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基本文献与相关研究

1.基本文献

本书使用的基本文献主要是演说词、历史著作与铭文。

有关安多基德斯的演说词比较集中。最主要的是归于他名下的四篇演说词，即《论回归》《论密仪》《论和平》以及《诉阿尔基比阿德斯》。除了这四篇演说词外，另外还有几则演说残篇，主要涉及《致友人》。与此同时，还有归于吕西亚斯名下的第六篇演说词，即《诉安多基德斯》。在《道德论集》中，伪普鲁塔克关于十大演说家的生平，也谈及安多基德斯。

本书可供参考的历史著作较为广泛。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详细地记述了从公元前431—前411年的希腊历史，其中对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以及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的情况有较为详尽的记述。色诺芬的《希腊史》上承修昔底德作品终结时的公元前411年，下至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对雅典战败后雅典“三十僭主”政权的统治状况，以及雅典在战后的复兴等问题都有较多记载。他的另一部作品《阿哥西劳传》，也谈到了雅典在战后的复兴问题。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有阿尔基比阿德斯、科农、吕山德以及阿哥西劳等人物的传记，其中对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三十僭主以及雅典在战后的复兴等事件有所记述。西西里的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著有《历史集成》。该作品的第11—20卷记载了从公元前479—前302年的历史，他基本利用埃弗鲁斯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其中，对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复兴，以及安多基德斯的出使斯巴达等问题有所涉及。《奥克苏云基亚希腊史》也多有触及雅典之处，其对底比斯和彼奥提亚历史的记载尤其有价值。

除演说词和史料外，铭文也是研究该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托德选编了公元前323年之前的希腊铭文，共分上、下两卷。上卷截至公元前5世纪末，下卷选编的时段为从公元前403—前323年。[11]梅格斯和刘易斯对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的希腊铭文进行了选编。[12]福尔纳拉编辑了从古风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的部分稀缺资料。[13]哈丁汇编了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到伊普苏斯之战时期的部分文献。[14]罗兹与奥斯邦编辑的《希腊历史铭文集》，提供了公元前5—前4世纪的铭文材料。[15]以上铭文大多已翻译为英文，有的对铭文的背景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因此，从文献的角度看，关于安多基德斯的材料较为丰富，且相对集中，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较充足的材料支撑。

2.相关研究

与本书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雅典贵族、安多基德斯、该时段城邦政治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关于雅典贵族的研究

在对希腊贵族的研究上，正如斯塔尔所指出的，“如果不是受到指责，贵族几乎是完全被忽视的”。正因为如此，他对贵族的价值观在西方思想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贵族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经济力量、文化角色以及宗教责任等方面。[16]惠布利（Whibley）对希腊世界寡头政体的特点和组织进行了探讨，并以附录的形式涉及雅典的四百人政权。[17]麦肯德里克的《雅典贵族：公元前399年到公元前31年》，以该时期的雅典贵族为研究对象，指出他们为将宗教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所做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他对卡里阿斯和安多基德斯之间的斗争做了初步的讨论。[18]J.K.戴维斯运用人物志的研究方法，对雅典历史上的富有家族进行了考察。他将其所搜集的雅典富人以家族相排列，考证了他们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参加公益捐助的情况，从而展现了从公元前600—前300年这些家族的兴衰以及所反映的雅典社会面貌。他对安多基德斯及其家族做了系统梳理，并考证了每位成员的基本活动和地位，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卡特对公元前430年以后雅典社会中消极对待城邦政治生活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冷淡主义”（Apragmosynē）出自雅典民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是反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反应。这一现象不仅仅体现在精英群体内部，在自耕农中也有体现。[20]

可以说，以上是以群体的形式探讨雅典贵族。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以贵族个体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在这些论著中，以与安多基德斯大约同时代的人物为主题的研究与本书关系较大，如涉及阿尔基比阿德斯、塔拉绪布罗斯等人的研究。[21]在这些同时代人物的研究中，往往在一些论题中会涉及安多基德斯。例如，在研究阿尔基比阿德斯时，通常会涉及西西里远征前的渎神案问题，而这不可避免地会提及安多基德斯。

（2）关于安多基德斯的研究

归在安多基德斯名下的演说词，共四篇和几则演说片段，皆收录在梅德曼特（K.J.Maidment）翻译的《次要阿提卡演说家》和爱德华兹（M.J.Edwards）主编的《希腊演说家》第四卷。这是英文学界中收录安多基德斯作品最为完整的两个版本。它们不仅完整地收录了其作品，而且涉及其生平、各篇演说词的导言、英文翻译以及注释。后者广泛吸收了麦克道维尔（MacDowell）、布莱斯（Blass）和富尔（Fuhr）以及梅德曼特的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2]

由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演说词系列之《安提丰和安多基德斯》，收录了由麦克道维尔翻译的安多基德斯的四篇演说词，包含安多基德斯的生平、各篇演说词的导言、英文译本以及注释。[23]在演说词专题研究中，1962年麦克道维尔的《安多基德斯论密仪》包含了安多基德斯的生平、导言、演说的英文翻译以及注释，并在附录部分对包括安多基德斯是否犯有渎神罪等16个问题进行了研究，[24]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包括 H.李·赫德森-威廉斯（H.Li.Hudson-Williams）、J.H.蒂尔（J.H.Thiel）、翁贝托·阿尔比尼（Umberno Al bini）、利奥伊德·B.厄达尔（Lioyd B.Urdahl）、詹姆斯·M.雷德菲尔德（James M.Redfield）、R.A.布朗（R.A.Browne）等在内的学者就该书撰写了书评。

另外，德国学者布莱斯于1906年，选编了《论回归》和《论密仪》两篇演说词。法国学者乔治·达尔梅达（Georges Dalmeyda）于1930年出版了其主编的安多基德斯的四篇演说词。意大利学者翁贝托·阿尔比尼（Umberno Albini）在1961年出版了其主编的《论回归》,1964年出版了其主编的《论和平》。只是囿于语言能力，笔者无法使用。

有关安多基德斯四篇演说词的真伪，一般认为除《诉阿尔基比阿德斯》外，其余三篇皆为他本人的作品。但近年来，也有学者对《论和平》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例如，哈里斯通过将其与埃斯基涅斯的演说词比较，认为其属于伪作。[25]他的这一观点在2000年为汉森庆祝60大寿的论文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26]

在对这四篇演说词的研究中，学界对《论密仪》的关注最多。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该演说词不仅援引了大量法律文本，而且保存了诸多历史细节。传统上认为《论密仪》所援引的法律文本是真实的，因此学界围绕这些法律文本进行了大量研究，如A.S.麦克德维特对其中所涉及的《帕特罗克列伊德斯法令》进行了研究。[27]阿兰·L.伯格霍尔德通过探讨《帕特罗克列伊德斯法令》，认为安多基德斯声称由于该法令而使其不受《伊索提米德斯法令》制约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此外，他还分析了该法令在雅典政制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象征。[28]与上述认可其真实性的传统观点不同，米尔科·卡内瓦罗和哈里斯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29]

《论密仪》的另一个论题主要是围绕渎神案展开的。关于安多基德斯在渎神案中的责任问题，大体而言，麦克道维尔和爱德华兹持无罪说。马尔认为安多基德斯确实在埃琉西斯密仪渎神案中有责任，并认为其在《论密仪》中的叙述是真实的。[30]在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的案发时间上，包括麦克道维尔在内的研究者都主张并非月圆之夜，但多弗通过援引安多基德斯对于迪奥克列伊德斯（Diokleides）的告发情况，认为案发时间确为月圆之夜。[31]弗利通过研究安多基德斯与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分析了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的宗教中所存在的危机，认为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和埃琉西斯密仪渎神案是两个不同派别截然相反动机的产物。[32]德布拉·哈梅尔紧密围绕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就该渎神案的一些细节进行了探讨，其内容涉及朋党、安多基德斯的责任等问题。虽然篇幅不大，但对于理解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却极有帮助。[33]

除此之外，约瑟芬·克劳利·奎因从赫尔墨斯与雕像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了雅典的政治。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的发生，对雅典公民群体所产生的强烈冲击。[34]罗伯特·W.华莱士根据《论密仪》的第11—18段四项司法谴责中所体现的人物关系，以及告发者阿加里斯特（Agariste）的信息来源和告发动机进行了研究。[35]谢里尔·安妮·考克斯对安多基德斯攻击希波尼库斯的演说策略进行了分析，认为他试图以此来改变局势。[36]

对于《论和平》的研究，基恩基于德谟斯提尼演说词引用的菲洛科罗斯（Philochoros）的一个片段，将《论和平》与色诺芬的《希腊史》相联系，从而就公元前392年和谈进行了探讨。[37]米修通过分析安多基德斯对“”的用法并参照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史学家的用法，对这一词语进行了考察。[38]格伦·R.布盖将其与埃斯基涅斯的演说词相比较，就其中所涉及的雅典300骑兵问题进行了探讨。[39]詹姆斯·G.德沃克、S.佩尔曼等对阿哥西劳、安塔尔吉达斯以及公元前392—前391年和约的关系、雅典恢复帝国的努力、《大王和约》、塔拉绪布罗斯与科农之间的竞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安多基德斯出使斯巴达的情况。[40]韦斯利·E.汤普森认为安多基德斯《论和平》的演说词中有部分内容是引自赫拉尼库斯。[41]此外，还有学者对该演说词所涉及的西蒙和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42]珍妮弗·托尔伯特·罗伯兹从雅典内部派别斗争的角度，分析了雅典保守派与科林斯战争的弹劾审判之间的关系。[43]A.米修在《安多基德斯的颠覆性演说——民主雅典中的政治、思想意识以及决策》中，运用演说与交流的理论对安多基德斯的《论和平》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有着更为长远的计划，即不是为了赢取听众的好感，而是为了颠覆听众的帝国设想，并认为他是一名狂热的寡头分子。[44]

在《诉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研究上，对于其真伪问题，弗利继承了A.E.芬比切科认为其很可能是安多基德斯本人作品的观点，但在具体论述上与其稍有差别。[45]格里布尔认为它并不是安多基德斯本人的作品，但这篇演说词所体现的历史细节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相吻合。[46]他还就该演说词所反映的历史进行了探讨。[47]

（3）对古典时代雅典城邦政治的研究

ⅰ）对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性质的判定

传统上，英美学界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往往是截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并强调其“激进民主”的特点，如西格内特。[48]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也极为明显，即忽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长达80多年的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与此同时，由于有关雅典民主机构的当代史料较少，学者在对公元前4世纪民主机构进行研究时，又需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故导致雅典政治史研究缺乏延续性并容易引起严重的年代错误。因此，包括琼斯、罗兹、汉森以及辛克莱在内的研究者都将研究的时段延伸至公元前4世纪。

辛克莱对雅典的民主政治与参与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政治参与是公元前450—前322年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并就雅典民主政治在古代和现代所遭受的批评进行了辩护。[49]约西亚·奥贝尔（Josiah Ober）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机构以及它们如何运作的问题上，而是强调在公元前420—前322年这一时间段内演说对于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在这个体制中，决议的制定依赖于精英通过演说说服民众。[50]亨特从社会史的角度就公元前420—前320年阿提卡诉讼中体现的社会控制进行了研究，其中第三章和第六章涉及雅典社会的奴隶和体罚奴隶，有助于我们理解安多基德斯演说词中的奴隶在贵族日常生活中的地位。[51]

古德希尔和奥斯邦对希腊的“革命”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序言和第一章中，认为希腊人没有“革命”，并从这一角度分析了古代人和近现代学者对雅典政治发展的认识。在第二章从年龄分组（age-classes）的角度，分析了它们与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的关系。[52]理查德·A.鲍曼对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社会的政治审判进行了研究，涉及对安多基德斯的审判。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将其与苏格拉底并列，认为两者是紧密相连的，这不仅是因为两者有共同的控诉者，更与当时雅典城邦政治所面临的特定形势有密切关系。[53]

ⅱ）对该时期法律的研究

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和前4世纪初法律的研究。哈里森对公元前5世纪末期的立法进行了研究。[54]克里斯托弗·J.乔伊斯对雅典的特赦与公元前403年的审查进行了研究。[55]西利对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人的法律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公元前403—前399年的改革是雅典法律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随后他向前追溯到公元前427—前415年这一时段内雅典人的法律观念。[56]罗兹对公元前410—前399年雅典的法律章程进行了研究。[57]凯文·克林顿就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修订法律的性质进行了探讨。[58]

梅丽莎·施瓦岑贝格就雅典民主政治与立法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古代的雅典人将他们调整法律的能力，看作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实际上，雅典人注重实效的创新能力，在整个希腊世界是众所周知的，并被认为是雅典强于其竞争对手斯巴达的主要优势。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进行了包括全面的法律修订和立法程序编订在内的法律变革，并在明显有歧义之处，运用“保证条款”来保证某些条文的不可变更性，并将这种保证条款运用到同盟关系中去，但这仅仅是服务其战略目的。[59]

刘易斯从基本法的角度对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危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以及雅典的反应等进行了分析，指出雅典人认为法律高于个人以及机构，并按照程序对其进行修订，这与美国开国之父们的认识是一致的。[60]W.P.克拉克对雅典诉讼中的个体和公共的善行进行了分析，进而探讨了被告人对于民主政治和寡头制的态度，揭示了没有人在本性上是赞成民主制或者是支持寡头制的，决定他们政治取向是在这个政体之下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利益。[61]

ⅲ）关于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

在演说家与雅典城邦政治研究方面，英国著名的古典学家芬利于1962年发表《雅典平民领袖》，将演说、演说术作为考察、分析雅典平民领袖即政治领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后西方学者开始逐渐将演说、演说术和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演说术在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作用的考察来分析民主政治，从而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成为古典学研究的热点，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出版和发表了一些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包括奥贝尔、汉森、罗兹等学者都参与进来，有关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演说术与雅典政治领袖的研究、演说术与雅典法律诉讼的研究、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等。[62]

在这一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国内学者也开始从演说的角度探讨雅典民主政治。晏绍祥、杨巨平、蒋保以及李尚君等在此方面皆有作品发表。[63]值得注意的是，蒋保与李尚君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也是通过演说来探讨雅典民主政治。[64]

ⅳ）对雅典大赦的研究

关于雅典大赦的研究，洛罗在《分裂的城邦》中立足于雅典民众的历史心理，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分析雅典的大赦。她认为城邦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内战就如同手足相残——如果不将过去的不和消除，城邦就无法继续发挥功效。但是，雅典大赦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事件，是一种政治选择的“遗忘”，与民众因为否认过去而选择“遗忘”是不同的。[65]沃尔伯特在《回忆战败：古代雅典的内战与公民记忆》一书中，试图将大赦放置在一种政治文化的语境中，他认为雅典的内部和解是通过政治或者诉讼演说中不断进行的公共话语而维持的。[66]希尔在《城邦与革命：古典时期雅典对寡头制的应对》一书中，认为雅典战后内部和平的实现，是通过雅典人对两次寡头政变的“回应”（responding）而建立起来的。[67]

沃尔在《法律的世界》中通过解构法庭演说的文本，力图证明在雅典的司法性话语中存在矛盾。在第五章，作者以安多基德斯的第一篇演说词、吕西亚斯的第十二篇和第十三篇演说词为例，对雅典法庭中的记忆与忘却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特赦为这项法律的短暂命运埋下了隐患，即一方面遵守特赦威胁了法律在控诉既往犯罪行为时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在处罚过程中为重复过去的暴行暗藏了的危险。[68]

埃德温·卡拉万探讨了安多基德斯对大赦的记述，认为该记述主要是服务于他的案件。[69]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MÊMNÊSIKAKEIN”的含义，认为其意味着终结和定局，并非原谅和宽恕。[70]他在专著《雅典大赦与法律的重构》中，分析了雅典赦免条款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并通过剖析具体的案件审视了其在法庭控诉中的应用，最后还对赦免的余绪及影响进行了总结。[71]

安东-赫尔曼·赫罗斯特从雅典社会所存在的“朋党”入手，对古代希腊的叛逆与爱国主义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朋党”的目的并不是城邦的公共利益，而是其个体或小团体利益的体现。[72]玛格丽特·库克对公元前404—前395年彼奥提亚的政治派别进行了研究，其中涉及底比斯与雅典的双边关系。[73]

除了以上研究外，学术界还就三十僭主的统治、雅典帝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74]

从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该选题的研究目前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为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资料支持和著述基础。但在这些丰富成果的背后，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地思考，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19世纪末期以来，学术界对安多基德斯的研究，虽然不如德谟斯提尼等演说家那样多，但也算经常被学界所涉及，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其研究涉及安多基德斯及其演说词的各个方面，其中不乏如麦克道维尔的《论密仪》这样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著作。但综观这些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国外学者的研究往往比较微观具体。在研究的内容上，侧重于《论密仪》和《论和平》这两篇演说词；在研究视角上，倾向于从法律、宗教角度提出问题。由于这些研究大多较为微观，尽管在专题的角度上成果很丰富，但对安多基德斯的研究缺乏整体把握与梳理，更难以体现公民个体与城邦政治之间的互动。这客观上要求我们将安多基德斯还原到具体的城邦政治语境中去，从个人与城邦的角度去分析史料和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

第二，通过对有关安多基德斯的研究成果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除了古典学学者外，还有法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者的参与，因此在研究方法以及论点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包括西格内特、汉森以及奥斯特瓦尔德等在内的史学家偏重于制度研究，这固然是加深了我们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将制度研究绝对化的倾向。德圣克罗阿、奥贝尔等史学家则是侧重于使用阶级分析法，强调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阶级的对立与斗争的外在体现，更多的是城邦内部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在具体的论点上，奥斯特瓦尔德强调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明显地经历了从人民主权到法律统治的转变。哈里斯从哲学和文学的角度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也崇尚法律统治。类似的观点冲突与歧义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古典学界的普遍现象。

可以说，面对这些问题与困惑，选择以人物作为个案研究，既可在某种程度上纠正过于纠结制度研究和过于强调阶级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偏颇，又可更直观地展现城邦政治之下个体公民的生存状态。而安多基德斯作为出身名门望族的贵族，既有从政的优越条件，又有丰富的参与城邦政治的经历。安多基德斯及其对雅典城邦政治的参与，为我们提供了贵族参与城邦政治的范例。因此，从城邦参政贵族的角度去认识雅典民主政治，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城邦政治的运行实际。

第三，在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上，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普遍侧重于利用和挖掘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色诺芬）、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和评价。据此，除了对民主政治的早期持一种赞同态度外，更多的是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雅典民主政治是不断衰败、政治混乱、无法无天的暴民政治。这种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批评，不仅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有关系，而且与当时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研究的哲学家主要出身于有产阶级并掌控了政治评价的话语权有密切联系。虽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哲学家，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城邦政治的现实，但受限于明显的阶级意识，他们的认识也必然有不符合政治实际的地方。例如，柏拉图对民主政治的批评，更多的是对民主制度的漫画化，以及与理想国的制度对比所产生的结果；亚里士多德尽管也对民主政治的某些原则进行了辩护，但也给民主政治扣上了穷人压迫富人阶级政府的帽子。[75]反倒是老寡头（Old Oligareh）[76]在《雅典政制》中在批判雅典民主政治弊端的同时，对民主政治在保存政体的高效性方面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如果从参政贵族的角度出发，去认识雅典的民主政治，则有可能在雅典城邦政治的评价问题上做出新的认识和突破。

第四，在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与古典学的结合方面。古典学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不断地获得新的生命和形态。因此，作为一个初学者也尝试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如运用记忆理论分析演说词，并在这个基础上揭示演说词作为史料所具有的优势与不足；与此同时，将安多基德斯作为一个贵族个体融入当时的整个时代，将之与同时代的科农等贵族相比较，分析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探讨如何评价雅典民主政治。

从以上思考的情况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安多基德斯这一论题的研究，尽管成果比较丰富，但仍存在较多的盲点和可供开拓的空间。因此，以安多基德斯政治生涯和命运浮沉为主线，通过将其与城邦政治相结合，考察公元前415—前392年雅典的政制变化与政策调整是具有可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