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国境内外的望蛮、扑子蛮、三濮研究

——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1]

秦汉时期的闽濮到了唐代分化为望蛮、扑子蛮、三濮,与近代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德昂、佤族等民族的先民有民族的源流关系。而三濮是与扑子蛮和望蛮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民族群体。

作为中国历史文献当中的正史,《新唐书·南蛮传下》对扑子蛮、望蛮、三濮的记载仅仅100余字,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扑子蛮、望蛮、三濮的了解不多,在诸多民族史著作当中对唐代南诏国境内的扑子蛮、望蛮、三濮的记载,主要就是引用这100余字,仅做简单介绍,但是如果我们对这100余字进行深度解读,可以发现许多丰富的历史信息,从而丰富今天布朗族、佤族、德昂族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现在试以《新唐书·南蛮传下》为据,参照《蛮书》的相关记载,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之。[2]

一 关于望蛮的解读

(一)望蛮的内部结构与分布

综合各种历史文献来看,除了望蛮之外,在关于唐代民族的历史文献中,还有望蛮外喻部落、望苴蛮二个民族名称,于是需要明确它们到底是一个民族,还是三个不同的民族。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度解读,我们认为,望蛮是不同部分的总称,指的是整体,而望蛮外喻部落是望蛮当中的一部分,望苴蛮则是被南诏国国王征发的望蛮战士,不是一个民族群体,具体情况试述如下。

第一,望蛮是汉民族的历史学家记载的一个他称,其中“望”是民族名称,而蛮是在“贵华夏,贱四夷”思想指导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望蛮的“望”与今天佤族的“佤”,是古今历史学家对同一个民族名称的同音异写,“望”即“佤”,所以望蛮指的是一个民族整体,望蛮是今天佤族的直接先民。

第二,望蛮外喻部落是望蛮分布在永昌西北的部分,《蛮书》卷四载:“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3]之所以叫作望蛮外喻部落,我们的理解是分布在永昌西北的望蛮由于距离这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永昌比较远,需要招徕与安抚,所以称为望蛮外喻部落,因此望蛮与望蛮外喻部落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第三,南诏国时期望蛮分布在南诏国的西部地区,南诏国王从众多的士兵当中选出四支卫队,卫队的战士称为罗苴子(即卫士),其中就有大量的望蛮战士被征发为罗苴子,又因为在所有的罗苴子当中以望蛮的卫士最勇敢,所以《新唐书·南蛮传下》就把望蛮的罗苴子称为“望苴蛮”,每当有军事行动的时候“以望苴子前驱”,可见望苴蛮是指望蛮当中被南诏国国王征发的卫士,他们不是一个民族群体。方国瑜先生也认为望苴蛮不是一个民族群体,他曾经这样说过:“望苴子,当是望蛮之军户,《樊志》卷九南诏兵志,罗苴子为精兵,有四军苴子,盖望苴子为其一。”[4]

关于望蛮的分布,《新唐书·南蛮传下》认为望蛮也在永昌的西边,但是没有具体指出到底分布在什么地方,所以需要我们研究,明确其具体的分布地望。我们认为,整个望蛮都分布在澜沧江以西的地区,即今天云南省的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一直到缅甸西北部地区,这与今天国内外佤族的分布大致相同。

具体到望蛮外喻部落,《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卷“南诏”这一幅地图把望蛮外喻部落分为“望部”和“外喻部”,他们具体的分布地望是:“望部”的分布区在今天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并且向西延至缅甸掸邦,“外喻部”的分布区在今天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并且向西延至缅甸掸邦。我们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卷“南诏”这一幅地图有两点讹误。

第一,把望蛮外喻部落分为望部、外喻部两个部分,这是没有文献支持的,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其他文献把望蛮外喻部落分为望部、外喻部。

第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卷“南诏”这一幅地图把望部、外喻部标注在永昌的正南,而且明确标注出望部分布在今天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外喻部分布在今天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与此相反,《蛮书》卷四非常明确:“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5]永昌西北,也就是今天保山市的西北边,当为保山市、德宏州、怒江州三地连接的地区,一直到以缅甸密支那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对此,我们隐隐觉得当时历史地图集的绘制者认为既然望部、外喻部发展为今天的佤族,那么能够和今天两个佤族自治县相当的民族群体就应该是望部、外喻部。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

总之,我们认为望蛮外喻部落不是两个族群,更不能因为沧源、西盟是两个佤族自治县,为了对应沧源、西盟这两个佤族自治县就把望蛮外喻部落分成两个族群,而且标注到与文献记载南辕北辙的地方。

需要注意的是,《蛮书》卷六记载:“永昌城所管有望外喻;拓东城,有南诏安置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也就是说,南诏国时期曾经把望蛮外喻部落的部分人口迁入东方爨区,但是到了下一个历史时期,东方爨区的望蛮都不再见于史书,也无迁出的记录,很可能是融合到了当地民族中。通过这种迁移,南诏境内的许多民族发生了大规模的融合,说明中国许多民族都是在融合中发展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二)望蛮的文化

从文化上来看,望蛮的各个部分都拥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首先是由他们生活在热带、亚热带这样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是这样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个性。

首先,望蛮的物质文化当中最突出的是他们的武器木弓短箭具有强大的杀伤力:“镞傅毒药,中者立死。”[6]这种使用毒药的弓箭到近代佤族还在使用。

虽然望蛮外喻部落是望蛮分布在永昌西北边远地区的部分,但是民族性强悍,使用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木弓短箭的文化特征完全相同,即“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其人长大,负排持槊,前往无敌。又能用木弓短箭,箭镞傅毒药,所中人立毙”。[7]正是因为整个望蛮有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能够置敌人于死地的武器,所以被南诏国国王看中。文献是这样记述被南诏国国王征发的望苴蛮的:“望苴蛮者,在澜沧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矛剑,短甲蔽胸腹,鞮鍪皆插牦牛尾,驰突若神。”[8]《蛮书》卷四的记载更加详细:“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是盛罗皮所讨定也。其人勇捷,善于马上用枪。所乘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旄牛尾,驰突若飞。其妇人亦若此。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子为前驱。”[9]

其次,喜养牛,妇女喜欢饮用牛乳。“其地宜沙牛,亦大于诸处角牛,长四尺已来。妇人惟嗜乳酩,肥白,俗好遨游。”[10]

最后,服饰文化相同,以发型来区别妇女的婚姻状况。望蛮“妇人亦跣足,以青布为衫裳,联贯珂贝、巴齿、真珠,斜络其身数十道。有夫者竖分发为两髻,无夫者顶后为一髻垂之”。[11]望蛮外喻部落同样是以青布为衫裳,以珂贝、巴齿、真珠为装饰,有夫的妇女竖分发为两髻,无夫的妇女顶后为一髻垂之。

总之,望蛮的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特点是比较鲜明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望苴蛮不仅有男性,而且有妇女,表现出望苴蛮“其人勇捷……驰突若飞。其妇人亦若此”的气概。

第二,他们是在晟逻皮时代加入南诏国的军队中的[12],由此说明望蛮成为南诏国统治下的民族时间是比较早的,具体应该是在700年前后,是南诏国正在崛起的时期。

第三,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望蛮善于骑马,能够在马上灵活使用武枪,骑马不用鞍。

第四,服装奇特,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个性特征:“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旄牛尾。”

第五,望苴蛮的数量很多而且驻扎的地方很广,不但驻扎在洱海地区,在南诏国重要的军事要地都有望蛮,因此才说“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子为前驱”。望苴蛮是南诏国军队当中最能征善战的一支精锐部队。

第六,热带、亚热带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在服饰文化是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个性:跣足,穿单衣,穿短衣,即“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第六,当时望蛮的社会生活是相当丰富多彩的,人们不是处在封闭的状态之中,而是和远方的人经常有交换发生,例如望蛮服饰上的装饰品珂贝、巴齿、真珠等都不是山地民族自己生产的,而是来自海洋民族,是与其他民族交换的结果。

二 关于扑子蛮的解读

(一)扑子蛮的分布问题

对于扑子蛮的分布《新唐书·南蛮传下》仅有一句话,说永昌西边“有扑子蛮”,即今天保山市以西的地方有扑子蛮分布,这句话十分模糊,没有具体指出到底在永昌以西的什么地方,仅仅让我们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由于《新唐书·南蛮传》的材料主要是从《蛮书》当中引用,所以我们在本文中将二者进行相关的对比。

关于扑子蛮的分布,《蛮书》卷四有详细的记载:“(扑子蛮)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13]文中提到的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具体的地望为:开南即开南节度辖区,相当于今云南省普洱市和临沧市东部;银生即银生节度辖区,包括今云南西双版纳州及境外的一些地方;永昌即永昌节度辖区,即今云南省保山市、德宏州东部、临沧市西部;寻传即寻传地区,指今云南省澜沧江西岸的云龙县之地往西经德宏州北部而至缅甸克钦邦一带。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新唐书·南蛮传下》的作者虽然参考了《蛮书》,但是没有进一步考证,因此才会对扑子蛮的分布表达不清。而《蛮书》除了告诉我们在开南、银生、永昌、寻传有扑子蛮之外,还指出“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铁桥城在今云南省丽江西北塔城一带,铁桥西北边一直到澜沧江上游之地,指的是自今天维西县沿澜沧江至云龙一带。因此,对照《蛮书》的记载可以看出以上各地都有扑子蛮分布,或杂居或聚居于同区域内的其他民族之中。

关于扑子蛮分布的结论是:在秦汉时期我们只是了解扑子蛮的先民分布在今天的滇西方向,没有准确的分布地望,但是到了唐代我们却发现扑子蛮已经向北扩展到了铁桥西北澜沧江的中上游地区。

对于扑子蛮的分布还有几个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第一,是什么原因促使从东南亚由南往北迁徙的扑子蛮进入自己不太适应的澜沧江上游?澜沧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与他们特别适应的热带、亚热带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巨大的差别,从长时段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一个民族进入一个自己不太适应的地理环境时,首先是人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接下来是生产方式、生存模式的适应性变化,最终将带来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变化等。这需要我们探索。

第二,他们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一地区的?在汉晋时期永昌郡的境内有扑子蛮的先民闽濮,永昌郡的范围主要是在澜沧江中下游的西部,没有达到澜沧江的上游,从记载闽濮的文献《华阳国志》当中来看,扑子蛮的先民闽濮主要分布在今天的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等地,所以可以认为铁桥西北边澜沧江中上游地区的扑子蛮应该是南北朝晚期北上的,因为这个时期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已经退出了这一地区,故《南齐书·州郡志》才记载说“永昌郡,有名无民曰空荒不立”。[14]而《宋书·州郡志》则没有任何关于永昌郡的记载。

第三,从对历史文献的检索来看,近代以来澜沧江上游地区已经没有扑子蛮的后裔布朗族或者德昂族,那么进入澜沧江上游地区的扑子蛮后来又到哪里去了?我们假设有以下几种情况:或者因为不能适应自然生态环境,他们主动撤离;或者发生民族冲突,导致亡族灭种,因为他们的到来,必然会为土地、水源、生产生活资料的占有发生争执,甚至是武装冲突;或者是发生了民族融合,但是从今天滇西北的民族构成及其体质特征来看,几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因为不能适应自然生态环境,他们主动撤离的可能性最大。

(二)扑子蛮的民族性格问题

史学界绝大多数人认为扑子蛮、望蛮与今天布朗、德昂、佤族先民有民族的源流关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布朗、德昂、佤族的民族性格对其先民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文献当中记载的扑子蛮等的民族性格相当强悍,而今天布朗、德昂、佤族的民族性格比较温和,极少有攻击性。

对于扑子蛮极为彪悍的民族性格,历史文献的记载是:“善用竹弓,入林射飞鼠无不中。”唐朝的军队曾经“生擒得扑子蛮,拷问之并不语,截其腕亦不声”。[15]由此说明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强悍到了“截其腕亦不声”的地步。与《新唐书》相比较,《蛮书》对扑子蛮的记载更加详细:“扑子蛮,勇悍趫捷,以青婆罗段为通身袴。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16]

于是我们以之和今天孟高棉语族各民族的民族性格进行对比,发现当代孟高棉语族各民族的民族性格没有如此强悍,如果认为扑子蛮与今天云南三个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有关的前提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定其民族性格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导致:一是一部分孟高棉语族的民族因为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以“空”为核心的精神消解了他们强悍的民族性格,例如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佤族、布朗族的民族性格就比较温和;二是他们长期处在政治、经济弱势的格局当中,民族性格渐渐发生变化,例如佤族历史上就被称为“卡佤”,而“卡”在傣族语言当中是“奴隶”的意思。

(三)扑子蛮的民族关系与社会发展问题

由于关于扑子蛮的文献记载十分少,所以人们几乎没有关注他们的民族关系问题,实际上还是有的。

唐代的扑子蛮不但分布区有所扩展,而且与唐朝的地方官员还发生过正面冲突:“蔡袭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三日阵面上生擒得扑子蛮,拷问之并不语,截其腕亦不声。安南子城虞候梁轲云是扑子蛮。今梁轲见在贼中,僭称朱鸢县令,其梁轲始由再宾任使,前后三度到蛮王处通好,结构祸胎。”[17]从文中提到扑子蛮梁轲还担任安南子城虞候的记载来看,我们当然是大大低估了扑子蛮当时的发展水平,尽管按照传统进化论的观点,与扑子蛮有源流关系的布朗族等民族到20世纪50年代还属于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但是从对历史文献的深度解读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扑子蛮内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如梁轲等已经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这与他们所处的地域有关,即与唐朝的辖境接近,故然。由此说明在唐代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内部就已经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当代中国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几千年以来的历史事实,不是到了某个朝代才开始出现的。

(四)特定自然环境之下的生存模式与社会形态

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扑子蛮“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并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而是对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适应。在云南古代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地方志的记载当中,都认为扑子蛮及其后裔“无食器,以芭蕉叶籍之”是其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读,到今天为止在云南南部、东南亚各地广大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无食器,以芭蕉叶籍之”的饮食文化比比皆是,而这些地区的民族基本上没有处在所谓的“原始社会”。

三 与扑子蛮、望蛮有同源异流关系的三濮

关于“三濮”,《新唐书·南蛮传下》说:“三濮者,在云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镂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齿,劖其唇使赤。黑僰濮,山居如人,以幅布为裙,贯头而系之。丈夫衣榖皮。多白蹄牛、虎魄。龙朔中,遣使与千支弗、磨腊同朝贡。”[18]这一段文献引自郭义恭的《广志》,对这一条史料,前人关注不够,今试分析之。

所谓的“三濮”指的是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是汉民族的历史学家对某些民族的民俗文化进行概括,然后把民俗文化的特点作为民族的名称。

从民族名称来看,“三濮”都保留着“濮”的民族名称,秦汉时期这一地区曾经有过闽濮,到了唐朝闽濮分化为扑子蛮、望蛮、三濮,所以三者是具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民族群体,方国瑜先生曾经说过:“所谓扑子即汉晋时期之永昌濮人(亦称哀牢夷),为永昌郡之主要部族,多见于纪录,散居甚广,支系较多。如郭义恭《广志》所载有黑僰濮、赤口濮、折腰濮、文面濮、木棉濮,以生活习俗而任意称之,今之布朗族、崩龙族、佤族,即其遗裔。”[19]

从分布的地望来看,南诏国徼外的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的分布区都在南诏国的西边,是今天印度与缅甸相连接的地区,与南诏国境内的扑子蛮、望蛮在分布区上是连成一片的,他们比望蛮当中的望蛮外喻部落分布得离永昌更加遥远[20],所以汉民族的历史学家只能根据相关文献转抄,故记载十分简略,仅仅抓住了一些文化特征,更加具体的文化信息几乎没有。

总的来说,从民族名称都带有濮,而且在分布区上连成一片,我们初步认为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与扑子蛮、望蛮是具有同源共祖的同源异流关系的民族群体。

四 从《新唐书》与《蛮书》对扑子蛮、望蛮记载的比较看《新唐书》的不足

如果我们把《新唐书·南蛮传下》和《蛮书》中关于扑子蛮、望蛮的记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新唐书·南蛮传下》存在许多问题,使我们相信“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一古训是正确的。

《新唐书·南蛮传下》对扑子蛮、望蛮的记载绝大多数引自《蛮书》,但是并没有进行认真的阐释,而是断章取义,删除了许多有意味的内容,如果我们今天不和《蛮书》进行比较,把《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的内容不加考辨地使用,就不能很好地认识扑子蛮、望蛮。例如《蛮书》对望蛮文化的记载:“又能用木弓短箭,箭镞傅毒药,所中人立毙。妇人亦跣足,以青布为衫裳,联贯珂贝、巴齿、真珠,斜络其身数十道。有夫者竖分发为两髻,无夫者顶后为一髻垂之。其地宜沙牛,亦大于诸处牛,角长四尺已来。妇人惟嗜乳酩,肥白,俗好遨游。”[21]《新唐书》并没有原文照抄,而是进行了删减,即望蛮“用木弓短箭,镞傅毒药,中者立死。妇人食乳酪,肥白,跣足;青布为衫裳,联贯珂贝珠络之;髻垂于后,有夫者分两髻”。[22]我们在此把两者进行比较之后,就可以发现《新唐书》的问题,这样的删减是人的主观行为,由于《新唐书》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资料的来源,于是我们不能不对作为正史的《新唐书》产生怀疑,因为《蛮书》的作者樊绰是亲自到过云南的人[23],而撰写《新唐书》的欧阳修没有到过云南,仅仅是在他人的文献当中遥想远方的“南蛮之地”,在书房中对“南蛮之地”的“野蛮人”进行文化想象,以“贵华夏,贱四夷”的文化价值观、民族观进行历史文本的书写。故要有对古代文献的质疑精神,方可进入古代民族历史的深处。

虽然《蛮书》的作者到过云南,但是仍然没有到过望蛮的分布区,这是因为当时望蛮的分布区不在南诏国的交通要道之上,是难以达到的边远地方,所以《蛮书》的作者想当然地认为望蛮的妇女经常饮用牛乳一定长得又白又胖,实际上望蛮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应该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与尼格罗人种的过渡人种,肤色是比较黑的,再加上他们生活在气温比较高、湿度比较大的地方,一般人的体格都比较瘦小,不可能因为饮用了牛乳就变得肥白。对此,《新唐书》不加考辨地进行引用,就给历史留下了一些错误的记载。

此外,《新唐书·南蛮传下》认为扑子蛮“人多长大,负排持矟而斗”。[24]学术界的研究认为以扑子蛮为主体发展成为当代的布朗族,但是布朗族的体质特征并没有体格高大的特点,而是与之相反,说明《新唐书·南蛮传下》的记载有误,对于初学者来说,将会造成误解。


[1]本文曾以《南诏国境内外的望蛮、扑子蛮、三濮研究》为题,发表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05~109页。

[2]因为《新唐书·南蛮传下》的许多内容主要是引用《蛮书》,所以在此把二者进行对比。

[3]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103页。

[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第331页。

[5]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103页。

[6]《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325页。

[7]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103页。

[8]《新唐书·南蛮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268页。

[9]以下皆见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101页。

[10]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103页。

[11]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103页。

[12]晟逻皮出生年月不详,728年去世。

[13]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97页。

[14]《南齐书·州郡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305页。

[15]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97页。

[16]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96页。

[17]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96、97页。

[18]《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328、6329页。

[19]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第330页。

[20]因为在《新唐书》中对扑子蛮、望蛮分布的记述是以永昌作为一个地理参照基点,故言。

[21]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第103页。

[22]《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325页。

[23]关于樊绰的生平事迹不太清楚,只知道在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担任安南从事,其间到过云南的部分地方,主要是交通比较通畅的地方,南诏国攻陷交趾之后,樊绰逃走,咸通五年(864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

[24]《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6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