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与意义

1.选题缘起

1952年，英国史学家西格内特出版《公元前5世纪末以前的雅典政制史》。他从制度史的角度，概述了从王政时代到公元前401年雅典政制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将写作下限定为公元前401年，是因为他认为雅典的激进民主制，在得到斯巴达部分征服者慷慨“善助”的情况下，最终取得了胜利。此后，民主政治的激进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的发展，对政制的细节进行了微小修正和调整。[1]西格内特的这一观点是直接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曾强调在公民大会施行津贴制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后一步。[2]

该著作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西格内特也由此确立了他在雅典政治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3]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界美化雅典民主趋势的日益加强，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否认公元前4世纪雅典依然是激进民主制。早在20世纪50年代琼斯在分析雅典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时已经注意到，由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财政上的困难，财政官是公民大会选举的，而这是公元前5世纪时选举军事长官中最为重要的十将军的选举方法。此举是对贵族原则必然发生的让步：因为希腊人认为民众选举是贵族的而非民主的。[4]罗兹指出，在公元前403年以后，雅典的国家体制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法律的制定、财政管理和司法领域。公元前4世纪，雅典朝着效率和专业化方向发展，有时是以牺牲民主政治为代价的。他还将公元前4世纪分为初期和中期两个阶段，即初期在公民大会引入津贴制、调整陪审法庭的审判程序以及创建九人委员会（proedroi）等举措，体现的是公元前5世纪民主政治的延续；中期的雅典采用了一些不那么民主的措施，如大量使用专家等。[5]奥斯特瓦尔德和西利强调公元前4世纪是法律的统治，并得到了沃尔特·埃德（Walter Eder）的支持。[6]汉森也认为公元前4世纪时的雅典民主政治，比前一个世纪的民主政治要温和，其转折点是公元前404—前403年的一系列改革。[7]可以说，这些观点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虽具新意，却不能被所有学者所认同，包括辛克莱（R.K.Sinclair）、奥贝尔、托德、科恩以及克赖斯特在内的学者，都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8]

以上观点表明，包括奥斯特瓦尔德、西利以及沃尔特·埃德在内的学者，之所以认为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政治较公元前5世纪更加温和，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改革后的陪审法庭更注重法律，相应地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也便是法律的统治。相比之下，西格内特、辛克莱、奥贝尔、托德、科恩以及克赖斯特，尤其是克赖斯特，却倾向于认为陪审法庭是民主统治最为显著的特征，所以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政治更多的是公元前5世纪民主政治的延续。这些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解读和认识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法律与陪审法庭地位。从实际情况来看，雅典如何看待该时期法律与陪审法庭的地位，与公元前411—前401年雅典的政制变革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曾言，在雅典政制发展历程中，自伊翁创制到公元前401年雅典民主政治在雅典重建，共经历了11次重大变革。在这11次重大变革中，最后的4次变革全部集中在公元前401年之前短短的10年时间内。[9]从这个角度讲，为更好地理解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实际状况，重点考察该时段雅典政制变革情况是问题的关键。正因为如此，笔者意欲对公元前411—前401年雅典城邦政制变革，以及政策调整的影响及其性质予以探讨。

2.研究对象的界定

从以上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探讨而言，奥斯特瓦尔德、辛克莱等较重视制度研究。在叙述的重点上，他们更强调制度因素，注意从制度的角度对雅典的民主政治进行评价，并且更重视中长时段的研究，而不是专注于某一特定的短时段。例如，奥斯特瓦尔德的叙述下限为公元前5世纪末，辛克莱则截至公元前322年。相比之下，奥贝尔等人更注重考察雅典政治运作的实际。

可以说，以上研究自有其优点和可取之处。但不可忽视的是，任何个人都难以脱离具体的制度而单独存在，而制度的运作也需要个人的参与和推动。芬利虽然强调要关注对政治具有影响力的人物[10]，但这些人物对政治产生影响，实际上有赖于通过特定的职位或角色获得足够的名望和影响。如泰米斯托克利、西蒙、伯里克利、德谟斯提尼、莱库古等莫不如此，他们所凭借的职位或角色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所以，将具体的个人与特定时段的政制变革相联系，通过研究具体的历史人物，从而探讨该时段雅典城邦政制变革以及政策调整的影响和性质，应该更有利于理解和把握学术界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性质问题的探讨，而这正是本书的主旨。本书所选择的历史人物为演说家安多基德斯，之所以选择他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精英阶层在雅典城邦政治中不可或缺。

虽然雅典民主政治主要是以下层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制度，但包括贵族在内的精英阶层，并没有被排除在城邦政治生活之外。他们是捐助义务的主要承担者，也是雅典公职人员的主体力量，在城邦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由于精英阶层的这种不可或缺性，因此从精英阶层的角度去审视和探究雅典民主政治，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城邦政治生活的实际和现实。

第二，安多基德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种代表性主要表现为，他不仅与该时段内的主要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且他本人留存的演说词为开展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文献基础。

就前者而言，安多基德斯出身于名门望族，其出生大约早于公元前440年，公元前415年因渎神案被流放，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末借助大赦令返回雅典，回归后积极参与雅典的政治生活。约公元前400年，他被指控违反了《伊索提米德斯法令》，其在法庭上的辩护得到了陪审员的认可，从而得以留在雅典并继续投身于政治活动，由此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威望。及至科林斯战争爆发，在公元前392年他被任命为使者去斯巴达进行和平谈判，但他的和平主张并未获得雅典的认同，他本人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陪审法庭判处死刑。可以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不仅涵盖了前述公元前411—前401年雅典所经历的所有政制变化以及政策调整，而且涉及此前雅典政制危机的出现，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的复兴等问题。在这一系列大事件的背后，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内在变化，如强调法律、调整政治机构等。因此，安多基德斯在公元前415—前392年这23年个人政治命运的起伏，可以从侧面说明和展现该时期城邦政治的实际与运作。

就安多基德斯留存的文献而言，最能体现其思想与行为的当属其名下的四篇演说词，即《论回归》《论密仪》《论和平》以及《诉阿尔基比阿德斯》。这四篇演说词极具代表性，其中《论回归》《论和平》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前者涉及他个人回归雅典的私人问题，后者是关于城邦的公共政策。实际上，在现存的民主政治时期的150篇演说词中，仅有19篇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的，且有15篇归于德谟斯提尼，另有两篇归于外邦人吕西亚斯。如此而言，安多基德斯的这两篇演说词可谓是现存最早的此种类型的演说词。《论密仪》是在陪审法庭上发表的演说，是现存最早的为自己写作的演说词。在内容上，这些演说词保存了相对丰富甚至是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

因此，以安多基德斯这一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为主线，去梳理和审视该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透过人物政治命运的起伏及其对城邦政治生活认知的变化，有利于更准确地评价政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的影响与性质。与此同时，考虑到安多基德斯主要活动时段，本书所探讨与考察的时段，也相应地得以拓展为公元前415—前392年。这一时段，上承公元前5世纪，下接公元前4世纪，无疑在雅典政制变革这一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具有突出地位。由于西西里远征军的覆灭，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彻底失败，这一时段的雅典民主政治遭遇了深刻且严重的危机，同时该时期也是开始逐步自我修正、重塑民主信仰的时代。

3.选题意义

以安多基德斯为个案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包含了现实关怀。就学术意义而言，以安多基德斯为切入点，可以就包括他与埃琉西斯密仪及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的关系、流放者的回归、法律在法庭诉讼中的地位、雅典的复兴、城邦对城邦机构进行调整和采用增加津贴吸引公民参加公民大会的效用、贵族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以及城邦政治的再评价等具体问题进行思考和考察，从而深化对于城邦政治的理解与认识。在此基础上，以安多基德斯这一个案为切入点，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公元前415—前392年的雅典政制发展史，释读该时期的政治状况。

就现实关怀而言，通过探讨以上学术问题，以及以安多基德斯时代的雅典为参照反观中国，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类似历史现象的理解，更好地认知当今社会国人对于国家的态度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