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学社会学视角中的现代文学经典（代序）

文学社会学，侧重于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一度名声不好。这主要是因为在极左年代，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脱离文学的审美属性，常被用来证明“左”的政治命题，强化文学的“战斗武器作用”。随着“左”倾政治的恶性发展，社会发展越来越偏离正常轨道，文学研究中的政治与审美的冲突日趋激烈，一些研究者听命于“左”的政治，扭曲文学的审美本质，使文学社会学的批评最终沦为阴谋政治的附庸。但是，这并非文学社会学本身之过，而是其运用的失当。

文学是人学。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的关系。离开人的社会存在，审美就只剩下抽掉了社会生活内容的形式元素，这并非文学之幸。文学批评不可能脱离人的社会性存在，因而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及其功能和价值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重要的不是把文学社会学驱逐出文学研究的领域，而是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在避免重犯历史上庸俗的文学社会学错误的同时，发挥文学社会学在文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一 从经典透视时代的变迁

文学经典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文学作品自身要达到思想和艺术的一定高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外部条件，比如作品是不是因为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或争议，是不是在时代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等。凡是在思想艺术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而其思想观念又切合一个时代迫切需要的作品，往往会被特定的社会政治力量推崇，在批评和阐释中给予大力推广，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这些经典也因此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在时序兴替中会引发新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五四文学的反封建，左翼文学的倡导无产阶级革命，自由主义文学的反对政治干涉文艺，无不是从历史进程本身获得其坚守的理由和创作的动力。关于它们的争论，则又反映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国想象和对于文学的要求。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各种思潮的经典凝聚了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信息，可以通过它来透视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本身，并思考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以理论的形态存在，而是隐藏在作家的艺术想象中，远比理论形态的问题生动和丰富，因而也就更容易触动人们的感受，引发人们的想象和思考。

比如鲁迅，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的作品，都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但其作为经典的含义，却要从历史中得到解释。五四时期的启蒙“鲁迅”，左联时期作为左翼文学精神领袖的革命家“鲁迅”，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者“鲁迅”，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的“鲁迅”，20世纪末世俗化思潮中遭遇寂寞的“鲁迅”，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甚至延伸到了国外，比如日本学者竹内好等人研究鲁迅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因为研究者的理解有异，其成果分别被学术界称为“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伊腾鲁迅”。有俄罗斯学者撰文，提出“鲁迅”参与了中苏两党公开的思想论争。[2]鲁迅就是鲁迅，但关于鲁迅的观点显然存在着巨大差异，乃至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提出了一个疑问：“鲁迅是谁？”他认为他爷爷家庭美满，生活幸福，拥有众多的追随者，绝不像一些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总是深皱眉头，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使命，承担着人类的巨大苦难，活得非常沉重。周令飞说这不是他的爷爷，他爷爷是快乐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度的学者对鲁迅理解存在差异，乃至研究者与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关于鲁迅的认知上的那种不同，其实反映了历史中的那个真实鲁迅的不同侧面，又是后来者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自己的理解所想象的结果。

“鲁迅是谁？”这是一个历史范畴中的千年之问，永远不会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鲁迅”一定会呈现新的面貌，向人们贡献新的意义。因此，在继续追问“鲁迅是谁”的本体论问题之外，是不是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这些不同研究者心目中的各异的“鲁迅”形象本身所包含的意义？比如思考左翼阵营为什么与鲁迅始而论战、后又联手建立文学界的统一战线。这并非指已经明白原因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停止与鲁迅论争这一历史事件，而是指这一历史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以前没有被我们充分发掘过的深层次问题，包括左翼批评家关于鲁迅的思想转变需要在观念上作出重大调整，以便与鲁迅达成共识作为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这样的思想观念调整及其所实现的程度，显然具有重大的思想史和革命史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认识变化，而且是涉及参与者在处理个人与党组织的关系，进而从事重大的甚至是痛苦的理论思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当时的战略考量，看出历史发展的某些内在的逻辑。这样的经典重读，已经不是纯粹的审美研究，而是一种基于审美经验的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文学社会学的研究。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会发现鲁迅的生前死后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与中国革命史、中国思想政治史密不可分。比如，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鲁迅，称他是中国现代的孔夫子，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提出这样的观点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其中就包含了毛泽东的思想逻辑和政治哲学。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高屋建瓴，比左翼文学批评家更彻底、更精辟地解决了鲁迅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实际上存在的差异和矛盾。他把鲁迅基于其个人自觉的、也即具有包容性的人道主义思想立场上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认同所必然伴随着的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容纳在具有高度理论概括力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概念中，在尊重鲁迅的自我主体性的同时肯定了他与新民主主义方向的一致性，从而为把“鲁迅”纳入中国革命的叙史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很显然，这样的鲁迅观为后来拔高鲁迅的形象、强调鲁迅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致性埋下了伏笔。在后者这样的研究思路中，鲁迅的形象已经不是以五四启蒙“鲁迅”为基础，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规定性中来理解鲁迅。这样的研究，可能深入毛泽东的思想逻辑及他的战略思考中去，深入为了贯彻毛泽东的鲁迅观而在理论上进行不懈探索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左翼文化界一些重要理论家的思想乃至心灵世界。毛泽东的鲁迅观及一些重要的左翼批评家对于鲁迅的观点，是一道时代的风景线，不仅是关于鲁迅的一些见解，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它可以透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对历史方向的把握。但显然，这样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围，而是一种更具有历史涵盖性，因而也更深地涉及重大历史命题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从这样的经典重读中，我们不仅仅看到“鲁迅”形象的变迁，而且看到了时代本身的嬗变以及不同时代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的相互碰撞。这足以构建起一部文学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中国现代革命史。

鲁迅是一个特例，他的重要性，他与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紧密联系无人可比。即使如此，这种文学社会学的经典重读，也是具有相当广泛的适用性的。用它研究其他作家，同样可以发现许多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课题。比如从曹禺《雷雨》的剧本修改，从杨沫《青春之歌》的文本修改，从茅盾《子夜》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获的截然相反的评论中，透视时代变迁的本身及其所伴随的问题。以《子夜》为例，左翼阵营对它的高度肯定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它提出的批评，显然是不同的政治立场所造成的意见分歧。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一些学者对它提出批评，则又透露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们因为反思左翼文学的历史局限而涉及茅盾，在这种反思和批判性的思维逻辑中，作为革命文学成熟标志的《子夜》受到苛责，忽视了它的思想艺术成就，把它的一些缺陷放大了。这既是《子夜》本身的局限所致，也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些学者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的问题。它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当代性特点，折射出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侧面。显然，这样思考问题，是联系着文学的审美特点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即文学外部关系的研究，但应该无人能说这样的研究违反了文学的审美独立性原则。相反，它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把文学是人学的理念落到了经典重读的实处。

二 从经典探索心灵的奥秘

文学经典重读，还有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研究人，研究人的心灵，包括研究作为作家的人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人的心路历程及其内心矛盾与挣扎，从而加深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理解，加深对自我的主体性意义的理解，加深对人类在生存面临各种挑战时探求精神出路的努力的理解。这显然又不是一般的审美研究，而是基于审美体验的对人的研究，是从人的社会存在出发对人所面临的各种生存问题的研究。

人们常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旧道德、建设新道德，开辟了中国思想革命的历史新阶段。但按之文学史，我们会发现伦理革命的任务远非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事实上碰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坚硬石头，使一些实践者头破血流。这是一种带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现象。

《伤逝》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提出了个人的自救与救人的两难选择问题。涓生与子君自由恋爱，但当社会的歧视造成涓生失业后，生活困境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是各自求生，还是共渡难关？从今天的旁观者来看，答案不言自明。但在当年的涓生和子君那里，问题远非这样简单。鲁迅说，人首先要活着，然后爱才能有所附丽。为爱情而选择自我牺牲的，并非没有，但那不是涓生。更有意思的是涓生的自私，并非没有恰当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五四伦理革命所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在涓生看来，人首先是为自己活着，就像郁达夫当年所宣称的那样。[3]涓生显然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活着所承担的对他者的义务，因此他“诚实”地告诉子君：“我不爱你了。”他认为子君可以因此而觉悟，像从前那样勇敢地去走自己的路。涓生的错误在于他忘记了子君以前的勇敢是以爱情作为精神支柱的，摧毁了这个精神支柱，子君的未来只能是悲剧。但涓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陈世美”，他的进退失据反映的是伦理革命本身的现实困境，即在中国的条件下，涓生要自救，在观念上有其合理性，但在现实中却要伤害到更为弱小的子君，从而陷自己于不义。这说明，在西方被普遍认可的个人本位的伦理观念在中国遭遇到了严重挑战。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经济落后和社会不平等造成弱势群体需要人们的救助，涓生对子君是承担了道义责任的。同时，这也反映了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作为个体的人其实还远没有很好地领悟现代人所应担当的社会角色：涓生只是记住了个人本位的伦理观念有利于自己逃避社会责任的内容，子君则没有充分具备人的自立精神，而客观上社会也没有为她提供自立的必要条件。在西方普遍有效的个人本位的伦理观念，遭遇了中国问题，造成了一个社会悲剧。这样的思考，已经深入作为艺术形象的人的心灵深处，来考察他们的内心挣扎及其意义，显然也是基于文学的审美经验所进行的社会学的、思想史的研究。它所提出的问题，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例证。

有意思的是，到了20多年后的巴金的《寒夜》，五四伦理革命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依然如故，人们仍在自救和救人的两难选择中挣扎。《寒夜》中的两难选择，集中体现在曾树生身上。曾树生在婆婆毫无道理的非难中，无法在家中生活下去。她不愿意毁灭，要自救，是有理由的。但她的理由同样碰到了涓生式的困境，即救出自己却又要伤害到病入膏肓的处于更为弱势地位的丈夫汪文宣。自救，或者毁灭，是摆在曾树生面前的一道永远没有完美答案的难题，关键是她如何选择。她最后选择了离去，可是巴金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倾向于社会控诉的创作动机，使他没有顾及人物性格的必然逻辑，在作品的结尾安排曾树生在离家后再次回来，目睹了一个家破人亡的结局，从而加强了作品对社会的控诉力度。当然，比之《伤逝》，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弱者的性别角色发生了转换，原来作为弱者的女性子君换成了男性的汪文宣。这反映了20多年来妇女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从文学经典的重读中发现这样的社会意义，应该是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优势。它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提升了文学研究对社会的影响力。

文学经典的重读，包括对经典作家的研究。比如鲁迅研究，可以把鲁迅视为一个经典，深入他的精神层面和心灵深处，去发现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崇高灵魂的他的精神生活样式。鲁迅式的痛苦，鲁迅式的反抗绝望，已经有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众多的心灵现象值得我们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去认真探讨。比如1949年以后文学界广泛发生过的作家检讨现象，它上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传统，又获得了新时代的鲜明特点。冯雪峰检讨过，周扬检讨过，文学界很少有人能声称他没有在特定境遇中检讨过。许广平后来声称鲁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是一种特殊的检讨。这样的检讨，是触及灵魂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种典型的形式。研究它，不仅是研究作家个体的思想历程和行为模式，而且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深入下去，能揭示现代中国人的灵魂裂变过程，发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社会逻辑和其自身的思想逻辑。我们可以概括出知识分子思想裂变的不同类型，分别探讨其内在的思想线索和逻辑理路。这对于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人的心灵史，显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可以为历史留影，为未来提供镜鉴。

把文学家的思想历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还应该包括作家之间的私人交往关系的研究。一些文学论争，有错综复杂的思想渊源和历史背景。但有些争论其实涉及作家和批评家的私人关系，包括他们之间的个人友情和冲突。有些公开论争背后显然有一些宗派因素，而争论的结果又影响到了当事者的思想发展，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个人命运。研究这些问题，显然是把文学研究延伸到了社会学的领域，又通过基于文学审美经验的社会思想现象研究充实了文学研究的内容，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三 从经典探讨审美的规律

文学经典常被后人提起和重读，不仅因为它在思想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更可能是由于它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思想艺术焦点，凝聚了艺术创作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因此，通过文学经典重读来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探索审美的规律，又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柳青的《创业史》是共和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成果，代表了共和国创建初期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样式。作者在情节设计、人物塑造，以及反映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等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作者柳青没能解决好的内在矛盾。

柳青的问题，主要是他按流行的观念来把握一种时代精神，并认定其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据此着力塑造了代表这种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梁生宝，而对梁三老汉和支部书记郭振山所代表的个人发家致富的路线进行了批判。但历史已经告诉人们，梁生宝所选择的道路虽然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也代表了共和国创立初期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但从根本上说，梁生宝的道路难以按他当时所受教育给出的历史逻辑那样继续下去。这就是说，大跃进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失败是必然性，这使柳青不可能按他原来的设想写出《创业史》的后面几部，写出梁生宝在“大跃进”式的共产主义道路上成长为一个更了不起的时代英雄。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联系柳青《创业史》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缺陷，显然可以深化一种认识，即文学创作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实践的重大影响，但对作家来说，又必须对历史发展方向有独立的判断。具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多强，对于创作能不能达到更高的思想艺术水平是至关重要的。换一种说法，这是作家在创作中能不能拥有超越时代局限性的道德的、审美的追求，能不能基于自己生命感受和内在的道德律令而对人的应有生存方式保持一种热情的追求？这触及了文学创作的审美独立性问题，也即审美创造的规律性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涉给文学造成了严重伤害，但后来对此的反思又一度导致了出现另一种倾向，即全面否定政治对文学客观上存在的重大影响。茅盾被排除出经典作家之列，研究左翼文学而回避丁玲、萧红等作家的创作成就，或者把丁玲、萧红等作家与左翼文学切割开来，主要针对左翼文学的概念化缺陷，而回避丁玲、萧红原本就是左翼作家。如此选择性的总结经验，表明我们在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按之中外文学史，不难发现，凡是真正伟大的作家，大多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如巴尔扎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托尔斯泰坚守人道主义的情怀，写出了他所爱的俄罗斯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无不具有特定的政治内容。人类生存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政治对人的生存的重大影响，作为反映人类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自然难以跟政治完全切割开来。关键要看是什么样的政治，更要看政治以什么样的形式介入文学创作。萧红和丁玲作为左翼作家，她们创作上的成功就在于尊崇内心的判断，在生命感受的基础上表现政治对社会和人生的重大影响。总体上看，她们的创作是忠实于内心的，忠实于生命的感受，但作为社会的人，她们的内心和生命感受中又自然融入了政治的倾向，比如她们对于旧时代的仇恨，对于新生活的向往。这是一种宽泛的政治诉求，是基于人生的追求而自然具备的政治属性，而不是僵化的政治教条。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重读丁玲、萧红，显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从而更自觉把握好创作的规律，写出成功的、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文学受政治的干预，还有另一种形式：一些执着于艺术理想的经典，在历史的长河中受到了政治的批判。比如一些自由派作家的创作，像徐志摩的诗、沈从文的小说，表现人性的美丽和人生的丰富形式，由于其不切合左翼政治对文学的要求而受到批评，有的长期被埋没起来，即使提及，也是作为反面典型而加以否定。批判，是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社会历史现象，为文学经典增添了文本外的意义。我们今天来研究它们，不是简单地“拨乱反正”，而是可以把它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历史现象来研究，研究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探讨否定性意见背后的思想逻辑和价值标准，深入审美观念及创作原理层面，探讨创作和批评的一些规律，甚至可以从这种批判现象入手来考察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个人关系纠缠，探视特定群体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或者把作为历史现象的否定性评价与这些批评者后来的态度加以对照，来反思时代如何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而这种转变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灵矛盾和痛苦挣扎。

四 结语

文学经典的重读，实质是基于审美的经验而对于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的研究，是对于经典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社会历史现象的反思。换言之，它是透过历史的空间来反观那些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的文学作品，思考它们经典化过程中的是是非非。既是对经典的发掘，也是对经典化历史本身的反思。这种反思，涉及了与文学审美活动有联系，但又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审美活动的社会的、历史的领域，显然宜于采用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从而把文学的审美活动置于更为开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从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广泛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中来思考文学的问题，思考与文学的经典化相关但又更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思想语境和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问题。文学社会学之所以是一个有效的理论工具和观察视角，原因就是文学经典的形成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历史的现象，涉及了文学创作和审美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因素。

当然，必须强调，文学社会学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学的审美经验；同时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必须具备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广泛知识和自觉的眼光——这不仅仅是指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社会的、历史的现象有相当深入全面的了解。不注意这两点，就可能会犯历史上庸俗化的文学社会学曾经犯过的错误。

注释

[1]指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中，中共中央为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在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引用了鲁迅的话作为论据，强调的是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这引起了苏联主流汉学家的注意。苏共当时正在实施和平共处战略，它反击中共的方法，是把鲁迅与毛泽东区分开来，不再把鲁迅视为毛泽东的思想盟友。苏联学者这时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上去肯定鲁迅，而是肯定鲁迅早期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强调鲁迅与民族主义的格格不入。很明显，此时的鲁迅成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2]郁达夫说，“五四”的一大发现，是人的发现。从前的人只知道为皇上而活着，为父母而活着。五四新文化以后，人们才明白人首先是为自己活着。