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传统的发明”及其限度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非洲史学界曾经掀起过一场关于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围绕着间接统治、族群和习惯法的形成过程，当时的非洲史学界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著作，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特伦斯·兰杰于1983年提出的“传统的发明”概念。^[80]这些研究强调，传统、法律和族群是殖民当局所主导的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殖民者意在保存传统和社会秩序的同时，迫使非洲社会屈服于殖民统治，从而确立殖民霸权，此即所谓的“传统的发明”。这些研究触及殖民统治话语的基本悖论，即殖民主义在保存过去、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试图保护非洲人免受现代性创伤。^[81]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非洲史学家日益强调殖民“发明”是有限度的，不应当夸大殖民者操纵非洲制度以建立霸权的能力；传统、族群和习惯法并非能够轻易制造或者操纵的，殖民统治依靠这些制度而得以维持，但与此同时，这也对殖民力量构成限制。

1.殖民统治与族群的形成

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并不是由界限鲜明的部落所组成的僵化停滞的社会。在前殖民时代，非洲人隶属于家庭、血统、宗教秘密团体、乡村共同体和酋长领地等流动的、相互重叠的社会网络，当时并不存在政治界限明确的部落或者“族群”。尽管大多数非洲族群的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前殖民时代，但是制度和意识上的成形则要到殖民统治时期。^[82]以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族为例，前殖民时代的约鲁巴兰是一个多元社会，群体众多，国家林立，未曾实现过整体统一；但是这些群体和国家通过奥杜杜瓦神话和通婚纽带联系起来，建立起包含血缘、亲缘、贸易、战争、文化交流等形式的互动网络，使其具有一体化的向心力。不过，约鲁巴族的民族意识则是在19世纪跨大西洋经济文化交往以及殖民时代历史变迁进程中形成的。^[83]

“部落”的概念与帝国话语密切联系，罗马征服者这样称呼北非的土著柏柏尔人（Berber）、不列颠人（Britons）、高卢人（Gauls）和日耳曼人。然而，这一概念的现代运用是在欧洲帝国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到19世纪末，欧洲政治家相信他们所创造的民族国家是历史上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认为现代国家是理性的现代建构，是对于原有的、不民主的帝国和王国的替代。运用“部落”一词来描述非洲社会，为的是颂扬欧洲民族国家，与此同时也贬损其他社会的内在低劣性。

“部落非洲”作为殖民统治的一种“发明”，被用来证明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并且在殖民权威运用有限资源和权威控制新占领地区方面极为重要。对于殖民官员来说，酋长和年长者的控制，与殖民者对于当地文化习惯和等级关系的理解紧密相关。殖民地国家依靠他们来维持法律和秩序，并且征集税收，获取劳动力供应。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合作者，因此殖民地国家是强制的、令人反感的，并且是彻头彻尾的压制性的，极其反动的。殖民地国家更关注于控制殖民臣属，而非殖民地发展。结果是，殖民地权威担心“去部落化的”土著，这些人一旦从传统权力的枷锁之中解放出来，将会导致殖民统治变得极其脆弱。由于殖民地国家的局限性，以及欧洲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经历，殖民官员试图发现并界定他们能够一道合作的部落以及部落首领，这一过程时常包含着全新族群的形成。^[84]

非洲很多地区的殖民统治需要利用与前殖民时代政治实体的合作，而这些政治实体的主权已经被殖民征服所破坏。殖民统治需要利用原有非洲国家的统治者来维持和平、征收赋税、修建道路、征用劳动力。这些分权的地方政府体系基于合法化的部落地区。这些区划有时与前殖民时代的归属范围保持一致，但也有一些时候是不一致的。在没有可以辨别的王国的地区，或者是殖民统治者所说的“酋邦”，殖民者鼓励当地非洲社会推选出部落酋长。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在没有首领的伊博语地区产生出所谓的“授权酋长”（Warrant Chiefs），这些酋长的合法性靠的是英国政府委任授命。在很多地区，酋长缺少传统合法性，但是在军队或者警察力量组建方面能够为殖民地国家提供帮助。

“部落”或“族群”形成于殖民统治时期，受到殖民主义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深刻影响。对于非洲社会而言，殖民统治之下急遽的社会变革无异于一场道德和物质危机，族群正是在相互交织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变革进程中形成的。殖民统治的结构特征，以经济作物生产和工资劳动力为基础的殖民地经济，殖民政府对于政治边界的划定以及对于非洲民众的分类，所有这些急遽地改变了非洲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组织，成为塑造族群认同的形式与内容的结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人类学家扮演了重要角色。^[85]

在英属非洲殖民地，酋长、首领和地方首领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关键，因此他们构成分配政府资金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殖民政府实现控制的重要工具，因此很多非洲人愿意与族群首领维持联系。相应地，共同的亲属关系成为非洲人同殖民官员打交道的手段，而族群差异可以用来质疑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或者族群“外来者”的存在。殖民官员鼓励这一策略，对于族群诉求予以支持，同时压制在全殖民地范围内的利益诉求表达或者组织抵抗。

非洲人在族群认同的“发明”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动性，正如非洲史学家特伦斯·兰杰所说，“欧洲人有关种族、部落或者语言的分类和发明，事实上创造出一系列的‘空盒子’，有着明确界限，但是没有内容。关于‘恩德贝莱人’或者‘基库尤人’这样的认同的含义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进程”，它必然涉及非洲社会内部的激烈斗争。^[86]在兰杰看来，现代非洲族群是在殖民时代建构形成的。殖民地行政和经济活动、欧洲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影响、非洲人的反应，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欧洲人发明了“部落非洲”的殖民观念，这同时也是非洲人所想象的。非洲人不只是“想象”了族群单位的内容。殖民官员借以将非洲人划定为不同部落的信息是由非洲合作者提供的。这些“知识”使得合作者能够按照自身的理解和意愿来影响和操纵“发明”的过程。而且，“发明”和“想象”的过程并不是在真空条件下发生的，而是严重依赖于现实和真实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相似性和差异性。^[87]

例如，在英国征服肯尼亚时，面对一系列流动的社会群体，殖民官员希望将被殖民民众转变为易于管理的行政单元。在将地理空间与族群认同联系起来时，肯尼亚保留地体系认定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故土。然而，肯尼亚中部高原的保留地很快变得拥挤不堪，发生社会混乱，因为保留地难以容纳人口增长对于商业、农业的土地需求。殖民官员声称自己是落后部落的守护人，他们试图消除这一问题，推动将“多余”人口“吸纳”到人口相对较少的部落之中。一个较大群体同意并入梅鲁人，而另一个群体则公开挑战殖民地国家和当地梅鲁人，坚持声称自己是基库尤人。梅鲁保留地里的基库尤人的不同反应，表明殖民时代的非洲社会群体在自己的身份认同上是有选择权的，可以扮演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角色。^[88]

殖民统治在非洲族群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自从前殖民时代以来非洲人的社会认同也表现出显著的延续性。以乌干达为例，非洲史学家似乎对于阿乔利（Acholi）、布吉苏（Bugisu）和特索（Teso）等由英国人“想象的”群体更感兴趣，而较少关注在前殖民时代业已存在的群体身份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族群认同，例如布干达（Buganda）和布尼奥罗（Bunyoro）。^[89]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族群一直保持着显著的流动性，其族群界限不仅在前殖民时代含混不清，在殖民时代也仍然如此。^[90]

约鲁巴族居住在如今的尼日利亚和贝宁共和国。20世纪初的“约鲁巴”含义与一百年前有着很大不同。事实上，“约鲁巴”原本是从稀树草原前往北方的豪萨人对于奥约居民的称呼。奥约是该地区众多的邦国之一，邦国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具有相似性，正是这些城邦王国提供了政治和族群认同的聚焦点。19世纪初，最强大的奥约王国在豪萨和弗拉尼穆斯林攻击下衰退，该地区陷入数十年战争之中。难民大量离开，新的城镇得以建立，大量的俘虏被卖给沿海的欧洲奴隶商贩，很多人终生在巴西和古巴当奴隶。有些人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反奴隶贸易船只截获，在沿海的塞拉利昂获得解放。正是在这里，“约鲁巴”的观念开始重新形成。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力量是接受过西式教育的有文化的基督徒，例如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Samuel Ajayi Crowther），他于1822年从葡萄牙奴隶主那里获释，1843年，克劳瑟成为安立甘宗牧师。正是在这一年，克劳瑟在伦敦出版了《约鲁巴语言与词汇》一书。次年，在塞拉利昂首府弗里敦，克劳瑟开始在教会中使用约鲁巴语。1845年，克劳瑟作为教会传教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代表返回家乡，与其他的塞拉利昂人和来自巴西的获释奴隶一道返回，以创造复兴的、现代的约鲁巴族。尽管这两个群体中都有穆斯林存在，但是基督教处于这一塑造全新的、扩大的族群意识的核心。另一位塞拉利昂牧师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约鲁巴人历史》（History of the Yorubas，该书于1897年完成，1921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他自己的祖先奥约统治者实际上源自《旧约》中的人物，他们的宗教曾经是一神教的。因此，皈依基督教代表着回归到古老的约鲁巴观念，这已经被约鲁巴政治碎片化和奴隶贸易所侵蚀。现代约鲁巴族是基督教精英重新修补和扩大归属观念的典型案例。^[91]

新的认同是被重新想象出来的，这是殖民干预和土著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肯尼亚的穆克格多人（Mukogodo）主要以狩猎和采集蜂蜜为生，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放弃了自我认同，转而将自己视作马赛人。推动这一过程的是英国殖民者将最为肥沃的高原土地划给白人移民。殖民政府判定穆克格多人是这一土地的原住民，他们也分得一块保留地，因而开始发展畜牧经济。邻近的马赛人一直认为蓄养牛畜是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马赛人侮辱性地将食物采集者称作“没有牛的穷人”（Il-torobo），但是英国人错误地理解这是部落名称“多罗博”（Dorobo）。多罗博人处在马赛人的形成过程之中。对于经历了这一转变的群体来说，这包含着放弃旧有认同，尤其是所讲的独特语言雅库（Yakuu），而接受全新生活方式，开始讲一种毫不相关的语言马赛语（Maa），此外还包括其他的文化适应。一些现在认为自己是马赛人的群体，也是外人所认定的，他们在两代人之前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92]

2.间接统治的理念与实践

所谓“间接统治制度”是指：“殖民当局承认现存的非洲传统政治机构，将它们置于监督、控制之下，通过这些传统势力来统治广大民众，指导传统首领适应地方统治的职能，它被证明是一种有效地处理土著事务、强化对于殖民地基层统治的‘良策’。”^[93]间接统治体系主要由土著政权、土著法庭和土著金库这三方面构成。^[94]

弗里德里克·卢加德是间接统治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卢加德（1858—1945）是英帝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卢加德出生于印度，后来毕业于桑德赫斯特的陆军学院。卢加德曾经在阿富汗、苏丹、尼亚萨兰和缅甸参战，并曾经代表英国商业利益在东非和南部非洲探险，而后出任乌干达军事官、北尼日利亚高级专员、香港总督以及尼日利亚总督等职。尼日利亚领土辽阔，人口众多，且文化和地理上具有较大多样性，它成为“间接统治”理念的实验地，卢加德在后来的《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使命》详细阐述了这一观念。

间接统治意味着确认并培育当地酋长和其他世袭的统治者，并将他们视作殖民治理的中间力量。正如卢加德所描述的，间接统治的基本假定是英国人有着一种“双重使命”，英国人一方面需要从非洲获取财富，另一方面也需要帮助落后民众实现进步。卢加德坚持认为非洲人是“落后的”，“世界上未开化的种族”，“我们需要对他们的福祉负责”。^[95]这一间接统治理论还认定，英国人可以维持“真正的”和“传统的”当地文化，同时保护非洲人免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卢加德对于“欧化的非洲人”（或者“去部落化的黑人”）持蔑视态度。卢加德认为，通过娴熟的行政管理，英国能从非洲获取财富，革新并拯救非洲人，同时阻止变革进程。卢加德的这一理论对于一整代英国殖民官员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英国在整个非洲的政策。卢加德的间接统治理念很快被帝国政府所接受，“起先是作为有用的行政手段，然后是作为政治信条，最终是作为宗教教条”。^[96]一些早年曾与卢加德一起供职的殖民官员和当时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成为间接统治理论的实践者和宣传者，其中以唐纳德·卡梅伦和玛杰里·佩勒姆最为突出。

间接统治理念之所以受到广泛接受，这与殖民官员的自身经历和理念以及他们对于非洲社会的认知密切相关。以苏丹文官政治部（Sudan Political Service）为例，它的官员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英国乡村家庭，或者是原本来自英国乡村的帝国文官部门或者职业阶层。这些官员在乡村环境中长大，他们从一开始就被灌输有关乡绅的使命、职责和特权观念。这些官员相信他们的“使命”是苏丹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样一种乡绅的社会背景并不意味着苏丹文官政治事务部官员抵制苏丹社会发生变化。他们主张非洲社会变化应当是选择性的、演进性的，应当遵循伯克的传统。缓慢的、渐进的变化，遵循所在社会自身的传统生活方式，这在这些英国官员看来是最为合理的。因此，他们更相信维多利亚时代的托利主义，而非激进主义。正因为如此，他们推崇卢加德的间接统治理念。^[97]

间接统治与英国殖民者对非洲社会的想象和认知有着密切关系。欧洲殖民者往往认定非洲人是由部落、村庄和亲缘群体等相互排斥的社会文化单元所组成，它们的习俗和内在结构一直未曾发生过变化，“每个部落应被视作是独特单元……每个部落皆处于酋长统治之下”。^[98]欧洲殖民者起初认为非洲“部落”社会处于社会进化的较低阶段，根本不值得加以保护。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殖民官员开始认识到“保存”部落传统对于维持有效控制的重要性，并试图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使其成为殖民行政机构的基础。通过赋予当地传统权威更大权力，间接统治意在“阻止阶级形成”，使得“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就此而言，英国殖民当局是“自然保护主义者，无论对于野生动物，还是对于非洲人而言，都是如此”。^[99]

间接统治的实施与运行，尤其是酋长的选择，是一个复杂过程，它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例如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与历史文化、酋长和殖民官员的个人特点。殖民当局试图通过确认和操纵非洲统治者，从而利用它们的合法性，以达到确立殖民霸权的目的。在没有酋长的地区，殖民政府会创造出酋长；在业已存在酋长的地区，殖民政府所青睐的候选人往往胜过非洲民众的选择。酋长首先必须满足殖民者的土地、劳动力和税收需求，并且常常为此牺牲对于当地社会的责任。

酋长作为代理人和负责人的差别是很难准确区分的。酋长实际上有着个人意愿、期待和具体情况，酋长制既不只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也并不仅仅取决于从殖民政府那里获取支持的能力。殖民时代非洲酋长的角色和认同并不是确定的，在1937—1938年加纳可可停产运动过程中，酋长与非洲生产者联合起来对抗殖民国家，揭示出酋长作为资本家和臣属的政治代表的双重身份。酋长认同于不同利益，这通常取决于当地情境和具体环境。简而言之，酋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作殖民当局的代理人，这必须在当地社会经济变迁的广阔视野下来加以考虑。^[100]

间接统治制度是以一种动态的形式存在的，整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间接统治的含义和实际不断变化。这包括英国人如何设想自己在坦噶尼喀的角色，以及非洲臣属如何理解权威表现手段的变化。就实际含义和意图而言，间接统治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有着不同含义。^[101]

间接统治制度并非存在于各殖民地。例如，南罗得西亚并没有间接统治制度，它的“土著政策”并非来自伦敦的指令，而是来自当地殖民官员，最初是英属南非公司，而后是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群体包括殖民官员、传教士和移民，它和土著政策是白人群体利益冲突的产物。他们的“土著政策”是由他们对于非洲文化、诉求和潜力的认知，以及他们本身对于土著人口的诉求所决定的。欧洲殖民者运用一系列模式来看待非洲社会，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他们对于非洲社会的认知是不断借用欧洲文化观念，包括圣经、古典著作、大众小说、大众历史以及社会理论等。这些不同视角扭曲而非明确了他们对于非洲社会及其民众的认知。^[102]

在桑给巴尔，英国殖民统治建立在殖民征服基础之上，它宣称是为了“解放”所有桑给巴尔人，包括奴隶主和奴隶，免受奴隶贸易的破坏影响。英国殖民者在暴力征服之后，也开始采用间接统治形式。桑给巴尔的殖民统治转变过程较为缓慢，从而使得桑给巴尔素丹国在整个英属非洲殖民地成为异常现象。在19世纪80年代殖民征服过程中，英国和德国瓜分了素丹国的大陆领土，但是素丹王通过接受英国“保护”从而维持自身主权。1890年，桑给巴尔成为“受保护的阿拉伯国家”。英国并未任命总督，最高级别的英国官员也只是担任原来的代办和总领事；他的职务主要是为素丹和素丹内阁提供政策咨询，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英国代办攫取了素丹的几乎所有权力，大批英国官员在这一“阿拉伯国家”担任高级职务。1913年，英国代办改称常驻代表，由向外交部负责转变为向殖民部负责，与其他殖民地总督相似。桑给巴尔出现了一种独特的间接统治形式，其中的行政统治思想体现的是阿拉伯“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103]具体而言，大多数英国殖民官员信奉如下观念：“治下人口都应贴上种族标签，种族表明了某种功能；非洲人是地主和丁香种植者，印度人是商人和金融家，而非洲人则是劳动力。”^[104]

殖民统治导致非洲社会发生转变，这一转变是不均衡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它将旧有的非洲生产模式嫁接到新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上。这一过程增强了旧有的权力和社会分层形式，并且破坏了其他的权力和社会分层形式。这一过程还创造出新的社会不平等和边缘化形式。旧有权力结构的增强主要是通过间接统治以及“习惯法”的法典化来实现。通过间接统治和习惯法，欧洲殖民者认可了某些已经存在的权力安排和文化习俗，从而确保殖民制度稳定。“族群”的形成建立在非洲社会结构演变的基础之上，是非洲现代化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族群在内的“传统发明”是殖民征服、统治和剥削过程中的一个复杂的动态进程，它贯穿于整个殖民统治时期。当殖民政府试图利用非洲传统时，它们也受制于这一难以掌控的话语，“旧有传统不断被重新解释，习俗不断被讨论，而族群界限是可以跨越的，这些都是动态的历史进程”。^[105]间接统治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在稳定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导致英帝国解体的催化剂，并对那些在战后获得独立的英属殖民地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套间接统治制度在注重于保留土著首领的权力以及社会制度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影响力日益增强的社会群体，即受西方教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土著知识分子，而这些人成为促使非殖民化运动产生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106]

3.殖民统治与习惯法的变革

法律、法庭、警察和监狱构成了欧洲殖民者维持统治的基本要素。“在英国殖民政府手中，法律是名副其实的工具，在很多方面比机关枪更为强大。”^[107]然而，由于帝国的内在紧张和含混性，殖民统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殖民者主动性与被殖民者的回应，“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类别忽视了每一类型内部的紧张和含混性。因此，法律并非单纯的殖民控制手段。它同时也成为一个“舞台”或者“战场”，非洲人和欧洲人相互作用，围绕着劳动力、权力关系和权威，以及有关道德和文化的解释展开激烈竞争。简而言之，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法律运用是多面向的，有着多重目的。

英国殖民政府将英国本土法律观念移植到非洲法庭的企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行间接统治。在这一体系中，某些本地酋长被授予殖民政府的官职。为了与这一计划相适应，非洲人当地法庭由“土著权威”来掌管，这就显得极为现实并富有政治意义。当然，这些法庭的审判权在殖民法律之下是极为有限的，并且断断续续地受到殖民官员审查。不过，由于是非洲人掌管法庭，非洲人接受审判，而且适用的是非洲“习惯法”，因此英国人认为这些法庭基本上是非洲的制度，同时也是将本土制度“与现代观念和较高标准”相适应的手段。英国殖民者的官方“神话”是，一旦接触到最为基本的、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英国法律和程序概念，非洲人将会接受这些观念并认为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的，因而会改革土著制度来适应这些观念，从而加速法律变革的“自然”进程。

移植法律观念和制度的设想与实践大相径庭。大多数负责监管坦噶尼喀土著法庭机构的英国官员，他们并非律师，未曾接受过法律方面专门培训。1957年殖民政府备忘录中明确规定了殖民官员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备忘录为行政管理者指出了英国法律文化遗产中最为“神圣”的部分以及非洲法律中最“值得赞扬”之处。备忘录中提到“非洲思想”、“非洲传统法律程序”和“非洲习惯法”时，似乎是假定不需要区分不同非洲群体的差异，其中只有少数几处提到不同“部落”的差异，即便如此，这些差异也只是被视作细微差别。殖民者的总体态度是，这些非洲人是有着正确的法律“传统”的诚实之人，只需要得到引导来确保将来的法庭和法律能沿着“正确”的轨道演进。^[108]

在殖民时代的尼日利亚，英国司法体系的引入，表面上意在将与英国本土相同的权利、自由和法律标准扩展至殖民地，事实上更多是为了证明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殖民地法律体系存在着严重悖论：一方面，它宣扬致力于法制以确保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强制性运用法律。对于非洲人来说，权利话语也存在类似悖论。非洲精英有关权利的讨论也存在着内在矛盾的目的。非洲精英反对殖民法律，理由是它们限制了传统统治者的政治权利，而同时又抗议其他一些试图强化传统统治者相对于非洲精英的权威法律。然而，对于殖民当局而言，扩展英国权利和司法标准到殖民地，这更多是为了“保护英国政府的名望”，实现殖民统治的合法化以及殖民主义暴力的合理化，从而证明英国殖民统治的“仁慈”。法律不仅“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殖民控制手段，而且在权利话语的条件下，殖民者提供了帝国的合理性，为被殖民者提供了反抗的话语框架”。^[109]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运用法律来实现殖民霸权；而非洲人在同欧洲人的斗争过程中运用法律作为资源，并且由于非洲人在法律冲突中更多是面对非洲人而非欧洲人，因此法律在非洲人内部不同的利益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110]

随着面向市场的农业生产和移民劳动的发展，殖民时期非洲农村社会围绕着劳动力、财富和土地的控制权而出现新的紧张关系。年长者和酋长们日益强调传统的道德规则和亲缘关系，希望以此来维持自身对于日趋分化的家庭和新的财富形式的控制权。在这些酋长和男性年长者所提供信息的基础上，殖民者对习惯法进行了整理，主要用于规范“部落”民众的婚姻、土地与财产权。在这一过程中，殖民当局将基督教教义、普通法，以及用于实现社会控制的行政规章纳入习惯法之中。这些经过编纂的习惯法在确保殖民行政统治、改造殖民地经济、确立殖民地道德秩序以及实现殖民统治合法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907年，英国殖民政府在斯威士兰推行殖民法律，导致传统的斯威士兰社会不同群体发生分化。受益者主要是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针对传统酋长法庭的歧视以及强迫婚姻，她们诉诸殖民地法庭从而寻求保护。这一全新法律体系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专门从事宗教仪式活动的个人，他（她）们被殖民当局视作“巫术”从事者，因此是对于文明活动和殖民统治的管辖权的威胁。由于很多的巫医从事者是女性，在这样一种性别剥削严重的社会之中，斯威士妇女获取独立地位和向上流动的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同样地，酋长的权力也因为殖民地法庭体系的设立而受到削弱，这些酋长的权力与仪式主持者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他们的权力受到削弱。^[111]

与此同时，非洲民众在习惯法的成文化和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由非洲人和欧洲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传统性与现代性所构成的殖民地法律体系之中，习惯法是在围绕着财产、劳动力、权力和权威的争夺过程中形成的。非洲人在习惯法创制方面的主动性并不亚于殖民者，殖民地国家很少介入事关非洲社会内部冲突的法律领域，而非洲人则会诉诸法律来捍卫自身利益，“法律规则和程序不仅是欧洲人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非洲人抵抗、适应和革新的工具”。^[112]例如，土著法庭为试图逃脱不满意婚姻的妇女提供了机会。^[113]

这些经过整理而成的习惯法并不单是殖民官员、非洲酋长和男性年长者意志的体现，更是非洲社会内部剧烈变革的反映。早在习惯法成文化之前，非洲社会内部已经就习惯法的内容发生激烈争论，而成文化只是使得这一争论变得更为激烈。事实上，英国殖民官员为了能够灵活地应对不同情况，常常反对习惯法成文化，这使得非洲人对于习惯法往往做出与殖民官员不同的解释。^[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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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这里的“次帝国主义”是指，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征服和统治东非地区的过程，英属印度和布干达王国作为英帝国臣属力量，它们借机在帝国框架内对其他的臣属群体实现政治、经济或文化控制。参见Marcia Wright，“East Africa，1870-1905，” in Ronald Oliver，and G.N.Sanderson，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57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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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高岱：《英法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特点评析（1850—1945）》，《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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