。
[7]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38页。
[8]汉族的皇帝也称为“真龙天子”，“天子”住的地方称为“龙庭”，天子发怒称为“龙颜大怒”，等等。
[9]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276页。
[10]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85页。
[1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2848页。
[12]《南诏野史》，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 774页。
[13]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2页。
[14]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273页。相关的故事情节在《白国因由》有记载，但是在倪本《南诏野史》和《滇载记》中没有。
[15]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275页。
[16]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276页。
[17]《南诏野史》，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 775页。
[18]《南诏野史》，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 776页。
[19]《新唐书·南蛮传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90、6291页。
[20]《资治通鉴·唐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第8190页。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鹤拓”不是国号，而是地名。此处不展开讨论。
[21]《南诏野史》上卷，云南省图书馆藏胡蔚刻本。
[22]以下皆见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746页。
[23]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册，中华书局，1984，第377页。
[24]又名罗晟炎，也写作罗盛。
[25]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38页。
[26]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2页。
[27]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280页。景云是唐睿宗的年号（710～711年）。
[28]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281、282页。
[29]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38页。
[30]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3页。关于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有许多说法，晟逻皮在位之时传入云南是诸说之一。
[31]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280页。
[32]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746页。
[33]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38页。
[34]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746页。
[35]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38页。
[36]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3、74页。
[37]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746页。
[38]《资治通鉴·唐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第6836页。
[39]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38页。
[40]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4页。
[41]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288、289页。
[42]《南诏野史》，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 777页。
[43]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747页。
[44]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39页。
[45]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5页。
[46]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294页。
[47]《新唐书·南诏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70页。
[48]以下见《新唐书·南诏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71页。
[49]《资治通鉴·唐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第7270页。
[50]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118页。
[51]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5页。
[52]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295页。
[53]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747页。
[54]寻阁劝，也有文献写为新觉劝、寻务券。寻阁劝的“劝”，在一些文献中写为“券”，但是目前学术界统一使用“劝”。
[55]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5页。
[56]《南诏野史》上卷，云南省图书馆胡蔚刻本。
[57]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299页。
[58]《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81页。
[59]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747页。
[60]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6页。
[61]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300页。
[62]《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81页。
[63]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747页。
[64]《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81页。此外，南诏国实行的是父子连名制度，本来应该是劝龙晟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继承国王位，但是因为劝龙晟被节度使所杀，立的是他的弟弟，所以没有连名。
[65]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 76页。
[66]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300页。
[67]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6页。
[68]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302页。
[69]《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81页。
[70]详见《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82页。
[71]《资治通鉴·唐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第8190页。
[72]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6页。
[73]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312页。
[74]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747页。
[75]大部分文献都没有法尧作为南诏国国王的记载，仅有李京的《云南志略》列入世系。
[76]《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90、6291页。
[77]《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91页。
[78]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7页。
[79]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315、316页。
[80]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77页。
[81]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320页。
[82]杜佑：《通典·边防典三·南蛮》，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第5040页。
[83]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37页。
[84]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38、39页。
[8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方国瑜先生对《僰古通纪》一书的源流情况有过研究，后来尤中先生又出版了《僰古通纪浅述校注》。
[86]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册，中华书局，1984，第374页。
[87]《资治通鉴·唐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第6836页。
[88]《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81页。
[89]《资治通鉴·唐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第7270页。
[90]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280页。
[91]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280页。
[92]《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91页。
[93]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见《尤中文集》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 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