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体认同视角下的欧盟语言政策研究
- 田鹏
- 10字
- 2021-04-04 09:52:31
第2章
语言政策与认同
2.1 语言与认同
2.1.1 语言与民族认同
语言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人们之间必不可缺的交流工具，而且也往往是极其重要的群体身份标志。因而语言与社会群体乃至民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历史上，对语言的称呼往往也成为对讲该语言人群的称呼。例如，早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486年在位）就用语言的名称来称呼讲该语言的民族。[1]而于公元4世纪逐渐开始形成的英语[2]以及公元7世纪开始形成的德语[3]都是用同一个词来称呼语言及讲该语言的民族。这里，语言成为民族的最主要特征。
德国哲学家Fichte（费希特）认为：“国家首要的、最初的、并且是真正自然的边界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内在边界。那些讲相同语言的人们天生就有无形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相互聚集起来……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4]这里，Fichte强调的是语言对民族认同的作用。
Anderson（安德森）则分析了印刷的书面语言对民族特征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印刷语言需要在不同的语言变体中确定标准文字，而这个标准的确立有助于在整个民族范围内实现交流，这种标准的确立意味着多样性的减少，语言形式趋向固定。这使得语言不但能实现跨空间和地域的交流，也能跨越时间连接过去。而从前拉丁语则未能做到这一点。[5]Anderson虽然肯定了语言在形成民族特征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显而易见，他更强调的是语言的交流与沟通作用，而不是语言的特征标志作用。早在1882年，法国哲学家Renan（勒南）也认为“一个民族是一个灵魂和精神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由两个要件构成：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过去是共同拥有的记忆，现在则是共同达成的协议：他们愿意在一起生活，愿意延续共同继承的传统”。[6]Renan也更多地强调语言的沟通作用而不是语言的身份认同作用。但是，拥有相同的语言则更有利于形成共同记忆。Karl W.Deutch（卡尔·多伊奇）明确提出了社会交流对民族与国家构成的作用。他认为，民族认同形成的前提是“一个较大的群体，其成员相互之间能在广泛议题上比同群体之外的成员进行更为有效地交流”。[7]这里强调的是语言的沟通作用而不是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但显而易见，不具备相同的语言，或不同语言之间的群体缺乏通用语言，则难以进行有效的交流。
可见，语言对于民族形成的作用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也就是特定的民族使用特定的语言；二是语言的沟通和交流作用，即交流和沟通有助于一个民族形成共同的历史和记忆，强化民族认同。从欧洲历史来看，每个民族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特定的语言，或相近的语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既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同时也是形成共同历史和记忆的必要条件。例如，德意志民族在形成现代国家之前就已经通过趋于一致的德语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相对统一，使得德语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主要特征。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520至1546年间，在这26年间，三分之一的德语出版物都是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译本或他的其他出版物。[8]
2.1.2 语言与国家认同
一般认为，欧洲的现代国家制度开始形成于欧洲1618—1648年30年战争之后。战争结束后于1648年10月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欧洲逐渐进入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家制度时代。[9]在此之前，语言和国家认同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例如，罗马帝国在其军队、司法和官僚机构中使用拉丁语，但在不同的地域，当地民众进行交流时仍使用当地语言（例如希腊语）。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似乎并不关心广阔疆域中各种不同的地区语言。但事实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疆域（西欧）拉丁语逐步替代了一些地区性的语言，但这并不是特定的语言政策的同化结果，而是罗马帝国在行政管理中使用拉丁语的影响。[10]在拜占庭帝国时代，希腊语成为国家机器的官方语言，但在文化艺术领域，各地方语言仍得以广泛使用。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土耳其语是军队和王宫中使用的语言，而其他地区语言仍得以广泛使用。[11]
罗马帝国没有在其帝国范围内的民众当中统一语言，主要原因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罗马帝国兴起的时代，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至少普通民众缺乏与其他地区交流机会；二是罗马帝国庞大的疆域及其政治体制对推进语言统一缺乏促进作用；三是落后的大众教育不可能给其帝国疆域内的普通民众提供有效的语言教育，尤其是学习其他语言的机会来影响语种结构。
可见，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的欧洲，语言与国家认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民族国家兴起后，追求国家语言统一成为绝大多数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一过程大致始于资本主义在欧洲开始兴起的时代。美国政治学家Karl Deutsch（卡尔·多伊奇）经过对相关史料和文献分析后认为，欧洲现代国家兴起之后，官方语言或国家通用语言数量的增加和1871年以来民族国家数量的增加呈现出一致性：1800年，欧洲有16种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到了1900年，这一数目成为30个，而到了1937年，又增加为53个。[12]因此可以认为，民族国家体系是国家通用语形成的重要前提。无论是单一主体民族的语言通过国家推广成为通用语言（例如英国）[13]，或者民族国家通过推行通用语促使单一主体民族的形成（例如法国）[14]，最终成为国家通用语的语言一般就是主体民族的民族语言。而在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民族的民族国家，若其民族语言不同，则往往实行官方双语或多语政策，例如比利时和瑞士。
可见，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特定的民族语言则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以国家意志推行某一语言，使其成为全国的通用语，成为欧洲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方针。指定唯一官方语言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大部分欧洲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做法在当今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以语言作为国家认同特征，推广唯一官方语言的做法，也许迎合了18世纪欧洲工业化和现代国家形成同时进行的需要，但并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具体情况。[15]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国家推广一种官方语言，也不可能消除地区性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多种官方语言并不会产生分离主义，重要的是人们对自己所讲的语言所持的情感。[16]
但事实是，当今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实行唯一官方语言政策。以欧盟的28个成员国为例，17个国家宪法规定全国唯一官方语言（包括奥地利、保加利亚、爱沙尼亚、丹麦、法国、德国、希腊、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意大利）；4个国家规定全国使用唯一官方语言，但法律规定有地区性官方语言（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英国）；使用两种以上官方语言的国家仅有7个（比利时、塞浦路斯、芬兰、爱尔兰、卢森堡、瑞典、瑞士）。[17]不过在这7个国家中，除比利时外，其余6国都有在全国占一定优势地位的事实上的通用语。而比利时由于其三种官方语言，尤其是其北部的荷兰语区和南部法语语区的划分，事实上将比利时分成了南北两部分，有学者认为，这不利于强化比利时国家认同[18]。2007年、2010年比利时两次国会大选结束后，荷语区政客和法语区政客围绕组建联合政府引发的政治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19]
因此，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从服务于国家认同出发，实现语言统一，或者拥有全国广泛使用的通用语，依然是当代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之一。
2.1.3 全球化时代语言与国家认同的特点
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的时代，语言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首先来分析全球化对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的影响。一般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数字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明显加快，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会发生趋同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人类出于对某些共同价值的追求超越了民族国家传统文化观念，并进而形成人类的共同文化。[20][21]但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是不对等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凭借其在政治、经济以及在大众媒体方面拥有的优势地位，在全球化文化传播中掌握着主导权，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文化霸权”或者“文化帝国主义”。[22]然而，每一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面，面对外来文化，维护自身文化特征、提倡本国传统的“复兴”，以本土化来与外来文化相抗衡的努力则会出现反弹。因此，有学者认为，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与各国的本土化实际上是两个并行的潮流。[23]但是，文化的全球化传播无疑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呈现出不同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与发展。
语言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但语言之间的相互交流，或者说语言使用者之间的语言相互学习，呈现出比文化传播更为明显的单向性。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借助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以及文化领域的强势地位，以及在此之前英国推广英语所奠定的基础，英语已经成为全世界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这种广泛性表现在无论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以及将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国家，还是全世界会讲英语的人数，都远远超出世界上任何其他一种语言，[24]以至于有学者将英语相对于其他语言不断强化的主导地位及由此而日益加剧的英语和其他语言的不平等称为“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25]但也有学者认为，将英语的传播用于通常与经济与军事概念相联系的帝国主义并不适当，因为毕竟世界需要一种语言进行交流，而目前英语恰好承担了这一任务。[26]
不过，比较文化帝国主义和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可以发现：文化帝国主义所代表的文化霸权，包括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语言领域的语言霸权，则越来越成为英语一种语言的特权。对此，有学者提出，作为国际社会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英语也存在着去文化过程，即英语已不仅仅是以其为母语的少数几个国家的文化承载者，而是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语言资源，因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需要一种共同语言进行交流，而英语恰好承担了这一角色。[27]但在实践中，由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保持传统文化的努力，往往和维护民族语言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作为欧盟重要的成员国，法国一直将法语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特征和社会融合的重要工具。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经济发展缓慢、地缘政治地位相对下降以及大量涌入的移民，法国政府以及民间更加重视对法语地位的维护，法国曾于1972年、1975年、1986年和1994年多次立法，以维护法语的“纯洁”以及法语在法国公共媒体领域的地位，抵御来自英语的影响，并力争保持法国的国际语言地位。[28]
荷兰同法国一样，也面临大量移民。2005年，荷兰1600万人口中的11%是出生在国外的移民。如果加上第二代移民，这个比例高达20%。而其中的“非西方”移民达160万。这主要包括土耳其人、苏里南人以及摩洛哥人。[29]而荷兰的移民政策也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鼓励文化多元政策转变为现在的文化同化政策。现在，移民赴荷兰之前要通过初级荷兰语及荷兰文化水平考试，想加入荷兰籍的移民还要参加一系列荷兰语与荷兰文化考试。从语言和文化价值观上融入荷兰社会，成为移民加入荷兰籍的必要条件。[30]
苏联解体后，民族语言成为那些独立出来的前加盟共和国强化民族及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以乌克兰为例，1991年独立后，乌克兰语在新的宪法中取代了原来俄语的地位，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31]由于俄语仍然是乌克兰广泛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并且是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人的第一语言。乌克兰语和俄语地位的变化，折射出这两大民族地位的相互变化，成为民族矛盾的诱因，甚至引发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在语言问题上的矛盾。2004年4月20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就乌克兰国家电视与广播委员会[32]提出了优先使用乌克兰语的决定表达了担心，要求这一决定不能侵犯在乌克兰的800万俄罗斯族人（占乌克兰总人口17%）的语言权利。[33]2006年9月27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愤怒地指责乌克兰试图在官方以及日常生活中限制俄罗斯语的使用，并认为，乌克兰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双语国家。第二天，乌克兰外交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俄罗斯外交部的上述指责是对乌克兰内政的干涉。乌克兰国内俄语的地位问题，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34]
在美国，也有学者担心由于语言差异对不同族群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负面影响可能削弱对国家的认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非英语移民数量增加很快（1910年，美国90%的移民来自欧洲；1980年以后，80%的移民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35]这引起了美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对于美国各州开设的旨在帮助新移民融入美国的双语教育项目，Arthur Schlesinger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采用英语之外的语言进行学校授课，无疑鼓励了非英语社区的发展，而这既不利于国民的团结，也更不利于这些非英语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发展。[36]这种观点无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美国建国以来，关于语言的争论从没有像近二十年来如此引人关注。迄今，美国已经有26个州宣布英语为该州的官方语言，其中21个是1980年以后宣布的。在剩余的24个州中，至少有12州也在就此问题进行辩论。许多城市和市镇也以不同的法律形式对所在区域的商店等场所的用语进行规范。[37]由于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墨西哥移民不断增加，有学者担心这会对英语在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例如，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由于美国对于移民文化和语言，尤其是墨西哥移民和西班牙语的政策过于宽松，从而导致西班牙语在美国迅速传播起来。2002年6月，拉美裔人口已经达到3880万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增加了9.8%。而同期美国人口增长仅为2.5%。在这2年又4个月时间里，美国人口增长量的一半是拉美裔人。在2000年，美国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的人在家里说英语之外的语言，其中2810万人说西班牙语。对此，他指出，西班牙语正在和英语一起充当美国的主要语言。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拉美裔人和非拉美裔人之间的文化分歧将会取代黑人和白人之前的种族分歧，而成为美国最严重的分歧。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这将使得3个世纪以来一种文化和一种核心——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美国变得面目全非。[38]对于亨廷顿的这一观点，Jack Citrin等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根据他们对美国198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以及对移民的文化认同和爱国思想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他们得出如下结论：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移民从第二代开始，以下两个过程都呈现出不断加速的特点：即在学习英语同时，西班牙语能力却在退化。而且绝大多数来自拉美的移民并没有在主观上突出自己的种族特征或认同，他们的爱国情感一代一代在不断增强，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同化占据主导地位。[39]很显然，这里，Jack Citrin等学者只是对亨廷顿的趋势预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对于其不同语言会导致文化分歧这一观点，并没有持反对意见。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语言维护民族认同、促进国家团结的作用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同历史上语言在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有类似的一面：通过增强交流和沟通来形成跨越不同民族的共同体，以巩固民族乃至国家认同。毫无疑问，全球化发展之后，许多超国家的行为主体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加强，国家在一些方面作用有所缺失，而必须依靠国际组织来补充。然而国家的中心地位虽然发生了变迁，但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主体。[40]而且，全球化时代，各种利益冲突日趋增多，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日趋明显。正如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时代日益便捷的全球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使不同文化、民族、宗教以及语言社区之间的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外来文化的植入与适应，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某些原有传统的去文化过程，模糊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41]虽然如此，由于大部分国家都更加重视民族文化对维护国家团结、促进国家认同的作用，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直接承担者，其作用当然不可能被忽视。但需要说明的是，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包括强化民族语言在民族及国家认同的作用，并不等于说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在民族乃至国家身份认同方面的实际作用增强了。也许可以说，上文所提及的“重视”和“强化”正是出于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在民族乃至国家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被削弱的一种反弹。
对于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来说，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国家文化的建设是等同的。两者都和民族语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在当今世界，纯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只是极少数。[42]绝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如何建设能超越各民族文化的国家文化，以增强国家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始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但即使在这些多民族国家，绝大部分也有，或者事实上存在着国家通用语言，这些通用语言也是其主体民族的民族语言，因此国家的文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主体民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这或许可以解释上述一些国家通过强化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来强化国家认同的举措。
与世界上现有的大多数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是，欧洲联盟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的多语体系。虽然欧盟目前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已有学者在尝试从民族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寻找对于欧洲联盟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因为欧洲联盟是建筑在国家之上（超国家），成长于国家之间（政府间），与国家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和一些类似的情况。[43]例如，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中的经济和法律等机制属于国家建设历程，但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向欧洲联盟层面转移，从而促使欧盟具有越来越多的超国家性。上述转移使得欧洲联盟的一体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国家建设的特征。而对于国家建设至关重要的民族文化建设却基本滞留在各成员国即各民族国家的层面。[44]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者显然意识到了这种不协调性，因此欧洲联盟一成立，文化建设就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写进了《欧洲联盟条约》。[45]学术界对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研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被誉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已经认识到了文化建设对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作用，他曾说：“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指欧洲一体化）的话，让我们从文化开始吧！”[46]
既然与国家通用语言密切联系的国家文化建设对国家的认同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对于欧盟来说，文化建设对其集体认同的增强理应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那么，从增强集体认同的角度分析、研究欧盟这一多语体系的语言政策就显得十分必要。
[1]Ostrower, Alexander. Language, Law and Diplomac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5, p.589 .
[2]Gelderen, Elly Van. A History of English Ianguage. Ansterdam: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2.
[3]Waterman, John T. A History of German Langua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p.74.
[4]Fichte, Johann Gottlieb. Address to the German Nation. R.F.Jones & G.H. Turnbull Ctrans（trans.）, George A. Kelly（ed.）.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1968, pp.190-191.
[5]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Editions and NLB, 1983, pp.44-46.
[6]Joseph, John Ernest. Language and Ident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ian, 2004, p.112.
[7]Deutch, Karl W. National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ity. Cambridae: M.I.T. Press, 1953, p.97.
[8]Ozment, Steven. A Might Fortress: A New History of German Peopl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pp.88-90.
[9]Friese, Heidrun.& Wagner, Peter. European Political Modernity in The Shape of New Europe. Ralf Rogowski & Charles Turner（ed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61-86.
[10]Wright, Sue.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From Nationalism to Globalisation.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21-27.
[11]Varennes, Fernand De. Language, Minorities and Human Right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ef Publishers, 1996, pp.1-20.
[12]Deutsch, Karl W.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Trend of European Nationalism—The Language Aspec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 1945（36.3）：533-545.
[13] 参见2.2.3
[14] 参见2.2.3
[15]Witte, Bruno De. The Impact of European Community Rules on Linguistic Polic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In A Language Policy for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lorian Coulmas（e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1, p.163.
[16]Bambgbose, Ayo. Language and the Nation: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1，p.14.
[17]Trifuvska, Snezana. European Minorities and Languages.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1, pp.389-606.
[18]Craen, Piet van de. What, if Anything, Is a Belgian. Yale French Studies, No. 102, Belgian Memories. 2002: 24-33.
[19] 2007年9月，比利时国会大选结束已3个月，但因来自荷语、法语区的政治人物间缺乏互信，无法组成联合政府。代表极端组织的示威者在比利时多个城市示威，要求国家分裂，比利时国会陷于瘫痪。而当时的民调显示，43%的荷语区民众赞成“分家”，法语区民众也有五分之一支持此观点。2007年9月10日的比利时《晚报》竟然详细介绍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的经验，指比利时或可参考。讲荷语的法兰德斯地区在2007年6月10日国会选举后就积极要求独立公投。比利时主要政党弗兰德斯党魁德威特在9月11日表示：“我们的政治危机已经超过92天，弗兰德斯政府目前还没有被接受，这意味着我们将决定自己的弗兰德斯国会、弗兰德斯政府，来宣布我们自己的独立！”这一危机直到2008年3月21日比利时新联邦政府成立才宣告结束。在长达148天的时间里，比利时处于“无政府”状态。而这样的“无政府”危机在2010年6月大选后重演，时间更长达540天。见：1. 比利时陷入国家分裂危机国会瘫痪。载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w/2007-09-12/091313873048.shtml，2007年9月28日查询；2. 比利时新联邦政府宣誓就职，比政治危机宣告结束。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oz/news/2008/03-21/1198098.shtml，2014年1月28日查询；3. 比利时结束541天“无政府”窘境 新内阁今就职。载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278/16520290.html，2014年1月28日查询。
[20] 胡显章．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自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40-144页
[21]Van Der Bly, Martha C.E.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One Heterogeneous World Culture：A Microperspective of a Global Vill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007（48）：234-256
[22] 张骥．刘中民．《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0-315页
[23] 马戎．全球化与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第1-14页
[24] 曹廷军．语言即人，人即语言——反思英语全球化与弱势民族语言文化的丧失．《外语学刊》，2007年第5期，第8-12页。
[25]Phillipson, Robert.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9-77
[26]Tollefson, James W. Language and Languages—Study and Teaching-Social Asp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0
[27]McArthur, Tom. World Englishes, Euro-Englishes, Nordic English? English Today 2003（73.19.1）：54-58.
[28]Shelly, Sharon L. the dilemma for French language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1999（19）：305-316.
[29]Entzinger, Han. Changing the Rules While the Game is on: From Multilingualism to Assimil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In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Ethnos. Y.Michael Bodemann & Gokce Yurdakul（ed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6, p.122.
[30]Entzinger, Han. Changing the Rules While the Game is on: From Multilingualism to Assimil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In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Ethnos. Y.Michael Bodemann & Gokce Yurdakul（ed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6, pp.130-131.
[31]Bilaniuk, Laada. Contested Tongues: Language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rrection in Ukrain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8-20.
[32] 英文原文为The Ukrainian National TV and Radio Broadcasting Council
[33] 参见俄罗斯国际评论通讯社（RIA Novosti）2004年4月20日报道，Moscow Warns Kiev Against Sharp Changes In Electronic Media Language Policy.
[34] “Russian Language Infringement”, Scandal In Ukraine, Ukrainian Monitor, http://cpcfpu.org.ua/en/projects/foreignpolicy/week_theme/011006/, 2007年9月28日查询。
[35]Schlesinger, Arthu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1. pp.119-120.
[36]Schlesinger, Arthu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1，p.108.
[37]Schildkraut, Deborah J. Official-English and the States: Influences on Declaring English the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1（54.2）：445-457.
[38] 亨廷顿，塞谬尔．《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64-268页。
[39]Citrin, Jack & Lerman, Amy& Murakami, Michael. Testing Huntington: Is Hispanic Immigration a Threat to American Ident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7（5.1）：31-48.
[40] 刘雪莲．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中心地位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第285-288页。
[41]Kim, Young Yun.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2008）: 359-368.
[42] “严格地说，只有当一个族裔与文化单一的群体居住在一个国家的疆域内，而且那个国家的疆域与那个族裔与文化单一的群体所居的疆域相互重合时，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国家称为‘民族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没有几个民族国家。葡萄牙、冰岛、日本、丹麦是这种民族国家。像波兰等几个国家大体接近这一模式。但是，联合国成员国中是这种民族国家的不到10%。”见：［英］史密斯，安东尼·D.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3-104页。
[43] 周弘．民族建设、国家转型与欧洲一体化．《欧洲研究》，2007年第5期，第3-19页。
[44] 周弘．民族建设、国家转型与欧洲一体化．《欧洲研究》，2007年第5期，第3-19页。
[45]Barnett, Clive. Culture, Policy, and Subsidiar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Symbolic Identity to the Governmentalization of Culture. Political Geography 20（2001）：405-426.
[46]Waver, Ole & Kelstrup, Morten. Europe and Its Nation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Ole Waever, Barry Buzan, Morten Kelstrup, Pierre Lemaitre（eds.）. Identity, Migr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Ltd., 1993. p.65. 引自：王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评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