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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起晚了，赶到餐厅时，发现只剩下一个孤零零吃早饭的人。他是一位中年的美国学者，个头不高，但衣着极为考究，用英文来说是well groomed。他和我同样由于时差的原因，都起晚了。我们彼此问候了几句，他匆匆看着腕上的表说，会议马上开始了，我先走。说完就起身告辞。刚走出几步，好像忘记了什么，他转过身问，你对英特拉肯这个地方的印象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吧，你也是第一次来？他说是，然后指着自己的衬衣说：瑞士人只认名牌和高档商品，别的什么都不懂，瞧，我的名牌袖扣就是专门戴给他们瞧的。听他这么讲，我这才注意到他身上穿的那件浅蓝色的衬衣，的确质地优良，袖口上别着一对晶莹透亮的装饰扣，这扣子到底是什么名牌？不待我弄明白，此人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走进宽敞明亮的会议厅时，上午第一场的发言已接近尾声。一位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历史学家正在发言，我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在描述1919年欧美列国迫使德国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场景。这位世界大战的专家认为，《凡尔赛条约》造成了德国人丧权辱国，激怒了德国的普通大众，由是希特勒得以乘虚而入，终于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报告人的话音刚落，一场激烈的争论就开始了。我刚才在饭厅碰到的那位美国学者，马上质疑报告人的欧洲中心论，他一边说，一边情绪激昂地打着手势，衣袖上的袖扣熠熠闪亮。

1919年，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难民、条约、巴黎和会、经济制裁、家国……但是，对个人来说，对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说，1919年究竟意味什么呢？

我变得有些心不在焉，会场上的发言依然在继续，渐渐地，嘈杂的人声退到了很远的地方，我的思绪开始游移开来，不知不觉地想到纳博科夫。

1919年，我努力地回想，这一年，纳博科夫，他在哪里？翻开笔记本的最后几页，那上面有我曾经随手记下来的几个名字，不过没写日期。我在这几个名字之间曾经勾勒出几条虚线，其中一条线把纳博科夫和被他化名称为“奈斯毕特”的剑桥大学同学连接起来。我在搜集有关纳博科夫的材料期间，这个“奈斯毕特”一直让我很好奇。他是谁？我掌握的相关信息很少。

纳博科夫在自传里提到过一个细节，他说奈斯毕特在讲话的时候，总是烟斗不离手，而且这人磕烟斗、放烟丝、点火和抽烟的姿势总有点与众不同。不知为什么，那一连串重复性的动作给纳博科夫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这个奈斯毕特是英国人，他酷爱文学，并毫不讳言他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拥护，他的政治立场是纳博科夫所不能接受的，两个朋友因此而经常争吵，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纳博科夫毕竟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才流亡到英国的俄国贵族后裔，并且他对政治历来都很反感。这使两人之间的友情总是磕磕绊绊，而只有当话题转移到他们共同热爱的诗人和作家时，两人才言归于好。

这些线索是我在纳博科夫的自传里读到的，是我当时所能找到的唯一线索。

出于某种原因，纳博科夫不愿透露此人的真实姓名，据说他在发表这部自传的时候，那位当年的大学同学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在英国几乎家喻户晓。这就让我更好奇了，奈斯毕特这个化名背后究竟隐藏了一个什么大人物？

我在笔记本里把NESBIT这六个字母用大写拼出，来回变换字母的排列顺序，企图从中发现隐藏在这六个字母背后的密码，但始终毫无所获。直觉告诉我，这条线索很重要。要是运气好，它能帮我解开心中的谜团。

历史上有太多难解的谜团，多重的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意外地交叉在一起，迷雾重重，幽深难测。最近听说，有人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战争的关系，拿出大量的数据，声称战争爆发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都与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之间真的是一种因果关系，还是有更复杂的因缘在起作用？我一直认为，因果关系是我们人为地建立起来的分析模式，而由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构成的意外交叉，则大不同，它也许更像气候，更像地球的生态，那里面的因缘脉络无比庞大和复杂，如同科学家所说的蝴蝶效应，这一类的复杂系统究竟如何运行运作，其实是我们凡人难以把握的。

说实在的，一个人想要撇开现成的历史书，另辟蹊径，寻找通往时间深处的幽暗小径，谈何容易。在我接触到的有关二十世纪的历史叙事中，1919年，1948年，1968年，1989年这几个年份，尤其扑朔迷离，好像是一团团理不清的乱麻，无论你往前梳理，还是往后梳理，都无法清晰起来。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历史学家的因果逻辑和叙述技术，反倒是诗人的想象更能唤起我们的灵感：

多么漫长，这个春天
一直徘徊到冬天的尽头
时间丢失了它的鞋子
一年犹如四百年[2]

为了弄清一战和1919年以后的变迁，我曾多次钻进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从前的图片、电报、文献，还有报纸刊物。在图书馆里，布满灰尘的纸张永远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气味，霉味里似乎掺和着一点果香，我一边嗅着熟悉的气味，一边埋头翻找所有可能找到的线索；有时看累了，闭上眼睛，任凭时光流转，幻觉中好像这故纸堆的气味转化成为历史本身，我自以为已经触摸到1919年的脉搏。可是一睁眼，又陷入深深的沮丧，在此之前，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活过那么多的人，而在我们的身后呢？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后？这一类的胡思乱想经常干扰我的思绪，加之几次寻找的线索，都化作捕风捉影的努力，我不止一次想到放弃。

在瑞士英特拉肯的最后一夜，风暴戛然停止。早晨起来时，云雾已不见踪影，我们得到消息说，通往少女峰的小火车开放了。这天下午，久违的蓝天显得格外透明，蓝天衬托着白皑皑的雪山，我想象中的阿尔卑斯山竟然化为现实。和会上认识的几位学者结伴出行，我们登上了小火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区铁道缓慢爬行。列车像一列挂在险峰和山壑之间的玩具火车，惊险无比地蠕蠕行进，一眼望下去，身边就是万丈深谷，难怪这条铁路在暴风雪期间必须关闭。火车在海拔三千四百五十米处，驶入一个山区小站，这大约是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

站台上的人群川流不息，许多人是肩扛滑雪板的青少年。我们看到远处有人在排队乘缆车，也赶过去排队，不久便登上了拥挤的缆车。这里是滑雪族的天下，全副装备的年轻人抱着滑雪板和游客挤在一起，滑雪板几乎遮住了每个人的视线，我努力往后车窗移动，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朝外面看。缆车缓缓移动，隔窗远眺，只见一峰独立，众峰俯首，朵朵白云奔腾脚下。再定睛凝视，五只滑翔伞倏然从缆车的左方冲出，游戏般地绕过我们，在云雾中玩起天女散花的游戏——红、黄、蓝、绿、紫，五种色彩点缀起白雪皑皑的山脉，好一个阿尔卑斯山的气象！

不到少女峰，安知万象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