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九龙江北溪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环境

九龙江北溪中下游地区[82]的社会环境包括人口、耕地与粮食，陆路交通与水路交通，战争动乱，疫病等要素，分别概述如下。

一 人口、耕地与粮食

在九龙江北溪两岸和仙岭（今称金沙岭），采集到晚更世（距今一万年左右）石器文化遗存和商周时期的陶器文化遗存，佐证先民在这里生活、劳动、繁衍的过程。[83]

商周时期，漳州属“七闽”地，是闽越族居住地。越族人擅长舟楫，惯于在沿海、沿江地区生活，身材矮小，短面，须发少，鼻形广，眼睛圆而大，不斜吊，有双重眼帘。公元前334年，越国被灭之后，部分越族进入福建，与当地原始居民融合，形成新的闽越族部落。[84]秦朝建立闽中郡，大量闽越族人被迁移到外地，中原罪犯被流放至此。汉代战乱，不少中原人自北方迁入闽中。三国时期，军队、罪犯入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以空前规模南下避难。与此同时，闽越族大量北迁，与汉族实现民族融合，史籍上不再出现闽越族的记载。漳州一带还居住着名为“蛮獠”的少数族群，在靠近荒山野林、鸟兽出没之地居住，依靠刀耕火耨的农业和狩猎经济，生产力水平落后，及至唐初，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

漳州开发始于陈政、陈元光父子。唐总章二年（669），陈政率兵入闽，屯兵西林（今云霄县火田乡），一面防守，一面实行军屯。咸亨二年（671），陈氏屯军除兽害、辟草莽、开村落、招徕流亡，利用本地的气候、土地、水利和生物等资源进行开发活动。仪凤二年（677），陈元光袭父职，为开发这一地区，对当地的少数族群实行招抚政策，划出一定的地域让归顺的少数族群居耕，称为“唐化里”。开漳将士随军家属全部就地落籍安家。开发初期，实行谁垦殖、谁收获，土地归其所有，不征收田赋，免除徭役的政策。[85]垂拱二年（686），建州设制。光启元年（885），王绪率数万农民军进入福建，其部属不少人落籍漳州境内。五代时期，中原动乱。王审知兄弟割据一方，福建偏安数十年。漳州处于东南隅，容纳大量来自北方避难迁入的人口。[86]九龙江下游进一步开发，人口随之增长。宋代漳州人口有很大增长。但总体上说，漳州人口仍旧稀少。

随着南迁的中原人口越来越多，漳州的开发程度也越来越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垦殖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战乱使人抛荒，社会安定重新吸纳人口。明清时期，开发程度趋向成熟。

元代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漳州社会动荡不安。元兵入漳后，到处掳掠人口为奴隶，地主官僚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四处逃亡，加上频繁的农民起义和连年的战乱，漳州人口大幅度下降。明朝采取恢复生产的措施，社会相对稳定，人口不断增加。

清初，漳州人口一度锐减。原因有三：一是清军入漳烧杀抢掠，大规模战事不断；二是清廷两次采取“迁界”（又称“迁海”）政策；三是三藩之乱与郑氏侵扰，战乱十年方休。其中“迁界”政策是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清廷强迫沿海人民迁离故土，以垣为界，龙溪自江东至龙江以东，漳浦自梁山以南，旧镇以东，海澄自一都至六都，诏安自四都至悬钟，都成“弃土”。这些沿海富庶地区的经济损失和人口流亡都十分严重。康熙二十年（1681），在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疏请沿海民展界复业”的奏请下，沿海人民得以返回故乡，重建家园。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丁税改革，诏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二年（1724）又实行“摊丁入亩”制度。通过这些恢复社会经济、鼓励生育的措施，漳州的人口才重新增长起来。[87]

漳州建州之前没有人口记载，建州之后由于所辖县数不一、统计方法不同等，对人口的记载不甚明晰，笔者综合土地垦殖情况，整理列表以反映当时的大概情况（见表2-1）。

表2-1 漳州的人口与耕地

表2-1 漳州的人口与耕地-续表1

表2-1 漳州的人口与耕地-续表2

具体观察浦南地区沿江的古村落名称，即可发现村落名皆与流水有关，如香洲、松洲、溪园（古称溪环）、渡东（古称水东）、水流、碧溪、玉兰（玉水、兰水）。“洲”，即“水中小块陆地”；“浦”，古代九龙江及其支流冲刷形成的大小低洼地，先民称“低浦”，学者称“湿地”。根据低浦的地理位置，先民分别称“浦口”、“仙柑浦”（今浦林）、“浦西”、“浦南”等，如浦南位于低浦之南。至于溪环、水东、水流等村社人口的定居、耕地的开辟，可看出与九龙江北溪密切相关。

中原人口移民至漳州，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将其推广。垦殖的土地面积无疑是增加的，可是人口的增加速度更快。九龙江流域开发最早的是下游平原丘陵地区，该区形成农业较为发达的沿海经济区域。下游有限的土地承受不住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需求压力。加上宋末元初农业生产由于连年战乱遭到严重破坏，粮荒不断。从明朝开始，人口不断地沿九龙江向上迁徙到中游地区，进行开发，恢复农业生产。[88]月港兴起后，农民为了谋利，改稻田为甘蔗田、烟草地，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加强。加上人口增多，缺粮更加严重，除长泰粮食之地，其他地区通常都要从省外、国外输入大量粮食。到清代，由于海禁和闭关自守政策的影响，直接的海外贸易有所衰落，但粮食市场仍然不断发展扩大。[89]

二 古道

秦汉时期用兵南越和闽越，漳州成了闽、赣、粤间的交通要冲，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由延平（今南平）南下，经今沙县、永安、大田、安溪、华安抵漳州，称西北路；一是由东冶（今福州）南下，经今莆田、泉州、同安、长泰抵漳州，称北路。两路在漳州交会南下，经今漳浦、云霄、诏安入南粤，即漳州南路。[90]唐初陈元光沿袭秦汉以来的交通布局，开辟古代驿道，以郡治为中心向四方拓展延伸，于四境设置“行台”：一在游仙乡松洲堡（今浦南），上游直至苦草镇（今龙岩）；一在安仁乡南诏堡（今诏安），下游直至潮之揭阳县；一在长乐里佛昙桥，直抵沙澳里太姆山而上（今龙海港尾一带）；一在新安里芦溪堡，上游直抵太平镇（今龙岩永定）。道路通达，北抵泉建，南逾潮广，西至虔抚，东至海岛。以漳州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初具雏形。南宋，东架虎渡桥，南筑薛公桥头铺砌石路，设铺、立馆，于要道上随铺立庵，赡僧待客，方便商旅。明代，增辟沟通沿海的东南驿路，县乡道路有较大发展，驿铺设置较为完善。迨至清代，官方大路基本稳定，城乡之间道路交织。

（一）西北路——揭鸿塞古道

《龙溪县志》载：“揭鸿岭（按：汉称葵岗岭，今为金沙岭），去城西北四十里，汉唐时西北向长安故道，由安溪、大田以行，今道废。”[91]这条古道是漳州直达中原地区的捷径，在漳州境内共计180多里。汉唐时期，这条古道还是漳州朝京孔道。唐宋以后，虽非官方驿道，亦属经行要道。路线走向：出北城门，旱路经乌石（今石亭镇），逾揭鸿岭（岭下今为吉洋），至华安汰内，路沿北溪上溯，至新圩岭兜、历龙头岭（今华崶岭），抵华崶（今华安县城关），再由华崶越骡仔岭向安溪、大田北行，经沙村（今沙县），抵延平（今南平）与秦汉入闽大路衔接。[92]

（二）北路——长泰大路

唐宋漳郡朝京晋省要道。道路走向：出东城门，路经古塘、坂头堡、崎岭至鳌浦渡（旧称云英渡），越北溪，在郭坑渡头（蓬洲渡）起岸，沿龙津溪上溯，经半岭亭（五里亭），抵长泰县城，再由长泰溪园往东，顺朝京路，历朝天岭，抵同安深青驿（今灌口），北上经泉州、莆田达福州，而后沿福州官路进京。

南宋，柳营江虎渡建桥，辟江东大路，漳郡朝京晋省改由江东大路通行，长泰大路已非要道，朝京驿废。

（三）东路——江东大路（福州官路）

江东大路辟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绍熙元年（1190），江东虎渡架设浮桥，漳州朝京晋省改由江东大路通行，称驿道。道路走向：出东城门，往东经赤岭（今龙海步文）、鹤鸣、马岐，出万松关，抵江东驿，经石井、官桥、龙江至同安深青驿，长80里，接泉州大路，北上福州。此为闽粤两省交通纽带。

（四）南路——漳潮大路（闽粤古道）

漳州至潮州揭阳是秦汉古道，唐为驿道，是闽粤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路线。

道路走向：出南城门南下，经檺林、木棉，历九龙岭，至甘棠驿，经三古、长林（今长桥）、饭盘、罗山，至漳浦驿，越盘陀岭，经火田至云霄驿，经径心、大陂，至南诏驿（诏安），然后出分水关，总长290里，抵粤东潮州经惠州达广州（宋称循州）。

（五）西路——漳汀大路

漳汀大路是漳州经龙岩、汀州，出隘岭入江西虔（州）抚（州）的闽赣交通孔道，辟于唐，宋置驿亭，称“平南驿道”。清雍正十二年（1734），龙岩改为直隶州后，境内道路走向：由西城门出，经茶埔、天宝月岭，历峰松岭，抵龙平（今龙山）、和溪、越夫人马岭（龙岩林田岭），抵龙岩州（唐苦草镇），路长240里。唐、北宋旧道走向：由北城门沿西北路，经乌石，至揭鸿岭，再经月岭、峰松岭，至龙平。元末，改由揭鸿岭西山腰通行。唐光启元年（885），寿州王绪、王审知兄弟率农民军由赣南入闽，即由该路入漳，而后抵粤东。元代汀漳一带抗元义军，沿此线攻州陷邑。元至正八年（1348），元政府在汀漳二州置元帅府。[93]

无论是西路、西北路、北路还是东路，都途经北溪中下游山海交界处，这一地带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另有南路疑为后文要讨论到的陈元光父子入闽路线，故予以保留。

三 航道疏浚

九龙江北溪航线为九龙江主流航线，木帆船运输历史悠久。明万历四年（1576）设南路分司以盐运同知一员驻扎于漳州柳营江（江东桥），可见当时北溪盐运盛况。及至20世纪50年代，北溪帆船运输仍十分繁盛，主要航线有3条：华崶—梅水坑—漳平、石码—新圩、石码—岩溪。以石码—新圩为主要航线。[94]

九龙江北溪水系开拓于唐垂拱三年（687）建漳州时，刺史陈元光遣部属刘珠华、刘珠成、刘珠福三兄弟，沿北溪上溯，疏浚河道，兴修水利，从此可通舟楫。后人为纪念他们的功绩，建“三公庙”祭祀。[95]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谢伯宜疏通龙海九十九坑之水，使其流通月溪，山区农副产品得以畅运。[96]

南宋淳祐二年（1242），丁知几自石美港口至角美，凿渠5公里多，此官港以通舟楫利农田。[97]

南宋景定元年（1260），汀州的上杭、连城、武平三县改食漳（州）盐。食盐供应路线的变更使汀州与漳州的联系加强，九龙江航运也更为活跃。[98]

明嘉靖年间（1521～1566），上杭—永定—湖雷—抚溪（今抚市）—龙潭—漳州的驿道修通，围绕永定形成一个辐射粤、汀、漳，连接沿海的水陆交通网络。[99]永定路的开辟缩短了汀州与漳州的交通路线。汀、漳交通改善后，人们通过韩江还打开了漳州到潮州的交通线，密切了九龙江流域和韩江流域经济区域的联系。[100]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由漳州沿海通过永定与广东相接的新驿道得以建成，形成粤、汀、漳的交通网络。[101]

明中叶后，龙岩州牧对原有连接龙岩与漳平、宁洋的官路进行修缮。汀江和九龙江流域的水陆交通已经基本形成规模。[102]

万历元年（1573），龙岩县令黎绍洗凿开了龙岩到雁石津头之间横亘的观音座石，使水运上溯到龙岩城区。龙岩成为江西、汀州、延平和建宁通往漳州的重要枢纽。[103]取道龙岩或者永定，可连接九龙江流域与韩江流域的水路，这样就形成了一整个粤、汀、漳的交通网络，汀、漳、潮形成了一个经济圈。[104]

到明晚期，中央政府实施海禁，漳州月港成为沿海主要贸易中心，这使得九龙江航道得以贯通，同时漳龙、汀龙之间的陆路交通得到进一步改善。[105]

清时九龙江上的航运已呈繁荣景观，在九龙江上出现了专业的航运人员，专靠航运为生。[106]《漳州府志》记载：“南北溪有水居之民维舟于岸，为人通往来，输货物，俗呼曰‘泊水官’。”[107]

漳州航道开拓始于唐初。陈元光创建漳州时，采取“重农垦、兴水利”的经济政策，他组织军民疏河治道，开辟内河航线，发展水路交通。历代有识之士，把“开渠筑坝、引水灌溉”与“疏治河道、畅通水运”结合起来，漳州内河航道逐步发展。明清以来，历朝政府对河流的治理，多侧重于筑堤防溢、引水灌溉，致使河道长期处于自然淤积状态，久失疏治，变化日甚。[108]

四 战争动乱

由长泰盐津溪进入浦南一带，沿着北溪干流上溯，可至汀州一带，是闽粤的政治军事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比较重要的兵灾民祸概括如下：

绍兴十四年（1144），漳州大水灾，禾谷歉收。十二月，汀州农民军华齐袭击漳州之长泰县，安抚司派兵弹压，为农军击败。翌年，后军统制张渊出兵，始平定。[109]

淳熙八年（1181），潮州民沈师聚众起事，进攻汀、漳等地，后被赵师宪诱杀。

淳熙十三年（1186），杨勍率农军500余人袭占长泰县城。[110]

绍定三年（1230），汀州民晏梦彪（一作晏彪）率盐贩百余人，攻破建宁、宁化、清流、泰宁、将乐、邵武等地，率众至万余人，再进至龙岩、长泰、永春、德化诸县。

宋景炎三年（1278），陈吊眼率部袭取漳州城。元将拔都率大军南下追击文天祥，直取漳州。[111]

至元二十五年（1288），循州农军万余人攻漳浦，泉州农军2000人攻长泰，汀赣畲民千余人攻龙溪，皆被元兵镇压。

至元二十六年（1289），漳州义军陈机察等8000人攻龙岩。畲氏邱大老1000余人攻长泰，为元军脱欢、高杰镇压。

至正五年（1345），农军万贵与嘉禾千户何迪立攻漳，围长泰天成寨。[112]

至正二十五年（1365），泉州万户赛甫丁反元，率2000人攻长泰。

洪武十四年（1381），龙岩县发生民变，自立官属，侵掠龙溪县。[113]

正统十三年（1448）八月，沙县人邓茂七于宁化起义，聚众数万，自称铲平王，攻陷沙县、龙溪、汀州、长泰、龙岩、南靖等20余县。[114]

嘉靖二十七年（1548）始，盘踞在浙江的倭寇逃至浯屿为巢，翌年，犯月港。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四十三年（1564），漳州倭患不断。[115]尤其是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举进犯，北溪中下游地区深受其害，《银塘赵氏族谱》《碧溪杨氏家谱》均记载房屋被毁、人员逃亡之惨象。

顺治三年（1646）十月十九日，清军由漳平北溪攻入漳州，随后各县相继归附，漳州始入清版图。

顺治九年（1652），郑军进兵海澄，继进军江东，攻取长泰并击败清总督陈锦援兵。[116]

康熙十七年（1678）十二月，姚启圣等于江东桥击败刘国轩。[117]

乾隆十三年（1748），长泰、漳浦、海澄等县有父母会、上帝会、祖师会等秘密结社活动。[118]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海澄人江源、江发兄弟和龙溪天地会首领陈庆真等人，在厦门正式建立小刀会。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由闽西汀州、永定入漳境。[119]

明代以前，北溪中下游一带与中原地区对比，受到战争的影响较小，相对安定。但小规模的骚乱一直困扰着该地区。明中晚期开始，战乱就比较频繁了。在短则一二十年，长则六七十年的太平生活间，兵灾民祸接连发生，山贼海寇骚扰不断。其中，长泰是漳州的粮仓，每遇灾年，首当其冲。北溪沿岸一带正常的耕种所得经常被洗劫一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生存都成为问题，民众不得不团结起来，筑寨建垒，保卫家园，养成一身的剽悍之气。

在芗城区浦南镇的溪西，九龙江西岸龙峙山下发生多次战役。清顺治九年（1652）正月初十，郑成功攻占长泰，清朝守漳总兵王邦俊率军救援，在溪西与郑成功激战，王不敌败退。23日，王邦俊又纠集一批兵马复来，再败。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郑成功东征台湾，建立反清复明的基地。翌年，郑成功逝世，由他的儿子郑经袭爵。清康熙十三年（1674），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反清，并约郑经出兵攻打清朝。十四年四月，郑经率五万大军，委刘国轩统领，在福建、广东打了许多胜仗，声威大震。[120]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刘国轩攻占长泰，福建总督姚启圣发令攻长泰。“国轩率二十八镇还漳州，筑十九寨。九月，以吴淑、何祐、江胜等十一镇，可二万人，军浦南，而自率林升、林应、吴潜、陈昌等十七镇，可三万人，军溪西，直逼漳城之北，军容烜赫。翌日，决胜于龙虎山。”[121]

以“兴汉灭胡”为宗旨的符仔会，于金沙村、南山村一带兴旺起来，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三点会（天地会的别名），在鳌浦村一带也兴旺起来。刘国轩败溪西一役，符仔会的蔡寅率领教徒攻打漳州策应失败。三点会会员悄悄参加抗清队伍。在浦南西溪清军与郑军的战役中，郑军被斩首者数千人，不愿被俘投水溺死者接近一万人，溪水赤色，尸骨截流。[122]此后，有识之士皆不愿吃溪西湾的土鲇。后民众为战死的将士建立大众墓，重建溪西大众祠碑。[123]

太平军李世贤进占漳州之后，虽标榜不扰民，却也烧了村寨，如“六房寨”，还有碧溪村杨氏的祖厝。与清军鏖战以后，双方众多尸体腐烂，发生瘟疫，有十几个社由此废了，富裕的店仔圩（浦南镇，位于漳州通往龙岩的交通要道）也废了。几年之后，行善的人看见白骨露于荒野，雇人在鳌头麒麟山挖了大坑，收捡白骨建了义坟。[124]

经年累月的兵灾战乱，不仅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还造成了死相枕藉、十室九空的惨象，引发了疫疠。

五 疫病横行

漳州处于北纬25度以南的地带，气候热湿，植被茂密，山地丘陵地形闭塞，提供了诸种毒物孕育、生长的温床，滋生出大量有毒草木、禽虫或毒气，暖热气候成为瘴气产生的根源。[125]瘴字原写作“障”，“瘴”字正式见于著录始于南朝梁顾野王所作《玉篇》，释“瘴”为：“疟疠也，疫也。”由瘴气导致的疾病被称为瘴病，即疟疾（恶性疟疾）或流行病、传染病。[126]

历史上，漳州受瘴病的影响很大。行旅、渡河优先选择在津渡水面或岸边不发、少发瘴气的季节。“陈政渡溪西”在当地乡老中口耳相传。溪西今香洲溪园一带，开发较早，作为早先的津渡水面，当属不发、少发瘴气之处。在唐宋时期漳州城因严重的瘴疫流行，而不得不移徙到另一个新地点。《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五”记载说漳州“初置于今漳浦郡西八十里，开元四年（716）改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东二百步旧城是。……乾元二年（759）缘李澳川有瘴，遂权移州于龙溪县置，即今州理是也”。在漳州西边的汀州则系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开福、抚二州山洞置”，“州初置在杂罗（今福建龙岩），以其地瘴，居民多死。大历十四年（779）移理长汀（今福建长汀）白石村，去旧州理三百里。福州观察使承昭所奏移也”。

直到宋代漳州依然有瘴病分布。《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江南东道十四·汀州”、《梦溪笔谈》卷二四载：“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127]《补笔谈》说岭南“溪涧中水皆有毒”[128]。此缘于蚊蚋乐于滋生在流速缓慢、水质清凉的溪流岸边杂草中，瘴病一般发生在高温多雨的夏秋季节，尤以伏秋为盛，而山区几乎全年都可传播。王安石《送李宣叔倅漳州》诗说“瘴疠春冬作”，正说明了瘴疠传播期长，即使在冬季也可以发病。[129]

至于《图书编》所载明代的瘴地漳州，有瘴之县仅限于龙岩、漳平，而龙溪、漳浦、长泰则被归为“无瘴之县”，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后者的开发成熟程度。但疫病并没有在漳州界内消失，相关史料记载随处可见：

（龙溪）明道二年（1033），漳州、龙溪疟疾流行。

（福建）时福建奏：自去秋（1475）八月以来，诸郡县疫气蔓延，死者相继，加之水旱盗贼，斗米百钱，民困特甚。[130]

（福建）成化二十三年（1487）三月，福州等府州县连年灾伤，民饥，疫起。[131]

（龙溪）万历三十六年（1608）自正月至五月，疫作。[132]

（海澄）万历三十六年（1608），正月疫起至五月止，又自三月不雨至六月，人凋而米价奇涌。[133]

（龙溪）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朔日食。是年，郡城火，大疫。[134]

（龙溪）顺治九年（1652），海寇围城，城内人相食，斗米值钱五十两。围解，收颅骨得七十三万，疫大作，死者无数。[135]

（海澄）乾隆十八年（1753），疫，民毙，牛马死无数。[136]

（龙溪）嘉庆二十五年（1820）秋八九月，大疫，男女吐泻暴卒，不可胜数。[137]

（长泰）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六七月，疫始发于城厢，日毙三十余人。旋传染乡村，棺木供不应求，为空前未有浩劫。[138]

（长泰）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鼠疫，城厢死亡甚众。[139]

（华安）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三十二年（1906）间，在华丰、西破、罗溪、草坂、下坂、仙都、龙峰、中圳、招山、岭埔、云山、下林、市后、和春、平东、下垅、福田、日新、宝山、丰山、上坪、黄枣等54个村流行鼠疫，患者数1230人，其中死亡948人，病死率为77.07%。传染来源主要是漳州运骨肥引起新圩发病扩散及漳平赶集引起和春、福田发病。[140]

自古漳州多湿热瘴病，常流行疫病，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有关，北溪中下游山海交界地带山峦连绵，毒蛇猛兽出没其中；树木高耸、杂草丛生，自生自灭、腐烂发臭。如漳州属县龙溪（包括海澄）西、北、南群山环抱，腹地平原广袤，东南濒临浩瀚的东海和南海；长泰属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气候较为温暖，四季如春，雨量充沛。华安属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段，旱涝灾害频繁发生。[141]洪涝灾害漂没田舍，大量人畜伤亡，浮尸遍野，旱灾致使“井泉干涸、种不入土、禾稼无收、赤地弥望、饿殍载道”[142]，加上经年累月的兵灾战乱引起的死相枕藉、十室九空，这些都是引发疫疠的缘由，也是开发漳州地区避免不了的现实状况。

此外还有漳俗信巫不信医与缺医少药的现实存在。庆历六年（1046），蔡襄《太平圣惠方后序》载，“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过医门十才二、三，故医之传益少”[143]，整个福建医药的传布受到显著影响。南宋梁克家说：“庆历中，蔡公襄为守，尤深恶疾家依巫索祟之弊，盖非独古田然也……然不择贵贱，愚者常易惑；不问富贫，弱者常易欺。故风俗至今未能尽革。每一乡率巫妪十数家，奸民与为道地，遇有病者相为表里，既共取其货赀，又使其不得访医问药以死。如是者可痛也。”[144]信巫不信医、有病不先求医也暴露了南方缺医少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尤其如此。就算有少数医师，不仅其医术有限，也难在市场上买到药材。“盖岭外良医甚鲜，凡号为医术者，率皆浅陋。又郡县荒僻，尤乏药材；会府大邦，间有医药，且非高价不售，岂闾阎所能办？况于山谷海屿之民，何从得之？彼既亲戚有疾，无所控告，则不免投诚于鬼，因此而习以成风者也。”[145]

最后，疫病横行与九龙江沿河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有关。九龙江北溪无疑是当地民众的母亲河，它提供着生产、生活用水。渔民以河为田，以捕获河中鱼虾为生，“贡珠门”的记载即可佐证。“陆事寡而水事众”，民众常在水上、水中或水边与水接触。古代河流除了汇集各河段的泥沙杂物，也承受着民众的生产生活垃圾废物。尽管江河广大，自净能力较强，但生活废弃物日积月累地排入水中，使水受到污染，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譬如，受到有血吸虫病的患者所排泄的含有血吸虫卵的粪便的污染，在水畔活动或经过的人就会受到血吸虫病的侵袭。南方先民凿井的历史很早就有，但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数极多的南方民众仍以天然的河流溪泉作为直接饮用水。在北溪浦南一带，古井甚少，只有一两口，且主要是发挥风水而非饮用功能。因此，这也是疫病或早期的瘴气来源之一。

---

[1] 祝穆撰《方舆胜览》上册，卷十三，中华书局，2003，第224页。

[2] 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10》卷四百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55页。

[3] 孙尔准等修《中国地方志集成 省志辑·福建3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一）》卷九，凤凰出版社等，2011，第304页。

[4] 孙尔准等修《中国地方志集成 省志辑·福建5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三）》，凤凰出版社等，2011，第179页。

[5] 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下），三秦出版社，1990，第2000页。

[6]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八“地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145页。

[7] 陈洪谟修、政协漳州市委员会编《大明漳州府志》（正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第389～390页。

[8] 闵梦得修《漳州府志》（万历癸丑）卷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第178～179页。

[9] 戴天放：《农业环境变迁与生态农业发展——基于鄱阳湖流域的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第72页。

[10] 《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粤闽巡视纪略》（史部第三三册）卷上，北京出版社，2010，第560页。

[11] 纪昀等总纂、郝玉麟等监修、谢道承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7册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275页。

[12]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七〇，志四十五，地理十七，福建，漳州府，龙溪，中华书局，1998，第2255页。

[13] 林汀水：《九龙江下游的围垦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4]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520页。

[15] 李智君、殷秀云：《近500年来九龙江口的环境演变及其民众与海争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6] 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第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47页。

[18] 徐巧：《流域水电规划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价》，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第48页。

[19] “夏半年”指一年中比较炎热的半年。在北半球，一般指春分日到秋分日之间。其间，太阳直射点从赤道逐渐北移到北回归线再返回到赤道，即春分至秋分。其日照时间较长，接收太阳辐射热量多，是一年中气温较高的半年，也称为“暖半年”。相应地，“冬半年”指的是从秋季10月经冬季到春季3月的这段时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半年，故也称为“冷半年”。

[20]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8页。

[21]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22]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23]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8页。

[24]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25]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8页。

[26]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8页。

[27]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8页。

[28]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8页。

[29]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05页。

[30]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06页。

[31]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07页。

[32]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07页。

[33]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07页。

[34]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8页。

[35]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8～109页。

[36]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8页。

[37]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8页。

[38] 孙尔准等修《中国地方志集成 省志辑·福建9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七）》卷271“祥异”，凤凰出版社等，2011，第572页。

[39]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40]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8～119页。

[41]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9页。

[42]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9页。

[43]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9页。

[44]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09页。

[45]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0页。

[46]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0页。

[47]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48]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9页。

[49]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9页。

[50]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9页。

[51]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1页。

[52]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53]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54]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2页。

[55]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56]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9页。

[57]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9页。

[58]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59]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2页。

[60]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3页。

[61]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62]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9页。

[63]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9页。

[64]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1页。

[65]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09页。

[66] 黄文等编著《福建旱涝灾害》，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19页。

[67] 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第7页。

[68] 陈绍金：《流域管理方略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4页。

[69]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2页。

[70]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2页。

[71]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2页。

[72]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2页。

[73]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3页。

[74]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4页。

[75]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4页。

[76]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4页。

[77]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4页。

[78] 汪照元主编《芗城区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14页。

[79] 李竹深辑录、政协漳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漳州诗存·唐宋卷——漳州文史资料特辑》，2000，第27页。

[80] 简思敏：《明代福建自然灾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6，第39页。

[81] 简思敏：《明代福建自然灾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6，第42页。

[82] 由于历史记载的原因，确切到北溪中下游地区较为困难，故采纳漳州的记载，对该区域形成总体印象。

[83] 政协芗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芗城文史资料》（第16辑），2005，第49、50页。

[84] 漳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编印《漳州人口志》，1992，第6页。

[85] 福建省漳州市土地管理局编《漳州市土地志》，2000，第8页。

[86] 漳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编印《漳州人口志》，1992，第7页。

[87] 漳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编印《漳州人口志》，1992，第8、9页。

[88] 林依秋主编《漳州市粮食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第1页。

[89] 林依秋主编《漳州市粮食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第25页。

[90] 漳州市交通局编《漳州交通志》，东方出版社，1993，第1页。

[91] 江国栋修、陈元麟等纂《康熙龙溪县志》卷九“疆域”。

[92] 漳州市交通局编《漳州交通志》，东方出版社，1993，第1页。

[93] 漳州市交通局编《漳州交通志》，东方出版社，1993，第2、3页。

[94] 漳州市交通局编《漳州交通志》，东方出版社，1993，第221页。

[95] 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34页。

[96] 黄剑岚主编《龙海县志》，东方出版社，1993，第221页。

[97] 黄剑岚主编《龙海县志》，东方出版社，1993，第221页。

[98] 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46页。

[99] 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107页。

[100] 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85页。

[101] 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96页。

[102] 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96页。

[103] 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46页。

[104] 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85页。

[105] 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84页。

[106] 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122页。

[107] 沈定均修、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 福建府县志辑29 光绪漳州府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916页。

[108] 漳州市交通局编《漳州交通志》，东方出版社，1993，第77页。

[109]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5页。

[110]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6页。

[111]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7页。

[112]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8页。

[113]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9页。

[114]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0页。

[115] 黄剑岚主编《龙海县志》，东方出版社，1993，第770页。

[116]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6页。

[117]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8页。

[118]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9页。

[119] 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漳州市志》（5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1页。

[120] 杨惠民：《刘国轩败溪西》，政协芗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漳州芗城文史资料合订本》（第4卷上），2009，第2265页。

[121] 连横：《刘国轩列传》，《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569页。

[122] 杨惠民：《刘国轩败溪西》，政协芗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漳州芗城文史资料合订本》（第4卷上），2009，第2266页。

[123] 杨惠民：《刘国轩败溪西》，政协芗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漳州芗城文史资料合订本》（第4卷上），2009，第2267页。

[124] 芗城区浦南镇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福建卷·芗城区浦南镇卷》，华安印刷厂印刷，1991，第94页。

[125] 周琼：《瘴气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5期。

[126] 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史语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

[127] 沈括：《梦溪笔谈全译》，金良年、胡小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234页。

[128] 齐豫生、夏于全主编《梦溪笔谈》（《补笔谈三》），延边人民出版社，第177页。

[129]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

[130] 《明实录》（第168册），《明宪宗实录》卷149成化十二年条，第1～2页。

[131] 《明实录》（第187册），《明宪宗实录》卷288，第2～3页。

[132] 吴宜燮：乾隆《龙溪县志》卷20“祥异”，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第4页。

[133] 邓廷祚等：《海澄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第208页。

[134] 吴宜燮：乾隆《龙溪县志》卷20“祥异”，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第5页。

[135] 吴宜燮：乾隆《龙溪县志》卷20“祥异”，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第6页。

[136] 邓廷祚等：《海澄县志》卷十八“灾祥”，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第211页。

[137] 光绪《新增补龙溪县志》之“祥异”，第83页。

[138]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 福建府县志辑32 康熙平和县志·乾隆南靖县志·民国长泰县新志》卷一“大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494页。

[139]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 福建府县志辑32 康熙平和县志·乾隆南靖县志·民国长泰县新志》卷一“大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494页。

[140] 华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华安县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第656页。

[141] 曾毅凌：《明清闽南疫病流行状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中医药大学，2010，第5～7页。

[142] 林汀水：《明清福建的疫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43] 《淳熙三山志》卷三九“土俗类一·戒论·勤用医”，纪昀等总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465页。

[144] 《淳熙三山志》卷九“公庙类三·诸县祠庙”末自注，纪昀等总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99页。

[145] 万历四年（1576）广东布政使邹善重刊时命娄医安道附以八证及李东垣《药性赋》于后，安道按语云：“北人初至百粤，及于遐荒绝域之地，其业医者，既鲜且缪。”（邹善《岭南卫生方》“原序”及卷下按语）可见医药在岭表的传布到这时还在许多地方存在不少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